新世纪的新一代范文1
关键词：太古代，元古代，隐生宙，灵近纪，人新世
中图分类号：P53;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1-0042-03
Discussion on the Terms of Geological Age
PAN Yuntang
Abstract：The author put forward some views on the terms of geological chronology. For “Archaeozoic” and “Proterozoic”, they should be upgraded to Ion (Ionothem) and be juxtaposed with that the “Phanerozoic” and the “Proterozoic”, and still belonge to the Cryptozoon Ion (lionothem). As to the Paeaeogen and the Neogen, they should be translated respectively to “Gu jin ji”and “Xing jin ji”, and the “Anthropocene” must be translated to “Ren jin ji” or “Ling jin ji”, but not “Ren nei ji”or “Ling sheng ji”. Because the terms of epochs within the Cenozoic have been totally provided with the suffix “cene”(新), the “Anthropocene” must not be translated to “Ren lei shi”, but to “Ren xing shi”.
Keywords: Archaozoic Ion, Proterozoic Ion, Cryptozoon Ion,Anthropogen, Anthropocene
经典地质学时期，整个地球历史年代（地质年代）分为五个代（Era）：太古代（Archaeozoic Era）、元古代（Proterozoic Era ）、古生代（Palaeozoic Era）、中生代（Mesozoic Era）、新生代（Cenozoic Era）。zoic本意指动物，在这里又泛指生物，这五个代的后缀都是zoic。 Archaeo和Palaeo这两个前缀都是“古”，不能把第一个和第三个都译为“古生代”，考虑到第一个代是最古老的（从地球开始的前20亿多年），所以译为“太古”，省略后面的“生”字。“Protero”这一前缀意为“原始的”，有少数人曾译为“原生代”，又考虑到前面已有“太古代”，所以译为“元古代”。近来，又增加了比“代”更高的年代等级――宙（Eon）。按照生物的演化发达的明显程度，分为“隐生宙”（Cryptozoic Eon）和“显生宙”（Phanerozoic Eon），前者包括“太古代”和“元古代”，后者包括“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这在逻辑上是很清楚的。
1977年，国际地层委员会前寒武纪地层分会第四次会议，将前寒武纪划分为太古宙和元古宙，取消“隐生宙”，将太古代和元古代都提升为“宙”，与显生宙并列，究其原因，也许是他们认为“显生宙”时间太短，三个代加起来才大约5.4亿年，只占地球整个年龄（46亿年）的十分之一多一点儿，而隐生宙两个代加起来大约40.6亿年， 占地球年龄差不多十分之九。窃以为这种做法欠妥，地质年代划分应当从逻辑上来考虑，不能只看年代时间长短。
五个代中，前四个代不仅后缀是意译，前缀也是意译，唯独“新生代”的前缀是音义双译，“cen”或“ceno”都来自希腊语“kain”或“kaino”，意义是“新”“现在”，而在英语里“cen”的发音与汉语的“新”很相近，所以译为“新生代”，其前缀就有音义双译的效果。音义双译是不容易遇到的，然而它却可以为将来民族语言的融合起到先锋作用。新生代原先包括“第三纪”（Tertiary Period）和“第四纪”（Quaternary Period），“纪”以下是“世”。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C.Lyell）把第三纪划分为Eocene Epoch（始新世）、Miocene Epoch（中新世）和Pliocene Epoch（上新世）三个世，后来有人在始新世之前加上了Palaeocene Epoch（古新世），在始新世和中新世之间加上了Oligocene（渐新世），第四纪被分为Pleistocene Epoch（更新世）和Holocene Epoch（全新世）。新生代总共包括7个世。
在这里，又可以看出，新生代“世”这一级术语与古生代、中生代不同。后两者“世”都没有专名，只是在“纪”的名称之前加上“早”“中”“晚”三个形容词，如“寒武纪”分为“早寒武世”“中寒武世”“晚寒武世”，“三叠纪”分为“早三叠世”“中三叠世”“晚三叠世”。也有的纪是二分，如“二叠纪”分为“早二叠世”“晚二叠世”，“白垩纪”分为“早白垩世”“晚白垩世”。相反，新生代的“世”都有专名，例如“第四纪”并不分为“早第四世”和“晚第四世”。而且，新生代每个“世”都有后缀“新”（cene），这刚好和“新生代”的前缀（ceno）是同源的，所以也有音义双译的效果，都指“较新的年代”，“新”又与“cene”谐音。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把第三纪分成了两部分，分别叫“Palaeogene Period”（包括Palaeocene，Eocene，Olgocene）和“Neogene Period”（包括Miocene和Pliocene）。最早分别译为“老第三纪”和“新第三纪”，以后地层规范又改为“早第三纪”和“晚第三纪”，现在想起来，是很不妥的：第一，Palaeogene和Neogene这两个术语并无“Tertiary”这个字根；第二，如上所述，古生代和中生代纪的专名加上“早”“晚”就成了世，不能还叫“纪”（相应地，在地层名称上叫“下第三系”“上第三系”，也非常别扭，理由同上）。
近些年已把“Palaeogene Period”和“Neogene Period”分别译为“古近纪”和“新近纪”就很好，解决了上述矛盾。而且，把“gene”这个后缀译为“近”也有音义双译的效果，“gene”在英语中发音与汉语的“近”字谐音，“gene”的意义为“产生”，也可理解为“新近产生”。
后来，有人把第四纪称为人类的时代，取名“Anthropogene Period”，曾译为“人类纪”或“灵生纪”（“Anthrop”这一前缀的意思是“人”），也不妥当，应保持与上述的后缀一致，译为“人近纪”或“灵近纪”，也就是“出现人的近代时期”。
新世纪的新一代范文2
时间老人迈着舒缓矫健的脚步，悄悄走近21世纪；岁月的钟声即将叩响新世纪的大门。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满怀憧憬。
21世纪，将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19世纪的耻辱，20世纪的硝烟，随着岁月的流逝将成为历史，铭刻在每个中国人心灵的深处。曾几何时，强盗以大炮推行屈辱，中华大地遍地狰狞。曾几何时，正义以血肉捍卫尊严，中国人民起来了，揭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21世纪，我们将一往如前，伴着改革的深化，伴着发展的步伐，我们将用双手用双肩，用无以伦比的刚强和毅力，在中华大地上衍生出勃勃绿意，收获出令世人惊叹的累累硕果，中华民族这头雄狮将吼响世界，奏响时代的最强音。
21世纪，是激烈竞争的时代。有竞争才有进步，有进步才能发展。伴随着全球竞争意识的增强，竞争将成为新世纪的主旋律。竞争将会带来更多的生机，更多的活力。竞争是社会的大势，是文明的进化。在竞争中，中国将会带着雄风锐气，社会主义伟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在竞争中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也将会在竞争中不断成熟壮大，腾飞到一个新的高度。
21世纪，有收获也有播种。收获累累硕果，播种明天的希望。21世纪，是充满希望的时代21世纪是未来，也是现在；21世纪，机遇和挑战同在；21世纪，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的舞台。
21世纪，历史的新起点。展望共和国的明天，我们有自豪感，更有责任感。让我们畅想明天的同时，唱响今天，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浇灌出无愧于时代的风景，迎接21世纪的到来。
新世纪的新一代范文3
一个多月以来，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发起的"新世纪江苏人新形象"大讨论，在我省大江南北轰轰烈烈地展开，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和巨大的共鸣。应该说，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紧扣新世纪我省实现"富民强省，全面建设富裕的小康社会"的背景，探讨新世纪江苏人应当具有的思想理念、精神风貌、道德追求、行为举止，这是一个对江苏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创造性的至关重要的举措。江苏以什么样的面貌走在新世纪，取决于新世纪江苏人具有什么样的面貌。占江苏人口一半的江苏妇女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参与这场大讨论。因此，今天我们围绕"新世纪江苏妇女新形象"进行专题讨论，我觉得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妇女发展的程度历来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天然尺度，妇女的社会群体形象集中体现着社会道德风范和主流价值取向。每一个时代都有反映自己时代特征的女性形象。探讨江苏妇女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形象面对新世纪赋予的新使命，是"新世纪江苏人新形象"大讨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世纪江苏妇女形象理所当然的拥有新时期江苏人所具有的开拓创新、进取向上等共性特征。在今天这个专题座谈讨论会上，我想侧重从妇联这样一个以性别为特征的妇女团体角度，从女性自身的角度谈一谈个人对江苏妇女新形象的一些思考。
江苏特有的地理、人文背景，孕育出了江苏妇女特有的女性特质，这就是在具有中国女性共有的优良品质的同时，还具南方女子特有的秀外慧中、心灵手巧、柔美优雅、感情细腻、善解人意等品格。近代工业的发展，新文化运动兴起，沿海沿江的区域优势，使江苏妇女较早地接受了近代文明的熏陶，妇女解放发展领世风之先，江苏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妇女的智慧与奉献。如江苏的重要支柱产业纺织、闻名遐迩苏绣，世代留芳的江南雅韵等无不反映出妇女的卓越才情。改革开放20年来，江苏妇女善于把握机遇，迎难而上，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大潮，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奉献智慧、尽展才华、创造了新的业绩，展现了新的风采，涌现出许许多多优秀女性群体。如江苏拥有的几个女性第一：全国第一任女省长顾秀莲、有世界上第一个登上南极科学探险的金庆民、有国内第一个获得电子女博士学位的韦钰、有创造女性潜海之最的王颖、……这些巾帼群英以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成功的事业展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江苏妇女光彩照人的时代形象.
对于妇女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有过一句著名的论断，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新世纪是人类社会更文明、更进步、更现代、更快速发展的世纪。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畅想、新的期盼、新的机遇，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目标、新的要求、新的挑战，如何适应新世纪、实现新跨越、创造新生活、再塑新形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课题，新世纪江苏妇女形象应该很丰富、很多彩，最主要的应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质：
一、自信自强。自知者明，自信者强。自信是对自我的认识和肯定，是对自身价值和能力的积极评估。自信是女性走向成功的精神力量。新的世纪充满挑战，充满竞争，充满活力。广大妇女只有充满自信，确立精神优势，信心百倍地把握自己，永不懈怠，永不迷失，才能充分在社会舞台上展示风采。自信就是克服自卑自弱依附心理，相信女性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潜能，同样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并且知识经济的到来，使男女之间在体力上的差别意义越来越弱，在智力上男女两性总体上是平等的，而女性在掌握软性管理的能力和创新方面的优势，使女性在新兴领域里有着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可以说，女性是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大受益者。当我们面临知识、技能、下岗、择业、婚姻、家庭等很多来自社会家庭的、内在外在的、有形无形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时，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社会，挑战自我、挑战人生，不为暂时的困难而吓倒，不为一时的挫折所屈服，坚定沉着，脚踏实地，积极进取，追求自身的价值，追求成功，追求卓越，勇于做生活的强者、时代的强者。
二、聪慧好学。有知识、有智慧的女性才会有实力、有符合时代节拍的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能将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科学技术日益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渗透，知识的力量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可以说，知识已成为当代女性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最重要条件，知识化是女性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妇女如何用敏慧的心智、敏锐的眼光找准自己的位置，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这都要求我们不断学习，吸纳新知识，树立新观念，掌握新技能，增添新智慧。妇女应当弘扬善于学习、崇尚知识的优良传统，将学习作为一种责无傍贷的责任，一种崇高的境界，一种完善自我的攀梯去追求、去倡导。树立终身学习的新理念，不断提升个人修养、知识素养的品位，扬弃传统文明，融入人类先进文化的发展潮流，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随时准备逆风飞扬。
三、热爱生活。女性是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妇女是家庭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热爱家庭、热爱生活是女性的本能和天性。新世纪会给女性的生活带来全新的改变。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现代文明的渗透，家庭生活将更文明、更健康、更科学。妇女应在建立科学文明生活方式、弘扬家庭美德，营造更加民主和谐、温馨的家庭人际关系，优化家庭教育环境、教育孩子健康成长等方面将作出更大的建树，成为创造美好新生活的重要力量，更多的女性能做到事业家庭两不误，生活工作都完美。同时现代社会更强调的合作、协调精神使女性宽融善良，对他人、对社会的友情、关爱也会得到更好地、更加完美的统一与体现。
新世纪的新一代范文4
自京返宁之后，结合我提交大会的论文《“宏大叙事”何以遭遇风险》和10月11日的大会发言，对相关命题进行了一番清理和反思，进而认为，“新世纪中华乐派”和“走出西方”这两个“宏大叙事”之所以遭到众多诘难，乃是因为其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理论阐述暧昧不清，历史和现实认知存在不少偏颇。因此，相关倡议者理应虚怀若谷，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择善而从，廓清学理，理顺逻辑，修正历史和现实认知的种种偏颇，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结构，以使“新世纪中华乐派”获得科学精神的坚实支持。
“乐派”界定，创作为主
我不赞成将“新世纪中华乐派”概念泛化为“新世纪中华音乐的整体走向”。其理由在我提交大会的论文中已经阐明，此不赘述。但我更不赞成那种认为举凡华人作曲家写的作品都符合“新世纪中华乐派”理念的主张。因为这就使得“新世纪中华乐派”失去其内在的规定性，模糊了自身区别于他事物的起码边界，因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实际必要。
在我的理解中，“新世纪中华乐派”是指在新世纪这一新的时代条件下，一批抱有振兴中华民族新音乐事业雄心壮志、具有共同美学理想和价值取向、以作曲家及其作品为主要标志的华人音乐家群体。旁人有权不认同他们的理念，但必须尊重其美学追求和创作成果。然而倡议者执意要把它泛化为“新世纪中华音乐整体走向”，那就成了与每个华人音乐家休戚相关的百年大计，人人都有权表示自己或赞成、或反对、或质疑的态度。
即便从“新世纪中华音乐的整体走向”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新世纪中华乐派”，也不能否认音乐创作在其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征诸古往今来的音乐史，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音乐整体走向之健康繁荣，从来没有哪个“乐派”之崛起于世界乐坛，不是以音乐创作和音乐作品为其龙头和核心的。试想，如果没有独具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并得到听众广泛认可的音乐作品的巨量产生，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的发达兴旺，即便不是空中楼阁，也变得颇为可疑――因为它们一旦失去了音乐创作和作品这个存在的基础和衡量的标准，其自身价值必然难以完整体现，一部音乐史也就成了跛足、残缺的历史记录。
深思熟虑，完善“提纲”
参加这次“论坛”的重要收获之一，是看到了金湘教授向大会提交的“提纲”最新修改稿。我高兴地看到，这个“提纲”将“全面地继承、发展传统”与“批判地学习、借鉴西方”作为“新世纪中华乐派”的两个立足点，在谈到“新世纪中华乐派”的美学特征时强调“泼墨加色浓正好，空虚散含离均宜”，其持论比《四人谈》《走出西方》两文以及“匠哲雅集”讨论中相关论述更趋全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某些忧虑。
但这个“提纲”还停留在真正意义上的提纲阶段――只有骨架而无血肉，其中所论多是列出论域而无具体观点，即便提出论点也未作任何论证。因此，我们从这个提纲中还看不出“新世纪中华乐派”的鲜活面貌。
鉴于这个“提纲”对于“新世纪中华乐派”具有纲领性质，因此建议：
1.将“提纲”相关各点逐条细化，使之成为有较完备理论形态和准确文字表述的纲领性文件。
2.由于这个“提纲”的特殊重要性，它应当成为“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个倡议者深思熟虑的理论共识和一致主张，因此希望倡议者内部要充分讨论，深入研究和分析，成稿后要反复修改，然后再公开发表。
我以为，我们只有以这个纲领性文件为基础对“新世纪中华乐派”展开讨论，才能使这样的讨论具有针对性、具体性和明确性，才能有效避免目前双方已然严重存在的层面错位和话语隔绝之类“三岔口”现象，提高效率，减少因误读而导致的误伤。
三个传统，缺一不可
在新世纪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必定要面临三个传统，这就是中国古代音乐及民间音乐传统，西方专业音乐传统，百年来中国新音乐传统。
对待这三个传统，都要有历史眼光和科学分析态度，切忌不做具体分析而迷恋于那种概而言之、大而化之、一言以蔽之式的“宏大叙事”，否则，一不小心就有掉入某些时髦理论设下的迷局和陷阱，从而把“新世纪中华乐派”理论和实践引入歧途的危险。通过一个时期与倡议者的接触与沟通，发觉这种危险渐渐由潜在状态日益上升为现实态势，并严重消解其持论倾向及具体阐述中的科学精神。
说西方专业音乐传统一切皆好，一片光明，当然不对；事实证明，20世纪西方音乐问题多多，困惑多多，与听众的关系越来越远，阿多诺发出的关于“浮瓶信息”的警告至今依然在西方上空回响。但把西方音乐、特别是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描绘成一团漆黑，断言它已经走进死胡同，也未必可取。这不仅是因为西方专业音乐代表着近三百年来人类音乐艺术创造的最辉煌的成果，同时也因为近百年来针对西方的类似预言常常很不灵验。何况，西方音乐家并不都是，要相信他们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绝大多数中国音乐家都不是“假洋鬼子”，要相信他们对西方音乐具有同样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能力。
把中国传统文化“妖魔化”，认为都是落后愚昧的东西，当然不对；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创造的七千年文明同样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值得骄傲的篇章之一。但也不要把它“天使化”了，不要认为它到处祥光普照而没有任何愚昧落后的成分；至于认定传统文化常常“不利于”专制统治，则更加离谱。试问：“皇权神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是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究竟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专制统治？不分青红皂白地颂扬传统文化，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传统文化一样，都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模式，对“新世纪中华乐派”的理论与实践相当有害。
百年来我国新音乐这个传统不能忽视。它的直接结果是诞生了中西杂交文化。纵观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理论、教育和表演，都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华夏纯种，而是中西结合的“混血儿”。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是否喜欢，在座的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同时流淌着这个杂交文化的血液。要知道，20世纪中国新音乐，包括萧友梅等人的“新音乐”和共产党人的“新音乐运动”，以及此后数十年的专业音乐实践，尽管道路十分曲折，处理中西关系各种主张之间的冲撞时有发生，但总体走向依然是中西结合，而且其成就之巨大，影响之深远，使音乐艺术对社会变革的参与度如此之深、与广大人民群众关系如此之近，为中国数千年音乐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比拟。当然，对百年来新音乐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的诸多弊端和失误，既不可一概否认，也不能无限夸大，其中的科学精神断不可少。要小心地把成就与失误、经验与教训剥离开来，否则就容易丢弃了那些可宝贵的东西。例如，把现行音乐教育体制当作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对立面，认为这个制度只注重“西方标准”和“西方眼光”，从这棵树上很难开出“新世纪中华乐派”之花，就把问题看简单、说绝对了。实际上，无论是被赵宋光称为“中华乐派嫡亲传人”的金湘及其《诗经五首》，还是冼星海、贺绿汀、江文也、谭小麟、丁善德、朱践耳、吴祖强、何占豪和陈钢、新时期的“新潮”作曲家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都是从这个体制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我们当然不能从这个现象中得出现行教育体制十全十美无需改革的结论，但也不能把它当作对立面来对待。
我以为，上述这三个传统就是“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提出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是我们出发的前进基地。“新世纪中华乐派”只能从这个基地上腾飞，离开其中某个传统而突出其中某个传统，在理论上偏颇，在实践中有害，腾飞的梦想就不能实现。
三个“继承并超越”，同时并提
我不赞成“走出西方”的提法，因为它太简单，极易引起误解。《四人谈》中引入“走出西方”这个提法并使之成为“新世纪中华乐派”理论支点之一，但把“西方标准”和“西方眼光”置于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对立面位置，必然招致非议，所谓“乌托邦”之说便因此而起。后来仔细拜读谢嘉幸教授《走出西方》一文，原想通过此文释疑解惑，却因其科学精神匮乏、文中包含太多的偏激之词和片面之论而益增疑惑。
在“匠哲雅集”讨论中，“新世纪中华乐派”三个倡议者从“走得进，出得来”这个角度来诠释“走出西方”，听来倒也可通；但即便如此，需要“走得进，出得来”的，却绝不止于西方音乐――对于中国古代和民间音乐传统以及百年来的新音乐传统，难道就不需要“走得进，出得来”么？不然，“新世纪中华乐派”在新世纪的新特点，便无从体现。
将原本并提的三个“走出”而唯独只提“走出西方”，对于严谨学者来说，这类本不该出现的疏忽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四人谈》中，其持论倾向就不能不令人生疑。
鉴于“走出西方”这个提法的固有局限，有学者曾在“匠哲雅集”讨论中建议以“超越西方”来取代“走出西方”。在本次“论坛”上，高为杰教授不赞成“超越”提法，对此我也略有同感。不过，如果从哲学层面而不是从物理学层面去理解这个概念，我看它的局限性还是比“走出”少得多。因此我主张在更妥当的概念出现以取代“走出”之前，不妨暂以“超越”这个概念来表述。
更重要的是，在专业音乐领域必须将“继承”与“超越”并提――“继承”是“超越”的基础，“超越”是“继承”的目标；既然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是三个传统，那么“新世纪中华乐派”对待它们的态度理应是三个“继承并超越”同时并提，即：
“继承并超越西方专业音乐传统”，以创造不同于洋人的新世纪中华音乐；
“继承并超越中国古代及民间音乐传统”，以创造不同于古人的新世纪中华音乐；
“继承并超越百年来的我国新音乐传统”，以创造不同于前人的新世纪中华音乐。
“新世纪中华乐派”要体现出自身不同于洋人、古人和前人的新的性质和特点，就必须将三个“继承并超越”同时把它当作自身的一面旗帜明确地亮出来。有意无意地遗漏掉其中任何一个“继承并超越”，就必然使我们的理论坐标和感性目光发生偏斜，甚至有可能导致与“新世纪中华乐派”预定目标南辕北辙的结果。
“宏大叙事”，脚踏实地
“新世纪中华乐派”这个“宏大叙事”，不仅需要振兴中华的良好愿望、登高一呼的雄心壮志、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和严谨科学的理性目光，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说到底，“新世纪中华乐派”在当前阶段虽是一个理论命题，长远看来则是实践命题，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实践过程。无论人们把创作、表演、理论、教育这四者怎样排序，都需要作曲家、表演家、理论家和教育家在各自岗位上踏踏实实地从事创造性的实践和探索，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在“新世纪中华乐派”共同纲领指导下杰出作品、优秀论著、表演大师、高质量教育成果的成批涌现。
在“新世纪中华乐派”提出之初，我赞同应以理论为先导的建设思路。四位倡议者中有三位都是国内知名的理论家，这也为这个“乐派”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理论保障。然而他们近三年来对于“新世纪中华乐派”相关理论命题的研究和阐发仍在《四人谈》水平上原地打转，未有明显进展――该廓清的未廓清，该深化的未深化，该展开的未展开，该细化的未细化；特别是《四人谈》公开发表前，在四个作者中居然有人没有读过此文，真令人大惑不解。“文章千古事”这句话尽人皆知，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尤其对“新世纪中华乐派”这类关系到全球华人音乐家今后一百年整体走向的“宏大叙事”，不仅需要历史使命感，也需要一丝不苟的责任心和科学严谨的求实精神，需要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四人谈》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和斟酌，而不能用如此轻率的态度对待如此重大的命题。
但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最根本的要务还是在创作。目前，四个倡议者中只有一位作曲家，力量稍嫌单薄，希望通过一个时期的实践能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作曲家加入；鉴于“新世纪中华乐派”是个百年大计，因此更要把吸引的目光投向中青年作曲家。作曲家主要是通过作品说话，用作品来宣示其美学理想和风格追求，展示其才华与个性。因此“新世纪中华乐派”要在音乐创作上狠下功夫，在新世纪头二十年拿出两三部、四五部足以验证“新世纪中华乐派”确实已超越了古人、洋人和前人的杰出作品，才有感召力和说服力，才能令我们这些质疑者心悦诚服地闭上嘴巴并由衷地向“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实践者和实干家们献上我们的掌声和鲜花。否则，即便理论家把“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哲学基础、美学特征、传统渊源、技术构成之类说得天衣无缝而又奇妙无比，却拿不出几部杰出作品来证实它的无比奇妙，鲜艳的理论之花开不出同样鲜艳的创作之果，总是一件颇为尴尬而苦涩的事情。
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同样需要表演家和教育家的共同努力。限于篇幅，且把这个论题留待今后再作专题讨论。
总之我以为，“新世纪中华乐派”这个“宏大叙事”的提出，其振兴中华音乐的真诚与热情令人感佩；但正因为其叙事之宏大、目标之高远，四位倡议者此前所作的理论思考和阐述仍不够扎实、不够深入、不够细致、不够全面，因此，同行间的切磋、商讨和争论才成为必要。诚如金湘教授在“匠哲雅集”中所说，任何新生事物，在一开始都是弱小的。余深然其说。然而新生事物也必然是生命力强大的事物，它并不害怕来自各方的质疑和诘难，反而将所有质疑和诘难当作自身腾飞的助推器，在其中不断完善和壮大自己；而且任何可称为新生事物的事物必然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也必然以科学精神为支撑。因此，衷心希望“新世纪中华乐派”在科学精神指引下，在21世纪中华乐坛上竖起一面令人仰望的大旗。
参考文献
1.赵宋光《举起中华乐派的大旗――致金湘》，《人民音乐》2003年第3期。
2.赵宋光、金湘、乔建中、谢嘉幸《“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人民音乐》2003年第8期。
3.李岩《“新世纪中华乐派”大家谈》，《天籁》2003年第4期。
4.朱践耳《致金湘》，《人民音乐》2004年第1期。
5.储望华《读〈“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之杂感》，《人民音乐》2004年第2期。
6.居其宏《新世纪创作思潮的激情碰撞》，《人民音乐》2005年第5期。
7.赵宋光《邦境邦语五十冬》，《黄钟》2006年第1期。
8.李岩《走出西方？超越西方！》，《音乐与表演》2006年第4期。
新世纪的新一代范文5
淑女是18世纪的概念。当代男人如果被称为绅士,就显得落伍,但当代女人如果被称为淑女,依然是一种荣誉。尽管世界的变化主要是女人的变化,但不同的男人永远喜欢同样的女人――淑女。
18世纪的淑女做刺绣,不小心针尖戳破手指,沁出第一滴血,立刻娇喊一声昏过去。因为18世纪的少女缺少户外运动,普遍贫血和神经衰弱。当代淑女不仅不做刺绣,而且有足够时间参加户外运动。她们愤怒之时,大喊“气得昏过去”,其实丝毫没有倒下的意思。这使随时准备勇救美人的男子汉们,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
18世纪的淑女为丈夫点香读书,当代淑女要男人替她点烟;18世纪的淑女在客厅沙发上抱一只波斯猫,当代淑女在街头散步时牵一条狮子狗;18世纪的淑女拿长柄手眼镜,当代淑女戴隐形眼镜;18世纪的淑女在后花园拜月许愿,当代淑女在大街上追星发烧;18世纪的淑女坐时双腿并拢,当代淑女坐时双腿分开。
18世纪的淑女戴一枚戒指,当代淑女戴三枚以上戒指,外加手链脚链齐全,像解放了的女奴;18世纪的淑女把金锁片或护身符戴在内衣里面,当代淑女把项链挂在T恤外面。
18世纪的淑女穿曳地长裙,当代淑女穿超短裙;18世纪的淑女反叛者尽管穿长裤,但纽扣在右腰。当代的淑女反叛者穿工装裤,有与男裤完全一样的拉链;18世纪的淑女喜欢知识丰富温文尔雅的老派男人,当代淑女与书呆子不共戴天。
新老绅士
世界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但归根结底是男人的,尤其属于成功的男人。成功的男人,过去被称为“绅士”,现在被称为“成功人士”,但“成功人士”与“绅士”不是一个概念。为了方便,把炒股票者、炒地皮者、偷税漏税者、受贿贪污者,甚至拾荒者和乞讨者,无论何种行当,只要发了财,一律称为“新派绅士”,以便与老派绅士比较。
老派绅士穿浆过硬领的衬衫,系领带,带手帕。新派绅士不穿衬衫,不系领带,不带手帕;老派绅士穿系鞋带的皮鞋,新派绅士穿不系鞋带的皮鞋;老派绅士的衣服,一定向名裁缝定做,你能看出做工,但看不出品牌。新派绅士的衣服,一定去专卖店购买,你能看见商标,但看不出是否冒牌。
老派绅士弹钢琴,下围棋,打桥牌。新派绅士洗桑拿,搓麻将,唱卡拉OK;老派绅士穿礼服听音乐会,新派绅士穿时装打保龄球;老派绅士咳嗽时用手帕捂着嘴,新派绅士打喷嚏时对着酒席。
新世纪的新一代范文6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翻译；哲学演变
笔者在阅读现代西方哲学及其相关著作时发现，“现代西方哲学”的名称英译内涵丰富，不能仅凭字面理解，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做认真探究之后方能有正确的结论。“哲学”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philosophy”。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的对应英译为“modern western”，从翻译学的视角看，按照直译原则肯定是没有问题。问题是译成“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国内读者的理解会明白无误，但如果同国外的同行或学者进行交流，他们是否会首肯或赞许呢？这里就直接涉及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及时间概念的划分问题。
实际上，西方人所指的modern philosophy 并不等于国内普遍所说的“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 这一类课程的内容涉及的是17至19世纪的哲学，[1]相当于国内表述的西方近代哲学。英语中找不到与“近代”相对应的词，early modern（现代前期）这一词组接近汉语中“近代”含义。我国所说的“现代”大约与英语中“later modern”（现代后期）相近。但是西方学者们不大用“现代后期哲学”这一说法，而更倾向于采用“contemporary philosophy”（当代哲学）作为学科名称。而contemporary philosophy涵盖的内容都是关于20世纪的哲学。这在外国人是很自然的事。英语“contemporary”的原义为“同时代的，当代的”。当代哲学涉及到生活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哲学家的学术成果。当代哲学即20-21世纪哲学。然而这种时间概念却难以让中国人接受。我们所说的“当代”只是指20世纪的后半叶，“现代”大约指20世纪的全部。“现代”这一时间概念在有的学科里比20世纪稍长一些，在有的学科里稍短一些。
一、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所研究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时间跨度比20世纪长。把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应该说是严复（1845-1921）翻译的《天演论》等，其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哲学观念，可以说，他是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2]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科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2]第一个时期，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是西方哲学学科研究在中国的创立期，也是中国人对于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起步期。传播者多为社会变革的政治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与蔡元培等。“哲学”这个新名词于1920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出现。1914年北京大学将1911年成立的“理学门”更名为“哲学门”。1917年正式改名为“哲学系”。到1919年，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还成立了哲学研究所。第二个时期，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即“后五四”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至70年代末，这是西方哲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在中国的曲折时期。第四个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是对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一个再发展并走向全面繁荣时期。现在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开始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即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是其中最长的一段，但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全部。现代西方哲学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总称。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对中国的现实思潮影响巨大，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演变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居于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但是，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提出了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认为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而其内部矛盾乃是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流派。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变革：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向语言的转向、对境域的关注等，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哲学思维。这种变化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具有了很强的向其他学科渗透、与之交叉的能力以及建立新的次级学科的能力，比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和文学艺术实践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由于思想方式的转变，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深入对话的可能。
三、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发展阶段
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17～18世纪的理性论和经验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等，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发生了重大影响。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讨论和研究的重点。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3]
1.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
这个时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晚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许多流派，如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它们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时期，西方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新实在论形成于20世纪初，它在奥地利以f.布伦塔诺（1838～1917）、a.迈农为代表，在英国以g.e.摩尔、罗素、a.n.怀特海、s.亚历山大等人为代表，在美国则以r.b.佩里、w.p.蒙塔古等人为代表。此外，以g.桑塔雅那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以r.w.塞拉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在20世纪前40年内相继流行于美国。但这一时期在美国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哲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主要代表是c.s.皮尔士、w.詹姆斯和j.杜威以及英国的f.c.s.席勒。实用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把经验当作世界的基础，强调行动和效果，反对真理的符合论。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个时期，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个支派，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
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四、结论
对于中西方学者来说，“当代”或“20世纪”、“21世纪”都只是时间性概念，“现代”则是一个表示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性概念，它与“传统”相对应。那么，如何确立“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而涉及到文化和思想史的发展分期。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7世纪，因此，他们把17世纪以来的哲学当作现代哲学。而中国人对这种“现代”概念似乎难以接受。中国学者的理解是，17世纪至19世纪前期的哲学（即我们所指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新的传统。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哲学，既与17世纪以前的老传统又与17世纪以后新的哲学传统相分别的哲学。[4]
在《西方哲学简史》一书中，西方哲学的发展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巅峰，黑格尔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而全面的哲学体系，包括了哲学史上全部范畴和大部分重要哲学命题，来解释思想、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然而，这一庞大体系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便崩溃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标志着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之后，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现代哲学阶段。“现代西方哲学”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它指的是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因此“西方现代哲学”的中文含义既不能被翻译成modernwestern philosophy，又不能译为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或20th century western philosophy，分析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形应译成western philosophy after hegel（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2]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