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论文范文1
在民主目标的探索上，中国人民始终在摸索真正的适应中国发展的民主政治。三年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真正建立起来，之后，作了政治制度方面的努力探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的道路上作了很有创造性的探索。中国民主政治既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也不模仿前苏联的一党制，而是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的友好真诚合作的模式，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保障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方面，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和繁荣，对待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独立处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自治权利。富强、民主是我们国家建国后核心价值追求，在探索中取得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成果，思想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政治、经济两大主要方面辩证地阐述了十大关系。其中基本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探索中国民主发展道路上，思想的根本点就是在人民内部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56年，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得到新的团结。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指出了民主和集中、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心情舒畅要达到有机统一。可以这样说，没有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富强、民主、文明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后确定的主题也不会那么明确和坚定。
二、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核心价值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
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强国之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正反思考得出的结论，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社会主义从历史的发展的规律来看，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一）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正反思考提出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建国以后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阶段，如何创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着手思考。“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思考社会主义制度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是否优越资本主义关键要看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和社会民主发展程度。在1978年，邓小平就是从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制度要体现更加优越的一面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主要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突出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转折点，成为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个新的起点。从中国改革开放后要走的道路思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明确和坚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华民族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再结合创造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条伟大的道路，这条道路最终就是要把正在苏醒的中国引向一个富裕强大、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观点。他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建设中就是一个统一体。这个文明落实到每一位中国公民的身上就是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手段思考。实现国家富强、民主必须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决定走改革开放之路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经历二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其高度集中体现。邓小平理论是这一文明成果的高度凝结，核心思想就是中国要走改革开放之路，在坚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勇敢探索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平等、法治及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的实践途径。
（二）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思考探索核心价值的理论创新
在探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进程中，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的竞争环境，中国共产党要不断改善党、发展党，具有探索核心价值的理论创新的水平和能力。在新中国成立时说过：“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课题，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智慧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来源于社会。正是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环境和国内形势需要中国共产党要具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创建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需要具有适应时代的创新思想、创新水平、创新能力。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就在于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和品质，近代中国逐渐衰落以致沦陷为西方殖民地，也在于封建统治者沉湎于泱泱大国之梦，不思进取。新的时代呼唤着中国共产党需要有个崭新的面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展现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更加清晰地表达了追求核心价值的内容。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位一体”到政治、经济、社会文明“三位一体”发展和丰富了核心价值追求的新的内涵。
（三）从社会的和谐发展价值的需要提炼出文化和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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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改革开放；美术教育；发文量；发展趋势
美术教育，具有多重属性。从美术教育的对象来说，它可以指代高等学校美术教育、师范类美术教育、中小学美术教育、幼儿美术教育等；从美术专业教育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是专业的美术教育，如高等学校的美术类教育、美术类的师范学校教育等，此类美术教育专门培养面向非专业受众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也可指代非专业的美术教育，如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学科教育、幼儿美术教育等，此类美术教育是以美术为基础、美育为目的的教育。本文主要论述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
1从1980年以来美术教育发文量和中国GDP来看美术教育理论的发展
以“美术教育”关键词搜索知网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对检索结果数据进行解读发现（见图1），从1980年到2018年之间的38年间，美术教育类论文发文量达到34979篇，可以具体分为四个十年的发展区间：1980年至1990年、1990年至2000年、2000年至2010年、2010年至2018年，这四个时间段对应该时间段内发文量的最高值，进行横向对比，发现两个特点，一个是发文量逐步增加，第二是发文量增长速度提升。同时参照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图（图2），制作表1，发现美术教育论文发文量与GDP呈正相关态势。从纵向分析，特别是第四个时间段2010年至2018年，增幅明显，2017年达到峰值3000篇的发文量，而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方面则在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文化的繁荣发展。在2018年，关于美术教育的发文量相较2017年呈下降态势，我国美术教育理论已从讲究数量，发展到讲求质量的阶段。与早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同，在2010年以后，美术教育理论相关论文发文量增速放缓，这与严格的论文审查机制、杜绝学术腐败等一系列学术政策的严格执行相关，在另一方面，我国的美术教育理论趋向成熟，在某些领域上全球领先。
2从知网关于美术教育发文量组成分布来看美术教育理论发展
从组成分布来看（见图1），美术教育类论文分类达到40多种，其中数量最多的前六种，分别是美术教师、美术教学、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美术课程、美术课堂，这六种分类占据数量一半以上量。通过分析各类数据，发现美术教育类论文围绕三个中心：美术教师、美术课程、中小学生。以美术教师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论文占比20%，以美术课程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论文占比45%，以中小学生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论文占比15%，其余20%的美术教育论文均从其他综合等角度来撰写。目前，从美术教育相关的论文发文量来看我国的美术教育理论，主要从美术教师和美术课程出发，即以美术教师和美术课程教学为主导的教育形式，而从学生为中心的角度看美术教育理论，则主要体现在心理学的认知领域上。
3小结
（1）1980年～1990年的美术教育，以工具论为主。结合时代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0年到1990年美术教育论文数量不超过200篇，此时我国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还是物质文化都非常匮乏，但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民文化水平不断提升。（2）1990年～2000年，美术教育以社会为中心。关于美术教育论文总数不超过500篇，1994年相对1993年来说数量增长了一倍，缓慢上升。199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义务教育阶段更加注重美术教育的社会应用功能。（3）2000年～2010年，美术教育以学科为中心。有关美术教育论文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10年有关美术教育类发文量将近2000篇。此时，美术教育更加关注美术学科本身的课程开发与研究。（4）2010年～2016年，美术教育以儿童为中心。2017年，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2017年以来，达到3000篇的顶峰后，2018年下降到2700篇左右，此时，美术教育理论进入追求质量的发展。美术教育更加关注人文科学的创造性和美育，在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学习上更加自信。政治与经济在美术教育理论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所感兴趣的却始终都是某种更能充分解释前景的发展。”[1]同时，美术教育又在源源不断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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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场所精神；西化；社会学；融合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在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多，这为我国景观设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内的专家学者、城市管理者可以走出国门，学习和了解发达国家的景观设计方法；国外的规划设计公司也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在建筑、规划、景观各个层面参与市场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介绍西方景观设计的论文、专著的出现，大量的西方景观作品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传播到国内，使得中国的景观设计出现一定程度的西化趋势。作为对外开放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有待更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以更好地捕捉国内景观设计的发展动向，引导其合理地与本土文化相融合。
1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西化途径
1.1西方景观作品的引入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有机会去国外学习、考察或旅游，发达国家的优秀景观设计作品开始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影响到国内的设计实践。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一系列介绍国外优秀设计师和设计作品的论文在《中国园林》等专业期刊上发表，同时还有《西方现代园林设计》《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欧洲新景观》等一批研究西方现代景观的专著问世。这些论文和专著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西方当代的景观设计，让国内景观行业的设计人员、教师和学生对国外的设计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这对我们设计实践、专业教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此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最新的设计作品通过期刊、网络源源不断进入中国，这些作品往往成为国内设计人员设计时参考和借鉴的范本。
1.2西方设计公司的参与
随着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对各个行业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在景观设计行业，许多国外的著名规划设计公司如EDAW、SWA、BeltCollins、EDSA等都瞄准国内巨大的市场，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国内主要城市成立了一系列公司，通过与国内设计单位竞争，全面参与到中国的规划设计领域。这些境外公司先进的设计理念，他们对现代城市空间娴熟的处理手法，都对国内景观设计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EDAW公司的金鸡湖项目成功后，许多城市的滨水空间都采用了类似的形式，而BeltCollins自由圆滑的曲线形式也成为众多居住小区景观的模板。
1.3海归设计师的实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在海外学习的景观设计师回国创业。他们将在国外所学的设计思想和方法运用到国内的设计实践，创作出一批对国内景观设计行业产生影响的作品。这些设计师普遍具有高学历背景，其中一些进入国内重点高校任教，他们不仅进行设计实践，而且撰写论文、书籍将自己的作品和理念向社会推广，对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俞孔坚教授，他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西方景观中简约的几何形式和尊重场地生态过程的思想。例如浙江黄岩永宁公园中的彩色方盒子（图1）、柱阵，秦皇岛汤河公园里的“红飘带”（图2）都体现了这些特征。
1.4项目决策者的推动
随着国门的逐渐放开，各个城市的政府领导、开发商有机会出国参观、考察。虽然这种考察通常不会让考察者有充裕的时间去了解国外城市景观背后的文化内涵，但却能让考察者对那些具有强烈异域风情和视觉冲击力的景观形式留下深刻印象[1]。当新一代城市管理者与决策者雄心勃勃地登上新时代的舞台，他们也希望通过改变城市的落后面貌来建立自己的政绩，将西方风格的广场、绿地移植到国内城市恰好是改变城市形象的快捷途径。在居住区景观方面，开发商更是以加州花园、欧陆风情等作为高档楼盘的卖点，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增加楼盘的附加值。这样，从城市的公共空间到居住区内部花园，西方景观的形式逐渐在国内蔓延开来。
2中国景观设计西化的社会学原因分析
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西化是国内景观设计行业向西方学习，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景观设计行业面对社会转型和社会生活转变的本能应对。从总体上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转变带来的需求，但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盲目跟风、照搬移植等一些不合理做法。以下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景观设计西化现象加以分析。
2.1社会生活转变带来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前，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处在社会底层，没有或很少有闲暇时间，只有统治阶级、地主富商才享有大量闲暇，同时他们也拥有雄厚的财力，能够修建园林为自己的休闲生活服务。因此，中国传统园林总体上都是为少数人服务，在其设计手法上也体现出这一点。解放后，人民群众虽然在法律上拥有了享受闲暇生活的权利，但是由于长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实际上享受现代意义上休闲生活的机会很有限，加之受极“左”思想影响，也很少有人敢去享受。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家务劳动向社会化发展以及工作时间的进一步缩短，现代意义的休闲生活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退休人员数量逐年增多，有闲暇进行户外休闲活动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公共休闲活动的类型也更加多样化。随着大众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生活的空间载体也必然要发生改变。为少数社会精英休闲服务的传统园林形式在新时期越来越难以满足平民化、多元化的社会生活需要，而更强调为公共生活服务的西方现代景观形式则体现了对当代城市社会生活更好的适应性。此外，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变化，城市景观不仅在功能上有所发展，而且在类型上也获得极大的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场、滨水区、道路、商业街区、交通站场等景观设计项目逐渐增多，原来仅仅用来绿化的场地开始需要用设计的手段转变为满足公共生活的开放空间，而现代化的居住小区、企事业园区、学校校园等空间类型也对环境景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在社会转型期陡然增多的公共空间类型以及各种现代化的建筑形式，加之设计研究未能跟上时代步伐，传统中式园林的设计手法和表现形式在此时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传统园林的意境效果也很难得到有效表达。因此，景观设计行业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公共空间处理更加成熟的西方现代景观设计，通过各种渠道对其进行学习借鉴，形成一股时代的潮流。
2.2长期压抑的消费欲望的爆发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外国产品便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在消费洋货的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因此，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向往，一直作为历史的种子潜藏在中国社会的心灵深处[2]。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对外交流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政治性的与世隔绝压抑着群众的消费欲，反而使得国外商品变得高贵而神秘。一旦国门打开，长期的消费压抑实际上增强了人们获取外国产品的渴望。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中率先享受到红利的人群开始注重商品和消费背后身份符号的象征，他们希望在自己消费的物品中体现出社会身份的变化。实际上，人对消费方式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其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3]。这种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结合其所处社会的消费文化形态，使得每个人产生不同的消费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变化，而消费意识和世俗文化也随之浸入整个社会心理。这样，展示个人品位、社会地位及其它一些符号意义的指示价值开始挑战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4]。这好比近年来以“苹果”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成功地刺激了国内大众的消费心理，很多人在使用这些产品时唯恐落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足对更高社会身份的内在渴望。从景观设计行业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景观设计形式上的西化开始在居住景观、市政景观、企业园区等各类景观中普遍出现，而与之相伴的也正是市场放开后大众对国外商品消费的激增。这种消费欲望压抑得越久，爆发的力度也越大，因此在消费领域出现了很多对国外商品非理性消费的现象。在景观设计领域，由于长期对外交流的缺乏，若干年里国内对国外的设计既陌生又好奇。随着国门再次打开，国外的专业书籍、资料逐渐传入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去国外学习交流，西方近几十年景观设计的成果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人们对这些充满现代感和视觉冲击力的新景观的热情也持续高涨。与此同时，很多政府领导、开发商纷纷出国考察，西方景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考察者对其极力推崇。除了视觉上的新鲜感，西方景观形式背后蕴含的西方现代文明和优越生活方式的符号意义，也成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实现自我社会身份重新定义的重要途径。这一社会心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建的居住小区可以得到最好的体现。这些小区除了在名称上冠以“普罗旺斯”、“香榭丽舍”等欧式称谓，在风格上也采用欧式的水景、亭廊小品等（图3），往往住宅的售价也比较高。这实际上正是精明的开发商和设计者捕捉到了社会富裕阶层想要满足自我社会身份认同的心理，而采取的营销和设计策略。在城市建设中，当纽约、巴黎、伦敦这些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景观已经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国内城市的竞相模仿实质上也是对景观形式背后城市身份地位的一种追求。
2.3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
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其发挥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支撑起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为人们提供价值评价的标准。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或时代，都会有一些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但体现时代精神的主导价值观念往往有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实惠，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冲破了“精神第一”的迷雾，冲击着“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取向，市场竞争意识深入人心[5]。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成本、效益、投入、产出成为人们工作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使得整个社会都被商业思维所包围，急功近利的思想在社会各行各业中蔓延。在景观设计行业中，原先各设计院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有稳定的业务来源，但经过体制改革后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在方案设计时必须要更多考虑委托方的要求，而广大中小民营设计单位则更是如此。项目委托方通常缺乏专业的设计素养，极容易被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西方景观形式所吸引，并把他们的审美口味传达给设计方，而设计方为了尽快完成设计任务获取经济效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外来形式和地域特征的融合，因此往往造成对西方景观形式的直接引用，这也使得国内许多地方出现了一些景观雷同的现象。此外，一些境外公司和海归设计师成功地将国外景观形式移植到国内，并且在国际竞赛中收获奖项，产生了极强的样板效应。例如EDAW的金鸡湖项目成功之后，国内城市纷纷效仿，出现了许多与之风格类似的滨水区域。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为了让城市建设在最短的时间内出成效，直接按照样板来规划设计是既稳妥又能出效果的方法，于是像EDAW的城市设计、BeltCollins的小区设计就成为政府和开发商竞相模仿的样板，各设计单位为了实现经济效益，也极力模仿这些成熟的形式，甚至在方案图纸绘制时也尽量模仿境外公司的风格以迎合甲方的口味，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加速推动了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
3结语
综上所述，从社会学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主要源自于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而长期压抑的消费欲望的爆发以及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也导致了出现盲目跟风、照搬移植等一些负面现象。今天回过头来理性看待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过程，我们一方面应看到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存在的社会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正是由于与外界长期的隔绝，积压已久的学习渴望在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中必然滋生出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这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是难以避免的。如前所述，当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方式相较于以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景观设计要适应这种变化必须跳出传统园林绿化的窠臼，向西方学习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西方的景观设计形式和理念传入中国，为中国的景观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加速推动了中国景观的现代化转型。而随着国内对西方景观设计研究的深入，业界和学界已经从形式层面上的学习上升到理论和技术层面的研究，西方生态规划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场所精神和历史文脉等理论已经被逐渐运用于设计实践当中。此外，随着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大家也在更高的层面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重要意义，并在实践中探索传统园林艺术与当代城市环境相融合的可能。其中，以苏州博物馆庭园、第五园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中式”景观的出现，已经证明在传统中式景观和当代城市环境的结合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未来，应当在立足于中国城市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在更深的层面加强中西方景观设计的融合，从而构筑中国景观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俞孔坚，李迪华.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13.
[2]唐敏，茹华杰.“崇洋”消费的原因分析[J].商业研究，1998（6）：25-26.
[3]陶海鹰.社会学视野下中国设计的现代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75-82.
[4]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7-68.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4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民、农村以及农业“三农”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为农村培养合格的人才，进而不断促进农业的进步、和谐农村的建设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的养成。近年来，国家逐步意识到职业教育对于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作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职业教育政策文本。通过对目前有关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献梳理，有助于深刻了解目前学术界在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可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文献综述
一、研究缘起
农村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子系统，是与“三农”问题的解决最密切相关的教育因子。政策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指明灯，它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大方向，确立发展的路径。近年来，“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而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对农民进行一定程度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指导，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农业技能水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使农民的生活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颁布，对于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指导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专业的设置，课程的开发，教师的选拔等。可见，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正确性和恰当性直接影响着农村职业教育整体的发展。既然政策的颁布如此重要，那么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有关研究也刻不容缓。只有深刻了解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现状，才能够从中借鉴成熟的研究经验，找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为未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指明新的方向。因此，本文重点对近年来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进行整体梳理。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以研究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文献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希望通过梳理近些年来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相关研究，找出其中的发展逻辑，从而对目前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状况有一个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状况：政策研究的量化分析；政策内容分析；政策的价值分析。
（二）取样说明
本研究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CNKI和读秀学术搜索两大学术平台进行搜集文献，确保涵盖主流文献资料，另外还在万方数据库和超星数字图书馆进行查漏补缺，以保证文献搜集的全面性。近年来，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日益重视，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政策文件，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不高。剔除掉重复性研究，笔者统计出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文献总共有55篇，包括硕士论文11篇和期刊论文44篇（其中3篇CSSCI、23篇核心期刊和18篇普通期刊）。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定量分析
1．文献类型比较。通过对文献进行分类，笔者简要分析了各类文献占总数量的百分比：C刊和核心期刊比重接近50％，普刊比重为32．73％，硕士论文比重占20％，整体上分布比较均匀，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总量匮乏，而且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博士论文，C刊所占比重也过低，文章的研究质量有待提高。
2．文献发表时间比较。通过分析文献的发表时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时间范围内文献的繁荣度和发展历程。在2004年以前，研究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文献特别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时间划分上，本文将2004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从整体上来看，期刊的数量在近十来年内普遍高于硕士论文。从时间曲线上，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比如期刊在2010年和2014年发表数量较多，而硕士论文在2010年出现一个小的高峰期，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受到当时经济社会政策的一些影响，没有形成自身内在的研究逻辑和研究趋势。
（二）政策内容分析
1．宏观政策分析。对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宏观政策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发展轨迹、影响因素以及演变逻辑等几个方面。从发展轨迹上来看，在研究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时，95％以上的作者倾向于以改革开放的时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而且阶段的划分大多是依据当时颁布的重要政策为节点，通过分析政策内容分析该阶段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雷世平在研究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体制演变过程中，按照重要政策文件的颁布时间为划分阶段的节点，梳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体制政策的变迁：阶段一（1985年以前），计划体制政策时期；阶段二（1985年至1991年9月），政策改革调整期；阶段三（1991年10月至2002年9月）政策体制形成期；阶段四（2003年至今），政策完善和发展期［1］。这种划分阶段的方式有助于读者明确每一阶段的大致时间以及该阶段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但学术界大多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划分，缺乏多样性，而且政策的发展变化通常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它总是在不断修订改正的过程中进步的，简单地将某一阶段描述为形成期、调整期、完善和发展期等过于笼统，容易导致认识偏差。从影响政策的变迁因素来看，研究者多从经济、社会、政治和教育等几个方面来论证，如曲铁华、李楠将影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因素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普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农村非农产业机制、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变迁因素以及职教重心转变因素［2］。而李雪荣则具体分析了各个阶段中影响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3］，这对后续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政策的演变逻辑来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总是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隐含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彭华安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是与国家整个经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甚至是其变化发展的“缩影”。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分阶段论述了某一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的特点以及农村职业教育的应对之策；将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划分为间断和平衡两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每个历史阶段政策的演变特点；分析了政府阶段性指导理念的变化引起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调整。总的来说，在政策演变逻辑上，主流观点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是随着国家整个大环境以及主导理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具有显著的政府导向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村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4］。从政策的功能上来看，李峻等将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功能分为：导向功能、控制功能和协调功能。所谓的导向功能主要是从政策对社会经济产生的间接作用，政策的颁布可以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通过培养合格的劳动力为农村经济社会服务，促进农村整体的发展和进步；控制功能主要强调的是政策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指导，国家通过颁布政策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地位、人才培养、课程开发、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大方向的规定，保障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协调功能重点关注政策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村与城市、经济与政治和文化等的相互关系的协调促进。这种分析政策功能的方法突出了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对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颁布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意义［5］。
2．微观政策分析。对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宏观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政策的发展脉络和功能取向，而针对政策的微观研究则聚焦在政策的具体内容上，比如农村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及办学形式、教学及内部管理体制等。从管理体制上来看，雷世平主张国家要实行权力下放，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对当地农村职业教育的统筹决策权，切实把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落实到地方［1］。而李雪荣认为，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在管理体制上部门重复，资源浪费的现象较为严重，并且这种现象是历史遗留问题，想要在短期内解决是有困难的，因此她主张建立一个过渡性管理机构，统筹农村职业教育的大方向，提高宏观指导水平［3］。从办学体制及办学形式上来看，在办学体制上，大多数的政策研究都认为，要在强调政府办学为主导的基础上，加强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的办学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联合办学。要不断深化农村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办学，同时要发挥政策优势来吸引外资举办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和投资的多元化。职业教育是一种全民教育，它的教育对象具有多样性，既包括初高中毕业生，也涉及大量的社会青壮年和农民等。因此在办学形式上，职业教育不能拘泥于单一的正规学校办学形式，要逐渐向正规与非正规结合的多形式转变，在开展学历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从教学及内部管理体制来看，农村职业教育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农民，这与普通教育存在巨大的差别，农民因为要从事生产性劳动，无法像全日制学生那样全天候的接受教育，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在教学及管理体制上要更加注重灵活性和适用性，促使农村职业教育真正服务于农民。雷世平提到，农村职业教育的开展不必拘泥于正规的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创新，鼓励学生工学交替，半工半读，并积极开展农民文化技术教育和培训［1］，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起飞的基地。在分析农村职业教育政策时，除了从管理体制，办学体制等分析之外，也有一些关于重点议题的研究。例如唐智斌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关注重点总结为：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城乡公平和城乡一体化问题［6］，并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可见，从总体上来看，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既有针对政策发展阶段的宏观研究，也有关于政策中关注的诸如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等的微观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分析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参考性建议，推动了政策研究的不断进步。
（三）政策过程分析
1．政策的制定分析。钟建坤对政策的制定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通常是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理论基础，在分析政策的基础上，他指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过分依赖政策，缺乏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保障，政策的“多变性”以及有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缓慢；而且在资金投入方面，城乡差距较大，越是贫困地区资金投入越少，越不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另外农村职业教育的管理机构重复设置，管理混乱，使得政策难以真正落实，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7］。郭文富指出，要将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成为一个动态系统，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实施情况，并将对政策的检查和评价纳入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制定农村职业教育政策时要有全局意识，综合分析影响政策的环境因素与政策制定者的价值相关性，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和可实施性［8］。
2．政策的结果分析。通过分析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多数研究一致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出台的有关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职教的发展，确立和提升了农村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基国林、马建富通过对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认为政策的颁布促使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在农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并有效保障了农村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权益，促进了农村职业教育持续有序的发展［9］。李骏则认为从总体上来看，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呈稳步发展的态势，政策的执行也减少了许多人为性，农村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10］。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经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总体来看，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度不够，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而且城乡差异较大，这直接导致了农村职业教育办学资金短缺，优质资源匮乏；（2）国家不重视，资金投入不足间接导致了农村职业学校师资力量的薄弱，教师流动率较高，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3）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管，经常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状况的出现；（4）农村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方面“农村”特色不够，许多涉农专业不断萎缩，难以真正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目前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许多研究者也相应提出来一些改革建议，例如：（1）提高农村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国家财政投入向农村倾斜，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2）改善农村教师的待遇，鼓励优秀师资积极投身于农村职教；（3）加强农村职业教育的执行力度，做好监管工作；（4）在专业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农村”特色，切实做到农村职教面向农民，服务农村，发展农业。
（四）政策价值分析
政策的颁布并非“价值无涉”，它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在研究政策问题时不得不关注其价值取向。周洁在硕士论文《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价值研究》一文中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价值定位和价值偏差做了详细的介绍［11］。
1．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周洁在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价值分析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在价值选择上，要保证兼顾社会效率和个体的自由发展；在合法性上，政策的制定要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满足公民作为人的合法权益；在有效性上，要能够切实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2．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定位。在价值定位上，周洁认为应该以发展性和社会性为基本点。所谓的发展性主要是从个体角度出发，主张农村职业教育要能够满足农民的发展需要；而社会性主要强调农村职业教育要立足市场，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3．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偏差。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价值偏差，总结来看不外乎以下几点：政策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视度不够；资金投入偏低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薄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失真。
四、对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思考
对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进行研究，是我们更好地把握政策的有效方式之一。从整体上来看，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职教政策的研究还是有较大进展的，许多研究者也开始逐渐关注政策分析的重要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增加，而且研究也开始逐步深入，不再仅仅局限于经验式的总结，理论思考的成分不断增加。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而言，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比较薄弱，从上文的定量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截止到目前，相关的文献只有50多篇，而博士论文一篇都没有，这也说明大多数的职教研究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农村职教政策进行深入分析的重要性；从定性分析来看，目前的研究多停留于基于实践经验的对策总结，其中理性成分比较少。
2．从研究思路来看，大多数研究是通过文献研究来分析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变化趋势和特点，对政策法规都缺乏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理论性和深度不够。纵观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归纳总结，重复性研究较多，缺乏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突破。
3．很多研究更多的是对农村职业教育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对职业教育政策本身的研究比较宏观，缺乏科学化及程序化的研究。而且这些文献中只有少量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如藏志军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以苏北某县的职教现状为起点》，通过调查研究苏北某县的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我国现存政策文本以进行评述。赫栋峰、梁珊在《发达国家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保障与启示》一文中通过与英、德、美三个国家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比较来获取经验启示。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国外的比较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对这方面研究的增加将对我们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未来的走向
（一）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视程度
政策研究对于全面了解和指导政策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国家对“三农”问题极为重视，相继出台了许多有关农村职业教育的政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因素、价值取向、制定过程、执行力以及实施效果的分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政策的方方面面，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也为后继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因此，要不断呼吁职业教育的专家学者重视对农村职教政策的研究，不断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
（二）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分支研究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有关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政策演变的历史阶段、价值分析、演变逻辑等，而且这些研究往往比较浅显，仅仅只是对相关知识点的简要梳理。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应更加关注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分支研究，如政策的制定过程、政策的实施效果、政策比较等，不断丰富政策研究的内容，扩大研究的范围，逐步构建起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自身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
（三）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
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比较薄弱，但国外在这方面远超我们，虽然各国的国情不同，但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模型，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这有助于我们掌握国际上先进的政策研究理论，不断拓展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主题，提升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水平，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作者：吕玉曼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雷世平．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体制政策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06（2）：139－142．
［2］曲铁华，李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影响因素及特征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74－79．
［3］李雪蓉．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程、动因及启示［J］．湖南社会科学，2013（3）：244－246．
［4］彭华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24）：21－23．
［5］李峻，李华玲．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评价与建议［J］．成人教育，2008（3）：78－79．
［6］唐智彬．反思30年来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议题［J］．职教论坛，2010（22）：41－45．
［7］钟建坤．论农村职教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问题与系统化策略［J］．职教论坛，2010（34）：79－85
［8］郭文富．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的研究分析［J］．职教论坛，2009（19）：53－55．
［9］基国林，马建富．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政策评析与改革创新［J］．职业技术教育，2011（22）：76－81．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5
回首1980年,当胡坤首次突破了中国人在世界重大小提琴比赛中“零”的记录———获得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五名时,人们在惊喜之余,还以为这是个别、偶然的现象。然而自那以后,中国优秀小提琴选手陆续几十次赢得了各种国际比赛大奖,让世界乐坛刮目相看:王晓东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英国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第一名,吕思清和黄滨分别于1987年、1994年摘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桂冠等等[1](第202-206页)。如今,当我们再听到中国选手“国际比赛获奖”时,高兴之余,已不会再感到特别意外和惊奇了。诚然,我们不能自吹自擂,夸赞中国的小提琴艺术有多么辉煌;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蓬勃兴旺的整体社会环境,使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活跃、开放的国际交流和学琴热潮造就了小提琴艺术在中国的腾飞,涌现出薛伟、钱舟、陈曦等多位中国小提琴演奏家。
经过几代中国音乐工作者的努力探索,优秀的中国小提琴教育家对西方小提琴艺术已经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并掌握了科学的技术训练方法,被国际著名小提琴教授迪蕾盛赞“超过欧洲所有的学校,包括历史最悠久的巴黎音乐学院”[2]。在学习、借鉴西方优秀音乐文化成果的同时,中国自己的小提琴艺术已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显示出可贵的特色。中国小提琴艺术由中、西两大音乐支柱所支撑,涵盖了小提琴的教学、表演、创作、制作及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涉及古今中外多种音乐关系,属于内含多种学科的复合性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音乐水准的提高,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也达到了最活跃的时期。研究形式既有集中论述某一问题的专著、文集,如钱仁平撰写的《中国小提琴音乐》、洛秦主编的《小提琴艺术全览》等著作,也有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还有一些研究生以小提琴艺术方面的课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1](第191页)。与专著和学位论文相比,音乐期刊上的文章不仅具备一定的学术性,还具有时效性、广泛性特点。其中,《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这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刊载的论文更有专业性、权威性和代表性,对于考察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欲以1978—2008年在以上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小提琴的论文为蓝本,通过对这些文章的数量、内容、研究趋势以及作者构成等方面的统计,尝试分析与总结三十年来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78—2008年核心音乐期刊小提琴论文概况及进展
据统计,1978—2008年在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小提琴的文章共计358篇(包括部分短讯和信息)。其中,《音乐研究》刊载18篇,《中国音乐学》9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75篇,《中国音乐》18篇,《人民音乐》148篇,《音乐艺术》59篇,《黄钟》31篇。关于音乐家演奏会、艺术成就、纪念及研讨会等内容的论文共140篇。其中约有近三分之一(共44篇论文)是关于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文章多角度探讨了马思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对小提琴演奏、音乐教育和音乐创作等方面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马思聪在我国小提琴艺术史上所占有的独特地位。有关其他中国小提琴家,如刘育熙、胡坤、吕思清等人的文章为46篇。在介绍外国音乐家的50篇文章中,对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关注最多,有9篇文章以他为题。另外还有关于奥伊斯特拉赫、斯特恩、穆特、西琦崇子等杰出小提琴家的文章,主要涉及来访演出、讲学、回忆和怀念等内容。
研究小提琴教学和演奏理论的论文共78篇。在探讨教学方法的42篇文章中,有6篇介绍了被誉为“冠军教授”的著名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的教学方法,将富有特色的林氏教学法从理论上进行了较系统、简明的总结。其他教学文章还谈到基本功训练、中外专家的讲学、选择教材和教学法等内容。研究小提琴演奏的36篇论文,讨论的方向集中在演奏姿势、动作、音准、发音和技术训练等具体问题上。分析小提琴音乐作品的论文共有62篇。研究中国乐曲的为40篇,其中又以对马思聪的音乐创作研究为主,占17篇。另外,还有6篇论文对备受赞誉的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技法和中西结合风格进行了探讨,对杜鸣心、王强、夏良等作曲家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有专文介绍。在仅有的研究外国作品的22篇文章中,既包括演奏解析的译文,又有从主题因素、和声调性、曲式结构等创作角度对作品进行音乐学分析的论文。
在有关小提琴比赛的34篇文章(包括简讯)中,记录历届全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和中国作品演奏比赛的文章为15篇,另外19篇是对国际比赛及获得国际比赛大奖的中国音乐家的介绍与采访。关于小提琴艺术史、小提琴学派的文章共18篇,涉及世界小提琴文化及其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影响、中国乐派如何形成等内容。此外,还有10篇文章主要介绍小提琴基本常识;6篇文章专门研究提琴制作;书评、声学问题等其他内容为10篇。与改革开放前仅有《音乐研究》和《人民音乐》上刊载的四十余篇小提琴文章相比,以上统计的358篇文章,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有质量上的突破,体现在对小提琴艺术研究范围和深度的极大拓展: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宽,使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目光从基本演奏知识和有限几首小提琴乐曲的普及性介绍,扩大到表演教学、作品分析、国际交流以及提琴制作等各个方面。关于演奏方法的文章,除了研究左手揉弦、右手运弓等一般问题和介绍大量中外小提琴家的音乐会及演奏经验外,出现了《演奏好中国小提琴曲所需的补充技术训练》[3]《小提琴中国作品的演奏与初步研究》[4]等文,对演奏西洋乐器与中国风格的实践结合进行了初步而有益的探索。教学方面,从左右手训练、发音音色等常见普遍性问题的探讨,到多位具体小提琴教育家,如马思聪、张世祥、林耀基等以及外国大师教学方法的记述和总结(参见[5][6][7]),为小提琴教育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较为详实、可行的经验。
作品研究方面,对中外小提琴乐曲的演奏解释和音乐学分析的文章数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明显增加,并且出现了一些比较少见或较新曲目的研究,如《克里格里奥诺〈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音乐分析》[8]等。关于比赛方面,自从中国选手开始在世界重大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后,此类文章内容也从介绍国内、国际比赛,逐渐到记录在国际赛事捧杯载誉的吕思清、陈曦以及获提琴制作大奖的戴洪祥、郑荃等优秀中国音乐家(参见[9][10][11])。进入21世纪的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还呈现出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态势,发表的论文已经涉及到音乐声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社会学等以前很少触及的领域,如周泽华的《从音乐声学看小提琴音色》[12]、张漪和杨燕迪的《阿尔班•贝尔格〈小提琴协奏曲〉的人文寓意诠释》[13]、李齐华的《意大利小提琴音乐中炫技因素勃兴的社会文化环境分析》[14]等文章。作者不仅从小提琴及乐曲本身的具体形态分析,更是站在与声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的角度上对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范围进行了扩充,使研究对象不止局限于之前的乐器表演和乐曲本身,而上升到更高更广的层面以求得愈加丰富、深刻的精辟见解。这不但契合小提琴艺术本身内含多种学科的复合性质,同时也给予以后的学者更多的启示与空间。#p#分页标题#e#
在学术视野和范围拓宽的同时,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也朝着纵深化方向发展。例如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重要开拓者马思聪的研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音乐》上仅有三篇记述他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文章[15][16][17]。改革开放后,对马思聪突出贡献的探讨不止停留在演奏层次,更从传承教育、技法风格和历史影响等多角度挖掘出他所做的众多实实在在的努力与成就。除了有不少回忆、怀念马思聪的文章外,他的学生杨宝智、林耀基、向泽沛等总结了马思聪重视基本功、强调听觉思维、注重对乐曲意境的理解等教学特色[18][19];苏夏、钱仁康、杨儒怀等从作曲理论和作品分析方面对马思聪的不同曲目和创作手法进行了细致分析[20][21][22];而音乐学家梁茂春、向延生等则分别从史学角度对马思聪不同时期的音乐创作特点和他在演奏、教育等各领域的卓越成就进行了阐述[23][24]。近年来,对马思聪的研究形成了全面而深入的局势,通过对他演奏才华、教学观念以及音乐创作等各方面的潜心钻研,当代音乐工作者能够从中获取丰富的养分和经验。
不仅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论文的研究视点明显深化,从1978年到2008年间的研究层面也呈现出逐渐深入的态势。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论文以介绍小提琴家和基本演奏知识的内容占据多数,译自苏、日、英、美等外国作者的介绍小提琴训练、历史、比赛的文章就有10余篇。90年代后在这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介绍小提琴常识的文章明显减少,而在音乐作品的深度点评、教学演奏法的分析和从人文历史角度看小提琴发展方面,则有很大进展。尤其在小提琴民族化问题上,对马思聪之前的中国小提琴音乐到目前中国小提琴学派的构想,提出了中国小提琴曲创作的真正起点、民族化发展的两种模式和坚持民族化发展的文化性、创新性、开放性、技法性等不少发人深思、值得借鉴的观点[25][26][27][28]。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呈现出多元化、深入化的特点。
对三十年来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缺失的思考
与三十年前相比,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这三十年间也还存在着不小的、值得重视的缺失。首先,与飞速发展的中国小提琴艺术实践相比,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整体处于滞后状态。这表现为:一方面,有许多成功的实践还未上升为理论,存在着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空白区”;另一方面,已有的理论研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前瞻性、科学性作用,缺乏对零散化知识的有效整合。在中国小提琴演奏技术堪称世界一流的今天,仍有种种技巧、内容、形式、艺术等方面的关系和问题,没有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例如:林耀基等重要教育家怎样充分运用艺术规律、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因材施教的教学技巧;中国演奏家演绎西方乐曲时的文化、审美基点;关于专业演奏家、业余爱好者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类音乐教育的培养理念问题;在中国小提琴曲创作中,如何将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风格更好地统一的问题等等。这里面,既有关乎中国小提琴艺术发展方略性的问题,也有侧重于实践操作的技术性难题。音乐理论从来不以自身的发展为其目的,而是应当在演奏、作曲等音乐活动之间“铺路搭桥”,起到纽带的作用。音乐表演、教学、创作的实践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对艺术的思维研究也是一样不断发展更迭。
我们需要建立高瞻远瞩、正确客观的音乐艺术思维方式,以完备的理论体系支持和应对动态展开的、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的飞速发展。已有的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的危机关系,其原因一是在于不大受实践者重视;二是理论研究本身没有发挥出其充分有效的作用,干预音乐实践的精神不足。许多著名演奏家和小提琴教师对于艺术理论研究的热情显然不是很高,即便在演奏人才比较集中的高等音乐院校,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这对于深化实践和交流经验都是不利的。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小提琴教育家韩里、杨宝智、赵薇等长期坚持教学实践与理论探索相结合,以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为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添砖加瓦。中国的小提琴演奏者们应象蓝玉崧先生在《芳林新叶摧陈叶———寄意青年民乐家》一文中对民乐演奏家所期望的那样,既“高质量地锤炼和丰富乐器的演奏技巧”,也能“以现代的理论知识与技能为武器”,使演奏理论与技巧“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29]另外,现有的研究文章虽然数量上不算少、内容上也几乎涉及小提琴艺术的各个方面,但从学术质量上看,可以形成系统性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课题之间联系不够,音乐批评较为单一,难以产生显著的实际效果。纵览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整体研究,还缺乏高屋建瓴的体系性规划,缺少内聚力和凝聚力。当然,这并非短期凭个人之力可以改进,需要音乐机构及有识之士们借鉴音乐艺术多种学科的新知识不断丰富、完善它,使其社会影响力和应用性逐渐追赶上实践的步伐。
其次,理论研究中对教学演奏、作品分析、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关注不够均衡。仅从1978-2008年三百多篇论文的内容比例上看,对音乐创作、艺术历史的关注远不及对著名小提琴家及其演奏和教学方法的重视程度高。与实践中大量学习和演奏西方古典、浪漫时期乐曲相对的是,关于这些作品的演奏解析和理论研究文章很少。研讨现当代西方小提琴作品的文章更是仅寥寥数篇,而且一些新创作的西方作品乐谱在国内很难找到,说明我们对现代作品在风格、技法等方面的认识还不足,在实践演奏和理论认知上均未有十分的把握。另外,对小提琴艺术文化的历史衍变及其处于现今全球经济与文化趋于融合的环境下的民族化发展研究,以及与提琴演奏密切相关的提琴制作水平的提高等问题,也有待于更多的强调。对于西洋乐器的掌握,仅仅学习它的演奏方法和运用分析技术研究音乐本身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熟知这种音乐艺术背后的文化脉络。尤其在跨越中西文化的历史环境下,小提琴艺术的发展又与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联。我们需要通过对文化历史的认真审视,不仅研究音乐艺术本身“是什么”,而且探索“为什么”会这样,找出艺术发展的规律和矛盾所在。前文统计数据所显示的“一多”(教学演奏法)、“一不足”(作品分析)和“一少”(历史文化)似乎与小提琴学习实践当中体现出的某些问题有相通之处:在重视演奏方法的同时,忽略对所演奏作品的理性认识和对整个提琴艺术知识的补充;对独奏的重视大于对重奏、合奏的重视;学习和演出西方现代作品、中国小提琴作品的比例较小;学生对专业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及自然科学等知识了解甚少等等。这些问题已引起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思考,梅纽因就曾在写给周巍峙的信中谈到:“我感觉可能存在着某种危险性,即:错误地强调培养超众的个人尖子而忽视集体音乐才能,忽视三、四人的小组演奏、直至大约十五人的室内管弦乐队演奏的联合努力。……目的不是要在世界比赛中击败他人,而是要全心全意地为所学的艺术服务。”[30]中国小提琴学生缺的不是才华、不是勤奋,留学西方的学生更多的是去体验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其实就是乐器背后的文化以及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成为大师的必备素质。#p#分页标题#e#
再次,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及其研究还未能满足实际需要。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小提琴艺术在中国的教学与演奏活动多以西方小提琴作品为主,基本是欧洲音乐、也可以说是欧洲音乐审美感的教育。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其必然性、甚至是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小提琴艺术概念中的中国部分———民族审美感,即审美母语的培养。虽然在涉及音乐作品的62篇文章中,研究中国乐曲的占据了40篇,但大多仍停留在对马思聪音乐创作和协奏曲《梁祝》的分析上,关于其他音乐家及新作品的介绍非常少。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中国小提琴曲约有五百多首,近三十年来也不乏优秀之作产生,如谭盾的《戏韵》、瞿小松的三首小提琴作品《谷》《山之女》《恋》以及陈怡的《中国民族舞组曲》等。作曲家们一直沿着自马思聪以来就遵循的“中西交融主义”道路在前进,成功的音乐作品正是受惠于西乐的技术和对中乐的感悟。但对于这些新近作品的创作技法和民族化风格的研究还太少,并且生活中流传广泛的还往往是那些建国初甚至“”时期创作、改编的朴素流畅的小提琴作品。就实际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而言,新创作的中国作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具有思想深度与高超技巧的经典小提琴作品也还稀缺,造成了部分民族审美语言培养上的缺失。我们今天仍需孜孜以求地探寻、吸取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继续倡导优秀的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及其研究。另一方面,还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看待小提琴艺术,加强思考“国际化”和“提琴化”上的不足,对“民族化”去除狭隘和保守的理解,以自己独特瑰丽的色彩装点世界艺术宝库。
另外,全国的小提琴艺术发展具有地区差异性。从核心音乐期刊这三百多篇文章的作者地域来源看,北京的学者大约占一半,另外还有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地的研究者,来自较偏远中小城市的作者数量屈指可数。当然,这与全国文化、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有紧密联系,更与偏远地区小提琴教学、演奏实践水平的落后有直接关系。在全国九大音乐学院和各艺术学院及综合大学中的音乐系科里,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艺术水准最高,形成了中国小提琴教育各具特色的两大中心。北京在音乐机构和表演团体的数量、招生的范围等方面具有强大涵盖性优势;上海的音乐艺术具有应和时代、融化传统、容纳中西、敏感灵便的多元化特性,大有与北京一争高下的态势。虽然前文提到迪蕾教授等世界著名音乐家非常赞赏中国的小提琴教学,但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瞩目的主要是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全国还有许多地区缺乏高素质的音乐专业教师和高品质的文化交流活动,综合音乐实力无法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相比。尖子演奏家与作曲家的培养是需要的,整个国家国民的音乐修养也不可忽视。提高我国整体音乐素质仍是一个需要耐心实干、任重而道远的长久任务,基础性的工作往往更为复杂、艰巨。近年来,国家各级组织实施的聘请音乐学院高水平的小提琴教师在新疆等地支教以及在各地开办学习班、培训班、夏令营等措施和活动,加快了文化传播体系的建构,有效缓解了部分长期存在的问题。
最后,与同样是西洋音乐的钢琴艺术理论研究相比较,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小提琴和钢琴是对现当代中国文化生活影响最为深广的两种西洋乐器。改革开放后,中国小提琴和钢琴艺术都获得了蓬勃发展,各自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目前“中国知网”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显示的数据来看①,两者的研究论文数量相差悬殊:以钢琴为题名的文章总量约比小提琴文章多五倍,《音乐研究》等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的小提琴论文至多占到钢琴文章数量的一半左右,钢琴方向硕士学位论文以500多篇大大多于小提琴的60余篇,对钢琴艺术的专门研究还出版有《钢琴艺术》专刊。并且在1996年,卞萌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成为首部系统研究中国钢琴文化历史和理论的著作。在其之后的钢琴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继续对钢琴创作、演奏和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作深入探讨。而关于中国小提琴艺术的博士论文至今还未出现,以中国小提琴名曲为重点论述课题的专著《中国小提琴音乐》也是进入21世纪才出版的。从研究内容上看,对钢琴艺术的探讨除了演奏、教学角度,在人文历史背景、作曲技法分析、民族化风格结合等方面也受到较多关注,尤其在钢琴音乐中的中西因素的结合问题上有不少真知灼见,如魏廷格《中国钢琴艺术30年回顾———略谈成果与缺失》[31]、代百生《外国钢琴音乐作品中的“中国风格”研究》[32]等。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可以大胆借鉴包括钢琴艺术在内的中外乐器研究的众多成果,以扎实、严谨的工作不断提高自我。
小结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6
一、论文的来源，目的，意义，国内外概况和预测
2001年11月10日深夜,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无论按什么标准来撰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将会被列入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国加入世界组织必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可以说，中国加入世贸对中国绝大部分行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有机遇同样就会有挑战，尤其是对中国农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农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加入WTO，农业面临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新阶段新环境将把中国农业推向市场竞争的巅峰。论文百事通中国农业的市场竞争会由国内竞争转向国内国际双重竞争，农业资源也会由国内配置转向国内国际双重配置。中国入世，绿色壁垒逐步取代了关税和配额，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最大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农业如何应对将会是一个亟待做出抉择的问题。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WTO规则和机制来保护和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鉴于此，我选择了中国加入WTO后的外贸研究这个论文课题，希望通过自己论文写作的过程，来加深对WTO的了解。
二、有关论文课题调查和研究情况，预计论文达到的目的，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段提高，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经济、科技、社会、人口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得到各国的公认。消费观转向对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人们不仅要提高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生活质量，当然包括环境质量。然而，为了保护环境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包含贸易手段，所以环境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国际贸易。发达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纷纷筑起绿色壁垒。我国农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损失极大。如何面对绿色壁垒?怎样发展我国的农业?这是我国现在发展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二篇:英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一、选题的意义和研究现状
1．选题的目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长时期以来,人们视艾米莉•勃朗特为英国文学中的“斯芬克斯”。关于她本人和她的作品都有很多难解之谜,许多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而往往是旧谜刚解,新谜又出,解谜热潮似永无休止。
本文立足于欧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研究《呼啸山庄》的创作源泉,指出艾米莉•勃朗特在主题、人物形象、环境刻画、意象及情节构造等方面都借鉴了哥特传统,同时凭借其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将现实与超现实融为一体,给陈旧的形式注入了激烈情感、心理深度和新鲜活力,达到了哥特形式与激情内容的完美统一,使《呼啸山庄》既超越了哥特体裁的“黑色浪漫主义”,又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从而展现出独具一格、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2．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和发展概况
各民族的文学中都有许多惊险、恐怖的故事,但似乎没有哪一种文学像英美文学那样不仅创作出数量众多、质量优秀的恐怖文学作品,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持续发展、影响广泛的哥特传统(Gothictradition)。哥特文学现在已经成为英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哥特文学的认真研究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70年代以后,由于新的学术思潮和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该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而且日趋高涨的热潮。根据在国际互联网上的搜索,到2000年9月为止,英美等国的学者除发表了大量关于哥特文学的论文外,还至少出版专著达184部,其中1970年以后为126部,仅90年代就达59部,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当然,近年来哥特文学研究的状况不仅在于研究成果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它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大为拓展,并且把哥特传统同英美乃至欧洲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的总体发展结合起来。
二、研究方案
1．研究的基本内容及预期的结果（大纲）
研究的基本内容:本文立足于欧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研究《呼啸山庄》的创作源泉,指出艾米莉•
勃朗特在主题、人物形象、环境刻画、意象及情节构造等方面都借鉴了哥特传统,同时凭借其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将现实与超现实融为一体,给陈旧的形式注入了激烈情感、心理深度和新鲜活力,达到了哥特形式与激情内容的完美统一,使《呼啸山庄》既超越了哥特体裁的“黑色浪漫主义”,又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从而展现出独具一格、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2．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主要有资料查找、理论探讨研究、阅读法
3.研究所需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研究所需条件：纸张、打印设备、图书馆、互联网上获取国内外文献资料；
可能存在的问题：
(1)文献不足;
(2)由于个人的观点和能力，使对研究对象分析不够全面和深入。
三、研究进度安排、参考文献及审查意见
1．研究进度安排
（1）论文指导第一周（学期第八周）：学生完成初稿。
（2）论文指导第二周（学期第九周）：指导教师审阅论文初稿后发回修改。
（3）论文指导第三周（学期第十周）：学生交论文第二稿。
（4）论文指导第四周（学期第十一周）：指导教师审阅第二稿并发回给学生进一步修改。
（5）论文指导第五周（学期第十二周）：定稿
（6）论文指导第六周（学期第十三周）：交定稿的打印稿和电子文本。
（7）论文指导第六周（学期第十三周）：本周星期五至论文指导第七周（学期第周）星期五，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写评语，学生做好答辩准备。
（8）论文指导第七周（学期第十四周）：星期三
第三篇:英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一、选题内容与研究问题及研究的可行性
1、选题内容
要求：
（1）用三至五句话完整地陈述选题内容，包括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基本观点。
（2）分别列出汉语和英语关键词（3-5个）。
2、研究问题
要求：
（1）列出文章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或论题。
（2）将问题或论题按逻辑顺序排列。
3、研究的可行性
要求：
（1）阐明研究者对选题的资料积累和条件准备等。
（2）阐明研究者对选题的认识、了解程度及突破方向。
二、文献综述
要求：
（1）全面综述与研究内容有关的国内外文献，包括主要学派/研究者、代表性研究成果、代表性理论/观点、研究发展脉络。
（2）客观评价已有研究成果，具体指出已有研究的优点和缺点/不足，分析缺点/不足形成的原因。
（3）指明选题研究内容与已有研究成果之间的联系，即指明当前研究是对已有研究的扩展提升、应用推广、补充修正，还是对相同内容的换视角或换方法研究。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理论基础
要求：
（1）系统介绍与研究内容和视角有关的理论，包括理论产生的背景、理论的内涵和理论的代表性概念。
（2）较详细地阐明所选理论与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
2、研究方法
要求：
（1）交待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实证研究等。
（2）交待所选方法的具体运用。
四、预期成果、创新之处及价值或意义
1、预期结论
要求：简要陈述研究会得出的结论或模式等具体内容。
2、创新之处
要求：具体指明论文在哪些方面有创新或与众不同，即要指明是研究内容新、研究资料新、研究视角新、研究方法新、研究的结论新或研究的深度、广度不同等。
3、价值或意义
要求：阐明成果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即对文论、作家、作品、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有何贡献。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
要求：
（1）交待研究分几个部分，即分几章展开讨论。
（2）概括各个部分的主要内容。Introduction（导论）部分应包括作家、作品简介，文献述评，自己的题旨、理论基础及基本思路；主体部分不得少于三章，须对选题进行有条理的、充分的论述；Conclusion（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形而上地归纳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发现等。
六、论文框架
要求：用英语列出论文的详细提纲，有一级标题和二级标题（文学方向不鼓励标出三级标题），标题措词应简洁、明了，能体现自己的观点，体现思维的逻辑性和论述的连贯性。一级标题标明Chapter1、Chapter2等，二级标题依次标明1.1、1.2或2.1、2.2等，以此类推。
七、研究的重点难点和解决方案
（1）重点、难点
要求：指明具体的研究重点和难点。
（2）解决方案
要求：
（1）分析重点、难点形成的原因。
（2）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八、研究计划和工作进度
要求：制订具体的分阶段的研究计划，并指明每阶段的工作进度，内容包括资料收集、开题、初稿、二稿、三稿和终稿等。
九、参考文献
要求：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7
关键词: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信息化教学手段;翻转课堂
2019年教育部部署了关于“金课”建设和“双万计划”等的建设意见和要求，紧接着高教厅开展了“金课”认定工作。对金课的界定既体现了对传统教学模式的肯定和延续，更突出了对在线教学这种现代化教学模式的重视。混合式教学是将面对面教学和在线教学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也是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实践走向。货币金融学课程是经管类的专业大类课程，也是金融学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一门金融学入门课程，它涉及的金融知识面非常广，信息容量很大。在教学改革之前，该课程授课一直存在着教师满堂灌、内容多而杂;模式太单一、学得很枯燥;课程互动少、形式很单调;学生动手少、学习很被动;评价简单化、成绩绝对化等突出问题。因此，为了真正地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切实地学好这些专业知识，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我们“以学生为中心”、以“金课”建设为导向，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进行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
1混合教学模式的设计目标
混合教学模式的设计本着“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围绕着“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思政目标”三个方面全面展开。首先，“模块化”的课程体系体现了“知识和能力目标”。根据在线课程内容应当短小精悍的特点，货币金融学在线课程将货币、信用、利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一系列庞杂的金融知识分成10个章节，每一章节是一个知识模块。每章根据重难点知识提炼出4－5讲的内容，每讲录制8－12分钟左右短视频并配有ppt，便于学生对照教材和ppt观看视频。每个章节辅助检测习题，帮助学生巩固线上所学的知识;同时每章还配套延伸阅读、互动讨论题等课外拓展内容，让学生扩大知识面，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经济、金融热点问题的能力。线上课程内容重难点突出、视频短小精炼，易于学生线上自学和反复回看。其次，教学内容体现时代性、前沿性，融入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授课内容注重紧跟社会热点，体现学科前沿，延伸阅读关注我国金融改革热点和金融学科发展新方向、新理念和新思路。同时筛选最有价值的资源为课程内容服务，课程内容参考四大类资源:一是各种金融类的政府官方网站;二是各种优秀的财经媒体;三是各种优秀的课外参考书目;四是各种实用的APP和视频资源等。这些课程内容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展开，将课程思政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既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又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再次，教学模式的设计围绕“三大目标”展开。其中线上学习要求学生观看录播课自主学习，并能根据掌握情况反复回看视频，既提高了预习效果又培养了自学能力，实现了知识和能力目标。线下授课对重难点、易错知识点有针对性地讲解，而不是面面俱到的满堂灌，能提高学习效率，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授课过程中将思政教学和职业伦理教育融入专业知识点的讲解中，全方位围绕三大培养目标展开。课后拓展要求学生整理笔记并有针对性的复习，同时分组完成专题研讨工作，既培养了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又拓宽了专业知识面，符合我国当前对“新文科”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为今后毕业论文和学术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深化“三大目标”。
2混合教学模式的实施路径
货币金融学混合教学模式的实施从线上教学、线下教学以及课程评价体系三个方面展开。
2.1线上学习的内容要求
教师在每章节知识讲解之前，会首先要求学生自主学习线上的录播课，这个线上学习过程类似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预习，但是它又不是简单的提前预习，而是通过录播课在教师的讲解下自己先认真地学习章节基础知识点、初步把握重难点。在自学的基础上通过章节习题来检测学习效果的好坏，自己发现问题和知识点掌握的薄弱环节，然后有针对性地反复回看课程视频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同时课程平台上有专门的互动讨论区，学生一方面可以将自己在线上学习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在平台提问，教师会为学生答疑解惑;另一方面也需要自主查阅资料后回答互动讨论题，发表自己对专业问题的看法。这种形式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培养学生关注经济、金融热点问题的好习惯，提升专业素养。最后学生必须参加线上的期末考试，线上期末考试以客观题型为主，考察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知识目标的达成情况。
2.2线上学习效果监管———“双固定的双层负责制”
线上学习既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方式，也是考验学生学习自觉性的一把双刃剑。如何对学习自觉性有限、自学能力稍显不足的学生，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指导，是保证线上学习效果的关键环节。货币金融学课程的线上学习采取“双固定的双层负责制”的监管模式。其中“双固定”是指“固定团队和固定时间”。首先将班级学生分成八个小组，每个小组作为一个合作团队，学生在固定的团队内相互督促完成线上学习;然后教师指定固定学习时间，要求学生在这个时间完成学习任务，从而对学生形成约束，如果个别学生临时有事也可自行安排其他时间，固定基础上的机动灵活性方便了学生自主安排。“双层负责制”是“组长+教师的双层负责模式”。每个小组推选出组长负责监督组员线上学习;授课教师定期召开小组长会议了解同学们的线上学习情况，使用课程平台反馈章节学习完成情况，锁定重点关注目标。对于线上学习完成情况不佳的学生，既让组长加强督促，又由授课教师和学生谈话，了解学生线上学习是否存在困难，给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同时敦促学生尽快按照要求完成学习任务。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组长负责制和组内同学相互监督线上学习，又会给学生造成一定的学习压力，从而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的良好学习氛围中，积极完成线上的学习任务。大家在共同的学习过程中还能够增进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增强集体的凝聚力。
2.3线下教学实施方式
通过线上自主学习，学生对章节的基础知识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线下授课不必要面面俱到地“满堂灌”，而是根据章节的重难点和学生线上学习反映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讲授。教师的线下授课分为反馈和讲授两个部分，通过运用优课联盟平台的统计功能，给学生反馈线上视频观看、章节习题、互动讨论等任务的完成情况。表扬按时和超前完成任务的学生，树立先进典型;对于未按时完成的学生扣减平时成绩的分数予以惩罚，让学生将扣分的压力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接着将学生线上检测的分数情况和习题的正确率运用统计图进行显示，让学生清楚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讲授过程则是有针对性地讲解章节的重难点知识，提醒学生注意一些容易错的细节知识。讲授过程中既要求学生在教材上或笔记本上做笔记，又会边讲授边提问，促进学生集中注意力和积极思考;涉及一些前述章节已学过的知识也会再次提问，帮助学生复习巩固加深印象。讲授过程中还会提出一些开放式论题让学生分组研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同时还会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融入专业知识的教学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增强他们的金融风险意识。
2.4翻转课堂的设计与开展———“教学相长”
翻转课堂环节就是要转变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教师角色由“教授者”转变成“引导者”，学生角色“被动者”变为“主动者”，把课堂变成学生展示的舞台，教师则是听众和指导者。具体来说，教师会将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一些热点、前沿问题结合课程内容和知识点分成八个专题，每个小组选定一个专题后在教师的指导下查阅网页、论文、专著、教材等资料，研读和筛选资料后，学生根据自己对专题的理解制作演讲PPT并交给任课教师修改，教师提出改进意见，学生进行PPT修改后在课堂上演讲这个专题，最后教师根据学生的专题内容和讲演情况进行点评、提问，并最终给出这项活动的成绩。在翻转课堂活动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专业资料的收集、筛选和研读，这既培养了学生文献阅读、分析归纳、资料整理等基本的科研能力，又让学生在研读资料的过程中拓宽了专业知识面，提高了社会科学素养。学生自己制作PPT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修改，锻炼了学生的专业论文写作能力，为今后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和今后从事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演讲，又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心理素质、增强了自信心。整个活动学生分组完成，团队之间分工合作，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友谊、发挥了团队合作精神和每个同学的优势，也能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班风。同时翻转课堂虽然是学生展示的舞台，但是整个过程教师全程指导，有利于将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等课程思政的内容融入其中，引导学生多关注一些正能量的成功案例，从育人的角度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翻转课堂教学不仅提高了课堂效率，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个性化教学。
3“235”课程评价体系
货币金融学课程考核方式吸收了国内学者提出的课程考核评价“四化”特点，即“工具智能化”“形式多样化”“主体多元化”“过程动态化”。课程考核采用“235课程评价体系”，即课程最终的考核结果由“20%平时成绩+30%线上成绩+50%期末成绩”构成。“235评价模式”的设计完全对标人才的三大培养目标和课程学习的全过程展开。20%平时成绩通过授课过程中的提问、分组讨论、专题研讨和每章节的检测来反馈学生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和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考察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的达成情况。在课程讲授、指导和点评学生的专题研讨中，将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等课程思政的内容融入其中，引导学生多关注一些正能量的成功案例，从育人的角度帮助学生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从而实现教书育人的思政目标。30%线上成绩通过线上学习和每章练习题分数情况，考查知识目标达成情况;部分章节的互动讨论，设置开放式讨论题，让学生在课程平台上表达自己对专业问题的看法和见解，教师再通过答疑、评论等方式将课程思政融入其中，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目标。50%线下期末考试采用发散思维主观题型，让学生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分析案例、解读文献或提出自己对一些前沿热点金融问题的看法，鼓励学生考前查找资料，考试时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考察能力目标达成情况。在题型设置或给定的案例分析材料上，可以将国家法律法规、伦理道德、改革开放的大事件或成就等思政元素作为素材运用到考试的题目中，促使学生运用专业知识来认识、分析和思考这些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并通过一些问题的设置对学生进行正确的财富观、价值观、人生观、职业道德观的塑造，从而实现真正的教书育人。
4混合教学的实施手段———“慕课+学习通+QQ群”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8
[关键词]电视艺术;新时期;发展脉络
201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5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有必要回望历史，寻找1978年至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脉络，把握新时期电视艺术的走向。40年来，随着电视艺术的不断发展，电视艺术与电视技术工作者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置于电视研究之上。也正因此，近40年来研究电视艺术的文章不仅数量和篇幅上有所增大，质量上也有所提高。40年历程，中国电视硕果累累，电视艺术不断发展，电视产物不断增多，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在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一片大好的良好环境中，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本着敢于创新的精神，对电视艺术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化解读。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大部分学者除却对电视本体诸如电视艺术的本质、思想内容以及产生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外，还开辟了对电视市场与产业、电视美学、电视政策背景、电视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等方面的探析。由于研究成果多，研究视域广，将所有论文、著作进行整理收集难度较大，故而在初期写作中首先选取了100多篇论文进行分析，其中胡智锋从2003年到2014年间对论文及著作的年度化整理而作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以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等文章成为本文论述的重要依托。
一、电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1.电视美学研究电视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产生，对电视美的创作、美的传播、美的本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这只是对电视美学的传统研究，是将各种电视类型看作是独立的文学、戏剧等特征，没有将电视创作、电视艺术文本之间的整体关系把握住。后期，研究者在美学方面的研究上，尝试总结标志着总体审美的一般规律。随着电视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对于美学的探究也开始不断进行自我更新，高鑫教授在《技术美学研究》中将美学与大众美学、信息美学以及通俗美学联系起来。
2.电视文化学研究电视文化学的研究与电视美学的研究发展相近，随着电视艺术内容的不断发展，电视除了本体性之外，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呈现在大众视野中，在当今多元化发展态势的状态下，电视文化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是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写的电视艺术蓝皮书，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和权威性，2010年12月出现首卷，随之2013年6月出第二卷，2014年11月出第三卷。第三卷增加了专题报告中针对新文艺的内容，对飞天奖的获奖作品进行分析，以及全国电视文艺的章节，以全局性的眼光审视了我国电视艺术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二、电视艺术类型研究
作为电视艺术的代表类型，本文主要以新闻、电视剧、纪录片的研究现状为例对电视艺术的具体类型研究做简要概括。1958年《一口菜饼子》首次使用电视剧的概念，80年代中后期电视剧开始繁荣。1983年的《电视剧初探》已经对电视剧进行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剧的迅猛发展，电视剧创作对理论需求迫切，1987年“中国电视剧发展史学术研讨会”总结了我国电视剧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历程，明确了电视剧演技方法和未来走向。后期，发表于《现代传播》上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要评》论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电视剧的发展，丰富了电视剧理论格局，创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电视剧创作生态。电视剧的制作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论独播剧时代电视经营理论创新》（赵斌著），就对电视剧的生产进行了研究。同时，研究的视角也出现了题材的研究，如《老大的幸福：对幸福的阐释》（刘渊、钟呈祥）就对现实题材的作品进行了分析。
三、电视艺术史论与鉴赏研究
对于电视艺术的历史研究早而有之，1992年，赵玉明就作了《中国广播电视史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仲呈祥、陈友军著）系统阐释了电视艺术的发展规律。视听传媒历史《视听传播史论》（李幸、欧慧玲著）、《中国广播电视节目概论》（苗棣著）出现了对电视业务的研究。首先要考虑批判视角的选择性。张凤铸教授曾在《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中指出批评的五个层次：感觉层次、感知层次、感悟层次、美学层次与哲学层次。其次要考虑批评方法的多样性，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西方传统批评模式：作者批评、理性批评、符号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二是以文化研究为核心的批评方法，如文化研究批评、社会学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等。
四、电视艺术实务研究
1.品牌化、技术产业化研究。随着中国电视逐渐进入买方市场，电视台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电视艺术实务的探索越发成为研究的重点。首先，在电视的品牌化战略方面：《电视品牌战略研究》（段鹏）对电视的品牌化运营进行了分析，《我国上星频道品牌现状及其发展研究》（何苏六、李宁著）提出了电视的品牌意识，《我国跨地域跨传媒发展研究》（徐舫州、张静滨、高阳）对卫视频道品牌与跨区域合作进行了分析，《优秀电视节目解析》对品牌化节目《艺术人生》《超级女声》进行解析。
2.电视体系、媒体融合研究。电视内部生态体系的良性健康运转对电视艺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之下，电视体系的内部构造、运转方式，以及与其他媒体的融合都成为研究者研究的重要课题。1999年提出制播分离开始，制播分离的改革与媒体间的融合就一直成为讨论的热点。《数字化时代媒体发展的格局》（熊澄宇著）就提出了“新旧并存”“功能互补”“边缘融合”“形态创新”的观点。《新媒体十论》（朱虹著）2010年提出建设性的十条意见，《三网融合话题带来的一些思考》（周新权著）阐述了三网融合状态下电视发展的新路径，《制播分离政策解读与产业模式分析》从制播分离出发探讨产业模式的规划。
五、问题及展望
1.研究方法问题。电视艺术的研究方法之多，涉及领域之广使得电视艺术的研究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但是在梳理过程中发现，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电视艺术的研究中并不常用。然而，在当代电视产品纷繁复杂、电视艺术类型遍地开花的开放性格局里，我们更应该综合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不同类型、同一类型不同时代等电视艺术产品进行分析。
2.类型研究问题。电视艺术的研究对从微观上电视节目的类型进行了具体化的研究，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对于主流电视节目类型如新闻、电视剧等研究比较重视，对于例如体育类电视分析如《中国体育的电视化生存之道》（李辉著）的论著就相对较少，因而依然存在不均衡的问题。
3.法律法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电视的发展需要遵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法规与政治政策的框架下进行创作。然而，在对电视艺术进行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研究者对于电视艺术的政策性解读、电视艺术与法律法规的关系等方面鲜少涉猎。尽管有所提及，也只是作为大的背景论述，并没有细化分析电视艺术与法律法规的相关性。
4.地域性问题。电视艺术研究的地域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果内容的地域差异性。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是从国家层面上俯瞰电视艺术发展的格局，而对地方性的电视研究较少。二是研究人员的地域性。参与电视研究的学者大多在北京等城市，二级城市的研究成果就普遍减少。综上，地域性的问题就凸现出来。无论如何，这些问题不能掩盖电视艺术研究的丰硕成果，电视艺术研究的脚步也不会停止，我们期待电视艺术研究的发展向着更高、更广的方向不断向前。
参考文献
张玥.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现状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7(02).
[2]李寓.关于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的现状分析[J].明日风尚,201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