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耀明 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一、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极为重视立言不朽，提出“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正是为了立言不朽，司马迁甘受屈辱，百折不挠，努力著书立说。《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分别谈到“成一家之言”及其具体内容，即是对六经异传、百家杂语进行总结，搜集遗佚的文献资料，探究自然与人事的至理，通晓历史变化的规律，写成有独特的完整体系的著作。因此，《太史公自序》概括了《春秋》的笔法，同时表述了写作《史记》的指导思想。为了阐说治理社会的基本法则，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来辨明是非，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表彰与批评，比之空发议论要深刻、切实、明白、显著得多。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正是这样，“藉人以明史”(《饮冰室合集》第九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20，因事而见义。如“巨鹿破秦，鸿门张楚，高祖还沛，长卿如邛，范蔡之倾，仪秦之辩，张陈之隙，田窦之争，卫霍之勋，朱郭之侠，与夫四豪之交，三杰之算，十吏之酷，诸吕七国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水浒资料汇编》卷一汪道昆《水浒传序》)［2］3。这些精彩的篇章展现出一幅幅历史和现实的图画，浸染着司马迁的褒贬之意和爱憎之情，也显示了他是自觉继承和发展《春秋》的写作传统的。
为了真正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崇高理想，司马迁在长期的创作活动中，注意收集资料，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实事求是。《报任安书》强调“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3］2735。作者广泛获取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尽可能地建立和扩大写作的材料仓库。他博览众多的书籍，收集重要的文献。《太史公自序》谈到《易》、《礼》、《书》、《诗》、《乐》、《春秋》的特点与长处。这表明作者只有阅读和理解这些典籍，才能比较正确地论述它们。《史记》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礼书》、《乐书》叙述文化生活的情况;《河渠书》描写武帝时治河的场面;《平淮书》涉及武帝时经济和政治的问题;《货殖列传》“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管锥编》第一册)［4］382，谈到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匈奴列传》、《南越列传》、《闽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等记载周围各国和民族的历史。这又表明作者如果没有详细地占有资料，充分地了解情况，就不可能以空前的规模出色地反映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史记》在人物塑造、性格刻画和细节描绘等方面，在写人叙事的材料方面，在语言风格方面，都从《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中获得丰富的教益和有用的东西。这还表明正因为作者熟悉和掌握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所以能够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开史传文学之先河。由此可见，司马迁写作《史记》是与网罗天下史料分不开的。当然，这也是与“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栾城集》)卷二十二《上枢密韩太尉书》)［5］477，体验现实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漫游的经历对司马迁积累生活的各种知识和打下写作的良好基础，是极为重要的。
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仅仅积累洋洋大观的历史资料和写作素材，而是进一步辨别书籍记载和遗文古事的可靠性，从而考察历史上成败兴衰的规律。《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6］2121考信是司马迁处理史料的原则。虽然他主张以六艺即六经为考信的标准，但是实际上他在处理史料时更着重通过自己对文献资料和写作素材的考核辨证来确定其可信程序。作为富有理想的史官，他深知写作信史的重要性。他依据左图右史，更注重实际考查勘察，调查人物和事件的全部历史，探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孔子世家》载，“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6］1947。《屈原贾生列传》载，“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6］2503。《淮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6］2629。类似篇章不胜枚举。它们足以证明司马迁通过实地考察，分辨真伪，去粗取精，掌握了真实可靠的材料，加深了对所写人物和事件的了解。特别是《项羽本纪》肯定了项羽推翻暴秦的功绩，也批评了他弃智独专和迷信武力的过错，反映了作者如实记载和公正评论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正因为司马迁按照考信的原则处理史料，安排素材，调查研究，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对社会经济生活有所注意，对陈胜等人反抗暴政加以肯定，对世俗所谓的“天道”表示怀疑，从而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由于司马迁编撰《史记》时能够秉笔直书，注重翔实可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就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2738实录的确是司马迁写人叙事的基本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写作时坚持实事求是而决不虚美隐恶，这是非常可贵的。实录的思想光辉照耀着后世成千上万的作家前进在我国古代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们自觉遵循实录原则，努力写出各个时代的名篇佳作。
二、提出发愤著书
司马迁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历史上许多人经历磨难而著书立说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出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提出发愤著书说，认为自古以来优秀著作都是作者心意有所郁结、理想无法实现而发愤著述的。这一观点揭示了进步作者与黑暗政治的矛盾，肯定了发愤写诗作文、大胆批判现实的精神。发愤著书说的产生是事出有因的，当时，李陵兵败，武帝震怒，群臣媒孽之言沸沸扬扬，司马迁则如实地评价了李陵的功过，同时描绘了衮衮诸公从奉觞上寿到不知所措再到媒孽人短的丑态，指出他们不赴公家之难，专营个人利益。因此，他得罪武帝，被捕下狱，受到宫刑。其时，他家贫不能自赎，平日交游无人援助。这些使他深受肉体痛苦、精神侮辱和思想打击，也使他一度竭尽全力、忠勤供职的心情付诸东流。于是，他痛心入骨，悲愤填膺。在极度的痛苦和悲愤中，司马迁曾经想引决自裁，但是，他想到著书尚未成功，不能有始无终，又想到古代人们从事著述所经历的艰辛过程，从中受到鼓舞，因此，他抖擞精神，坚持写完《史记》。作者的发愤著书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他把悲愤之情、爱憎之意融入立言之中，使字里行间充满着自己的真情实感。正如金人瑞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读第五才子书法》)［2］32《史记》的众多篇章都是发泄作者愤懑不平的情绪，谴责历史和现实的黑暗现象，歌颂为促进历史发展做出努力的人们。#p#分页标题#e#
《太史公自序》具体论述了发愤著书说。此外，《报任安书》在说了类似的一段话后，着重指出:“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汉书•司马迁传》)［3］2735。正如钱钟书说:“此处不复道屈原、韩非等而重言左氏、孙子者，二子如己之官体废残，气类之感更深也。”(《管锥编》第三册)［4］936司马迁指出在封建社会中，仁人志士常受统治者和谗佞之徒的迫害，无法实现理想和抱负，不得已在著书立说中表示进步观点和发泄愤懑。《周易》、《春秋》、《离骚》和《诗》三百篇等的作者们有正义感，不少人还博学多才，却受到压抑和打击，这使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水平有所提高，充满激愤忧苦的感情。他们觉得“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史记•太史公自序》)［6］3300，就一定要发愤著书，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他们叙述以往事情，寄希望于未来，紧密联系现实，发表真知灼见。他们赞扬善良，憎恨罪恶，对黑暗现实的义愤越强烈，所写诗文的思想性就越深刻。他们处在严重的困难和艰险之中，始终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终于完成了千古绝唱。虽然司马迁所举事例有些与史实稍有出入，但是发愤著书说反映了封建社会不少进步作家不满现实、批判现实的共同性。《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引述这些事例，实际上是表明心迹，针对现实，指出自己也与这些优秀著作的作者一样，身处逆境，忍辱负重，发愤为文。司马迁在《史记》里尽情抒发抑郁不平，深刻批判黑暗现象，非常同情社会下层人物。他曾经对西汉王朝相对稳定的局面有所幻想，希望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作一些弥补残缺、振兴衰废的工作。后来，他遭祸遇刑，就抛弃了对统治者的幻想，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他从个人的悲惨遭遇联想到历史上和现实中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情况。《伯夷列传》对历来不正常的现象深表愤慨。他不仅怀疑天道，也批判封建统治阶级。《封禅书》描写武帝常为方士所骗。《平淮书》记载武帝对外用兵，奢侈浪费。这些内容表现出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有力讽刺和严厉批评。《酷吏列传》写王温舒、杜周，对酷吏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在针砭时弊、批判现实的同时，司马迁又着力描写了社会下层人物和进步人士，热情歌颂了他们的优良品质。《魏公子列传》写侯嬴、朱亥帮助无忌抗秦救赵。《鲁仲连邹阳列传》写鲁仲连为人排难解纷而不肯受封。《刺客列传》写荆轲不顾个人安危而敢于与强暴作坚决斗争。《李将军列传》写李广既英勇善战又与士卒同甘共苦。总之，司马迁在反映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表达了进步的思想观点和郁结已久的忧愤感情，从而使《史记》成为发愤著书的典范之作。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突出成就。它概括了前代进步作家著书立说的普遍现象，总结了司马迁的创作经验，肯定了进步的文学传统。它阐述了文学与社会现实、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指出了作家的身世遭遇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说明了作家忧愤郁结心中，有感而发，就能创造出批判黑暗政治、反映生活本质、富有真实感情的优秀作品。它鼓舞了后世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促进了西汉以后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文学思想的研究。
三、重视文艺作用
司马迁论述了文艺作用的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诗乐理论，注重文艺的教育作用和感染力量，强调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出身史官世家的司马迁对文学和史学的造诣很深，他重视立言，把它看成不朽的事业并为之奋斗终生。然而，当时不乏轻视文史和天文历法之学的观点，司马迁自然对此深表不满。他高度重视史学和文学，特别是为文学家立传，赞美他们的优良品德，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指出他们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维护文学的重要地位，充分显示出拔出流俗的勇气和强烈的创造精神，也积极顺应了文学发展的总趋势。
因此，司马迁对文学的教育作用和感染力量十分重视。《乐书》基本上是汇辑《礼记•乐记》等古书材料，它在简述从上古到西汉诗歌音乐的发展概况后，大量引录《乐记》原文。正如李景星说《乐书》“引《乐记》全文”，“《礼》、《乐》二书之采《荀子•礼论》及《乐记》，与《五帝纪》等篇之采《诗》、《书》传记同”(《四史评议•史记评议》)。［7］28－29《乐书》在运用这些材料时，有的照录文章，有的修整字句。全篇精心布局，叙议恰到好处，作者意思融入其中。这种通过引用古书材料体现司马迁观点的情况较多地存在于《史记》之中，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引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反映了自己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在《屈原贾生列传》里采用刘安《离骚传》文字，表现出个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深刻评论与高度赞美。
《乐书》接受了儒家的诗乐理论，并加以发挥。作者认为音乐可以用来节制欲望、陶冶情性、观风变俗，不同的音乐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音乐具有极大的教育感染作用。《乐书》进一步指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6］1236司马迁在谈论音乐问题时，带有儒家伦理思想色彩，他深知古代贤明的君王正是利用音乐动荡血脉、通流精神的特点，推行教化，端正人心，改变风气和习惯，分别上下和贵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乐书》还详细论述了音乐教育对道德修养、实行仁义和除去邪辟所起的重要作用。《乐书》中说:“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正因为音乐有如此重要的教育作用，所以，作者非常强调音乐应该为政治服务。当然，司马迁还认为诗歌和散文等文学作品与音乐一样可以教育和感染人，也都应该为政治教化、社会治安服务。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和《太史公自序》里指出，通过《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作品的教育，人们能够获得丰富的知识，掌握重要的史实，节制各自的行为，抒发中和的感情，了解事物的变化和明白礼义的意旨，因此，必须充分发挥著作的教育作用，从而有利于清明政治的实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司马迁发表的关于音乐、史学和文学等问题的见解，表现出古来文史不分、诗乐并称的杂文学观念，他曾实际接触文学的教育感染作用，具体叙述诗文作品激动人心、引人共鸣的状况，并以自己沉博绝丽、理在其中、情溢文外、描写逼真的佳作令人回味无穷。《孔子世家》说作者读了孔子著作，深受感动，心向往之。《乐毅列传》说:“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6］2436《屈原贾生列传》说作者读了屈原作品，不禁感慨系之，长歌当哭，“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6］2503。《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6］3063《史记》所提到的这些沁人肺腑的诗文，以其成功的写人叙事、出色的议论抒情，写出了伟大的人物、真挚的感情、可贵的理想和神奇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人，引起了他们思想感情的回旋激荡。他们联想起类似的社会矛盾和生活环境，心潮自然随这些诗文内容的变化而起伏，爱憎分明，共鸣强烈。#p#分页标题#e#
司马迁在创作活动中，笔酣墨饱地描绘历史和现实的风貌，生动传神地写出许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并满怀激情地对这些人物进行批判或者歌颂。《史记》突出了项羽的勇猛顽强、陈涉的胸怀大志、张良的多谋善断、张仪的能言善辩、毛遂的沉着干练、信陵君的礼贤下士、蔺相如的智勇双全、荆轲的刚强勇敢、韩信的不善自处、石氏父子的伪作谨厚、田蚡的虚伪凶狠、张汤的刻薄残忍和王温舒的滥施淫威等。自西汉以来，《史记》所写的这些人物有的为人所钦羡，有的为人所鄙弃，也有的为人所叹息，他们的故事流传久远，影响不小。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创作实践表现出他重视文学的教育感染作用，他的创作成果也真正起到了教育后代、感动人心的作用。
四、评价作家作品
为文学家立传是司马迁的一个创举，并为后世史家所效法。《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这些文学家的生平事迹和重要作品，评价了他们的成就，还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不少重大的原则问题。
《屈原贾生列传》高度赞美了屈原的人格，充分论述了他的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积极肯定了进步的文学传统。它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篇正确而全面评价屈原的文章。作者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把屈原的生平遭遇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考察，认为他“正道直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6］2482，由于处境困苦和怨愤满怀而写作《离骚》。其所言无疑是符合事实的。由处境困苦而产生怨愤，再由抒发怨愤而写作诗文，这不仅总结了屈原遭谗被逐而抒情写诗的创作情况，也概括了司马迁坚定立言信念而发愤著书的艰辛历程，还指出了历史上进步作家从事创作的共同特点。司马迁采用刘安的观点，进一步评价了屈原的杰出作品。他认为《离骚》阐明道德的重要性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表现作者的美好理想，揭露和鞭挞当时的黑暗政治，显得内容丰富，观点进步。他指出屈原作品文字简约，言辞深微，它们“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6］2482，在眼前的普遍事物的自然描写中寄寓重大的意义和深刻的道理，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司马迁为屈原立传，热情称赞了屈原的爱国思想和斗争精神，准确指出了他的艺术表现手法，概括说明了作家的品格、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之间的关系，因而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楷模。
司马迁不仅肯定屈原的思想言行和作品的文辞艺术，也高度评价了贾谊。贾谊的生平、著作与屈原颇有相通之处。因此，司马迁把他们两位作家合传，给以很高的评价。这种评价实际上也是对贾谊作品反映出来的创作倾向与文学思想的肯定。虽然贾谊没有提出明确的文学主张，但是他的散文与辞赋充分表现出关心国计民生、反映现实生活、抒发真情实感、崇尚情文并茂的创作倾向与文学思想。贾谊的名篇佳作为司马迁所赞赏和提及。《秦始皇本纪》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6］276《屈原贾生列传》说:“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6］2503司马迁通过记载贾谊的生平和著作，指出西汉社会思想、时事政治对作家作品的影响以及作家在作品里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情况，从而体现自己对贾谊的同情与赞美，对进步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从对屈原、贾谊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非常注重作家的政治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内容的。这种观点又表现在他对宋玉等人的评论上。《屈原贾生列传》认为宋玉、唐勒、景差等辞赋家虽然爱好辞章，以赋闻名，但都是效法“屈原之从容辞令”［6］2491，而缺乏屈原辞赋进步的思想内容，没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始终不敢以辞赋来直谏。对于这些作家，司马迁则颇有微辞。司马迁正确地评价了屈原、贾谊等人，还大量地记载了司马相如的作品，从中流露了他对这位辞赋大家的推崇之意。正如李景星说:“《史记》列传，于诸家之文多不滥登。屈、贾文辞之士，只载其骚辞数篇;即贾生《治安》一疏，关系治乱得失，为千古推重之作，犹从割爱，他可知已。独于司马相如之文採之最多，连篇累牍，不厌其繁，可谓倾服之至。”(《四史评议•史记评议》)［7］109与此同时，司马迁全面地评论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6］3073《太史公自序》又说:“《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6］3317辞赋风行于西汉，司马相如文才雄富，作品独步一时，但应该指出的是他的辞赋确实存在夸饰过度、虚无缥缈的缺点。于是，司马迁批评他的辞赋有“虚辞滥说”，显得“靡丽多夸”。这种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当然司马相如的作品常有反对奢侈淫靡之意。因此，司马迁也肯定他的辞赋有讽谏的一面。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正确的。
司马迁为文学家立传，论文学家作品，这显示了他高度重视作家作品的研究，也说明了西汉文学趋向独立发展，文学理论水平有所提高。他以知人论世的方法、重视思想内容又注意艺术水平的标准和公允正确的态度来评价屈原、贾谊和司马相如等人及其作品，肯定了进步作家和文学成就，指出了不足之处。这些评论恰当精辟，具有进步意义，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