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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与现代文学间的联系

2012-07-23 11:49 来源:当代文学论文 人参与在线咨询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废除古文,建立白话文学的革新运动,视其发生背景,实在是所来有自,势在必然。传统文学发展到清末已是烂熟而但,穷途求变,文言文不仅成了文学创造的镣铐,也阻碍了以开通民智为目的的普及教育。此时兴起的“国语运动”形成了广大的官话区域,成为后来文学革命倡导“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基础;此时开始的西方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成为后来文学革命强烈的催化剂,其中,《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为新文学提供了一个借鉴的样本.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以显著的位置刊载了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最早从文学方面来论述这部基督教经典,又从他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圣经》文学和基督教的一些观点。

 

一、《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这一点,周作人研究《圣经》的动因出自文学,而不是宗教信仰。他在《《希腊拟曲》序》中回忆说,他从一九O八年起学习古希腊语,目的是想翻译《新约》,’至少是《四福音书》.但他解释说,“我那时也不是基督教徒。”最早接触《圣经》是一九O一年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期间,他受到前辈胡诗庐先生的指点,“很看重《圣书》是好文学”,有时到三一书院去旁听《路加福音》讲义.同时,又受到杨仁山先生影响,读了一些佛教经典,特别是《楞严》和《维摩洁》,相比之下,对当时《圣经》会所出的“文理”文言译本不满意,就开始为翻译《圣经》作准备,他:想将四福音书重译一遍,不但改正钦定本的错处,还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经杭衡”。直到后来看到《圣经》“官话和合译本”,觉得翻译得实在很好,虽然译本的目的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但因着“慎重诚实的译法”,保存了原作中的很多文学趣味,在文学上有很大的价值。

 

周作人认为,《圣经》与中国新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有了中国语译本的缘故.在欧洲,《圣经》的翻译对文艺起到的是极为深广的促进作用,如英国的微克列夫译本和德国的路德译本,助成了本国国语的统一与发展。而在中国,《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在文学革命之前完成.也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了希望。因为,文学革命其实是一个破坏与建立的过程,破坏之后的建立却是艰难而漫长的,特别是一种理想的语言的建立,须经过长期的研究与实验。《圣经》对新文学语言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借鉴的范本,给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带来帮助和便利。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是这样说的:“有人主张‘文学的国语’,或主张欧化的白话,所说都很有理:只是这种理想的言语不是急切能够造成的,须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才能约略成就一个基础;求‘三年之艾’去救‘七年之病’,本来也还算不得晚,不过我们总还想他好得快点。这个疗法,我近来在圣书译本里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的参考与取法”。

 

从文体方面来说,中国新文学的新诗,短篇小说,也是因了外国文学的感化而发生的。

 

《圣经》文学中那些优美的牧歌和恋爱诗,可以帮助新文学衍出一种新体;其中的抒情文学也可以拿来与《离骚》等比较,找到参照发明的地方;甚至《圣经》译本中标点符号的应用,也能给新兴的文学以规范作用。所以,文学革命一开始,一些作家就流露出对《圣经》的模仿痕迹,以至于有反对白话文的人说,这样的文章并不算新,无非是从《马太福音》中出来的。对此,周作人说,“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吻《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不象对西方文学的影响那么深广,但也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所有现代作家都曾读过《圣经》,并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较为突出的有冰心、许地山、老舍,他们是受过基督教洗礼的基督徒;甚至郭沫若、郁达夫在留学日本期间也曾一度成为基督徒;其他如鲁迅,对引日约》有过系统的研究,茅盾,写过几篇基督教题材的作品;巴金,作品中的基督教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以及写了一批教会题材小说的张资平、肖乾;其他如陈独秀、胡适、徐志摩、田汉、林语堂、梁实秋、苏雪林、叶灵凤、胡也频等等,真是举不胜举,甚至沈从文这样不懂西文的地道中国派作家,最初也是从《圣经》的反复阅读中学习写作的,他称《圣经》是他的“师傅”。②二、《圣经》文学研究周作人认为欧洲文学有三个来源,一是希伯来思想,二是希腊思想,三是中古的传奇思想。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三支潮流会合,形成了近代欧洲文学。古代希伯来文学保留在《旧约》之中,《旧约》本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圣书,经过了历史批评的研究,从文学上讲是希伯来国民文学的总集。他把《圣经》与中国的经书作了比较,认为:“《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记》等纪事书类与《书经》《春秋》,《利未记》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的地方”。③周作人对于《旧约》的研究,受到美国神学博士漠尔(GeorgeF.Moore)的影响较大,观点也多引用漠尔的《旧约之文学》,将《创世记》等列为史传,认为其中“亚当夏娃的故事”虽是神话,却对近代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历史书描绘了犹太社会家长制度时代的情形,反映出一定的禁欲思想。

 

《旧约》中的预言书是抒情诗,其中《约伯记》被漠尔赞为“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著作,世界文学的伟大的诗咽.《路得记》、《以斯帖记》及《约拿书》是纯文学方面的小说,周作人特别欣赏《路得记》和《以斯帖记》,说它们“是古文学中难得的作品,••一《以斯帖记》有戏剧的曲折,《路得记》有牧歌的优美”⑤,而他最为赞赏的是《雅歌》和《传道书》,称之为永远流传的不朽之作。

 

周作人至少在四篇文章里论述了《雅歌》,并把《雅歌》与《诗经》相比较。《雅歌》作为《旧约》中的一本爱情歌集,犹太人说这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咏颂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基督徒则认为这是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也有关于神与灵魂,或者新妇是马利亚等说法。周作人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赞成漠尔的观点:“那些歌是民间歌谣的好例,带着传统的题材、形式及想象.这歌自然不是一个人的著作,我们相倩当是一部恋爱歌集。”“这书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颐旨,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吻周作人在《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一文中,根据《圣经》作了这样的论述。夏娃的故事解释了古代农业的辛劳,女人生育的苦楚的起浑,《旧约》中历史书反映出男权社会里妇女的地位,《以斯枯记,和《路得记》中两个女主人公,是当时犹太的理想中的模范妇人,她们以忠心和爱心供奉家族的民族,但是还没有现代女子的独立人格。而《雅歌》中的女主人公能自由表达爱情,却是一件奇异的事情,在有粉禁欲思想的希伯来文学里,能出现这样热情奔放的恋爱诗,充分说明了人性中的灵肉二元并存.周作人在论歌谣情诗的文章中,也总是忍不住要引《稚歌》,他从另一个角度对它所表现的愈义作了说明,“我们不信有人格的神,但因了恋爱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感情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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