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带去大量从军人员。当年的“六十万大军”如今还健在的，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兵。老兵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在当代台湾文学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其形象有不同的变化。从白先勇到陈映真再到丁伟民、钟延豪、张大春，直到苏伟贞、朱天心、孙玮芒、王幼华、履疆、张启疆等等，“老兵形象”在不同的作家笔下承载着不同的主体意识。但是我们无疑又可以从这些不同的“老兵形象”身上探照出其共通性，即他们都经历了从“守望与失望”，到“迷失与救赎”，最后到“归来与流浪”这么一个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磨难过程。 谈到“老兵形象”，自然绕不开的一个概念就是眷村。所谓“眷村”，是指1949年国民党当局为迁移台湾的中下层官兵及其眷属提供的住所。 “眷村”是台湾土地上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产物，其中老兵们的聚合并非出自血缘的、宗族的关系，而是由于共同的政治命运和人生背景。他们以“外省人”的身份自成一体，怀着“落难”、“悲戚”、“怀乡”的心态与周围环境保持着距离。眷村不仅是外省第一代在异乡的落脚地，也是外省第二代出生成长的地方，它铭刻着历史动荡中迁移台湾的老兵们的集体记忆，也提供了一扇观察台湾当代“老兵形象”变迁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波谲变幻的窗口。 一守望与失望1949年国民党作为败军之师困守于台湾，随行前去的大量将领士兵在所谓“卫国”思想的感召下，几乎无一例外地急切地向往回到故土家乡。 但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已不是地理空间之隔，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使得这群老兵永别故乡。 在众多塑造老兵形象的文本中，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中的《岁除》、《梁父吟》、《那片血一样的杜鹃花》、《国葬》中的“老兵形象”正是“守望精神之乡”遂又不得不接受“无法回乡”这一残酷事实的一类。《岁除》里的赖鸣升是当了一辈子的兵，因年老退役在荣民医院成了厨房里的买办。 他与民国同岁，少年时期就“挑着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四川当过连长，随后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那些烽火连绵、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成就了他人生的巅峰，并成为他记忆中最荣光、最神圣的记录。赖鸣升是《台北人》中不肯面对现实、沉溺在往昔的荣光回忆里的典型角色之一。又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老兵王雄，始终抱有“怀乡的哀愁”，牵挂“那头”的家乡以及家里的“小妹仔”，在和“我”关于对岸大陆的对话中，得知“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到那边的人在走动”，“隔得那样近”等信息，从而借投海自杀之举以期通过“赶尸”的办法回归故乡。但是王雄的尸体“被潮水冲到了岩石缝中，夹在那里，始终没有飘走”。王雄最后的“归乡之路”也断绝了，其灵魂永远孤零零地飘荡在异乡之岛。《梁父吟》里的王孟养、朴公，《国葬》里的李浩然以及忠心耿耿的老侍卫，有的是位高权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的是位居下层的普通士兵，有的仍然留在军中，有的已经被抛入社会底层，“失势和失意是这群人最大的特点”。［1］ 无论是守望旧日时光还是虚妄的政治理想，老兵们终由精神上的守望陷入失望的境地。由于怀着“”、“战士授田”等美梦，所以很多人没有考虑过生活起居以及未来工作等基本问题，再加之当局对大部分下等士兵的无暇顾及，导致下层官兵陷入升迁无望、回归无期、日渐老迈的重重困境。反映在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往往是不约而同地侧重展现老兵们的精神失常和种种变态行为。如钟延豪的《金排附》、黄验《冷热胸膛》、履疆的《排附和我》等描写的是在当局政治谎言的蒙骗下仍然“恪守尽职”的老兵们的精神变态现象。张大春早期的《鸡翎图》中担当伙夫的老兵竟将他饲养的一群鸡当作自己留在大陆的“亲友的化身”，将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寄托于此。当部队转移时，遂做出宁可棒杀，也不贱卖的疯狂举动。丁亚民的《冬祭》表面来看是一个闹鬼的故事，退伍老兵老张在由人变成“孤魂野鬼”之时，不忘大骂学校校长向日本卖国求荣的举止行为，老张疯癫的背后是一颗不被众人理解的“爱国心”。作者借老兵形象嘲讽当局统治的目的不言而喻。同样在钟延豪的《故事》中，服役期已满的老兵始终等不到退伍令而导致心理变态，已经退伍的老兵又因生活没有保障而惨死工地，作者借写这些被抛入社会底层的老兵悲剧表达对当局统治的不满与失望。桑品载的《向往一场战争》中，老兵们为了去“对岸”散发传单、插国旗而白白送命，老兵的“愚昧尽忠”表露无遗，当局统治的荒唐更让我们汗颜。 老兵们的苦苦坚守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蛊惑，“反攻复国”、“为国尽忠”这些空洞的政治口号则让老兵们的守望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政治符号。因此老兵们的命运也就承担了更多的现实悲剧意义。钟延豪的《金排附》中的金排附在忍住悲痛劝慰我“这么多年，打死的老百姓太多了……”时那一份撕扯的内心痛苦，王幼华的《慈母碑石记》中被遗忘在南海群岛上的士兵，那一份焦灼到凄厉的等待，这样一种痛苦的守望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黄验《冷热胸膛》中的郭子仪最大的疑问:“是我对不起国家，还是国家对不起我?”在“为国尽忠”的所谓“信仰”下的守望已变得毫无意义。失去的版图已不在脚下，家乡的沦落已是既成事实。 国民党当局统治的虚伪与黑暗，老兵们感到由外而内的失望，加之生活上的穷困潦倒和心理上的无所依托和变态发狂，导致老兵们在精神上的迷失遂希望在困顿、压抑的现实生活中寻求肉体的解放和精神的救赎。#p#分页标题#e# 二、迷失与救赎 如果说从“守望到失望”是老兵们最初经历的精神困顿与折磨，那么到了张大春创作的《将军碑》和《四喜忧国》则是老兵遭受的更为严重的精神困境———迷失。相比白先勇《台北人》的小说集中大部分活在往昔的人物，张大春《将军碑》中的石震东老将军却像科幻人物一般，能够穿越时间并能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自由变换。石震东将军唯独没有“现在”，因为他的“现在”完全是往昔与将来的组合。正如故事一开始就这样说;“除了季节交会的那几天之外，将军已经无视于时间的存在了。”［2］这种“特异功能”使他能与当下的人和事暂时撇清关系，恣意任情地穿梭于过往与未来之间。但最悲哀的是，他能投射最远的未来也只是他的葬礼，以及众人为记载他的功绩而树立的将军纪念碑，那也就意味着老去的将军再没有什么希望可言，现实中的他处于永远的精神迷失之中，永远存在于“四十六年前的台儿庄和二十年前的官邸等大小战场上独自归来。”［2］张大春的另一个短篇《四喜忧国》内的老兵朱四喜和《将军碑》里的老将石震东不同，他一味地活在当年台湾极力建构的“光复大陆，收复失地”的美梦里，并且还有具体的凭借，即“总统”每年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他费尽周折，不顾度日艰难的地位低微，更不在意识字无多的文化水平，上演了一出疯疯傻傻的“撰写‘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的荒唐闹剧。这一荒唐举动的背后反映是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里特有的荒谬与迷乱。老兵经历从守望到失望的情感跌宕，要么是逃避现实迷失于可回忆的过去和可投射的有限未来，要么只能是以“卑微的小人物身份”无奈地迷失在“世界也越来越糟”的黑色境况中，导致悲观绝望的人生态度和更深层次的心理变态。 战争的残酷带给人类共同承担的命运悲剧，无一人可以幸运地避免战争的惩罚。台湾老兵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守望、失望、迷失之后，深感加之于肉身的“罪孽”深重，这样一种“罪行”使得老兵们担负起个人甚至整个民族由于战争所导致的创伤。反映在作家的创作中，则体现为老兵从肉体的解救到精神上的救赎。如晓风在《一千三百二十点》中，描述三个老兵决定除掉身上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刺青。按常理来说，刺青除掉了，顾虑也就除掉了，但也正是这些混着血肉的刺青象征了老兵们曾经拥有的历史，一旦除去，就意味着历史的幻灭，甚至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幻灭。显然，肉体的解救远远达不到精神的真正解救，真正的精神救赎要到履疆《老杨和他的疯女人》和李渝的《踟蹰之谷》中才渐趋实现。《老杨和他的疯女人》中的老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过上平静的生活，与满山的牛羊为伴，并娶了当地的疯女人为妻。至于大陆上的亲人，至亲血缘的关系自是不必说，但是那种浓烈的乡愁已转化为遗留于心底的挂牵，团圆不团圆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担负起眼前的责任。战争带来的痛苦记忆不可泯灭，但能从苦难中回归平静，融入寻常百姓家的生活，则为精神解救以及寻找到心灵家园的当下之道。与“老杨”相比，李渝在《踟躇之谷》中塑造的那位被国民党委任为开路先锋的军官更像是一位无亲无故的“异类”，孑然一身，在完成帮助政府开山筑路的浩大工程之后，做出留在山谷中颐养千年的决定，在作画中反观前世今生，于悲痛与忏悔中洗清前世罪孽，从而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救赎。 三、归来与流浪 陈映真早在60年代就写下了一篇象征着民族统一的小说———《将军族》。《将军族》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生活在台湾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相貌丑陋的“三角脸”和孤苦伶仃的“小瘦丫头”。 一个是无家可归的大陆老兵，一个是有家难回的本地女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似命运使两个人在交谈中逐渐相互信任。当他们再次重逢已是五年之后，“小瘦丫头”已经瞎了眼，二人有这样一番对话，“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下辈子吧!我这副皮囊比你的还要恶臭不堪。”“正对，下辈子吧。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随后，两人便自尽在甘蔗林里，第二天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首。在陈映真的笔下，老兵作为一个小人物活得艰辛、凄楚，但却有着美好的心灵和执着的信念，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泯灭他善良的本性，他和“小瘦丫头”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着，以彼此的生命为音符把纯洁的爱情乐章推向最极致的悲壮。由于《将军族》创作于60年代，台湾本土社会省籍矛盾问题不断升级，具有特殊身份的大陆去台老兵，首当其冲成为矛头所指。陈映真借“台湾老兵”这一特殊身份，寄予了他期望台湾本土社会能够跨越省籍矛盾，两岸早日实现统一大业的理想。 但正如复杂的现实一样，老兵们的回归之路充满了艰辛。在踏上归乡路之时，心境已是大不相同，斯人远去，留下挥之不去的乡愁阴影与离散体验，体现在老兵以及其后代身上则有了更为深刻的流浪特质。作为老兵的后代，其身份有诸多吊诡之处，虽然他们会把台湾当做故乡所在，但在潜意识深处则保留了父辈们“乡关何处”的焦灼感和无法言说的精神焦虑。台湾作家张启疆曾在《君自他乡来》中写道:“你们的身世之谜另有一说:你们的父亲是时代的遗腹子，你们算是偏房所生。你们的故事开始于出生前，连同大难不死的父亲，分别遗弃在码头和对岸的码头。”［3］在张启疆的另外一篇小说《消失的□□》，“我”始终背负上代人“老兵父亲”的沉重期待，但却一事无成，从年少时和本省子弟打棒球的一败涂地到工作时和当年的棒球对手陈国雄狭路相逢，在激烈的工作竞争中我再度失败，小说接近结尾处:“滚!滚!不要在我家的地上打我”，本省小个子的嚎叫听来刺耳刺心!老兵后代被排斥的现状无疑接续了老兵这一特殊人群的精神流浪状态，既然台湾本土不是“家乡”，那么“回去”是不是就是家乡?在作家远人的《异乡人》中，父亲“如今气散形消，骸骨分居两岸，正不妨魂归梦土，魄寄蓬瀛，四十年家国之思，就此还诸天地，再无牵挂。倒是他自己，前不是归程，后不是来路，总是形气俱足，魂魄相依，又奈何，又奈何!”［4］作为第一代老兵最后以魂魄归返家乡，第二代“他”却不知何处是家，只能以残存的记忆归返，但是归返台湾还是归返大陆的家，又是生命的深沉感慨。魂魄的归返是仪式，记忆的归返是哀悼，通过仪式与哀悼，老兵以及老兵后代的生命情状尽现，家园已逝，物是人非，留下活着的人此后再无故土可返，家园只存在于记忆深处，现实与精神的双重被迫离开，注定了老兵后代永久的精神漂泊。#p#分页标题#e# 通过对台湾当代文学老兵形象的梳理辨析，初步爬梳出一条有关老兵形象的文学线索，籍由台湾老兵从“守望与失望”、“迷失与救赎”、“归来与流浪”这一精神理路为一群即将远离大众视线的历史人物塑像，深入探讨“老兵形象”所蕴籍的审美意义及其创作主体的终极关怀，以期对“老兵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学意义起到初步发掘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