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论文范例

宗教文化论文

宗教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宗教  文化  神  

     一、宗教中神的来源:

     代表西方人的基督教是以神的儿子--耶稣,来拯救人类而出现于世的。上帝是超脱、处于人类世俗之外的神,是永恒,绝对的,它创造了自然万物;并通过某个人向人类宣布自己的告示。例如摩西,摩西之成为神,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思想、学问或者德行超出常人,而仅仅是由于他转达了神的谕示;

     而在中国宗教中,几乎所有的神都是由非常平常的、现实的、世俗的人经过修炼而成就的。如儒教的孔子,道教的老子,包括从印度传播到中国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纯粹是因为他们或想探索人生的真理 ,或想解救无数处于痛苦之中的人民,努力修行,体验,最终以他们深邃的思想、广博的学识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征服了天下的民众,赢得人们的信仰,乃至成为人们崇拜并追随的偶像,而变成神的。

     二、宗教的心理基础:

     西方宗教的心里基础是他们的罪恶感。《圣经》中告诉我们,伊甸园里的始祖亚当和夏娃, 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偷吃禁果,犯了人类第一个罪--称之为“原罪”。之后被逐出伊甸园,到世间去经受生活的磨难。所以我们要赎其罪,其次,要为自己违背上帝意愿所做的事情悔过,求得原谅,以期获得上帝的拯救。

     而中国宗教的心理基础则是 “畏惧感”。人们认为个人的意志薄弱,面向社会和外来的威胁,人往往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因此需要一个外在的,超强的力量 来保佑自己,以避难获福。所以儒家认为,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必须时时保有一种畏惧心理,事事小心谨慎,深刻理解并体会自己力量的微弱,从而去尊重现实,尊重一切未知的、神秘的力量。

     三、宗教的教义

     西方的基督教以神为中心而建立的,上帝他创造自然万物,为自然立法,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并为人类赎罪;因此人都相信他们的前世是有罪的,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所以他们应该服从上帝,犯罪感与忏悔成为圣经的永恒主题。人类要靠上帝的恩典,基督的救赎,主张善行,以期获得最终的拯救。

     与基督教不同,中国道教关注的中心是人,主张“天人合一”。传统文化强调用省察克制、修德养心来体悟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佛家注重因果,深信轮回。 儒道则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仁道精神。人通过自省与教化去希望人们与自然、社会达到和谐,并涵养一种博大的人格修养。

     四、对异教的态度:

     在基督教中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能信奉一个神,一个宗教。除基督教之外的一切宗教都是非法的,信奉这些非法宗教的人被称之为异教徒,是要受到惩罚的。耶和华就曾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在中国,各宗教之间大多时候,是互相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交流。三教并存是一个最常见的局面。尽管各宗教之间也有教义上的论争,比如佛教与儒教之间在学理上的论争,但谁也不去消灭谁。而且,从唐代起,儒、道、禅三教逐渐走向融合。中国各教教徒对其他宗教的领袖大都抱有相当的尊敬。在他们看来,这些宗教思想都代表了人类中的最高智慧和最高人格,一样都能够得到人们的礼拜和尊敬。

     五、宗教的社会地位:

     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往往是超越于政治、文化等。教权高于一切。例如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利就高于国王。并置于其它一切政治、法律等文化权力之上,乃至于对国王的任命,宗教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准绳。在当时, 如果你是一个异教徒或一个无神论者,那你不仅毫无价值,甚至还可能是被打击和消灭的对象。

     而在中国,由于各宗教的领袖都是世俗的杰出人物修炼而成, 其宗教也是伟人对人生的憬悟和理解及对人生思考的结晶。所以它就只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世俗性。所以宗教永远也不能够与皇权相抗衡。 并且,在中国许多大寺庙的兴废也往往是直接受皇帝的喜好影响。

     六、宗教对人生的影响

     在西方人的心中,宗教自始至终都是生活中,一个离不开的精神支撑,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上帝是一个外在的、超自然的存在, 人们带着虔敬的心情向上帝求教,并按照上帝的旨意,拯救人类社会;

     而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天道与人道始终是合为一体的,所以人不但能够成为其中一部分,而且可以直接参与天地的造化,人们的观念中更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价值、信仰与理智就像自然与人—样从来就没有分离过,而维持各方面平衡、和谐的传统伦理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所以人文主义的色彩也比其他国家更浓厚。

     七、宗教中人对神的态度

     西方人只信耶和华或上帝,非常重视死后灵魂的超升,进入天堂,就正是这种皈依精神的体现。基督教徒对上帝的态度是认真的,无疑惑的,虔诚的,无条件的,故导致了人神之间的单向皈依和膜拜,人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和自由。

     与之不同,中国人多是“多神论”者,信仰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如来佛祖等等。中国的祈福与恭敬所表示的人神关系则是双向的,有条件的。当神灵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时,中国人是相信它的;否则,就去改信别的神灵。主动权在人,而不在神。你也可以什么都不相信,做个无神论者。在中国人看来, 人恭敬并祈福于上天,以作回报,上天就要保佑和赐福人们,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换关系,  一切都是可以通融、变通的。#p#分页标题#e#

     结束语

     中西宗教文化对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可谓是历久而广博,这里也可谓是挂一漏万; 而谈论比较其差异, 则各有所见。为促进中西方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本人不揣浅陋,述一己之见,不当之处,望各位大家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梁晓鹏.中西宗教文化管见[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宗教文化论文范文2

近年来,许多高校都陆陆续续的开设了综合化学实验课程,并依据国家的相关要求,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了合理的改进和完善,比如: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或者是材料,对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式进行优化等。其中,高校对综合化学实验进行改进的目的有三个,它们分别是:一,拓宽学生化学知识的学习范围;二,培养学生进行化学实验的综合能力;三,让化学实验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当代社会对科研实验成果的应用效果。然而,在目前,教学者在对学生进行综合化学实验教学的过程当中,却还是因为实验内容的陈旧,使得教学出现了综合性不强的这一现象。因此,为了提高综合化学实验教学的综合性,教学者就应当对已有的科研实验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究,然后再将其合理的转化成化学综合实验,并结合国家对化学课程的教学要求,为学生研发出一个更具有效力的综合化学实验教学模式。

2探究科研实验转化成综合化学教学实验

为了更为直观的体现出科研实验转化成综合化学教学实验的这一过程,本文将以“羧酸氧钒化合物”这一科研实验为例,对其进行详细的说明。

(1)研究“羧酸氧钒化合物”的意义。

钒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它的熔点很高,常与铌、钨、钼并称为难容金属,有延展性,质坚硬,无磁性,具有耐盐酸和硫酸的本领,且其在耐气-盐-水腐蚀的性能要比大多数不锈钢好,它在空气中不会被氧化,可溶于氢氟酸、硝酸和王水。其次,它还被作为人类的营养剂或者是药剂,可治疗糖尿病、风湿病、结核病以及贫血症等。与此同时,在经过各国科学家对其进行的多年研究之后,表明:因钒类化合物具有对人体内部器官有着比较大的刺激性等特点,所以钒类化合物成为了阻碍人们对钒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障碍。因此,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障碍,科学家在经过多次实验与探讨之后,研发出了“羧酸氧钒化合物”,且该化合物也成为了当今社会中的一个研究热点。

(2)探析“羧酸氧钒化合物”实验。

该实验借助钒化合物和芳香羧酸的化学反应,来窥探它们的反应时间以及反应过程,并从中找出它们能够达到最好反应效果时所必备的条件,以满足教学者对化学实验的综合性要求。

(3)简析实验目的。

该实验的目的有如下几个:①让学生熟练掌握红外光谱的实现原理;②让学生认识并了解到蒸发仪等实验仪器的具体操作步骤;③让学生回顾已经学习过的理论知识,比如:过滤等;④让学生了解并掌握“羧酸氧钒化合物”的制作原理;⑤培养学生对化学进行综合实验的能力。

(4)探究实验原理

①对V2O5和H2C2O4进行催化处理,使它们生成VOC2O4;②让PhCOOH和Ca(OH)2酸碱中和,得到(PhCOO)2Ca;③让新生成的VOC2O4和(PhCOO)2Ca进行复分解反应,获取生成物VO(PhCOO)2和CaC2O4;④对VO(PhCOO)2和CaC2O4进行过滤和结晶等操作,获取最终产物。

(5)分析实验所必备的试剂和仪器

①试剂:草酸、氢氧化钙、无水乙醇、氢氧化钡、苯甲酸、硫酸氢钒和水杨酸。②仪器:旋转蒸发仪、玻璃棒、圆底烧瓶、锥形瓶、搅拌器和橡胶导管等。

(6)探析实验的具体步骤

①取适量V2O5置于锥形瓶中,并向锥形瓶中加入50毫升水以及22.5mmol的H2C2O4,利用玻璃棒将其搅拌均匀。待搅拌均匀之后,将锥形瓶放入微波炉,用中火对其加热十分钟。取出待凉,进行过滤,得到VOC2O4溶液。②取30mmol水杨酸以及15mmolCa(OH)2,将其装入盛有170毫升水溶液的玻璃瓶中,然后对玻璃瓶进行一小时的水浴加热,注:水浴的温度要控制在75摄氏度左右。待反应完全之后,所得溶液从原来的粉色变为无色。③把无色溶液倒入VOC2O4溶液中,搅拌时,可观察到有大量颗粒状物体析出,待凉,过滤,观察剩下的溶液,可见溶液的量比原来的减少了三分之二。④将100毫升无水乙醇加入母液中,有少量深蓝色沉淀物析出,对溶液进行过滤后,用无水乙醇对沉淀物进行清洗,然后再对沉淀物进行干燥处理。⑤把30mmol苯甲酸以及15mmol氢氧化钙融合在一起,使其在80摄氏度的水温下进行水浴回流处理,待其反应完全之后,所得溶液为无色。⑥向5中所得的无色溶液中加入VOC2O4溶液,保温搅拌四分钟,待其充分反应之后,冷却,过滤。把100毫升无水乙醇加入过滤之后的溶液当中,静置五分钟,过滤,对滤得的沉淀物用无水乙醇清洗,最后再对沉淀物进行干燥处理。

(7)简析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V=O能够在整个反应的过程当中,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且它在发生配位反应的同时,也生成了氧和钒的配位键。其次,在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得出羧酸氧钒化合物的化学式为:VO(PhCOO)2,且该化合物的结构是五配位的四角锥形。

3结语

宗教文化论文范文3

20世纪80年代,饶宗颐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以后,仍然著述不辍,以下数篇关于上古神明与信仰之论文,即为饶先生退休后至20世纪90年代陆续撰写而成。饶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他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发表了中国古代宗教、民间信仰等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饶先生的《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一书,收入13篇演讲论文。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为该书作序时,高度评价此书是一部开拓性、创新性的学术论著,具有四个特点:(一)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无涯?之感;(二)论文引用材料范围极广;(三)重视考古发掘的地下新资料;(四)读书得闲,论文时有新的创获。季老在〈序〉中推崇饶先生的论著是“创而中”,并认为是一个时代学术的典范,足见其称誉之高。

饶先生此书在俗神信仰研究方面,主要有《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一文,论述中国古代从东母、西母信仰,转移过渡到东皇西母的信仰。先生在文中说:“关于古代神明的性别(gender)区分问题,是极有趣味而值得去详细讨论。”文中从殷商时期的卜辞祭祀东母开始,结合其他文献材料,论述战国时期的东皇与西皇,从而论证信仰渐从女性神过度和转移至男性神的崇拜。文章最后还论述了地母的问题,得出「母」一名在古代运用十分广泛,大凡气、水、火之神亦有母之称谓,得出时代愈后,神性的演变更为复杂的结论。

此书还收录饶先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论文四篇,分别从楚文化、出土数据、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文献等进行考证论述。《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一文,主要从道教与楚俗的关系,进行新的论述观点,先生在文中说:西方学人喜欢采用Chamanisme(萨满教)的原理,去了解《楚辞》。虽然,它和巫术结上不可避免的宿缘,但从深一步看,楚人本身有他的宗教意识,和巫医关系非常密切。……楚人信巫鬼,崇奉黄神,使用禹步祝咒之术用以治病。宁乡出土人面方鼎应该是象征黄帝四面,如果这说可信的话,楚国黄(老)之学根深蒂固……说明东汉三张之设鬼道,为人治病请祷等等活动,实际上秦汉之际,在楚国地区已是司空见惯。……道教的萌芽,可以提前,道教的形成,与楚国巫医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此文从楚人的宗教意识,结合汉末西蜀鹤鸣山张氏“五斗米教”为人治病请祷等活动,分别从“四面先君与黄宗四面、黄神考”、《五十二病方》以及道教的“醮”、“四辅”、“天师”、“五斗米与五斗粥”等一一进行论述,考证出许多现今所知的道教符方和用语,早已在楚人的有关文献中出现,从而论证楚俗与最初期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从出土资料谈古代养生与服食之道》一文,主要从地下出土的简帛文献,论证古代方仙道的由来与养生服食之道。饶先生在文中旁征博引的出土数据,略有张家山汉简《脉书》与《引书》、《陵阳子明经》、《马王堆养生方》、陶宏景《登真隐诀》等等,分别从永命、延年思想来源,不死观念的追求,玄府玄门,以人合天,婴儿与胎息等九个方面参证论述。先生在文末总结说:楚地诸佚书之发现,令古代方术之采日月精英,还精补脑,及《内经》、《灵枢》之天道与人体相关诸说,取得确实根据,得到充分了解,知其思想之形成,远在战国时期已极度流行,对《易》、《老》、《庄》三玄中重要语句提供了合理与进一步的解释,证明嵇康《养生论》言之绰有理据,对于现代人仍有极大之裨益。

此段结语不但指陈古代天道人体之说的源流,还以古证今,阐释出土文献的重现,不但具有文献研究上的重要,还对现代人的养生有所裨益。《论道教创世纪及其与纬书之关系》一文,主要考证论述道教的“创世纪”的宇宙开辟说,源自佛经(《摩伽登经》)。文中从西方以色列民族的《创世纪》传说开始,逐次论及中国道教对于宇宙论的关心,并引述文献论证道教徒每每剽窃释氏之书,自西晋王浮作《化胡经》以后,后世变本加厉,举例论证详尽。而其中所论及的道教创世纪思想和所涉及的谶纬信仰,固或可归属我国古代的民间信仰范畴,先生未作明言而已。《巫步、巫医、胡巫与“巫教”问题》一文,分别考述巫步与巫医、胡巫、巫教等问题,可以说是巫学三个短篇考证文章。综观全文,先生在考述各种名辞之外,主要还是强调巫与萨满教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文化,以及批评巫与制度在中国上古史的问题。先生在文末说:对于“巫”字在古代中国的真相,和使用巫术遗存在民间宗教的陈迹,泛滥而毫不加以思索地来比附古代历史,这一方法是否正确?我认为很值得历史家再去作反思!如果说三代的政治权力完全依靠占卜者、巫术和自称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手段来建立,而把古人所记录下来的典章制度,一笔抹杀,把整个中国古代史看成巫术世界,以“巫术宗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支柱,我想:在目前不断出现的地下文物其本身已充分提供实证,去说明古代“礼制”的可靠性……从制度史观点来整理古史,或者比较合理,或许可以避免误入歧途……。饶先生此处提出的批评与呼吁,正是针对学术界对于巫研究的泛滥和过度重视等现象,作出语重心长的劝导。先生所论,发人深思。

初期天师道经典《老子想尔注》之研究

敦煌石室《想尔注》写经,清末时为英人斯坦因(MarcAurelStein,1862—1943)自吾国携回英国,后归藏大英博物院,编号S.6825。在饶先生整理、研究此本写经以前,因为原件远藏英国伦敦,国内学者及见者仅有王重民先生,王氏于1939年4月18日曾撰有《卷子本想尔〈老子注〉叙录》一文①,然于此书之名称、撰者、内容等,亦未能详加考述。而海外许多学者对于英藏敦煌经卷的目录和数量等,也知之不详,更遑论校注研究了。因此,饶先生于1956年出版之《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当为具体整理、研究《老子想尔注》之学界第一人。无怪乎有学者评论饶先生的整理和研究“可补前史之不逮,诚老学之功臣也”。

东汉末年张氏一系所建立的五斗米教,只是道教的雏型,其宗教形式仍未能算是正式的道教,只能算是当时的一个民间信仰的新兴教派,而此部经典其实可算是东汉末年中国民间信仰中一个新兴教派的传道书。因此本文仍将《想尔注》视为民间信仰下所产生的一个教派的重要古文献。饶先生1956年整理、校笺出版的《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书前附有26帧英藏敦煌原卷书影,使“同好者可见全豹”;1991年11月,饶先生整理旧作,为之补充:《想尔九戒与三合义》、《老子想尔注续论》、《四论想尔注》、《附一天师道杂考》、《附二有关大道家令戒之通讯》等后来陆续撰成之文章,改名为《老子想尔注校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饶先生自1956年发表《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之后,持续约三十年的时间进行研究④,最终出版了《老子想尔注校证》一书。书中认为《老子想尔注》为汉末张鲁所注老子《道德经》的注本,而托名于张道陵。饶先生云:“《想尔注》成于系师张鲁之手,托始于张陵。”此书原为张氏传教所用,属于道教原始思想的经籍。饶先生在书中说:今此残卷,赖石窟之保存,得重显于世。……其书每提及太平符瑞,多合于《太平经》经义,不特东汉老学神仙家一派之说,可略其端倪,尤为道教原始思想增一重要数据,对于道教史贡献至巨,不可谓非学术上之鸿宝也。

由是可见饶先生对于这件“学术上之鸿宝”的《想尔注》写经,十分重视。《老子想尔注校证》全书共分十章,并附研究论文数篇。鉴于此书初版印行于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又出版于20年前,当代学者或未及购置阅览,兹引录原书目录如后,以见其详:(一)解题、(二)录注、(三)校议、(四)笺证、(五)想尔注之异解、(六)《想尔注》与河上公《注》、(七)《想尔》本与索洞玄本比较、(八)《想尔注》与《太平经》、(九)《想尔注》佚文补、(十)张道陵著述考、附“别字记”、《跋》、《想尔九戒与三合义》、《老子想尔注续论》、《四论想尔注》、(附一)天师道杂考、(附二)有关大道家令戒之通讯。

由《老子想尔注校证》的目录,可见此书虽名为“校证”,而实际的工作远远超出校证的范畴。书中关于原文的录注、文字的校议和笺证以及异解等等,都是针对《想尔注》所作的基本文献工作,其他与河上公《注》、与索洞玄本的比较,与《太平经》的关系等,又兼有溯源、比较、考述的工作。其后的佚文补与著述考,又将文献的工作推进一层至辑佚学与作者著述考等。全书从文本的校勘、笺证、与其他文本的互校,到辑佚与考述,研究全面,论述详尽。此外、从书末“附录”的文章,又可见饶先生在完成敦煌本《想尔注》的校证后,不断撰写论文论述《想尔注》,力求将此一珍贵的“学术鸿宝”,在学术研究上作到力求完善的地步。清人章学诚(1738—1801)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先生为此书前后投入30年时间,并以不同的层面进行考述阐释,庶几是矣。

宗教文化论文范文4

(一)高职语文教学目标与专业目标相对接

教学目标具有导向性,明确的教学目标可以形成教师围绕目标教,学生围绕目标学的良好课堂气氛,使每个学生满怀激情地奔向教学目标。在这里,我们除了要准确定位一节课的认知目标、技能目标和情感目标外,还要明确其专业化目标。所谓专业化目标,是指根据文本蕴含的专业因素结合专业特点而确立的目标。专业不同,专业化目标也应有所不同。例如,我们在学习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第一卷的内容时,可以结合建筑类的专业特点,把专业化目标确定为:结合文中的建筑描写,分析建筑描写对烘托环境、刻画人物形象的作用。在学习《诗经•定之方中》时,我们可以将专业化目标定为:本诗体现了哪些建筑设计理念?整体结构不以时间为序,而用插叙手法,原因何在?又如岑参的《登慈恩寺》是怎样将建筑、自然与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塔的高大之美是通过哪些手法表现的?设置具有专业特色的不同的教学目标,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二)在教学内容上凸显专业特色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具有学习兴趣,就会引发强烈的求知欲,使学习变成一种内心动力,而不是一种负担。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学习主要是围绕专业方向来组织的,专业是学生的关注点、兴奋点,学习兴趣与专业兴趣密切联系。为此,我院选用了由熊子龙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课程建设系列教材《大学人文基础教程》,这本教材由中国传统文化、人与世界、人文与建筑三个模块组成,并附录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大学生阅读参考书目两部分内容。这本教材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内容编排和选用上突出了鲜明的建筑行业特色,是为建筑类专业的高职学生精心打制的精神拼盘,非常适合我院建筑类专业学生的使用。于是,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对教材进行了适度处理,将第一、第二模块的内容略讲,其中部分内容安排学生自学,重点讲授第三个模块,即人文与建筑与我院学生的专业有直接关系的内容。比如,讲授建筑民俗、民居特点、宗教与建筑、诗词与建筑、小说与建筑、散文与建筑、楹联与建筑等章节时,选取了《诗经•定之方中》、《登慈恩寺》、《沧浪亭记》、《黄冈竹楼记》、《平郊建筑杂录》、《乔家大院》、《滕王阁诗》、《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巴黎圣母院》、《罗马》、《再别康桥》、《都江堰》等诗文,鉴赏、临摹雕塑作品和书画作品,播放《莫高窟》、《故宫》、《圆明园》等纪录片,这些内容既满足了学生想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需要,又迎 合了学生的专业“胃口”。事实证明,这样的内容选取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具有很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播放纪录片《圆明园》、《莫高窟》时,许多学生都流泪了,看后,学生都踊跃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大都情真意切、言之凿凿。这一课不仅是一次建筑艺术、文学艺术的欣赏课,更是一次人文情怀的培养课,很好地实现了大学语文的多重功能,是一次大学语文与专业相结合的有效典范。

(三)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课题组的调查结果表明,教师“一言堂、满堂灌”的授课方式已不受学生欢迎,不符合学生需要。结合本课题组成员的教学经验,我们认为高职语文教学必须结合语文课程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本身的特点以及院校的实际,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综合运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合理使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平台,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现择其一二加以具体说明。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实物、图片、语言、多媒体课件等手段,创设形象、直观、生动活泼的与建筑类专业有关的教学情境,营造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引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取得课堂教学的高效率。例如,在学习“文学与建筑”一讲时,教师先设计情景问题,要求学生在在观看视频资料时思考几个问题:一是文学与建筑的关系如何?二是文学与建筑的融合是怎样体现的?接着用多媒体播放各地的民居图片、《中华民俗大观》和《中国古建筑》纪录片选段,让学生充分领略我国古代建筑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民居的风采。看后,根据之前设计的问题以小组形式展开讨论,并推荐小组代表发言,课后,要求学生以教材中出现的诗、文为蓝本,谈谈自己对“建筑和文学二者是如何互融的”这一命题的所思所想,将其写成字数600-1000字不等的短篇论文。这一节课运用情景式教学法、讨论法、练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和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大学语文与专业相结合,既符合学生的实际需要,又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效果不言而喻。在讲授《宗教与建筑》一讲时,教师在授课前布置预习,让学生先了解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宗教对我国文学、建筑的影响。为了让学生更真切地理解宗教与文学、与建筑的关系,老师将学生带到基督教堂、清真寺和佛教寺院进行参观,参观过程中,请相关人员进行讲解,让学生对宗教、对宗教建筑有了更为直观和具体的认识。参观完毕,教师现场布置了下节课的辩论题目:宗教风水是迷信吗?让学生自由组合,成立两个正方组、两个反方组开展辩论。这样,学生自觉地去查找资料、撰写辩论稿、模拟辩论,通过这一形式,既培养了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又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这是一次参观法、实践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练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的“大集合”。实践证明,在进行语文教学时将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相结合,并采用丰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灵活使用多种评价方式、全面考核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素质

本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省的考核方式以闭卷考试为主,个别学校采取写论文的形式。显然,考核方式过于单一,不能很好地评价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素质,也体现不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办学指导思想。高职学生能否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顺利就业,需要通过考核来进行评价。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本课题组认为,应该采用多种考核方式,如,写短篇议论文的形式、口头演讲的形式、小组作业形式等。当然,不管采用哪种考核方式,都要将课堂参与其中,即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包括将出勤率、课堂发言、讨论等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以平时成绩占30%或40%,期末考核成绩占70%或60%一并计算,得出学生的最终成绩。这一考核方式,摒弃了原有“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弊端,充分体现了高职院校注重过程性考核的原则,同时体现了语文课程注重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的教学目标。具体考核方式介绍如下:比如小组作业的方式,一般3-5人一组,共同完成老师布置的考核任务。每组成员分配好各自任务,进行小组讨论,之后完成各自的任务,最后合并汇总,交付最终作业。小组作业是对学生团体协作能力的考核,也是对学生写作能力的考核。口头演讲的方式,考察学生的表达和互动能力。针对大学语文与专业相关的论题,让学生介绍自己的观点,可借助PPT或投影仪向大家陈述。陈述后,有回答问题环节,学生解答大家的提问。这一形式,充分检验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写短篇议论文,要求学生针对所学专业的某一话题或某一问题写一篇小型议论文,字数在1000字左右。学生通过写短篇议论文表述自己的观点,既了解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又可以检验出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从而加深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

二、结语

宗教文化论文范文5

 

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会、甘肃省敦煌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纪念周绍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8月21~23日在兰州举行。来自北京、浙江、四川、重庆、江苏、甘肃、台湾等地区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颜廷亮主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项楚致开幕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范鹏代表主办方致辞。周绍良先生的女儿周启璋、周启瑜和侄女周小鹃(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参加了会议,周启瑜还代表亲属作了《蕴深情于小书———追思我的父亲绍良先生》的发言,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她整理父亲所收藏的当代学者赠书签名本时的所见所感,可作为献给中国现代学术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顾问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发来了贺信。   1909年8月,法国伯希和来到北京,出示他从敦煌王圆箓处得到的石室写卷数十种。著名学者罗振玉看完写卷后即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记录了所见敦煌遗书12种,书目31种,其中介绍了《冥报记》《秦妇吟》及《陈子昂集》等文学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学者王仁俊则用四天的时间抄录伯希和携卷中有关历史、地理、宗教、文学的文献30篇,每篇后加上按语,编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国敦煌学和敦煌文学的研究正式拉开了帷幕。一百年来,在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献得到全面系统的公布、影印和校录,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著和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语言文学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队伍壮大、成果丰硕而为学界关注。百年之后,中国的敦煌学家聚集在敦煌学的故乡,缅怀几代学人对敦煌学的卓越贡献,总结百年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讨论其研究现状,展望未来发展,倍感历史赋予之责任重大、光荣而神圣。   周绍良(1917~200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和佛教研究专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为推动我国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校录了我国第一部变文集《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编录了《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注》(1987年)、《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发表敦煌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像《谈唐代民间文学》《唐代变文及其他》《读变文札记》等论文,就敦煌文学的分类、体制特点及具体作品的体性认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观点对我国敦煌文学影响甚大。   会议共进行了6场学术研讨,分别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张鸿勋(天水师院)、郑阿财(台湾南华大学)、张涌泉(浙江大学)、朱凤玉(台湾中正大学)、郑炳林(兰州大学)、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伏俊琏(兰州大学)、高启安(兰州商学院)、刘进宝(南京师范大学)、马德(敦煌研究院)、杨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54篇,其中文学类论文25篇,语言文献类论文15篇,历史文化类论文12篇,还有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2篇。周绍良先生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颜廷亮的《悼念永生难忘的导师周绍良先生》用充满情感的语言追忆了周先生指导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编写《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过程。这两部由周先生为顾问、颜先生为主编的著作,由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十多位专家撰写,代表了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刘进宝《略述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则详尽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成就,可作为颜文的补充。许多先生发言中都深情地追忆与周绍良先生的交往和对他的缅怀与敬仰。   敦煌变文、俗赋、通俗诗、歌辞、小说都是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项楚《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通过佛教中的“帝释”与中国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这一踪迹的探讨,以证明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张鸿勋《从它山攻玉看俗讲变文研究的新拓展》对国人关注较少的日本敦煌俗讲变文研究情况进行了点评,让我们获得了俗讲变文的另一种文化解读。刘亚丁(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献的入藏和研究》一文叙述了东方手稿所的历史沿革和敦煌文献入藏该所的原始,重点介绍了俄国学者敦煌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鉴。郑阿财的《唐五代道教俗讲活动与遗存》用大题材料钩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讲的活动,尤其是在敦煌文书中关于道教俗讲的遗存,可作为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的补充。   伏俊琏的《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通过对中国早期故事图画和看图讲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证明变文的中国文化源头。马德的《敦煌绢画上的“邈真”与“邈真赞”》向人们展示了敦煌绢画中大量的供养人像(原题“邈真”)和功德发愿文(原题“邈真赞”)这种画赞结合的艺术形式。王晶波(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文化内涵》把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分为三种类型,分析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宗教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对敦煌汉简中的一首西汉佚诗进行了重新解读。   朱凤玉《敦煌写本〈祭驴文〉校释及其文体考辨》回顾了《祭驴文》的研究历程,对照原卷重新校录,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详加校释,并从用韵、句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对其“赋体之文”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考辨。何剑平(四川大学)对国家图书馆藏BD00950写卷《维摩经》的一种“解疏”进行了校录,向我们展示了一篇类似于讲经文的富有文学性的文体。高国藩(南京大学)分析了敦煌本《汉将王陵变》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四篇偈赞进行了重新校录和考释,王志鹏(敦煌研究院)通过敦煌联章歌辞探讨佛教对民间歌唱体式的吸收与发展,周延良(天津师范大学)对敦煌《云谣集》与《花间集》两种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集所包含的文化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勋成(兰州大学)对敦煌写本《离合诗》重新考释,巨虹(甘肃社会科学院)对敦煌词《谒金门》“开于阗”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察,而杨雄(三峡学院)辩证地分析了敦煌文学中雅与俗之关系,杜琪(甘肃社会科学院)则对敦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本次研讨会也提交了有关敦煌语言研究的论文。周掌胜(杭州师范大学)通过敦煌文献词汇的考察,说明出土文献对大型词典的编纂和修订的意义。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对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的一些词汇语法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蒋宗福(四川大学)则对敦煌写本中唐五代韵书中的语词进行了考释。叶贵良(浙江财经学院)对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的现代录文进行了补正。张勇(四川大学)对《燕子赋》中的三个词语进行了详细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对俄藏敦煌写卷中“新样”一词作了新的训释。还有数篇论文讨论敦煌吐蕃文献。张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统治时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广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叙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则对敦煌吐蕃语言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   学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本次研讨会上,也提交了有关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意探讨了敦煌小说《持诵金刚经灵验记》之题记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与敦煌地区史的研究价值。郑炳林、李强对敦煌类书《籝金》的编辑目的、成书时间、选材标准、体制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杨秀清对伯3750卷《残书信》进行了校录,对其中提到的几个人名,尤其是涉及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点人物王敬翼进行了考证。冯培红(兰州大学)则对晚唐刘允章的《直谏书》与敦煌写本所抄中唐贾耽的《直谏表》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对比,以考证二者的真实性及这一文本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异。梁红、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对王道士用流水冲疏莫高窟下层积沙的情况进行了考证,这就涉及藏经洞的发现方式和时间等问题。   谭伟(四川大学)把敦煌写卷中的《祖师颂》与《祖堂集》中的净修禅师赞进行比较,论证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释二者的文字异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对吐蕃时期汉文写经纪年用法进行了归纳和考述,杨富学(敦煌研究院)则对回鹘佛教与印度神话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前言》论述了编校《敦煌文献合集》的意义、分类、体例等问题。刘雁翔(天水师范学院)对现代著名学者冯国瑞有关敦煌写经与吐鲁番文书的题跋一一叙录,其中不乏精当的考证。赵红(南京师范大学)则对南京师大文学院藏敦煌《妙法莲华经》残卷进行了校勘,对其抄写时代进行了考证。刘黎明(四川大学)对敦煌写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启请文”进行了梳理,并与现存陀罗尼经幢上的启请文进行了比较研究。李并成、杨发鹏《“草圣”张芝其人其书》利用敦煌文献及相关史料,对张芝的籍贯、学习书法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徐小卉(兰州商学院)则对新世纪最初五年内甘肃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做了总结。张先堂(敦煌研究院)通过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启安对敦煌文献中记叙的食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东传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兰州理工大学)对中古时期胡旋舞的考释,都是饶有兴味的研究题目。

宗教文化论文范文6

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历史悠久,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对于研究民族文化有很大价值。近年来,学者对于民间手工艺研究不断重视,对刺绣艺术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发现,刺绣艺术包含的各种内容被不断挖掘。文章总结了目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少数民族;刺绣;研究综述;文化;图案

中国独特的刺绣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间刺绣的研究与介绍成果颇丰,特别是对汉族四大名绣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随着民族文化不断得到重视,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在少数民族刺绣所蕴含的各种元素中,图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历史、审美以及对生活的期许,都常常流露在日常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中。刺绣图案作为一个载体,反映了很多信息。目前,对于刺绣图案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有图片、图集、专著、硕博论文等。内容涉及图案、纹样、文化内涵、图腾崇拜、文化渊源、传承保护、比较研究、刺绣技法、刺绣产业化发展。除了汉语研究成果外,还有不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研究。笔者通过在知网上查询,发现截至2016年6月,学术界对于刺绣只有一篇研究综述,并且缺少研究文献总结,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

一、各少数民族刺绣图案的整体研究

我国各少数民族刺绣都有系统而成熟的审美创作体系,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图案进行研究时,对于刺绣进行综合性了解是必不可少的。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专著很多,主要有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胡蓉、周卫主编的《东北民族民间美术总集•刺绣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钟茂兰、范欣、范朴编著的《羌族服饰与羌族刺绣》(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这些专著或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整体特点作出总结,或针对特定的少数民族刺绣文化所体现出的审美价值及其他特质进行分析。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对多个少数民族的刺绣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以综合视角解读了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以综合视角研究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学术论文也有很多,主要有陈默溪的《黔东南苗族戳纱绣》(《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范明三、杨文斌的《黔东南苗族刺绣艺术》(《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3年第00期),韩恒威的《东北地区锡伯族的剪纸与刺绣》(《满族研究》1995年第3期),吕霞的《土族刺绣艺术》(《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热娜•买买提的《维吾尔族的刺绣艺术》(《美术观察》2011年第3期),杨晓辉的《贵州少数民族民间蜡染与刺绣》(《美术》2014年第6期),等等。其中,帕提姑•阿不拉的《维吾尔族传统刺绣工艺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文献法、历史研究等方法,并结合一些相关研究资料,对新疆维吾尔族刺绣艺术的技法、渊源、美学价值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

二、少数民族刺绣色彩纹样艺术研究

各民族刺绣文化的不同除了体现在材料、技法上,更体现在纹样与色彩选择上。受自然环境、生产条件、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影响,各民族刺绣艺术在色彩的运用上存在诸多差异,各有其偏好的色彩搭配,极富特色。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刺绣图案与纹样艺术的专著中,谭遥编著的《西南少数民族织绣图案》(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以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为对象,选取了苗族、彝族、布依族、藏族、羌族、傣族、侗族等刺绣中最具代表性的图案进行研究。其他专著大多是从美学角度对刺绣图案进行分析,主要有: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艺工作团、贵州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研究组编著的《苗族刺绣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系编写的《新疆民间染织刺绣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邵宇主编的《贵州苗族刺绣》(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李小非、周爱国编著的《苗族装饰艺术》(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研究少数民族刺绣纹样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潘梅的《贵州黄平苗族的刺绣图案》(《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田鲁的《苗族服饰刺绣中的故土及迁徙图案纹样》(《装饰》2005年第12期),黄玉冰的《西江苗族刺绣的色彩特征》(《丝绸》2009年第2期),肖锟的《刍议新疆锡伯族香枕刺绣的艺术特征》(《装饰》2011年第12期),杨渝坪的《彝族服饰中刺绣纹样艺术特点及美学价值》(《学术论坛》2012年第5期),等等。其中,田建强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与设计)》的文章《蒙古族民间刺绣艺术风格探微》充分肯定了图案是研究蒙古族刺绣艺术的核心,也是独特民俗艺术和发展历史的体现①。他选择从蒙古族刺绣图案纹样的审美表现、生活应用和美学价值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蒙古族刺绣与中原文化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未来趋势。这种观点也是当前学术界对于刺绣这一艺术形式的主要研究方向。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对于少数民族刺绣纹样艺术的研究热情进一步提升,硕博论文中有一些研究角度十分新颖。如,刘芳君的《湘西苗绣装饰纹样初探》一文把湘西苗族刺绣纹样分为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几何纹样、其他纹样四种类型,并将湘西苗族刺绣图案的构成形式分为对称与均衡、自由与塑形、打散与重构三类。

三、少数民族刺绣图案文化内涵的研究

少数民族刺绣反映了民族文化内涵与审美倾向,刺绣艺术品的配色、纹样、选材体现了该民族的审美,而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说也不时体现在刺绣作品中。同时,刺绣文化在流传过程中存在变体及演化。周乙陶的著作《文化变迁中的苗绣》是其中重要的学术成果,该书共分为“手工”“变迁”“苗绣”“传承”“图例”五章,主要分析了苗绣手工蕴含的文化意义、苗绣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以及对苗绣传人的访谈与记录信息②。本书的显著特点是针对刺绣过程中的心灵感受进行描述与总结。与该书研究角度有所区别的著作也有许多,如,阿多著《解读苗绣》一书抒情地描绘了苗族刺绣的美好蓝图,富有文艺气息。其他著作主要有龙湘平的《湘西民族工艺文化》(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李湘树、李立芳著《湖湘刺绣(二):湘绣卷》(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相关期刊论文中,沈雷、许静在《羌族刺绣图案题材及民族文化内涵分析》一文中对羌族刺绣图案题材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对它们逐一分析,他着重对牡丹、凤凰、蝶、孔雀、山水等图案题材从文化角度进行了诠释③。苟双晓的论文《苗族刺绣龙纹特征及内涵分析》与沈、许的研究角度有相通之处,都是针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品中的一些图样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依赖于学者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他们思路清晰、观点明确,文章有较高的价值。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进行文化探究的文章还有:陈艺方的《贵州苗族刺绣艺术的装饰意味——兼谈贵州苗族刺绣的文化意蕴》(《美术》2007年第12期),龙英的《贵州苗族刺绣中的母体崇拜》(《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苗延荣、高洁的《苗族刺绣图案中蕴含的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法》(《包装工程》2012年第14期),彭代明、彭潘丹犁的《羌族服饰及刺绣图案中的宗教文化含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梅梅、岳怀旺的《少数民族民间刺绣纹样中的分形痕迹及其原因分析》(《装饰》2010年第9期),等等。这一领域的学位论文倾向于把刺绣艺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杜宗景的《花蓝瑶服饰刺绣文化的嬗变》是一篇系统论述瑶族刺绣文化变迁情况的文章,作者关注瑶族刺绣文化发展中的变化与趋势,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分析变迁原因,并对刺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④。同时,其他一些学位论文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巨大经济潜力与社会功能进行了评估,陈永岗的《锦州满族民间刺绣的区域性价值研究》与萨仁高娃的《市场化过程中的蒙古族刺绣文化的社会功能分析》均从这个角度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进行了探究。

四、少数民族刺绣图案的历史源流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生活的变迁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刺绣文化的艺术特征不断变化,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艺术形式。我们对各民族刺绣纹样的历史源流进行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各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历程,而且能够了解隐藏在图案表象下的一个年代。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刺绣历史源流,孙佩兰所著《中国刺绣史》一书完整阐述了各民族刺绣从古至今的演变,包括少数民族刺绣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和变化。在针对刺绣艺术源流的研究中,刺绣与历史进程结合的紧密程度是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丁荣泉、龙湘平的文章《苗族刺绣发展源流及其造型艺术特征》从苗绣的起源时期——炎黄时代开始,针对不同时代进行分析与总结,集中研究了苗绣在各阶段所关注的不同主题。文章提出,苗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描绘的主要是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元素在苗绣作品中的比重逐渐增大,说明刺绣艺术的发展和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其他学者基本赞同这种观点,如,王松的《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刺绣图案色彩特征形成因素探析》,张成义、周松林、刘昌盛的《满族刺绣纹样起源考证与研究》,吴新星的《历史变迁对羌族刺绣的影响》,许静、张皋鹏的《羌族刺绣图案设计探源与分析》等文章均结合历史进程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源流进行了分析。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与之前相比具有更多的现实性与实用性,在探究刺绣艺术历史源流的同时也关注刺绣当前的传承问题。韩姣在《萨满文化对满族刺绣纹样的影响》中提出,萨满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发展进程有巨大影响,这也是满族刺绣艺术的历史源流之一。作者通过收集与分析资料得出结论:满族刺绣作品中的图案与萨满文化中的装饰纹样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缪祥彦的文章《旅游与市场化背景下云南石林彝族刺绣的变迁研究》以及安秋旭的《社会转型期紫泥泉种羊场哈萨克刺绣传承研究》均从历史传承角度入手进行分析,这和当前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趋势相契合。

结语

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蕴含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通过对以上学术成果的整理与总结可以发现,国内针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成果斐然,研究方式与视角也日趋成熟。研究者注重由浅入深,从刺绣的图案、纹样入手,发掘其中蕴含的美学价值,并逐步从文化层面剖析刺绣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源流,研究视角全面、内容十分丰富。与此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研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都存在各民族杂居的情况,有必要针对各民族文化融合对刺绣艺术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当前学术界针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随着时展,我们应当从一些新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如,从经济学视角入手,探究少数民族刺绣产业化道路;或从女性主义视角入手,探索性别因素对刺绣艺术发展过程的影响;等等,这些新视角的开辟对于刺绣艺术在新时代的保护与传承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作者:徐静仪 左红卫 单位:新疆艺术学院

注释:

①田建强.蒙古族民间刺绣艺术风格探微.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3).

②周乙陶.文化变迁中的苗绣.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宗教文化论文范文7

 

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第12次大会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国中部古城哥廷根召开,各国学者228人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间叙事的流传问题。   具体的参考题有:①民间叙事的未来,②民间叙事在日常大众传媒中,③民间叙事传播和性别的关系,④跨文化的流传,⑤民间故事传播和报纸、刊物、出版物,⑥民间叙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离言、笑话、叙事诗等口头文学作品,但也有谚语、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囊括了整个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一种口语文学,一种活的文学,有表演性、变异性、实用性、即兴创作和立体性等特点。它与作家书本文学不同,是民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实际的功能,并不断变异。此次大会以“流传”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它突破了以往历届大会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较研究为主的格局,而着重研究民间文学的活的生态及其发展前途、流传方式等问题。   1民间叙事的发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传统民间故事受到很大冲击。有学者认为民间叙事只属于过去,现已逐渐走向消亡。而中国却不同,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训,不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选出版传统故事,还特别注意发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故事的娱乐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员、评书评话艺人在茶馆、会场、广播电台、电视台表演故事与评书(长篇故事),在报纸刊物上经常发表故事作品,有不少专门的故事刊物,很受欢迎,如上海的《故事会》每期发行400多万份,为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最。故事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保加利亚学者科西娃的论文《新世纪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学者沃以特的论文《在现实的民间叙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吗?》就前景问题进行了研究。后者认为,如果不及时做工作、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灭,民间叙事是有可能消亡的。这一带有预言性的替告,使各国学者对中国的经验更加重视。   喀麦隆学者蒙委一桑巴的论文《民间叙事研究在莫属喀麦隆教育系统中的未来》就民间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民间故事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生命力,应该引起重视。美国学者麦卡锡•巴拿的论文“美国童话—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旧故事”,麦克安德路斯的论文《美国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对此予以关注。   阿根廷学者布来奇在论文“轶事作为新闻中的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达方式”中说明了古老传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美国学者巴奇隆就法国1697年记录的门米。道内斯故事与今天的情况,说明这些故事是民众精神的文学表现。   印度学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话在印度故事中的处境》中,调查了格林童话在口述流传中发生变异的情况。   美国学者康瑞德在论文《追踪吃人魔:变相的政治》中,说明童话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波雅林在论文《故事与犹太法学权威的确立》中,说明故事传说在犹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舆论作用。芬兰学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个屠夫的情况》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审判中的作用,为故事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证据。英国学者拜伦在《爱尔兰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说明传说故事在各国的爱尔兰移民中作为民族文化卫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国学者阿里在《故事为儿童维护正义和道德》也具体论述了故事的社会功能,正是这种社会功能使故事始终活在人民之中,充满了生命力。有些学者还研究了故事的预兆作用。如瑞典约翰生《预兆和学问的积极探究》,芬兰学者凯沃拉的《述梦:梦的故事作为未来的钥匙》等。   芬兰学者贾威林的《袭读公墓的卡累里亚民间故事—道德行为的民间概念》一文通过民间故事研究民众的道德观念。   娜威学者普列明格的《历史回忆和民族精神!》,美国学者缪连的《种族和人种史的寓言》探讨种族历史的叙述代代相传至今的情况。以色列学者海山—罗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间叙事出版物与以色列现代国家一体化》,非洲尼日利亚学者奥拉瓦勒的《一个跨文化的传播:(松迪亚塔)史诗和西非一体化》等文,都说明民间叙事经长期流传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国家、民族与地区团结、统一事业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学创作、宗教活动和社会交际乃至医疗事业中都有实际的功能。   俄罗斯学者卡西列娃《童话故事在儿童读物中: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作家的自传回忆》以大量事实说明俄国作家学习并运用民间童话进行儿童读物创作的种种情形。美国学者奥瑞英的《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说明现代社交中幽默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语言艺术的作用。   娜威学者西尔堡的《通过奇迹—从怀疑到信仰》说明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讲述宗教奇迹故事,使之具有从怀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学者陶斯在《有什么见闻的证据—匈牙利女巫审判中的证据和有害的叙述》中通过调查证实,在女巫审判时,民间传说故事是作为重要的见闻—证据起作用的,很有权威性。美国学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说谎—护理人员中的故事讲述计谋》中介绍了医务人员在精神疗法中,如何运用英雄故事鼓励病员提高信心战胜疾病的。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实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服务功能,必然产生报酬问题。美国学者米尔斯在“财产、证券、财务—在人道主义的社会研究中的伦理学出版物的叙事学者的奖金”中对此作了调查研究。   2多种多样的流传手段   #p#分页标题#e# 传统民间故事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结合各种民俗形式讲述的,除夏夜乘凉、冬日烤火时的谈天场含外,还在各种仪式中出现。印度学者巴沙克《孟加那的仪式故事》中论述了在孟加那地区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仪式故事,如各种庆典、求签、画图和戏剧等民俗活动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亚学者马拉却的论文《婚礼上的故事传播》,美国马申各的《对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视》,芬兰马兰达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尔•苏克雷的《儿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说明了在各有关场合讲述故事的情形。   法国坎票音等的“玛丽•安东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话:三种传媒的水平、三种指贵的方式,两个烦恼的世纪”就18世纪的玛丽女王对法国人民的讲话《如果没有面包,就吃点心好了9这一著名笑话流传的悄况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南斯拉夫卡南诺维克在《学生示威运动的标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中调查了1996~1997年贝尔格莱德学生示威运动中运用民间文学作标语口号流传的情形.在现代大众传媒中和市场上,民间叙事的流传日益受到重视,会上有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学者那格义的《每日传媒上的传统民间叙事表演的情节说明》介绍了中欧国家的调查资料。尼日利亚奥坎拉翁的《尼日利亚民间叙事在大众传媒中的范围》,美国劳的《消费的过程—市场中的连续故事和思想差异》,印度巴达却瑞的《民间文学和每日政治—民族传媒的同一性和差异》,乌克兰布列采娜的《传说、笑话和幽狱在每日传媒中—对故事本文观察的经验》,英国关代夫的《日常传媒中的叙事诗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属民间叙事在每日传媒中的流传情况以及功能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际网络的出现,故事流传又出现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学者对“网上故事”作了研究,如爱沙尼亚学者考依娃的《国际网络—研究故事讲述的新的机遇》,斯拉伐克的赫劳斯考娃“民间文学或伪民间文学—网上或群众文化中的故事讲述”等。由于民间文学在记录时会有所加工改写,有人就认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而成了“伪民间文学”。   在故事研究中电子自动化技术也有实际运用,匈牙利学者达仑义等人的论文《故事本体中的母题的自动识别》讲匈牙利科学院以自动化技术进行故事情节单元(母题)自动检索的情况,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进方法,在国内尚待开发。   3新故事与旧故事的流传研究   对现代新出现的民间叙事作品,也有不少专门研究。如希腊学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话谜语—一种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学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国学者本尼特在《生了一个贵妇,死了一个圣徒—在流行报刊和大众评论中戴安娜的神话》中对英国王妃的新传说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间和大众传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纪的饮酒新故事作为边界饮酒文化的比较研究资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着旧故事的成分,表现在情节、思想、语言等方面,罗马尼亚学者康斯坦丁斯库在《当代童话中的19世纪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带有个人回忆的特点,这是传说故事的初期现象,据此可以研究故事的产生和创作过程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异同。德国学者席米德的《纳美比亚个人经历的故事与自传》,芬兰学者彭铁开林一马甲《难民个人经验故事的研究》,瑞典学者尼尔生的《回忆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忆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学者巴的《波兰犹太人受迫害时期的传说》,以色列学者沙拉蒙的《讲述奴役—从埃塞俄比亚到以色列》等文,都属个人回忆自己受难或传奇的经历方面的调查、探究。   传统故事在流传中必然发生变异,讲述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改编增删,研究这一现象甚为重要,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阿根廷学者帕列罗在“阿根廷民间故事的口头讲述与本文增益”中研究当代故事在讲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适应当时需要的。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者巴克齐里各《关于夏威夷民间叙事改编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国学者林达《“中间省略”在当代美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德国学者罗茨的《越过界限:民间故事的翻译与加工改写本》,均属探讨故事改编增删情形以及应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与过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实纪录相比有了一些突破。这是故事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中国早已解决这类问题,“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国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亚学者阿连比在《口头故事在肯尼亚电子传媒工具上的紧急情况:是一次黄金的传播机遇的探索,还是仅仅改变传播工具的操作》,说明故事的现代化应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变换。   4故事讲述艺术研究.   民间叙事是一种立体文学,是需要讲述、表演的。故事的艺术魅力不仅在它的文学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学者对其讲述艺术作了专门研究。如意大利学者巴达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讲述艺术》,罗马大学的卡路所从美学角度研究故事讲述在调查基础上所写的《西班牙地区的故事讲述美学》,罗马尼亚学者鲁克山多育的《在非艺术语言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等。   以韵文唱故事的民间叙事诗歌,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传播形式,它便于记忆,在一些地区相当发达,深受群众喜爱,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伊朗学者巴该里的《波斯民族史诗中的传播叙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诗类作品的叙事模式和类型索引》。   孟加那国的如拉则在《论一首宇宙起源的叙事歌》中论述孟加那创世神话史诗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间叙事的重要载体,对故事家的调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国邪德厚里的《比赛民歌比却根及其歌唱能手贝雅提》,德国该达的论文《格里奥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讲述方法》,匈牙利卡尔曼的《俄罗斯宗教民歌手的分类问题》,希腊学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间叙事田野调查和故事讲述人的智力才能问题》等文,都有新的调查研究成果。#p#分页标题#e#   5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化   以色列学者菲亚柯娃的论文《跨文化传媒中的移民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犹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观的研究。罗马尼亚伊斯帕斯的《口头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关于德来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学者克瑞查的论文《东欧民间故事中的跨国英雄》,阿美尼亚学者的论文《阿美尼亚巨人桃克和泰拉罗斯、克里特的泰罗斯、弗雷简的坦特罗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则是具体故事人物的比较研究。英国学者牟哈威的《在翻译和教义之间—阿拉伯民间故事作为跨文化的象征符号》等文都属民间叙事跨国传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传在许多国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传、变异与趋同情况更值得注意,过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过异文的比较来追寻故事的流传路线,找到故事的发源地(有埃及中心说和印度中心说等理论)。这种历史地理研究(芬兰学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如今人们对这种追寻推想的可靠性发生了疑问,此法已不流行。此次会上的故事流传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方面。跨文化传播并非完全的趋同,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俭(中国宁夏)的论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儿—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学者昆‘汉斯的论文“民族传统在民间文学中—一种式样的风格?”等文、对此更作了专门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国传播的,谚语也是。匈牙利学者帕克左莱的论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谚语》,发现在欧洲流传着28~56种语言中的谚语,还发现其中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谚语有173条之多(包括《史记》和《论语》等书中的谚语),说明现代传媒对民间文学传播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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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基于梵汉或梵藏汉对勘的大乘佛教经论与思想研究的论文,就有16篇。在这些经论中,最受关注的是在中土流传甚广的《维摩诘所说经》。黄宝生研究员在其《〈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导言》中以梵文本与汉译中的什本、奘本《维摩诘所说经》的对勘为基础展开研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万金川教授的《梵汉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一文,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梵汉对勘的价值与意义做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范慕尤博士的论文《〈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列举出数则《维摩诘经》梵文写本与汉、藏各种译本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僧肇、窥基等人的注释,剖析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有改译经文的行为,很可能源于中观思想和大乘菩萨道实践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经〉梵汉对勘札记》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汉译佛经翻译时间早、同本异译多、时间跨度大的特点,对梵文佛经的校勘工作会有相当的帮助。梵文中心葛维钧研究员的《智者大师解经中的问题及其影响》一文以《法华经》梵汉对勘为基础,指出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误读。   中观与唯识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深化当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即是基于梵、藏、汉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对中观唯识典籍所做的文献整理或思想探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麦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经”的流变与梵汉对勘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出三藏记集》所提供的文献讯息为出发点,配合近年有关“般若经”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早期“般若经”传入汉地的面貌,分析现存“般若经”文字材料的流变,并对若干梵汉对勘时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副教授在其《〈中观心论颂〉梵藏对勘举隅》中,通过对勘印度大乘中观派论师清辨的《中观心论颂》梵文写本与藏译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句差异,并对致异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欢欢博士的《“瓶空”与“虚空”———试论清辩对吠檀多哲学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对清辩《中观心论》的梵、藏对勘,以此论与乔荼波陀《圣教论》中出现的“瓶空喻”为切入点,还原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自立派与吠檀多派的论辩细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博士宣读了《新发现月称造〈六十正理论释〉梵文残叶》一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赞法界颂〉与〈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一文,通过比勘在西藏流传颇广的题名为龙树所作《赞法界颂》的梵、藏、汉文本,揭示三种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周贵华研究员提交的《〈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因此经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据汉译、藏译的“三时判教”几段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显示两者思想的异同,由此可更好地体会《解深密经》的判教意趣。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检讨〈金刚般若论释〉与〈摄大乘论释〉的关联》一文指出,世亲在《摄大乘论释》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时法身从遮蔽状态变成被显露状态的转换,这个词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散文注释中亦有类似的用法,足以说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与《摄大乘论释》皆出自世亲之手。台湾法鼓佛学院释惠敏法师发表的《梵本〈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百年简史》,利用Zotero书目管理系统,展示近百年来梵本《大乘庄严经论》研究的历史,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从时段、研究者、成果类型等多个维度,揭示出《大乘庄严经论》百年研究史的细节。   有三位学者分别从密教的成就师、经典与本尊三个角度,探讨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刚乘佛教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薛克翘研究员的《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员的《略论〈喜金刚本续〉》、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刘国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续独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噜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关梵藏文献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汉对勘是深化当前中国佛教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汉语史尤其是佛教汉语研究无法回避的瓶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庆之教授的《汉梵佛典双语标注语料库的构建》,介绍了他目前主持的“汉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语料库建设及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项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汉译佛经中标记分明的时体表达式》重点讨论有显性标记的动词形式,揭示出汉译佛经表现动词时体范畴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王继红副教授的《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论》梵语原典以及真谛、玄奘两种汉译本中的篇章标示成分。。   有论文对名号、词语做了精细考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的《须大拏太子诸名号考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鲁波与阿鲁波的梵语区别》、西南科技大学陈秀兰教授的《“五体投地”语源考》即是如此。   梵语声明学或曰梵语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国梵学与佛学研究中的弱项,因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副研究员的《关于〈依缘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的《西藏自治区存梵文语法写本初步调查》、北大硕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变位被动动词形式:历史比较角度下的形态与语义分析》等值得推荐。   台湾法鼓佛学院邓伟仁博士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梵语知识:方法论探讨》意在通过汉文藏经中所保存的梵语知识,讨论中国古代僧侣文人对梵语声明学的认知方法与接受情形,探求中国古人对梵语的学习与认知。梵文中心周广荣副研究员的《真言与王权》,以最能体现梵语神圣属性的真言与王权之关系为题,分别探求婆罗门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传统中,真言与世俗王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政教关系。医方明在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藏医院的刘英华医师的《〈八支心要集〉传承与传译》一文正是基于他对印度古代医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传承状况的实地考察而撰写的。#p#分页标题#e#   在这次会议上,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正统梵学范围之内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两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孙晶研究员的论文《筏罗婆的Anubhasya研究》,对吠檀多重要哲学家筏罗婆的哲学思想及其注释《梵经》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论述,意在揭示其“纯粹不二一元论”思想内涵。台湾政治大学黄柏棋教授的《马鸣〈佛所行赞〉及佛教之转型》一文从梵语文学史上宫廷诗与赞咏诗的兴起,考察了马鸣《佛所行传》与佛教“梵语化”转型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