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其照于《字典集成》的编纂过程中，最具创见力的其实并不是第一部分的“字典”，而是第二部分的“杂字”。与第一部分“字典”的正文结构不同，作为编者，邝其照于“杂字”部分无需以罗马字音顺序排列，也不用过于小心地取舍前人字典中的释义条目，面对的是一个较大的文本创作空间。虽说此类早期中英语汇辞书中的条目主题分类法可能普遍受到传统通书类著作的影响，然通观邝其照字典中“杂字”所涉之内容，着实能够体现出十九世纪中后期通商口岸中外文化接触的语词轨迹。本文通过梳理邝其照1868年初版《字典集成》的文本写作背景，并进一步分析其作品中“杂字”部分的语汇价值及与1875、1887年两个修订版本之间的关系，力图剖析此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的历史实用价值。
邝其照《字典集成》初版的历史背景
1863年，清廷在上海开设广方言馆，意在培养会通外语，识洋务时局之青年。然而，上海开埠后的二三十年间，英语主要还是以一种洋泾浜口语的方式在商人和通事群体中传播。除了原先即通晓一些洋泾浜英语的广东籍商人买办之外，上海洋场中较早接触和使用英语的还有部分来自江浙一带的通事。这可以从当时印行的洋泾浜词汇手册的编写体例中看出，如1860年的《英话注解》以宁波话注音，原底本《英话》则以粤音出之。十九世纪后期，相对正规的英语亦进入到上海这一移民城市的语言场域，然而由于传播群体主要还是局限在中国商人、买办及洋行职员中间，并未形成系统的学问形态，仍为配合商贸之需的一种语言工具。与此同时，各类私立英语学校及夜校、补习班等也应运而生。以1873～1882十间年的《申报》为例，由洋人授课的语言补习学校的广告已频频登载，一些学校日夜兼备，为洋行职员加开小灶。还有一些学校不仅教授英语，另兼有算学，地理，簿记等课程，可见英语在当时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课堂学问，而多与商业目的相结合。⑧
这种多方糅杂的“实用”之英语形态于上海“十里洋场”的中外贸易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二十世纪初的一竹枝词所记，“英文夜馆遍春申，造就洋商传话人。”⑨然而，作为中外语言接触的基本介质，英语通过怎样的途径流传于通商口岸的普通民众及新型知识阶层，仍是今天研究英语传播史的主要问题。就编写字典、辞书这一相对正规的学习途径来看，除了当时已有欧美传教士为学习汉语所编的若干种语言工具书之外，几乎没有中国本土人士能够胜任这项工作。英语学习已然成为时事所趋，如此，重印或改编外国人撰写的字典便成为一时补救之法。如伦敦会在上海的印刷所于1865年重印马礼逊的《五车韵府》时这样说道:“在重印马礼逊《字典》的第二部分时，我们主要考虑是为了填补出版的空缺。当学习(正规英语)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时，这类著作也就显得日益短缺。”⑩这一方面可以映证清廷开设同文馆与广方言馆之后，国人学习英语便不再流于“洋泾浜”层面。同时，这与新兴买办阶层及洋行的中国职员们对正规英语的日益需求也是相符合的———这些人如果仅靠翻阅洋泾浜英语手册里的“三字语”、“四字语”词组，是很难将各类贸易税单、商业通信等准确译成英文的。
结合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邝其照1868年所著《字典集成》，即第一种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英汉字典，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初版的发行地点虽不在上海，不过差不多十年以后在上海便出现了邝氏字典的石印本。字典的第三版即1887年的《华英字典集成》更是一再重印，影响了晚清不少知识分子对外语新词与西方知识的认识。1899年商务印书馆主持编写英汉字典，即请颜惠庆等人在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的基础上“增益二万余字”，收词4万，名为《商务书馆华英字典》(CommercialPress’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1903年该字典还重订再版，成为清末影响面最大的外语字典。
有关邝其照早年的生平经历，因近年来学界的一些新发现，特别是不久前公开的邝氏玄孙SamWong提供的信件材料，得以面目一新。邝其照(1836—卒年不详)，字蓉阶，或作“容阶”，初名“全福”，广东新宁(今台山县)人。根据内田教授所编年谱，称邝在15岁时因不想成为一个本地农民而继续学业并学习英语，同时在兄长邝其安于珠江南岸的一家商店中帮助经营丝绸、亚麻和驼绒的生意。平时他注重收集英语单词和短语，非常注意英语发音，一到晚上便认真记下白天所听到的单词，在旁边标注他自己独特的发音符号。约于1862年在香港中央书院(HongKong’sCentralSchool)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英语教育，之后在香港开了数年药店，并赴澳大利亚经营草药的运输生意，赚得一笔财富后回国。
1868年，邝其照通过香港DeSouzaCo．印行了他的第一本字典名《字典集成》(EnglishandChineseLexicon)，封面上注明“粤东邝全福选著”。这是一本长宽为19.5×12.5厘米的四百多页小型字典，纸张略微凹凸粗糙。主要分三个部分:一、字典正文，收录约八千个单词，英汉对照，以罗马abc为序，326页;二、“杂字”，乃汉英对照，内容以主题分类，66页，所收项目有天文、地理、时令、杂货、药材、玉石、五金、茶、酒，还包括文房四宝、船上什物、早茶食物、爬虫与鱼类、九族亲谊、身体、百病类、官职类等共计50项。三、“华英句语”，主要是有关起居、外出、用餐、贸易等日常的情景会话，先出中文句子(含不少广东俚语)，对应以正规的英语表达。这部分虽然短小，仅24页，却基本能够涵盖通商口岸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的一些语用细节。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中间，夹有3页“粤东俗字注解”，是为了配合字典中出现的粤东俗字而专门添加的官话对照释义，特别是针对“华英句语”部分。该字典的销路应当不错，据邝本人在1887年重订本《华英字典集成》的英文序言中提到，“1868年出版的这本小型英汉字典，……发行量出乎意料的大，充分显示了人们对这类读物的需求和喜爱。”?
邝其照并没有夸大他早年的成就。1879年，上海点石斋首次以照相石印法印行的两部中英文对照字典中，一本即是根据邝1875年的修订版《字典集成》而制成的缩印本，名为《华英字典》，得到了读者的不少好评，以致“购者接踵而来，见者夸不绝口。”瑏?瑣石印袖珍本字典的出现多与十九世纪后期通商口岸的英语学习需求与出版市场有关。石印本成本低廉，大大降低了字典的价格;袖珍本便于携带，也是当时英语为“实用”旨意服务的佐证。序言中，出版者说明了作此石印本的原委:本斋初见英国墨黑先生三十五年前所著华英字典一册而爱之，继思携带之书必仿袖珍式样，方便舟车携带。……继而又见粤东邝容阶先生已为重印，内并稍添他人字典，板较明晰，因即取付手民用照相石印之法缩成一小本。#p#分页标题#e#
这位“点石斋主人”并没有评点这本字典较之前传教士的作品(比如这里的“墨黑先生”，即麦都思W．H．Medhurst所作的字典)其内容有何高下之分，序言所见石印的缘由似因“板较明晰”。不过，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邝其照最早在香港发行的两种《字典集成》(即1868年初版与1875年修订版)都在上海有所影响。而邝本人，1874年前后由于李鸿章的提拔，亦赶赴上海担任洋务总局的翻译一职，并在清政府的留美幼童预备学校教授英语，协助祁兆熙率领的第三批官费留美幼童的出行事宜。瑏瑤?
《字典集成》的文本构成
《字典集成》被视为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但实际上各部分的出处也很有意思。在1868年首版的封页上，邝其照已经标示出，字典的词条来源是马礼逊、麦都思以及卫三畏之前所编纂的几部英汉字典，加以修订而成。相关信息也得到了学界考订，学者多认为词条主要来自于麦都思1847～1848年的An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英汉字典)，而选词与释义则更为简洁。显然，这第一部分“字典”占据了《字典集成》的主要篇幅(326页)，邝其照作为编者的主要功绩多可能下在“编选”的过程上。而第二部分“杂字”，与传教士等外国作者的书目不再有关，当属邝其照的个人功劳。瑏瑥?“杂字”的50个条项中，大部分与商业贸易有关，且不囿于广东，还涉及到外域唐人街的信息，一些字词颇能够反映出开埠早期中西接触的面貌。正如上文所述，邝其照不仅在香港中央书院学习过几年英语，平时还十分注重商业贸易词句的收集，之后又出洋经营草药生意，这些都可能成为邝日后辞书编纂的知识资源及经验积累。同样，在第三部分“华英句语”中，涵盖了日常生活中主要场合的英文情景会话，如在家时的吩咐句语、起身问答、朝餐问答，外出时的去馆问答、开船问答、陆路问答，以及买卖时用到的疋头问答、市价问答、书铺问答等。虽然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可能会借鉴一些参考书(如邝在香港中央书院学习英语时所用到的英式课本以及当时广州口岸流传的贸易辞书等)，然而综观整部字典的结构及内容，的确很能够反映出编者对通商口岸贸易、生活的熟悉程度，语汇的编选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字典集成》有两个主要重订版本，即1875年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印行的《字典集成》(第二版)以及1887年同时在上海、香港等地出版的《华英字典集成》。第二版《字典集成》是邝其照于19世纪70年代起任职上海洋务总局期间的作品，字典正文部分稍有变化，增加了十多页(344页)，主要的改动则集中在附录部分。附录的第一部分，即“杂字”部分，邝其照不仅调整了目录，还对每一条英文解释注以汉字发音(粤语注音)，因而篇幅较第一版多出了不少。1875年版增加粤语音译，不仅是为广东、香港的中国学生模仿英语发音提供便利，还可能受到当时出现的多种国人编写的英语词汇手册风格之影响———在通商口岸“英语热”的推动下，这种双音对照的方式便于自学者模仿，以求无师自通。以汉字乡音相诵，也是当时英语学习的主要书面习得方式，如冯泽夫等编《英话注解》(甬音，1860)、唐廷枢《英语集全》(粤音，1862)、及曹骧《英字入门》(沪音，1874)等。这同时体现出十九中后期沿海通商口岸的语言“马赛克”景观，不仅有英语等外国语言文字的渗入，中国各主要贸易港口的方言也汇聚其中。曹骧在1874年的《英字入门》序言中即提到:“迩来各口岸习学英国字语者，日新月盛。我国之研究西学者，往往有所撰述，如粤东唐景星之英语集全，邝容阶先生之字典集成，浙甬冯泽夫先生之英话注解等书，大抵皆殚精竭虑，足以嘉惠后学。”瑏瑦?不过，邝其照在之后1887年的再次修订过程中又删除了粤语注音，一则避免学生养成带有方言口音的英语发音，二是为了他的字典在上海等地也能够通行。
贸易交往的日渐深入亦影响到辞书编者对语词、语汇内容的取舍。1875年修订版《字典集成》中“杂字”部分的分类即较1868年初版发生了一些变化。新增的条目多半由此前细分而出，如各港口埠头名、各国京都名、各国人等(之前皆属“地理”)，也有像“洋人伙食”这样之前完全没有的条目;同时删去了与贸易不太相关的条目如大餐食物、早茶食物、九族亲谊、睡房等，更凸显出与外国商人贸易交流的实用性。1887年版的《华英字典集成》则出现了更多的变动:正文字典部分增加了百余页，共454页;原“杂字”部分更名为“杂字撮要”，篇幅较初版增加了一倍之多，计106个条目，删去了英语释义之后的逐字粤语注音;瑏瑧?“语言文字合璧”部分也有扩展，并将“水程轮路纪略”和“中外年表”并入其中。这一部分亦颇具实用性，在上海曾于19世纪后期出现过一种印刷质量比较粗糙的石印本“言语文字合璧”，即是1887年版“语言文字合璧”的缩印本，售价低廉，说明有不小的读者市场。上海申昌书局也在1893、1896年两次石印再版了《增广华英字典》，底本皆为邝其照所编写的字典，足以得见邝氏字典在上海的影响力。
“杂字”的历史实用价值
1868年初版《字典集成》中“杂字”部分的实用性，在首页的“地理”中便体现出来。“地理”列于不到一页篇幅的“天文”之后，共7页。除东、西半球及五大洲等地理常识外，主要涉及的是中国东南海岸线及内陆主要河流的港口，以及东南亚、大洋洲、欧美等国家的都城及贸易港口名称。另外，一些与海外交通埠口与华人侨居处所有关的地名也收入其中。地名的选择，多可能与作者早年游历广州、香港等地的经历有关。比如在“中国”、“唐人”条目之后，便是“广东省城”与“十三行”。接着是对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地名略加展开，包括澳门、香港等域内的地名，如白云山、黄埔、虎门、大三巴、亚妈角、鲤鱼门、西营盘、石排湾、赤柱、长沙环、尖沙嘴、油麻地等。可以看出，这里与香港有关的地名乃香港岛与九龙界内的殖民地主要发展地界。之后还出现对“香港衙门PublicOfficesinHongkong”的介绍，如“议政总局ExecutiveCouncil”、“定例总局LegislativeCouncil”、“大葛SupremeCourt”、“钱债葛SummaryJurisdictionCourt”等。这样的名词严格来说已不属“地理”类了———不过这些很可能是邝其照在香港中央书院学习英语时注意到的若干新现象，即十九世纪中期后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行为。#p#分页标题#e#
在简略述及日本横滨、长奇(崎)、大板(阪)以及东南亚的小吕宋(马尼拉)、渣蛙(爪哇)、加拉巴(巴达维亚)、文莱之后，编者对大洋洲的“新金山Australia”即澳大利亚各地浓墨下笔，有一页多的篇幅，并且述及很多不为常人所知的处所。从译笔来看，编者对相对熟悉的地名沿袭俗称，而对国人不太熟知的地名则使用粤语音译，时而音义混杂，没有一定的笔法。在第3页“新金山”一条下出现“新金山港口PortPhillip”与“新金山大埠Melbourne”(即墨尔本)，之后则专门对“新金山各埠名TownsnearMelbourne”(意思是“墨尔本附近的城镇”)一一介绍:如“加市文Castlemaine”(粤音)、“茵陈坑Beachworth”、“大金山Bendigo”、“加冷较Trangower”、“竹见塾埠Yachandandah”等。这些地名多是离墨尔本一百多公里的市镇，有的与殖民统治有关，如Castlemaine、Beachworth(今作Beechworth)及Bendigo(今译本迪戈)的开发皆由十九世纪中期大洋洲淘金热所致，也有一些可能是土著地名。如此详细的记载，说明邝本人很可能赴澳大利亚经营过一段时间的草药生意。然而令人更为吃惊的是，邝其照对墨尔本周边地名的收集，进一步扩展到上述城镇的下一级区域。编者称其为“坑”或“小坑”，即Diggings，有矿区、金矿的意思，反映出当时淘金的具体所在。
比如“大金山埠属各小坑名DiggingsnearBendigo”下有四处:白石山Whitehill(意译)、圆山仔IronPark(俗称)、啷加李LongGully(粤音音译)、爛酒馆*Chinamanflat(俗称)。另在“审慎坑属各小坑名DiggingsnearSimpsons”下有三处:加李补碌Carrie’sBrook(粤音音译)、爹市靴Daisyhill(粤音音译)、唐人付辣*Chinamanflat(音意结合)。在“新金山”各分区地名后，“花旗国America”条目之下，出现了“旧金山”的名称。在邝的这本字典中，旧金山实指美国加州(见第6页“旧金山各埠名CityandTownsnearCalifor-nia”)，而SanFrancisco则译作“旧金山大埠”，即旧金山地区(加州)的大港口，与现今直呼SanFrancisco为旧金山有所不同。这一部分的地名中另含“金山”二字的还有，“雪梨金山”(即Sydney悉尼)，“钮死爛金山”(即NewZealand新西兰)等。而于第11页“杂货”各条目下，有相应的“金山麦Californiawheat”，“金山面粉Californiaflour”等条目，指美国加州华埠出口的粮食。
在1868年初版《字典集成》中，邝其照对多数国名、地名的翻译基本遵循了当时地理文献中的通名，比如小吕宋(即马尼拉)与大吕宋(即西班牙)等。有些地名的音译是基于他的家乡粤音，如化口闌西国(即France法国);另有个别不清楚来历，如“杂港”指德国Germany，“杂港人”即德国人German。对世界各国亦有详尽罗列，特别是欧洲国家，并将各国首都统称为“京城”，个别不免有误。
因为是贸易实用信息，多为应时之需，“杂字”部分所收录的内容在前后二十年的三个版本中也有略微变化，具体反映在结构布局与内容选取上。在邝其照1875年的修订版(即第二版)《字典集成》中，“地理”部分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条约口岸的进一步开放，实用地理指南的信息也相应更新。比如在1868年版中的外国地名，在1875年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归类，如“地理”项更集中针对自然地理，此外分出“国与海岛名”、“各港口埠头名”、“各国京都名”、“各国人”等若干项人文地理条目。所涉具体地名亦有所增减，如“中国日本与别处之港口”中，在“上海”下面出现了“吴淞、浦东、虹口、英地界、法地界、花旗地界、吴淞江”等七项，而1868年版中只有“佘山”与“上海”这两项。
1875年修订版的另外一大特点便是上文提及的粤语注音，几乎每条不漏，如“广东省城Canton”后面注音为“谏当”二字。个别名称由于英译名偏长，以汉字注音就更显赘冗，如“粤海关CantonImperialMaritimeCustoms”就需要15个中文字———“谏当醃卑厘儿阿孖厘带嚈卡士泵士”，这样就造成了1875年版的整本篇幅增加不少。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标*记号处，1875年的修订版存在多处“双次音译”的现象。1868年邝其照编写《字典集成》时，用中文记录下这些地名(多为华人海外移民的主要活动区域)的音译称呼，很可能是当地华人的习惯叫法，与原来的英语地名有吻合性，但未必精准;而1875年版由编者所加注的中文音译，用粤音拼读后的确更接近原音。比如“加李补碌Carrie’sBrook”的音译“加厘士补碌”中将“士”的音也包含，这是一般在词法(省略属格)及读音(省略辅音)上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同样，“爹市靴Daisyhill”的尾音为“靴”(即hill)，1875年的注音为“希儿”，虽皆是粤语注音，后者显然更接近原来的英语发音。
1875年10月，邝其照授命以“参军”的身份率领第四批留美幼童赴美，并于清政府在康州哈特福德(Hartford)设立的“幼童出洋肄业局”担任英文翻译多年。由于广泛接触英语环境，并关注到当时通行的欧美英语辞书的编纂方法，邝遂于1882年起对《字典集成》展开进一步的修订工作。修订过程中也可能得到了邝在美国结识的牧师、友人等帮助，历时多年，于1887年出版了《华英字典集成》。这本字典无论从规模还是结构上来看，体现出十九世纪中后期国人编写英汉字典的较高水准。尤其是邝本人一贯注重的“杂字撮要”部分，不仅条目扩展了一倍以上，且分类及内容布局更趋严谨、完善。修订版的中文序言作者许应锵对邝其照的修订工作有如下评价:“凡有关时局者无不推求尽善。……近复集取华英贸易书札，取其语言之简括易明，为日用往来所必需者，谐译华英音义，附入前刊字典编末，名曰《华英字典集成》。将使商旅经营贸易开卷了然，尺素往还永通和好。”#p#分页标题#e#
从1868年初版《字典集成》开始，邝其照便将“杂字”部分作为实用语汇的收集场域，力求杂而不乱，并尽量糅杂通商口岸各地贸易信息的精华。1887年版的“杂字撮要”即是1868年及1875年版“杂字”部分的增订，其中包括了商贸信件、便条、及申请文件的格式，以及世界主要贸易港口之间的距离表，中国进出口关税表，中国与其他国家商贸协定的最新发展情况，中国各朝代更替表等。这些内容一般都不会出现在普通字典中，然而邝其照却强调语言学习应当与社会趋势相结合。因而，从1868、1875及1887年三个版本中“杂字”及“杂字撮要”部分的目次增减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通商口岸实用贸易信息的变化。在1868年版及1875年版中，旧金山金砖Californiagoldbar、北京金条Pekinggoldbar、红毛金钱EnglishSovereign、雪梨金钱AustralianSovereign、十员金钱Tendollargoldpiece、一锭纹银Aningotofsycee、光鹰CleanMexicandollar、英国银/红毛银Sterlingmoney、鹰银/新银Mexicandollar、旧银Spanishdollar、四工银Shanghaidollar、双烛银Pillardollar、英中Halfdollar及假银Counterfeitcoin皆列于“五金类”，而在1887年版中则列于“通宝类”;在1868年版及1875年版中列于“五金类”的十六员金钱Dobloon、拭杖银Boliviandollar及椰树银Peruviandollar，1887年版则未收录。
以上1868、1875年版《字典集成》“杂字”部分的“五金类”中所含贸易货币名称，在1887年《华英字典集成中》单独列入“通宝类”，也有一些内容变化，反映出当时通商贸易中主要流通的中、外货币种类。1868、1875年版的“五金类”中还夹有借贷制度及进出口贸易用语，而在1887年版中编者也将这些词汇筛出，归为“贸易钱银等类之字”。
将1868年版“五金”中的货币类与贸易结算词汇单独分列之后，1887年版中的“五金”即指狭义范围的五金，如白铜、生铜、生铁、钢、锡薄、铅条等。1868年版《字典集成》中的“五金”还包括一些日常开销和花费，如租银、地租、工银、状师银、医金等。而1887年《华英字典集成》中的费用名目则丰富得多，比如客车费，东洋车费，街车费/火车费，马车费，快车费，电报费，德律风费等，都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型交通、交流工具，并都用“费”作为词尾后缀，不同于1868年《字典集成》中大多以“＊＊金”、“＊＊银”为后缀表示费用的传统称呼。
结论
邝其照的第一本字典即1868年印行的《字典集成》，是历史上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英汉字典，虽不具备后来修订版及系列英语丛书的规模，却恰恰能够反映出早期通商口岸中外语言接触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作为从事英语教育和词典编纂的国人先驱，邝其照一生作品丰富，得到了当时众多知识精英的赞誉。如胡福英在增订《华英字典集成》的序言中称，“【邝】司马才高博物，识重知时，……则《英学初阶》之作，实引人入胜之资，且《英语汇腋》，著为编裘，千金而粲粲，《英文成语》，辑其要锦，五色而翩翩。”瑐瑢钱以镛、王韬等也称邝其照编纂的各种词典取材广博，并专门针对“未识西国语言之华童”，推动了英语在通商口岸社会层面的传播。综观邝其照所著字典辞书，“实用”二字乃其主旨，内容广泛而具针对性，给广州、上海等地的知识群体传递了一个反映晚清社会文化变革的“语词窗口”。
十九世纪中后期，如邝其照这样的“边缘”知识人群逐渐开始活跃于各沿海通商口岸。这些人一生并未应试科举，或少有功名，然而却得以在中西接触的前缘大胆施展心志抱负。邝其照年轻时出洋经商，仅是一名对英语的普通爱好者;后经李鸿章提拔任职上海洋务总局，并率领第四批官费留美幼童赴美多年。他一生中的若干不寻常经历，也给字典的编纂增添了一番不寻常的色彩。从对辞书作品的多次修订中也可以看出，邝其照是一个将语言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字典编纂者，如此他的字典才具有历史“实用”价值，并折射出通商口岸中更为广泛的识字群体(包括买办阶层及一般的洋行通事、职员等)对异域语言文化的理解。
本文作者：司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