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峰 单位：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之所以有很强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具有乘数效应:政府通过增加投资,就会使投资品的供给者收入增加,这些人获取收入后,会储蓄一部分,而将另一部分收入进行次级消费。消费也是购买投资品或劳务,于是形成第二轮的收入增加、储蓄、消费,这个过程的不断循环最终会引起数倍于初始投资增量的投资需求。这个倍数就是投资乘数。
财政投资乘数失灵的原因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往往是以扩大财政赤字的形式实现的。弥补赤字的途径就是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发行国债。无论是透支还是发行国债,都可能降低央行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削弱货币乘数的作用。因此,西方经济理论认为政府预算赤字不仅有乘数效应,同时还可能会带来“挤出效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取决于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二者谁占优势。挤出效应指的是政府预算赤字减少了国民储蓄,使均衡利率上升从而导致民间投资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否产生挤出效应、以及产生多大的挤出效应,关键取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如果是“财松币紧”,这种挤出效应就比较明显,如果是“财松币松”,那么挤出效应就很弱小。由于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并行,银行不断的降息使得挤出效应发生的前提基本丧失(即使实际利率上升了也是银行降息的不到位和物价水平偏低造成的,与财政政策关系不大)。所以要评价我国近期财政政策效果,关键就要看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了。从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连年大幅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支出,使通货紧缩的趋势有所缓解,经济增长下滑势头得到了遏制。但是,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较低,物价指数未得到有效回升。1998年—2000年预算内投资增量占当年预算内投资额的比例分别为41.82%、35.35%和20%,大大高于1998年以前的水平。但是预算内投资的大幅增加并未带来全社会投资的同步增长。1998—2000年间,全社会投资增量占当年全社会投资额的比例与1998年以前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预算内投资增量占全社会投资增量的比例大大高于1998年以前。这说明近3年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影响力并不显著,投资乘数效应不明显。那么造成我国政府投资乘数一度失灵的原因何在?通过对乘数效应发生的机制进行思考,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近几年大口径宏观税负趋于上升
人们常用的计算投资乘数K的计算公式是K=1/(1-MPC),其中MPC是边际消费倾向。这个公式忽略了税收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税收、费收等政府行为对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在研究当前的投资乘数效应时应将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甚至制度外收入在内的宏观税负因素考虑进来。在税收是国民收入的函数下,有:t=t(y)(1)则国民收入均衡条件为:c[y-t(y)]+i+g=y(2)整理后,有:y-c[y-t(y)]=i+g(3)求微分后,有:dy=c′(dy-t′dy)+di+dg(4)从而有投资乘数K=dy/dg=1/[1-c′(1-t′)](5)其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t′可以看作是宏观税负。把这个公式与上面那个不考虑税(费)因素的公式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税收(费收)的存在使得投资乘数变小了。为了进一步说明宏观税负对我国政府投资乘数的影响,我们编制以下表格进行分析。近几年我国宏观税负有明显的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不仅使考虑税费因素的投资乘数比不考虑税费因素的投资乘数要小得多,而且使二者间的差值保持在较大的水平。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自1998年以来有上升趋势,这种趋势本来可以明显提高投资乘数,但是宏观税负的上升削弱了边际消费倾向上升对提高投资乘数的贡献。如果再将难以估计的政府制度外收入考虑进来,那么宏观税负上升的消极影响就应该引起我们相当的重视了。
二、企业投资需求不足
首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投资主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投资主体由过去以政府为主,变为政府、企业、民间个人和外资等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后,正在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改革,长期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逐步趋于硬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依据不再是规模和产量,而是预期利润率。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再加上逐年上升的宏观税负,这些都影响了企业的利润预期,从而影响了企业的投资需求。第二,目前我国供给过剩的现状具有明显的结构特征。投资乘数发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投入资金的持续循环,即不断实现“货币———商品———货币”的周转循环。否则,乘数效应就要大打折扣。实现这种循环的关键,在于商品的市场竞争力。而我国现实的情况是,产品的供给能力大都集中于技术层次相对较低的领域,而技术层次高的产品却需大量的进口来满足。我国不仅在事关综合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供给不足,而且在具有一定优势的家电行业里其核心技术依然难以自主。在以往的短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十分旺盛,但在投资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却没有跟上,形成了大量重复建设,商品不能顺利或不能充分地还原为货币资金,使投资效益系数不断下降。这也是抑制现在企业投资需求的一个原因。第三,非国有企业没有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非国有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1998年我国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了71.5%,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但是当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所扩大的支出和银行的配套资金大多都给了国有企业。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结算工具等方面对非国有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事实上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由于其明晰的产权和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他们进行技术投资的需求是非常高的。民营企业投资需求受到抑制是民间投资上不去的重要原因。由于投资乘数是一轮一轮投资消费循环形成的,企业投资需求不足使投资乘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障碍,结果导致乘数的实际值比理论值偏小。
三、市场效率低下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时间。一轮又一轮次级消费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要评价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通常是看一个单位时间如一年内的投资乘数。显然,在这一年内完成次级消费的次数越多,这一年内的投资乘数就越大。与单位时间内消费次数一致的经济指标是产品和劳务的周转速度,这个指标可以用GDP与流通中的货币量之比来衡量。有数据表明,我国产品和劳务的周转速度呈下降趋势。这也是影响投资乘数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产品和劳务的周转速度呢?答案是市场的效率。市场效率的高低决定着交易费费用的高低。如果市场效率低下,交易费用过高,企业和家庭就会推迟或减少交易,产品和劳务的市场流动就会受到阻碍。决定市场效率高低最关键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其二是产权是否明晰。首先,由于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还没有真正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各种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地方影响市场发挥作用的典型现象。第二,在我国,由于产权不明,各种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的现象加大了成本,降低了收益。而现代产权经济学告诉我们: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直接原因在于作为对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成本过高,收益过低。所以产权不明晰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市场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发育还不完善,有损市场制度的政府行为时有发生。政府究竟如何定位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如何规范自身的行为是转型时期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p#分页标题#e#
扩大财政投资乘数的途径
基于以上对我国近期财政投资乘数效应不明显的主要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从降低大口径宏观税负,提高企业投资需求以及提高市场效率入手,找出扩大投资乘数的途径。
一、进行有关的税制改革
加快社会保障税制度的建立,近期居民消费倾向的上升主要是得益于特殊的时期的特殊政策,要想一直保持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当前的任务还是应加强居民的“安全预期”。在我国建立社会保障税制度首先要求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这一举措可以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法律地位,有效地监管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和使用,保证资金的安全,而且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使一切有工薪和劳务收入的社会成员都可以成为参保成员享受社会保障,从而大幅度提高了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加快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发挥其“安全网”和“减震器”作用,必然能使公众产生安全预期,保持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深化税费改革。各种乱收费是造成我国企业和居民负担重,大口径宏观税负偏高的原因。以费代税,不但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影响政府支出政策效果的因素。“费改税”,就是要对现行收费项目通过取消、规范、转制、改税等措施,使税费归位,建立起以税收为主,费收为辅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其实质在于政府收入机制规范化、法制化。政府收入机制规范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自然会降下来,投资的经济预期也会乐观。加快完成增值税转型。我国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对资本品购入价值或折旧不进行抵扣,相当于对资本品征税,这不利于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我们的目标是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只对增值部分征税的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较好的途径是将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一次性全额扣除。这个不仅有利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还考虑了财政的承受力。减少的财政收入可以通过适当调高增值税率来部分弥补。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增值税率的适量提高对企业投资的利润预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二、合理有效地利用财政贴息
财政贴息是指政府为企业某项贷款代付部分或全部利息,以此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的资金投入。这显然与财政直接投资不同,但是财政贴息能取得的乘数效应却比直接投资大得多。假设政府直接投资额为G,当前边际消费倾向为c′,则政府直接投资最终带来的投资需求量将为G/(1-c′)。但若将直接投资G全部改为年贴息率为i的财政贴息支出,则理论上最终可带出的资金投入将为(G/i)/(1-c′)。这意味着在相同的财政支出条件下,年贴息率5%的财政贴息,将把财政直接投资的乘数效应放大20倍。将财政贴息用于纳米、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汽车产业的技术改造,更能发挥它们产业关联度高,乘数效应大的特点。财政贴息是用有限的财政资金创造出更多需求的方法。在当前的形势下,财政贴息不仅具有这种“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它还可以为财政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步缩减,以及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创造条件。
三、对非国有企业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
首先各家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应将非国有企业作为支持的对象,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其次,要扩大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允许有条件的非国有企业发放债券或上市融资。同时,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经引入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高科技民营企业的发展。
四、引导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
政府如果包揽全部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本身财力不够,而且会影响财政的基本职能的履行。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引导民间投资可以采取以下几种途径:一是放开对部分投资领域的限制。除部分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产业和项目外,其它的都可以向民间投资者开放。二是运用BOT、BOOT等模式,并通过一些提高项目收益率的措施(例如延长特许权期限、财政补贴、资产补偿等),吸引民间投资。三是通过发行定向债券的方式,吸收民间投资。通过这些方式政府完全可以引导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
五、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政府机构改革相并重要消除产权体制的弊端对市场效率的消极影响,首先必须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让职业化的企业家成为国企的经营者。在此同时,进行政府机构的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政府仍然有进行“寻租”的权力基础,即使产权明晰了,这种产权也得不到有力的保障。所以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同时,还应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