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制造业集聚与财政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也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持续扩大的主要力量。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不均衡分布，抑制了整体消费规模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本文首先总结了制造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的主要表现及其对消费扩大的抑制作用，并探讨了制造业空间分散促进消费全面扩大的影响机制及实现路径。结论认为：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不均衡抑制经济增长率和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制造业空间扩散能够从提高弱势区域居民收入水平和乐观预期、促进弱势区域社会财富积累、降低强势区域竞争压力和生活成本及促进供给侧升级四个方面促进消费扩大。制造业空间扩散促进消费全面扩大的实现路径重点在于加快先进制造业关键领域和技术的突破、加快中西部产业配套建设、加快构建中西部城市群及做强中西部对外贸易流通能力四个方面。
关键词：制造业；空间分散；扩大消费；影响机制；实现路径
引言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和主导部门，不仅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也是解决就业的重要部门，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也需要通过制造业的振兴才能实现。同样，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与制造业发展也密不可分：一方面，从需求侧看，制造业发展为广大劳动者提供更高收入水平的就业机会，为国家和企业带来大量利润，进而促进消费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辐射和溢出效应能够推动全社会生产率提升和服务产业发展，进而丰富供给内容，提升供给效率。一直以来，制造业空间集聚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就业率提高、收入水平提高等正向效应，大于资源过剩、就业成本上升和分配失衡等负向效应，因此制造业集聚对缩小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提升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明显推动作用（宋凤轩、孙颖鹿、宋宝琳，2020）。但是在制造业空间集聚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不均衡分布导致就业成本过高、区域间和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进而抑制整体消费规模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审视制造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对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刘子兰、黄隽等（2018）研究表明，我国消费升级过程中存在居民负债率及基本生活成本上升过快、平均消费率偏低、服务型消费品供给不足、国产高品质消费品制造与消费升级之间断层等问题。尽管在信息化和机械化的支撑下，传统强势区域内各市县相互协作规模和效率更高，其中很多市县在特定产品细分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极高。但网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技术和知识溢出速度以及跨区域协作和流通效率。因此对于经济发展落后区域而言，制造业集聚发展所需要的门槛相对以往已经大大降低，难点主要在于如何避免同质化，应与制造业集聚强势区域形成差异化和协同发展格局。制造业扩散对于缩小消费的区域和群体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制造业空间扩散同时也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但目前对于制造业扩散及其对扩大消费的影响机制、实现路径的系统研究还较少，因此本文对制造业集聚空间分布不均衡的表现及其对消费扩大的抑制作用进行了总结，并探讨了制造业空间分散对扩大消费的影响机制及实现路径。
一、制造业集聚空间分布不均衡的主要表现
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不均衡分布带来区域发展差距扩大、集聚区资源过剩等负向效应，已经触发了国家产业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律的自我调解。近年来，国家在宏观产业布局方面推出众多举措，东部一些制造企业也逐渐向本区域内非核心城市、中西部或东南亚迁移。2000年以来，我国产业发展转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分布逐步走向扩散，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我国各省份及经济区都基本形成了较完善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体系。但总体来看，制造业的扩散主要还是表现为如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等传统强势区域的内部扩散和一体化发展。随着网络经济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跨区域消费流通成本大大降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弱势地区制造业集聚发展，但同时更有利于制造业强势地区的市场扩张。如图1所示，2008年以来，全国各省份工业增加值集中度（CR4）仅下降2个百分点，而制造业就业人数集中度（CR4）则提高了8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我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的省区间分布方差从2016年的454上升到2019年的484，说明制造业龙头企业的区域分布离散度有所提高。但从东、中、西及东北四大经济片区来看，我国制造业领头企业数量和经营情况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见图2）。东部地区在企业数量占比增长、总营收复合增长率、总资产复合增长率、平均营收规模、平均资产规模等方面全面领先其他三个经济区。此外，先进制造业集聚也呈现东部遥遥领先的局面，在2020年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和工信部先进制造业集群评选中，东部地区占比分别达到63%和72%。目前我国消费的区域差异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差异相吻合，如图3所示，“十三五”期间中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复合增长率均高于东部，但东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绝对增幅均高于其他经济区，其中收入的绝对增幅是其他经济区均值的将近两倍。但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是各经济区中最低的，甚至收入和消费增长率最低的东北地区，其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都略高于东部。同时，各区域内部也呈现群体间消费品质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为：一二线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快速发展，但广大中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居民还处于改善型消费阶段；城镇本地人口、早期外来人口与新流动人口之间在财富积累、要素和分配控制力之间的差距扩大（任征宇，2020）。制造业集聚强势集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消费全面扩大的抑制作用表现为：第一，强势集聚区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都将进一步提高，进而有利于本地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提高，但一方面因为其消费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还没有达到升级进入更高消费水平的财富门槛，因此消费增长幅度有限；另一方面强势区域是本地居民会将增量收入用于投资以获得更多非工资性收入，如租金、理财、股市投资收益等，因此强势区域本地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比弱势区域低。第二，由于强势区域城市发达程度更高、就业和发展前景更好，因此仍将不断吸引弱势地区年轻人进入。流入人口尽管能够获得更好就业机会，但同时也必须面对更高定居门槛和就业成本，实际可用于消费的剩余可支配收入仍然有限，消费质量难以得到明显提升。同时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二线以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规模还相对较小，且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还比较薄弱甚至缺乏，因此这些地区居民绝对收入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面对优质要素不断被强势区域“抽离”的现实，弱势地区居民社会财富的自我积累十分缓慢。城市和省际间的过分竞争及产业结构同构化，不仅会降低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还将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使我国无法形成均衡发展的空间结构，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力的区域间流动摩擦，不仅加剧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错配，更抑制了整体经济增长率及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袁志刚、林燕芳，2020）。
二、制造业空间分散对扩大消费的影响机制
（一）提高弱势区域居民收入水平和乐观预期
弱势区域的制造业集聚规模和水平扩大，将直接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多稳定和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有利于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本地城镇转移。尽管本地就业的收入水平比发达地区低，但相应的租房、饮食、交通等方面生活成本更低，实际剩余可用于积累的部分基本接近甚至更高。本地化就业能实现农业生产、进入工厂或在服务业就业等多元化选择，提高劳动力综合性收入和综合能力，还有利于其兼顾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拓展。家庭和社交活动的增加有利于教育、餐饮、娱乐等方面消费的增加，同时在多元化就业机会、家庭及本地关系等多重因素的支撑下，劳动力对自身可持续发展持有乐观预期，进而消费增长和升级持续性更强。
（二）促进弱势区域社会财富积累
在制造业偏向发达地区集中的环境下，除了制造业自身经营利润和税收都归属当地，包括相关配套产业如批发零售、物流仓储、技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住宿餐饮等的发展机会及利润也都集中于当地。外部流入劳动者不仅贡献了劳动力价值，同时在消费中将相当部分的利润留在当地。相对而言，弱势地区不仅面临着劳动力外流的压力，同时本地较弱的消费能力无法支撑更多投资和商业经营，居民除了依赖较低的工资性收入外，很难有机会获得非工资性收入。而弱势区域制造业集聚将直接带动城市化、商贸流通、服务业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当地居民除了获得更高工资性收入外，由于劳动力大部分能够实现本地就业，因此消费本地化比重也随之提高，进而本地经商、投资、创业机会也更多，有利于当地中产阶层规模扩大和本地社会财富积累。
（三）降低强势区域竞争压力和生活成本
尽管制造业集聚强势区域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市场繁荣程度、高收入群体比例都明显高于弱势区域，但由于过高的房价、巨大的房贷压力、较高的就业危机感和较高的物价，对居民当期消费和消费预期都存在较大抑制作用。由于外部劳动力流入减少，本地过热的房价和过高的生活成本会降低，竞争压力也同样会降低，因此有利于减轻本地居民对未来发展的焦虑感，进而敢于扩大消费。制造业向外扩散并不意味着就业机会流失，而是产业结构升级后带来新增的就业机会，强势区域劳动力必须及时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自身就业和发展观念及策略。（四）促进供给侧升级制造业空间扩散将打破大量资源在低端制造业领域“内卷”的僵局，迫使发达地区走出“舒适区”并转向先进制造业领域。目前我国消费品在供给方面很多还依赖于进口，在很多细分产品领域，居民对于进口产品更加青睐的局面仍然严重。制造业集聚优势区域将更多资源投入这些依赖进口的领域，不仅有利于消费回流，也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三、制造业空间分散促进扩大消费的实现路径
分析制造业空间分散促进扩大消费的实现路径，首先应理解制造业空间分散的驱动因素，包括国家产业宏观调控和市场自我调节两个方面：
（一）国家产业宏观调控
西部大开发以来，产业空间均衡布局的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强。一方面通过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政策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为中西部地区孵化产业集聚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创造更好条件；另一方面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扶持，加快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进而将传统制造业市场机会释放给中西部地区；此外，通过培育中西部城市群，壮大区域增长极，提升对区域劳动力就近集聚就业和定居的吸引力。未来中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都市区核心城市、都市区城市的效能将进一步释放。各区域世界级产业链集群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加速形成，多中心网络型区域协调发展将会深化制造业和劳动力市场地域空间的重构（资料来源：《2020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
（二）市场自我调节
第一，劳动力的区域选择偏好异质性。劳动力对就业和定居区域的选择是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不同劳动力之间在出生地、个人及家庭禀赋、教育水平、生活经验及生活追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就业和定居区域的选择存在独特偏好。偏好异质性会降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收入弹性，异质性越大，对劳动力集聚的阻力也就越大。同时目的地就业和定居成本提高及城市和区域间发展差距的缩小会释放区域选择偏好异质性。随着东部一二线城市就业和定居成本的上升，就业竞争压力不断加大，越来越多劳动力已经将就业或定居的目的地转向东部核心城市周边的次级中心，或选择离出生地较近的核心城市。同时就业形态的变化也大大降低了很多劳动者对发达区域的依赖，就业线上化、兼业化和弹性化推动更多劳动力向发展潜力更大、竞争更小的区域流动。第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从制造业企业经营角度看，是否向其他区域扩散不仅取决于本地经营的成本，还应考虑外迁后是否能够提高经营效益。目前东部制造业企业面临本地劳动力成本上升、流动劳动力减少的挑战，同时中西部地区产业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对外贸易流通能力增强，居民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因此为了降低生产和流通成本，同时也为了总部能力的升级，不少东部制造业企业计划或已经在中西部地区布局。
四、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制造业空间扩散促进消费全面扩大的实现路径重点在于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加快先进制造业关键领域和技术的突破
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要求提高等因素对发达地区制造业集聚带来冲击，但由于东部各省内部及邻近省份仍然拥有广阔的腹地能够承接核心城市的制造业转移，一般来说中西部并不是东部制造业企业转移的首选。因此东部地区制造业大规模向中西部转移的主要动力是产业升级，包括制造业本身向新材料、高端设备、新能源、医药、芯片、集成电路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升级，以及第三产业发展。只有当东部区域就业整体向新兴制造业或第三产业迈进时，才不会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与中西部存在同质竞争。近年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很多领域突破了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技术垄断和封锁，但在很多关键技术、产品方面仍然受制于人，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制造业龙头企业向上突破受阻后，为了维持企业发展往往会向弱相关领域进军，进而对这些领域的制造业企业形成“降维打击”并形成资源过剩。因此，一方面国家应加强引导和支持发达地区制造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技术突破；另一方面通过消费侧政策调控，提高国内消费市场支持自研新技术、新产品的力度。
（二）加快中西部产业配套建设
无论是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或吸引国外投资，还是本地原生制造企业发展，都要求中西部地区练好产业配套的“内功”。尽管中西部地区工资、租金、税收等方面成本相对较低，但物流、供应链配套、融资、社保等“暗成本”却考验迁入企业的承受力和忍耐力。同时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年轻人外流导致招工难等问题也是制约产业转移的不利因素，相比而言，东南亚拥有大量年轻且成本更低的劳动力，此外还能够享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差收益，因此很多跨国企业和部分国内企业更倾向将制造环节转移至东南亚。目前中西部在吸引产业转移方面的区域间统筹规划相对薄弱，各地市间同质化竞争异常激烈，各自为政导致迁入的制造业空间分散，集群化和体系化发展相对较少。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应着重加强产业配套建设，尤其应提高区域间供应链协同效率，充分发挥背靠全国产业链体系的巨大优势。同时，中西部地区应加快在园区、物流、人力资源等方面产业配套建设，尽可能降低迁入企业前期固定资产投资、供应链搭建、人员招聘等方面的摩擦成本，确保迁入企业能够快速投产并实现顺畅运营，进而帮助企业留下来并扎下根。
（三）加快构建中西部城市群
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和消费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城市发展，加快构建中西部城市群是实现制造业空间分散和全面扩大消费的关键驱动力。中西部地区目前除了成渝城市群进入国家增长第四极以外，其他区域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结构上以省会城市单核为主，核心城市与城市级差十分明显，没有形成层次递进、相互协同的城市群结构。核心城市首位度过高的结果是区域要素过度集中，要素成本较高，而城市发展则严重滞后，要素严重流失，不仅不利于制造业在区域内大规模集聚，也必然迫使本地劳动力和人才外流。因此，中西部各省市应从全域视角进行统筹发展，具体而言：一是提升核心城市跨区域竞争力。西部地区核心城市应以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为发展目标，加快在产业、城建、创新、生态、人文等方面的全面提升，以提高区域内部优质要素的吸引力和承载力；二是围绕北部、中部、南部三大片区，提升邻近省份核心城市之间的互联网互通和一体化建设水平。通过加强邻近省份核心城市之间交通、物流、产业分工、人员流动等方面的互联互通，能够激活大片腹地区域的要素流动，增强产业发展和消费市场活力。
（四）做强中西部对外贸易流通能力
北部“丝绸之路”和南部“东盟北部湾”是西部地区的独特优势，因此做强对外贸易流通能力，能够增强对制造业企业迁入的吸引力。尤其是在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做强对外贸易流通能力也有利于本地制造业发展。通过流通渠道和服务平台搭建，从扩大仓储、物流、装配等初级流通业态开始，经过资金、人才和配套资源的沉淀，向批发、零售、售前咨询、售后服务等环节扩散，然后进一步向本地化制造集聚升级。
作者:王历捷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