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是指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将一种或几种外源基因移至某种生物体，通过改变生物遗传物质，使其获得自然条件下所不具备的良好性状，这样产生的初级食品或以其为原料进一步加工生产的食品统称为GMF。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1．48亿hm2，与1996年的170万hm2相比增长了87倍［1］。GMF迅猛发展展示了通过生物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食物短缺、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的巨大前景，但快速发展背后也给人类带来了身体健康、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潜在风险，而这些风险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消费者的关注［2－3］。自问世以来，GMF一直备受争议：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者认为GMF具有高营养价值且可减少农药使用，对于人类健康和环境都有极大帮助；而反对者则认为GMF可能会影响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健康与安全，并且影响生态环境［4］。2009年我国2个转基因水稻和1个转基因玉米品种通过国家安全认证，再度引发了消费者对GMF风险问题的高度关注。风险认知属于心理学范畴，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态度和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也包括对风险的一般评估和反应。风险是如何被感知的，以及是在什么水平上被感知的，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研究问题。随着研究深入，人们逐渐发现风险认知已经超越个体特征，是反映价值、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综合体。已有研究发现，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并非建立在对风险本质的理解上，而是受到个体心理认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5］。本文利用对武汉市消费者调查所获取的横截面数据，通过归纳分析，从GMF需求方的视角，对影响其风险认知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发现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真实现状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从而为提高消费者对GMF的认知水平以及消除其对GMF风险的担忧甚至恐惧心理提供政策指引。 一、调查说明与样本描述 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将武汉市13个区按照各区人均GDP、人口密度、男女人口比例等通过聚类分析，划分为4个样本区段。为了增强样本代表性，选取了来自武汉市市中心和远郊的江汉区、洪山区、武昌区、东西湖区8个不同类型大型购物广场和社区普通便民超市作为调查地点。调查人群为出入超市的普通消费者。在每个调查点选取52名被调查者，共发放问卷416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97份，有效问卷占95．43％。其中剔除原则主要有2个：一是问卷填答缺漏较多者；二是检查被调查者是否认真填写问卷，检查其信度和效度。经过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所获样本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且涉及各行各业、学历和收入不一的人群。其中女性略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的购物天性及承担家庭主妇职责有关，通常家庭基本消费品主要由女性负责购买。由于老年人好静恶动，且大多行动不便，外出购物机会较少，故样本主要集中于18～39岁的中青年，占总人数的78．8％。另外，武汉市高校云集，教育实力雄厚，因此样本中大专及本科学历受访者较多，占58．2％。总体来看，样本分布比较合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表1。 二、研究变量与模型 1．研究变量 风险认知是消费者对各种客观风险的心理感受和主观认知，客观风险在经过消费者主观过滤后存在放大或缩小效应，导致个体风险认知差异的产生。影响消费者风险认知的因素很多，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有些学者从个体特征角度出发，进行变量选取，认为消费者的风险认知水平受到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影响［6－7］，还有学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引入信息因素（如对产品信息了解程度、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等），发现信息也是影响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8］。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发现，社会心理因素在风险认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风险认知是主观感受到的风险，大部分需要消费者通过主观估计，因此容易受其个性心理的影响［9］，如对食品安全治理效果的信任，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以及对食品安全信息了解程度等［10］，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着人们对风险方向和强度的认知。青平［11］通过武汉市调研发现，传统文化对消费者GMF风险认知也有一定影响，可见，消费者对于GMF风险认知，除了受科学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到心理、文化背景以及社会伦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技术角度的食品危害对风险认知影响较小，甚至没有关系，往往是消费者心理因素发生扭曲，放大了食品安全风险［12］。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作者调查，从GMF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2个维度出发，将消费者的个人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等引入模型。在本模型中用到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4类共24项，详情见表2。 2．研究模型 主要对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上述对影响风险认知各种因素的分析与假定，分别设定了如下2个模型，并且对纳入模型的各个变量进行解释与赋值，见表2。模型Ⅰ：健康风险＝f（个体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模型Ⅱ：生态风险＝f（个体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因变量是消费者风险认知度的5个水平，故本研究采用了有序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link（Yij）＝θj?［β1Xi1?β2Xi2?…?βkXik?μi］ 其中，Yij是第i个样本处于第j个类别的累加概率，link是联结函数，θj是第j个类别的阈值，Xi1～Xik是第i个样本的预测变量（自变量），β1～βk是这些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三、实证分析 1．消费者对GMF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认知的现状 GMF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究竟风险如何至今尚无科学定论。调查消费者对GMF总体评价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消费者对GMF总体评价依然充满不确定性，有15．4％的消费者认为弊大于利，18．6％的认为利大于弊，19．1％的认为利弊相当。而绝大多数（46．9％）消费者对GMF总体评价比较模糊，可能是受到舆论及不同争论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此表示无所适从，无法给出自己的评价。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普遍持中立偏乐观态度。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虽然对GMF安全风险有一定程度的担忧，但是，如果GMF能够满足特殊消费效用，消费者态度则会发生较大转变，比如具有医学效用的GMF比较受欢迎。由此可见，消费者对GMF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消费者对GMF风险认知的总体状况调查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分别有31．5％和25．4％的消费者认为GMF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比较安全，相对来说认为比较危险的比例仅分别占15．6％和17．1％；同样，明确表示GMF对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非常安全的比例分别占7．3％和6．3％，也略高于认为非常危险的比例（分别占4．0％和4．1％）。然而大部分消费者对GMF风险认知态度还是摇摆不定，分别有41．6％和47．1％的消费者表示不清楚GMF对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如何。因此，在做购买决策时，大多数消费者仍然小心谨慎，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导致即使有较高的接受程度，整体的食用意愿还是偏低。 #p#分页标题#e# 2．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有序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SPSS 16．0软件的回归结果，4个假设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最终得出个体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都是影响消费者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回归结果见表5。 （1）个体特征造成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差异。性别对消费者风险认知不存在显著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女性较男性更倾向于规避身体健康风险，通常情况下，女性属于情感型消费者，其购买决策容易受感情因素和环境气氛影响，同时女性比较注重细节，对产品要求也比较完美。而男性往往比较理性，相对于女性的“斤斤计较”来说比较“粗枝大叶”，在选择商品时更多的是关注商品功能和效用，即使有点瑕疵，只要无关大局，就不会过于讲究。故女性消费者可能对风险更为敏感。但在本研究中却未体现出这种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当前关于GMF安全等方面的不确定还较大，特别是伴随着市场上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动摇了消费者对整个食品安全的信心，因此普遍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消费心理。年龄对消费者风险认知不存在显著影响。许多学者研究表明，年龄对消费者风险认知有显著负相关，即年龄越大其风险认知度越高。一般来说，年龄越小，对新鲜事物越愿意尝试，情绪化消费倾向越严重，容易冲动性购买，随着年龄增大，消费者心理稳定性增强而冒险精神降低，在购物选择中往往趋于保守和大众化，故年龄较大者对风险更为敏感。而在本研究中年龄对消费者风险认知并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此次受访消费者54．4％的为18～29岁，年龄分布上的不均衡，有可能影响到实证结果，因此年龄的影响还需要在完善样本结构后作进一步研究。受教育程度对消费者健康风险认知存在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信息获取能力和辨识能力越强，能够掌握更多食品信息，因此对GMF风险认知度越高。而已有研究却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预测准确性和信息收集能力就越突出，并且能够利用大量相关知识预知一些风险的发生，学历越高风险认知越小。笔者认为不同受教育程度消费者有着不同价值观，高文化程度者往往比较重视生活品质，倾向于购买昂贵且安全食品，对充满不确定性的GMF风险认知度较高。职业对消费者生态环境风险认知有一定影响。不同职业决定着不同需要和兴趣，其中，医生、教师、科技人员等涉及生物科技较多的专业人士对生态环境风险认知较其他职业消费群体明显，可能是由于平时接触高新技术信息较多而对新科技有一个正确认知的缘故。 （2）信息因素会影响到消费者对GMF的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消费者对GMF了解程度对其健康风险认知有显著影响。掌握GMF信息越完备，了解程度越深，对其身体健康风险认知度越小。另外从何种渠道获取GMF相关信息，对消费者风险认知也有显著影响，其中从亲朋好友（6．9％）和互联网（23．2％）得知关于GMF信息的消费者，较从其他渠道得知的消费群体风险认知高。调查显示，只有9．8％消费者仅仅是通过本调查才得知GMF信息，在此之前已经获取GMF相关信息的消费者中，53．9％是通过广播电视、书籍或报刊了解到的；其次便是网络渠道，选择比例为23．2％；另外通过学校课堂（6．2％）了解的消费者相对比较少。而消费者比较信任的信息渠道还是以政府部门和科学家为主，分别占34．7％和32．3％。可见，消费者非常重视GMF信息的来源渠道，更希望通过科学、专业和权威的途径来了解GMF。 （3）风险因素对消费者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影响显著。由模型Ⅰ可知，认为GMF具有污染其他非转基因生物、使昆虫或病菌在演化中增强抗性、使人产生过敏反应等缺点者，对GMF身体健康风险认知较高。而表示不清楚GMF所有之缺点者也表现出较高风险认知度。相反，认为GMF具有增加营养，改善风味这一优点者，对GMF身体健康风险认知较低。由模型Ⅱ得知，认为GMF具有破坏生物多样性、污染其他非转基因生物、使昆虫或病菌在演化中增强抵抗力等缺点者，对GMF生态环境风险认知较高。而认为GMF具有增加营养，改善风味这一优点者，对GMF生态环境风险认知较低。 （4）社会心理因素对消费者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影响极显著。消费者对GMF相关标识关注与否与生态环境风险认知显著相关，关注度越高，其安全意识越强，在选购产品时会更加谨慎小心，会仔细推敲信息细节，因此对GMF风险认知越高。目前在GMF安全与否尚无科学定论之前，消费者只能依靠食品包装上GMF标识来了解自己所购买的产品，调研结果显示，82．6％消费者认为应该将GMF和非GMF分开管理，并对GMF强制性加贴标签，只有8．1％的认为不需要将两者分开管理，对GMF实行自愿贴标签；而表示“无所谓”的有7．5％。这说明，大多数消费者都认为标识制度非常重要。但目前我国关于GMF的标识制度还不完善，相关部门对如何设置转基因标识也没有具体规定，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在食品市场上，GMF与非GMF标识比较混乱，也没有统一的规范用语，同一产品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标注方法。而且有些GMF即使做出了相关标识，但其标识字体小得让人难以辨认，甚至一些转基因标识的字体颜色与印刷底色无显著差异，消费者不仔细观察将很难辨别，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消费者风险认知度将随之提高。另外，消费者对GMF信任度与风险认知也表现出极为显著的负相关，信任对消费者风险认知起到显著抑制作用，信任程度越高，其对GMF的风险认知越小，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13］。 四、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随着转基因作物种类、种植面积和产量等的持续快速增加，GMF开发与利用已是大势所趋。目前GMF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方面仍存在相当多的争议，而本研究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对于GMF风险认知持观望态度，但认为安全的比例稍稍高于认为危险的比例，可见，消费者对GMF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在进一步研究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消费者对GMF健康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信息了解程度、信息来源渠道、对GMF优缺点认识和对GMF信任度等。而在消费者对GMF生态环境风险认知方面，职业、信息来源渠道、对GMF优缺点认识、对GMF标签关注度和对GMF信任度都会显著影响其对生态环境风险认知的态度。#p#分页标题#e# 2．政策建议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发展以转基因作物为先导现代生物技术对我国农业、农村和国民经济发展及粮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要保证GMF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社会各方努力，其中消费者的选择最为重要。本文认为武汉市消费者对GMF知识和信息都比较匮乏，对GMF风险认知也比较模糊。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加强对GMF科学普及活动，让普通消费者对GMF有一个全面了解，如可以针对不同人群举办不同形式和内容的GMF科普活动，提高GMF相关信息透明度和公众可参与性。同时相关监管机构应加强公正、及时、多渠道的GMF信息提供，如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第三方信息源来GMF相关信息。其次，媒体要肩负社会责任。作为GMF信息的重要传播渠道，媒体在GMF宣传上要保持严谨客观的科学态度，尽可能将权威信息客观地传达给消费者，不要人为制造舆论乱象，甚至制造谣言造成恐慌与不安，提高消费者对GMF风险认知水平。再次，加强对GMF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与监测。对GMF安全的基础性研究与监测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加快GMF风险评估与安全检测技术，让消费者有一个公开、透明、及时、科学的信息渠道来了解GMF风险状况，从而消除消费者对GMF风险的担忧甚至恐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