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4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15个文件，其中《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就如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里面的句子：“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春天到来了”，科技期刊同样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会议强调了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文件的出台，开启了中国科技期刊的新纪元[1]。《Light：Science&Applications》（以下简称《Light》）从2012年3月创刊至2019年3月将满7年，《Light》用7年的时间，成为在国际光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主要期刊，说明其从创刊之初确定的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努力的目标是可行的。但与《Nature》（创刊150年）、《Science》（创刊139年）、《Cell》（创刊45年）等老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相比，《Light》和这些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本文将重点讨论差距主要在哪里？对于一流期刊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不作定义。但如果遵循以下6个一流方向而努力，笔者认为有机会成为世界一流期刊。
1作者成果一流
如何确定一流作者？2018年10月24日出版的《Nature》，刊载了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一名硕士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2]。该文的研究内容是二维材料中各向异性极化激元，通俗的说法就是把光关在笼子里。该文的第一署名单位为苏州大学（这也是苏州大学历史上在《Nature》上发表的第一篇一作论文）。一名硕士实现了许多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至少在《Nature》上发表一篇论文的梦想。反思一下，硕士生写的论文在国内的很多中文核心期刊上通常是不允许做第一作者的，很多中文期刊规定必须是博士及以上学位或者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才可以做第一作者，如果是硕士生写的论文有的要求导师署名第一作者。笔者作为执行主编的一本中文刊就是这样规定的，是时候改正这种不以成果唯论的教条主义了。我们往往以为名气大、资历深、名誉多的就是一流作者，但事实上人在二十几岁时创造力应该是最强的，现在我国的90后不比欧美国家的90后差，智商和创新甚至比欧美90后更高，而且很努力，能做出这样的成绩也不奇怪。欧美得诺奖的专家学者一般也都是在30岁左右时做出的成果，比如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DonnaStrickland，就是当年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光学所读博士期间，在导师GerardMourou的指导下，在实验室实现了“啁啾脉冲放大”技术，后来在《光学通信》上。因为这篇文章，师徒两人共同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很多人说DonnaStrickland除了这件事，就没有更多的成就了，“一篇文章吃了一辈子”，但从另一个角度也恰恰说明其创作高峰是在读博士期间。因此，培育一流科技期刊首先要培育发表一流成果的作者，而不是依据名气和声望认定一流作者，更不应该将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的研究成果不假思索就认定为不可能是一流成果或简单粗暴地拒之门外。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科学家在发表自己的顶尖科研成果时，时常遭受不公的待遇，致使我国的一些重要科研工作无法得到应有的曝光推广，首发延迟，甚至首发权被抢占。由此，《Light》从创刊至今，一直秉承着“发出来自中国的光学之声”与“为中国科学家抢占首发权”的理念，先后多次为我国科学家的重要科研工作开通快速处理通道，多次将在国际上未受到重视的我国科学家的重要工作发表并予以重点推广。其中，代表之一即是东南大学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崔铁军教授团队的数字编码超材料研究。2014年，已在《Science》和《Nature》子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成果的国际太赫兹、超材料领域著名科学家、长江学者崔铁军教授，在发表其首创的“数字编码超材料”的创新论文时受到阻碍，经由《Light》现任执行主编孙洪波教授的引荐，投稿至《Light》快速处理通道。该篇创新文章在《Light》上发表4年，就在WebofScience上被引超过250次，《Nature》《Science》子刊以及《AdvancedMaterials》等国际大刊纷纷跟进发表。此后，《Light》先后发表了崔铁军教授在数字编码超材料领域的多篇重要进展论文。这一系列工作先后被美国光学学会和中国光学学会评为“年度重大光学进展”，被ESI评选为超热文章（千分之一比例），并开创了国际数字编码超材料的研究。
2职业编辑一流
科技以人为本，科技期刊更是以人为本。国际一流科技期刊主要有两种办刊模式：一类为《Nature》模式，由专业科学编辑独立全职负责稿件处理；另一类为学会期刊/商业期刊模式，诸如《Science》等，这些期刊的稿件由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担任副主编与专职编辑相配合处理稿件。中国的科技期刊大多数属于后者模式，但也有极少部分选择前者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采用哪种模式关键是看期刊的需要。前者能够完全控制整个稿件处理流程，便于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同时也便于控制整个期刊的学术水平，但需要专职科学编辑，运作成本较高；后者的优势在于编辑部人员成本较低，副主编本身就是一线科学家，对于自身领域非常熟悉，但也正是这个原因，其稿件的最后录用与否有时很难做到完全客观公正，同时不同副主编之间也较难统一标准。总体上来说，中国一流的专业科学编辑凤毛麟角[19]。笔者在这里区分一下专业科学编辑与职业编辑的主要差别。专业科学编辑，比如《Nature》系列期刊的科学编辑：第一，完全独立决定所有稿件的录用与否，审稿人的意见仅供参考；第二，不设编委会，所有学科编辑都是全时的专业编辑，没有兼职的科学家编辑；第三，专业学科编辑独立完成社论、述评、报道、新闻等稿件的撰写，具有科学记者的素质；第四，编辑专业分工非常明确，学术编辑管学术、美术编辑管美学、技术编辑管生产、语言编辑管润色等等；第五，在一流的国际重要学术大会上，受邀请作大会报告而不是分会场报告；第六，一流的科学家与一流的专业学科编辑，可以在一起讨论学科热点、难点问题，并诚恳地向专业学科编辑汇报团队的近期研究进展以及未来长远研究愿景。大多数中国科技期刊的编辑目前属于职业编辑，主要特征如下：第一，全时全职的工作是编辑，但不能完全独立决定所有稿件的录用与否；第二，无论是英文刊还是中文刊，大都设有庞大的编委会，职业编辑的主要工作是与编委沟通，努力求助编委做一些事情，特别是在学术上向编委学习并请教，是职业编辑但专业化程度不高；第三，中国的职业编辑很少有人能做到独立完成社论、述评、报道、新闻等稿件的撰写，具有科学记者素质并能写出完整科学前沿原创资讯的人更少；第四，中国的职业编辑专业分工不明确，很多期刊的职业编辑是十项全能型选手，很多期刊只有一个编辑，这就导致一个编辑几乎承担了一本期刊学术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语言编辑等所有职责。客观地说，大多数中国科技期刊编辑承载的工作量与国际一流期刊学科编辑相比是超负荷的，但大量的重复性工作使其没有时间静下来思考和学习，从而使得职业编辑像生产线上的工人一样成为将主要时间用在编辑加工上的白领；第五，在一流的国际重要学术大会上，受邀请作大会报告而不是分会场报告的中国职业编辑几乎没有，如果有也至多是万分之一；第六，一流的科学家还没有特别重视与中国的职业编辑一起讨论学科热点、难点问题。更有甚者，一些中国主办英文学术期刊的职业编辑在期刊印本的版权页上连署名权都没有，这就导致无人知道是哪些职业编辑在为此学科的科学传播与交流做出贡献。
3编委会一流
《Science》一直控制出版系列子刊的节奏，面对《NatureCommunication》，出版了与之相对应的《ScienceAdvances》，但是目标很高，创刊伊始就严格按照一流期刊的标准组建了一个由来自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163名科学家组成的编委会，仅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分别由6名副主编带领由54人细分的8个小组分工协作，其他学科虽没有生命学科庞大，但也是分工明确，目标清晰。其在2015年创刊出版，2017年下半年被SCIE收录，2018年第一个影响因子11.511。再看一下发文量：2015年283篇，2016年501篇，2017年987篇，2018年954篇。关于一流期刊，科睿唯安（SCI）的专家宁笔有一个说法叫“又强又大”，即发文量与影响因子双双占本学科前10%，按照这个标准，新创期刊《ScienceAdvances》可以认为已经是一流科技期刊了。虽然《Light》于2012年创刊，2013年即被SCIE收录，2014年第一个影响因子8.476，自2015年以来保持影响因子13以上，在光学学科保持前3名，但是其仍然不能称为一流科技期刊，原因是发文量不足。虽然以每年25%的速度增加发文量，怎奈基数太小，2018年全年也不过发了150篇。编委是期刊的灵魂与代表，是期刊品牌形成的有力保障。一流的编委会专家群体对期刊发展起着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21]。以《Light》为例，依靠长春光机所多年开展国际合作积累的国际专家资源，《Light》编辑部在创刊初期便组建了一支国际化编委会。由原科技部副部长、光学专家曹健林担任主编，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崔天宏教授和德国汉诺威激光加工中心StefanKaieler主任担任首任执行主编。最近两年，由于期刊来稿量激增，为降低主编们的劳动强度，在2018年的编委会上，新增了3位执行主编。因为执行主编的工作是在送审前直接退掉70%的来稿，所以其工作十分繁重、对其学术要求也非常高。目前，《Light》拥有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荷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62位国际一流光学专家作为期刊编委，国际编委占72%，编委中院士占22%。编委不仅为期刊审稿、组稿或直接供稿，还在世界范围内对《Light》进行有力的宣传。现在看来，因为所有的国际编委都是知名科学家兼职在做，如果想发表更多论文，只能扩大编委会人数，否则每名编委所承担的任务量过大，既无法调动编委的积极性也无法保证质量。对于编委会中的院士，其固然是所在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但他们工作繁忙，作为编委实在很难抽出大量的时间认真思考期刊的发展并对稿件进行评估。因此，有院士的支持和加入固然是极好的，但更应该脚踏实地去寻找那些可以直接参与稿件处理的科学家，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
4审稿人一流
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一流审稿人，已成为所有一流期刊的难题。同行评议是国际主流科学家的义务工作，科学家基本都是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做同行评议，而且这是一份完全奉献型的工作。因此如何打动审稿人，让他们愿意花时间帮助作者是每一本期刊努力的方向。很多科学家反映：如果答应所有邀请他们审稿的请求，他们不仅没有时间作科学研究，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当然，也有很多期刊，同行评议基于信任原则大量采用作者推荐的专家，有时被第三方中介机构钻了空子。比如2017年4月，107篇中国学者论文因同行评审造假被国际学术出版巨头斯普林格一次性撤稿，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而这次事件距离2016年12月底的同类事件才仅仅过去4个月。有一种声音认为出版集团和期刊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学术期刊撤稿是科研领域的常见现象，原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错误”，一类是“造假”。此次斯普林格从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Biology》）大规模撤稿，原因就是造假，更具体点说是同行评审造假。2016年同类事件出现后，《科技日报》采访了斯普林格医学及生物医学出版执行副总裁威廉•柯蒂斯，专门询问同行评审程序上是否有漏洞，柯蒂斯是如此回应的：“同行评议制度本身不存在漏洞。同行评议过程是以信任为基础，只不过有时遗憾地被人操纵了。”这一说法值得深思[22]。《Light》从创刊之初，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一流审稿人，2012—2013年间，最多的时候一篇文章送过30多人都没有人接受审稿，因为这是一本光学学术圈内完全陌生的新期刊，尽管我们在审稿邀请信中态度诚恳，对期刊的定位描述清晰，但大多数科学家采取的态度仍然是不予理睬。我们没有因此而放弃高标准，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在世界一流科学家范围内寻找知音，熬过创刊初期的两年之后，特别是2014年第一个影响因子8.476出来之后，再找审稿人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家通过已发表文章的作者和期刊的作品认识到这本期刊的价值，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同行评议。到了2018年，受邀请为《Light》审稿已经被很多人视为一种荣誉。越来越多的人主动给编辑部写邮件，希望能成为《Light》的审稿人。
5出版平台一流
一流期刊同时孕育一流平台，比如《Nature》《Science》的期刊平台，域名是超越期刊更宝贵的资源。在平台上基本可以找到一切和学术资源相关的内容，出版内容是流媒体碎片化的，在学术论文之外，还有学术会议、培训通知、广告甚至招聘信息。目前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较大的期刊，基本都在与国际一流出版商合作，主要利用其一流出版平台。在《Light》的成功因素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同《Nature》合作。这也是《Light》一经问世就被许多科学家看好的原因之一。事实证明，《Nature》非常给力，除了助力《Light》专业性的起步，还在《Nature》及其子刊中对《Light》的文章进行推荐，使《Light》能够快速扩大影响力。中国期刊走向国际，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借助外力？对此，《Light》主编曹健林认为，中国的出版集团本身也在走向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要想快速攀升，不能仅仅依靠内力。任胜利博士的看法是，我国的出版业发展没有跟上学术水平的提升，出版集团普遍偏小，依靠现有模式很难赶上国际水平，必须采用其他模式才能爆发式增长。杨卫院士的提议则是“无问西东”，以开放的原则，学习全球顶级期刊的先进办刊理念和出版平台解决方案，办好基于中国的顶级期刊和期刊平台。悉尼科技大学教授金大勇亦认为，将最优秀的在祖国的大地上还需要过程，办优秀刊物要从“拿来主义”开始，以开放的思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渠道、学习其先进经验，只有以一流出版平台为起点，才能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祖国的大地上，在此基础上，建设中国的一流出版平台。与传统出版模式相比，数字化出版实现了内容的多渠道传播，扩大了内容的受众面，提升了内容的使用价值[24]。《Light》由国际知名的专业排版公司（印度MPS公司）承担排版工作，文章以网页版（XML格式）和PDF版本同时上线，可实现内容的一次制作，多次使用和。期刊官网在SpringerNature平台上，与Nature系列期刊具有相同的风格。网站采用流媒体技术，展示了文章的Altmetric数据，同时具有移动端自适应功能。在新媒体时代数字化出版趋势下，科技期刊作为载体的传播和推广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新媒体对于提升期刊的显示度和影响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集约化协同创新机制下，《Light》编辑部通过建立期刊新媒体部，打造“互联网+”环境下科技期刊融合新媒体的优势，加强新媒体技术在科技期刊和学术交流中的全面应用。利用期刊中英文网站、光视界网站、《LightWorld》杂志、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主页、Twitter主页、Facebook主页、人人公共主页、易企秀等多种形式的宣传载体对《Light》刊载文章进行全方位、多层次传播。基于SpringerNature出版平台的《Light》英文网站，利用其先进的国际化数字出版技术，实现了文章结构化和增强出版等功能。《Light》中文网站、微博主页与微信公众号中文版文章概要以及《Light》最新动态。Facebook与Twitter由海外及区域办公室运营，光学相关领域专家采访及研究概要。光学之家资源共享App旨在为从事光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学生以及行业人员提供光学类课程、视频、科普信息以及资源共享的平台。目前，《Light》新媒体平台阅读量已经超过了20万人次，超过30%的关注者为光学领域杰青、优青等优秀科学家。但是，如果《Light》要成为真正的一流期刊，未来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全媒体平台。
6出版量一流
2007—2016年十年间，我国在SCI收录科技期刊中总发文量为2533591篇，在SCI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中总发文量为216318篇，比例仅为9%。而我国科研人员发表在中国SCI期刊上的论文总被引频次与我国论文的总被引频次比为0.04∶1[25]。这说明近十年间，中国有超过90%的优质论文外流，同时外流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是我国科技期刊发文篇均被引频次的2.25倍，也就是说，优质论文更倾向于在非本国主办的国际科技期刊中。荷兰、英国和美国主办科技期刊发表的文章数量大于其本国的论文产量，而德国、日本、巴西等国家主办科技期刊发表的文章数量小于其本国的论文产量，但是鲜有国家的论文流出情况要比我国更糟糕。我国大部分的优秀科技论文流入到他国主办的科技期刊，为他国的学术出版商缴纳版面费，版权或者属于开放获取，或者属于他国的出版社，最后由世界主要的数据机构向他国出版社购买版权，我国科技人员在订阅这些科技论文时，仍须由我国单位或个人支付高昂的费用。这一恶性循环的源头在于我国承载一流科技论文的科技期刊的质量与体量严重不足。近年来，我国被SCI收录本就不多的科技期刊，个别为追求高影响因子，减少数量，即缩小影响因子计算中的分母，从而迅速提高影响因子，这种做法短期内也许有效但不利于长期提高影响力。在国际上通行的提法是，一本期刊的高影响力，即在某一学科领域被所有科学家认可的程度，有一些期刊有很高的影响因子但很多科学家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一年只发表8~10篇论文，科学家们开玩笑地说，只能影响十几个人的期刊，影响因子再高又有什么影响力呢？没有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再高的影响因子都是没有意义的。这里引用宁笔的一篇博文：什么是世界一流期刊？用两个通俗的字或许可以说明：强+大。强，可以用影响因子这样的指标来测度。大，不妨可以用CitableItems数量这样的指标来测度。又强又大的，综合性期刊中的《Nature》和《Science》，专业性期刊中的《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和《PhysicalReviewLetters》，通常是影响因子比较高(本学科10%左右)，且发文量不少（CitableItems数量也在本学科10%左右）。
7结语
近年来，我国先后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等，投入重金支持学术期刊发展。中国现在居于Q1区的期刊，很多十年前都不存在。十年前，没有人想到，中国科技期刊能够发展得如此迅猛！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科技人群，具备了办好国际一流期刊的基本条件，在政策支持下，十年后产生一批国际一流期刊并不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