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易》与儒道———作为中国文化精神
核心的“阴阳两仪”思维深受《周易》泽溉的儒道两家，一重人伦，一重自然，相生互补，数千年来共同构筑起国人和谐圆融的精神世界。值得赞叹的是，儒道分立，却并没有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而是达成了阴阳和谐、“执两用中”的“中和”之境。据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又有学者考证庄子乃颜氏之儒，儒道之间，可谓素有伯仲互益之谊。而“法天象地”，从阴阳两仪的天地大道出发来考虑天上人间的诸问题，可说是儒道沟通互洽的交集。阴阳两仪，既是天地，又是父子，既是日月，又是君臣，既是刚柔，又是男女。由此，宇宙与人生，成为同一本质、相互发见的存在。这种儒道所通力推行的理念，使中国文化形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渐进积淀型模式。故而在诸子百家中煊赫一时的墨家、法家，来自域外、宣扬果报轮回的禅释妙道，也都未对儒道两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构成疾风骤雨、摧枯拉朽式的冲击与革新，反倒被吸收、被改造，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和辅弼。
二、芳草美人———“阴阳两仪”思维在中国
古代文学领域显现的一大线索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为政可能借鉴法家，修身或许参照佛门，但出入进退，总体上是以儒道为根基的。由此，阴阳两仪的思维范式，在他们身上有着深刻的印记。具体到文学领域，作为创作主体的士大夫们，由人生而艺术，也必然将阴阳和谐这一理念，特别是把自己的思维范式带入到文学创作的多个层面。首先，在技法层面，诗有平仄，句有偶对。五七律绝，骈四俪六，则是这一理念和思维范式被发挥文学形式方面的极致。同时，创作者在具体的遣词排句中往往虚实结合、骈散并用，使得诗文气势疏荡、意态宛转。其次，在内涵层面有言意之辩，由此，文辞的表与里、能指与所指、实情与虚境，充满了互动之趣。再次，在风格层面，有文质分野，并进而衍生出辞气风骨等概念。曹丕有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是个人文风。至若《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则涉及时代和地域了。其后又说：“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可见两分并不是为了对峙，而是希求互补而臻于完美。体现“阴阳两仪”思维最为鲜明的乃是屈原在《离骚》中确立的“托芳草以忆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比兴传统。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点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是将自然万物依照美丑善恶的观念分为两类，并进而与社会人伦进行匹配。如果说道学家们把《诗经》中的一些爱情诗做政治道德上的比附还显得牵强的话，屈原则以他的以身殉道赋予其诗文中的芳草美人意象以实实在在的内在刚性。这些美好事物柔弱的秉性由此淡化，突出的是其高洁的德操。后世的文人继承了这种含蓄蕴藉、外柔内刚的比兴手笔。男子作闺音，从此成为中国文学中一大惯见的现象。比如张衡自序“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寄托其政治哀思；曹植写有《美女篇》，抒发君臣不遇、功业不遂之感。需要指出的是，对这类诗歌的解读并非都必须坐实为政治隐喻。只是无论是爱情追求还是政治理想，同样地充满了现实的重重阻隔和巨大落差。因此，在其间能够体味到的失意与怅惘是相通的。闺怨也好，贬抑也罢，迁客骚人在诗文中所寄托的，都是对人生困局的深切体认。
三、铁骨柔情———以“阴阳两仪”思维论李商隐其人其诗其文的深刻与丰富性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晚唐诗人崔珏在《哭李商隐》中如是写道。李商隐最为后人所称道的也许是他那些朦胧缥缈的爱情诗，但是，统观李商隐的诗文，人们将最终发现一个毫不逊色于诗圣杜甫的伟大诗人形象。诚如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所云：“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国风》之螓首蛾眉，云发瓠齿，其辞甚亵，圣人顾有取焉。《离骚》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遂为汉魏六朝乐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阨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计莫若瑶台璚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可无罪，而闻之足以动。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托’，早巳自下笺觧矣。吾故曰：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岂徒以征事奥博，撷采妍华，与飞卿柯古争霸一时哉？学者不察本末，类以才人浪子目义山。即爱其诗者，亦不过以为帷房昵媟之词而巳，此不能论世知人之故也。”这段文字，可以作为解读李商隐人格、诗格与文格的纲要。考察李商隐诗歌创作的主要部分，可分为政治诗与爱情诗、咏史诗与咏物诗两组。政治诗如《有感二首》、《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爱情诗如《柳枝五首有序》、《暮秋独游曲江》、《正月崇让宅》与几首无题诗；咏史诗如《马嵬二首》、《韩碑》、《筹笔驿》、《隋宫》，咏物诗如《落花》、《蝉》、《霜月》。政治诗刺世疾邪，咏史诗借古喻今，常含阳刚之壮美；而爱情诗忆恋人、悼亡妻，咏物诗抒恨意、叙幽情，则往往带有阴柔之优美。所以，玉溪生诗作既显现了其款款深情，亦可见出其铮铮铁骨。当然，李商隐诗歌最值得深味的是他在婉丽的辞句中所寓含的孤愤之情、不平之鸣。
李商隐自言道“楚雨含情俱有托”，在重重华丽的用典之中深藏的是其深刻的隐忧。而李商隐的独到与高妙之处，在于其诗中的本事与隐喻不相冲突，给予读者以极大的自由想象空间。读者尽可以只看到深情，只看到闺怨，而属于李商隐自己的那份郁孤，却无妨留给诗人独自品尝。像白居易等诗人的部分诗作因为牢骚而破坏了诗意的情况，在李商隐诗集中是几乎没有的。比方《瑶池》一诗，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仙人永隔的爱情悲剧，也可以将其视作对学仙之虚妄的讽刺，而叶嘉莹先生解读出诗人对人民的悲悯和对圣王的企盼，亦十分在理。元好问慨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王渔洋也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李商隐诗歌的妙处，正在于他继承却又超越了屈宋以降的芳草美人的比兴，进入到言意互动的多重审美诠释的境界之中。这境界蕴涵着“阴阳两仪”思维范式在李商隐创作中集体无意识运用的发展。李商隐的巨大文学成就还包括他的骈文创作。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道：“今人不足取，于古人玉溪生而止耳。”孙梅曰：“唯樊南甲乙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寻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才敛而不肆，体超而不空，学者舍是何从入乎？”范文澜先生曾说：“四六文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品予以保存的话，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由此可见，李商隐的“三十六体”骈文造诣登峰造极，“阴阳两仪”思维范式在李商隐骈文形式中的集体无意识运用，可与其诗并驾齐驱、等量齐观。《奠相国令狐公文》、《为濮阳公与刘稹书》、《祭小侄女寄寄文》等篇，都是千古杰作。吴炯《五总志》载“唐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史，鳞次堆积左右，时谓为獭祭鱼”。可以想见，李商隐长年寄身幕府，四六过千，对句逾万，这与其诗的事典、偶对的圆熟精工，无疑大有渊源。而诗歌创作的锤炼，又必定加强了李商隐对骈文的情辞相融、体势流畅的把握。清代何焯说：“吾独谓义山是以文为诗者。”钱钟书先生也说：“樊南文与玉溪诗消息相通。”李商隐的诗文创作构成了相互助益的两翼，可谓无樊南文则无玉溪诗，无玉溪诗则无樊南文。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大立身原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结合其诗文来看，李商隐生逢牛李党争、宦官乱政、藩镇割据的衰飒晚唐，在“樊南穷冻”中仍能保持高尚的政治信仰和完美的艺术追求，不愧是“阴阳两仪”思维范式灌溉下的中华文化中卓然独立的一株参天巨木。简略梳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饱含着先民对宇宙自然紧密联系的思考的“阴阳两仪”思维，滋养了无数文人及他们的作品。也许受到时代与个人经历的影响，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彼此之间的差异，然而“阴阳两仪”思维的浸润，让他们的作品中充满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共通之处。
作者：陈皛 朱睿达 单位：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