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中晚期江南地区活跃的家具市场是影响明式家具发展的重要因素，造就了“简厚精雅”的苏作明式家具。本文通过对明代文集、日记杂著、方志、小说、画作、出土墓葬及传世实物的整理分析，明确了蓬勃发展的商业经济和日益增长的家具需求促进了江南家具市场的形成；证实了家具消费在明中叶以后才成为社会风尚。通过归纳分析，最后得出江南繁荣的家具市场对明式家具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江南地区；家具市场；明式家具
家具市场早在宋元时代已初见雏形，将家具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然而直至明中叶后，家具消费才真正成为社会风尚，明式家具也是在这一时期孕育并发展。那么，从家具市场及消费活动入手来考察明式家具的成因及发展，对明式家具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本文拟借助明代文集、日记杂著、方志、小说、画作、出土墓葬及传世实物的对比分析，从以往学术界关注不多的明代家具市场及消费入手，对明式家具成因进行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课题的部分消费数据来自明代小说，存在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
1江南家具市场背景
1.1商品经济
重农抑商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明朝建立后，明太祖继承了“重农抑商”政策的同时，也认识到商贾可“以通有无”，因此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工商业发展。如驳回“工商技艺之子，不预士伍”的申请，给予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下令减轻商业重税等。商人地位的改善和赋税的减轻，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从商热情。至明代中后期，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各类货物南来北往，全国俨然成为一个自由流通的商品市场。江南地区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进行划分，包含八府一州，分别是苏、松、宁、常、镇、杭、湖、嘉八府以及苏州府划出的仓洲[2]。明中晚期该地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形成了多个与城市发展相配套的经济网络，商品经济异常活跃。以杭州为例，城市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是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成化年间已凭借“物产之富、贡赋之重……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3]”万历年间，杭州城更是一派繁荣富庶的的景象，“乃东南一大都会也”[4]；即便是杭州的下县也是“络绎不绝，民萌繁庶，物产浩穰。[4]”苏作家具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发展并走向顶峰。苏作家具即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八府一州”生产制造，以造型轻巧、线条优美、装饰简洁秀丽得到了世人的称赞，成为明式家具的代表。由此可见，活跃的商品经济是江南家具市场兴盛的重要基础。
1.2家具需求
家具需求的增长与江南地区的造园浪潮息息相关，随着园林的建成，自然免不了相称的家具装饰，市场对家具的需求便随着园林的修建而增长。隆万年间甚至出现了“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贵族豪奢更是“及其贵巧，动费万钱”的景象[5]。从明代江南园林的数量中就可以感受到家具需求量之大，据明人祁彪佳《越中园亭记》所记载的绍兴园林就达到二百七十六座之多[6]。另外，苏作家具也在江南文人和匠人的推动下，成为了世人竞相追捧的“古玩”“古董”。如《陶庵梦忆》中记载了一则张联芳和淮扬巡抚李三，争夺一件铁力木天然几的趣事，而铁力木天然几正是张岱所说的古董[7]。江南作为时尚中心，它们对于家具的追捧自然也影响到了其他地区，《广志绎》记载：“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海内僻远，皆效尤之。[8]”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明代江南地区的造园热潮、苏作家具的古雅风尚，促进了家具需求的高涨，为家具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和与日俱增的家具需求，为明代中后期家具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有力保障。
2明代江南家具市场的构成
明代江南家具市场由家具生产群体、家具交易场所、家具消费群体三个方面构成。
2.1生产群体
明代江南家具市场的家具生产群体主要由民间匠人和文人士大夫组成。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繁荣发展的经济吸引了全国各地工匠前来创业。如冯梦龙《醒世恒言》中记载了一则《张廷逃生救父》的故事，描述了江西南昌的张权，幼年间于徽州匠人处“斧凿学做”，而后顶接其店并迁到了苏州阊门外，自起别号“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伙。[9]”与范濂所言：“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5]”互为印证。他们会根据顾客的需求上门制作，张权也因手艺精湛，被当地富豪王宪邀请上门做桌椅书橱等家具。民间匠人是主要的苏作家具生产群体，其制造的家具产品直接面向市场。文人士大夫不仅是家具设计生产的脑力劳动者，还是家具传播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从明代文人著作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家具的论述，如文震亨《长物志》、屠隆《考槃余事》、明高濂《遵生八笺》、明李渔《闲情偶寄》都谈到了他们对于家具设计的见解，这是明代以前所未有的。
2.2交易场所
明代江南家具交易场所根据交易方式的不同，分为固定场所交易和流动场所交易。这两种交易方式丰富了苏作家具的交易形式，推动了明代江南家具市场的持续繁荣。家具店肆是固定场所交易的首选，如辽宁博物馆藏的仇英仿《清明上河图》（图1）中就有一间家具店肆，三位工匠正在打制家具，店内还放着做好的床、柜。除了家具店肆交易外，集市是固定场所交易的另一选择，如明代风俗画《上元灯彩图》（图2）中再现了南京上元节灯会的热闹场景，其中就有售卖家具的摊肆[10]。灯市上售卖的家具种类丰富多样，有床榻几案、椅凳架箱以及屏风等等。与《金瓶梅词话》中文字描述一般无二：“东边摆放着螺钿床、雕漆床，金碧辉映；西边陈设着羊皮灯、绣球灯，锦绣夺；北边一带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厢则是书画瓶炉……围屏画石崇之锦帐。[11]”除了在固定的家具商肆及集市交易外，当时的烟波江上也盛行着泛舟交易。古董商乘坐书画舫，船载古玩书画，游走在城镇乡村，进行家具交易。《味水轩日记》中就记录了不少携物登门求售的游贾，如万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梁溪客泊书画舫来见”；四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无锡孙姓者一舫，泊余门首”；“十二月二十二日，常熟叶少源、吴江马玄洲移书画舫就余。[12]”在明代书法大家李日华与这些古董商的交往中，就有类似家具交易的描述，如“十五日，无锡孙姓者携大理石屏、大理石嵌背胡床上门求售”；“二十八日，王丹林持骨董箱来。[12]”冯梦祯在《快雪堂日记》中也记载了张慕江船载铁力大椅上门求售[13]。由此可见，游贾穿梭于城镇之间，成为固定商肆与集市的有益补充。
2.3消费群体
明代江南的家具市场消费异常繁荣，无论是高官显爵，还是文人士大夫，亦或是农商平民均在受众之中，也就构成了明代江南家具市场多层次的消费群体。文人士大夫群体既是家具的生产者，又是家具消费的主体。他们拥有极高的艺术修养，而且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消费。从明墓出土的家具中能窥见一斑，如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墓就出土了一件价值不菲的紫檀嵌大理石插屏（表1）。富商大贾是苏作家具的忠实消费者，他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家具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如明代李日华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他们参与家具消费的过程：“携大理石屏二，大理石嵌背胡床二，云皆安华二氏物也。[12]”这里的安华二氏皆为无锡巨贾。另外，布衣百姓也加入了家具消费群体，却因经济能力欠缺，难以成为消费主力。如崇祯《嘉兴县志》记载：“贫薄之户亦必画几、熏炉、时壶、坛盏，强附士人清态。[14]”从“强附”两字可以感受到布衣百姓虽参与了家具消费活动，消费力度上却难免力不从心。
3明代江南家具的市场交易
3.1交易形式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家具市场交易日趋活跃。店肆、集市、书画舫组成的家具市场，为明代家具交易提供了许多方便。多样化的市场交易形式也更有利于家具市场交易，继续推动着明代江南家具市场的发展。明代江南家具市场的交易形式可以分为直接交易和质卖。直接交易，顾名思义就是买卖双方直接进行家具交易，这是市场上最普遍的家具交易形式，常用于家具店肆、集市交易等。而质卖则是将家具产品视为抵押物进行交易的一种活动，如小说《金瓶梅词话》中多次提及到了家具质卖交易，第四十五回中贲四拿一座“螺钿描金大理石屏凤”典当给西门庆；第九十六回中李瓶儿将螺钿床进行典当等[11]。虽为小说记载，但其描述的社会现象应当是无误的。
3.2市场交易的情况
从明代文集、笔记杂著、方志、小说等史料中,也可以了解到社会各阶层的家具消费情况。其中，明代的小说虽具有一定的艺术色彩，但也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当时的市场交易情况。众多明代文人均曾在各自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们从游贾中购得家具的经历，表2为笔者收集到的家具交易情况。由表可知，明代家具消费群体已不再局限于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文人士大夫，平民百姓也出现在家具消费者行列中。各个阶层因经济能力或审美能力的限制，对于家具的价值判断不同，家具交易价格亦会受此影响。明代史料有关家具交易的记载还有许多，社会各阶层的消费目的或为收藏，或为馈赠，或为使用，但都离不开家具市场提供的交易便利，而这在明代以前是不多见的。
4家具市场活跃对家具发展的影响
明代中晚期江南家具市场已基本形成，家具交易十分活跃，它是我国古代家具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对家具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4.1消费风气形成
我国古代的家具市场在宋元时代已初见雏形，市场交易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宋元人的家具消费多集中在上层群体，社会影响面并不是很广。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具消费主体扩延至社会各个层次。除了王世贞、项元汴这样的收藏大家购藏家具，一般商人家中也有一两件高级家具，如南京博物院珍藏了一件苏州药商雷允上的画案（图3），花梨木制成，通体光素，无多余装饰，腿足上部刻有：“材美而坚，工朴而研，假而为冯，逸我百年。万历乙未元月充庵叟识。”（图4）另外据范濂记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崔溥亦在《漂海录》中记载“无男女老少，皆踞绳床交椅。[15]”可见明代中后期家具消费已不再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是一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风尚，家具消费风气席卷江南地区。
4.2家具形制的完善
在明中晚期江南地区的家具市场交易中，文人士大夫对于家具形制的需求丰富了家具的款式。琴、棋、书、画是江南文人“慢生活”的特征，是其闲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追求。他们本着“一物备一物之用”的原则，活动内容不同，所需要的家具亦不同。如鼓琴则备琴桌，琴桌多古雅，形制不需要太大，“高二尺八寸，长过琴一尺许”，用材也依琴所设，“桌面用郭公砖最佳……此砖驾琴抚之，有清声，冷冷可爱”“如用木材，须用坚木，再三加灰漆”[16]，不仅自带审美意趣，还能增加琴的共鸣，提高音色效果。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檀木雕方胜纹琴桌，造型简洁、空灵，面下虽装有直枨，但不影响鼓琴之人腿部活动，直枨用方胜纹卡子花固定，兼顾审美与实用。对弈则用棋桌，棋桌一般小巧以拉近对垒双方的关系（图5）。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花梨罗锅枨棋桌，桌面可装可卸，正常桌面可供日常使用，掀开桌面则别有洞天，棋盘、棋子均藏于此（图6）。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紫檀裹腿罗锅枨画桌，作画时需要展卷布纸，因此与一般桌案相较，宽度、长度均有所增加，桌面宽平稳健，可置放许多物件。而挥毫泼墨时，往往需要起立，桌面以下越空敞越好，所以画桌不设抽屉，腿间往往用枨极少，以减少使用时的不便（图7）。由此可见，市场对家具的需求促进了家具形制的完善，而在家具市场交易中，优胜劣汰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简厚精雅”的苏作明式家具得以留存。
5结语
综上，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蓬勃发展的商业经济和与日俱增的家具需求，为该地区家具市场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家具市场的繁荣和家具交易的活跃，极大地促进了明式家具的发展。这一时期家具消费群体涵盖面之广、家具消费数量之多，都是宋元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对明式家具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至清代，清式家具的蓬勃兴起，追本溯源也是和明中后期江南市场的家具一脉相承。明式家具是继宋元之后家具发展的新高峰，而明代江南家具市场对明式家具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作者：康思怡 夏岚 袁进东 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