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1-29 19:30:13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所以对2010年到现在六年的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必须判断清楚。
国内普遍的看法(国际上也有很多人持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是中国自身的经济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后采取的4万亿反周期措施的后遗症共同造成的。
那么这种判断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完全正确呢?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的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又该怎么理解这一总的政策取向呢?
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下滑
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中国肯定有很多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的问题需要解决,这点必须承认,勇于面对。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措施,由于应对的是一个突发的危机,在政策推行时肯定也有不少疏忽和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是我认为,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
这并不难证明,可以比较在同一时期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的总体经济表现。
中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6%,2014年是7.3%。跟中国同样发展程度的巴西,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5%,2014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4%,一样是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更大。
金砖国家之一、人口超过10亿人的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是10.3%,2014年是7.3%,和中国大致一样,但是印度实际的增长表现更差些。有两个原因:一是2012年印度的增长速度只有5%,中国是7.7%。也就是印度从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2年的5%,下滑更猛,2013年后触底反弹。二是2014年印度改变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核算方法,让印度当年的增长速度增加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若把这两个百分点去掉,印度2014年增长速度达不到6%,所以印度经济增速下滑比中国更猛。
最能证明上述观点的是同一个时期一些高收入、表现一向比较好、出口比重比较大的经济体的表现: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4年的增长速度只有3.3%。中国台湾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8%,2014年的增长速度是3.5%。新加坡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2%,2014年的增长速度只有2.9%。
照理说,这些经济体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同一个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跟中国一样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中国还大。
因此,从这些跨国、跨地区的比较来看,不难证明中国从2010年以来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
供给侧、需求侧同时发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能回避,在中国经济工作当中,确实要坚定信心,推动各种改革。
但是,当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是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时,在推动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稳增长、反周期措施。
如果没有稳增长、反周期措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太厉害,可能会造成就业和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的问题。如果就业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则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问题,影响到整个金融安全。
当这些问题发生时,其实是不利于中国推动应该有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改革。因为当危机发生时,政府采取的很多应急措施可能会跟中国所需要的改革不一致。
所以,在当前状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经济工作定的总的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句话一定要理解。
在外部性周期性下滑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是必要的,并且在推动结构性改革时,也要把结构性改革的各种措施理一理。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长期来看对提高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肯定是好的。需要考虑的是在短期推行时,有些措施可能会抑制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因此要有轻重缓急,要审时度势。对那些短期能增加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应该优先推行。对那些短期可能抑制消费或是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就需要审时度势。并不是说不应该推行,但是推行的时间点要掌握好。
扩大总需求应以投资为主
在稳增长、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措施当中,到底应该以消费为主,还是应该侧重投资,前段时间国内有很多争论。
国内外学界有一种看法,把中国过去的增长方式称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有不少学者把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归结为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的后遗症,认为以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是不可行的。这些学者建议中国应该改变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认为消费很重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消费能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必须要不断增加。收入怎样才能不断增加呢?就要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如果为了刺激消费,用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或是用减税的方式来增加居民收入,都只是一次性作用,居民收入不能持续增加。
要持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或者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率水平提高后,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就多了,附加价值也提高了。但是在经济活动中,能够实现多少价值取决于交易费用。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越高,实现的价值就越少,所以还要减少交易费用。
提高劳动率水平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投资,减低交易费用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也需要投资,所以政府扩张需求的措施当中,应该以投资为主。
当然投资必须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或者能降低交易费用的投资。
中国的政策与西方不同
国内学界、舆论界一般都是拿国外的理论来看中国的政策。比如,大家说过去中国的政策是需求管理,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去年11月10日,中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国内学界、舆论界马上又说,中国抛弃了凯恩斯主义,中国现在拥抱供给学派的政策了。
这两种看法其实都不正确。
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挖个洞、补个洞”或发失业救济的短期提高需求,但长期不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措施。供给学派的政策是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时,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政策,这个学派主张用普遍降税的方式来提高投资的积极性,反对使用产业政策。
但是,中国过去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吗?实际上,中国过去以及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投资主要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消除增长瓶颈,这种财政政策在短期提高了需求,长期也降低了中国的交易费用,提高中国的生产率、竞争力。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可能做不到,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老旧,政府再投资基础设施只能是把现有的基础设施挖开,再补上,这种投资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有限。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用于消除增长瓶颈的新建项目,是可以提高生产率水平的。
所以,这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把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中国确实有税收过高的方面要降低,也有过剩产能应该退出,同时中国也有很多短板需要补。这些都是供给侧的改革。
但是中国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中国现在推行的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既要有反周期的稳增长措施,也要有针对个别产业的政策。这跟供给学派的主张完全不一样。
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给学派的政策。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分析清楚中国当前经济的实际问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中国的政策该怎么做比较好。
超越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
每一个国家确实都会遭遇到周期性的冲击,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应该有反周期的措施。可是发达国家的反周期措施,很难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而发展中国家是可以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
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冲击,或者是周期性下滑的时候,政府同样应该做些积极的稳增长的措施,比如主要在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不是发达国家那样的挖个洞、补个洞,中国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以是需求侧的管理,同时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的措施。
另外,发达国家的产业跟技术都是在全世界最前沿的,自己必须发明新的技术、新的产业,风险大,充满不确定性。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产业的升级属于补短板的产业。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政府在因势利导这种短板产业的发展时,中国可以根据短板产业的需要,支持发展相关人力资本、金融、基础设施等等。所能用的信息、政策手段比发达国家多,产业政策有可能也应该能做到精准。不能因为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反对产业政策,中国也就不能推产业政策。实际上中央也是说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
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生产特性提出的,他们的宏观政策、发展政策有他们的特性。但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要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中国当前的问题,或者用来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政策。因为照这样理解,很可能会给中国的政策造成很大的误解和不当的社会压力。
例如,2008年的4万亿,现在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凯恩斯主义的措施,而发达国家已经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所以,中国也不应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可是中国做的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挖个洞、补个洞”,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消除增长瓶颈的措施。
中国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而是要在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并且要应用产业政策,而不是只有减税。
过去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既增加短期的需求,也增加长期的供给;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既增加中国长期的生产力,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
所以,中国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是需求侧和供给侧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发达国家的供给学派的政策。
实际上,中国理论界的认识是落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之后的。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一、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一)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1、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三大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作用的结果。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总需求决定的。总需求可分为两大类: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失业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消费不足或投资不足所致。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而作用,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达不到充分就业,从而出现“富裕中的穷困”的矛盾现象。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扩大社会需求,具体讲就是增加消费和投资。只有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2、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曾多次批评自由放任主张,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投资引诱不足,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很快,而利率由于制度和心理的因素不能以同样速度下降,就业和生活标准不能达到生产技术所能提供的合理水平。
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求政府扩大职能。凯恩斯所指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的职能,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指出,国家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刺激平均消费倾向。主张国家部分的通过税制,部分的通过限定利率,部分的通过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影响。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影响消费和储蓄,如果政府有意识地把财政政策作为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工具,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长期利率的重大变动会影响消费倾向;短期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投资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直接组织投资。他的结论是,不能把当前提供投资的职责留在私人手中,国家能从长期观察,并根据一般社会利益,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应该更多的承担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引导。他主张实行中央控制,推行投资社会化,认为这是获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方法。
(二)凯恩斯追随者的补充和发展
1、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统一的新经济学圣殿。其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所做的综合,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的25年中,使经济学有过一段相对平和一致的时期。新古典综合派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萨缪尔逊、托宾和索罗等。
2、新剑桥学派。20世纪七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滞涨,新古典综合派既无力诠释这一现象,更提不出有效的治理对策,从而备受责难。新剑桥学派就是以罗宾逊为首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批经济学者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过程中形成的。
3、新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涨现象而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攻击,日渐衰微。为回应这些评判,挽救凯恩斯主义,八十年代,出现了一群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年轻经济学家。
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
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岁月里,在缓和经济危机、促进就业方面,确实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滞涨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
(一)我国可以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原因
1、市场经济内在的缺陷和弊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并逐渐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可以起到政府干预所不能够替代的功能,如优化资源配置,价格发现等。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在一些公共领域,单纯的市场调节是不行的,会出现“市场失灵”,并且市场经济调节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弱点。所以,应该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
2、凯恩斯经济学派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对我国还是有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国情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决不能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论点和方法对我们还是有用的,可供参考、借鉴和利用。例如,关于政府干预经济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手段的思想。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发展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的。关于宏观分析方法以及“总需求=总供给”的宏观调控模式,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管理、协调宏观运行机制无疑是可供利用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以及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也有可供我国借鉴之处。例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运用财政收支、税收增减来调节社会总有效需求,西方国家在运用这些政策上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等等,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完善有启发性和前瞻性意义。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使用,灵活调控经济,则成为近年来我们政府解决经济中出现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些调控手段的合理运用,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图1列出了我国近年来对付有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扩大总需求的主要措施。(图1)
(二)我国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干预经济实例分析。199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外部需求萎缩,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围着扩大内需做文章。1998~1999年间,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先是增加投资,然后扩大到消费领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遏制了经济下滑和GDP下降的局面。200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呈现三大热点:1、西部大开发热。由此增加了许多用于西部开发的固定资产和更新改造资金;2、股市热。特别是“5.19”的股市飙升以及“2000年2000点的”造势声势,吸收走不少居民储蓄,减持银行存款,2000年前9个月累计城乡居民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减少2,108亿元;3、假日经济热。像“五一”、“十一”这样史无前例的长假期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总体来看,经济恢复势头良好,社会需求全面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复苏,呈现由高到低,不断加快增长的趋势,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观。2001年也实现了经济全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策手段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可以取得一定效果的。
三、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干预措施的凯恩斯解读
(一)2007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分析。第一,我国经济连续三年超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从2007年开始发生转变。2007年的GDP名义增长率为11.4%,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为4.8%,所以2007年实际GDP增长率=11.4%-4.8%=6.6%;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12月10日的《2008年秋季报告》预测,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GDP增长率将为10.1%左右。如果2009年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再发生显著恶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重大问题,GDP增长率虽然将继续有所回落,但仍有望保持9.5%左右的较快增长。而鉴于我国的经济形势,世界银行却不断调低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预期,预测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11.4%降低至9.4%。美国经济放缓及其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原材料和食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国内物价水平的大幅度变动都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风险;第二,CPI从2007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08年4月达到了8.5%的高位,我国面临通货膨胀风险。从2008年5月开始CPI不断下滑,到11月份仅为2.4%。开始有学者认为我国有出现通货紧缩的危险。(表1)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经济持续升温的态势已经扭转,开始步入下行通道;(2)价格涨幅持续攀高的态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3)美国金融问题发展引发世界经济走弱的可能性加大,我国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4)国内企业生存面临挑战,很多中小企业濒临破产。
(二)此次金融海啸中我国政府的主要举措。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08年9月份以来,我国政府主要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如表2所示。(表2)
(三)政策手段的凯恩斯解读。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政府为应对此次经济波动,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概括起来基本上趋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所推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采用“松”或“紧”的财政政策来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以达到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目的。
1、财政政策。目前,我国出口受到金融风暴的严重影响,国内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好,消费和投资需求严重不足,符合运用“松”的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情况。
为应对此次经济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如,2008年9月18日证券交易印花税19日起单边征收,10月17日降低住房交易税费,10月21日提高3,486项商品出口退税率,2009年起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叫停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多项减少税费措施等。9月18日国资委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汇金宣布将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10月22日出台十项保民生举措,11月5日国务院确定4万亿投资计划用于扩大内需,大幅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多项扩大财政支出的措施。
2、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刺激有效需求,使经济高速增长,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
2007年以来CPI连续高涨,我国面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威胁,为了稳定物价,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国政府首先采用的是谨慎的货币政策,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加强信贷管制,以紧缩银根,缓解流动性过剩。但到2008年形势有所变化,CPI连续回落,通胀威胁已经减轻,同时由于出口受到金融风暴重创,加上紧缩银根使很多企业融资困难,出现了大批中小型企业倒闭现象,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为了刺激经济,我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转而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如2008年9月15日央行决定下调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10月8日央行再降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10月30日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11月9日央行全面放开贷款限制,加大支持中小企业,等等。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不是在盲目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而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取向的实际效果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曾被广泛用于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上,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这些政策是有一定效果的。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政府干预手段,来调节经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评论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措施的有效性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通过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起到直接刺激作用。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以下方面显现效果:
第一,有利于稳定预期,减轻对经济下滑的担忧,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此次政府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方针的指导下,采取的各项举措将有助于防止我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第二,改善民生。在这次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中,改善民生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民生工程位列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意图十分鲜明。
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三个方面对城乡居民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一是通过直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城乡居民有钱可花;二是通过强化保障,使城乡居民有钱敢花;三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也必将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带动大量就业,让更多人拥有就业岗位。
第三,减轻企业压力。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减轻其财务成本;其次,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增值税转型将为企业减轻负担1,200亿元。
第四,对基础建设的影响。这次的十项措施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我国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提高。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既发挥投资对经济直接拉动的作用,又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及原因分析。我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确实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是有限的。
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推崇的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以及扩大政府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进而解决就业,增加社会消费需求,并拉动私人投资。而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利率,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这也正是此次我国政府政策措施的实质。然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要取决于居民是否会增加消费以及企业是否会增加投资。而消费和投资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了政府投资方式,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力度相对较弱,长期实行政府投资,其效果是递减的。而且财政负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使扩张性财政政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再次,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央行虽然在放松银根,不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但由于我国是两级银行系统,货币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还得看商业银行的决策。
(三)在运用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应注意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虽然是有限的,但就像新凯恩斯学派所说的,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严重。科学合理的政策运用对经济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1、调整财政投资结构。财政投资应坚持基础设施为主导,但由于基础设施在建设时期产业关联度弱,对经济的拉动力较小,财政还应投资于一些急需发展的,产业关联度强的制造业,特别是投资于高新技术的制造业;同时,财政还应投资于能有效启动消费需求的项目,如投资于城市的房地产业、汽车业和旅游景点、娱乐设施、体育设施等;改造农村电网,拉动农村家电消费。
2、发挥财政杠杆作用,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由于许多行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税负偏重,普遍缺乏金融支持等原因,民间投资尚未得到有效启动。因此,要转变观念,给民营经济以国民待遇,一方面要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放松对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要发展以民营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的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业绩良好的民营企业也应批准上市。还可拿出一部分资金以贴息、担保、参股、合作等形式支持民间投资,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和示范效应。
3、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围绕扩张性财政政策,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的原因、体制原因和国际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刺激有效需求要从多方面着手。第一,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将有固定收入来源和合法渠道的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家预算统一管理;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中超过80%的存款为不到20%的储户拥有,表明我国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律”,增加富人的收入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有限,而穷人又没钱消费,因此应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第三,改革消费政策。取消福利型、供给型消费,清理整顿过去限制消费的不合理收费,鼓励消费;第四,进一步实施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出口商品零税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出口退税的税种范围;第五,扩大省级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公共投资的实施主体,一直偏重于中央政府直接负责实施,地方政府参与度较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实施效率低下,项目对地方经济的连带推动效应和关联投资效应较差,而且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债务,也加重了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因此,应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参与度,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第六,加快产业升级,注重结构调整。当前面临的危机也是我国加快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的一次契机;第七,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同时降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这既是已往的成功经验,也是今后需要继续保持的做法。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但其倡导的政策取向是有一定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尤其是对金融危机下我国采取应对措施的趋向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通过结合我国国情综合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所倡导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但也要明确,这些政策措施并不是万能的,更重要的是依据客观实际的变化灵活组合,适时调整、积极应对、主动出击。
(作者单位: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北京林业大学经济园林学院;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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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重创世界贸易,全球需求的剧减导致世界贸易形势异常严峻。据世界贸易组织(WTO)2009年7月22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下降10%,是自1982年以来贸易增长的首次下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降幅。在严峻的经济环境下,全球贸易下跌水平超过经济缩水幅度,这是无法改变或者是无法避免的,人们所能做的是在贸易下滑时确保贸易政策不会让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但现实是,世界经济形势自2008年第四季度突然恶化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持续上升,出现了提高关税、增加非关税措施、更多的实施救济保障措施的势头,而这些都会成为经济和贸易复苏的障碍。
世界银行2009年3月2日的《贸易保护:初现端倪但趋势令人担忧》报告称,尽管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G2 0)领导人峰会承诺要致力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避免出现新的世界贸易壁垒,但自那时起,G20中有17个国家最终实行了47项不同程度的限制贸易的措施。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当前贸易保护措施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出口补贴使用范围扩大。在47项限制贸易的措施中,发达国家占12项,且全部采取出口补贴和相应支持措施,而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35项措施中有31%采取了出口补贴的形式。其次,反倾销调查发起量激增。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各国提起的反倾销措施快速增加,2008年全年全球反倾销调查发起数量较2007年增长了15%,而最终被认定为倾销并施以惩罚性关税的案件数增长了22%。再次,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种类繁多。在所有的贸易保护措施中,提高关税仅占1/3,且全部由发展中国家采用,而其余的2/3采取的是“隐性保护主义”方式,除了出口补贴、反倾销调查外,采取的措施包括对进口产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限定进口商品入关的口岸、提高进口商品的标准等,这也使得对贸易保护的认定变得愈加困难。
另据世界银行2009年4月23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从4月2日G20伦敦峰会至今,G20中有8个国家(地区)采取了29项贸易措施,其中23项为贸易限制措施,6项为便利贸易措施。在23项贸易限制措施中,21项为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反倾销措施16项,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项,保障措施2项,特别调查1项,其中17项措施针对中国产品。
对各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议和监督是WTO的重要职能之一,通过对各成员贸易政策的定期审议,增强了政策透明度,也为各成员相互监督贸易政策措施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自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12月,在WTO总干事拉米的倡议下,WTO启动了金融危机下的贸易措施特殊监督机制,以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为平台,监督各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新的贸易措施的情况。具体做法是,通过各成员的通报、WTO跟踪收集的信息以及其他相关公开的、官方的资源,WTO秘书处定期制作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措施清单,拉米以个人名义散发贸易措施监督报告,供各成员评判和相互监督,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以报告为基础进行讨论。迄今WTO已经散发了三份关于全球贸易措施监督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较大反响。
2009年3月26日,WTO的第二份《关于金融和经济危机及与贸易有关的发展情况》指出,在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期间,已有2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85项贸易保护措施,较1月末首次调查时的19项增加了4倍以上。WTO的报告说,这些措施虽然其中一些符合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但绝大多数为限制贸易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提高进口关税、禁止或者限制进口数量、对进口产品实行非自动许可、限定进口商品入关口岸、提高标准化和技术规定、扩大出口补贴范围、采取救济保障措施(如反倾销)、在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定优先购买本国产品的条款,或督促消费者购买本国制造的商品等。
7月2日,WTO了第三份全球贸易监督报告,表明在过去三个月中各国出台的贸易限制和扭曲政策越来越多,全球保护主义压力有所增大。报告列举的89个国家和地区在2009年3月1日至6月19日期间共采取了245项新贸易措施,扣除由甲型H1N1流感引发的贸易保护举措,全球新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是贸易自由化措施的两倍多。其中G8+5成员(注:G8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和俄罗斯;5国指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采取的措施达90项,占新贸易措施总数的37%。从贸易措施的类别看,贸易便利和促进措施15项,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所采取;贸易救济措施19项;经济刺激计划和行业扶持措施33项,多数为发达国家实施。其中,贸易保护最严重的产品类别是奶制品、钢铁、汽车、化学制品、塑料和纺织品等。WTO的报告特别指出,大规模救援银行、保险商和汽车业以及许多政府敦促购买本国货的行动,带来了仲裁风险,这些举措将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此外,作为限制进口的重要措施,全球范围内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立案的数量在明显增多。WTO的统计显示,2008年下半年,全球共有15个WTO成员发起反倾销调查立案数120起,比2007年同期增长17%。其中,印度发起42起,占全球总数的1/3,仍是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随后依次为巴西(16起)、中国(11起)、土耳其(10起)、阿根廷和欧盟(各9起)、印度尼西亚(6起)等。2008年全年,全球共发起208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比2007年增长了27.6%。2008年全球共发起保障措施调查11起,与2007年的8起相比增长近1/3。2008年全球反补贴调查数与2007年基本持平。进入2009年,贸易调查数量出现激增趋势。截至2009年3月25日,全球已发起29起反倾销调查、3起反补贴调查和6起保障措施调查。WTO警告称,全球新的贸易救济调查的案件数量可能会随着经济危机的持续而急剧增加。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WTO总干事拉米无论在WTO内部会议还是在国际会议或论坛上,频频发表讲话或接受媒体专访,表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并竭力呼吁各国政府抵制保护主义,重建恢复经济与贸易增长的信心。比如2009年2月,在韩国访问的拉米发表演讲,提出了尽快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抵制各种名目的贸易壁垒措施、确保进出口信贷充足和恪守援助方面的承诺等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四项主张。拉米应邀参加了G20领导人峰会,呼吁并督促G20集团领导人应该采取联合行动,避免实行任何进一
步的贸易保护,并促成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连续成为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的重要议题。2008年11月,在G20华盛顿峰会的声明中,承诺在一年内不出台任何影响贸易的措施。2009年4月,在G20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重申在华盛顿峰会上所做出的承诺,不设置任何新的投资和贸易壁垒,并把这一承诺延长至2010年底。WTO对全球贸易政策进行监督的行动,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起到重要的预警和监督作用。在G20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也对此机制给予认可,强化了WTO在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方面的作用。
面对各国贸易限制措施使用不断增加,WTO一再警告,各成员为刺激经济发展采取的政策应有利于推动贸易增长,各成员应不使用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和具有贸易扭曲效应的补贴措施,应保证采取的措施以透明和非歧视的方式实施。但现实不容乐观。7月13日,WTO总干事拉米表示,全球经济下滑远未结束,还没有迹象表明各国政府大规模地放松或停止实施贸易限制措施。7月22日,WTO秘书处的《2009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各国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对贸易下降幅度及其持续时间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与遏制
随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蔓延和加剧,各国的贸易政策更多地受到国内经济形势和政治压力的影响,而且保护主义也会利用各种各样政策措施上的漏洞而存在,这导致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之风愈演愈烈。高筑贸易壁垒将加剧各国间的紧张关系,加深全球性的经济贸易萧条。这是各国所必须极力避免的。
(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的原因及影响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人们不断警告保护主义有不断增长的危险,各国政要也纷纷表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并且在G20峰会和其他论坛上做出抵制保护主义的高姿态承诺,但现实是世界各国仍在不断推高贸易壁垒,出台了形形的贸易保护措施。贸易保护势力不断增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经济萧条从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滋生的温床。
贸易能够促进增长,这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某些部门或领域的贸易保护已成为一种常态,而在经济形势不好的特定环境下,各国更难免会受到保护主义的诱惑。由于经济活动放慢,各国政府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它们寄希望通过提高贸易壁垒、增加政府救济等政策措施来转嫁危机,以提高国内的需求,稳定国内的就业。换言之,在危机面前保护主义的产生是难以避免的,即使是逐渐的和暂时的。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由欧美金融系统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由于各国内部需求疲软,国际市场萎缩,各国企业面临着争夺国际、国内市场的双重压力,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难免会日益躁动,各国政府面临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压力。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复苏,扶持和保护本国企业渡过难关,各国政府很容易迫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压力在救济政策上倾向于本国企业。贸易保护行动是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虽然有一些贸易保护措施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可能不大,但对特定出口商来说,这些措施的实施就意味着市场的封闭。如果各国都纷纷加大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力度,无疑这会恶化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环境,使全球为刺激需求和恢复经济持续增长而采取的政策无法充分发挥效力。
其次,国内政治压力也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面对更多的国家被卷入经济衰退中,贸易保护主义很容易以“经济爱国主义”的面貌出现。在“经济民族主义价值观”面前,各国政府虽然明知保护主义最终会使一国经济深受其害,但很难拒绝国内各种利益团体的保护主义诉求。保护主义既迎合了公众的需要,也是各国政策制定者转移注意力的便捷工具。
在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可以看到,各国领导人一面承诺“避免贸易主义和国家孤立主义”,一面不断推高国内的贸易壁垒,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被夹在抽象的自由贸易承诺与政治现实之间,左右为难。尽管从经济角度考察贸易保护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但在出台或实施的应对措施中,贸易保护措施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援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救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符合其政治需要,既有获取国内民众支持的动机,也有急功近利获得短期经济稳定的需要。
再次,现有的贸易规则为保护主义提供了空间和口实。
在符合WTO规则前提下提高贸易壁垒,是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WTO原则和规则中,存在着不少贸易救济措施以及“例外条款”,其本意在于维护公平合理的正常贸易秩序,但也为实施保护主义留下了空间或借口,因而遭到滥用或被打“球”。WTO规则中关于非关税措施界定的模糊性,使许多隐性贸易保护措施难以辨认(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实际影响难以完整评估,也助长了保护主义实践。
WTO等国际组织对各国的贸易监督报告证实,全球危机以来各国在不违反WTO规则的情况下,的确在以形形的方法来提高贸易壁垒,比如发起反倾销调查、提供出口补贴、在法定限制范围内提高关税等。虽然这些措施不违反WTO协议,但如果处置不当,会严重助长贸易保护主义。以提高关税为例,如果所有WTO成员都将它们的关税水平提高到WTO的最高约束上限,那么全球的关税水平将是现在的一倍。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在WTO规则约束内提高贸易壁垒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世界各国都在WTO规则约束内提高贸易壁垒(例如在约束关税下提高现有的关税水平),其连锁反应带来的后果仍然会使得世界贸易急剧下滑,从而延缓全球经济的复苏。
(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
如何判断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程度和趋势?WTO的相关报告做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在2009年1月底的第一份贸易监督报告中,WTO指出,因金融和经济危机而增加实施的贸易限制和贸易扭曲措施被证明是有限的。在3月底的第二份贸易监督报告中,WTO指出,随着全球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全球存在着朝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滑落”的趋势,部分成员提高关税,实施新的非关税壁垒,采取更多的反倾销措施,并在经济刺激计划中提供大量补贴,塞入有利于国内产品的条款等,这些不断增加的限制措施很可能会慢慢扼杀国际贸易,削弱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效果。在7月初的第三份贸易监督报告中,WTO总结称,在过去三个月各成员出台更多限制和扭曲政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这清楚地表明随着各国政府努力保护本国产业不受经济和金融危机影响,保护主义压力有所增大。
在全球危机中,世界范围的
贸易保护主义有明显上升,各国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也在增多,自由贸易正面临考验。但总体而言,国际贸易政策的采用没有出现重大逆转,由于现在有了更多的规范和约束,诸如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高强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得到了控制,最严重的贸易违规行为基本得到了遏制,目前的保护主义危险尚不至于演变为全球贸易战的程度。从贸易保护的实践看,各国实行的保护措施大部分是针对传统上受到保护的行业(如钢铁、汽车等),那些在采取保护措施上表现得较为激进的国家,多是出口依赖度较低的经济体。尽管许多经济体的出口同比骤降20-40%,但在贸易政策方面仍相对较为开放。因为各国都认识到,危机时刻的保护主义只能加剧恐慌,贸易保护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本已严峻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糟糕。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带给人们的关键教训就是,提高贸易壁垒将招致报复性措施,并加剧经济衰退。
在时下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的同时,其势头及影响受到了强大的抵制,这是因为:第一,随着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及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国际分工范围更加广泛,程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增强的同时,全球生产供应链更加紧密。复杂的全球供应链意味着许多进口就是生产出口产品的必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全球供应链整合的本质,使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受到了约束。第二,WTO多边贸易协调机制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一个持续的且强有力的保障。WTO原则和规则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深度发展设置了“安全阀”。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贸易保护行为。第三,各国间的双边及区域贸易协议的存在,也对贸易保护冲动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减弱了各国重新大幅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性。第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各国潜在的对贸易保护的反制措施或报复性措施,本身也形成对保护主义的制约。
目前的主要风险是,如果全球经济持续恶化,各国政府就难免不断屈从于保护主义的压力,即使是逐渐的和暂时的。应该警惕的是,由于WTO现有全球贸易规则给“低度”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钻空子的灵活性,因此要特别防范可能扭曲全球贸易的“低度”贸易保护主义,包括采用隐蔽性政策变相地实施保护,或利用贸易保护政策的模糊地带实施保护。在全球经济形势好转之前,各国仍需要对全球保护主义蔓延保持高度的警惕,共同抵制任何进一步的贸易保护措施,避免其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复苏带来新的威胁。
(三)反对和避免贸易保护主义需要国际合作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本身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极端反应,而保护主义很可能使危机雪上加霜。这是各方所必须竭力避免的结局。当前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是最重要的任务,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需要各国达成共识,这是全球共同的任务。
从全球角度看,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方式主要有两条:
发出保增长的强有力信号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首要目标。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具体措施,中心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受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等影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9.9%,增速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回落到9%,增速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今年年中国家已将宏观调控任务调整为“保增长、控物价”。当前,“保增长”成为最重要任务。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就是要以扩大内需弥补外需的不足,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其中,今后两年多时间内约4万亿元新安排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最为直接。
扩大投资规模与优化结构并重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我国于1998年宣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稳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针对投资过热等问题,于2005年转而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此次财政政策从“稳健”转“积极”,意味着我国将再度加大财政支出,扩大投资规模,其政策力度大、效果直接,能有效刺激经济。
从十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可以看出,这次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着眼于拉动经济增长,更强调了夯实基础、保障民生,体现了扩大投资与优化结构并举。此举既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应急之策,更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合理扩大信贷规模
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就是要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007年下半年,针对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我国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货币供给取向发生重大转变。其实,在今年年中货币政策已进行了灵活审慎的调整,9月份后央行连续三次降低利率,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防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冲击,有必要及时灵活地调整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相关经济政策,力争把这场危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央行新闻发言人李超此前已表示。
以投资带消费 以消费促增长
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扩大内需已成经济工作重点。初步汇总,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灾后重建等方面建设,从今年四季度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我国去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13.7万亿元,而这次仅两年多时间新安排的投资就达到约4万亿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
扩大内需,眼前靠投资、长远靠消费。从十项措施可以看出,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为消费创造条件,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等更是直接拉动消费的举措。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成为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的一大亮点。
这次中央采取的扩大内需政策,将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避免重复建设;既有利于拉动当前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能有效扩大投资,又能积极拉动消费。
百姓将从十项措施中受益
在这次公布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中,改善民生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民生工程位列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意图十分鲜明。
措施一: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建设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发动机。此次政策调整立足民生,旨在通过加大廉租住房建设等多种手段,进一步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同时将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对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改善民生将具有重要作用。
措施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快搞好这些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设施建设,全国广大农村将会呈现出新面貌。
措施三: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发挥投资对经济直接拉动作用,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又能为广大群众的出行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条件。
措施四: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财政投入,然而,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弱化、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仍然突出,文化教育事业仍需加快发展步伐。这次国家加大对这些方面的投入,必将使我国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广大农村医疗卫生、教育落后的面貌有一个大的改观。
措施五: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天然林资源保护和林业生态恢复重建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要抓住这次宏观调控的机会,动员全体人民更加积极投身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让我们的祖国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
措施六: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目前,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仍非常大,在全球的竞争力排名靠后。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新技术和服务业发展,是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国家将加大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促进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努力让更多人就业和再就业,从而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措施七: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完成恢复重建主要任务需要3年左右时间,灾区群众真正实现安居乐业的道路仍然漫长。中央这次加快重建进度,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不仅有助于灾区经济加速恢复,更主要的是惠及广大灾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帮助他们早日安居乐业。
措施八: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更多地要靠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助于释放他们的需求潜力。
措施九: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部分产品出口关税。这不仅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利润,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扩大就业,职工也能更多地分享到企业的发展成果。
措施十: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扩大信贷会刺激经济增长,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会拉动消费和投资,一举多得。
内容摘要:新贸易保护主义是近年来理论界探讨的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综述性研究:首先,总结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出现的原因、特点、以及各种形式;其次,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面对各种保护政策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壁垒 述评
在多边的贸易体制下,贸易保护政策有所收敛,作为主要贸易壁垒的关税壁垒日渐消亡,传统贸易保护手段普遍得到约束。然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使一些国家借着貌似正当的旗号大行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新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的背景下,探究和归纳新贸易主义的成因、形式及趋势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
新贸易保护主义出现的原因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阐述,如经济、政治等方面,在此本文将其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具体为:
(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促使其采取新贸易保护政策
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滞涨现象,伴随着这些现象的产生,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也同时出现。薛荣久(1987)指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与当时发达国家高失业率及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极其相关。同时指出当时国际货币关系的失调即美元的长期高估,造成了美国大量的贸易逆差也是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左正强、范兆斌(2005)也提出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充分利用本地区资源,增加就业,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所以多数发达国家都开始制定贸易保护政策以便能够使本国尽快的摆脱经济困境。
(二)发达国家政治上的需要
发达经济体的一些政党通过制定贸易保护政策来保护国内的某些行业,使得在竞选中能得到更多的议席。薛荣久(1987)指出,发达国家高失业率、工会力量的强大,党派的斗争和维护政府形象的需要都大大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三)产业结构及贸易比较优势的大调整
产业结构大调整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出现的又一因素,龚维新(1989)提出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能源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密集型产业等所取代。工业结构、贸易结构的调整及贸易比较优势的转移打破了之前的均衡结构,这些结构的调整带来严重的结构性失业促使发达国家采取新贸易主义的政策。也可以说是一种结构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四)贸易理论的支撑
从纯贸易理论上讲,贸易自由主义虽然可以使一国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但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下的。在现实中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且存在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问题。左正强、范兆斌(2005)从贸易保护的需求者(与进口商品有竞争的企业)及贸易保护的供给者(政府)中出发,并从需求-供给分析中得出贸易保护是必须且是长期存在的。同时从贸易双边博弈的角度,在存在贸易关系的两国中构造了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论证了选择贸易保护的政策才是最佳选择。此外,还有地区经济主义论、环境保护主义论、新福利经济学、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等理论,也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理论原因。
(五)WTO及相关贸易组织的制度约束
WTO及相关的贸易组织的约束机制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各种贸易壁垒都有很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却也在不断抬头。王佃凯(2008)指出不断加强的贸易自由化制度约束以及贸易自由化制度体系中的一些缺陷,都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出现并发展的诱发因素。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一)保护的对象越来越广泛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对象都是针对幼稚产业或者夕阳产业这种竞争力比较弱的产业,但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对象却不只这些。薛荣久(1987)指出,新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商品日益增多,被保护商品的范围从传统工业品、农产品转向高级工业产品和劳务。沈伯明(1991)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对象已从农业、传统产业部门发展到新兴、高技术产业部门。
(二)保护措施形式开始多样化且更具隐蔽性
由于WTO等相关政策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明显。沈伯明(1991)指出限制进口措施重点从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往往貌似正当、公平,实际上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歧视性。同时也指出保护政策由以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和价格的经济手段为主转向以非经济手段为主。张宁军(2005)提出新贸易保护政策由单纯的贸易政策转向经济、竞争政策。旧贸易保护主义是以边境管理为主,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措施开始由贸易政策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经济竞争政策,甚至社会政策。
(三)保护战略上更倾向于鼓励出口
新贸易保护不仅仅只是消极防御而是采取更有利的进攻措施,即由限制进口为主到以鼓励出口为主的政策。王安邦(1995)提出奖励出口指资本主义国家为鼓励本国商品出口,给出口商以各种优待。其主要措施有出口信贷、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出口补贴、商品倾销、外汇倾销等。这种由防守型转向进攻型的保护措施威胁更大。
(四)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加法制化、制度化
为了使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实施的更具有合理性,发达国家往往使其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更加的法制化。沈伯明(1991)指出发达国家修改和补充了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法律,使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合法化。赵瑾(2005)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往往以保护公平贸易为由、保护消费者安全和健康为由、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为由建立了各种法律条款以及标准。总之都是在借用合法的外壳来达到保护的目的。
(五)保护主体区域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各式各样的经济贸易组织,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加强。王佃凯(2008)指出区域经贸集团一方面实行内部自由贸易以促进内部经贸的发展,另一方面 通过对外构筑外贸壁垒,抵制贸易对手的入侵以保护成员国的市场。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
新贸易保护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以非常隐秘的方式出现,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各行各领域的贸易保护措施,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一)以公平贸易为由的反倾销及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
杰拉尔德•H•安德森、欧文•F•赫佩奇(1983)提出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是在损害国内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用于保护国内工业的关税,它们不同于传统关税之处是只有当一国认为外国竞争是“不公平”时才征税。
(二)以健康、环保等为由建立的一系列准入标准
这种类型的形式主要包括绿色壁垒、安全标准、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等等。通过运用这种标准来歧视外国商品,限制进口。这种形式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应变性也比较大。
(三)自动出口限制
周茂荣(1986)指出这种措施与贸易配额不同,使进口商与出口商商定好,不涉及到第三方。它是通过进出口双方谈判就特定的贸易而实行的,目前这种形式越来越得到广泛的使用。
(四)其他形式
诺贝尔特•冯克(1995)提出的一种主要的贸易保护形式既贸易性投资措施。贸易性投资是以国内为出发点从国外的直接投资中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但是恰恰相反,这种贸易措施反而会对本国的福利产生消极影响。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薛荣久(1987)根据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同性质提出了针对性的应对策略,首先对于正当的保护如安全标准的要求,我们只能适应并在自身中找原因,其次针对为争夺市场而施加的贸易保护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许可证等各国应该认真研究,制定对策。再次,针对有歧视的贸易保护主义,应用强硬的态度反对和驳斥。我国应该正视解决好自身外贸的主要问题,把新贸易保护的压力变为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陈传兴(2006)从不同的层面上探讨了各部门的职责,首先,政府部门在宏观层面上强化指导,调控和宏观管理的能力;其次,行业协会在中观层面上充分发挥桥梁和协同作用;再次,出口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及创新能力。
陈万灵、任培强(2009)阐述了经济危机下对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措施,他认为要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要对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关注的重点产业和领域进行战略性防御。同时提出要重新评估中国当前比较优势,积极把现有比较优势转向长期的竞争优势战略。另外,还要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这也是我们研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意义。
关于应对措施这方面的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进行了阐述,也有针对不同的贸易壁垒详细的提供具体的制定政策细则,政府以及相关的贸易部门应积极的审视这些措施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促进我国外贸的发展。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
大量研究论证了新贸易保护政策及各种壁垒的实施非但没有增加发达经济体的福利水平,反而根据对称性的原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极大的消极影响,那么新贸易保护主义今后将何去何从?王佃凯(2008)认为新贸易保护主义会继续存在,因为多边体制存在大的制度性缺陷并没有得到弥补,新贸易保护主义赖以生存的环境并没有改变。现有的研究已经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以及形式做出了全面的研究。新贸易保护主义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上都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以及时代主题下,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往往会借题发挥,用新的“工具”实现其贸易保护的目的。
近期,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低碳经济是以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模式。中国的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中国想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非一日之谈,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利用低碳经济的口号做出了对我国贸易出口不利的举措。这也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新的趋势,具体的举措有:以碳关税的形式设置关税壁垒,因此中国的某些商品的出口价格大大提升,从而丧失竞争优势;用低碳的标准来限制中国商品的出口。中国只有更快的转变经济结构,改善贸易结构才能应对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
面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出现的各种趋势,发展中国家只有把握好这些趋势的特点以及风向才能更好的制定政策以应对外贸出口问题,从而使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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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沈伯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十大特征[J].经济问题探索,1991(5)
9.王安邦.试论西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成因、特征及其对我国的危害[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
10.王佃凯.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特点、原因与趋势[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4)
11.薛荣久.新贸易护主义与我国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1987(3)
12.张宁军.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演变及其理论依据[J].当代财经,2005(1)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经济全球化;标准
一、贸易保护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1791年12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提出实行高关税政策进行贸易保护的主张。他的保护贸易思想和政策主张,反映的是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并通过经济发展与先进国家进行经济抗衡的保护贸易学说。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保护幼稚工业的政策主张。
李斯特1841年出版了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进一步发展了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学说,建立了一套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为后进国家服务的保护贸易理论。他是第一个从理论上探讨在面临国际竞争的条件下,如何运用保护贸易的政策与措施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建立了具有完整体系的保护贸易理论。
应当分清正当的保护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两者不应混为一谈。二者都认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虽然二者的政策主张相悖,其目的都是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为扶持本国幼稚工业、维护民族经济的平稳发展而采取的保护贸易的政策和措施,也许不能说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专指发达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而采取的损人利己贸易政策,称之为超贸易保护政策或侵略性的保护贸易政策,以区别于以保护幼稚产业为主要目的的保护政策。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日美贸易摩擦,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急剧上升,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发源地。
进入90年代后,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工业国家争夺市场份额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强烈的冲击,有关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都认识到加强国际经济协调十分必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与20世纪相比,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涉及的范围愈加广泛。这有其深层原因:首先,全球经济趋于疲软,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其次,传统工业产品一向是国家保护的重点。再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销售价格偏低,而出口数量猛增,必然促使进口国家对之加以设限。最后,WTO在反倾销与反补贴方面的措施不力。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被保护的商品不断增加;加强了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的活动;非关税措施中的技术和环境壁垒不断增高。
(三)新旧贸易保护主义的焦点
在以往的贸易保护理论中,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问题,重点是产业的发展。但近年来流行的新贸易保护理论,其关注的焦点已扩展到社会问题,转向了人本身。其中,保护就业论关注的是人的劳动权力,保护环境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由于新贸易保护关注焦点的变化,从而导致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产品质量认证标准等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
(四)新贸易保护实施的手段
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在新贸易保护理论的框架下,由于保护关注的焦点变化,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受到了局限,新贸易保护的手段发生了变化:
1、以保护公平贸易为由,滥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条款,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或者激励企业实行反倾销的方式,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如2000年10月美国通过的《伯德修正案》,明确规定,美国财政部将海关征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抵消款”的形式发给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申请的国内生产商。
2、以保护消费者安全和健康为由,通过建立新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环境技术标准等削弱对方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日本规定,2003年后,日本进口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禁止销售。
3、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为由,通过建立新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全球200多家跨国公司制定并推行了公司社会责任守则,要求供应商和合约工厂遵守劳工标准。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工人的年龄、加班时间、宿舍条件等人权问题,技术标准涉及一国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水平等问题,从而贸易保护的手段也由关税等贸易政策转向了劳工标准和技术标准等社会经济技术政策。
(五)新贸易保护的影响
在传统的贸易保护中,贸易保护的对象或者是国内幼稚产业、衰退产业,或者是国内战略性产业。新贸易保护主义与此不同,新贸易保护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技术标准等实施贸易限制,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一律不能进口。而要使产品符合上述标准出口,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调整社会经济政策等,因此新贸易保护还会渗透到国内社会经济制度。
重视环境保护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出劳工标准也有助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但是无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及劳动条件方面的较大差距,将其与贸易挂钩,纳入WTO框架,不仅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优势,而且必将影响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拓。
(六)理论评价
新保护贸易主义可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但它大大的扭曲了对外贸易公平、公正、平等原则。新保护贸易理论除了使用传统的关税作为保护的手段之外,更加强了对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和使用,使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受挫。而且,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受非关税壁垒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由于出口减少,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加重。繁重的债务负担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口萎缩,进而发达国家的出口遭到冲击。如此下去将形成恶性循环,最终贸易各方都无法获得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利益。
三、中国与贸易保护政策
(一)“中国”
日前,商务部公布了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报告》称:中国是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中国央行针对国内外汇市场进行了货币掉期操作。美国的交易员们将此举看作是中国政府将允许人民币在未来一年小幅升值的一个信号。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问题一前一后的两个“示好”举动,表现出一种难得的默契。而在这种默契背后,重要的还是中美之间共同的经贸利益。为了保护这利益,贸易保护主义者必受到遏制。一直以来,美国财政部官员最大的担心在于,若正式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将会激起国会更强烈的贸易保护情绪。世界银行在今年8月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崛起并未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反而对促进国际贸易的活跃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欧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据外电报道,自1978年以来,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增加了40多倍,2002年达到了1100亿欧元的规模。欧洲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方面的贸易顺差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的贸易壁垒和人民币汇率。当前,改头换面的“中国”又以新的形式出现,目的在于利用中国产品和人民币汇率做文章,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兴师问罪。
(二)贸易保护给我国的启示
1、以史为鉴,认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实质和规律。从规律上看,只有强大的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自由贸易,而且往往是口头高喊只有贸易,暗中搞贸易保护。事实上,没有超国家的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贸易的同时,必须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2、学会驾驭贸易保护的新手段。一些国家配合国际经济发展变化,不断创造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各种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壁垒。我们不仅要学习掌握,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创新。
3、学会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妥协中求保护。必要的自由贸易有利于竞争和企业的发展。相对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对推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改革十分必要,只有把企业放在更开放、更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发展。为了发展必须严格遵循和执行国际规则,但当国家和整体民族利益受到迫害和不公平待遇时必须学会妥协和保护。
四、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
经济全球化是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动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为载体而进行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对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实施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它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我们中国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是中国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参与全球化。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出口增加很多,量很大,但是真正遭受反倾销贸易保护措施的也不过在2003年只占了中国整个贸易量的0.5%。具体措施来讲,对外交涉要硬,我们应该明确的告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再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的出口要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纺织品出口,在配额取消以后要实施一些自我限制,增加一些进口关税,进行出口数量的限制的原因了。
最后,在对待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要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
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我们一是要认真对待,第二是重在防范,这是最好的策略。
五、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弊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在一定的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采用贸易保护的措施。从实践效果来看,保护政策和开放政策各有利弊,应根据具体地区、时间、产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但无论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本质上都是对市场的不信任以及维护自己的利益,从长远来讲都不利于增进效率和发展经济。保护措施只能是权宜之计,战术手段,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和基本制度。而且,任何保护措施都是强制消费者和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的生产者提供补贴,因而实际上都具有收入转移效应。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从全社会来看,这样的收入转移往往得不偿失。因此,在保护措施的运用上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只顾眼前的一点利益。
另外,不少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导致保护主义政策历久不衰的原因中,政治因素多于经济因素,保护措施往往是政治强势群体操纵国家决策机制的产物。在多数情况下,保护主义措施在全社会造成的成本往往大于其带来的效益。而保护成本的分摊方式较之其他转移收入和产业补贴方式更难以被一般保护成本的负担者察觉,所以也更难以引起政治决策者的重视。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的缺陷也十分突出。日本经济的战后五十余年中,1945至1955年期间是战后的经济恢复期,20世纪80年代是泡沫翻飞的病态繁荣期,90年代是泡沫破灭后的持续萧条期,真正的经济增长期只有中间的二十几年。但这二十几年的高增长却带来了近十年的高烧狂乱和逾十年不治的经济衰退,代价不小。究竟贸易保护是有利还是有弊,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M].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2、赵伟.国际贸易――政策与现实问题[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蔡芝芳.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中国家[J].兰州学刊,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