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雄写的诗词范文1
知识与技能
1、正确认读本课5个生字，会写田字格里8个生字。
2、理解古诗内容，感受诗中洋溢的浩然正气，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就义诗》，会写《夏日绝句》。
过程与方法
1、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开展小组讨论，理解、感悟古诗内容。
2、结合课下注释理解古诗的意思。
3、通过反复诵读，体会古诗所表达的情感。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本课的学习，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课前准备：
了解诗人写作古诗时的历史背景。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情引入
师：同学们知道李清照吗?谁能介绍一下?
学生自由发言，交流收集到的信息。
师：今天我们共同学习李清照的一首诗《夏日绝句》。
二、初读课文
1、先让学生借助资料和字典、词典自学古诗，教师巡视指导;然后就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在全班组织讨论、研究。
教师主要指导学生抓住重点词语理解诗句意思
2、学生自由读诗;
3、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熟古诗。
4、指名读诗;
5、齐读这首诗。
三、品悟诗情
1、学生自读古诗，划出不理解的字词，然后借助课前了解的资料、课本的注释和字典、词典自读、理解。
2、将读懂的在小组内交流，不懂的问题记下来;
3、全班交流学习成果，解决问题。
(人杰：人中的豪杰。汉高祖曾称赞开国功臣张良、萧何、韩信是“人杰”。
鬼雄：鬼中的英雄。屈原《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项羽(公元前232-前202)：秦末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曾领导起义军消灭秦军主力，自立为西楚霸王。后被刘邦打败，突围至乌江(在今安徽和县)，自刎而死。
前两句诗人抒写对待人生应有的态度，显示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光明磊落的襟怀。后两句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项羽为例，有力地讽刺了只顾逃命、苟且偷生的南宋君臣。)
4、结合“人杰”“鬼雄”“不肯”等重点语句的探讨：诗人借项羽不肯过江东的事例欲表达自己怎样的志向。
5、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这首诗。
第二课时
一、激情引入
1、师：前一节课我们学习了李清照的《夏日绝句》，这首诗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项羽为例，表达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同学们想过没有，当一个革命者面对着敌人的屠刀，表现会是怎样呢?(学生凭经验自由回答)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领略一下革命者的风彩吧!
师板书《就义诗》。
2、师：读完这首诗你知道了什么?谁能介绍一下这首诗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学生选择喜欢的方式读这首诗，然后回答。
学生根据所查资料介绍作者、时代背景。
二、读中理解
1、师：读完诗歌，你觉得夏明翰是一个怎样的人?(学生自由回答)
2、师：下面请同学们仔细读这首诗，看哪句诗最能说明夏明翰是一个不怕牺牲的人。
(在学生自学的过程中，教师巡视指导，收取围绕重点的共性问题，以便组织学生讨论)
3、教师相机进行朗读指导：重点突出“不要紧”、“只要”等词语。还要读出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三、指导书写
革命英雄写的诗词范文2
【关键词】新疆蒙古族文学；传承与发展；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还应包含为祖国繁荣、富强、独立献身的伟大精神。具体内涵概括来讲，有民族自信力、抵御外辱、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建设祖国等内容。不同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优秀文化的最初基调是讴歌新生活，赞颂伟大的党
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爱国主义精神都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主题。新疆解放之初，蒙古族作家们发表了符合当时党的文艺方针、人民心声的以叙事诗为主的诗歌以及民间祝词、赞词、谚语、格言、歌词等作品，主要是表达对各族人民带来自由、幸福生活的共产党和的感激之情；歌颂伟大胜利，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赞美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讴歌社会主义社会；歌唱家乡的新变化；描绘草原新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号召人民珍惜新时代建设新家园；揭露牧主剥削人民的罪行；怒斥旧社会黑暗本质等内容的作品。
浩・巴岱怀着对祖国诚挚的爱写出的文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他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他在小说《昵美尔山风云》中描写老爷根登巴音的二子乔龙拒绝父亲最后的嘱托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您不是再三表示过，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咱们可不能忘记，是穷人的血汗把我们养大的。”这样的话，是年轻一辈对老一辈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们顽固与腐朽彻底的反抗，同时，也是借乔龙之口，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热爱，更是代表一种新的年轻的思想发出的声音，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份自己的理解，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是走向末路的谎言。还有小说中莫尔根在包勒德和齐布嘎婚礼上说的一段：“旧社会，我们草原虽强大，穷人却连搭蒙古包的地方都没有一块，连肚子也填不饱，要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如今在党和的领导下，穷人才当了草原的家……”新与旧的对比，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来自普通民众的说法，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牧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他们犹如新生的婴儿，需要国家的关注与疼爱，对国家也有着热切的盼望和美好的幻想，他们相信在强有力的政权体制下，他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这种孩子般的依赖，使他们对伟大的祖国产生了深沉的爱恋。在《“傻瓜”贡且》的故事里，也有相似的情感表达，小说中，小伙子贡且运用智慧和力量，不畏艰险与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这种勇气的来源，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他想让牧民们远离苦难的折磨，想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和富饶。
在诗歌中，浩・巴岱的这种爱表达得更为强烈，《在喜庆的日子里》说：“论起过去与现在，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过去的社会多黑暗，现在的生活多幸福。”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家乡的变化，富饶的生活，对现在的满足，强烈的反差使作者对祖国的感谢溢于言表，在《开都河颂》中，作者也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和不舍，他这样写道：“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怎能把故乡的河水忘记！即使经历千秋万代，怎能把自己的故土遗弃！”对故土的爱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对伟大祖国的爱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感情在《迎接牛年》中就更明显了，“人民安居乐业，前途光明远大，国家繁荣富强，气象万千更胜一年”，是对祖国母亲更为诚挚的祝福。
在新疆大量优秀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它们的这种想象和情感在新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否定了旧文化价值规范，同时，也为新文化的价值规范体系增添了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形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新疆文学的小说创作中，对新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诗歌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讴歌，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使文化大系统更为多姿多彩，更加充实、丰富。
英雄精神是蒙古族文学的基本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体现
这与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英雄崇拜有直接关系。不论是蒙古人原始信奉的萨满教中的保护神，还是歌颂英雄的蒙古民间文学，以及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顶礼膜拜，都不难发现英雄崇拜的盛行，更不难发现英雄精神的影响之大。
研究蒙古族文学，英雄史诗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篇英雄史诗，都刻画了一些虽名字不同但却有着相同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英雄，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英勇顽强同敌人战斗来誓死保卫自己的家乡与亲人。
当时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文化价值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价值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个人的能力和勇猛有一种强调的意味。而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中，刻画了不少这样的英雄，体现着当时的文化价值。作为一名英雄人物，是个有地位的人，要能通过竞技的测验，这是对其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英雄的基本评判标准，也是普通男子成婚的必修课――考婚（各种技能竞赛）。这或许是遗存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成人仪式。在上述考验的基础上，英雄们还要独自承担起保卫国土亲人的重任，借助于各方面的力量独自同敌人作战，最后取得胜利。
在新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英雄“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化的，而是时代的、社会的新英雄”，英雄“从神坛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百姓中的一员”。长篇历史小说《奔腾的开都河》是继《命运》后浩・巴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揭露了反动派用反革命武装镇压革命力量，欺骗和拉拢民族上层人物，企图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动本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热情地歌颂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了生动的民族语言，记录了这场斗争的真实过程。作品展示了革命队伍中不同阶层人士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充分证明了广大牧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这一真理。可以说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英雄典型形象，身上具备了社会公有的文化价值，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于一身，同时集真、善、美于一身。这些典型形象具有文学教育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成为社会行动范式，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嘎・贡巴在他的系列中篇小说《边防哨所》和《拜格孜吐山的雄鹰》里成功地塑造了达答、阿拉西加布等察哈尔蒙古部落的英雄形象，他们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不屈不挠地与沙俄侵略者进行血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概。长篇小说《小溪》以三区革命为背景，以额尔德尼领导的蒙古骑兵团战斗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居住在博尔塔拉一带的察哈尔蒙古人民悲欢离合、流血牺牲、不屈战斗的感人故事。故事之复杂，人物之多，在新疆蒙古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蒙古族文学爱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家乡之爱
祖国是十分广大的，而每个人只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人们对祖国养育之恩的体验，也总是首先体现在故乡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然后进一步上升为祖国养育之恩。从普遍意义上来看，一定的文化条件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先天土壤，因此展示文化现象的文学作品，必须在作家具备一定的情感、理想、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作品创作工具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文化是文学作品的助推器，文化的演变直接助推文学作品的演变与发展。
早期的蒙古族文学的代表作有策・乌力扎巴图的《祖国――金色的摇篮》、《新时代的妇女儿童》，额・刊载的《我们的太阳》，玛・陶浩图和的《我们的北京》等诗歌，以赞美共产党、，歌颂祖国、家乡、社会主义社会和揭露、抨击黑暗社会为主旋律，这些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渴望知识的需求，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勉励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以饱满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建设祖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尼・索苏尔先后发表了《好马・好汉・哥哥》、《蒙古人及其酒和歌》、《有一种声音总使我疼痛》等散文，主要是对故乡之爱。作者在“游走”家乡的“文化群落”、在9000多字的散文里，以动态的笔触――似乎带着读者一起骑着马，漫游在作者怀念故乡的思绪中，明写对过世哥哥的追忆、对兄弟深厚感情的回忆，暗写作者在都市生活中难以排解的个体孤独、人性思索；明写哥哥对牧马的热爱、对草原的热爱、对游牧生活的热爱，暗写作者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对给予生命和爱的亲人及家乡的愧疚，对浸润在血液里的游牧文化的难舍难弃；明写哥哥作为一个优秀牧民对牧马的依恋和赞美，暗写作者对都市纷繁、浮躁的厌倦和对自由快乐的精神解脱的向往；明写作者寻找家中丢失的马，暗写作者捡拾心中失落的情。
另一位作家特・那木吉拉写有《春的思索实话实说》、《牧民话》、《希望・花・坟墓》、《留恋戈壁的诗》等长短诗200余首。他的诗歌在蒙古族读者中颇有影响。诗作大多是描写戈壁小村的风土人情，显示作者对家乡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简练、表现手法和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作者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突然有一天，有人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他诚惶诚恐地抬头，才发现世间还有这样的去处，于是他紧随而行，并且矢志不渝，恰巧的相遇，成了维系一生的信仰，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党，而那个家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感谢这样的一个归属，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但是，仅有故乡之爱，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如果把自己的思想仅仅局限在“故乡之爱”，而不爱祖国，就是狭隘的。要把“故乡之爱”上升为爱国主义，就必须把对故乡的热爱扩大到对整个的祖国之爱。
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尽管尚处于一种“弱势者”的文化状态，面对外来的“文化霸权”的强势渗透，有时会表现出无所适从或盲目跟风，面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并没有进入“主旋律”。因此，在采摘能够引以自豪的所谓“文化资本”，比如有关狩猎、语言、建筑、音乐、沙漠、戈壁的知识，有关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精神，这些初步构成了新疆人共同的生态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范式，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化都要勇敢面对世界“大文化”的挑战，敢于面对冲突，积极反思，弘扬优秀传统，增加文化的新鲜血液。
综观新疆蒙古族文学，无论是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作家的各类作品，大多都包含有英雄题材，他们歌颂英雄、怀念英雄、崇尚英雄，这种英雄情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集体的地域观念，特别重视乡音、重视故土、重视历史遗留物，沉浸在“英雄”过去的恢弘时代。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冲击，受到了文化量变和历史量变的冲击。如果说“文化”是一种习惯，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发展出来，是以社会记忆的形式积累下来的集体知识，那么，面对开放性强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积极行动起来，挖掘和传承优秀文化精神，使“英雄”永远光照世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本文为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批准号：10YJA751002）的子课题《新疆蒙古族文学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研究》的前期成果]
革命英雄写的诗词范文3
在中国作家中，只有成仿吾、冯雪峰等少数几人参加过长征，亲历过mzd长征诗中所描述的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场景。他们曾以革命家和文学家的双重眼光亲自领略过这些诗篇意境的雄伟壮阔。成仿吾在他的《长征回忆录》中，再现了mzd长征诗中所描述的那些崇高壮烈、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和情景。
当成仿吾登上老山界即地图上叫做越城岭的时候，他感到：从山顶四望，真是“一览众山小”，令人心胸开阔。mzd《长征》诗的名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在这里是最真实地显现在眼前。他认为从江西出发起，沿途经过了我国南方的无数高山峻岭，正如《长征》诗中高度概括的那样：“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成仿吾说：这些山岭的雄伟气势，毛主席当时写的《十六字令三首》，描绘得十分生动。
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成仿吾认为：“第一首着重写出了山的高耸连天；第二首写千山万岭像江海中波涛澎湃，又像万马奔腾在战场上；第三首写山的坚强无敌，立地顶天。这光辉的短诗外表好像是在写群山，实际也是在歌颂我们伟大的工农红军、中国革命的擎天柱石，歌颂工农红军实现的伟大业绩。” mzd当时写了著名的词《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成仿吾以亲身经历体会到：“这首词生动地描写了当年红军指战员从拂晓出发到傍晚结束战斗的动人情景。西风猛烈，长空雁叫，红军在月明的霜晨进军，马啼声微响，喇叭声低沉，一片严肃的战斗前景象。经过战斗后，雄关也被我们占领，大家迈开大步通过，在黄昏中向波涛起伏的群山奋勇前进。全词写出雄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艰苦奋斗，就能前进，尽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
攻破娄山关是四渡赤水战役中间的一次战斗，成仿吾不仅对这首词有最深切的体会，而且是他第一次亲身领略到mzd指挥运动战的奇妙。他说：“整个四渡赤水河的战役是一场非常巧妙的运动战。毛主席指挥红军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以各种佯攻调动敌人，争取自己主动，逼敌陷于被动，弄得敌人捉摸不住我军的动向，疲于奔命。当敌人以为我们决心北上的时候，我们却突然南下，当敌人以为我们准备东还的时候，我们却转头向西，扬长而去。敌人的尾追挡堵，尽是枉费心机。这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个光辉范例，真是用兵如神，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让蒋介石吹嘘他困守贵阳的‘妙算奇功''吧！红军远走高飞了，燕雀哪知鸿鹄志呢？”
四渡赤水之后，便是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这正是mzd《长征》诗另一名联所写：“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是两次飞越天险，两次都经过激烈的战斗，但前者主要是智取，后者主要是力夺。一“暖”一“寒”，虽与气候有关，但显然不是写气候。前者在5月初，由于金沙江皎平渡地势的特点，热风炙人；后者在5月末，飞夺泸定桥时，连日风雨交加。但因智取成功，连金沙江水拍得云崖也生暖意，这是胜利的喜悦；又因强攻，天险更觉其险，给人以“寒”的感觉，即所谓触目惊心，反衬出红军战斗胜利的豪迈之情。这一切都是成仿吾身临其境。
“金沙水拍云崖暖”――成仿吾深刻体验了巧渡金沙江用兵之巧：当我军逼近昆明，迫使敌人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昆明，蒋介石也由贵阳飞来昆明督战时，我军却转向西北直趋金沙江。这是一巧。当皎平渡的敌人认为这里不是主要渡口，红军还在200里以外时，却受到我军夜袭。这是二巧。成仿吾所在的干部团完全控制了皎平渡后，渡船急忙地来回在大约30xxxx宽的江上，载着革命的军队跨过波涛滚滚的金沙江，去完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干部团渡江后，就在沙滩上露营。金沙江两岸都是高山，只有热风随波涛翻腾着，热得气闷。成仿吾充分体会到：巧渡金沙江成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追击与堵截，是我军在这次空前的战略转移中取得的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是mzd军事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
“大渡桥横铁索寒”――成仿吾是随右路军，在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渡过去的。他称赞道：“十七勇士带头向敌人猛冲过去。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征服了天险，打垮了敌人，使红军大部队得以顺利渡过大渡河。他们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而左路军2xxxx英雄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更为惊心动魄。这真是一座铁索桥，13根铁索横悬两岸，敌人已全部拆去木板。河面数十丈宽，流水像瀑布一样从山峡中倾泻而来，激起一丈多高的白浪，响声震耳。敌人约两个团，不停地射击。并叫嚷：“你们飞过来啊！”哪料我们2xxxx英雄冒着稠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索，竟然飞一般冲了过去。后续部队赶上，经过两小时激战，全部控制了泸定桥。这个场面虽然成仿吾未能目睹，但随后两路大军就在泸定桥南面会合了，他也是最早耳闻。成仿吾与胜利后漫步桥头的刘伯承同志的感慨发生强烈共鸣：“泸定桥！泸定桥！你真是多么险要的地方呀！现在我们过来了！我们胜利了！”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成仿吾说，红军完全走出岷山山脉这千里雪山之后每个人脸上露出的喜悦，正如毛主席所表达的一样。过了大渡河，遇到的便是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此后是岷山山脉的千里雪山，连大草地、腊子口这些天险，都在千里雪山的范围之内，所以这诗句有着高度的概括力。而且这结尾回应全篇，前面的两句一形容金沙浪之高，一形容大渡桥之险，似乎字面都没说“过”、说“喜”，其实却被结尾关联着，都是“三军过后”露出笑容，而尤其喜悦的是走完了千里雪山，最艰险的历程就都甩在身后了。成仿吾对《长征》诗的理解，不是凭想象，而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感同身受的体验，他就是诗的验证人，这也就是他这位文学家的不同凡响之处，他的理解是最直接、最深刻、最有说服力、最可宝贵的。
革命英雄写的诗词范文4
【关键词】天下意识 民本情怀 风流人物
的《沁园春・雪》是初中语文教材诗词中名篇。该词气势恢宏，充满着积极浪漫的革命义色彩。词的上阕极写祖国河山的雄奇壮丽，表达了作者深切的民族情怀。下阕借对几位著名帝王的评说，抒发了作者立誓超越前人的伟大抱负。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实为“难得的精品”。然而在各类教参和诸多资料中都解释“风流人物”为指无产阶级，或者指无产阶级革命家，或指人民大众，都不肯承认是指自己。
之所以大家都这么读，是因为也公开否认“风流人物”指自己。1985年12月，在文物出版的《诗词十九首》一书中对该词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误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鉴于此，大概是囿于“最高指示”的神威，此后出版的多种版本的《诗词》以及语文教材都把“风流人物”解释为“指无产阶级”。
笔者认为，以上对“风流人物”的解释是片面的，不符合诗文中的逻辑关系，也与从青少年时期就萌发的政治抱负所流露的信息不相吻合，“风流人物”应该指本人。下面就这两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让我们看看词的下阕中所评说的几位帝王与“风流人物”的逻辑关系。从江山多娇，英雄辈出的角度引出几位极负盛名的帝王：秦王、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既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显赫功绩，同时又指出他们缺陷：武功有余，而文治不足。评说之后，再联系当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为要数数谁是真正的英雄――“风流人物”还要看今时代。这里，显然用的是类比法，用当今的“风流人物”比历史上的帝王，这里的比应是“一一对应”之比，即个人比个人，而不是比某人集团，某个阶层。如果拿当今的“无产阶级”去比秦王，比汉武，用团队来比个人，显然有失公平，是无法比的。所以，这“风流人物”所指的，理所应当是要超越历代帝王的某一个人，而不是某个集团、某个阶层。
我们也可以假设“某一个人”不一定是指本人，即只是一个文人，不是革命领袖，他被当时日趋看好的革命形势所感动，所鼓舞，同时也被某个领袖人物文武兼备的功德所折服，想到为他人歌功颂德，于是写下了本词。这样词中的“风流人物”就不一定的作者本人，而是某个领袖人物。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是集作者和领袖于一身的，因而是非他莫属。该词写于1936年2月，当时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粉碎了绞杀红军的图谋，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力量，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在登高远望之际，也许想起当年曹操北乌桓时“东临碣石”，赋“遗篇”《观沧海》（注），其诗气何等之豪迈雄壮。而此刻驾驭着革命航船的，怎能不豪情满怀，信心百倍，誓把革命航船驶达胜利的彼岸，受使命感所驱使，于是欣然写下了《沁园春・雪》，这种思维定势不难理解。古有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而“自信人生二百年”的怎么不能与秦王、汉武相比？因而，这“风云人物”无疑是要超历代帝王，实施伟大抱负的自我写照。
其次，我们还应该从的政治抱负去理解“风流人物”所指。不是常说“诗言志”和“言为心声”吗？也不例外，其伟大的政治抱负无不在他不同时期的诗文中流露出来。早在他十六岁和第一次离家求学时，就在其父的账本里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在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言志诗，未出茅庐，已表现出非凡的志向。在以后的求学和革命斗争的生涯中，更有不少诗文表明其心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青年求学时期就表现出要主宰世界的豪迈情怀。“六月天兵片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今日长缨在手，何进缚住苍龙？”“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与《沁园春・雪》不同期的以上目标。如果只承认其他的诗词确实是抒写他个人的一种精神和情感，而唯独否认《沁园春・雪》是内心世界的露，这恐怕就不太好解释了。
革命英雄写的诗词范文5
一、历史本质：当代文学史诗的社会功能
社会主义文学对历史和现实拥有一套预设的观念，特别是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超越了传统朝代更替、知天乐命的历史循环论，而以阶级政治、社会革命、历史发展作为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历史被描述为有目的性、有规律性的活动，所有活动都指向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符合社会乃至人类发展目标。并且，当代文学与民族国家有着高度的政治认同，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文学被完全纳入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中。将革命历史作为小说题材也来自国家文艺政策的倡导，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激情洋溢地号召作家创作记载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作品：
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被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高创作方法，要求文艺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上去反映历史和现实。作家们也积极响应有关政策号召，将革命历史化和历史革命化、现实理想化和理想现实化作为小说叙事原则，创作了一批被文学史称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通过叙述革命的起源神话来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历史的书写，都是对历史记忆的重构，将过去的革命斗争与现实生活对接起来，形成一条历史必然性的意义链条，阻挡意识形态之外的历史感受和认知，用小说创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提供精神资源。此时，选择小说的史诗性方式也就具有某种文体的契合，如巴赫金所说，史诗的绝对过去，对往后的时代来说，是一切好东西的渊源和起点，通过叙述历史的起点和过程，呈现价值和意义的来源，这时的历史已不是纯时间性的，而是时间和价值的范畴，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洪子诚也认为：
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权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思想的意识形态规范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
显然，史诗性写作是为了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社会现实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实现现实穿透历史、历史映照现实的意义重构，呈现革命历史的正义性和社会现实的合法性，唤起人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认同。
小说《红日》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最后全歼敌正编74师的史实为依据，以沈振新军的活动为主线，以一个军由挫折到胜利的战斗历程，反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横截面，显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和革命战争的威力。冯牧认为：
它并不只是写出了一个普通的战场，一支普通的军队，一次普通的战役，而是把这一切方面，一切生活场景以及一切身临其境的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自然而细密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彩色斑斓的历史图卷，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宏伟卓绝的革命斗争史诗当中的壮丽的一章。
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广州为背景，通过三个家庭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出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力量的消长，真实地再现了震撼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广州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历史事件，表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描绘了一幅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红旗谱》也通过锁井镇朱严两姓三代农民同冯家两代地主的矛盾斗争，表现从老一辈农民的自发反抗到新一代农民自觉斗争的历史转折，被认为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式和道路的特殊性。
在中国传统中，历史写作拥有绝对的特权，占有统治地位，小说则是边缘性的文体，小说叙事学几乎都出自历史学理论，而史家则强调对事件和人物的忠实直接的记录，或者说是实录。当代文学的史诗性创作有传统历史叙事的因子，也有当代特定的 历史语境的牵制。当代文学创作被看作是一项担负时代使命和政治责任的工作，拥有实实在在的荣誉和无形的政治压力，特别是涉及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也不得不选取实录方式，忠实地记录历史，降低政治风险。杜鹏程说：
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历史性场面，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业绩，本身就是一首壮丽无比的史诗，我只不过忠实地再现了其中的一个片断一个侧面；作品中所显露出我创作风格上的一些特点，也是部队指战员英雄气概对我思想、气质影响的结果。
《红旗谱》的许多情节几乎都是实录，许多人物都用了真名。梁斌说，在这个时代中，一连串的事件感动了我，烈士们英勇的形象激动了我。自此，我决心在文学领域内把他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行为，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写出来，在写作过程中，从短篇发展到中篇，又从中篇发展成长篇。其中有些人物在我的脑海里生活不下十几年。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了几部中国古典文学，重新读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革命文学。既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还要有政策把握的能力，主题先行也就在所难免，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红岩》是一部有史实基础的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它主要由真人真事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改编而来，在口述实录基础上加以适当的虚构与合理的想象，完成了从史实到史诗、从生活到小说的升华和转变。它不仅要使小说内容符合狱中生活的真实，而且更要使小说的主题立意与社会时代的价值取向一致，使小说更逼近历史本质以达到更高的真实。
二、庄重与崇高：当代文学史诗的艺术风格
中国当代文学的史诗性也具有相对规范的形式特点，如宏阔的革命历史背景、较大的时空跨度、庄重崇高的艺术风格等。冯牧认为《红旗谱》和《创业史》是两部最受读者赞誉的优秀作品，都在建筑着一个同样艰巨的建设工程在创作着一部有着史诗般的宏大规模的长篇巨著。《红旗谱》是一部全面地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史诗，《创业史》则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广大农村中的两条道路斗争的全貌的作品。小说史诗所关注的是社会发展道路、历史变革的必然性等重大而敏感的时代问题，自然需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形成庄重、崇高的艺术风格。冯牧曾以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称赞《保卫延安》和《红日》等史诗性小说。茅盾也认为《保卫延安》中的人物好像是用巨斧砍削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小说不仅描绘了悲壮激烈的战斗生活，也描绘了宏大雄伟的战略思想；不仅描写了生龙活虎的普通战斗员形象，也描写了光辉睿智的高级指挥员形象；不仅描写了人民战士气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也描写了革命军队深沉真挚的阶级情感。可以说，作品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革命战争中最为恢宏、壮丽的乐章。
三、左支右绌：当代小说创作的史诗迷思
近百年的中国小说，史诗性一直是长篇小说追求的美学精神，甚至上升为至高无上的美学规范。当代作家大都持有文学的社会生活反映论，因对社会生活和革命历史有着高度的政治认同，史诗成为记录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文体形式，当代作家非常热衷于史诗创作。但是，除少数作家具备史诗意识和写作能力之外，大部分作家都还停留在学习、模仿阶段，甚至连写小说都还处在尝试之中，却一厢情愿地选择有一定高度和难度的史诗作为写作目标，也就创作不出真正具有史诗性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何况社会时代和文学体制对史诗写作设置了不少限制。正如同文学史所说：
这一时期的史诗式写作，由于作家史诗意识（体现为对历史、现实的主体独立思考与批评意识）的贫弱与匮乏，也由于现实不可能给他们提供真正史诗意识生长的空间，更由于文化、政治环境决定了这不可能是一个产生史诗的时代，因而，依靠篇幅来支撑史诗，最终只能是徒有其表。
史诗一词源自古希腊语epos，原意是说话、故事。一般说来，史诗有广狭义之分，狭义史诗指人类早期大型的民间叙事诗，广义史诗则发生了意义转移，指全面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民族生活，内容丰富、情节复杂、结构宏阔、意义深邃的长篇叙事作品。亚里士多德把史诗作为一种文类看待，提出了史诗、悲剧和抒情诗的文类区分，由此，史诗就成了西方文论中一个有主导地位的文类，指以诗叙史的文学体裁。它最初特指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修记》及各民族的古典史诗，但后来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但丁《神曲》和弥尔顿《失乐园》，以及18、19世纪以来的一些长篇小说都被称作史诗。卢卡契就认为巴尔扎克、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等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情节都以史诗的形式展开。别林斯基称19世纪全面反映俄罗斯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为我们时代的长篇史诗，与古典史诗相对，称近现代史诗式的长篇小说为现代史诗。这意味着史诗已超越文体属性而成为文学的审美内涵。罗杰福勒认为，史诗被西方推向了最卓越的古典文学形式的宝座，其崇高地位一直保持到文艺复兴时代，但丁和后来的人文主义者都奉史诗为源远流长至高无上的文学形式。也许是出自文学传统的影响或者说焦虑，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选择以史诗性作为价值目标，虽不失为一场英雄行为，但却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在史诗性的背后，是作家自我的迷失和个人体验的雷同化。尽管这种缺失常被作家以一种无所不在的激情所掩盖，但缺乏个人生命体验的激情易显露出虚妄和空洞。正如曹文轩所说：
激情与矫情只一步之遥。当一种激情过于背弃人性，过于追求所谓的深沉与深刻，过于脱离现实，在表达上很雷同，很概念化，情感涨落的幅度与引起情感涨落的事件的大小相去甚远（比如事情很小，而却大动感情）时，已再也不能阻止矫情的产生了。
革命英雄写的诗词范文6
长征，这震惊中外举世皆无的两万五千里的军事长征，是中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中国工农红军长驱二万五千余里，纵横十一省。长征途中，天上有敌人飞机轰炸，地下有敌人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还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五岭、乌蒙山、大雪山、草地等天险的阻隔，红军要战胜克服这些艰难险阻，不仅身体要遭受超出人类种种极限才能忍受的痛苦，而且还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长征本身是一曲悲壮的交响乐，一首悲壮的诗，一幅悲壮的画。
但是毛泽东写的长征的诗词，却没有刻意描写长征经历的苦难和牺牲，而是洋溢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连那从浩浩太古以来就独立存在的岷山千里雪，也雪霁日出，阳光映着白雪、红旗，为红军的胜利而笑逐颜开了。这是何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啊！
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凭借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相结合的长征精神，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开始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在长征诗中，我领略了中国共产党人豪情万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感受到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和艰辛曲折，体会到我们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长征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