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论文范文1
关键词：厚翻译；儒林外史；杨宪益；注释
《儒林外史》英译本是由杨宪益夫妇翻译并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之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有的表达方式及文化现象，使西方人深度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本论文抓住了The Scholars 的厚翻译特色，证明了厚翻译在杨宪益夫妇《儒林外史》译本中的合理性及价值，并探讨了厚翻译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一、厚翻译简介
“厚翻译”理论是由阿皮亚在1993年完成的《厚翻译》一文中针对非洲的口头文学英译研究而提出的。他认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两种文化中的两种语言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字面意义，缺少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会造成译者及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障碍。在分析了话语理解的过程及翻译存在的障碍之后，他提出了“厚翻译”理论，旨在目标语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源语作品，并且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其文本在其源语言文化中同样的意识形态作用。
阿皮亚认为，只有采用厚翻译的方法，在译本中添加注释或术语注解，才能体现出源语言丰富及深厚的语言文化语境。厚翻译的表现形式为序言、案语、附笔、文内释义、文外说明、脚注、尾注等。其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及鉴赏（周方珠，2011）。
二、《儒林外史》英译中的厚翻译表现
杨宪益翻译的《儒林外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英译全译本，其中有较多的“厚翻译”手段的使用。在译本中，厚翻译表现形式为文内释义、文外注释及补充材料。
（一）文内释义
文内释义主要是指译者对可能造成译者及读者理解障碍的文化特指项在译语文本内进行阐释。
1.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来的管家，问道：“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第十章， 1999：242）
They recognized him as the servant of Mr.Lu， a compiler of the Han Lin Academy who came from their district.When did your master return？ ”they asked.“He has asked for leave and is on his way home.” （杨宪益， 1999：243）
从字面意义上，“compiler”是指对百科全书进行编辑和写作的人。在宋朝，“编修”是一种官职，主要是记录一个朝代中的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变化的书。明清时期，枢密院也设有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杨宪益在译文中添加注释性信息为读者提供了相关的背景信息，使读者了解“鲁编修”的社会身份。
2.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第六章， 1999：158）
After more curses he swaggered to his sedan-chair， followed by the servants and luggage.He left the boatmen gaping----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杨宪益， 1999：159）
严贡生假装声称云片糕是他的救命药，而这药却被掌舵的吃了，威胁带他去衙门。其他掌舵见此情景帮他求情，严贡生故意勉为其难地不与他计较。杨宪益在源语文本后加入了解释性信息“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进一步向目标语读者解释严贡生的真正用意所在，即他不愿意给船费而故意为难掌舵。从中，可以看出，严贡生贪婪、粗暴、势利的本质，从侧面反映了下层民众，船夫们的身份卑微及对恶势力的无奈。
（二） 文外注释
一般情况下，注释分为尾注和脚注。因为杨宪益英译本有不同版本，注释表现形式既有尾注也有脚注，所以，在本文中，笔者统称之为注释。在译本中，译者共添加74个注释，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统习俗和典故等。
1.……太祖大怒， 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第一章， 1991：26）
...until the emperor in anger had banished him to Hezhou to look after the grave of Yu Que.（杨宪益， 1991：27）
Note： A general who defended Hezhou for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was killed in battle by Zhu Yuanzhang’s troops.Since Wei Shu， a minister of the Yuan Dynasty， had surrendered to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this punishment was a reminder to him that he had proved disloyal to his former master.
从译文中，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当余阙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会非常生气。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的补充，读者不会明白源文的真正意思。杨宪益通过加入文外注释，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意思并了解中国历史事件。
2.王员外道：“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 是‘夏后氏五十而贡’， 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验了。”（第七章， 1999：186）
“The first sentence is the only one I understand，”said Wang.“The Xia Dynasty students took the examinations at the age of fifty， and I have just passed at fifty too.That is right....” （杨宪益，1999：187）
Note： Wang has made a blunder.The allusion to the Xia Dynasty， taken from Mencius， referred to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个典故取自《孟子》一书，指的是夏朝的田赋制度。文中王惠理解为自己五十岁登科。译者在注释中解释了该典故的由来，直接告诉读者王惠的无知。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自身的矛盾性。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但却产出这么多像王惠这样的无知、势利及自私的人。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讽刺，即严格的科举考试衍生出很多没有真才实学却爱卖弄才学的人。
（三）补充材料
译者在译本的前页添加了主要人物名单，在译文后页添加了附录，供读者参考。
杨宪益按姓名的首字母顺序进行排序列出了68位主要人物，并在后面补充人物的社会头衔及相关的人物关系。译者用了音译和直译的方法翻译出这个名单。例如：Chang Chin-chai，landlord in Fan Chin’s district Chou Chin， poor teacher， later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nd chief examiner Chu Chin-yu， son of the perfect of Nanchang， Fan Chin’s secretary Chang Chun-min （Iron-armed Chang）， swordsman and charlatan Yu Yu-ta，senior licentiate， tutor of Hueicbi Pefectual College Yu Yu-chung， licentiate， brother of Yu Yu-ta （Wu Ching-Tzu， 1973：7-8）。
除此之外，译者在文后加入关于科举考试系统及社会头衔的翻译对照附录，分析了科举考试与社会头衔之间的关系，如“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the narrow path by which the sons of landowners entered politics.At one end of this path were the scholars studying the art of writing paku essays， at the other end the official posts for different grades of graduates.” （Wu Ching-Tzu， 1973： 603）。译者在翻译关于科举考试及社会头衔的专有名词时，将中文名词放在后面，以便于读者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尊重中国文化。例如：“The examination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 院试；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乡试； and the highest examinations comprising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会试，the test examination 复试 and the palace examination 殿试，as well as a final test at the imperial court.” （ibid）。
三、结束语
厚翻译提倡尊重源语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向所谓发达国家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与复杂，引导他们去尊重未工业化社会的人们（高元梓，2011）。厚翻译理论在《儒林外史》中的使用无疑再次证明了该理论的实用性及价值。该理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语特征，成为传播源语文化的重要工具。
⒖嘉南祝
[1]Wu Jingzi.The Scholars[M].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3.
中文翻译论文范文2
关键词:移情 跨文化翻译
Abstract: In translating process, what are involved are not just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but also the different culture in the two languages. Translators are required to understand the author’s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ccording to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translators put the source language into a text which can be accepted by the readers from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In this process, proper use of empathy may help the translators to overcom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caused by different culture, which is a guarantee of the loyalty and artistry of the original text.
Key words: empathy;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一、引言
移情最初是由德国的罗勃特•费肖尔首先使用的一个美学概念。在随后的进一步发展中,移情逐步扩大到包括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在内的其他的领域。在心理学中,移情指的是通过对情感的觉知而自身产生与他人情感相接近的情感体验,也就是情感上的共鸣。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谓文化移情就是交际主体地转换文化立场,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的框架模式,摆脱自身原有文化的传统积淀和约束,将自己置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在主动的对话和平等的欣赏中达到如实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目的。(高永晨,2003:29)文化移情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认知移情和交际移情。前者指的是交际主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认真的倾听他人的言语,同时对说话人的表情、动作等等非言语交际行为进行仔细观察,从而客观有效的了解说话人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和他所处的情绪状态,在此基础上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在他人所处的境遇中体会他人的情感和情绪,产生情感共鸣,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后者则指交际主体根据他人通过言语和非言语所表达出的情绪状态,采取恰如其分的行动,通过言语或动作向他人表达诚挚的理解和关心。移情是解决跨越文化障碍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如果说翻译是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这里的“信息”自然包括文化信息。(金惠康,2002:343)我们也可以说翻译实际上是文化的翻译,是书面形式的跨文化交际。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渗透,都离不开翻译活动。要想尽可能合理地解决翻译中的文化障碍,必须进行适度的文化移情。
二、 跨文化翻译中阻碍移情的因素
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首先要明确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平等性和互补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世界丰富多彩的重要条件,这也是跨文化翻译工作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能够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各具特色的文化是平等的,不存在优劣和高下之分。但人类在几千年的进化发展中,各个民族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历史发展经历的差异,构成了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认知方法,行为模式,交际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再加上对其它文化相关信息的缺乏,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中诸如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民族定势和偏见(stereotyping and prejudice)。这些障碍是导致译者不能适度移情的重要因素。
1.民族中心主义。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越心理,就如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优越感一样。民族中心主义是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以自己的文化标准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相隔离开来。(顾嘉祖,2000:226)在跨文化翻译中,民族中心主义使得译者在处理作品的文化因素时,以本国文化为导向,漠视别国文化,不能正确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情感,误解甚至是曲解他国的文化,因而导致作者与读者之间有着较远的心理距离。而移情则是译者在充分了解他国文化的基础上,摒弃本国文化的影响,从他国的民族立场出发,准确的体会作者的情绪状态,从而完成原语和译语之间的忠实而通顺的解读和表达。由此可见,民族中心主义是翻译中阻止移情的主要障碍。比如:在翻译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里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时,杨宪益先生和英国学者霍克斯就有着两种不同的版本:
(1)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Yang)
(2)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Hawkes)
一个民族的,是该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红楼梦》里充满了佛教和道教意识。杨宪益先生借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但把其中的God 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原有的汉文化的宗教色彩。霍克斯却直接引用了对应的英语谚语,未作任何改动,他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变成了基督教色彩,这样一来,霍克斯就潜意识地把一个信佛的人变成了一个信奉耶稣的人。可见,翻译时的文化移情只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改变民族文化立场,才能原汁原味地解读源语言的文化。
2.民族文化定势和偏见。定势是过于一般化的,过于简单化的,过于忽略细节差别的,过于夸大了与某种类别或某一群体的人相关的信念或态度,是一种简单化的认知方式。译者一旦形成的定势后,就会对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采取一种十分简单的模式化的态度,运用一种呆板的方式来进行跨文化翻译。偏见是一种以错误的或不可变通的概括为基础的反感心态。(贾玉新,1997:106)“偏见是比定势更为强烈、更为露骨的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是一种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态。有了民族偏见的先入为主,译者不可能对不同的文化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自然而然的影响了他对原语言文化的解读。无论是定势还是偏见,在跨文化翻译中都是移情重要障碍。如: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到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鲁迅,《阿Q正传》)
“Ah Q, may you die sonless!”sounded the little nun’s voice tearfully in the distance.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中国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一个家庭没有子嗣是最大的不幸,是对祖宗最大的不孝。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骂人“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社会,这种观念很淡薄,尤其在现代年轻人中,独身主义蔚然成风,断子绝孙对个人和家庭根本是无关紧要,因此,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直接将“断子绝孙”直译为“sonless”, 英美读者不可能理解译文中“sonless”的文化含义,只有了解到这样的一种中西文化差异,在译文中加上一条注释:――a curse intolerable to ear in China, 才能使读者确切理解全句的语用含义。(包惠南,2001:20-21)
总而言之,民族中心主义,民族文化定势和偏见的存在使得译者不能摆脱本民族文化对自己的束缚和影响,不能以公正客观的心态处理源语的文化现象,自然会导致译入语中移情的缺失,错位或越位。要想保证跨文化翻译中双向沟通的顺利实现,首先,译者应该将自己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在平等的基础上体现另一种语言的文化。只有从自身克服这些文化移情的障碍,才能有效的缩短两种文化之间的心理距离。
三、正确区分移情与矫情,恣情和同情,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
文化移情是跨文化翻译中连接源语和译入语之间文化和情感的桥梁和纽带,是保证两种文化有效沟通的重要因素。理想的译者应该是一位善于移情的中介者。文化移情的中的“不及”和“过度”只会导致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沟通的障碍。要想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就要求译者正确将文化移情与文化恣情,文化矫情和文化同情区别开来。
文化移情体现的是立足自身又超越自身的统一,在文化立场上虽然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本土背景,但是,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主动投射到他人所处的境遇中去体验他人的情感和情绪,达到自我与他人情感的融合以及感情的共鸣。(高永晨,2003:30)在翻译中,如果译者和源语文本的作者来自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感知,并且译者通过本民族文化的感知去解读源语文本的话,势必会导致误读,省略,失真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移情可以大显身手,因为它能使译者从源语文化的角度,通过源语文化的感知来解读源语文本,从而避免误读,省略和失真的发生。而文化同情在跨文化交际中从自己出发,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解释和评价别人的行为,立足点仍然是本民族的文化,容易不自觉的产生民族群体中心主义等心理障碍。由于文化同情没有从根本上转移情感的内容,仍然是情感的缺失。
文化矫情是跨文化交际中移情不到位的表现。它主要表现在过度地压抑自己的情感,知觉反应冷漠,不能敏感地察觉和捕捉交际客体的情感,作出适当的共鸣。在翻译中,由于受到源语与译入语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或者是出于有意向读者介绍源语文化特色的目的,译者保留了源语文本中过多的或难以理解的源语文化信息,却没有提供充分的,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来帮助读者完成对源语文本的作者和译者的移情。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很容易凭借对母语文化习惯性的感知来解读译文,那么,自然而然会产生对译本的误读和曲解,这就是文化移情不到位所导致的后果。例如: 名牌自行车“飞鸽”用一个“飞”字暗示其性能,用“鸽”字表示人们爱好和平,是成功的商标。但当它被译为Flying Pigeon后,却没有在英语文化读者中营造出同等的效果。因为在英语文化中,鸽子有两种:pigeon 和dove,前者是猎人打来食用的,后者才用来象征和平,因为pigeon是一种又小又弱的鸟。显然,将商标“飞鸽”译为Flying Pigeon 是不能译出原商标所追求的效果,是文化移情不到位的表现。
与文化矫情的移情不足相比,处于另一极端的就是文化恣情的移情过度。文化恣情是文化移情的严重越位,过度地放纵自己的感情,丢弃了自己民族本土文化的立场,否定了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性。如果译者过于迁就读者或者对读者源语的文化能力水平估计过低,就容易程度过高的同化策略。过高程度的同化或完全同化是译者移情过度的表现。在跨文化翻译中,过度移情于读者就必定会破坏和抹杀作品的民族性,破坏了作品的民族文化特色,使读者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如下面译例:
My aunt, however, took all possible care of him;had all the doctors in town to prescribe for him; made him take all their prescriptions, and dosed him physic enough to cure a whole hospital.
我姨母对他的照顾真是个无微不至,为他开方诊治,镇上半数以上的郎中都请过,又让他按照他们的方子一一服药。他服过的那些个丸散膏丹,把一个医院的病人治好都绰绰有余,可他的病却不见任何起色。
上例的译文中,译者过于移情于中国读者,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中医文化中的词语“郎中”和“丸散膏丹”,虽然方便了中国读者的理解,但这些词语的运用给译文蒙上了一次非固有的文化色彩,使原文中所蕴涵的特定的文化意韵荡然无存。由此可见,译者移情过度必定影响译文的质量和效果。
四、结语
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翻译不仅仅只是一种语码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与其说翻译涉及的是两种语言,还不如说它涉及的是两种文化。译者要想成功地将源语转换为译入语,不仅应该具备高深的双语素养,还应该充分了解两种语言所处的文化。那么,在翻译的这种文化处理过程中,正确区分移情与矫情,恣情和同情,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将很大程度上帮助译者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有效处理语言中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因此,在翻译中适度运用移情是必不可少的,是保证译文质量和可接受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
[3]顾嘉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中文翻译论文范文3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 文学翻译 意象 再创造
一、功能翻译理论与意象再创造
功能翻译理论来源于交际理论，其核心是目的理论。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 Nord）［1］1997年用英语出版了《目的》一书，系统介绍了功能派的翻译理论。一般的翻译理论，以原文为起点，译文为终点。翻译的第一阶段是对原语言的分析，然后经过翻译过程译入目的语，然后译文要按照译入语的常规加以修改，最后是把译文投入交际情景，完成语用行为。而以目的理论为核心的功能翻译理论，其最大特点是把通常的翻译程序倒转过来，也就是以语用为起点，以翻译的目的、译文的功能为标尺来确定翻译的策略，并且选择把原文中哪些材料传译到译文中。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翻译程序。这样翻译的标准就是译文是否实现了原文的功能，或者是否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让不懂原著的目的语读者借助于翻译来阅读理解、欣赏原著，使原著有一个更大的读者群，这就赋予翻译以特殊的史命――再创造及其它特殊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要依据蓝本――原本，要考虑译文语言的风格，写作风格，原文形象的魅力，这一切都来源于原作者所表现的现实，而译者需要体会到原作品中人物的感情、思想、行为，并将把有这一切在自己生活体验中找到最恰当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文的文学语言，意象语言把原作的内容、形式正确无误地再现出来。
二、意象语言是文学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象语言［2］是指那些能刺激读者的视、听、触、嗅等感官，让读者有某种形象感的语言。意是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象是某种具体的形象。意象“是指熔铸了作者主观意识（包括情感）的事物映象，或是经过想象加工而在脑子里形成的事物形象，即心理学所说的‘想象表象’”。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既是一个基于静态逻辑语符的忠实代言人，同时更是一个能动的、文化性的、有度的、主观认知和潜意识地表现“自我”的重创者或模仿者。把译者当作一个静态机械的忠实代言人，从本质上讲是将文学翻译仅局限于符号对应层面上，忽略了文学翻译中的美学认知和转换中的主体能动性、文化性、主观性，而这是文学作品中美学和风格等诸美学因素的认知和展现的模糊性、隐含性和动态主观性的本质所决定的。强调文学作品“形而上”的翻译中译者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并非否定“信”的基础，“忠实”或“信”在任何翻译活动中都是第一要素，没有这个“第一要素”翻译活动亦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这与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的功能翻译理论是一致的。
三、文学翻译中的意象再创造
（一）声音意象
声音可产生特定的音韵、节奏和联想，有助于表情达意，刻画形象，表现气势。《红楼梦》里有这样一段对话：……湘云走来，笑道：“爱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会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也不叫上来，只是‘爱’哥哥‘爱’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闹‘幺爱三四五’了。”……史湘云对话里也不示弱，反唇相讥道：“我这辈子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小孩咬舌会把“二”说成“爱”，据考证红学家基本采用曹雪芹祖籍为河北丰润县一说，丰润北部山区的人们以及附近地区的人们都把“二”说成“厄”。对话里用了一连串的语音变格，把湘云活泼娇憨的形象，黛玉敏捷不饶人的性格，以及两人互相取笑的幽默情趣刻画得淋漓尽致。David Hawkes［3］是这样译的：
…“Couthin Bao，Couthin Lin，you can thee each other every day.It th not often I get a chanthe to come here;yet now I have come，you both ignore me!”
…“Lisping doesn’t seem to make you any less talkative! Listen to you：Couthin’，Couth’!Presently，when you are playing Racing Go，you’ll be all thicktheth’and theventh’!”
…“I shall never be a match for you as long as I live，”Xiang-yun said to Dai-yu coith a disarming smile.“All I can thay ith that I hope you marry a lithping huthband，tho that you have ithee-withee’ ithee-withee’ in your earth every minute of the day.Ah，Holy Name!I think I can thee that blethed day already before my eyeth.”
David Hawkes在译文里也巧妙地运用了一连串相应的语音变格（如cousin-couthin，It’s-It’th，chance-chanthe，sixth-thicktheth等），取得了毫不逊色于原文的音韵效果。
（二）结构意象
句子或语篇的结构具有创造意象的功能。汉语重意合，属话题突出性语言，句子结构为流水句（竹竿/节句）；英语重形合，属主干突出性语言，句子结构属葡萄型。杨宪益［4］准确把握汉英语言结构以及民族思维的宏观差异，根据语境适度调整结构，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可读性。如：“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好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老残游记》）
译文：When he reached the temple he looked southwards and saw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ake the Mount of a Thousand Buddhas.There were temples and monasteries，some high and some low，scattered among the grayed pines and green cypresses;the red were as red as fire，the white as white as snow，the blue as indigo and the green as green as emerald，while here and there were a few red maples.It looked like a big painting by Zhao Qian Li，the Song dynasty painter，only made into a screen a dozen miles long.原文缺省的主语用he译出，尤其是“高下相间”的主语较隐晦，译者运思细密，用some补出；最后一句主语译者根据语境判断指代前文太湖美景，用It译出原文的模糊美。译文还根据英语的特点，加上一些逻辑关联词，把句子转换成葡萄型长句，层次分明，逻辑清楚。此外，颜色意象传译逼真，也是一大特色。
（三）情景意象和人物意象
提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不能不提庞德（Ezra Pound）。他追求一种新的硬朗实在的诗歌，他主张诗歌内容平民化，诗歌形式通俗化，即用接近口语的自由体诗取代传统的格律，诗歌的语言要清晰、准确和简洁，诗人应废弃一切对表达不起作用的词语，并通过意象来思考、感觉等。在对中国诗歌进行翻译时，意象成了庞德学习借鉴的重点，为了引进中国古诗的模式和语言方式，在翻译中国古诗时他不惜违反英语的语法规则。他通过误译把李白“荒城空大漠”的诗句翻译成了“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译文中没有英语常见的主谓结构，也没有介词的连结，造成了中国古诗中常见的意象并置的效果。
在翻译王昌龄《闺怨》中的“闺中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两句诗时，庞德［5］为了突出意象，把汉语诗句中各个词的英语意思按照原诗的词语搭配关系组成英语诗句。如：
In boudoir，the young lady-unacquainted with grief，
Spring day，-best clothes，mounts shining tower.
庞德省掉了“spring day”前面的“on a”和“best clothes”前面的“in”。通过省略这些表示词与词之间关系的词，在译文中创造出“the young lady”、“spring day”、“best clothes”和“shining tower”几个意象组成的意象群。这些诗句典型的中国式英语，英语读者对此感到吃惊是很自然的。事实上这种对译语叛逆的译法也应该是无可厚非，这是国语译者翻译时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译语和原语，还要考虑原语文本的体裁和其内在的属性。
人物意象是文学作品中意象最明显和最集中的形式。人物形象是小说的核心，翻译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以形象思维捕捉原文人物形象，以情感共鸣去体验人物的悲欢离合，借助想象力进行形象再创造。对此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此文不详尽论说。
（四）审美意象
与其他语言相比文学语言具有更大的表意潜能，其效果取决于语词、语段、语篇之间的粘连和发散的关系。它的传达不仅包含着一般信息，而且还有一种审美信息。审美信息是一个相对无限的，有时甚至是难以捉摸的“变量”，而且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审美信息越是丰富，译者对它的理解和传达就越难以穷尽。译者参与的审美价值创造就越明显。这里我们不妨用《大卫・科波菲尔》第22章中的一段令译者颇感棘手的文字游戏与几种不同译文的对照形式，让读者进一步具体感受文学语言的艺术独特性以及译者如何参与文本的审美价值创造及译作所具备的独特的艺术价值。
原文（Ah! What’s that game at forfeits?）I love my love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her name’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David Copperfield，XX II)。
译文：我爱我的爱人，因为她很迷人；我恨我的爱人，因已许配他人；她名叫虞美人，是东方丽人。
吾爱吾爱，因伊可爱；吾恨吾爱，因伊另有所爱。吾视吾爱，神圣之受，吾携吾爱，私逃为爱；吾爱名爱米丽，吾东方之爱。［6］（《中国翻译》，1996年第6期，第18页。）
把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从一种语言转换成为另一种语言，这种转换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译文里都蕴含着译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的修养、形式意义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引致的气质和风格。总之，“艺术加工”，而且在看似被动模仿行为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创造性发现和表现，蕴含了译家个人体验和风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译家与作家是取得了相同的、相平等的文化身份。
结论：翻译的目的与功能决定翻译的意象再创造
功能翻译理论派［7］的理论与意象创造之间的联系，曼德瑞的翻译行动化、弗米尔和莱思的目的论、诺德的功能语篇分析理论都是强调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认为译文的形式并非照搬原文模式，而是取决于是否在译语文化中合理地为其功能服务。功能翻译理论派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与具体的翻译方法。翻译的结果是译文，译者必须清楚地了解翻译的目的与译文的功能，并根据翻译目的与译文功能对原文作调整，才能做好翻译工作。
译者作为审美主体，他有很大的能动性，是艺术形象创造的积极参与者。在解读原文过程中，他会利用那些和特定艺术形象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乃至丰富或提炼既成的艺术形象。有时译者甚至可以捕捉到作者没有意识到的非自觉的东西，并使之上升为自觉的内容，这时的译者也并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中介者，他已经成为意象、审美的艺术再创造者。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它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故译者的主体性在审美活动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译者在翻译时，应以原文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本，既要发挥想象力、创造力，也要避免胡译、乱译，力求译文生动形象、贴切、自然。
参考文献：
［1］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Snell-Hornby，Mary.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M］.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3］Cao Xueqin.Trans.David Haw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M］New York：Penguin Groups，1997.
［4］Cao Xueqin & Cao E.Tramp Doctor’s Travelogue［M］.Trans.Yang Xianyi and Dadys Yang.Nanjing：Nanjing Independent Publishing House，1947.
［5］Pound Ezra.Personae：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Ezra Pound［Z］.London：Faber&Faber，n.d.1976.
中文翻译论文范文4
中译本儿童文学的语言
1.语句简短并富有趣味。中译本儿童文学要做到语言自然简洁、句型简短、生动趣味、通俗明白。儿童的认知水平和词汇量限制，朱曼殊等采用以此为单位的方法，对2－6岁儿童语言中简单陈述句的句长进行研究，发现:2岁儿童的句平均长度为2．91，3岁儿童为4．61，4岁为5．77，5岁为7．87，6岁为8．39，从量化的角度表明6岁以下儿童受词汇量限制，话语长度较短。尽管没有从用词质量角度研究分析，但是足以表明译本儿童文学要句型简短，通俗明白，适合儿童阅读。这就需要将英语源语言长句变为语汉目的语的短句。英语语言特点是从句居多，句子结构较复杂，而在汉语语言中，短句居多。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需将原著中的主从句结构译成简单句结构。同时细化意群，每个短句表达一个信息量，信息量要简单清晰、不能出现重叠。
2.采用指小表爱的语言表达方式。高尔基说过儿童有着追求光辉事物的天性，他们向往阳光的、愉悦的世界。因此，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应引入“指小表爱”这一概念，“指小表爱”的翻译方法符合儿童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Clark的感知理论认为有关描述物体的感知特征的词汇，如颜色、大小、形状等，更容易促进儿童习得语言和完善思维认知。作者希望用此来指导儿童文学翻译，使译本更受小读者喜欢，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如LittleRedRidingHood如果按字面意思翻译可能为《飘扬小红帽》，但如果译成《小红帽》，儿童会在头脑中产生出一位可爱善良的小姑娘，会将作品中小红帽的角色看做是自己的一位好朋友，无形中拉近儿童读者与作品角色的距离。如《丑小鸭》和《卖火柴的小女孩》题目中的“小”字，又如《白雪公主》中出现的小矮人，他们住着小屋子，屋内有张小桌子，小桌子上摆放着小盆子、小调羹，“小”字的运用形象地描绘出作品角色，深得儿童读者喜欢;E．B．怀特的StuaratLittle起初被译成《斯图尔特•利特尔》，后译成《精灵鼠小弟》，怀特的TheTrump-etoftheSwan直译为《天鹅的喇叭》，但有译者翻译成为《吹小号的天鹅》，后者更能引起儿童对作品的兴趣。所以，译本作品中应选用活泼、亲切的目的语语言，有助于塑造令儿童喜爱的人物角色。“指小表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儿化语，儿化语是中国儿童语言一大特色，儿童文学译本为拉近儿童读者与读本的距离，翻译时将部分语言处理成儿化语。例如，在《灰姑娘》中，bird在译本中译为“鸟儿”，there译为“那儿”，ontheright译成在左边儿;在Elephantandpug中pug被译为“叭儿狗”。
3.采用目的语中的叠词。叠词也是中国儿童语言特点之一，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要尽量考虑符合这一特征。吴鸿业研究表明在儿童语言中，普遍存在叠音的使用，使用叠音使儿童语区别于成年人语言。中使用“晴空万里，或蔚蓝色的天空”，若在儿童文学中则会用“蓝蓝的天”。叠词使用为儿童形象地描绘情景场面，使儿童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E•B•怀特Ames’Crossing中的houses，elmtrees，thefrontyards，thebackyards，thestreets被译成一座座房子、一棵棵榆树、一个个前院、一个个后院、一条条街道;nod被译成点点头，”Theca-noeisgone”，hegroaned中的groaned被译成哼哼说;carpurredalongsmoothly译成汽车呼呼地开走了。叠词的使用符合中国儿童自身语言说话特点，使儿童感受到文学作品的亲近感，而非距离感。
4.采用翻译归化。尽管各儿童文学译本语言、风格、影响等有其独特特点，但译本主要依据归化或异化规则进行翻译。LawrenceVenuti说为使译本语言地道、可读性强，应该引入归化概念，即翻译归化理论是指译本要符合目标语主流文化价值;有时为译本语言能够体现出原著特色或特定的意义，应该引入异化概念，即翻译异化理论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保留原著语言和文化差异。译本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字表现形式，不同于成年人文学作品，不同于儿童文学原著，也不同于本国儿童文学作品，其语言使用及语言特点值得我们探究。本文着重分析总结译本中的文化规划和节奏偶韵律归划。
第一，文化的归化。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一种文化产物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找不到完全相同的概念，原著中出现汉语中没有或不熟悉的概念、信息，如人名、地名及习惯用语等，译者应采用“归化翻译”法，指为使译本符合目标语儿童的认知感受，为目的语儿童所接受并喜爱，译者要尽量使源语言符合目的语概念表达思维和习惯。如英语中出现的“raincatsanddogs”在汉语中找不到下猫下狗，这就需要将概念替换为中国儿童熟悉的倾盆大雨或大雨哗啦啦的下着;英语中的”soso”译成汉语为“如此如此”，但便失去语义对等的效果，替换为“马马虎虎”这一地道的汉语表达，读者便能很好地理解;如TheDoeandTheDearvish中，dearvish一词在伊斯兰教中是托体僧，但译者巧妙地处理成为中国儿童熟悉的佛教“苦行僧”。所以，对于具有原著民族文化特色的事物、语言文字，若直译阻碍儿童读者理解，译者应考虑将其处理成通俗易懂、符合目的语的表达。
第二，节奏韵律的归化。外国儿童文学也会遵循语言的节奏和押韵，但是由于中外国家语言不同，所以在翻译时尽量采用符合汉语语言的押韵和节奏感，强化文章韵律感，使文章朗朗上口。节奏和韵律使得语言对儿童读者产生特殊的情感价值，根据儿童语言发展特点，儿童往往对节奏感强的句子文章感兴趣，且容易记忆。比如《爱丽丝漫游仙境》中Doyousaypigorfig?fig是无花果的意思，但是如果直接译成:你说的是猪还是无花果?原著中押韵或者相似读音的特点不仅没有体现出来，而且会使译本小读者对说话内容产生疑惑不解，但若翻译成“猪还是书”或“猪还是足”，就能很好地体现出汉语特色的押韵。归划法为翻译英语儿童读物的译者提供依据，译者能更好的处理源语言中的语言、文化及思想差异现象。
5.源语言与目的语功能对等。美国翻译学家尤金．奈达与瓦德合作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这一说法，它指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形式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语言之间达到功能对等。翻译功能对等不仅包括语言上的对等，还包括文体、风格的对等。原著读者阅读文字时产生的悲欢情感，译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够有此情感的产生，从而达到阅读文字效果的功能对等。儿童文学有特定的读者群，译者在翻译时要注意原著使本族语小读者产生何种情感效果，译本也应该对中国小读者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效果。因此，好的儿童文学译本的语言既能形象、有趣的描述故事，又能达到让儿童读者感受的功能对等。
中文翻译论文范文5
【关键词】非文学翻译 平行文本
一、非文学翻译
非文学翻译在翻译界被称为应用翻译或者实际用翻译。非文学翻译的信息性比较强，准确性要求比较高，专业性比较强，目的性比较强。它不同于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注重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而非文学翻译关注的是人们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应用。在和平年代，后者对于人类来说更为重要。
二、平行文本
1.定义。“简单来说，平行文本指语言上相对独立，但却在相近的情境下产生的不同文本。”（梁君华，2012）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发现翻译学界并没有对平行文本给出明确和清楚的定义。
2.平行文本的分类和重要性。平行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源语的平行文本；另一类则是译入语的平行文本。源语的平行文本能够帮助译者简单了解原文文本中的相关知识；而译入语的平行文本的作用更大，译入语的平行文本不仅在专业知识上而且在语言风格上都能够为译者提供参考，从而使译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三、平行文本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笔者曾经做过大量医学论文的翻译。下面的几个翻译实例均来自笔者翻译实践，可以用来论述平行文本是如何提高译文的质量。
1.原文： Recently， Eckardt introduced a 23-gauge transconjunctival vitrectomy system that mirrors the conventional 20-gauge system in instrument handling but incorporates the small- incision self-sealing ports of the 25-gauge system described by Fujii et al.
原译：近年来，艾卡特引进了23G经结膜无缝合玻璃体手术治疗系统，依照藤井等人的描述，其使用了20G手术操作仪器并结合25G系统封闭式切割刀头的治疗方法。
平行文本：闭合式玻璃体切割术，此手术的优点是完全在眼球密闭状态下进行，切口小，操作方便，不损伤晶状体。（医学知识库）
试译：近年来，艾卡特引进了23G经结膜无缝合玻璃体手术治疗系统，依照藤井等人的描述，23G玻璃体切割手术系统即使用了传统的20G手术操作仪器又结合25G小切口、自行封闭、不需要缝合的特点。
此例子中原文的句式特点：多用长句且句式复杂，（何晓娃，2007）原译文犯了“死译”的错误。借鉴平行文本的用词方式和句式特点，对译文进行改译，使译文的语言不仅简洁精炼，句式结构准确。
2.原文：The procedure included insertion of transconjunctival cannulas through the pars plana in the inferotemporal， superotemporal， and superonasal quadrants.
平行文本：巩膜切口：一般采用3个切口，切口的位置一般选择在颞上、鼻上和颞下3个象限。（23-G TSV）
试译：手术过程包括将经结膜带有套管的套管针插入到视网膜静脉下颞枝、上颞枝和鼻上象限的平坦部位。
平行文本可以帮助译者弥补专有名词和专业知识的缺失。在非文学翻译中，确定专业词汇意思是翻译出高质量译文的关键一步，译者在翻译时，面对大量专有名词和专业知识，就需要查询大量平行文本。
3.原文：Pars plana vitrectomy was performed using a 23-gauge high-speed vitrector with a cut rate of 2500 per minute. It included complete removal of the posterior vitreous and extensive removal of peripheral vitreous up to the vitreous base.
原译：23-G高速波切割的频率为2500/Min，把它应用到睫状体平坦部位的玻璃体切除术中，其手术过程包括对后部玻璃体的完全切除和对玻璃体周围组织的大量切除，而后者的移除取决于玻璃体基底部。（23-G TSV）
平行文本：用穿刺刀平行角膜缘穿入玻璃体腔。切口的长度可根据切割器刀头的粗细及注液管的直径适当调整，一般穿刺刀刀头直径为1.4mm。
试译：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术采用23G高速波切割，其切割速率为2500/Min。其中包括完全移除后部玻璃体和大量移除玻璃体基底部前的玻璃体周围组织。
非文学翻译文本有固定的句式结构，除了这些，对译文的叙述时态和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此译例是描述手术的过程，对于此种特殊描述，其译文也有特定的时态，叙述过程并没有发生而是一种描述。这也恰恰说明了译入语的平行文本主要应用于译文的表达上。（柳叶刀，2014）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平行文本在非文学翻译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结合源语平行文本帮助理解原文的作用，以及译入语平行文本的帮助译文表达的作用，正确无误地理解原文后做到准确贴切地表达译文，传递原文的信息。
参考文献：
[1]梁君华.非文学翻译与平行文本[J].上海翻译，2012（2）：153-156.
[2]何晓娃.浅论医学论文英译汉技巧[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
中文翻译论文范文6
关键词：文体翻译研究 文体与翻译关系 翻译实例中的文体学理论
一、引言
文体学是一门研究文体和语言风格的学科。它在西方传统修辞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直到本世纪初人们才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去探讨文体的问题。所以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本世纪内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文体学有传统文体学和现代文体学之分；传统文体学指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分析作家的文学风格，研究代表作品风格特点的语言变体；现代文体学则指用现代语言学的原理与分析方法研究包括文学文体在内的各类文体，本文所说文体学当指后者。
近来较新的研究领域是用文体学的理论研究翻译及其规律。该领域的学者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和翻译风格，将翻译学与文体学结合起来即文体翻译研究，这是一门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课题。本文拟从文体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
二、文体与翻译
文体学与翻译之间关系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第一常规和变异的问题。“常规”和“变异”是文体学中的两个术语。“常规”即指“口语或书面语中人们所公认的标准形式”，“变异”是指“不符合公认的标准的语法和语义规范的话语的统称”。通俗一点说，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总要遵循一定的规范，而这就是常规；但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也不会总是遵循某种语言规范而一成不变，相反，人们为了最恰当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总是在使用语言时有所选择和变化，甚至使用偏离语言常规的话语或表现形式，这就是变异。请见下面例子：
the man (gatekeeper) went into drink his can of tea, the girls went on down the lane that was deep in soft dusk. gudrun was as if numbed in her mind by the sense of indomitable soft weight of the man, bearing down into the living body of the horse: the strong, indomitable thighs of the blond man clenching the palpitating body of the mare into pure control; a sort white magnetic domination from the loins and thighs and calves, enclosing and encompassing the mare heavily into unutterable subordination, soft-blood-subordination, terrible.
一般地说，涉及到语言规则方面的常规与变异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例子摘自james joyce 的ulysses，乔伊斯打破了标点符号常规，让句子连成一体，旨在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我们知道, 常规与变异是相对而言的, 它们在对立中存在, 在比较中产生, 因此比较的方法是区分常规与变异的主要方法。在那短短的只有2个句子的段落中却有很多的重复,词汇重复和句法结构重复。这尤其表现在第二句的异乎寻常的扩展之中（而这些正是这一段中的变异之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那个重复得最多的词“soft” 在第一句中“soft dusk”是直截了当的形容词用法但是在下面一句中, “soft weight”就颇不寻常,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联觉表现。它可能是一种实际的描写有些东西重而柔软, 另一些东西又重又硬）。
第二、词句与篇章的问题。王佐良先生曾说过“文体学的贡献之一, 是使语言研究者把眼光从单句转移到整篇谈话或文章上面”，现代语言学家、文体学家不仅仅注意词与词或词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他们还注意研究词或句子与段落以及整篇文章之间的关系。这样从单词、单句进而注意到段落乃至整篇文章, 对于文体学研究固然重要, 并且它对于翻译工作也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例如 ：
“i didn’t know dey was so many un um.i hain’t hearn about none un um,skasely,but ole
king sollermun, onless you counts dem kings dat’s in a pack er k’yards.how much do a king git?”
“get?” i says;“why, they get a thousand dollars a month if they want it;......”
这是从马克· 吐温的《哈克贝利· 芬恩历险记》中的一段。中译本上的译文为： “ 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多贵人哩。除了一个所罗门老国王,我差不多连一个都没听说过,除非你把一裸扑克牌里的王牌都算上。国王挣多少钱呢？”“挣钱”我说“ 哼,他们要钱的话,一月能拿一千块哪”。
这段译文从传统角度看算得上是上乘了。但从今天的文体学角度出发,并且考虑到这些语言与整个篇章以及背景之间的关系，尚有改进余地,尤其是第一段吉姆说的话。吉姆是个黑奴, 说黑人土话, 他未受过任何教育，所以说话中词汇语法错误很多。因此他与哈克的语言就有区别。其实这正是马克? 吐温为塑造人物形象而“ 煞费苦心写成的”，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译“ 俺不知道还有这么多贵人哩。俺哪听说过什么国王啊,只晓得有个所拉门老国王,除非你把扑克牌上的国王也算上。国王挣几个钱呢” “挣钱”，我说，“ 嗨,他们要钱的话,一个月能拿一千块呢”。
第三是对等问题即翻译讲究对等。从理论上说,翻译过程就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寻找与原文对等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但以往我们注意得较多的是意思上的对等，从文体学的角度出发,对等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意思相同；形式相同；文体相同；感情色彩相同。有位学者有一次在校对译稿时,发现一位同志将“he was already three score and ten.”译成他已70岁了，这样译尽管意思上完全对等了，但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译文与原文不是很吻合，因为“three score and ten” 虽是“70”的意思，但文体庄重古雅, 故改译成“ 他已至古稀之年”,因为“ 古稀之年” 一词来自“人到70古来稀” 这一熟语,故意思相同再则“ 古稀之年” 一词文体色彩也较为庄重,故与原文较吻合。
最后谈谈“ 适合性” 的问题。有些人在翻译时往往只注意语言的正确性,而忽视其适合性。对“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场合”这一文体学的核心问题缺乏了解因而有时译文虽然正确通顺,却不能体现原文的风格和精神。这就是通常说的不得体，这种情况在原文具有独特的文体风格时显得尤为突出。例如,我们在翻译政论文章时就要注意政论文体的特点，语言庄重规范、结构严谨、句式复杂、长句多、逻辑性强、信息点多、语言冗余现象少,采用正规或极正规的文体,一般不采用口语体或非正规文体，如果忽视了这些特点,是很难能拿出好译文来的。所以,要解决译文的得体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一点文体学的研究,运用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原文的表现形式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译文中选取最为准确、最为适合、最为有效的表达手段去表现与原文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效果。
三、结论
以上谈及的只是文体学的几个方面，文体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从词汇、短语、句子到篇章结构,从语音、语法、修辞手段到韵律、节奏等方面,甚至涉及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当然,我们翻译工作者并非要像文体学家那样详尽、细致地去分析将要翻译的东西,而只是要运用文体学的理论从总体上把握所要译的材料,运用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去处理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总之,虽然文体学有其本身的局限,也不可能解决翻译中的一切问题,但从它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去研究文章的表层形式与深层含义、文体功能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出发,它对于解决现代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形式上的吻合“ 形似” 还是意义上的吻合“ 神似”,或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无疑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探讨价值。
参考文献：
[1]王佐良.英语文体学论文集[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38-158.
[2]菲茨杰拉德.大人物盖茨比[m].范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