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原文范文1
李白的《蜀道难》在吟蜀诗作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后世诗人从李白的《蜀道难》的趣旨“难”的相反角度出发,以《蜀道易》为题,创作了一系列诗作。较典型的有唐代陆畅的《蜀道易》,宋代晁说之、范成大的蜀道诗,明代方孝孺的《蜀道易·有序》,现代郭沫若的《蜀道奇》。《蜀道易》系列诗作,在表现内容上,从“难”转“易”,实际上是对李白的《蜀道难》的直接继承。
【关键词】 李白/《蜀道难》/演变过程
一、序
李白的《蜀道难》,吟咏的是从都城长安到蜀地(今四川省)的蜀道的极为艰险的路程。这首诗在他100多首乐府诗中是成就最高的,不仅在李白的整个诗中,即使在全唐诗中,也堪称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李白创作《蜀道难》之前,描写蜀地的作品有汉代扬雄的《蜀都赋》、《益州牧箴》和晋代左思的《蜀都赋》、张载的《剑阁赋》等。《蜀道难》本是乐府旧题,在《乐府诗集》卷四十《相和歌辞·瑟调曲》中,收录了梁简文帝、刘孝威,陈阴铿,唐刘文琮、李白的同题之作5首(如算组诗在内则有7首)。这些作品并不都是吟咏蜀道的艰难,象简文帝的一首描写的是巫山的风景,刘孝威的一首所述的是铜梁等山的艰险,从长江三峡至巴地(今重庆地区)的川东南部成为了他诗歌描写的主要时空。与李白《蜀道难》相同的是,描写从关中(长安)到蜀地(成都)的路线、地域是阴铿以后的作品。(注:关于李白《蜀道难》与以前作品的关系,参见乾源道《论蜀道难》(高知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科学研究》二,第1-19页,一九九四年出版)中众多的考证和解读。)总的来说,在李白之前吟咏蜀地的作品,基本描写的是蜀地的艰难、伟岸。再如《史记》、《汉书》和《华阳国志》、《水经注》之类的史书和地理书也记载了与此相关的事例。本文不举其它的例子,只强调那些描写蜀地的自然艰险的作品。
入唐以来,初唐王勃着《入蜀纪行诗序》(《王子安集》卷七),描写了从关中到蜀地的道路艰难及自然风光。(注:王勃自编《入蜀纪行诗三十首》,令已亡佚不存。关于其入蜀诗,参照聂文郁《王勃诗解》第43-48页,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此外,卢照邻至少也三度入蜀,写下了与蜀道难相关的诗作。在李白之后,杜甫连续写下了以蜀地为中心的纪行诗,其素材和主题也大致相同。因而李白的《蜀道难》在吟蜀诗的作品中,堪称是具有相当规模和力度的作品。(注:李白以前的诗作,为五言四句至七言六句的短篇,远非李白的长篇(45句,294字,由于句读的原因,近于50句)所能比。森槐南《李诗讲义》(文会堂书店,一九一三年出版)认为李白在继承古乐府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扬雄和左思《蜀都赋》的风格流派。“蜀道”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后世的诗人从李白《蜀道难》趣旨的“难”的相反的角度出发,以《蜀道易》为题,并用其诗语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本文以这个反语“蜀道易”系列作品为研究对象,对“蜀道难”的概观进行论述,并就“蜀道难”主题解释史所处的地位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关于唐代陆畅的《蜀道易》
检索《全唐诗》就会发现,包含“蜀”字的诗歌达千余首,包含“蜀道”的诗歌有五十余首,包含“蜀道难”的诗歌有卢照邻、张文琮、李白、岑参、姚合、罗隐、韦庄、冯涓、王周、齐己等十首,而包含“蜀道易”的诗歌仅有一首。(注:关于《全唐诗》的检索,来自台湾陈郁夫的电子版《古典文献全文检索资料库》。关于宋诗的检索,来自台湾元智工学院《网路展书读》。)
与李白《蜀道难》最早提出相反观点的《蜀道易》,是中唐陆畅所作。陆畅为剑南节度使韦皋作《蜀道易》的故事背景和有关人物传记,乾源浚在《李白〈蜀道难〉序说》(注:参见日本《高知大国文》第二十一号13~22页,一九九年出版。此外,关于陆畅参照周租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454~455页(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该条(吴汝煜执笔)。)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以下所引基本以该文为据。其故事梗概在晚唐李绰《尚书故实》(《百部丛书集成》本)中有如下记载:
陆畅,字达夫。常为韦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南康大喜,赠罗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泰”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所进兵器刻‘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按此说陆畅是在蜀受韦皋之厚遇而作《蜀道易》的,“蜀道易,易如履平地”(《全唐诗》卷四七八所收逸句)所说的是蜀道的平易。即本来是自然环境、生存环境都极度艰难的蜀道,由于有了韦皋的善政,而变成了坦途。陆畅所称颂的是以善政而治蜀的事迹。所以在献呈这首诗后,韦皋大喜过望,才赠陆畅罗八百疋。蜀道的艰难,因善政而变得平坦,这是一种政治性极强的说法。
《蜀道易》的作者陆畅(生卒年月不详)为湖州人。他虽在元和元年(805)进士登第,但却没有什么大的政绩。陆畅的作品现收录在《全唐诗》卷四七八等集子中,共有诗(几乎全部是七绝)37首、逸句2条,就此而言,他只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二流诗人而已。在世时,陆畅才思敏捷,以发挥诗歌的谐谑而闻名。在进士登第之前,他是位无官的布衣,因此有可能是为求职而入蜀的。
韦皋在贞元元年(785)担任了剑南西川节度使,直到永贞元年(805)。他并不是行善政、施德治的政治家,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记载,在韦皋21年的统治中,他的权力实际上是处于了半独立的状态。他一方面对唐朝伪装忠诚,另一方面为维护对下属士卒的统治而对蜀人实行苛敛诛求,但同时也实行了所谓的三年一度的免税政策。蜀人畏其智谋与权威,家家把韦皋的画像当做土地神来祭祀。陆畅进呈《蜀道易》这年,正值韦皋离任或即将去世之时,是他在蜀统治的最后时期。
那么,这个故事具有什么意义呢?《蜀道易》的诗题和自我表现,即使是儿童也能想象出,它只不过是《蜀道难》单纯的反义语而已。因而也可能是在韦皋接见之时,陆畅即兴所献的幽默游戏之作。从作为“首句曰”的“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来看,它是与李白之作一样,其主题句是重复的,也许它是某种程度的长篇之作。可是,即兴之作的可能性较高,又从现存陆畅的作品几乎都是七绝短诗的情况来看,这首诗或许就是只有十余句的古体诗。总之,这首诗是令大权在握的韦皋喜出望外,并赢得同座宾客齐声喝彩的作品。当然,就前提而言,蜀道难作为事实已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李白之作作为毫不怀疑的文学观点成为了言语化了的东西。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不太重要的陆畅和韦皋的故事里也出现了《蜀道难》,那就意味着在李白去世之后数十年的中唐之初,它已属于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也可能是被当做了轶事而从寓意方面被解读了。
韦皋和陆畅两者的立场虽然有所不同,但这个故事给人们留下的话题却是值得深思的。即进士登第前的年轻布衣陆畅与蜀帝王一样的韦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由李白“难于上青天”垂直感觉的“难”和“蜀道易,易如履平地”水平感觉的“易”的首句反用,可知韦皋对眼前的年轻人有何要求,他应该是在瞬间有所感悟的。晚年的韦皋,陶醉于自己的善政之中,虽然他实际上所实行的是虐政,但这种具有二重性的善政还是需要他人给予宣传的。需要人们给予一个正当的评价,应该是当权者所特有的愿望。当韦皋和受他庇护和帮助的陆畅想法一致时,这个故事的表现力和传播力就已经超过了诗歌的意义。显而易见,《蜀道易》完全是陆畅对韦皋的阿谀追随之作。正如前面引文(“朝廷……得释”)所说,韦皋去世后,其苛政受到朝廷的追究,由于陆畅的申诉,韦皋才免于被起诉。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说明陆畅并不是追随当权者,而是两人的思想存在着相通之处。
三、关于宋代晁说之、范成大的蜀道诗
继之检索宋诗也会发现,包含“蜀”字的诗歌达461首,包含“蜀道”的诗歌有50首,包含“蜀道难”的诗歌有欧阳修、范成大、陆游、梅尧臣等8首。而明言“蜀道易”,不像陆畅那样的政治诗的用例也是有的。例如北宋晁说之《题杨如晦二画(之一蜀道图)》诗:“山钩树白何年岁,流瀑可听下无地。行人愁绝却无愁,始信宜歌蜀道易。”(四部丛刊续编本《嵩山文集》卷四)。这是一首为杨景字如晦所画的两幅画中的蜀道图所题写的题画诗。在本来应该是布满愁容的蜀道旅人的脸色中,却看不到愁色,这是一首超越时空、描绘如桃源般虚构世界的画赞,它与实际中的旅游和政治是无关的。然而这类的题画诗,可以说也具有“蜀道难”的反语“蜀道易”的意识。(注:附:晁说之,字以远。其人博览群书,通六经、善诗画。建炎三年(1129)七十一岁时去世。因杨景的经历不详,故二人交往的实际情况也无从知晓。)
再如在创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的同时,又长于纪行诗的南宋三大诗人之一范成大,字子能,他在赴蜀任职途中的几首描写蜀地风光的作品,就有表现“蜀道易”内容。如《再用前韵》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范石湖集》卷十四)“蜀道虽如履平地,杜鹃终劝不如归”;《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诗(卷十五)“万里归来蜀道易,四愁诗成湘水深”;《点心山》诗(卷十八)“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瞿塘行》诗(卷十九)“剑阁翻成蜀道易,请歌范子瞿塘行”等诗句即是如此。
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47岁的范成大作为广西经略安抚使赴静江(今桂林)就任,淳熙元年(1174)十月,他又作为了四川安抚制置使赴成都。当时他是从桂林北上,渡潇湘、过洞庭、穿三峡,于六月到达成都的。《再用前韵》诗与《甲午除夜,凭在桂林,念致一弟使虏,今夕当宿燕山会馆,兄弟南北万里,感怅成诗》用了同一个韵字,甲午除夕即淳熙元年的第二年正月。所说的“蜀道虽如履平地,杜鹃终劝不如归”是直接援用陆畅的诗句表现的,《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诗也同时作于去路。而《点心山》、《瞿塘峡》诗则作于了归途。赴任成都后,范成大因病而再三请求离任,淳熙四年五月,他如愿回到了故乡苏州。这时,幕僚诗友陆游等人把他送到了眉州。分别后,范成大登上了峨眉山禁不住诗兴大发。点心山即是位于峨眉山白水寺后面的一座山。正如“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所说的那样,归途是愉快的,峨眉山一带的风光令人流连忘返。继而在七月十九日,范成大来到了长江三峡(瞿塘峡),本来,三峡的艰险超过了剑阁,但因偶然涨水而变得容易通行了。《瞿塘行》诗(七言古诗,十六句)正反映了他这种归心似箭的心情。入蜀的两条艰险之路蜀道和三峡相比较。由杜甫的《夔州歌》可知比蜀道还要艰险的三峡,似乎是反倒容易通过。此处蜀道与三峡的对比,其难易的反转与陆畅原诗相比,或许可能是双重的反转吧。这首诗与陆游赴夔州通判任时所作《瞿塘行》诗“君不见陆子岁暮来夔州,瞿塘峡水平如油”的句子有相通之处。
总之,这些诗都是往蜀中赴任或从蜀中离任时所作,在纯粹的纪行诗中,虽然不涉及全诗的主题,但诗句却是作为自然描写的一环而吟咏的。蜀地长官范成大把自己的治蜀比喻成“蜀道易”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只是纪行诗比喻表现的一环而已。范成大已意识到陆畅“蜀道易”的反意,他对蜀地的认识由此也可略见一斑。(注:其它作品虽然没有明言《蜀道易》,但苏辙、晁补之、梅尧臣等人的诗中,实际上已表现了《蜀道易》的内容。)
四、关于明代方孝孺的《蜀道易有序》诗
到了明代,在陆畅诗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富有政治性的作品。例如明初一代硕儒方孝孺,继陆畅之后,作有《蜀道易 有序》(四部丛刊本《逊志斋集》卷二十四)诗。该诗序文217个字,正文70句(句读有所不同)、419个字,属杂言体古诗,其规模已超过了李白的《蜀道难》。
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
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
六朝五季时,王路嗟陆沉。
遂令三代民,尽为兽与禽,当时岂惟蜀道难。
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
今逢天子圣,贤王之德世所钦。
文教治飞动,风俗无邪淫。
孱夫弱妇怀千金,悍吏熟视不敢侵。
蜀道之易谅在此,咄尔四方来者,不惮高山江水深。
明太祖朱元璋为肃王建国功臣,把24个诸王作为藩屏分封各地,据《明史》卷一一七记载,洪武十一年(1382),太祖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蜀王于洪武十八年驻凤阳,二十三年到成都。他和他的有军事才干的兄弟们不一样,是人德、学问、举止都较为出众的人物。在诸王中,只有他是按礼教思想治理蜀地的。
方孝孺在洪武十五年被太祖征召,他很早就受到了尊崇,在洪武二十五年(1396),方孝孺被任命为汉中府教授,每日为诸生讲学而不知疲倦。蜀王闻其贤而招为世子之师,待以殊礼,并称其讲书之庐为“正学”。方孝孺目睹了蜀王之德治而作《蜀道易》,对其治蜀功绩大加赞赏。
序的开头在叙述了“昔唐李白作《蜀道难》,以讥刺蜀帅之酷虐”之后,作者表明了自己与陆畅为媚韦皋而轻浮地作《蜀道易》的思想有所不同,由于天子的圣德和蜀王的善政,天下变得太平起来,蜀道也变得通畅了,蜀地(成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所以作者才发自内心地称颂这些德政。继之的“臣才虽不敢望白,而所遇之时,白不敢望臣也”,强调的是自己所处的是强于李白的盛世。顺便提一下,方孝孺还着有《李太白赞》、《吊李白》、《题李白观瀑布图》、《题李白对月饮图》等诗文,他对李白是很敬仰的。正因为如此,与李白所做对比的发言,对方孝孺而言才更充满了现实性。
诗的首句是从“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难”开始,其变奏的“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蜀道之易谅在此”之句,在中间和最后出现了两次。在“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句之前,有几个平、上声交替的韵字,但主要押的韵是入声十一陌、十三职韵。在这之后,有几个去、入声交替的韵,所押的是上平声十二文、下平声十二侵韵。一首韵律的基调,从前半部分短重的入声韵,变化到后半部分平稳的平声韵。其间,序文趣旨内容所歌,基本与《蜀道难》的构成方式相同。开头“美矣哉”的“美”,为直接、肯定的赞美之语,矣、哉是感叹助词的重叠表现,它是与李白的“噫吁@②”、一说是楚地的方言,表示绝望之念感叹之语的措词相类似。但整首诗的内容完全相反,表现的基调也是完全不同的。
“陆有重岩峻岭,万仞chán@③天之剑阁。水有砅雷掣电,悬流怒吼之江关”的句子,描写的都是剑阁和江关(夔门)的句子,在“昔难”一句的简洁总括之后,接着又叙述了“自昔相戒不敢至,胡为乎今人操舟抹马,夕往而朝还。大圣建皇极,王道坦坦如弦直”的原因和状况。亦即作为前提是由于太祖实行了王道政治(与史实有异),所以才有了四夷朝贡、全土平安的局面。而个别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蜀王的德治和惠政,才有了“蜀地”的寿域之功。由于有了蜀王的儒教,以及理想的德治和安定民生、开垦治水的措施,才带来了交通的自由和人口的流入,进而才有了成都的繁荣和农村的发展。再如所述,由于蜀王实现了重礼教、振学术、兴学校、教民化方针,蜀地才有了象邹鲁一样的文教遗风。
方孝孺的理想主义政治认识,在“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一句中也有所表现。尤其是“当时岂惟蜀道难,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所表现的正是李白当时“难”的状况,不仅是蜀道,在全国也都如此。相比之下,现在的全国,尤其是蜀地,由于有了开明蜀王的德治,才实现了平安和繁荣,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
方孝孺之作的最大特征,在于他对蜀地所唱的赞歌是发自于内心的。强调的是对主君蜀王的赞扬,对太祖和蜀王的赤诚使他这种政治信息表现得非常纯粹和强烈,就这点来说,诗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孝孺另外还有《蜀王赐宴浣花草堂怀古》、《次陶渊明诗韵谢蜀王》等多首感谢蜀王厚遇的诗,从中亦可见方孝孺对蜀王的一片真情。
不知为什么,这首诗在开始时被看成了单纯的阿谀追随之作,直到方孝孺死后,他的至诚才得到了证明。众所周知,方孝孺继承了宋濂的学术传统,成为浙东学派的领袖。在辞去汉中府教授之后,建文元年(1399),针对太祖武治而采取儒教理想文治的建文帝一即位,立即让翰林侍讲、侍讲学士等文臣为新政发挥作用,直到篡位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的原因,才最后发生了悲剧。方孝孺被燕王强迫起草继位的诏书,他大书“燕贼篡位”而予以拒绝,结果惨遭磔刑。先是他妻、子自杀,两个女儿投水于秦淮河。继之九族和朋友、门生(合称“十族”)873人被处死,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几近灭绝。在由“靖难之变”而产生“壬午殉难”的悲剧中,方孝孺成了最为悲壮的人物。(注:关于此事参照《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和《明儒学案》卷四十三·方孝孺传,及檀上宽《永乐帝走向中华“世界系统”之梦》(讲谈社选书技巧,一九九七年出版)。)在方孝孺的传记中,通过阅读这篇《蜀道易》,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方孝孺最后为殉文帝而表现出来的赤诚之情和忠君之心。(注:参见《明史》卷一百一十七。)
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方孝孺的《蜀道易》过于理论化、抽象化、道德化,在诗歌的生命力应该是抒情性和逼真描写性这一点上,他是远远不及李白的。
五、关于郭沫若的《蜀道奇》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出生的文学家、政治家、现代人郭沫若也创作了虽模仿李白的《蜀道难》,但趣意却发生变化的《蜀道奇》(发表在1961年9月28日《人民日报》(注:此处的根据源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4》第317~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上)。这是一首10章、101行(851字)的长篇口语体新诗。诗题虽变成了《蜀道奇》,但在趣旨上,两者却有共同之处。
李白曾作《蜀道难》极言蜀道之险,视为畏途,今略拟其体而反其意作《蜀道奇》。
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
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与鱼凫。
日浚月削凿深崖,凿成三峡之水路。
(略四章)
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
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
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
利州江潭传是金轮感孕处,浣花溪畔尚有工部之故居。
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使人听此心颜朱。
足见江山自古不负人,人亦未肯江山负。
(略一章)
蜀中夫如何?气象同昭苏。
民食为天有基础,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
轻重工业按比例,交通网脉如蜘蛛。
开建成渝、宝成、成昆诸铁路,促使西南四塞之域成通衢。
江轮增加千万吨,懋迁有无事吐输。
莫言“黄鹤之飞不得过”,神鹰铁翼开运途。
莫言“猿猱欲度愁攀缘”,东风轮下峨眉俯。
三峡况将成水库,人定胜天目可睹。
于时万吨之轮可以直抵渝,于是发电之量可以直送拉萨和淞沪。
君不见,铁有攀枝花,煤与煤气亦何富;
砂金、铜、锌、磷矿石,遍地宝藏难计数。
又不见,民族和雍载歌舞,埙箎协奏遍乡都。
马、扬、李、苏其辈出,冰、翁、亮、照其如林中之树株?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蜀仅一隅耳,一隅三反见全部。
祖国光芒耀千古,方今时代万倍超唐虞。
眼前险阻何足道?战略视之如纸虎!
全民壮志世无俸,行将超越必然兮进入自由之疆土。
人人齐喝《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抒,万岁万岁长欢呼!
首先,诗题的“奇”具有罕见、特殊、非常之意,多用于肯定的评价。开头的“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及鱼凫。……”是这首诗的开始,第六章和第九章反复提到的“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一句,为这首诗的主题,它展示的是蜀之奇观壮美。作品虽然对与蜀地有关的历史人物五丁、李冰、司马相如、扬雄、诸葛孔明、李白、杜甫、苏轼等的历史功绩做了再评价,但他所歌颂的是经过长征和革命,依靠人民力量所形成的新中国的伟大疆域,对现代全川的壮观景象给予了称赞。可以说,这首诗是献给人民中国的一大赞歌。郭诗的趣旨在肯定、歌颂蜀地的人杰地灵即是肯定、歌颂新中国这点上,是极富政治意义的。附带说明的是,近代所修的川陕公路建成于1936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又在这条公路的西侧修建了宝成铁路,因而使得自太古以来人员物资的往来变得更加容易。此外,第八章所说的有关三峡大坝的预言,目前正在施工,作为世纪目标和现实的吻合,它所带给人们的回味是悠长的。
其次,写作这首诗时的郭沫若,看起来还是有所选择的。(注: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活动,参照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下第1159~11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建国后,郭沫若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外,还担任各种外交使节团的团长等,在政治、学术、文学、艺术各领域也担任了众多的要职。他所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繁忙充实的。郭沫若的社会地位和活动,是与这种高扬的精神相适应的,这首诗表现了当时的郭沫若对故乡四川和祖国的毫不掩饰的感慨心情。对出生在现在乐山市沙湾地主家庭的郭沫若来说,蜀地是他反抗封建制度、经历辛亥革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所以,他由称赞四川的发展,进而称颂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从建国12年后当时的社会氛围和郭沫若的地位来看,郭沫若的称赞肯定是发自主观内心的。(注:附:郭沫若的这首诗,即使是现在仍保留在当地人民的意识中,如《西南旅游》总第三十九期(一九九三年五月出版)所刊登陆宣、光韶的《蜀道美》,便是这类赞扬蜀道的文章。)
然而,作为文学家、学者、政治家的郭沫若尽管影响巨大,但以今天的眼光来冷静看待他的作品的话,他对新中国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奉迎追随感仍是不可否认的。就诗歌而言,与抒情性、艺术性相比,现实性的政治味道如果较浓的话,那么就会更富于宣传性了,因此评价作品也应该放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才会言之成理。
六、结束语
以上概括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蜀道易》的系列作品,并对其诗和背景以及诗人的传记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以下几点是需要指出的。
每个作者的诗作,分别存在着不同的差异。首先,作为诸例的共同外在要素,作者基本上都是和蜀地有实际关系的人物。他们或是作为布衣漫游过蜀地,或是朝廷派往蜀地的官僚和学者,或是故乡在蜀地,总之,他们都与蜀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诗型上来说,虽有长短两类,但印象最深的是方孝孺和郭沫若的长篇作品。大概方孝孺和郭沫若两人都感觉到,不用像李白《蜀道难》那样的长篇诗体,就不可能全面地描写物产丰富并且以中原人眼光看来是充满神秘性的蜀地庞大而复杂的地理空间。
其次,从作品主题的研究上看,自然只有李白《蜀道难》的主题解释史是与此有关,关于《蜀道难》的主题即李白的表现意图,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难成定论。尤其是“剑阁峥嵘而崔巍”句以下的政治寓意性及其事实根据,早已成为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至今主要说法大概有近十种。古典之说,以承认其政治寓意性为主;而近人之说,则不承认其特定的“寓意”,如送友人王炎赴蜀,歌颂蜀土故乡山川的壮丽奇险等说法就是如此。(注:参詹锳《李白〈蜀道难〉本事说》第25~36页(载《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松浦友久《李白乐府论考》第298~303页(载《李白研究》第七章,三省堂,一九七六年出版)。)
在这种主题解释史中,《蜀道易》的作品系列处于了什么样的位置呢?从以上各例可以看出,范成大和一部分宋诗始终是以纪行诗的角度而产生联想转换的,这些作品和陆畅及方孝孺、郭沫若等人的政治性极强的诗混在了一起。因此,在解释史上,政治寓意性有无的问题,能够反映出各个诗人对李白《蜀道难》主题的解释倾向。
蜀道难原文范文2
――(唐)李白《蜀道难》
2009年11月11日,四川广元举行蜀道整体保护与联合申遗的国际论坛。权威人士语惊四座:“联合申遗,蜀道比京杭大运河有戏。”专家们实地踏访千年古蜀道,发现有的路段淹没在荒草丛中,有的路段修葺如新、游人如织,关于古蜀道的故事和诗歌依然在流传。一切都历尽沧桑,一切都生机盎然……
“行”的千年古蜀道
蜀道,从广义上说,南起成都,过广汉、德阳、梓潼,越大小剑山,经广元而出川,在陕西褒城附近向左拐,之后沿褒河过石门,穿越秦岭,出斜谷,直通八百里秦川,全长约1000余公里。从狭义上说,仅包括四川境内的路段,南起成都,北止于广元七盘关,全长约450公里。古蜀道历史悠久,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保存至今人类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存之一,比古罗马大道的历史更为悠久。
蜀道在四川广元境内长达270多公里,是保存最完整、保留文化要素最充分的一段。因为,自蜀王开明氏在广元建邑,广元境内的蜀道经过3000多年的文化历史演绎,已成为先秦古栈道文化的集中展现地和剑门关蜀道文化、三国历史文化的核心走廊。加之广元又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的出生地,故该地具有独具魅力的蜀道文化、三国文化、红军文化和女性文化。
2009年11月10日,几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保护专家来到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蜀道上。他们在剑阁县凉山乡刚一出车门,就被当地特有的川北灯戏给迷住了,锣鼓声似乎要震破天。而在离此处不过200米开外,就是一段古驿道。参天的古柏遮住了飘飘洒洒的细雨,也隔绝了不远处的喧嚣;青石堆砌的拦马墙上苔藓密布,石板铺设的路面上錾凿的痕迹清晰可见,石缝中间有小草挺立……恍惚中,似有马蹄声穿越历史而来。几分钟前还唧唧喳喳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仿佛遁入世外。“古蜀道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93岁的老专家郑孝燮如此评价。“蜀道是‘行’的最好体现。”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吕一飞看来,现今中国文化遗产项目中,体现物质文化的偏少,只有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皖南民居等寥寥几项。而体现物质文化的衣、食、住、行中,“住”的比例又最大,而“行”的方面还没有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完全属于空白。
在漫长的3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无数的政客商贾、文人兵卒行进在这条古道上,由此留下了大量的城池、建筑、诗歌和故事,让古蜀道升华为一条南北文化交融的立体系统,其内涵遍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与同属于“行”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相比,剑门蜀道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一是道路长程绿化,以翠云廊古柏为代表;二是悬空栈道结构,这种结构是山区道路建设中,资金耗费最少、破坏环境最小的方式;三是它融合了巴蜀文化、三国文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等多种因素。
中国古蜀道在历史上沟通成都平原至关中平原,融会贯通着沿线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学、民间文化,沿途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即成为西部最有影响和最为繁忙的文化与经济的交互传播线路,也是跨越西南与西北最活跃和最兴旺的商贸线路,不仅直接促进了区域间的物流和人际交往,也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往来。
“个体化”的保护
如何让古蜀道既保存历史风貌,带着风雨沧桑;却也得到人类的保护,不再难以上青天?
翠云廊,它又有着另一张热闹面孔:圈进了长长的围墙;国道反复为它让路;但它需要更新的保护思路。专家们发现,这段古蜀道,古柏参天,数量很多,排列整齐,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翠云廊是整个蜀道的精华所在。这段“精华蜀道”,围在一道长长的围墙之内,外人进入,需要买张不贵的门票。为了方便游人,每一棵古柏下都安放着一个统一的铭牌,上面写着对这棵古树的简介。多的时候,每天会有上千游人买票来赏这段蜀道。追溯起这段围墙的来历,要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翠云廊的知名度不断增加,当地的旅游部门便投资修建了这道围墙,同时还修建了游客中心等设施,使用至今。
与此相似开发成功的蜀道遗迹,还有昭化古城。昭化古城作为古蜀道上的一颗明珠,留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比如汉代的城墙、明清的城门,尤其是三国的遗迹、传说众多,世人皆知。刘备曾在此厚树恩德;在战胜坝,张飞挑灯夜战马超;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一直奔忙于葭萌古蜀道上;蜀汉后期,费在昭化设丞相府……多年前的昭化,是现代高楼与残垣断壁的古迹相杂陈,直到2004年,广元才找来同济大学的专家为昭化把脉,投入资金进行整体打造,让整个古城焕然一新。如今的昭化古城更是修葺一新:城墙上彩旗猎猎;街道上铺上了平整的石板,街道两边是仿古建筑;店铺内,当地人身着汉唐服饰,向游客出售着现代化的商品。
“5・12”汶川大地震,广元境内的古蜀道是否会被破坏,引起专家教授们的高度关注和揪心。2009年1月,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十多所高校专家教授组成的联合调研团队赶赴广元,分成6个课题组进行深入考察,同年3月提出了古蜀道沿线城市联合申遗的建议,立即获得广元及其它城市的认同和响应。同年7月28日,郑孝燮、罗哲文、阮仪三、刘魁立、谢凝高、舒乙、葛剑雄、郑时龄、王景惠等9位专家联合发出《关于中国蜀道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及联合申遗的公开信》。为此,古蜀道愈来愈受到更多礼遇,连108国道也为它让道。目前从剑门关镇到下寺一带,其中剑门关关口部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道路,而是新建了一条长达1100多米的隧道。这条隧道从2006年开始动工,总计投资4700多万,2009年3月初竣工通车,自那之后,凡是路过关口的汽车,就可以顺着这条隧道直接穿行,不再影响到古蜀道的自然景观。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让路,它是人类对自然的让路,是经济对文化的让路,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谦让并不多见。还记得1996年,因为不肯“让路”,当地为了发展旅游,竟然想出了在剑门关的绝壁上修筑一道电梯的主意,隆隆的炮声一直持续了几个月,由于石壁坚硬,工人只得依靠绳索坠在悬崖上,而一天还不能打出一个炮眼。这样愚蠢的行为一直延续到一个省内专家路过,为此写下了《美人脸上一道疤》的文章,由此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关注,最终才使该工程停工。即便如此,它对于剑门关的破坏却是难以根除的了。
保护线性文化遗产需要合作
为何要加强中国蜀道文化路线整体保护?因为,蜀道文化路线整体保护,仅仅是一个个“点”的保护还是不够,因为古蜀道是一条聚满了历史文化珍宝的“线”。保护与合理开发古蜀道,还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新的思路。因为,蜀道上的所有遗存,都只是一颗颗珍珠,唯有将整串项链都保存下来,珍珠的光彩才能放大。“我有一个梦想,能像陆游那样,骑着毛驴,在细雨中漫步古蜀道。”在“2009中国蜀道・广元国际论坛”会议上,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蜀道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和联合申遗的倡议人之一罗哲文动情地说。话语背后,是他对于蜀道保护的担忧:“现在的蜀道保护工作,各地开展并不一致,有的是放在围墙里,有的是放在隧道边,有的还在荒草丛中,更多的部分还停留在专家的书本里。如何让各方集合在一起,实现共同发展,是非常艰难的。”
2004年在广元市元坝区的邀请下,罗哲文来到昭化古城出谋划策。但他一直有个主张:“昭化古城打造得再成功,也只是千里蜀道这串明珠上的一颗,失去了其余珠宝的陪衬,这一颗的光芒是有限的。而一旦所有的珠宝都串起来,它们相互激励,光芒将倍增。”这正是当今最新的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线性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种形式,与点状文化遗产不同,它着眼于线性区域,自1993年至2009年全球已有法国 “南运河”、阿曼“乳香之路”等7项线性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目前,蜀道沿途的10余个城市已经同意,对蜀道进行整体保护与联合申遗,而蜀道文物保护总体规划,也正在制定。据介绍,目前蜀道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是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采取单点保护。但蜀道跨越几个行政区划,对整条线路系统保护相对薄弱。现在编制的总规划,要把散落在蜀道上的点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
蜀道难原文范文3
关键词：五代十国；交通地理；巴蜀文坛；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201290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巴蜀古国的交通条件十分恶劣。这里悬崖峭壁、栈道百折、奔流险滩、与世隔绝，是一个“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瑰丽奇幻的新天地，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侧身西望长咨嗟”的艰险畏途所在。笔者以交通地理的独特视角，全面审视五代文人在巴蜀地区交通行役的流转态势及同期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一、巴蜀地区的陆路交通与五代文人的迁徙流转态势五代时期，汉中兴元府是连接蜀地与关中地区的重要陆路中转站。中原文人为躲避战火摧残跋涉入蜀时，首先要翻越秦岭来到汉中兴元府，以此作为进一步中转南下的立足点。从关中到兴元的陆路交通，以褒斜路和骆谷路最为重要。唐朝二帝入蜀避乱或沿褒斜或沿骆谷，“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沿褒斜路历扶风、陈仓、河池郡（凤州）抵达兴元府。唐僖宗入蜀时，沿骆谷道经T、洋州抵达兴元府。
唐末五代之际，中原文人为躲避战火摧残，追随唐室帝王的逃亡路线纷纷入蜀。如诗人郑谷“广明之乱”后，沿着褒斜古道入蜀避难，历兴、剑、梓、汉抵达成都府。郑谷入蜀途中在兴州略作停留赋诗流连，其《兴州东池》诗云：“南连乳郡流，阔碧浸晴楼。彻底千峰影，无风一片秋。垂杨拂莲叶，返照媚渔舟。鉴貌还惆怅，难遮两鬓羞。”[1]90，按，兴州以北经水路可达凤州、成州，兴州以南更通舟楫；诗中所谓“南连乳郡流，阔碧浸晴楼”诚不虚言。又，郑谷滞留兴州之际所作的《兴州江馆》亦云：“向蜀还秦计未成，寒蛩一夜绕床鸣。愁眠不稳孤灯尽，坐听嘉陵江水声。”[1]223按，兴州下辖顺政、长举、鸣水三县。嘉陵江流经顺政县，离县城百步，诗人郑谷滞留兴州进退维谷，诗句“愁眠不稳孤灯尽，坐听嘉陵江水声”令人读后倍感凄凉。兴州长举县又有著名的险要之地曰“青泥岭”，此地悬崖峭壁、溪流湍急、山多云雨、道路泥泞，诗人李白曾为之浩叹曰“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青泥岭正当官道要冲，朝廷在此设有“青泥驿”，该驿站直到北宋至和年间才废弃不用另择他途。据宋人雷简夫《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文云：“至和二年（1055年）冬，利州转运使王容、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大抵蜀道之难，自昔青泥岭称首。”[2]又，唐末五代之际，诗人韦庄由关中入蜀亦经由兴元府中转。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诗人韦庄奉命入蜀宣谕两川罢战休兵。韦庄与谏议大夫李洵沿骆谷道经T、洋州抵达兴元后，辗转到达东、西两川征战对垒之地梓州张杷砦。韦庄此行沿骆谷道进入洋州，写有诗歌作品《焦崖阁》云：“李白曾歌蜀道难，长闻白日上青天。今朝夜过焦崖阁，始信星河在马前。”[3]313按，诗中的“焦崖阁”位于洋州东北的焦崖山，据《陕西通志》记载：“焦崖山，在（洋）县北五十里。”[4]诗人韦庄回朝复命后，身感大唐王朝江河日下大厦将倾，于是选择投奔王建再次入蜀。此时的韦庄身上没有了王命羁绊的束缚，能够从容地边行边赏路边景。诗人沿着褒斜古道一路前行，当他经由兴元府褒城县时饱览了“鸡公山”，韦庄《鸡公帻》诗云：“石状虽如鸡，山形可类鸡。向风疑欲斗，带雨似闻啼。蔓织青笼合，松长翠羽低。不鸣非有意，为怕客奔齐。”[3]314诗人在题目下注曰：“（鸡公帻）去褒城县二十里。”[3]314由韦注可知，“鸡公帻”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离兴元府的治所称得上是近在咫尺。
五代时期的文人士子，在汉中兴元府稍作停留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往往会选择继续南下赶路，由兴元府折向西南方向沿金牛道、剑阁道，经利、剑、绵、汉四州抵达成都府。这条由关中褒斜路、骆谷路交汇于兴元府而后折向西南金牛道、剑阁道所构成的交通路线图，是唐五代时期中原文人出蜀入蜀的陆路交通大动脉。金牛驿正当入蜀的咽喉总孔道，唐末诗人胡曾《金牛驿》诗云：“山岭千重拥蜀门，成都别是一乾坤。五丁不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并吞。”[5]2545李商隐入蜀时经金牛驿亦赋诗云：“楼上春云水底天，五云章色破巴笺。诸生个个王恭柳，从事人人庾杲莲。六曲屏风江雨急，九枝灯檠夜珠圆。深惭走马金牛路，骤和陈王白玉篇。”[5]2091
利州辖区内的入蜀险恶路段有“九井”“五盘”（七盘）、“漫天岭”“深渡岭”，沿途亦有著名的驿站筹笔驿和嘉陵驿。入蜀古道的“九井”之险，陈鹏在《九井滩记》一文中有描述：“九井滩有大石三，其名鱼梁、龟堆、芒鞋嘴，参差相望于波间，操舟之人力不胜舟，而辄为石所触，故抵于败。”[6]利州境内的“五盘岭”或“七盘岭”之险，诗人杜甫也曾赋诗云：“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余。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5]782关于“五盘”的得名缘由，杜甫在《五盘》诗题下注云：“七盘岭在广元县北，一名五盘，栈道盘曲有五重。”[5]782由“五盘岭”沿嘉陵江西南行，便来到著名的“筹笔驿”，此驿的位置所在据《舆地纪胜》记载：“筹笔驿，在绵谷县，去州北九十里，旧传诸葛武侯出尝驻此，唐人诗最多。”[7]4736利州境内的“大漫天岭”“小漫天岭”“深渡岭”亦是入蜀古道中必经的险恶路段，唐末诗人罗隐入蜀时留题《漫天岭》诗云：“西去休言蜀道难，此中危峻已多端。到头未会苍苍色，争得禁他两度漫。”[5]2626又，五代前蜀时，后主王衍不顾群臣劝阻执意北巡耀武，他的随从队伍浩浩荡荡“从驾兵至绵、汉至深渡，千里相属”[8]667。利州“嘉陵驿”在州治绵谷县境内，五代文人张《题嘉陵驿》诗云：“嘉陵路恶石和泥，行到长亭日已西。 独倚阑干正惆怅，海棠花里鹧鸪啼。”[5]2783诗人张深感嘉陵江畔的蜀道艰险，一路行来崎岖泥泞疲惫不堪，故而在嘉陵驿站独倚栏杆悲伤日暮，情绪低落。
由利州益昌县西南行，渐渐进入了艰难险峻的剑阁古道。五代时期，利（州）、剑（州）之间的“白卫岭”地势险峻、野兽出没、虎豹横行。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云：“圣朝未克蜀前，剑、利之间，虎暴尤甚。白卫岭石洞m，虎名披鬃子，地号税人场。”[9]又，五代文人王仁裕跟随王衍北巡途中经过“税人场”时遭遇了恶虎的袭击，据诗人《王氏闻见录》记载：“蜀后主王衍……至剑州西二十里以来，夜过一m山。忽闻前后数十里，军人行旅，振革鸣金，连山叫噪，声动溪谷……（王衍）其乘马忽咆哮恐惧，之不肯前……迟明有军人寻之，草上委余骸矣。”[10]5839事情过后，蜀主王衍不仅不采取防范措施汲取教训，反而命令臣僚赋诗取乐同题唱和。王仁裕《奉诏赋剑州途中鸷兽》诗云：“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大朝除患难，惟余当路食生灵。从将户口资量冢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11]284文人李浩弼《从幸秦川赋鸷兽诗》亦云：“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庸人穷独固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秣杀他。”[11]839
剑州辖区内的剑门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雄关之美誉。王衍君臣巡幸于此迭相唱和，王衍《题剑门》诗云：“缓辔逾双剑，行行蹑石棱。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矜。回看城阙路，云叠树层层。”[11]883佞臣韩昭《和题剑门》诗云：“闭关防老寇，孰敢振威秣。险固疑天设，山河自古凭。三川奚所赖，双剑最堪矜。鸟道微通处，烟霞锁百层。”[11]839文人王仁裕《题剑门》亦云：“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棱。李杜常挨托，孙刘亦恃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峦蔽几层。”[11]280
五代时期，绵州辖区内罗江县有蜀道屏障白马关。白马关是遮蔽西川和成都平原的一个重要的雄关隘口。按，距白马关四十里的地方有罗江驿，唐彦谦入蜀时赋诗《罗江驿》云：“数枝高柳带鸣鸦，一树山榴自落花。已是向来多泪眼，短亭回首在天涯。”[5]2653绵州白马关与汉州德阳县的鹿头关相对而立，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又西南十里至白马关，与德阳县之鹿头关相对。核之里数，盖一关之东西口，分属两州县耳。”[12]
汉州的鹿头关非常出名，郑谷《蜀中》诗云：“马头春向鹿头，远树平芜一望闲。”[1]310汉州的治所雒县近郊又有金雁驿，韦庄《汉州》诗云：“北侬初到汉州城，郭邑楼台触目惊。松桂影中旌旆色，芰荷风里管弦声。人心不似经离乱，时运还应却太平。十日醉眠金雁驿，临岐无限脸波横。”[3]373韦庄诗中的“金雁驿”之得名源自流经汉州城郊的雁江，据《方舆胜览》记载：“雁江，在雒县南，曾有金雁，故名。”[13]经过汉州之后再也没有险恶的关口隘路，抬眼远眺是一望无际的川西成都平原。唐五代时期，成都府辖区的新都县有“天回驿”，该驿站颇为出名。五代前蜀时，徐氏太后太妃二姊妹曾随王衍巡游于此，顺圣徐太后《题天回驿》诗云：“周游灵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暂得行。所恨烟光看未足，却驱金翠入龟城。”[14]翊圣徐太妃继而同题唱和诗云：“翠驿红亭近玉京，梦魂犹自在青城。比来出看江山境，尽被江山看出行。”[14]
唐末五代时期，山南西道境内的大巴山横亘东西，将整个山南西道分割为南、北两部分。五代入蜀文人在汉中兴元府稍事休憩之后，其中一部分人经兴元府沿大竹道（米仓道）一路崎岖南下，最后抵达山高水恶、丛林密布、人烟罕至的巴中或巴东地区。
五代时期，不仅文人士子、许多行人商旅亦经常往返于大竹（米仓）古道，他们翻越大巴岭、小巴岭、孤云山、两角山、米仓山，往来于兴元府与巴子古国之间。文人王仁裕多次行经此道，其笔记小说《玉堂闲话》描写路途特征为“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绠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沉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10]1899。大竹道上的孤云山、两角山为行人商旅所必经的险恶路段。孤云、两角二山人烟罕至、山势险峻，王仁裕曾将豢养的宠物“野宾”放生于此，据《王氏闻见录》记载：“王仁裕尝从事于汉中，家于公署。巴山有采捕者，献猿儿焉。怜其小而慧黠，使人养之，名曰野宾……使人送入孤云两角山，且使系在山家，旬日后方解而纵之，不复来矣。”[10]5851王仁裕为此赋诗二首，其《放猿》诗云：“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惬白云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彻晓吟。”[11]284诗人飞驰想象，设想猿猴“野宾”回到大自然后的种种逍遥情状。又，王仁裕《遇放猿再作》诗云：“筅l羟昂核滨，饮猿连臂下嶙峋。渐来子细窥行客，认得依稀是野宾。月宿纵劳羁绁梦，松餐非复稻粱身。数声肠断和云叫，识是前时旧主人。”[11]284根据诗意，足见诗人与宠物“野宾”之间的感情深厚，“野宾”放生数年之后，依然能够辨认出它曾经的主人。二、巴蜀地区的水路交通与五代文人的迁徙流转态势长江水路是连接巴蜀与荆湘、吴越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五代时期的长江水路，自成都出发历眉、嘉、戎、泸、渝、涪、忠、万、夔等州府奔腾出峡，地志书《太平寰宇记》引韦庄《峡程记》称：“泸、合、遂、蜀四郡，皆峡之郡。” [15]又，《舆地纪胜》云：“涪（州）于三峡，最为要郡。”[7]4526五代时期，夔、忠、渝峡路，地当巴中与荆楚地区的交通之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夔州城南的瞿塘峡亦名广溪峡，为三峡之首。《资治通鉴》记载前蜀立国之后：“峡上有堰，或劝蜀主乘夏秋江涨，决之以溉江陵。毛文锡谏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怀天下，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乎！蜀主乃止。”[8]606巴东夔州峡口，不仅是前蜀王朝与荆南政权长期殊死争夺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文人士子东向入楚、漫游吴越以及西向入蜀、锦江步月的交通总枢纽。如天复二年（902年），诗僧贯休溯江入蜀，其诗歌作品《三峡闻猿》即写于入峡的途中。贯休沿三峡水路溯流西上，秋天抵达渝州，写有诗歌作品《秋过相思寺》。按，相思寺即缙云寺，在渝州缙云山上，据《蜀中广记》云：“缙云寺，即古相思寺也。以此山有相思崖生相思竹……而得名。”[16]五代r，荆楚文人欧阳彬早年“落魄街市，歌伎酒徒，无所不狎”，后来适逢“西川图纲将发，（欧阳彬）得歌伎所分资，求为纲吏仆夫，纲吏许之，遂入成都，献《万里朝天赋》”[17]779。又，五代文人张格逃难入蜀时，从长安出发南奔渡过汉水“由荆江上峡，入成都”[17]603。后蜀元老重臣李昊在亡国后，随后主孟昶入宋归顺，《十国春秋》记载他：“国亡，随后主降宋……亲属乘舟，自峡江，下至夷陵。”[17]774又，诗人郑谷于五代战乱之际寓居夔州，《峡中》一诗就形象地描写了作者当时羁旅漂泊的孤独况味：“万重烟霭里，隐隐见夔州。夜静明月峡，春寒堆雪楼。独吟谁会解，多病自淹留。往事如今日，聊同子美愁。”[1]193
五代时期，山南、剑南的巴中地区水路交通十分便利，涪江、渠江、沱江、嘉陵江等在此汇聚，故该地常可以看到文人士子泛舟出没的身影。如诗人韦庄曾沿嘉陵江一路南下，《两宋名贤小集》引韦庄《蜀程记》记载诗人“入嘉陵道上，如行青萝帐中”[18]；又，诗人郑谷《舟次通泉精舍》描写其舟船劳D的水路行程，诗云：“江清如洛I，寺好似香山。劳倦孤舟里，登临半日间。 树凉巢鹤健，岩响语僧闲。更共幽云约，秋随绛帐还。”[1]108按，梓州东南六十里至射洪县，东临涪江水，有梓潼水自东来会。又东南六十五里至通泉驿。又，诗人郑谷舟行过渠州时，创作了《渠江旅思》一诗，云：“流落复蹉跎，交亲半逝波。谋身非不切，言命欲如何。 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1]92按，渠江为嘉陵江的支流，其源头出自万顷池，渠江县因此得名，唐五代时属渠州。此外，前蜀乾德二年（920年），王衍北巡行幸时，由利州沿嘉陵江南下阆州“龙舟画舸照耀江水”，蜀主王衍于龙舟之上“自制《水调・银汉曲》，命乐工歌之”[19]。嘉陵江流经利、阆二州，再南下经果州、合州、渝州等汇入奔腾东流的长江，足见嘉陵江是连接山南和剑南地区的重要水路交通主干线。三、地理交通视角下巴蜀文人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唐末五代堪称乱世之秋，中原文人纷纷避乱于蜀。流寓在巴蜀三川大地上的文人士子自成群落，他们深受政局动荡变化的影响，大多在家国危亡之际入蜀避难又在时局好转后离蜀而去。他们好似贸然闯入蛮荒的巴蜀地区的不速之客，以其根深蒂固的异样眼光打量着巴蜀三川中的一切。巴蜀地区的自然风光、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在他们眼中是神秘的、陌生的甚或是可怕的。这些寓蜀文人深受发达的中原文化的浸润，他们对川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认知比较肤浅，通常带有某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
唐末季世，虽然大量文人滞留在异质多元的巴蜀地域文化环境之中，可他们根深蒂固的家国思想、思维定势和情感理念，使他们对巴蜀文化的认同在心理上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隔膜之感。寓蜀文人的心头总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沦落天涯的伤悲阴影，他们魂牵梦绕的永恒话题是朝思暮想的家乡，他们眼中的巴山蜀水总是带有凄迷神伤的色彩基调和哀怨无端的情感意绪。
唐末五代之际，流寓巴蜀的文人士子对他们侨居异乡的身份处境念念不忘。他们的诗歌作品常笼罩着炽热浓烈的故国乡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莫把他乡作故乡。如诗人郑谷旅蜀半纪有余最终选择离蜀远去，其诗作《兴州江馆》云：“向蜀还秦计未成，寒蛩一夜绕床鸣”[1]223，《通川客舍》亦云：“奔走失前计，淹留非本心”[1]96。郑谷此类作品真实细腻地反映了诗人在唐末乱世中进退维谷的苦闷心态和走投无路的彷徨处境。他流寓西南巴蜀时，“啼痕”“泪眼”“愁容”等意象频繁出现在其作品中。如“所向明知是暗投，两行清泪语先流”（《游蜀》）[1]302；“海棠风外独沾巾，襟袖无端惹蜀尘”（《蜀中春日》）[1]301；“流落夜凄凄……离肠赖酒迷”（《锦浦》）[1]405；“哀荣悲往事，漂泊念多年”（《巴z旅寓寄朝中从叔》）[1]37；“独吟谁会解，多病自淹留”（《峡中》）[1]193等。诗人崔涂漂泊川蜀羁危万里时内心充满对故土乡园的无比思念：“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怀才皆得路，失计自伤春。清镜不能照，鬓毛愁更新。”（《蜀城春》）[5]2682更让崔涂悲怆哀怨情何以堪的，是在巴山蜀水的凄凉之地迎来了除夕之夜，其《巴山道中除夜书怀》云：“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春。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哪堪正漂泊，明日岁华新。”[5]2686文人黄滔于唐僖宗中和年间入蜀，其描写羁旅巴蜀的诗歌作品令人读后倍感凄凉，如《退居》云：“老归江上村，孤寂欲何言。世乱时人物，家贫后子孙。青山寒带雨，古木夜啼猿。惆怅西川举，戎装度剑门。”[5]2787又，诗人吴融于唐昭宗大顺年间进入西川韦昭度幕府中任职。吴融寓蜀三年戎马倥偬，其诗歌作品笼罩在凄楚怆怀的故国乡愁中，所谓“平门桥下水东驰，万里从军一望时。乡思旋生芳草见，客愁何限夕阳知”（《赴职西川过便桥书怀寄同年》）；“二年征战剑山秋，家在松江白浪头。关月几时干客泪，戎烟终日起乡愁”（《坤维军前寄江南弟兄》）[5]2722等。
唐末流寓巴蜀的文人士子感念故国自伤飘零，川蜀大地独特的自然风光在他们眼中是艰险、异样或可怕的；巴蜀地区新奇壮丽的自然地理环境，在他们的眼中或笔下亦是蛮荒朴陋、于世隔膜的。如郑谷作品中的“巴山”“瘴雨”“穷巴”“蛮烟”等景物意象，构成了诱发诗人异域乡愁的不二媒介，如“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渠江旅思》）[1]92；“巴山偶会遇，江浦共悲凉”（《颜惠詹事即孤侄舅氏谪官黔巫舟中相遇怆然有寄》）[1]59；“黄鸟晚啼愁瘴雨，青梅早落中蛮烟”（《将之泸郡旅次遂州遇裴晤员外谪居于此话旧凄凉因寄》）[1]298等。唐末诗人李洞流寓巴蜀时，写有许多描写川北山区交通条件险恶艰危的作品，如“风卷坏亭羸仆病，雪糊危栈蹇驴行”（《乙酉岁自蜀随计趁试不及》）[5]2847；“度关云作雪，挂栈水成澌”（《送龙州田使君旧诗家》）[5]2844；“云明天岭高，刺郡辍仙曹。危栈窥猿顶，公庭扫鹤毛”（《送卢郎中赴金州》）[5]2840等。又，唐末寓蜀诗人张《送人归南中》云：“有家谁不别，经乱独难寻。远路波涛恶，穷荒雨路深。烧惊山象出，雷触海鳌沉。为问南迁客，何人在瘴林。”[5]2779蜀中成都花木众多海棠鲜妍，诗人崔涂中和年间入蜀，他对映入眼帘的海棠花却视而不见：“海棠花底三年客，不见海棠花盛开。却向江南看图画，始惭虚到蜀城来。”[5]2686“海棠花底三年客”可知崔涂在蜀中流寓时间达三年之久，身在众芳喧艳的烟花锦城，内心却依然固守对乡园故国的深情眷恋，诗人只不过在回眸往昔时感慨良多，“始惭虚到蜀城来”留下了一个不完美的缺憾。
四、结语
综上，以交通文化地理的独特视角对五代巴蜀文坛进行审美观照，可以看出巴蜀地区岩阁栈道、高山滩川、溪流纵横条件下的陆路和水路交通地理，对蜀地文人的迁徙流转生态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巴蜀三川大地的生新蛮荒的自然地理环境，域外文人迁徙流寓的输血再造，以及不同文化版块之间的交流碰撞，最终形成了风神秀逸、绚丽多彩、别有洞天的五代巴蜀文学。本文以交通文化地理的独特视角考察五代巴蜀文人的迁徙情状及文学创作生态，试图为当今学人进一步认知、解读、重构和再现异质多元、波浪壮阔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版图，提供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甚或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启迪。
参考文献：
[1]郑谷.郑谷诗集笺注[M].赵昌平，黄明，严寿澄，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1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11.
[3]韦庄.韦庄集笺注[M].聂安福，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沈清崖.陕西通志：第11卷[M]//文渊阁四库全书.清乾隆刊本.
[5]林德保，李俊，倪文杰.详注全唐诗：下册[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7.
[6]朝天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元市朝天区文史资料・朝天记胜[G].朝天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1：297.
[7]王象之.舆地纪胜：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2.
[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4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0.
[9]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00.
[10]傅璇琮，徐海荣.五代史书汇编：第10册[G].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11]李调元.全五代诗：下册[M].何光清，点校.成都：巴蜀书社，1992.
[12]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5：897.
[13]祝穆.方舆胜览[M].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967.
[14]何光远.鉴诫录校注[M].邓星亮，邬守玲，杨梅，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112.
[15]乐史.太平寰宇记：第4册[M].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1742.
[16]曹学.蜀中广记：第17卷[M]//文渊阁四库全书.清乾隆刊本.
[17]吴任臣.十国春秋：第2册[M].徐敏霞，周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陈思.两宋名贤小集：第116卷[M]// 文渊阁四库全书.清乾隆刊本.
[19]王文才，王炎.蜀杌校笺[M].成都：巴蜀书社，1999：165.
The Literary Ecology in the Area of Bashu in the Five Dynas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Traffic
SUN Zhent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Jining Normal University， Wulanchabu 012000，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Bashu literature had quite different genres and throve. The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mixed with each other and formed new ones. From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to the Five Dynasties， many literati moved to Shu to avoid the disturbing and lasting wars in the central China. On the way to Bashu there were lots of passes， plank roads， bending rivers and steep mountains， which inspired literati to do their creative works during their travelling and affected their migration. Educated by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China， the literati who migrated to Shu were not willing to accept the strange， old and uncivilized culture in Bashu deliberately or unconciously. The uncertain life of the literati who migrated to Shu and their sorrowful opinions on the culture in Shu deeply infulenced aesthetic values and literary creation styles of the Bashu literary cicles in this period.
蜀道难原文范文4
【关键词】巴蜀地区 审美文化 特征 发展
巴蜀地处长江上游，主要为四川盆地极其附近地区，即今四川、重庆一带、陕南、黔北、昭通、鄂西等地，民族主要包括有汉、藏、彝、苗、回等。而巴蜀文化以其极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特点，兼容了东西南北文化，并且具有丰富的物产资源。经过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各个朝代的发展，构成了中华文明极其富有地域特色的一个重要区域。使其地理具有神奇、多样、向心、交汇等特征，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一、巴蜀文化的定义
近年来考古新发现证明：巴蜀地区乃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重要发祥地。著名考古学家和巴蜀文化专家林向教授认为巴蜀文化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巴蜀文化”：以大约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由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极其邻近地区的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的西南地区的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在中华文化中影响至深，前后延续上千年。
“广义的巴蜀文化”：从古至今包括四川省和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区在内的整个地区将各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题的文化的总汇。
二、巴蜀文化的特征
对于巴蜀文化的特征，在学术上有三种认为：第一种认为，是四川社科院刘茂才和谭继和先生认为巴蜀文化具有开放性、整体性、开创性与完美性结合；第二种认为是谭继和先生个人认为巴蜀文化是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神妙的心灵世界；第三种是四川大学的罗志田教授认为巴蜀文化具有包容性，在当时时期表现为文风很盛，具体体现在易学、周易之学、道学之发达。袁庭栋教授也认为巴蜀文化是移民文化，它兼容包容了其他文化所没有的特征。
秦汉时期可以作为巴蜀文化的转型时期，巴蜀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经过秦汉时期融合在一起，秦并巴蜀，移民入川加快了巴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巴文化和蜀文化共同汇入了中华文化之中，巴蜀文化具有它的特殊性，同时也具有与中华文化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在巴蜀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的说唱俑，说唱俑形态憨态可掬、圆润可爱，一张脸上笑呵呵；商代晚期的太阳神鸟金饰以及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和青铜神树都反映出巴蜀文化之地的繁荣昌盛，经济上更是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而不同时期的文物各种表现可以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与时代背景，巴蜀之地的文化更能说明巴蜀是文化的聚集地，更相互印证了巴蜀的审美意识产生以及对其后来是巴蜀文化审美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巴蜀审美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
巴蜀地区经过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是风光秀丽的天府地区。并具有生态文化之美与历史文化之美。人杰地灵，是文化巨人的故乡也是英杰伟人的故乡。
“自古文人多入蜀”，唐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大批文人义士都曾云集在此。李白曾在《蜀道难》中写道：“噫吁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蜀道是多么的高军雄伟，难于攀登。而诗圣杜甫也曾在《成都府》中表达了他初到成都时喜忧交集的感情。
1、人
巴蜀地区人杰地灵，融合了各个民族文化与民族风俗。不同地区的人在这里生根发芽，融会贯通，使更多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风俗以及不同的民族与巴蜀本身的文化民族风俗交融碰撞。清朝有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到四川的运动――湖广填四川。而这次人口迁徙活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四川盆地这个聚宝盆，使巴蜀文化体现出移民文化为载体所表现出的兼容性而表现出的多样性和交汇性特征。巴蜀文化应当属于移民文化。
2、教
据史籍记载，巴蜀是道教的发源地，道教的创始之地就在巴蜀。道教由巴蜀之地产生经由其发展。古代巴蜀也经由道教的发展被蒙上了独特的宗教文化色彩。而后来在巴蜀发展起来并影响深远的佛教，是经过传播进入西南最富庶的地区巴蜀。佛教在巴蜀的传播较为广泛，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由南北交错传来遍及巴蜀及各个地区。给巴蜀的历史文明带来了源远的影响。
3、俗
川剧是巴蜀地区很重要的象征，川剧是巴蜀地区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情感价值、经济价值的文化瑰宝。变脸更是川剧的独特技艺。变脸是以巴蜀地区独特的民俗为基础，通过对人物的深度剖析而进行的艺术创作。而如今，川剧正处于消逝的危险之中，我们希望能够重视以及保护这项重要的文化遗产，让它在以后的日子里得到继承和发展。
笔者认为巴蜀文化的特征是由于它独特的生存环境、文化载体、精神个性以及独特地理文化造成的特征。使它具有兼容性，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想法个性的兼容性。它的开放性，由于巴蜀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对巴蜀文明的产生、发展、演变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它包于山中，却又开放于世。巴蜀地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对整个中华地区的文化、历史以及发展变迁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总而言之，从古至今各个时代潮流以及历史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使巴蜀审美文化具有了现在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林向.“巴蜀文化”辩证[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蜀道难原文范文5
一、诸葛亮北伐战术受制于
蜀汉地理交通条件
诸葛亮北伐进取祁山（今甘肃礼县东）之初异常顺利，曹魏的南安、天水、安定（今甘肃省陇西、天水、镇原）三郡很快叛曹降蜀。魏国朝野惊恐，此时，蜀军占据着明显的上风。面对如此大好战机，诸葛亮却开始犹疑不前。据裴松之注引《袁子》，诸葛亮初出兵时行动缓慢，驻屯时营寨前后交错重叠，三郡向蜀汉投降，蜀军也没有进兵决战。在诸葛亮的迟疑中，魏国大军迅速赶到陇西（今甘肃陇山以西地区），三郡很快被收复了，蜀汉军队失去了占领三郡的绝佳战机。孙子说：“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孙子・谋攻篇》）主帅的疑惑会造成整个军队疑虑，从而扰乱军心，失去胜利的机会。诸葛亮有这样的战术表现，关键性因素在于“亮始出，未知中国强弱”。
蜀汉驻军的汉中地区与曹魏控制的关中（函谷关以西，长安附近地区）之间，横贯着雄壮的秦岭山脉。蜀汉固然可以据险自守，然而崇山峻岭也造成交通阻隔、消息闭塞。当时刘备去世不久，蜀汉几年都没有军事动作。曹魏方面以为蜀汉争荆州大败之后，无力向东进取，便放松了对蜀的戒备，在关中地区的防守兵力不多，主将也比较平庸。但是，诸葛亮不能探知敌方详情，因此不敢积极进取战斗，乘胜追击，进而控制陇右。从表面上看，是诸葛亮的战术不当导致蜀军失去了获胜的先机。然而，其根源却在于“未知中国强弱”，蜀汉军才会“疑而尝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而且，这一问题还对蜀军造成深远影响，行动迟疑、临机不能决断，基本成为诸葛亮战术的一贯表现。诸葛亮多年的敌手司马懿评价：“亮虑多决少。”（《晋书・宣帝纪》）
诸葛亮的战略选择还透露出蜀汉的人才战略特点。人们一向忽视蜀汉的人才地理因素。“蜀兵轻锐，良将少”，蜀汉人才短缺也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蜀汉政权确立前夕，天下有志之士人心未定，竞相观望，有归附刘备集团共图大业的考虑。后来，刘备急于在成都称帝正名，没有采纳刘巴暂缓称帝的建议，以致“示天下不广”。一方面，当时天下分为九州，而蜀汉仅仅占据一个益州（今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一带），战士人民也只占天下的九分之一。虽然益州号称国富民强、物产丰富，但总体资源与中原地区相比毕竟十分有限。另外，益州地处边远的西南，距离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河洛地区关山阻隔，交通困难。蜀汉偏安一隅首先是地理格局，而且这一地理环境限制了蜀汉政权的政治格局，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所以，蜀汉政权确立后“远人不复至矣”（《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蜀汉偏安一隅的政治地理形势，限制了其他广大地区人才向巴蜀流动。而“良将少”也加重了蜀军孤陋寡闻，“蜀僻陋一方”与“才少上国”内在包含着互为因果的联系。
蜀汉一向依赖四方天险屏障的地理优势与曹魏抗衡。曹操曾亲自率兵出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秦岭），与蜀汉争夺汉中，刘备“敛众拒险”而守，曹操也无所作为，只得回师长安。然而，正是在汉中争夺战之后，曹魏改变战略，将蜀汉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其被动的劣势。曹操放弃汉中，将防线收缩至关中长安、陈仓（今西安、宝鸡）一带，牢牢控制住关中防线，从而对蜀汉形成严密的包围与巨大震慑。为了突破曹魏的围堵，蜀汉不得不连年用兵。但秦岭险阻，运粮困难的弊端就成为蜀汉欲罢不能、愈演愈烈的劣势。秦岭天险对蜀汉的意义实际上是双重的，既可以成为一道天然的御敌防线，也被曹魏用作驻防关中、围堵蜀汉的天然军事防御屏障。诸葛亮北伐苦苦纠缠在秦岭山麓南北，始终无法突破进驻陇右、关中地区。正如曹操所言，有了秦岭的环绕，汉中就像一座天然的牢狱，易守难攻固然不假，然而自身也被限制其中，无所作为，北伐多年“未能进咫尺之地”。所谓“南郑”为“天狱”，“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三国志・魏书・孙资传》），都成为蜀汉地理交通运输的不利条件。
二、诸葛亮“谨慎”战术受制于
蜀汉经济力量
诸葛亮在北伐之前做了战前的动员与准备。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兵南征，平息了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各郡的叛乱，并且在此地施行赋役制度，开发利用南中地区的经济潜力，为北伐征集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在此基础上，蜀汉整治军队，加强训练，为北伐做好准备。休整一年后，公元227年，诸葛亮向蜀后主上疏，坦陈北伐的战略意图：“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曹魏负责关中防务的将领叫夏侯。夏侯是魏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儿子，曹操的女婿，是一位缺乏军事经验和谋略的公子哥。诸葛亮与属下讨论作战方略时，魏延说：“夏侯既年轻软弱，又没有谋略，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利。请给我五千士兵，和五千后勤兵。我从褒中（今陕西汉中市西北）出兵，沿秦岭山麓东进，从子午道向北，十天以内直袭长安。夏侯见我忽然到达，必定会惊慌逃走。这样长安城里只剩下御史和京兆太守。敌军仓库与百姓的散粮足够我军食用。等敌方增援人马赶到，至少需要20多天。而您带大军从斜谷来，也一定可以赶到。这样的话，咸阳以西都在我军控制之下了。”
在秦岭之上，有几条沟通长安与汉中的横向谷道，从东向西依次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散关道（故道）。魏延主张从汉中西北出发，沿秦岭而东，先头部队从子午道直捣长安。子午道是连结长安与汉中的一条便捷而又险峻的通道。诸葛亮认为这个路线难行，太过冒险，否决了魏延的计谋。他的方案是从汉中出发，经由祁山，先攻占陇右（今甘肃陇山以西地区），再取得关中。这样更加稳妥，有十全把握。之后，诸葛亮率领大军向西行，进攻祁山，准备攻取陇右之后，再向东夺取长安。陇右不是关中的要害，不会引起曹魏方面的全力争夺，易于攻取。攻取陇右地区可以作为蜀汉西部的门户和屏障，而对关中形成包围、蚕食之势，不会有大的失败。他采取了一种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方针。
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奇谋”，表面原因是行军路线过于险要。实际上他有更深层的思虑，导致他无法选择这样的奇谋。蜀汉国力脆弱无法支撑后续战争，无力冒险，无力支撑正面抗战。魏延所献“子午奇谋”计划通过一次出兵而基本控制长安与陇右地区，可谓是大胆独特。孙子主张用兵的原则，贵在神速进取让敌人措手不及，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戒备不严密的地方，这样可以占领先机。魏延的策略体现了孙子“兵贵神速”与“出其不意”的精髓。诸葛亮最终没有采取魏延的策略，根本原因在于蜀汉国内不具有支持后续战争的潜力，即便如愿控制长安与陇右地区，然而又如何应对曹魏大军的争夺与反攻呢？奇正相生，出奇制胜还需要军事实力来保存和扩大这个战果。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曹降蜀之后，“三郡归降而不能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蜀军获得三郡，却苦于无力据守。蜀军仍需要与力量数倍于己的曹魏军队进行正面交锋。蜀魏战争的本质仍然是两国的军事实力的较量。而军事实力则依赖于国家支撑战争的潜在能力。
史称刘后主在位期间，“军旅屡兴”，虽然在公元224年下令“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然而只是战争间歇中的休整，而远远没有达到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的效果。公元225年，“丞相亮南征四郡”。又过了短短三年，诸葛亮就调集军队前往汉中，展开了大规模北伐的战前动员与筹备，228年北伐正式开始。公元232年，诸葛亮在黄沙（今勉县东）休整军队，发展农业，并练兵讲武。公元234年，诸葛亮就发动了第五次北伐。“师出历年，百姓疲弊”是蜀汉农业经济的基本状态。蜀汉土地荒芜，人民穷困，军队疲弱。诸葛亮说“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锦条）。蜀锦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手工业产品，东吴与曹魏都从蜀汉进口。但是蜀汉的军事经济完全依靠蜀锦贸易，可见，蜀军围绕军需进行屯田经济活动，对军事支持能力有限，农业经济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
军事实力依赖国家持续提供战略物资的经济能力。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国家的财力就会不断消耗，如果经济基础薄弱，财力必然捉襟见肘，最后导致战争的失败。诸葛亮的战略战术选择，与蜀汉国力衰弱有不可忽视的关系。诸葛亮北伐速战取胜的努力失败后，最后一次北伐做了持久战的准备，并且终于认识到军粮供给是战争胜利的首先问题。在公元234年，诸葛亮下令“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但是，此时距离曹魏最初屯田时间已经有整整38年了，双方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三、曹魏应对北伐的战略
以经济为基点
蜀汉北伐前后，曹魏历任三代的统治者（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睿），大体沿用了相似的战略与蜀军对峙。即以军事经济的优势取得对蜀汉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当年曹操放弃汉中，决定将对蜀汉的防线从汉中收缩至关中长安、陈仓一带。魏国将“守战之力，力役参倍”的用兵之弊端和压力留给蜀汉。魏国在自己统治区保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坚持与民休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所以，“数年之间，中国日盛”，而“益州疲弊”。这就是曹操应对蜀汉的深远策略。传统意见以为曹操放弃汉中而不入蜀是战略错误，非常值得商榷。
曹操制定策略的立足点在于双方的农业经济。曹魏不主动攻伐，而是专心务农，积极备战，保证军事经济优势。早在公元196年，曹操下令实行屯田制，曹魏的军事驻防区内基本都设置田官，积蓄粮谷。屯田制保障曹魏军队在征伐中，免除了军队分兵运粮的压力，屯田制成为曹魏的一项基本国策，并依赖这个条件取得军事胜利。“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曹魏屯田最初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实施过程中超出了供应军粮的范围，而是以屯田制为依托，发展农业生产，安定农业生产、生活秩序。政府组织分配田土、耕牛、维修水利。到建安中叶时，“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曹魏为社会弱势群体设立救助制度。《魏书》记载法令，国家负责养育12岁以下的孤儿、无劳动能力者、孤寡年高者、贫寒不能养活自己的人。年纪90以上的，免除劳役，一家限于一人。曹魏政权以法律形式保障了最底层人民的利益，也维护了农业社会的稳定。曹魏还非常重视发展教育。建安八年（203年），曹操下令在各郡国建立学校，在满五百户的县设置校官，提倡文献典籍研究，提升了民众文化素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魏文帝重申了与民休息、发展农业的国策，“今将休息，栖（刘）备高山”（《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发动后，魏明帝针对蜀汉军事经济上的劣势，看准了蜀汉国小民穷，国家支持战争的潜在能力不足的致命弱点。他重申、发展了曹操的战略：“坚壁拒守以挫其锋”，蜀汉“久停则粮尽”，曹魏自然可以“以逸待劳”而“全胜”了（《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著名的“曹魏三公”之一华歆，是参与魏蜀军事对抗历程的资深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向魏明帝上书《谏伐蜀疏》。他深刻指出，魏蜀两国的军事对抗的本质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他认为应对蜀汉北伐挑衅的最佳方案是：坐而待其毙。他如此气定神闲而又自信满满，是建立在“中国无饥寒之患”的坚实基础之上。蜀汉依仗的只有险要的地理与交通，然而曹魏的优势却是农业经济的富足与发展，“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曹魏只有保持这个优势不断上升，“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那么面对蜀汉的北伐挑衅，完全“可坐而待也”（《三国志・魏书・华歆传》）。从华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蜀魏战争的进程与结果最终要服从于农业经济。
蜀道难原文范文6
其一，事必躬亲，后继无人。诸葛亮终生不忘报答先主刘备的知遇之恩，惟恐他人不似自己尽心，于是夙兴夜寐，从国家大事到军营赏罚，无不亲自决断。司马懿曾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诸葛亮固然才智过人，但精力终归有限，过多的心思耗费在琐事小事上，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终于54岁时在五丈原撒手尘寰。由于诸葛亮生前亲力亲为，几乎没有考虑到接班人的培养，西蜀文武大臣已习惯于听命接令，将诸葛亮奉若神明、亦步亦趋，几无独当一面的能力，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危机，为西蜀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其二，赏罚不公，厚此薄彼。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劝诫后主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希望刘禅能赏罚公正分明，不致内外异法。然而诸葛亮本人却在赏罚中有厚此薄彼之嫌。他明知关羽会放跑曹操，却还是让他立军令状去带兵堵截曹操。事后对关羽放曹操又没有任何处罚，还不是因为关羽是先主的结拜兄弟。
其三，先入为主，固执己见。诸葛亮喜以自己好恶选人用人，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一旦对谁有成见，终生难以更改。魏延武勇有加，可诸葛亮一见魏延，即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原因仅是魏延脑后有反骨，要不是刘备说情，魏延恐性命难保。魏延忠心耿耿，为西蜀殚精竭虑，从未有叛逆之举，原本他是诸葛亮死后唯一能独当一面的将才，可诸葛亮死前煞费苦心地布下计谋，安排马岱斩杀魏延，自毁长城，加速了西蜀的灭亡。号称“吕布第二”曾纵横于西凉的虎将马超，虽然被冠以“五虎上将”这样的虚衔，但诸葛亮对其从无好感，一直不授予其兵权，最后马超在西蜀壮志难酬，郁闷而终。
其四，过度施压，不恤下属。诸葛亮一直以兴兵北伐、一统中原为己任，于是大动干戈，六出祁山，只可惜一统中原的任务对西蜀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诸葛亮对西蜀文官武将施加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导致他们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姜维受诸葛亮重托，要完成诸葛亮未竟的事业，于是九伐中原，耗尽蜀国国力而无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