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1
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农村精神文明的重要内涵是文化建设，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城乡贫富悬殊是我国当前一大待决难题，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提升；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地上农民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因此，建设新社会主义农村，要注重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
一、新形势下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
我国是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占80％。可以说，没有农村的乡风文明，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我们要站在新世纪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乡风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1、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提出我国到本世纪末要进入小康社会。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转变，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走上了致富之路。然而，解决温饱或实现富裕并不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个经济目标，又是一个社会发展目标，它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发展的概念。只有实现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同步增长，才算得上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水准。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在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广大农民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旧有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要求生活要富足殷实、居住条件要改善，更要求文化生活要丰富、健康水平要提高、社会服务设施要配套。所有这一切，不仅要求物质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决不能只顾物质的丰富而不顾精神的建设，从而延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房的前进步伐。
2、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从长远看，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把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
众所目睹，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显得尤为迫切。由于长期受到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一些农民还存在着封建落后思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对此，我们务必正视现实，在农村广泛进行以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乡风文明建设，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教育，使农民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提高科技文化素质，进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3、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农村安定稳定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可以说，农村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卓有成效，农村改革深得人心，农村政治稳定、人心安定。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乡风文明建设是离不开的，因此，我们更要始终坚定不移地以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为抓手，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产生的利益矛盾，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了解农民、关心农民，把农民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使农民切实从改革中得到好处，满足农民安居乐业的愿望，从深层面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保证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问题
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较之文明城市创建，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乡风文明的形成缺乏硬件。特别是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例如农村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篮球场24个，仅占城市的6％－20%；大部分农民缺少休闲场所也基本没有休闲意识，休闲娱乐几近空白，文化生活贫乏，精神生活贫瘠。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于乡风文明的基本要求相距甚远。
2、村常住人口发生改变，乡风文明建设主劳力缺失。莘口镇一名干部形容村里留守的常住人口为“3、6、9”人员，即三八妇女、六一儿童和九九老人等妇少老弱病残。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向城市就业转移，或打工或经商形成劳务经济，其劳务效益是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所在村经济的发展。但大量有文化的主劳力外移，不仅阻碍了村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还使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失去了主力军。
3、农村教育存在“空洞”，乡风文明的希望值降低。因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小孩一般留守随其祖父母辈生活，隔代抚养现象普遍。而祖父母辈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孙子辈的养育仅限于温饱和平安，学习成绩好坏无所谓，孩子缺少家庭辅导、家庭管教和家庭温暖。调研中乡镇学校老师普遍感到“留守”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难度增大。加上读书无用论不良思想的冲击，目前我市初中辍学人数较多，辍学率超标，辍学形势严峻。孩子自身厌学是辍学原因之一。有的乡镇辍学青少年集结城区拉帮结派“划片”从事不良活动，违法犯罪率呈上升态式。相对于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较好学校的市区居民而言，农村教育早已输在课堂之外的起跑线上，勤奋好学的农村学生只是农村中的为数不多的佼佼者。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没有文化的农村同样也是愚昧的，这与新农村建设基本内容的乡风文明是相悖的。历史造成祖辈没文化，当今父辈去打工，孙辈教育少，乡风文明的希望无处可托。
4、打牌现象普遍存在，文明乡风缺少形成氛围。据了解，农民闲暇时间除了看电视外，喜好打牌者比例较大。打牌易学，老少皆宜，不限时间，不择地点，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劳动间隙，三五成群席地而坐即可开战。极少数人不务正业，以抹牌为生；个别乡镇有固定点聚众大赌。因抹牌致贫、引起家庭矛盾和社会治安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小打小赌带来的好吃懒做等不良习气严重影响文明乡风的形成。
5、农村保障机制不够完善，贫困人口影响乡风文明。政府现有社会低保体系以及有关部门各类相关活动和载体覆盖面有限，在农村的覆盖率很低。相对于广大贫困弱势群体，只是杯水车薪，救急救不了穷。农村一些孤、老、弱、病、残、贫等弱势群体的处境一时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有贫困就不是真正的文明。
6、村容村貌长期脏乱差，乡风文明缺少必要条件。远乡僻村较少去且不论，只从近效村就可略见一斑。农民房前屋后随处可家畜家禽粪便和污水坑，村里无公厕，只有简陋的“旱厕”甚至随处大小便。村容村貌的脏乱差是乡风文明中一个长期存在较难解决的基本问题。
究其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二方面。一方面源于客观，主要在于农民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从事农业活动，家居生活环境较之以前大有改善，但对村路面上的污水坑和到处日积月累的垃圾司空见惯，村里的公共环境、公共卫生无人治理。另一方面源于主观。其一是基层有的领导干部把乡风文明建设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认为乡风文明建设是“软指标”，没有认真抓，农村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其二是党员干部示范不够。“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基层党员干部是群众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群众的思想行为的典范。基层党员干部思想、道德、行为、作风的好环直接影响着群众。其三是职能部门作用发挥不够。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突飞猛进发展，农民有了电视也对电影失去了兴趣，农村电影队“树倒猢狲散”。乡镇虽有文化中心，但设施简陋，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乡村级体育组织几近空白，有关部门组织的“三下乡”活动虽轰轰烈烈，毕竟每年只有一次。其四是资金投入不够。导致乡镇建设和中心村建设发展不快，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够；
、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1、增加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经费，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按省文明城市创建测评体系要求，把文明村镇创建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增加各项精神文明创建经费投入，使科教文卫体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专项资金投入增加的幅度与财政收入成正比增长。
2、实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化，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正常化。按创建标准把创建工作具体分解小项，成立项目组，明确责任人，建立考评制度，把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乡镇班子成员、单位负责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以联席会形式定期分块落实村（居）、所（站）、学校、部门的组织创建工作，使各项工作融入常年日常工作之中，成为和经济建设一样必抓的工作。在乡镇逐步推广城市创文明行业的做法，在“七所八站”建设文明窗口，列入绩效考评，树立主动为农民群众服务意识。以基层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文明服务行为向农民群众广告乡风文明。开展各种共建活动，村与邻近企业、部队、单位挂钩，联合改造共用村道或公路；联合开展联欢活动，增进联系，密切关系；联合设立治安联防岗点，实行24小时值班制，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禁止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有效治理封建迷信和恶习的同时，促进村民人际关系和谐；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双方资源，促进共建发展，推动乡风文明。
3、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弥补农村教育“空洞”。学生的文明行为直接影响村民的文明行为，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后来人”。我市农村青壮年外出导致留守学生的大量存在，客观上使学校成为“留守”学生成为“问题生”。学校是孩子最主要的受教育场所，对留守学生尤其重要。在职责上责任上要求村校必须切实落实县政府相关规定，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和控辍保学机制。除对孩子正常教学外，应辅之更多的关爱，弥补孩子缺少的家庭辅导、家庭管教和家庭温暖。切实落实县政府关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规定，杜绝因贫辍学现象。同时，加强基层关工委工作，动员更多农村“五老”加入与青少年结对子的队伍中来，帮助青少年学生坚持学习、健康成长。
4、建立一支乡风文明建设队伍，立足乡村建设文明乡村。应该尽可能恢复农村瘫痪的一些文化组织，发挥作用就一定会有成效。如：文化站、电影队、体育协会、村文化室等，并对相关文化人实行归口管理，防止名存实无。市有关部门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应由“活动”向长年化过渡，利用基层站所，就近指导就近服务农村、农民。同时，选准活动载体，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工作，整合民间艺术资源，花灯、武术、乐队等组建成几支常年活跃在民间的特色群众文艺队伍，“农民演给农民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通过乡镇农体协组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门球、象棋等业余运动队和村级有传统特色的秧歌队、舞狮队、拳术队、铜管乐队、农民艺校等，坚持常年开展活动，提高农民群众参与率，以量取胜，打牌的人然会减少，形成乡风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注重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动员和鼓励一部分在外打工先富起来的农民“精英回流”回乡办厂，让这部分人也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带动文明乡风的形成。
5、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做文明乡风的先行者。建立和完善镇村两级议事规则，配套制定党政班子成员目标责任考评管理办法、机关干部岗位工作管理办法、村主干考核管理办法等系列量化考评激励机制，促进干部带头。推行流动办公、村校协作、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一系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制度和发展党员事前公示制度、驻村记事备案登记制度、干部联系卡制度等经验，接收群众监督，带动乡风文明。
6、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活动，为乡村洗出一张文明“脸”。以创建文明村镇为载体，组织开展整治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生活环境公益活动，发动群众义务投工、修路，清除污水沟，清理垃圾堆，有效整治农村长期以来脏乱差问题。有条件的村建议组建村级环卫队，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和村卫生公约，实行“七所八站”和集镇村分段包干镇区卫生的管理责任制，推行居民区门前卫生、绿化和秩序“三包”制度。或组建农村志愿者队伍，通过学校、妇联、老人协会等组织学生、妇女开展义务劳动，“自扫门前雪”，配合乡镇村开展“脏、乱、差”问题综合整治。或建立农户轮流保洁制度，适当补贴，逐步实现镇容村貌长效保洁。村民的文明习惯，也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养成与提高。
7、发挥农村“五大员”作用，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一抓“五大员”。由有关部门牵头组织对农村农民技术员、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协管员、计生协管员、乡村医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管员队伍状况进行普查建档，通过乡镇党校培训、支部培养、党员联系人帮扶等方式，把不是党员的"五大员"培养成党员；通过农函大、农广校等农业科技知识培训，把"五大员"中的党员培养成村里致富带头人；让"五大员"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党员致富能人列席村两委会议、参加公益事业建设、参与管理村组事务等，把"五大员"中的党员致富能人培养成村级后备干部。通过“五大员”影响、带动一方村民，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二开展活动。组织开展“美德在农家”系列活动，通过创星评户、建立功德榜、道德评议、评选“和谐农家”和孝亲敬老模范等形式，形成良好的乡风民风。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结合计划生育、家族观念、道德观念、邻里互助、公共卫生等内容，正确引导民俗活动，倡导移风易俗。三依托学校。制定和完善在学校落实全员德育，每一位教师“为人师表”首先做好德育实践者、学生良好品行的示范者和教育者，以“学生带文明回家”影响家长乃至村民的品行，促进乡风文明。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2
内容摘要：本文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建立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我国广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建设的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因素，广大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因此要把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建立路径选择
十七大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扩大农村公共服务，增加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具体行动；是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必然途径。在实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党和政府的基本职责和服务宗旨。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进行政府改革，提高政府绩效，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对于一个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量近70%的农业大国来说，在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日益突出并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因素的客观现实下，加快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1公共服务体制的内涵
所谓公共服务体制，主要是指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是由一系列彼此相互联系的关于公共产品与服务生产和供给方面的制度所构成的完整体系，主要包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即公共产品与服务应该和可以由谁来提供。实践证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并不总是能将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政府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多中心供给的制度安排，是公共服务改革的必然选择。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即应当向社会成员提供哪些公共产品与服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需求的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必须依据公共需求内容和结构的不断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即怎样向社会成员提供其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公共服务供给对象，即不同类型公共产品与服务主要和应当向哪些人提供。其中有面向所有社会成员，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全国性公共产品，也有面向某一地区或社区成员，仅使部分人受益的地方性公共产品，还有仅针对某类特殊人群的。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必须明确公共服务的受益对象公共服务监管机制，即如何确保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有效提供。尤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职能更要加强。
农村公共服务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市场不能提供或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内容涉及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广泛领域，既包括有形的产品，也包括无形的服务。
2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发展现状
公共服务是国家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具体指为社会提供的各项公共产品和服务。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多年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虽不断增加，但与城市相比，特别是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实际需要相比，有很大差距。随着信息技术、网络传媒的发展，经济性公共服务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主要差距体现在社会性公共服务上。和谐社会旨在和谐，缩小城乡差距是其根本目的之一。公共服务体制主要包含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供给方式、供给对象、供给监管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呈现出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政府转型的滞后，各级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缺乏深刻的理解和紧迫感，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而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公共服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矛盾，因此，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为全体公民提供充足有效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是新阶段解决社会矛盾的迫切要求。
（一）城乡财政投入的差距
公共财政的投入直接决定公共服务的质量。据相关资料统计，1990-1998年期间，国家用于农村的各项支出总和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为15%。而占全国总人口30%的城镇人口却使用了政府财政支出的50%。
（二）公共教育投入的差距
第一，城镇中小学生生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是农村的1.5倍，城镇中小学生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是农村的1.3倍。第二，减免农村中小学学杂费政策未出台之前，从学杂费占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看，农村普通小学生是城镇学生的2.5-2.6倍，普通中学生是城镇学生的1.2-1.3倍，高等教育农村负担更重。第三，从办学条件上看，无论是学校的固定资产，还是学校的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农村与城镇都有很大的差距。第四，农村从国家教育投入中的受益比城镇少，全国绝大部分的高校都设在城区，绝大多数国家重点中学、小学都在城镇，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城镇工作。
（三）城乡公共卫生医疗的差距
与城市和发达地区相比，广大农村及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人民面临着巨大的疾病风险和经济负担。从卫生支出绝对额看，城镇是农村的2.2倍；从医疗条件看，城镇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医疗病床数是农村的6.19倍，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是农村的1.85倍。农村的医院基础设施与城镇相比有很大差距。
（四）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比城市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还不完善，造成大病致贫返贫现象；养老保险几乎没有，造成普通农民负担过重，不仅要负担儿女的教育费用，而且要负担老人的疾病治疗和赡养费用。
（五）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差距
农村与城市、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集中体现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与城市的差距过大。长期以来，中央财政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投入了大量资金，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设施服务基本上靠农民自己投入，这就造成了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方面差距拉大。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的状况。在基础设施投入上，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农村的近6.89倍，政府预算内投资城乡差距是11.11倍。在基础设施和文化产品使用上，农村的公路建设，家庭拥有电视、电话、冰箱、电脑，以及文化法律保障等方面等与城镇相比差距巨大。
3建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的路径选择
农村地区公共产品匮乏、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因此，要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就应以向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在服务型政府的执政理念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引下，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此时是不断完善我国各项社会制度的关键时期。构建和谐，缓和矛盾，协调发展是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基本要求。要解决当前农村的相对落后状况，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建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的路径如下：
（一）构建公共服务相关法律体系
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为理念，是有限政府，必然也是法治政府。一切事物的执行以法律为准绳，构建相关的关于公共服务的法律体系，可以从法律的层面为公共服务提供法律保障。加大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可以让人民具体了解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以及范围，避免拥有公共服务权力的政府利用公共服务权有选择性的提供服务，进而产生不公正、不公平后果，同时滋生腐败，也可以让人民对政府的公共服务形成一个评价体系。目前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部分原因是由于公共服务不公造成的。相关法律体系包括相关法律问责制，公民代表参与公共政策（尤其是与公共服务有关的政策）的咨询建议制度等。
（二）推进行政管理改革且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我国在乡村实行乡村自治管理，村民委员会负责村民各项事务的管理和服务，并设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等职，在一般农民心中他们是“官”。我国的行政升迁制度对村的基层干部不起作用，乡村干部虽由村民直选，但受乡镇政府影响极大。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提供乡村的公共服务，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上传下达中央政策，处理村民纠纷等。但事实偏重“下达”功能，缺少公共服务功能。主要原因在于村干部升迁机制缺失，公共财政上自上而下转到村级手中，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人的自私性会导致村干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因此在推进行政改革过程中，建立健全村民监督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完善村干部管理制度，是促使村干部做好公共服务的关键。
（三）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
提出的“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请人民评判，让人民满意”，这四句话高度概括了服务的本质，公共财政是用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但必须做到公平公正，这样人民才会满意。缩小城乡差距有赖于公共财政向弱势群体倾斜。主要措施有：进一步进行税费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更依靠政府，加大对农村信贷投入，调整农民土地的征用政策，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等。
（四）完善农村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卫生体制
强调：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和卫生队伍建设。在谈到教育时，他说：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这突出了中央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完善农村教育制度关键在于调整农村教育结构，进一步免除农村中小学教育学杂费，改善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在于加大扶贫力度，健全农村养老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医疗卫生体制的关键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理顺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实施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加大农村卫生投入力度，扶持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公共卫生教育活动；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等。
除此之外，由于农民法律知识比较缺乏，文化程度比较低，要从根源上解决农村的落后状况，必须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充分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样，政府的功能才可以更倾向于划浆，而非掌舵，才更具备治理而非统治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政府才能提供人民真正需要的公共服务，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3
1.乡镇管理条块分割问题突出。
乡镇管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问题突出，县级政府以及乡镇政府双重管理部门较多，这导致各个组织部门各自为政，各项工作开展的立足点不是为了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而是追逐自身的利益，结果就导致乡镇管理协调难度大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到经济、文化、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工商、税务、农推、文化等机构之间通力合作，这样才能够有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反之则会拖累新农村建设。
2.乡镇政绩考核模式比较落后。
政绩考核模式存在误区也是乡镇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政绩考核的目的在于发现乡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改进，但是反观目前乡镇绩效考核基本上陷入了一个为了考核而考核的误区，数字出干部、数字出优秀成为了绩效考核的直接表现。在具体的绩效考核内容层面，新农村建设相关指标没有被纳入到乡镇管理范畴之内，乡镇考核基本上就是以经济考核为主，考核内容单一，考核方法落后，考核结构使用不足，对于新农村建设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二、乡镇管理改革中的困难分析
乡镇管理改革的必然性不言而喻，但是我国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却无一不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以及阻力，要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乡镇管理改革同样会遭遇到很多困难。
1.改革遭遇巨大阻力。
面对新农村建设给乡镇管理提出的更多要求，乡镇政府改革势在必行，但是也必然会遭遇到预料之内的巨大阻力，这些阻力处理利益阻力之外，还包括文化、理念等方面的阻力。利益阻碍是指在乡镇管理改革中可能受到利益损害的工作人员对于改革会进行的阻挠，文化以及理念层面的阻碍是指乡镇行政文化非常落后，带有严重的官本位、人治色彩，乡镇政府官员都是高高在上，没有树立以人为本、服务至上政府服务理念，而新农村建设要求行政文化的重塑，这意味着对文化阻碍必然乡镇管理改革。
2.改革遭遇动力不足困难。
从改革动力来看，乡镇管理改革缺少足够的动力，首先就是乡镇上级政府动力不够，在乡镇管理改革动力方面，基本上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存在动力层层递减的问题，出于种种考虑乡镇管理改革总是踯躅不前。其次是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滞后，其对于乡镇政府改革的推动力比较弱，经济发展是推动乡镇管理改革的重要动力，经济落后自然就会影响到改革动力。最后是农村公民社会尚不成熟，广大农村居民在公民意识、法制意识等方面都比较落后，村民自治水平比较低，这也影响到了乡镇管理改革的推进。
3.改革基础条件不够充分。
从乡镇管理改革基础条件来看，相关配套制度、措施的不具备同样给乡镇管理改革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乡镇政府改革涉及到多方面内容，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的孤立的工作，需要全面的做好的配套制度的改革，这样才能够为乡镇政府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反之在配套制度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乡镇政府改革的难度会大大增加，很难达到预期改革效果。乡镇管理改革基础条件不够主要表现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的不健全或者缺失，从而成为了乡镇管理改革的拖累。
三、乡镇管理改革的具体路径
在乡镇管理的改革的具体路径方面，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既是乡镇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乡镇管理改革的路径，乡镇政府在具体职能定位方面，要加快转变步伐，利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利契机，结合新农村建设具体要求与内涵，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提下，针对职能定位方面存在的越位以及缺位问题，有计划的制定职能转变路径。
2.完善管理考核模式。
在管理模式方面，需要根据新农村建设需要打破各个职能部门的割据情况，统一到新农村建设这一目标之下。在考核模式方面，则要将新农村建设内容纳入到乡镇管理考核中去，完善考核方法，确保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有序开展。
3.完善改革配套工作。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4
关键词： 梁漱溟 乡村教育思想 农村教育 新农村建设 有效途径
发达国家完成从城乡二元社会向工业社会结构的转化，一般都是通过科技投入和以教育为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都是把教育提在优先发展的位置，通过教育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以农村作为载体，积极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农村教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奠基性工程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应该把梁漱溟先生的乡村教育思想作为摸索的基点，找准农村教育的落脚点，积极探索农村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创新农村教育理念，把农村教育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强调了乡村的重要性，注重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他明确指出：“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事业兴起，才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动力；只有农产增加，才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所以，梁漱溟认为，改造中国必先改造乡村，改造乡村的关键是重视乡村教育。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旧中国不同，但中国问题的关键仍是在农村。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发展教育，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培养新型农民。
梁漱溟说：“要‘农民自觉’，‘乡村自救’，首先就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只要认识了上述道理，他们也就有了自救的热情;有了自救的热情，他们也就会有自救的行动。梁漱溟将农民对现实的自觉作为教育的初始目标，进而进行各种实用知识的灌输，这与我们今天的农村教育理念非常相异。但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农村教育”实践则是在农村进行的教育，办学体制、办学模式、管理方法及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都是用城市的一套，并没有反映农村文化的特点，实际上只是城市教育在农村的延续，定位于普通文化知识和升学的农村教育产生了很多问题。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观提出坚持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一体的理念，从邹平县乡农学校到后来的乡学、村学成功的案例说明，农村教育在改变落后乡村的面貌的过程中是大有作为的。发展农村教育，必须走与农业、农村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新的农村教育既要解决回乡务农、劳动致富、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又要解决引导农民走出农村、灵活就业、拓展发展的空间的问题。农村教育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核心，使广大的农村学生都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劳动生产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使每一个青壮年农民能接受不同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更新农村教育思路，把培养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教育的立足点
在教育中，梁漱溟十分强调对受教育者“德”的培养，甚至把对“德”的要求放在知识学问之上，要求受教育者要有良好的精神和道德素质。为唤起民族精神觉醒，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教员开设了“精神熏陶”课，在村学乡学开设有“精神讲话”课，要求教员们在努力使乡村人精神活起来上下功夫。梁漱溟认为要解决乡村的“精神破产”，“让乡下人活起来”，首先必须“启发农民的智慧，“让他认识古人的道理，让他看见前途”，“再则在人生实际问题上来给他点明”，从而使他变意志消沉为“乐生之心，进取之念”。只有这样，农业方可改良，合作社方可组织，各项建设方有可能。在他看来，精神自立才能进行自救行动，才能真正复兴乡村。梁漱溟的“精神陶炼”的教育价值论和教育方法论的意义是明显的。农村的主体是农民，农业的主人也是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总的来说，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是关键。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把教育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青少年的升学与就业培训结合起来，改变“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简单升学模式。为了使农民能够自觉，梁漱溟希望用教育来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其能够学会自主。与建国前相比，当今农村教育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农民素质仍普遍较低，文盲和半文盲主要集中在农村。由于法律、科技、政治等基本常识的缺乏，农民常常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譬如农民失地问题，当其土地遭到不合法的侵占时，很多农民不知道运用法律来维权。再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问题。为了体现基层民主，各地都在实行村委会直选制度，结果却出现了舞弊行为，其关键在于农民对选举制度的陌生，以及自主意识的淡薄。所以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引导农民学会学习，就如梁漱溟所说的：“教育不是教育你成功干什么，是教你更会受教育，教你学习更会学习。”因此培养新型农民可使农民学会自己学习，不断学习，以此促进农村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三、重塑农村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看到了乡村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农民文化教育水平对整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性，期望注重通过兴办农村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培养乡村建设和治理人才，建立起各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社会团体，促进农民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农民生活习惯的改变，推进农村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发展，推动农村乃至整个国家富强和实现现代化。这些系统改良的思想和做法，都可为发展现在的乡村管理和国家建设所吸收借鉴。在改进乡村教育中，他尤为重视成人教育。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试验时，在村学乡学所实行的广义的教育大体上以成年农民为主要教育对象，兼及儿童青年。梁漱溟的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符合实际的，尤其是他把乡村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把推广成人教育、重视习惯养成、推行社会改良、建设社会事业作为其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这些思想和实践活动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与今天农村教育改革思路和农村发展方向的精神实质是基本一致的，对现在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也具有借鉴意义。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时，梁漱溟按行政区划设学，分国学、省学、县学、区学、乡学及市(分行政院直辖和省直辖)学、坊学。在教育方式上，区学、乡学以社会教育为主，国学、省学以学校教育为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区学、乡学中儿童教育外，更重视对成人的教育。如此可使农业教育与农业社会并进、职业教育与职业社会并进，而非脱离社会改造谋农业或职业教育。
梁漱溟倡导的以社会为本位、以人为本位的大教育观具有其历史价值和重要作用。他再三强调乡村教育必须服务农村、服务农民。在农村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中，农村教育的不同类型承担了不同程度上的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的任务，农村教育中的成人教育应该承担积极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这份责任，对农村转移人员和培训同样应该责无旁贷，要进行有关城市职业的技能培训。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
四、让知识分子下乡，建立健全农村教育体系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是小城镇的发展，对劳动力的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使命莫过于提高5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逐步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将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才资源，发展农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高等教育体系，要注意农村教育改革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社会性，把农村教育改革放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全局中去考虑，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把经济发展、科技推广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安排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使其发挥最大功效，从而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农村改革的关键是人才战略。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指出农村问题的解决需要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使少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与多数的农民打成一片，合成一股力量，否则，“如果这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总接不上气，则中国问题永不得解决”。而要使这两部分人“接气”，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上层去接受下层，即革命的知识分子到乡间去，与乡间人接近而浑融”。藉此中国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知识分子下到乡村，就要通过教育的方式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即民众教育、乡村教育、社会教育，故乡村建设主要是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改造社会，由知识分子来引导，启发农民的向上精神，提高农民的素质，把农民纳入社会团体组织之内，培养他们的团体生活习惯和互助合作精神。当然，这种教育方式不能采取学校式的教育，而应以社会式的教育为主体，村学和乡学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化社会为学校，引导众人一齐向上学好，讲求进步。他还指出对知识分子切忌重才轻德，这也有现实意义。人才战略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重中之重。我们认为，目前促进人才向农村流动，能够做的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靠政府通过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广大人才向农村流动，满足农村的教育和科技需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吸纳更多的知识分子到农村来为新农村作出贡献，解决农村教师待遇问题，加强农村教师的培养和管理，使农村教师成为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非常有必要在高校开展理想教育，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工作。唯有如此，中国农村的发展振兴才有希望，中国的发展才有可能。
五、改革农村教育方式，实现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结合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倡导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大教育观，认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要“合流”，不能就教育论教育，这与我们今天农村教育改革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从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看，他的农村文化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理论不只是单纯地救济乡村，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自卫等多方面，并以乡村民众教育为其中心环节。他是怀抱着振兴中华民族的远大目标进行乡村建设和农村教育的。基于对中国社会和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梁漱溟指出，乡村所受的破坏尤其严重，所以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是救济乡村，但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则是创造新文化。正如他说：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或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概括地讲就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梁漱溟强调乡村建设不只是单纯的乡村救济或经济、政治和教育的建设，而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建设，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这正是其思想的精彩之处。不过针对当时的国情，他又说：中国现在已被破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不可。这一点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农村教育不从农村的社会实际出发，不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是没有前途的。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的农村教育改革，再三强调的就是农村教育必须树立起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大教育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梁漱溟大教育观的一种发展和继续。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表明，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上，必须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支持鼓励农村教育的发展，促进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实现农科教结合发展，农业要以科技为指导，而科技的传播和掌握又来源于教育，以教育为突破口对农村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改革。
虽然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综合建设是不彻底和不完全的，但说明综合建设对与中国农村是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必须走综合改革、综合治理的道路，以“两个文明”为指导，带动农村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综合发展、全面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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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5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新农村建设；农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3（c）-0094-01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氏认为，“西洋”是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西洋文化”涌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已被破坏，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了，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从而导致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故梁漱溟主张从民族、文化的改造出发，着眼于中国农村，力倡乡村建设。且梁氏于1931年~1937年在山东省邹平县进行了乡建试验，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一、乡村建设理论的缘起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梁漱溟始终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氏认为，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并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义来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农民”，它是中国固有的精神内核与西洋文化长处的沟通调和。
二、乡村建设理论的实践模式及其评价
在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方式上，梁漱溟主张师法古代乡约制度（其核心纲领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规，患难相恤”），实行村学乡学，以求“行政机关教育化”和“社会学校化”。主要方案有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求乡村的发达。总之，这些方案旨在实现“政教富卫”的合一。总体看来，梁漱溟的教育教育理念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举，科技文化教育与社会伦理教育并重。其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针对当时农村的具体实际，采用综合改革、综合建设、综合治理的方式对某一区域进行试验和实践，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只能获得暂时的、局部的效果，综合建设是不可能彻底、完全推广实行的。梁氏后来也不断地自我反思，他认为乡建运动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使乡村工作有行政化的趋势；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因为乡建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无法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此外，也由于当时战乱纷飞，民生凋敝，不能给乡建运动提供一个安定的大环境。但不论如何，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种富民自强的有力尝试在当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主张乡村自治，强调农民自教、自救和自卫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农民的民主精神；此外，梁漱溟主张乡建运动走综合改革、综合治理和综合建设的道路，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促进农村行政、管理、教育和文化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这些乡建思想对我国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大借鉴意义，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推崇的就是梁氏一贯主张的通过发展农业合作组织来壮大农村经济力量的改革方案。
三、乡村建设理论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梁漱溟之所以会重视农村合作运动，主要是他认识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文化根源，即与西方的新教伦理不同，中国人秉持的是一种家族伦理。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而非阶级对立的社会，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之间并没有截然的身份区隔，且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由此导致国民阶级意识的薄弱和参与集体生活的积极性低下。基于此，梁漱溟主张要将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的领导逐渐联合起来，达到经济上的自己自足和自卫自立。这对当今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启示。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下，大力推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来有效增强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规避巨大的市场风险将是必然的选择。当然，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的的发展不能单单只靠上级政府的扶持或是仅仅只靠农户的自发组织，而是需要草根精英的推动。这个精英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有超强的组织领导协调能力，不过当今所谓的草根精英并不完全同于当时梁漱溟所竭力号召到乡建运动中去的知识分子，因为当今新农村建设所呼唤的这些精英本身就来自于农村基层，他们相当于旧社会中的乡绅。草根精英可以将上级政府的推动力量和下层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统摄为一股强大的合力，他们是乡村合作运动的轴心。草根精英可以充分调动了上下两级的积极性，整合了上下两级的力量，这就克服了当年梁漱溟所抱怨的“上动下不动”或是八九十年代农村中出现的“下动上不动”的尴尬局面，所以新时代的乡建运动呼唤草根精英，这是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方略的继承和创新。
总之，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对乡村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都在遵从传统的基础上，作了适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变化。梁氏的乡建理论和实践模式对于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梁漱溟全集(第2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3]梁漱溟全集(第5卷)[M].山东人民出社.1992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6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参考文献：
[1]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3]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5] 张国强、钟飞辰：《试论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7]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年第8期。
[8]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12] 李文珊：《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13]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5]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 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