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教学反思范文1
教材发展的本质是选择文化。教育的社会意义，是赋予社会成员以一定的文化，使其了解和适应这一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秩序，并且获得在这一社会秩序下自我完善的能力和素质，这是一个自然人通过学校教育成为社会人的必由之路。因此，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人们无论是为了维持和延续某一种社会秩序，还是创造和确立一种新秩序，总要对文化作出选择并加以组织，使之成为能有效进行传播的教学内容结构，并将其具体体现于教材中，从而促成下一代对这一文化秩序的认同。这是教材为实现教育目标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也是教材发展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这一进程中，教材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具有何种价值取向，以及教材编者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至关重要。人们在编写教材时，既要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要考虑人的发展需要以及学科的发展趋势，这些都离不开文化传统、现实文化背景和编者的价值判断。在中国百年语文教材发展史上，不同的历史时期，语文教材所反映的文化虽然具有很大的不同，但艰难的文化选择则是它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百年语文教材编制思想评析》一书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幅文化图景。
一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我国封建教育的解体，学校逐步实行分科教育。而语文教材近代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面临两种文化的抉择。众所周知，我国自明清以来，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来抗衡早期的西学东渐。这种企图用与世隔绝的政策来维持“天朝上国”的尊严，从而导致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形态与资本主义文化形态之间鲜明的文化势差。西方文化由于经历了近代科学的发展阶段，其对中国文化的优势地位已经确立。因此，伴随19世纪中叶外国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也形成客观态势，封建统治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板块开始松动，从而开始了中西两种文化直接冲突的历史进程。所以，国人在近代以来对文化的选择已不可能像祖先那样，仅仅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就可以作出抉择，而必须面对中西两种文化碰撞所带来的诸多难题。显而易见，作为文化选择的体现物，我国近代语文教材的变革，绝不是单纯的各种语文教学内容的编排问题，而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变革。
面对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其最终结果，近代中国人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并有原则地接受了有别于传统和国情的“西学”“西艺”“西政”等；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学”仍是立国立人之本。因此他们力图用“中体西用”的体用关系来包容两种文化。这一选择也必然影响到语文教材近代化的进程。早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想构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其后，1902年《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第一条也这样写道：“编书纂籍，谨遵原奏专折。普通学课本之用，应取中国学问为学堂所必须肄业者，分门编辑，派员办理为编书处。其西学各项课本，俱由译述西书，应由译书处一手办理。”中学西学，两驾马车，一本一末，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心理。反映在教材编制上，就出现了新旧杂糅的现象。如清朝编译图书局的编辑们在编写《初小国文教科书》时，就长久地陷入固守教育宗旨与发展新教育的困惑之中：要坚持读经就必须以中国古书为教学内容，但对儿童却带来了文言与口语、字画的繁简、内容的虚实等诸多不适应。同样，辛亥革命初期，商务印书馆在教材编制中面对如何对待新旧道德的问题上也矛盾重重，比如对女子教育，究竟是以贤妻良母为主，还是像欧美倡导的从业从政，教材编辑们也举棋不定。
不过，从总体看，我国近代以来的语文教材在对中西两种文化的选择中还是恪守民族文化为主的立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入选课文的外国作品而言，数量是相当有限的，且主要是优秀作品，如20世纪20年代入选语文教材的外国作品有都德的《最后一课》、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黎士礼介绍的《法国马赛革命歌》等，30年代入选语文教材的外国作品有莫泊桑的《项链》，40年代入选语文教材的外国作品有法布尔的《蝉》、屠格涅夫的《乞丐》等。除了这些为数不多的外国作品以外，语文课文绝大多数是我们本国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5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许多作品开始被大量介绍到我国，形成了我国语文教材引进外国作品的一次高潮。此后，我国语文教材中外国作品的比重急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教材中的外国作品虽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并不高。这表明我国的语文教材建设，民族文化，尤其是先进民族文化始终是主流。
时下，多元文化是一个使用十分频繁的概念，它是相对一元文化或主流文化而言的。过去，我们讲语文学科，讲语文教育，只讲它的民族性，这是有失偏颇的。但对多元文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而决不是以牺牲、抛弃或削弱民族文化，尤其是民族优秀文化为代价的。今天我们讲多元文化，指的是增进文化的国际理解。明白了这一道理，我们就会理解今天的语文教材文化，正如王蒙所说，我们今天讲的民族文化，“毕竟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的与面向未来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说我们的文化要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性格。同时，只有开放的面向世界的经得起欧风美雨的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才是有活力的，而不是博物馆里的木乃伊。聪明的做法不是把全球化与民族化地域化对立起来，而是结合起来” ① 。
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教育，当前我们的语文教材尤其需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也就是需要大力加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吸收，创造和发展。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语言都是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民族的文字，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不仅仅是一个符号系统或交际工具。一方面，语言文字本身可以反映一个民族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依附于语言文字得以继承和发展，所以民族文化就蕴含于民族的语言文字之中，因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其深厚的民族精神的积淀。它直接与民族感情相联系，构成了维系民族成员的心理纽带，是民族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丢掉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自身的悲哀，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
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既包括汉民族的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既包括悠久的古代文化，也包括近代和现代文化。而且弘扬民族文化也不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因为任何一个开放的民族，它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学习和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事实上，世界各国母语教材的选文都非常注重民族性，并与爱国主义等思想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国际上的一些名篇也常常为其他国家的语文教材所选用。都德的《最后一课》尤为典型，它在历史上长时间为多国语文教材所选用。学生学习这篇课文除了被它的悲剧美所感动以外，更为文中韩麦尔先生有关语言的阐述所强烈震撼：“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许多国家的语文教材选用这篇短篇小说，目的正在于通过形象引导学生理解语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标志；如果某种语言消失，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彻底灭亡。因而，韩麦尔的那段话十分深刻，说到了语言的本质，说到了民族语言和国家、民族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从而帮助学生树立热爱祖国语言的正确态度和坚定自己对祖国语言的信念。
多年来，我们的教材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缺乏对“文化内容─教育内容─教科书”的区分及其对动作程序的把握。我们应当依据教育宗旨，首先从浩瀚的人类“文化内容”中精选出作为“教育内容”的核心知识，再围绕核心知识搜集、组织大量的素材，然后才进入教材的编制工作。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础教育改革在世界各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已经成为21世纪各国母语课程教材改革的核心问题，吸纳人类优秀文化已经成了改革者的自觉追求。因此，将母语教材的文化建设纳入“人类文化”的框架之中是一种正确的抉择。
毋庸讳言，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一方面，地球正在日益变“小”，文化的民族性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另一方面，这种因国家、民族、地域背景不同而形成的文化特征，恰恰正是构成多元文化格局的最关键的、最基本的要素，必将越来越受现代人的关注和珍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审视因国家、民族、地域不同而形成的民族文化是很有必要的。民族性是一种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重视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是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举措。从母语教材文化建设的角度看，挖掘民族文化的优秀资源，保护好民族文化遗产，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是推动当代文化发展，建立文化创新机制，保障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文化源泉。
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正在顺应时代潮流进行课程改革，增进国际理解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价值追求。这意味着我国的课程体系必须追求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内在统一，必须追求多元文化的教育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具体要求是：通过课程教材教育学生尊重所属文化体系，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通过课程教材教育学生面对其他文化，能够尊重不同人、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尊严和差异，能够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所属的文化体系相对化，发展尊重他人的能力和应对挑战的技能；通过课程教材教育学生在相互理解、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以完全平等的地位与他人、他民族、他文化展开持续而深入的交往，发展同他人进行交流、分享和合作的能力。必须明确追求多样文化，并不牺牲原则和真理，恰恰相反，它把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识别那些能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视为交往的共同基础，它把发展每个人的普遍价值观和各种行为方式并最终建立和谐文化视为教育的终极目的。
二
我国近代以来语文教材的变革，同时也表现为新旧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我国语文课程近代化的开始，但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仍然是语文学科的根本目标。这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教育中，语文教育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作为经学教育的一部分而存在，社会教化是它负载的最重要功能。在传统语文教育中，“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是它的最主要职能。因此，所谓“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又所谓“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①毫无疑问，就教材内容而言，清末的语文教材并无实质性变化。从文化的视角看，封建文化仍是当时语文教材内容的主流。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传统的语文教材，尤其是蒙学教材的编制在符合儿童认知规律方面具有许多独特的做法，诸如多用韵语，方便吟诵和记忆，注意采集故事，力求生动形象等，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但从总体上看，其教学内容，仍以传授统治术的经典和法律诰文为主，它几乎没有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知识，缺乏人类社会生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排斥自然科学的教学内容，即便是有关人文教育的内容，也大量充斥着封建的、落后的、迷信的、唯心的东西。尽管历代语文教材也注意吸收了我国古代科学的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充当宣传封建文化的工具，是被用来作为论证封建专制永恒的依据的。而且，封建社会章句之学盛行，教材把古代经典自身蕴含的内在结构肢解得支离破碎，导致许多经典原有的“经世致用”的精神也丧失殆尽。特别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下，它不仅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反而越来越成为社会前进和个人发展的绊脚石。诚如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蒙学教材“以严格的文字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志，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① 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推进，封建教材的腐朽性与空疏性越发显露，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渐趋尖锐。
新旧文化在语文形式上的变化也非常明显。以文体为例，清末如吴增祺编写的《中学国文教科书》选文619篇，涉及的文体达30多种，不少文体本身就是封建关系及旧伦理道德的一种反映，如墓志铭、祭文、表、诔、疏、铭箴、颂、赞、刻石、檄、诏，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这些反映封建关系与旧伦理道德的文体因为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而被先后抛弃。与此相反，一些反映变革时代社会普通民众生活及审美追求的新的文学样式进入语文教材，白话小说、诗歌、散文、话剧且不说，一些社会调查、时事评论、小品、日记、书信等也进入语文课堂。20世纪20至30年代的语文课程改革还对当时涌现出来的各种文体及表达形式进行整合与改造，最终形成了一种便于中学生读写训练的语文教育实用文体结构，即记叙文――抒情文――议论文和说明文。文体的变革反映了教育目的及培养目标的变化，胡适提出的白话小说，刘半农鼓吹的作有趣味的科学说明文以及夏尊所倡导的小品文写作都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作者对语文教育改革的探索与思考。
在近代课程变革中，封建旧教育逐步被消解，与此同时，一大批反映普通民众现实生活、关注儿童成长及发展的新的白话作品，特别是“五四”新文学代表作家的作品进入语文教材，并逐渐构成了语文教育内容的主体。民主自由、劳工神圣、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等思想不仅解构了封建教育道德教化的主题，而且打破了语文教育的封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关注个体的现实生活，不断朝向未来的开放的文化体系。比如在封建语文教育中，女性生活及女性形象一直处于缺席的位置。在极少的课文中，一般以恪守妇道、表彰贞节等主题为中心，其形象不外乎孝女、烈女、贞女、节妇、慈母。而新式语文教材在反映女性题材上，则从重建家庭伦理关系入手，塑造新型女性形象。解放情感，张扬个性，歌颂男女平等，追求幸福生活等主题成为这一时期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妇女生活的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小学国语、国文教材不仅编选了许多课文对残害女性的封建恶俗进行抨击与批判，而且选入了冰心、陈衡哲等现代女性作家的作品。同时，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塑造了一批富有牺牲精神、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女性革命者新形象，如鉴湖女侠秋瑾（《吊秋瑾诗》，《新时代国语教科书》，1927），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杰出的女性科学家代表――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小传――一个新女子的模型》）等。这些迥然有别于传统形象而成为新生活模范与典型的新女性，也成为引导青年学生个性解放，不断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重要思想力量。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本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因此我国近代语文教材所蕴涵的文化变革，也表现为新旧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维新运动的高涨，促使教育改革的发展，从而开启了近代自编教科书的进程。但随着的失败，清政府便将这一进程完全纳入“中体西用”的轨道，用“忠君、尊孔、读经”的信条牢牢控制教材编制。封建伦理道德目标是封建政治建构的产物，它也只有随着封建政治的解构才能解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促进了资本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推动了对“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伦理批判，奠定了资产阶级“五育并重”教育思想的基础，从而大大推进了语文教材近代化的进程。然而袁世凯篡权复辟，封建复古势力又否定了这一进步。当时的教育部明令各级学校所用教科书，“当以本部审定者为正鹄。如有未经部定者，一律不准参用，庶足以维教育而正人心”。嗣后，对代表大众文化方向的白话教材，新旧势力的较量也各不相让。1920年秋季起，教育部宣布废止小学文言教科书，要求各级学校教科书要逐步采用语体文。对此，胡适曾作过高度评价，认为这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命，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吴研因也称赞把小学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这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也是小学教学的自然趋势。但反国语运动的代表人物章士钊兼任教育总长后，就坚决反对白话文，提倡文言文。他主持下的部务会议决定恢复读经。奉天、湖北、江苏、山东各地也明令禁止语体文。由此可见，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正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其意义决非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的变革，而在于它成了新文化的载体，在于它使教科书走向了大众，走向了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解放初期，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规定，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党和政府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的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早在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审订中小学课本时，决定废除“国文”“国语”的名称，统一称为“语文”。语文学科正名这一事实，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语文本质的认识，体现了“言”“文”一致的学科特点。1950年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就语文教材的编制而言，当时基本上是以老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为蓝本编写的，同时也吸收了旧中国国统区的进步文人语文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改革的重点是在政治内容方面，强调彻底清除统治时期语文教材中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注重用革命思想教育学生。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旧文化的斗争。但限于当时对语文功能的片面认识，认为“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一种基本工具，也是一种斗争武器”①。包括其后的语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导致语文教材的选文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存在着 “左”的倾向，并误把“左”的倾向当作新文化。这正如1985年5月中共中央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全党工作重点一直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的影响，教育事业不但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且受到‘左’的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这段话也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新时期之间包括语文教材在内的我国语文教育的基本状况。
三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文言与白话之争是语文教材建设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半个多世纪，语文教材选文的时代性与经典性之争则是一个从未间断过的话题，即我们的语文教材建设始终面临着一个对时代文化与经典文化的选择问题。
语文教材中反映时代文化的课文，人们一般称之为时文。它主要为适应与时俱进的课程发展理念，入选教材的课文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时代精神，同时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现实生活的联系十分紧密。这是因为课程总是与时俱进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材。作为课程内容的载体，语文教材的时代文化特征也是语文教材的活力所在。语文教材的时代文化除了要求反映时代精神以外，从某种意义上讲，还体现在注重应用、加强与学生实际的沟通等许多方面。经典虽然也有传统经典与现代经典之分，但时代文化往往是与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第一卷的评介文章中对大众文化已有比较充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而经典文化则主要表现为入选教材的课文是经典作品，它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时间的考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并被广大读者所接受。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都有一批能经受得起时间考验、长久不衰的经典。如果丢掉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自身的悲哀，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同样的道理，语文课程教材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内容在与时俱进、满足社会实际需要的同时，必须加强其经典性，提高课程的文化含量。时下，面对时代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人们往往在强调语文课程回归生活时却在肆意消解经典教育。这是对人文教育本质的漠视，实际上走向了学校文化的反面。
从国际上看，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母语教材，都毫无例外地以自己国家或民族历史上的文化经典为主，并注意吸收其他一些国家和民族不同时期的文化精华作为语文教材的核心内容，其价值自然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的接触、熏陶和传承，也即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我国自近代以来的语文教材曾经历过一个经典教育转换的过程。如果说封建语文教育主要以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五经为中心，其结构是封闭的，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封建经典教育的结构则逐渐被打破，五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以单篇课文的形式进入教材，并构成了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加上部分外国文学经典，如前述都德的《最后一课》、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莫泊桑的《项链》、屠格涅夫的《乞丐》等开始进入视野，经典教育变成了一个面向现实的开放的结构。到20世纪50年代，经典教育又形成了一种新的结构，它主要由口头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苏联文学构成。当时教学大纲即明确指出：“口头文学作品，古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的现代汉语译文，在语言的运用上都具有典范意义。”①如果说封建经典教育主要以道德教化为主，那么，现代经典教育，则以学生的生活和发展为中心目标。无论是思想题材，还是体裁与形式都被大大拓展了。比如，在文体上，经典性的论文也进入了语文教材。建国以后，特别是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突出“双基”教学以后，文体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扩充，故事、寓言、特写、传记、游记、杂文、科学小品等新文体进入中学教材，散文开始占据语文课文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概念――经典课文逐渐取代先前经典的话语地位，而成为语文教育内容的中心词。此后，80至90年代的教学大纲都对入选教材的经典课文作了明确的界定，其基本内涵包括：“必须是范文，要求文质兼美，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一般应该是素有定评的、脍炙人口的，特别经过教学实验证明是良好的。”②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由于它以独特的无与伦比的方式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其深度和广度为后世难以超越，对人类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弥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是没有时间性的，它永远不会过时。
当然，经典并不等于真理，我们今天学习经典，并不在于保证它的真理性或实用性，而在于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和体现。真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不能与自己固有的文明传统相接榫，是根本不可能创造出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的特点在于它的延续性，人类文明需要沿袭和继承。没有传统的文明不成其为文明，没有经典的文化也不成其为文化。因此，传统的毁灭就是文明的毁灭，经典的丢失就是文化的丢失。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几千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主要靠无数的文化典籍赖以保存下来。不仅如此，那些凝结在经典中的传统思想、文化、精神，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中，积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品格。经典中有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科学，有规范人的行为道德的伦理价值观念，也有中国式的智慧，它们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因，深刻地规范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刻画着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经典是文化之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只能从阅读经典开始。我国自现代以来，对语文教育规定“经典”作品的问题做过较深入思考的，可能要数朱自清了。当时朱先生是从文言作品学习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的。与当时多数人非议古文教学的意见不同，作为新派人物，朱自清十分强调文言作品的学习：“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份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受教育的中国人。”①在《经典常谈》的序言中，朱自清特别强调：“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②当然，语文教材选择经典文化也并非拒绝生活关怀。经典文化与时代文化是可以并存共处、和谐发展的。把语文课程与学生的现在与未来生活联系起来，在学校和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以经典文化学习为中心，却与学生生活隔绝的封闭状况，是今天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进入新世纪，语文新课标对学科性质进行了新的定位：“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对教材编制的具体要求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继续坚持选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以外，还从学生的发展为本出发，要求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关注人类，关注自然；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要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适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教材要有开放性和弹性，以满足不同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等等。这些都为语文新教材的编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新课标编写的语文实验教科书也普遍具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现代意识。教材精选了大量凸显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的精品文章，包括部分优秀的外国作品。这些选文反映了当代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涉及的题材相当丰富，可读性强。其次，重视专题活动，综合性学习成为亮点。实验教科书尽可能把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等综合在一起，既加强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又沟通语文内部各个要素相互协调，互相为用。第三，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关注“个体”发展。实验教科书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渗透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诸方面的教育。当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工具性，何来人文性？为进一步提高语文教材的编写质量，如何进一步加强语文的工具性仍是当前教材编写迫切需要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下，在创新教育的口号下，经典常常被误认为阻碍创新的“老古董”而得不到重视。其实，经典与创新并不矛盾。没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有价值的创新的，拒绝阅读经典的人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底蕴。我们很难设想，一个中国人，对唐诗宋词极少涉猎却会成为大诗人。而任何真正的创造者，他们总会善于在传统经典中吸收充足的养料作为创新的源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语文课程教材的发展变化清晰地显示出这样一条历史轨迹：从形式学科看，它经历了由强调语文是斗争工具、社会主义教育的工具，到学习、工作的基本工具（基础工具），再到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过程，体现了语文工具性的本质回归；从内容学科看，它也呈现出由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到加强思想教育，再到弘扬人文精神（人文性）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对语文学科思想性的曲折认识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语）。语文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传承文化的工具，无论是该表之情，应达之意，还是所载之道，都属于思想的范畴，只要不把思想褊狭地理解成政治思想，那么讲语文具有思想性则是反映了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而言，人文性是相对于科学性而言的，正如人文精神相对于科学精神，人文文化相对于科学文化一样，因此讲语文学科的思想性既包括人文思想，也包括科学思想。语言文字为表，思想内容为里，语文的工具性、思想性确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紧紧地统一在一起。
参考文献：
①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主编《母语教材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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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反面教材符合唯物辩证法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是要人们唯物辩证地看待问题，既要看到一定社会的积极面，又要看到其阴暗面；既要看到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推进作用的人们，又要看到对社会进步起消极阻碍作用的分子。这样，我们才能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有效地杜绝、扼制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从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驾护航、引导教育作用。如果我们只讲正面典型，宣传好的一面，不讲反面典型，那么正面宣传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比如对人们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者就不仅要从正面宣传廉洁奉公的好干部焦裕禄、孔繁森等正面典型，同时还要就社会上或身边的反面典型进行批判、谴责，这样才能够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引导教育的作用。
同时，社会历史是由追求自己目的人的活动构成的。由于人们的意志和愿望各不相同，并分别从事各种活动，从而对社会历史起着不同的作用。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各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在恩格斯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的创造表现为一个合力的著名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是由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融合而成的合力所推动的。每个人的意志都朝着自己所选定的方向去追求自己所祈求的东西。无数的个人意志表现为无数个交错的力量，形成一个合力，每个意志都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都对合力有所“作用”。有的作用大些，有的作用小些；有的起正面的促进作用，也有的起反面的阻碍作用；有的在相反的方向上用力，有的在同一方向上从不同角度用力，因此，正面典型的促进作用和反面典型的阻碍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就不仅要宣传正面典型，引导人们应该怎么样，同时还要揭批反面典型，教育人们不应该怎么样。只讲其一，不讲其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另外，真理和谬误是辩证统一的。利用反面教材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就会避免再犯类似错误，即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无视错误产生或不能正确地对待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实际上就是无视真理，不能正确地对待真理。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反面教材利用，符合真理和谬误辩证关系原理，可以使我们通过总结别人错误教训获得真理，更好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二、利用反面教材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态度
马克思主义者对反面教材历来都采取的是客观辩证的态度，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他还说过：“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邓小平同志也一贯重视总结经验教训，向反面教材学习。早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就讲过，“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全党必须重新进行一次学习……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但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正是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求实精神，才使我们从拨乱反正开始，冲破了长期“左”的指导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式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认识，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新格局，开辟了一条走向辉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志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干部经受不住考验，出了问题，其中的教训很值得大家共同吸取。现在有一部分同志还没有从这些沉痛的教训中警醒，不良风气仍然在他们中盛行。”江总书记这段话十分深刻，其关键是从“沉痛的教训中警醒”。
在现实生活中或我们身边，反面典型总是存在的，它们对一些人起着惩前毖后的警示、教育作用，对另一些人又起着消极的腐蚀作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以此为契机、为教材，教育引导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向着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方向发展，防止其消极影响的腐蚀、蔓延。马克思主义150多年的历史发展证明，它正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实现着不断的创新与超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也无不是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从反面教材和错误中学习，开拓前进的结果。历史的发展一再地昭示我们，真理的获得离不开错误，真理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错误。真理和错误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三、反面教材利用得当，能够从反面促使人们从正向善，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收到正面典型宣传收不到的教育效果
反面教材利用与正面典型宣传不同，它不是要教育人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要从危害、教训、失败中告诉人们不应该怎么做，如果怎么做就会怎么样，从而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达到教育、转变人们思想的目的。当然，事前教育，正面典型宣传引导是很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预测、疏导、防患于未然，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已经发生、惨痛的教训已成事实的话，那我们也要及时地做好亡羊补牢的工作，并以此为戒，不再重犯。历史上不乏屈原、岳飞、林则徐这样的爱国者，但也有靳尚、秦桧这样的误国、卖国者；既有雷锋、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克己奉公、无私奉献者，也有刘青山、张子善、禹作敏、褚时健这样的贪污、蜕变、腐化分子；既有李双良、李素丽、徐虎这样的普遍模范劳动者，也有坑蒙拐骗、制假售假、走私吸毒、抢劫杀人的败类……因此，仅有正面宣传是不够的，反面教材利用十分必要，而且反面教材利用得当，还可以收到正面典型宣传收不到的教育效果。比如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的公开审理，就象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教育影响了全国人民。
四、利用反面教材应该注意的几个原则性问题
1.有选择、有分析的针对性原则。
反面教材利用首先要注意案例和时机的选择，案例选择重要的是看案例的发生、发展、结局与当前的教育对象有无意义上的关联和警示教育作用，以利使人们从他人与自己相近的行为后果中幡然醒悟。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教育时机的选择问题，就是要从事态发展和教育对象心理活动的最佳时机入手，才会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2.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
反面教材利用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无论是对反面教材的分析，还是对教育对象的评判，教育者一定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切勿感情用事，或夸大其辞，或掩盖什么。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同理，要搞好思想政治工作也离不开实事求是，只有说实事、讲真话，才能心地坦然，自信从容，从而达到教育影响的效果。
3.有目的、有计划的实效性原则。
反面教材利用要有目的、有计划，从反面教材的选择、利用，到教育形式的采取、教育过程的进行以及受教育者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结果如何，教育者都要做到胸中有数。在反面教材利用过程中，重在要做到有批判、有鉴别，指出其要害，分析其原因，真正使受教育者能够从“沉痛的教训中惊醒”，收到实际的教育效果。
4.有节有制的教育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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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强调指出，要使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国学经典，作为人类文化载体的传统文化精粹篇章，蕴涵着深厚的人文思想，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人文情感，饱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因素，蕴藏着浓厚的文化积淀，闪耀着理性思索的光芒，传承着仁、智、勇，兼以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最佳学习材料和内容。在经典诵读中如何有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一、重吟诵
国学经典诵读是继承祖国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方法。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在国学经典诵读中要想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师必须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吟诵的机会，让学生在大量的吟诵中，把作品中无声的文字变为有声的语言，与作者心灵相沟通，从而受到情感的熏陶，以此走入国学经典诵读“在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的意境中，即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出作品的独特神韵。因此在教学生诵读经典时，教师应进行方法指导，使学生掌握朗读的方法和技巧，掌握得重音、停顿、语速、语调等要领，并在反复吟诵中达到视觉与听觉并用，唤起无法言说的情感冲动，并在“润物细无声”的诵读中受到人文熏陶，逐渐内化为高尚的思想道德、健康的审美情趣、正确的价值观念、积极的人生态度。
二、重自主
要让学生明白国学经典中根本的、内在的、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道”，就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在感悟中明白其中道理，从而提高自身人文素养。在国学经典诵读中，我们应倡导学生在规定阶段完成规定内容后，诵读更多的经典，要让学生将经典诵读当做自己的事去做，自主地安排诵读的时间与内容，以此扩大学生的知识量，使学生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在诵读过程中，教师一是应充分调
转贴于
动学生的诵读兴趣，让学生自主诵读，尽情吟诵；二是多一些“引导发现”，少一些“告诉约定”，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合作者，让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发散自己的思维，进行个性化阅读和鉴赏，在吟诵中自悟自得，在学习中真正学到属于自己的国学经典。在自悟自得中不断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加深人文底蕴，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
三、重渐悟
人文主义认为，教育应专注于人的世界、人格的世界，把培养独立人格和独特个性当作优先追求的目标。人格和个性的培养应是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也就是说，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是潜移的、渐进的，是在长期的感悟熏陶中逐步形成的。小学生处于一个身心发展的上升时期，心智还不完全健全，理解能力有限，对国学经典中的词句、深奥的道理、凝练的语言理解与把握起来很困难。作为教师不必要求太高，可以把“诵读为本，不求甚解，渐得见悟”作为开展诵读国学经典活动的一个指导思想。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可应用脚手架原理，在学生够得着的范围内进行一定的讲解，让学生在接受经典教育的时候，在接触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中，通过反复诵读，潜移默化中爱到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道德、正确的价值观念、积极的人生态度的熏陶，从而使一部部经典在他们那幼小的心灵中不断地反刍、发酵，使之成为他们一生高远见识、完美人格的源头活水，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为学生今后的“反刍”提供了语言材料。
四、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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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开发,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意识及思维,即在学生的头脑中对实际舞蹈动作的认识和理解,使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某一动作理解其根本的内涵,再指导着学生更好的应用到舞蹈中,从而做到头脑清晰,内外统一。由于中国古典舞吸取了戏曲的元素,又受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庸”与“阴阳太极”的影响,经过历史的沉淀后,中国古典舞讲究神韵、内涵;内外和一、 形神兼备。这些并不是单单模仿外表动作,便能达到的。因此,意识及思维所代表的内涵,便是学生在学习中国古典舞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以腰为轴”开发的思维意识
中国古典舞的用力方法和运动意识的特点就是“起于腰,达于梢”、“以腰为轴,以胯为本,以脚为根”。在这简单的几个字中,却蕴藏着深刻的含义。笔者个人认为“以腰为轴”,就是在人体部位中,以腰眼部位为身体的中心点,上下可大致分为上半身运动和下半身运动,左右又可分为身体的左半面和右半面,气沉丹田,以腰发力,并为中心,身体各部位都可做区域性的运动,而组成到一起时,又是一个协调的整体。它是古典舞用力的精髓,从固定的舞姿到动作与动作间的连接,无一处不体现这一要领。在意识方面,第一,“以腰为轴”形成了“圆”的形态和动作路线,因此开发了学生对“圆”的意识。第二,“走上留下,走下留上”、“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意识,便是“以腰为轴”发力运动的又一表现。第三,“以腰为轴”代表着“合力”的运用,是全身性整体的运动,开发学生在动作中的整体意识,同时又锻炼了学生各部位配合的协调性与灵活性,使学生的注意力更加的灵敏、开放,注重动态感与立体感的意识。
斜探海就是一个舞姿的典型例子,腰为中心,在立身射雁的基础上,上身加旁提和敞胸,下身动力腿向正后“别”。因此,上身和下身在左右方向是横拧,往一起“回圈”的感觉,是典型的古典舞“留下身,走上身”的动势。并有“静中有动”的意识。又因上身的旁提加敞胸,给整个舞姿增加了动态感和立体感,脚尖与头两头往斜上方无限延伸“圈”起来,要求螺旋的内在感觉,在此便要求学生“圆”的意识。另外,风火轮则是身体各部位相配合的一种多元素综合性训练,以腰为运动的中心,对手臂、肩关节、腰,甚至对重心及全身的协调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手段。对风火轮进行分解,在不同的方位上静止,就可以产生多种造型形态。它强化了上身腰的拧、倾、旁提拧、翻拧等诸多元素,又强调下半身重心的移动。在这过程中,就开发了学生“走上留下,走下留上”的意识。同时,完整的风火轮从外观上看应是一个立体的圆,头、胸、腰都要随着手臂及重心的移动走立圆路线。在做动作时,学生就应时刻提醒着自己圆的意识,又要做出立体感的效果。
二、“律”动势开发的思维意识
中国古典舞“律”, 即动作自身的律动性和它遵循的规律,所开发的思维意识。“顺”劲在律中为“正律”,动作流畅、通顺则能一气呵成,犹如行云流水般。此外,中国古典舞还十分重视“不顺则顺”的“反律”,为了达到令观众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一个动作或动势的走向似乎是往左的,突然急转至右。这种“反律”是古典舞特有的,可以产生舞蹈千变万化的动感。从具体动作上来看,古典舞还有“一切从反面做起之说”的意识。即“逢冲必靠、欲左先右、逢开必合、欲前先后”的运动规律,也正是这些独特的规律使得古典舞具有了别样的气质。例如,燕子穿林和青龙入水。燕子穿林是由云间转腰开始,经穿胸刺肋、盘腕转身用摆扣步流动起来的动作。青龙入水则是风火轮在做到斜后上方时,接穿胸刺肋到卧鱼或弓箭步,形成入水的感觉。然而,无论是顺水推舟的顺势,还是方向相反的逆向动势,抑或是特有的“从反面做起”,都使学生在思维和意识方面的到开发。
三、结语
中国古典舞的博大精深,就体现在它的“形神兼备”,这是要通过自觉的意识、意念、感觉来支配舞蹈动作,而不是盲目地、程式化地去完成动作。学生在学习古典舞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其“形”去真切、通透的体会其“神”,通过动作要求开发思维和意识,再使意识支配和美化舞蹈动作,达到认识的二次飞跃。最终达到古典舞的训练要求和目的,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对于其他舞种的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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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教学反思范文5
论文摘要: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很快，成绩显著。但是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突出的是某些学科点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教育，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质量;同志2010年9月27日在中国浦东千部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了把马克思主又经典著作的学习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结合起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基木路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应以此为指导和动力，深刻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正确的方法，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研读和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强有力的推动下，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很快，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无论是在学科体系、教材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还是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上，都得到充分体现，从而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提升了其教育教学的质量。同时也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加强了党的思想理论阵地，促进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是当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健康向上的大好形势的重要表现。
现在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发展这种大好形势。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来说，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 ) 16号文件的精神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的学位(2005 ) 64号文件及其附件二的具体要求，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进行规范化建设。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重要的或基础的一环，就是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这项工作，既关乎教材、教学内容，也关乎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在一定意义说，关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根本性质、发展方向和社会服务功能。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本学科的某些学科点、某些指导教师对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有所忽视。其具体表现多种多样，如:有的未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课列人重要学位课程;有的在学位课程设置中虽然规定有这门课程，但建设得很差，教育质量不高;有的学科点在一批老教师退休之后，已经没有真正能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师，只好随便应付;更有甚者，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教育。如此等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思想上不重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毛泽东思想教育、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最重要、最基础的学位课程，甚至受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100多年前的“老东西”，没有研究的现实价值，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上述种种表现，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重要指导意义
我们党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教育，党的几代领导核心都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教育的重大意义。2010年9月27日同志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合格的成熟的领导干部。他指出: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阶段主要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干部教育培训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重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要求将这一精神充分体现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的培训内容、教学布局、教材建设上。同时他又强调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重点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同时，还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要求，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列的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强调学马列。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都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去年底，出版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这两部文集，是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都应当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课程，专门讲授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指导学员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结合起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建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三所干部学院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在教学计划中加以安排。
同志这一段话，是直接针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三所干部学院讲的，这些单位的教育对象是领导干部，这自然同我们地方高校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做法。但是他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重点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同时，还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等等精神，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反映了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领导干部的政治要求，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是完全适用于我们地方高校的，特别是给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我们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全面领会和很好贯彻。
三、研读经典的重要性和方法
同志的讲话，已经把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和学习方法讲得十分明确。这里，根据同志的讲话精神，笔者着重就学原著的意义和方法提出一些看法。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即钻研经典作家的原著，这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给追随者和后继者的忠告。1884年8月13日，恩格斯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就提出:要“研究原著本身”。1890年9月，在致约·布洛赫信中，他再次强调:“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在这封信中，继后在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致西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这位社会主义的“保姆”和导师，还开列了一系列重要阅读书目，以供有志于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们学习。
恩格斯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除了有当时的特殊背景外，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原著即马克思主义的载体，是其理论的文字存在和表达形式。钻研经典作家的原著，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跨越历史时空，面对大师，直接与经典作家对话、交流，把他们的原论直接传给后继者。研读原著具体说有四点意义:
第一，要真切地了解经典作家思想形成的根据和发展轨迹，就必须研读原著。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领略这些思想的精髓、底蕴和历史发展脉络。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就说过:“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
第二，要在正确地理解经典作家有关思想的同时，有效地学习他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和和科学方法，就必须研读原著。列宁在建议青年们研究国家问题要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说过:“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他还指出，要正确地分析国家问题，必须对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作历史考察。 第三，要不“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人迷途”，就必须研读原著。这个论断是恩格斯当年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着重提出的。今天，简述读物和第二手资料多得不可胜数，在这种背景下，恩格斯的论断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第四，要有效地抵制和反对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肢解，就必须研读原著。这是从现实出发的。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是，在充分肯定意识形态领域主流的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思想理论领域呈现十分活跃、十分复杂的状态。一些错误思潮往往采取折中主义的、混合主义的手法，提出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观点，歪曲、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混淆视听。面对多种思潮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只有研读原著，才能正本清源，与各种错误观点划清思想界限。
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应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探索，笔者以为以下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要在研读文本上下苦功夫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说过:“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还说:“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谁怕下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这一点，是每一个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都需要明了和有精神准备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真理，只要愿意付出定能学懂学通。列宁曾向大学生建议说，为了弄清国家这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要多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他告诫大学生:“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他强调，“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这些话，既鼓励了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信心，也指出了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
第二，要认真领会并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
我们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既要把握其中提出和论证的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又要重视研究和掌握形成这些理论观点时运用的立场和采用的方法。恩格斯多次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y)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包含着极其宝贵的科学方法，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认真领会和全面把握。
第三，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又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总的说要具备问题意识，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学。展开来说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要注意联系历史实际，把握马克思主义某一理论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和文化的多个方面，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去思考和解答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未曾遇到过的问题或感到困惑的问题;三是要关注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思潮，通过分析、比较、对照，深刻地把握理论，以期澄清是非，划清界限，提高理论水平。
第四，要注重理论的应用和创新
毛泽东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因此在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观点之后，要自觉地以此为指导，去进一步学习、研究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历史和现实，自觉地努力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为此，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高度关注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分析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中，推动理论的创新。
当然，发展理论，创新理论，是一项艰苦的科学工作，需要思想家费尽自己的心血。理论工作者要抱着慎重和严肃的态度，不能有任何轻率和随意。恩格斯早就讲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应成为我们理论创新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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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是中华民族最为敬仰、崇尚的颜色，它被祖祖辈辈的中华儿女赋予了多种特殊的定义。近代的中国，有红色的革命传奇、红色的战斗故事、红色的经典音乐，这一系列关于红色的记忆，唤起了思想家们的一腔热忱，他们研究并传承着经久不衰的革命精神;也唤起了音乐家们的灵感碰撞，他们谱写并传唱着催人奋进的革命赞歌。传承红色使命，开创辉煌明天，我们应该如何对肩负祖国希望的当代大学生们普及红色经典音乐，如何发挥红色经典音乐在高校艺术教育与实践中的作用，是一个实际且实用的问题。
一、红色经典音乐的概念及其高校中的推广情况
1.概念
对于红色经典音乐，我们可以分别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对它进行概括。
狭义的红色经典音乐指的是我国解放战争时期，反映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并为革命事业专门创作且广为传唱的爱国歌曲。当时的领导人们都十分重视红色音乐的宣传教育，甚至纷纷为歌曲填词，为当时革命工作的宏伟蓝图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受到音乐鼓舞的革命将士和广大群众纷纷加入到红色解放的战斗中来，大家英勇奋战，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力量;广义的红色经典音乐可以定义为反映中国近现代各种革命里程碑的代表作品，从“五四”运动爆发时起，中国的爱国主义音乐创作就一直紧密跟随着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而进行。《红星照我去战斗》、《义勇军进行曲》、《红梅赞》、《春天的故事》、《阳光路上》等一曲曲健康蓬勃的红色经典音乐伴随着国人的成长。它的共同特点为：歌词内容健康向上、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音乐所蕴含的精神极富教育性、审美对象大众化等。
2.红色经典音乐在高校中的推广情况
目前，高校中的红色经典音乐的传承推广形式主要由“大型音乐舞蹈类演出”和“红色经典专场音乐会”组成。如江西井冈山大学创编排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这部作品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经典红歌为结构，全景式的给我们展示了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发生的以毛泽东、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以及井冈山革命斗争时重大事件的同时，艺术的再现了红色江山发生的壮美故事。真实、震撼、感人的舞台表演形式，使当代大学生们得到了一次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
再如河北师范大学师生倾情打造的音乐舞蹈史诗《西柏坡》，以歌舞、音诗画为主要表现形式，将共产党人在西柏坡22个月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壮举进行了全方位的演绎，用真实贴切的舞台设计和音乐舞蹈表演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卓越才能和军民一心的民族气魄。向青年学子清晰的传达了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无限的爱国情怀。
“音乐舞蹈史诗”等舞台艺术的生动演绎，既是在广大青年学子中对爱国主义学习和传承的形式，也是对广大师生在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政治信仰教育以及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探索的一种全新的形式。此外，全国各高校自主开展的音乐会、歌舞晚会、红色经典音乐欣赏课程都是目前对红色经典的一种宣传普及形式。
二、红色经典音乐在高校教育与实践中的作用
红色经典音乐具有厚重的历史创作背景，从而也凸显了其重要的育人功能。
1.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树立起促进作用
如今的中国正以飞速发展的脚步行走在世界潮流中。有不少国外的思想影响着当代青少年，这往往会使部分青年人忽视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继承，使其缺乏道德意识、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红色经典音乐的普及教育与实践活动就像给青年学子注入了一份强有力的营养剂，让他们珍视流传千年的民族文化。
2.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党和国家历来最为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在相继出台的各项规定中持续强调要充分利用“红色经典歌曲”等教育资源开展青年思想教育工作。伴随着悠扬舒缓的音乐，一幕幕革命先辈的英雄故事和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情怀灌输到了青年学子的心里，显而易见，这种教育方式使他们更能接受。在音乐舞蹈史诗《西柏坡》中，曾经有一首红色经典曲目《在太行山上》。气势雄伟的大合唱、舞美灯光的塑造、将学生观众们的思绪瞬间带入了太行山区，革命先烈们保家卫国，与敌人浴血奋战、殊死搏斗。舞蹈演员用精湛的表演还原了一个个鲜活的革命者形象，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有学生表示，通过观看演出，他对新中国红色的革命历史加深了了解，也激增了内心的爱国情怀。
3.改良大学生不良的生活习惯，培养他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中华民族有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红色经典音乐将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与党并肩奋斗的点滴故事娓娓道来。“雷锋助人为乐的身影”、“上甘岭战役饥饿难耐扔坚守阵地的战士”。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故事，让广大青年学子深深体会到了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多数青年学子都是在优越的家庭条件下长大的，手机用最新潮的、衣服一定要穿品牌的、饭店吃饭出现的浪费现象也比比皆是。通过红色经典音乐给学子们带来的生动教育，让他们的内心产生了反思，这也警示了当代青年要珍惜先辈创造的美好生活，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依旧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4.凝聚大学生团结一致的精神，培养和造就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
红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中唱到：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向着法西斯帝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①。短短的歌词中教导青年们要团结向上、锐意进取，敢于向不平等的势力发出挑战，在党的领导下同祖国一起走向繁荣富强。在当代高校中，红色歌曲以合唱的形式走近学生们，合唱的训练及演出比赛过程会让学生深切体会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具有以下特点：
(1)红色歌曲在合唱训练中特别强调和谐性与整体性，在指挥的带领下，各个声部要相互配合、互相包容，队员要收敛自我、整体均衡的进行演绎，无形之中培养了学生们的整体协作意识。
(2)铿锵有力的节奏、强弱对比的音量、纵横发展的旋律，在学生们训练的时候都要认真精细，无疑是对意志力的一种历练。
(3)意气风发的红色歌曲让学生们展现出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塑造自我气质的同时，将歌曲的思想、意义融入到歌唱中，升华了学生的心灵。
三、关于红色经典音乐在高校艺术教育中推广应用的几点思考
1.红色经典音乐的教育与实践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加推广方式
可以将红色经典音乐相关的内容编入教学课本中，甚至单独辑印成册，活跃学生学习氛围，为课堂教学提供有力的教辅工具。
2.加强师资力量，提高教师授课水平
如河北省高校在开展红色经典音乐艺术教育时，可以结合本地特色，以“西柏坡”革命历史作为宣传出发点，将数十年来与河北红色革命历史相关的音乐进行讲授，增强学生的认同感和爱国、爱党情怀。此外，在教学之余还可以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培养他们的兴趣与使命感，为红色经典音乐传承打下基础。
3.大力支持红色经典音乐的艺术创作
河北师范大学师生编创的音乐舞蹈史诗《西柏坡》中，剧本、大部分音乐都由师生原创，既展现了河北师大师生对红色革命的崇敬之情又在全国高校的红色经典音乐教育与实践工作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4.开展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研讨会，打造强势的宣传教育氛围
河北师范大学被教育部批准设立为红色经典教育示范基地，引领河北省大学生红色经典教育的发展。为此，学校在日常教学、师生音乐作品创作、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等等方面都进行得如火如荼。
四、结语
红色经典音乐是对历史的传承，是对中国革命的见证。它展现了革命先辈血染的风采，抒发了当代国人的爱国情怀，它是我们对共产主义坚定信仰的强心剂，是对青年学子有着深刻教导意义的心灵鸡汤。作为教育工作者理应肩负使命，主动的梳理、传承、教授、开展有关于红色经典音乐的艺术活动，让学生切身得到教育感化，为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注释：
①这首歌曲问世于1943年。当时，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河北平山县和山西繁峙县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在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村子，牧虹和卢肃一起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中，大家觉得剧情结束缺乏终止感。于是，他们又为该剧创作了一个幕终曲——《团结就是力量》。这首经典名曲就此诞生。该曲旋律雄壮有力，成为人民大众反对法西斯、鼓舞斗志和坚定抗战必胜信心的战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