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教案范文1
关键词：加拿大 文化政策 多元文化主义 公平社会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3-0063-70
加拿大位于北美洲北纬49度线以北，全国总面积为998.46万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二大国土面积国家。它东毗大西洋，西邻太平洋，北人北极圈，南接其唯一邻国美国，两国陆地边境线为8891公里，是世界上最长不设防边界。2012年10月，加拿大人口统计数据为35，002，447。自我认同为加拿大人占32.22%，其中66.2%居住在魁北克省；英裔加拿大人口占21.03%，其中，43.2%居住在纽芬兰和东部拉布拉多半岛；法裔加拿大人口占15.82%，其中，28.9%居住在魁北克地区；苏格兰/爱尔兰裔加拿大人占29.05%，其中，69.7%居住在爱德华王子岛；原住民中包括因纽特人、梅提斯人和印第安人，占3.5%，主要居住在西北和育空地区及西海岸；其他约占40.03%的非英/法裔和非原住民人口主要散住在临近美加边境的东西部和中部地区。从加拿大族裔人口比例看，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其母语为英语，而第二大语言人口则是法语。
与其邻国美国相同，加拿大也是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加拿大至少接纳了来自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和难民。加拿大历史大致分为五个时期：（1）无主之地时期（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提斯人等原始部落时代；（2）新法兰西时代（1608-1760s），即法国开拓者成为无主之地的殖民者；（3）英属殖民地时代（1760s-1867），即英法“七年战争”后英国殖民者取代法国殖民者；（4）自治领时代（1867-1940s），非英/法裔移民逐渐增多；（5）二战后中等国家时代，亚、非、拉移民和难民明显上升。然而，当美国成功地建设了一个“熔炉”社会时，加拿大却反其道而行之，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同样的移民国家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融合方式，但却殊途同归地将众多少数族裔团体融入客居国的主流文化，创造出独特的“加拿大认同”和“美国认同”。为什么加拿大选择了这样的融合模式？支持这一模式的背后驱动力是什么？它对加拿大公平社会构建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本文将从历史、对立观点、政府政策、法律法规四大要素解析上述三大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一元诉二元：对立的观点
1630年，当早期英国殖民者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建立“新英格兰”（New England）殖民地时，在今加拿大圣劳伦斯河沿岸的魁北克地区以及芬迪湾之间，早在1604年就有法国人在此安营扎寨。1608年4月，当探险家塞缪尔·德·尚普兰中校再次向圣劳伦斯河谷进发并在7月抵达魁北克后，他在那里建立了永久定居点，种上小麦和黑麦。此后，在尚普兰的积极努力下，法国殖民者在此正式建立“新法兰西”（New France）殖民地，而尚普兰本人成为该殖民地的统治者。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1763年），在“新法兰西”实行法兰西化统治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但经历了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后，法兰西帝国被大不列颠帝国所取代。法国的失利也使法国丢失了其北美的部分海外殖民地，“新法兰西”归顺大英帝国。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下，“新法兰西”与法国本土的政治关联中断了，联系新、旧法兰西的经济纽带也中断了。但在文化上，这种中断还不明朗。首先是信奉天主教的“新法兰西”人还与法国国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教仍由法国国王任命，法律和宗教还是采用典型的法国模式。其次是在司法方面，“新法兰西”的法律仍然是法国法律，“巴黎习惯法”仍规定了契约、义务和财产保护。最后，在社区生活上，世俗文化仍来自巴黎，法语出版物一枝独秀。如此，“新法兰西”的英国殖民统治者如何“去法兰西化”，实现“盎格鲁遵从”成为1763年后加拿大英国和法国两大建国民族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盎格鲁遵从”理论思潮最早源于17世纪，其理论实践的最大试验场在北美。由于北美最早且最多的定居者是英国人，他们在北美的成功使他们相信“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特别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盎格鲁民族大都占据了地方政府和后来的联邦政府的要职，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显示了其民族的优势，成为美国殖民和建国时期不言而喻的核心民族。因此，当英国人占领了“新法兰西”后，“盎格鲁遵从”便成为英国人统治“新法兰西”，建立“一致性”社会的不二理论工具。然而，在这片已经受到法兰西文化熏陶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新法兰西”之地，“盎格鲁遵从”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其失败的镜像。
相对“盎格鲁遵从”，“法兰西化”是加拿大从发现之日起到英法“七年战争”前后的主流思潮，也是指导“新法兰西”殖民地建设的理论指导工具。在法国殖民者独占魁北克等地的“新法兰西”时代的一百五十多年间，法国殖民者按照其母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宗教、巴黎习惯法以及世俗文化模式建设和发展“新法兰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兰西文化也深深地沉淀在这片土地上，而法语作为法国文化的载体，它不但承接和传承着法国文化，也成为“盎格鲁遵从”无法逾越的一道语言和文化屏障。同时，在这个先有社会，后有政府的魁北克地区，宗教长期以来一直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重要手段和情感归属，而“新法兰西”地区90%的人口信奉天主教的事实更使“盎格鲁化”难以推进。因此，在“新法兰西”实现一个以英国政治制度、法律、语言和为遵从的“一致性”社会，民众认同基础的缺失使其无法操作。当“盎格鲁遵从”同化政策在“新法兰西”地区无法实现其在美国早期社会的功效时，“二元社会”思潮成为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和法国臣民共建上下加拿大的诉求。
“二元化”思潮在时间上是与“盎格鲁遵从”同步的。“二元化”主张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英法两种文化都得到适当的体现，英/法裔两大族群享有同等机会保留和传播自己的文化，而支持这一主张者既有来自法裔族群也有来自英裔族群。1774年，英国殖民统治者颁布了《魁北克法案》，该法案对法裔加拿大居民采取了宽容政策，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存在比没有任何教会好；取消了在魁北克实行英国代议制和英国法律的计划；规定该省并行英国刑法和法国民法；法语和英语同是官方语言，并保障法国人的天主教会不被英国统治者的新教徒教会所替代。《魁北克法案》的颁布为加拿大实行二元社会铺下了第一块墙角石。
此后，在无法实现其“去法国化”的现实面前，英裔统治者选择了妥协，同意法裔族群在英国殖民统治的下加拿大继续保留其语言、文化和传统规范和原则。至1867年加拿大建国，在英法两大族群妥协和谈判的100年间，法裔族群不断起义、暴动，最终促使英裔统治者在1867年加拿大建国宪法《英属北美法案》中以法律条款明确规定：英法双语在联邦议会和魁北克省立法机构通行；用英法两种文字笔录议会文件；英法双语在联邦和魁北克法院通行。该法案用法律的形式将代表盎格鲁和法兰西文化的英法语言正式作为加拿大自治领的法定社会结构中的通行语言，这无疑是对加拿大英法二元社会结构奠定是一种法律保障。
在加拿大自治领时期，“熔炉”同化理论也曾一度从美国传至加拿大，但保守的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均不愿意在此“熔炉”中形成一个“新人”，从而完全丧失本民族引以为傲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质，因此，“熔炉论”在遭到此两大建国民族的强烈抵制后悄然回归至创造此理论的美国故乡。
二、从二元到多元：历史的选择
加拿大移民与公民归化局的《公民考试指南》开宗明义写到“多元文化是加拿大传统和认同的根基。加拿大人赞扬每个人的才华以及努力工作，尊重多元化并共同和谐生活。”在实行多元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加拿大经历了奠基阶段（1940s-1971）；发展阶段（1971-1982）和制度化阶段（1982-2000s）。在各方族裔力量的博弈下，加拿大最终到达了多元文化的彼岸。
加拿大于1867年建国，成为除外交权归属大英帝国的高度自治领国家（The Dominion of Canada）。随着1885年太平洋铁路建成通车，1936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成立，加拿大从空间和地域上将东西连接成一体。进入20世纪后，在经历了“盎格鲁遵从”、“二元论”和“熔炉理论”的理论思辨和实践检验后，加拿大政府面对大量来自东南欧和亚洲的移民，政府依据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实情以及移民实际经济状况，明智地搁置了关于选用何种同化理论来模塑加拿大的想法。从20世纪初到二战后，加拿大社会发展始终在英法两大族裔主导下的英法双语和双文化的社会架构下向前推进，直至加拿大“中等国家”身份的确定，它对加拿大建立有别于美国式“熔炉社会”的多元文化社会在思想上做了先期的准备。
当时间推移至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席卷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多元思潮在“反主流文化”运动中正式从学术界的论争中走向欧美社会。在美国，西裔移民的“奇卡诺运动”、黑人的“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妇女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交替上演，共同演绎了一场“平权运动”。弱势族裔群体在美国六十年代爆发的“民权运动”和“族裔认同”行动也迅速传播到它的邻国加拿大，激发了加拿大少数族裔群体对平等权利的诉求意识。首先是魁北克人的“平静革命”，并在1970年的“十月危机”中达到顶峰。接着是原住民的自治诉求。两百年的托管制度造成原住民贫民窟的聚集，他们仍然按照18世纪的标准和做法被统治着，生活水平远远低于他们白人同胞。最后是那些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加拿大的非英/法裔加拿大人的第三/四代对“我是谁”的追问，将“族裔认同”问题演化为加拿大文化的中心命题，从而把加国带人一个“多元文化主义”大辩论时代。
从政府层面上讲，皮尔逊政府早在1963年7月就设立了“双语和双文化皇家委员会”（简称BB委员会）。其职责是调查和报告加拿大双语和双文化生存现状以及与联邦的关系，并就此向政府的文化政策建言建策。1965年2月该委员会拿出了最初的报告，对加拿大各行各业的双语和双文化的历史及现状做了细致调查和研究。报告建议在加拿大全面实现“双语制和二元文化”，但却遭到那些非英/法裔（包括部分法裔）的加拿大人的坚决抵制，反对将他们作为二等公民来看待。1968年12月，由加拿大各族裔集团组成的“民间艺术理事会”在多伦多召开会议，要求政府接受多元文化主义，这是非英/法各族裔人民正式公开要求政府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共同诉求。面对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团体增加的现状，在特鲁多总理的要求下，BB委员会对加拿大少数族裔（包括新移民）语言、文化结构做了详细的田野调查。1970年BB委员会在其1967-1970年系列卷宗报告中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其他少数族裔团队对加拿大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语言等方面的贡献，并给予积极的肯定。报告明确地指出加拿大不再只是英国和法国两大族裔结构的社会，建议加拿大在语言和文化政策方面实现全面改革，并对双语政策提出了五项改革建议。
面对“平静革命”中魁北克分离主义局势的恶化以及原住民和其他族裔对联邦政策不满的形势，特鲁多政府决定采纳BB委员会采用英法语言同为加拿大官方语言的建议，以“怀柔”方式争取魁北克中间力量，巩固联邦。在特鲁多的推动下，1969年联邦政府出台《官方语言法》，规定法语和英语共为加拿大官方语言，在议会和政府各机构里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是加拿大第一次从法律上赋予法语与英语同等地位，此法缓和了魁北克法裔民族的“法兰西情结”情绪，对魁北克省内温和派的政治立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引起了那些非法/英族裔团体的不满和愤怒，他们人数比例之大（近40%）也足以引起社会的不平静。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下，特鲁多总理选择与双文化主义决裂，决定通过一项旨在保护英法语又同时尊重各族裔文化传统的政策。1971年10月8日，在充分论证和多方考虑下，特鲁多总理在下院正式宣布，政府决定接受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的概念，在加拿大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特鲁多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是加拿大认同的根本。每一个族裔群体都有权在加拿大保留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说我们有两种官方语言，但并不是说我们有二种官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具‘官方’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必须是所有加拿大人的政策。”
1971年《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特别强调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实施的前提是在双语框架下即：英语和法语。该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加拿大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奠基阶段已经完满落幕。此后，加拿大进入多元文化主义大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为使多元文化政策有效执行，政府设立了很多监督机构，如1972年成立的多元文化部，在多元文化部的直接主导下，非官方语言教科书、广播和电视建设得到政府的资助；加拿大民族研究和民族史丛书的出版也得到政府的出版资助；新移民的子女得到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帮助，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官方语言；人类学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得到政府的专款资助；在加拿大部分大学里设立民族学访问学者项目，资助英裔和法裔学者开展多元文化研究，以消弭英/法裔民族对多元文化政策的抵触情绪；设立各种非官方语言教育基金会，资助各种与多元文化主义有关的学术研究项目和第三种语言教学等。在美国《肯定性行动》和“伟大社会”的影响下，加拿大也在联邦和省级政府的各级机构中实行了少数民族雇员配额制，以消除对少数族裔集团在就业方面的歧视行为和现象，保障各族裔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和地位。1982年，特鲁多自由党政府重申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在加拿大《1982宪法法案》的第一章“加拿大权利与自由”中用具体的条款将多元文化主义法律化。该在“平等权利”条款第15条中明确规定：“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和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并且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和平等的权益，不受歧视，特别是不受基于种族、民族出身或者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者身心缺陷的歧视。”在第23、27条中规定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权利并确认本应按照符合保存和增进加拿大人的多种文化遗产的方针进行解释。《1982年宪法法案》表明加拿大将致力消除种族歧视，建设一个公平的多元文化社会。
1987年，为满足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社会的需求，马尔罗尼保守党政府推出多元文化主义八项原则。1988年7月21日，加拿大议会通过《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成为国际社会中第一个用立法的形式确立国家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该法声明：多元文化主义为加拿大民族的基本特征和宝贵资源；加拿大政府承认族裔与文化多样化的合法性并予以保护；承认原住民的权利；承认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但其他语言也可以使用；不论种族、肤色等一律平等；承认少数族裔保守其文化的权利；保障并鼓励少数族裔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该法生效后成为加拿大融合各族裔社团和保护族裔多元文化的法律工具。之后，在众多联邦多元文化基金项目中，1990年由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设立的“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资助面最广，它包括电影电视、多媒体、信息技术、广播、书刊出版等；1991年加拿大《广播法》出台，要求广播系统体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特色；2002年，为承认和庆祝族裔人口和文化多样性，加拿大联邦政府决定每年6月27日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日。至此，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加拿大立国之本的制度已经完善。
三、多元文化主义：公平社会建立的保障？
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模式的建立有其深厚的历史、社会和民族的结构性因素。移民国家的特质（民族的多样性）造就了加拿大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要求国家确保各族裔集团在财富分配和社会资源上平等；英法两大建国民族的政治文化奠定了加拿大的法律体系、政府政治和习惯法，英法两大文化各占加拿大高政治和高文化半壁江山的历史事实，以及现状态势要求多元文化政策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支持和鼓励各族裔团体在低政治和低文化方面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此外，原住民的权利诉求、非英/法裔移民群体的“根”情结复苏以及族裔认同的坚守，为多元文化主义的生发、成长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生态环境，并最终使之成为加拿大融合各族裔集团、支持各族裔文化共存与族裔身份认同的新模式。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加拿大认同”，并在框架内追求不同族裔群体在共享政治、经济方面的社会平等。关于多元文化主义是否必然造就公平社会这一理论假说，加拿大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2002年，卡尔顿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卡瑞姆在其论文“加拿大报刊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辩论：一场政治风暴的预兆？”中对“多元文化主义法”前后的有关辩论做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这些辩论方主要观点是：（1）多元文化政策加剧了种族间的分裂，追求政治、经济、文化间的平等只是一种空想，是政治家获取少数族裔选票的一种政治作秀；（2）多元文化政策造成少数族裔群体的新聚居化，不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和平等社会的建设；（3）多元文化主义是除“盎格鲁遵从”和“熔炉论”之外的第三种同化理论，是塑造“加拿大认同”的理论工具。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找到我们的路：反思加拿大族裔文化关系》（1998）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对移民团体最为合适，可以消除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是建立公平社会的制度保障。由于作者威尔·金里卡写作的初衷是服务大众读者群，因此该书的影响力超越了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同。另一畅销书《出售幻觉：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崇拜》（1994）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加拿大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度、鼓励异国风情、忽略凝聚加拿大人的相似性、强调使加拿大人分离的差异性，导致新的不平等的出现。
在政府层面上，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加拿大治国理念和基本国策当属特鲁多总理。特鲁多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目标之一就是建构加拿大国家认同，消除魁北克分离主义并将法裔加拿大人整合。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特鲁多提出在加拿大建立一个“公正社会”，其核心是地区平等、语言权利平等以及各族裔集团平等，而多元文化主义是实现公平社会的手段。此后，来自魁北克省的保守党领袖马尔罗尼总理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的签署标志着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加拿大的立国之本。2002年，自由党政府确立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日”。
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多元文化法和多元文化政策作为一种分配正义的制度和方式，其公正属性常常受到加拿大多元社会现实的巨大挑战。魁北克至今没有签署加拿大《1982年宪法法案》，游离在宪法之外的魁北克省宣称魁北克人对加拿大国家没有“宪法忠诚”义务，自然也不受多元文化主义条款的限制。魁北克《22号法案》、《101法案》出台以及1995年的第二次全民独立公投正是公开挑战加拿大联邦政治的具体案例。然而，就魁北克问题来看，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对公平社会建设的成效也是不言而喻。首先，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是以英法双语为框架，它对解决魁北克分离问题具有缓解作用。其次，官方双语政策的推行大大提升了法裔加拿大人在联邦机构的存在，这对那些温和的魁北克民族主义者转向支持联邦政府有正能量作用。再次，官方双语政策对魁北克省内的原住民、犹太裔、意大利裔、希腊裔等少数族群的英语语言权利起到保护作用。如1974年自由党执政的魁北克政府通过了《22号法案》，使法语成为魁北克唯一的官方语言，这对已经有100多年双语历史的魁北克来讲，它让那些说英语的魁北克人无法忍受。1977年11月魁北克省出台的《101法案》（即《法语》）对法语保护和推行力度之大，以至于对魁北克非法裔少数族群使用英语和接受英语教育的权利造成侵害。如此，《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不仅为这些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和民利提供了法律保护，而且还提供了实际的政策和法律援助，赢得了魁北克非法裔居民对联邦政府的拥护和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强化了他们对加拿大联邦政治的认同感，推动他们在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全民公投时做出了拥护加拿大国家统一的积极反应。在魁北克，多元文化政策的施行有效地强化了加拿大认同和宪法权利，表明在一个公平社会中没有任何族裔集团优于其他族裔集团，任何公民或公民群体都属于加拿大人，所有人都应当受到平等对待。
在原住民问题上，原住民在加拿大建国前后对自决权的诉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对“加拿大是加拿大人的”表述从不认同。对他们来说，认同加拿大应该首先以认同原住民为前提。因此，他们很少认同多元文化政策，很少认同他们的平等权利能够在多元文化政策和法律下得到保护。他们始终并习惯性被冠以“特殊弱势群体”并常常得到学术界、政界乃至媒体大众的同情和支持。因此，无论是加拿大宪法或是加拿大其他法律都将他们特殊对待，并与他们单独签订条约，以保护他们的权益。即便如此，原住民在加拿大实行多元文化社会的过程中始终不间断地提出对自决权的诉求，但他们很少对加拿大联邦政治挑战，即使在魁北克分离主义最为鼎盛时期，他们也始终坚持自决权利诉求而不是分离诉求。
加拿大政府颁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有40余年，由于多元文化政策承认各族裔群体平等，尊重各民族为加国做出的贡献，提高少数族裔的地位，同时又鼓励少数族裔融入主流社会，因此赢得各少数族裔集团对加拿大国家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加速了加拿大公平社会的建构。目前，加拿大第41届议会中有30位议员为少数族裔者，占下议院308个议席的9.7%，比40届议会少数族裔议员（24位）增长1.9%。他们的加入对加拿大少数族裔推动高政治领域的多元化具有推手作用。如今，多元文化政策延伸至旅游业、社区建筑、城市规划以及对外政策。相对应美国式的“熔炉”社会，加拿大成功地建构了一个“马赛克”社会，而“马赛克”作为多元文化概念的替代词在加拿大已是家喻户晓。
四、未完的论争
2012年9月4日，魁北克省议会选举日正式开始，赞同魁北克独立的魁人党击败原执政自由党，以少数党执政魁北克省。午夜，当魁北克首任女性省长马宝莲在蒙特利尔大都会剧院发表胜利演说时，一声清脆的枪声提前结束了她的演讲，而不断高呼“英国人觉醒”的口号将魁北克“两种民族，两个国家”的英法族群问题再一次推向加拿大公众舆论的中心。虽然此次胜出的魁人党的少数政府地位决定其难以在其执政期顺利推进魁北克独立进程，但从五个参选党（绿党除外）的政治纲领看，有三个主张或支持魁省独立，因此执政党在省议会提出魁北克分离或独立公投提案获得其他党派支持的可能性较大。加之魁省是加拿大面积第二大省，总人口也为全国第二，法语为魁省的官方语言，在国会下议院议席总席位的308席中占有75席，近1/4（24.4%）。如此，当选的魁人党是否会提请第三次魁北克独立公投，挑战联邦政治，我们仍需观察。
拿来主义教案范文2
评判“好教育”的标准很多，但有一个标准不能忽视，那就是教育是否有胸襟。教育的胸襟源自于学生的胸襟，而学生的胸襟则与教师的胸襟息息相关。
实行绩效工资以来，各校真可谓费尽心思。绩效考核方案虽不是朝令夕改，至少也是一学期或是一年修改一次，不为别的，只因为有少数教师多拿了点钱。而多的那点钱大多来自这些教师出版专著、和指导学生发表作文所加的分。S校最初制定考核方案时，对于教育专著公开出版发行的教师，主编计16分，副主编14分，编委10分，个人专著出版的参照主编计分。论文需要在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有ISSN、CN刊号及邮发代号的刊物上发表的方可计分，部级4分，省级2分。指导学生作文发表，部级计1分，省级计0.5分，指导获奖的，部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1.5分、1分、0.5分，省级参照部级相应等级减半计分。考核方案实施的第一年，该校有两名教师因为勤于研究，在这项上多拿了一两百元，于是第二年刚开始，不少教代会代表就闹着要修改绩效考核方案。于是专著的分数降为主编10分，副主编8分，编委6分，论文则变为部级2分，省级1分。虽然指导学生发表作文分值没变，但要求变了，必须是在新闻出版总署备案且由教育部门主管的刊物发表的才能计分。第二年，用修改后的方案考核，仍有一名教师多拿了一百多元，又有教师嚷着要修改方案……
无独有偶。B校的绩效考核方案和S校差不多，但一年考核过后，因为有几名教师在教育教学研究方面多拿了点钱，有些教师不满意，于是在第一次修改时就改得相当彻底，干脆去掉了教育专著、、指导学生发表作文的计分，教代会代表的理由是，教科研方面的考核涉及的人数不多，再说这些在评职称的时候有用，就不在绩效中考核了。
相信以上两所学校出现的情况，在其他学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大多数学校，静心于教育研究的教师确实不多。应该说，搞研究的教师，辛辛苦苦一年，多拿个一两百元，实属正常。但因为只涉及少数人，所以多数人感觉利益被触及了，于是就像“马斯特罗的床”一样，如果人比床长，就要把身体长的部分锯掉。
没有胸襟其实是是懒汉思想在作祟，不是懒得“争”，而是懒得“见贤思齐”。看到别人有成果了，不是“内省”，而是心怀妒恨，想方设法打压。而教师的胸襟会影响学生，教师有胸襟，学生才大气；教师有胸襟，学生才会悦纳他人。
D校开展一年一次的运动会，100米跑决赛后，F班的代表以0.03秒之差与季军无缘，于是，班主任便带着学生去找计时裁判的麻烦，说计时有误。但场外的人说的确看见F班的代表落在季军之后。万般无奈之下，F班班主任才接受事实。
面对失败，我们应该和学生一起去分析原因，然后朝既定的方向努力，才能改变现状。如果学生受到上述教师的影响，在走向社会后，都忙着诋毁别人的成就，就没有时间去思考他人是如何取得成功的，自然就不知道如何向他人学习，自然就没有收获的机会了。
拿来主义教案范文3
在教学这课时,我认为这两次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在17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在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通过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了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将国王路易十六押上了断头台,建立雅各宾法兰西共和国,由于雅各宾派又实行恐怖政策,广大人民怨声载道。拿破仑顺应历史潮流,力挽狂澜,发动“雾月”夺取政权,雅各宾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给法国大革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为了让学生更好得认识拿破仑是一个资产阶级皇帝。我就采用了拿破仑的加冕仪式作为该题的突破口,通过多媒体镜头来完成这个题的答案,加冕这天,巴黎圣母院内人山人海,来观看教皇如何给拿破仑加冕场景。封建教皇威严地坐在宝座上,仿佛不可一世。拿破仑的夫人来到圣母院,双膝跪在教皇的足下,用乞求的神态等待教皇为他加冕。可是的那个拿破仑大踏步来到大厅,使加冕的气氛顿时发生了变化,拿破仑用蔑视目光看了教皇一眼,随便拿起冕冠戴在自己的头上,乐队奏起了喜乐,拿破仑即刻抓起第二顶皇冠,为他夫人加冕。顿时惊的教皇呆若木鸡,脸上如死灰一般,十分尴尬,教皇的威风一落千丈,失去了他至高无上的威严,结束了整个加冕仪程。教师随即向学生点拨到:“人的行动时主要的思想体现”。拿破仑的思想主张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与封建教会是对立的,资产阶级认为:封建教会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障碍,封建教皇是阻碍西欧社会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
同时,我又通过质疑,让学生得出拿破仑与历代皇帝不一样的结论。拿破仑的思想代表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它是资产阶级领导人民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彻底铲除封建教会长期对人们实行的思想禁锢,实践了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人权宣言,“人生而平等“。教会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愚弄人民的一种精神工具,拿破仑是不相信这套把戏的,这是他与历代皇帝不一样的集中反映。他又通过“雾月”把法兰西共和国改为法兰西第一帝国,为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他颁布了《拿破仑法典》,它用法律形式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成为帝国的一座丰碑,并为其他国家制定民法典提供了范本。通过这些史料的分析,使绝大多数学生从内心世界认识到拿破仑的确与历代封建皇帝不一样,他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政权的皇帝。
拿来主义教案范文4
关键词：加拿大；魁北克；官方双语；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K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191?06
与澳大利亚、英国等国不同，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完整内涵是“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化政策”（Policy of Multiculturalism within Bilingual Framework），即加拿大承认和使用英语和法语两种官方语言，但不确立任何官方文化，而是尊重和弘扬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一般仍简称多元文化政策）。笔者认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主要是在魁北克问题①恶化的情势下，以皮埃尔·特鲁多主导的加拿大联邦政府为应对挑战并谋求最终化解这一政治难题而出台的。鉴于此，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实施的成效几何或成败得失，有必要首先从魁北克问题的角度进行评价。
一、加拿大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
化政策的出台
对于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缘起，国内学界虽已讨论颇多，但说服力尚嫌不足。②在笔者看来，加拿大之所以出台和实行有自己特色的多元文化政策，主要归因于魁北克分离主义政治运动的压力和特鲁多总理的个人作用，对原住民和移民族群从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宜过高评价。
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分离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主要是根源于复杂的法语问题和60年代改革失败的刺激而由法裔新中产阶级所推动。60年代之前，法语在加拿大意味着低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国家事务的运
作几乎全部用英文，讲法语的联邦公务员和女性一样稀少。[1]（387）在魁北克，虽然法裔占人口大多数，但是由于其经济命脉为英裔商界精英控制，所以接受法语教育的法裔魁北克人在求职、升迁、待遇等方面都受到明显的歧视，以语言为标志形成了不公平的劳动分工和族裔分工。60年代前后，围绕法语的另一个问题凸显出来。随着城市化和世俗化的加速，魁北克法裔人口的出生率走低，锐降至加拿大最低水平；另外，战后大量移入魁北克的法裔以外的移民，大多选择融入经济强势的英语文化。法语的趋弱被法裔民族主义者大肆渲染，首先被视为法裔文化认同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在魁北克，围绕法语存在着由来已久的社会不公正和新近凸显的文化认同安全问题。
鉴于法裔人口占魁北克选民的绝对多数并一直主导着魁北克省的行政和立法权，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的法裔新中产阶级成员有一个共识：加强魁北克“国家”干预，利用“国家”的力量加速魁北克法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他们的“自我肯定”，并扭转法语文化走弱的局面。60年代伊始，在法裔新中产阶级的动员下，魁北克发生了被称为“平静革命”（1960～1966年）的改革。改革涉及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但改革虎头蛇尾，随着自由党的下野而半途而废。[2]以“平静革命”改革的灵魂人物瑞内·莱维斯克（Rene Levesque）为代表的法裔新中产阶级激进派认为，改革的失败应归咎于魁北克的资源不足和温和派的妥协，遂决意通过政治诉求来获得必要的权力和资源，以继续和深化魁北克60年代未竟的改革。[3]（187） 60年代中后期，莱维斯克提出分离主义的“—联系”计划，并于1968年组建了追求政治分离的魁北克人党。
就在这一年，加拿大人将特鲁多选为联邦总理。特鲁多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他毕生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就是克服魁北克分离主义、将法裔加拿大人完全整合进加拿大国家。在特鲁多看来，要解决魁北克问题，加拿大联邦当局最终理想的方案“是一个替代的理想，将魁北克融入更大范围的泛加拿大认同中，至少感到魁北克是整个加拿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6）加拿大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化政策即是特鲁多新国家建设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早在1960年，魁北克“平静革命”政府就提出“做自己屋子的主人”和“魁北克是与加拿大其他省不一样的省”的口号，魁北克和加拿大联邦当局之间的关系明显趋于紧张。1963 年7 月加拿大组建了皇家双语和二元文化委员会，希望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魁北克问题的良策。经过几年的调研，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双语和二元文化乃加拿大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建议加拿大推行官方双语并不言而喻地承认加拿大的二元文化格局。特鲁多这位有着二分之一法裔血统并且来自魁北克的联邦总理也深知，法语受到歧视，成为法裔人口社会流动的主要障碍，也是法裔民族主义激化的土壤。所以，特鲁多相信提升法裔加拿大人地位的唯一合法途径是保护和提升他们的个人母语权利，促使他们在加拿大范围内横向和纵向流动，“如果整个加拿大而不仅仅是魁北克成为法语的家园，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基础就会被瓦解。”[5]（124） 1969年，特鲁多政府采纳了委员会的部分建议，促使加拿大议会通过《官方语言法》，规定在加拿大联邦机构使用英法两种工作语言提供公共服务，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双语框架形成。
但是，官方双语的推行并不意味着加拿大联邦当局默认二元文化，因为特鲁多否认语言的文化载体作用，相信语言和文化是可以分开的；坚持语言只是 交流的工具，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它关乎个人的权 利。[5]（151）对此，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批评者理查 德·戴（Richard J.F. Day）指出，尽管（皇家双语和二元文化委员会的）报告坚持文化必须通过语言来呈现，但特鲁多通过割裂现代认同的两个方面来启动一项新政策。[6]（193）不过，加拿大人大多承认这样的事实：特鲁多“作为总理的政治行动深深地塑造了加拿大的面 貌”[5]（124）。
加拿大官方双语推行后，似乎并没有起到对法裔民族主义情绪显著的抚慰作用。1970 年，魁北克人党第一次参加省选就获得很大的成功，获得了23%的支持率，作为分离主义政党一举成为魁北克三个政党之一。同年10月，奉行暴力途径谋求法裔民族解放的极端分离主义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绑架了加拿大劳工部长和英国驻加拿大外交官，并引发大规模支持性的居民游行和学生罢课，魁北克政局一时陷入瘫痪。特鲁多动用联邦军队以强硬的手段平息了这场动乱。然而，魁北克法裔分离主义势力虽然暂时遭受重创，但很快恢复元气，并且获了更多法裔居民的同情和支持。魁北克问题更棘手了，特鲁多自己也承认“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7]（283）。此外，“在魁北克人与英裔加拿大人争吵的刺激下”，加拿大原住民于60年代末和70 年代初也将大部分原住民组织起来，走上政治舞台，捍卫他们的土地和资源，甚至提出自治诉求。就是在此背景和形势下， 1971年10月特鲁多政府宣布推出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在世界上首开官方正式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之先河。10年之后，加拿大《1982年宪法法案》（第一章《加拿大权利与自由》第27条）从新的高度对此加以肯定和确认。1988年加拿大又通过《加拿大多元文化法》，至此加拿大多元文化制度臻于完备。
由此可见，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出台是针对魁北克问题逐渐恶化的相应对策。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拿大政治学家拉姆塞·库克（Ramsay Cook）在总结60年代以来加拿大联邦制度的变革时指出，“魁北克是唯一挑战联邦特权的政治力量，它实际上成为近些年促使宪法变革的工具。”[8]（242）莱维斯克这位魁北克分离主义大鳄、加拿大“法裔现代民族之父”死后被收入《加拿大100名人》中，作者对他如此评价：“如果没有莱维斯克这位现代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守护神，它所拒斥的国家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9]（52）此话虽然不无夸大，但从侧面反映了魁北克分离主义政治运动对加拿大联邦决策的压力和促动之大。
需要指出的是，加拿大移民少数族群构成的所谓“第三种力量”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出台中所起的促动作用，不宜过分夸大。诚然，早在皇家双语和二元文化委员会调研之时，以犹太人、意裔、德裔和希裔等为主的移民族群就呼吁政府应保障他们的平等权利；官方双语政策实施以后，更是激发了他们的主张和呼声。但是，尽管到1970年加拿大英裔、法裔和原住民以外的移民人口总数已经占到了加拿大总人口的近30%，然而他们族裔构成复杂，而且居住分散，政治团结的程度也不理想，所以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所谓的“第三种力量”主要指涉其社会文化意义。[10]（216）他们施加给联邦政府决策的压力因而是十分有限的。
二、多元文化政策对魁北克分离主义
政治运动的孤立和打击作用
就魁北克问题而言，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它显示了加拿大联邦制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一定程度上瓦解了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合理性；驳斥了魁北克分离主义政治运动所建基的理论基 础——加拿大二元文化和政治诉求，对魁北克分离主义给予一定程度的直接打击；使得魁北克的少数族群对加拿大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加强，从而孤立了魁北克分离主义势力。加拿大官方双语与多元文化本不可分割，但是为了方便论说，还是把官方双语和多元文化分开论述。
为推行加拿大官方双语政策，特鲁多执掌的联邦政府投入巨资，不懈推行十几年。对魁北克问题而言，其成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加拿大联邦机构方面的变化。官方双语政策的推行大大提升了法裔加拿大人在联邦机构的存在，1965年法裔占联邦公务员总人数的21%，到1987年增加到 28%～29% ，高级职位更是从17% 增加到26%。[11]（110）一位专事投诉加拿大语言分工不公的政客，1983年面对充足的证据写道，联邦行政管理的语言面孔转变了。[12]（31）特鲁多政府的反对党—保守党也承认，自由党政府的官方双语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有能力的法裔进邦公务员队伍，“这是期待已久的成功”[13]（693）。双语政策无疑向法裔加拿大人包括魁北克人展示了加拿大联邦制度能够自我完善、趋于开放和包容，一方面削弱了魁北克分离主义诉求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强化了至少一部分法裔加拿大人对加拿大联邦制度的认可和对加拿大国家的认同。其二，官方双语政策对魁北克省内英裔和移民少数族群的英语语言权利起着保护作用。魁北克从60年代末在法裔民族主义的压力和呼声下就酝酿推行魁北克官方法语政策（63号法案），1977年魁北克人党政府出台了《法语》（101号法案），规定法语是魁北克的公共管理、社会、教育、商业和劳资关系语言。法案对法语保护和推行力度之大，以至于影响甚至侵害了魁北克少数族群使用英语和接受英语教育的权利，因为魁北克的犹太人、意裔、希裔等绝大多数移民族群倾向于使用代表经济强势的英语。加拿大官方语言政策为这些少数族群伸张自己的语言权利提供了法律根据，加拿大最高法院往往根据官方双语政策和公民权利原则给予判决支持，迫使法语不得不做出局部修正。所以，对于魁北克这些移民少数族群来说，加拿大国家是他们民利的保护后盾，对于英裔来说当然更是如此。
相比官方双语政策，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多元文化政策方面的实际投入少得多，但是其对于应对魁北克问题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一方面，它正面回应了魁北克民族主义一直基于立国民族之一的理解而坚持的二元文化地位诉求。1971 年10 月8 日特鲁多总理在众议院宣布多元文化政策时指出：“虽然加拿大有两种官方语言，但没有官方文化。任何族裔群体都不能优先于其他群体。”[6]（193）后来特鲁多政府再次强调：“我们坚信文化多元主义就是加拿大认同的实质。每一个族裔群体都有权在加拿大范畴内保留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价值。我们说有两种官方语言并不是说有两种官方文化，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具官方色 彩。”[14]（33）因而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明确拒绝魁北克独立或特殊地位鼓吹者的‘两个民族’之加拿大观”，一定程度上瓦解了魁北克政治分离主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多元文化政策对魁北克的移民少数族群和原住民来说，多元文化政策意味着加拿大国家对“差异”的宽容和正式承认。正如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和政治学家威尔·金里卡所评论，随着70年代加拿大官方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加拿大国家终于通过对非主流认同的正式“承认”来解决加拿大的社会多样化问题。[6]（9）当然这种承认不仅仅限于文本层面的象征和宣传意义，还意味着具体有形的受益。联邦政府每年设立专门款项，用来支持全国性的族裔文化组织和少数族裔的传统文化活动；支持少数族裔的语言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创作和出版；支持少数族裔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印第安人在70年代初提出的教育自治诉求，于1973年得到了联邦政府承认。犹太人更是深受其益：几乎各省都有公共基金资助日校，半数以上的犹太儿童上日校接受犹太教育，这个比例比美国要多几倍。[15]1969年，特鲁多任命了第一位犹太人内阁成员，此后陆续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进邦和省高层任职。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魁北克人党作为魁北克分离主义的主体力量，虽然输掉了两次全民公决，但是仍坚持其政治追求的承诺，并且在魁北克依然是一支拥有雄厚支持基础的政治力量。虽然从2003年下台之后再无机会执政，但至今魁北克人党一直是魁北克的第二大党（2007年3月至2008年12月除外），而且民调显示其支持率直逼执政的魁北克自由党。2008年10月，党魁波琳·玛露娃（Pauline Marois）发表了她的“宣言”，宣布“我们将完成前辈追求了40年的目标—将魁北克建成一个国家。”[21]近期魁北克人党甚至将举行全民公投提上议事日程，2010年10月24日玛露娃宣布，如果她执掌魁北克政府，将会举行第三次关于的全民公投，“魁北克人党的目标是实现，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全民公投。”[22]因此，魁北克人党仍然对加拿大国家现行联邦制度和统一安全存在潜在的冲击和挑战。
由此看来，特鲁多政府推行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化政策以来，魁北克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当初特鲁多的国家认同建设目标非但没有最终实现，魁北克法裔多数人口对加拿大国家的离心力反而更大了。
四、结语
加拿大联邦国家好比英法两个民族矛盾重重、问题一直不断的一桩婚姻。经过加拿大联邦政府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努力，法裔魁北克人未能如愿离婚，但是二者的关系并未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更没有如特鲁多所愿改善至和谐一家的局面，而是法裔魁北克人貌合神离，渐行渐远地走向离异。
加拿大的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化政策主要惠及加拿大原住民、移民少数族群和魁北克以外的法裔加拿大人，使他们对加拿大国家的政治认同加强，从而孤立和打击了魁北克分离主义势力，挽救了加拿大国家的统一。然而与此同时，也使得魁北克分离主义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法裔魁北克人对加拿大联邦当局更加疏离甚至敌视，因为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化政策与法裔魁北克人根深蒂固的二元文化格局与特殊政治地位诉求存在明显的冲突和矛盾，而且难以调和。从魁北克问题的演进来看，加拿大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化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
注释：
① 本文中的“魁北克问题”指代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魁北克政治分离主义。
② 国内学界主要有三种或两种论说：其一，多元文化政策是加拿大政府结合本国国情、吸取历史上同化政策失败的教训所采取的一项务实、明智的民族政策（施兴和：《加拿大民族政策的嬗变》，《世界民族》2002 年第1 期，第47页）。其二，多元文化政策的确立是加拿大国内全体少数民族长期的政治斗争的结果（王昺、谷野平：《加拿大少数民族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2 期，第104页）。上述两种说法也可以说表达的是一种观点，即加拿大国内全体少数族群的长期抗议和斗争，表明加拿大民族同化政策的破产，于是加拿大联邦当局明智地汲取教训，从而出台了多元文化政策。如果纵观长时段的加拿大历史，上述结论固然站得住脚，而且这种比较普适性的原因似乎可以解释世界各地多元文化政策的缘起（曹兴：《从美、加、澳民族政策走向看多民族国家内族际关系的三级文明发展规律》，《世界民族》1996年第1期。）。但是上述普适性的解读不能确切反映加拿大的历史和国情，更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加拿大版本的多元文化政策的独特内容特征。其三，加拿大政府面对魁北克问题的恶化，为维护民族间的和谐与国家的统一而宣布实行多元文化政策（高鉴国：《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评析》，《世界民族》1999年第4期，第32，34页；韩家炳：《魁北克问题与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缘起》，《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笔者大致认同第三种说法，但该论说的相关论著要么不够详尽，要么因概念界定不够精确、混淆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文化政策而令人容易岐解。
③ 魁北克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增长持续落后于加拿大平均水平，但是却一直保持较高的公共支出和较慷慨的社会福利， 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平衡拨付是其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
参考文献：
[1] George Woodcock. A Social History of Canada [M]. Markham （Ontario）： Penguin Books Canada Ltd， 1988.
[2] 王建波. 略论魁北克平静革命的失败[J]. 历史教学， 2008（5）： 43?47.
[3] 王建波. 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兴起之新探[J]. 学术论坛， 2011（4）： 185?189.
[4] Kenneth McRoberts. English Canada and Quebec： Avoid the Issue [J/OL]. ， 2008?10?27.
[22] Marois keeps referendum on PQ agenda [EB/OL]. Postmedia News， ， 2010?10?25.
On Canada’s policy of multiculturalism within bilingu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uebec problem
WANG Jianbo
（Politics and History Department，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641110， China）
Abstract： Canada’s policy of multiculturalism within bilingual framework was introduced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separatist movement in Quebec， by Canadian federal Liberal premier Trudeau， with a purpose of finally resolving this political problem and as a strategic national policy. As the result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multicultural policy of the Canadian version， Quebec separatist forces were isolated and defeated in the two referendums on Quebec separation. However， the Quebec problem has not been solved at last， and even some aspects of it are more deteriorated.
Key Words： Canada； Quebec； official bilingualism； multiculturalism
收稿日期：2012?06?11；修回日期：2012?07?09
拿来主义教案范文5
一、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2年)时期，曾铸造过三种5法郎银元。
1．奥格玛群像银元(图1)。直径37毫米，厚2毫米，重25克，成色90％，铸于1848、1849年。银币正面是奥格玛群像图(亦称大力神)，边缘书法文“LIBERTE EGALITEFRATERNITE”，即“自由、平等、博爱”。背面为花枝图案，中心有面值“5”“FRANCS”(法郎)和纪年“1848”，边缘为法文“REPUBLIQUE FRANCAISE”(法兰西共和国)，及五角星和字母“A”。侧边铭文“天主保护法兰西”。
2．谷物女神头像银元(图2)。直径37毫米，厚2毫米，重25克，成色90％。银币正面为谷物女神头像，头顶上方有一颗六角星，边缘法文“REPUBLIQUE FRANCAISE”(法兰西共和国)。背面亦为花枝图案，中心为“5”“FRANCS”(法郎)，“1849”年，边缘法文“LIBERTE・EGALITE・FRATERNITE”(自由、平等、博爱)及字母“A”。铸于1849、1850、1851年。
3．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头像银元(图3)。直径37毫米，重25克，成色90％，铸于1852年。正面短须侧面头像，边缘为法文“LOUIS－NAPOLEON BONAPARTE”，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头像颈下有法文“BARRE”，两边各有一个长点状纹饰。背面花枝图案，中心为“5”“FRANGS”(法郎)、“1852”，边缘法文“REPUBLIQUEFRANGAISE”(法兰西共和国)及字母“A”。侧边铭文“天丰保护法兰西”。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头像5法郎银元仅铸行一年，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过渡到第二帝国时的银币。当时流进我国的数量有限，现今存世更为稀少。
二、法兰西第二帝国银元。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后改称“拿破仑三世”(1852～1870年在位)，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兰西拿破仑三世5法郎银元(图4)直径37毫米，厚2毫米，重25克，含银量90％。正面为扎饰桂枝侧面头像，边缘有法文“NAPOLEON Ⅲ EMPEREUR”，意为“拿破仑三世皇帝”。背面为立鹰、勋章、权杖、皇冠等组成的图案，下方左右分别铸“5”和“F”(法郎缩写)，边缘上方两边法文“EMPIRE FRANCAIS”，意为“法兰西帝国”，下端有纪年“1867”“1870”，侧边有铭文“天主保护法兰西”和五角星。铸于1854～1870年。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银元，侧边仍保持着拿破仑第一执政时期铭文“天主保护法兰西”字样，可见拿破仑家族与天主教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拿破仑三世为取得天主教徒的支持，同样也在银元侧边铸上“天主保护法兰西”的铭文。
立鹰图案是拿破仑徽记。拿破仑三世建立帝国后，继承其父在荷兰王国曾用过的这一徽记(见荷兰银元图)，并将此徽铸在银元上，这在法兰西货币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统治期间，加强法兰西的经济建设。他虽然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建立庞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但却保护了金融资产阶级和推动了法兰西的工业革命，使工业和贸易达到了空前的发展。银行资本不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大大超过了工业资本的发展。1870年，拿破仑三世帝国已是14个国家的债主，对外的投资和贷款达到了120亿法郎，巴黎开始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为满足大银行家和工业巨头扩大投资和市场的要求，拿破仑三世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先后进行争夺近东势力范围的克里米亚战争，侵略意大利的战争，远征墨西哥的战争。1854～1860年，多次侵略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西贡、柬埔寨。掠夺非洲，占领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卡比利亚，支持殖民主义者开凿苏伊士运河，与英国争夺埃及。
拿来主义教案范文6
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是相对于公开合法存在及活动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而言，是在少数成员中秘密传授的宗教。其教义和仪式一般都很神秘，且不外泄，多数宣扬劫难当头，要起来造反，因而被当局视为“旁门左道”“”“异端”，并予以打击、镇压。
宗教的起源有很长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它。从现有的资料看，白莲教应是在我国民间流行较久的民间宗教。白莲教始自南宋初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原为佛教的一支，提倡五戒（佛教在家男女教徒终身应遵守的五条戒律，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明中叶受罗教的影响，吸取了“真空家乡，无生老母”观念，宣扬同教之人都生于天宫，都是“无生老母”的儿女，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明、清两代因屡受打击，遂改头换面，派生出许多名目，形成教派林立的局面。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廷军机处奏折统计，仅清代秘密宗教就有200多种，主要有白莲教、青莲教、白阳教、红阳教、青阳教、三阳教、八卦教（乾卦、坎卦、艮卦、震卦、离卦等）、罗教、牛八（朱）教、弥勒教、儒门教、混元教、收元教、明天教、未来真教、清水教、清茶门教、先天教、大乘教、糍粑教、五盘教、无为教、龙门教、长生教、黄天道教、一炷香教、龙华会、在理会、圆顿教、悄悄会、敬添会、三元会等。亦有学者并不认为它们是宗教，清末徐珂在《清稗类钞・宗教类》中说：“依托宗教之旁门左道，不可胜数。弥勒教、白莲教、天理教……及崇拜一切自然物如水、火、龙、蛇之类者，非流于妖邪，即困于鄙陋，实皆不足以言宗教也。”徐珂的论断虽不免严苛，但也道出了一些秘密宗教的实情。
清代的秘密宗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宗教型的，通过茹素诵经，消灾祈福相号召，以师徒传授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宗教迷信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凡入教者先传“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无字真经，在教徒中供奉“无生老母”牌位、念咒语和经文。如混元教“入教时写下牒，发了咒，若有二心，天打雷击”（乾隆十八年七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附单。引自公安部一局1989年编印的内部资料《清代》一书，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笔者见到的经文较全的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署山西巡抚胡宝拿获传习混元教冯进京时在其家中搜出的《立天卷》，全本分为元、亨、利、贞四册，“元”字册分为《明心见性品》《幡杆名扬品》《金鸡大叫品》《辇毂道场品》《榆杨寻卷品》《鸡卵乾坤品》《分前说后品》《指迷归正品》《末后一着品》等，近1.5万字。混元教还传习有《劝人宝鉴》《李都御岳山救母出苦经》等。乾隆二十二年破获河南传习收元教，供出歌词有《五孝歌》《敬天歌》《笤帚歌》《棉花歌》《井花歌》《临凡歌》《盖世荒歌》《五更歌》《夏景歌》《十二时歌》《弓长歌》等，这些歌词的内容明显受到《立天卷》的影响。在河南柘城红阳教教徒中流布《报恩经》，并口授咒语：“一棵白菜七寸高，师父度根我度稍。有心度你西天去，恐怕根浅扎不牢。”谓日日念诵，“生前可以免灾，死后更有好处”（嘉庆二十年九月河南巡抚方受畴奏折），也与白莲教教义相同。
另一类是帮会型的，以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相号召，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忠于誓言，讲究信用和义气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积蓄力量，伺机造反，清廷。郓城人李芳春自称离卦教教主、弥勒转世，宣扬道光十九年必有劫数，道光二十二年将清廷，再造河山：“细雨纷纷不见天，忧愁只在一九年。猴鸡之年（道光十六年丙申、十七年丁酉）还好过，鼠牛（道光二十年庚子、二十一年辛丑）中间怎奈何。无知老人识世事，山前山后打破锣。羊群若得真消息，猛虎（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下山定干戈。”（道光十六年九月山东巡抚经额布奏折）
然而这些教派虽然教义雷同，组织、仪轨和活动方式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各派都是独立活动，互不统属。由于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系，或是在白莲教遭到镇压后创立的新教，故白莲教关于“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经，几乎为所有的秘密宗教所接受。如白莲教习念：“元佛自洁见人伦，仁义礼智天地人，家贫身贫壮不贫。剃骨还父母，割肉还双亲。虽然不是无价宝，得去才是堂上人。”在中原传习的收元教，劝人吃斋说偈，念无字真经，依三皈五戒，习采清换浊，其传习的《五孝歌》开篇是：“敬父母，如敬天，孝子名扬万古传。一天三餐敬父母，日流时增常问安……父母恩，重如山，生身时，命也难。湿衣凉席娘身污，暖床热被让子眠。如污了，老母连身换，恩养成人，长大孝顺的，是儿是女，不孝顺，是讨债冤家。”（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河南巡抚胡宝奏折附件）对比两者诗句，可见两教的思想观念十分相似。
当局对秘密宗教的打击
如前所述，清代的秘密宗教大多都有组织民众反清的倾向甚至行动，因此，常常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取缔与残酷镇压。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五军机处奉上谕并转发各督抚：“自来妖言左道，最为人心风俗之蠹，地方大吏，理应严行禁遏……各省督抚，务须时刻留心，早为查察，事发之后，不可稍为宽纵。”（乾隆十三年五月湖北巡抚杨锡绂奏折）嘉庆二十四年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折引称：“查例载：妄布邪言、扇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又传习白莲等、拜师传徒惑众为首者，绞立决，为从者发新疆给额鲁特为奴。又各项从犯，年未六十发回城给大小伯克为奴，其并未传徒而又年逾六十以上，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在此“上谕”“律令”下，清廷对“”始终采取高压态势。康熙五十六年，山东巡抚李树德奏称：访知兰阳县有人传习白莲教，遂派兵围捕，“当将生员李雪臣、李山义，监生曹钧，民人张尔昆，并李山义不知姓名之住房人等五名，立时杖毙。又拿获李山璧、李三让、李行帮（系李山义之子）、乔大伦，尚有不知姓名二十余人，现今监禁”。官府拿获习教之人，并不审讯，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便立即杖毙，可谓严刑峻法。更残酷者如道光十五年破获山西赵城曹顺等先天教造反案，处理结果：“寸磔首逆曹顺一名，凌迟摘心韩奇等四名，照谋反大逆律凌迟处死者张汶斌等二十名，照谋叛律斩决枭首示众者韩枝等七十七名，应拟凌迟v尸者韩鉴等五名，应拟斩决戮尸枭首者李沅等十七名，歼毙及畏罪自尽者韩世培等三十六名……李仁杰等九十九名，讯系裹胁同行，与甘心从逆者不同。唯该犯等明知造反，或被逼助势，或乘机掳抢财物，且内有习教之人，请均照谋叛知而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刘三麻子等六十六犯，或被胁前往赵城县城内，或逼令同赴霍州、洪洞县城下，均即乘空逃逸，并未习教助逆，请于李仁杰等遣罪上量减一等，各拟杖一百、徒三年。”（道光十五年六月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此案受到惩罚的多达数百人，其中被处以极刑的160人。李仁杰等99人官府也承认其为“裹胁同行，与甘心从逆者不同”，仍被处以“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甚至刘三麻子等66人官府明知系被裹胁逼令同行，并“乘空逃逸，并未习教助逆”，亦被“杖一百，徒三年”。清政府以寸磔、摘心、凌迟、戮尸、枭首、斩决、杖毙、杖徒等严刑峻法处置参加“”的人员，而且这些都是在大街上进行，统治者的目的是要用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恐吓民众。但其高压政策并没有让秘密宗教销声匿迹，一些教派受到打击后或改头换面，或化为分支，仍在秘密进行传教，教派的反抗斗争也没有停息。
秘密宗教的反抗
自明代以来，中原就是秘密宗教十分活跃的地方，尤其在豫东、豫北一带，各种教派争相发展，一个县都有几个教派。据见诸清廷破获的部分“”档案透露，仅乾隆、嘉庆两朝涉及中原的秘密宗教案件就有：乾隆朝的范县孟兴璧等白莲教案、归德郜生文离卦教案、鹿邑县樊明德等混元教案、鹿邑县刘松改混元教为三阳教案、临颍县贾敏等收元教案、永城县洪广汉收元道教案、信阳县李元义等白阳教案、夏邑县王继盛等清水教案、清丰县郝成等东方震卦会（又名收元祖白羊会）案等；嘉庆朝的鹿邑县王柯等青阳教案、鹿邑县赵文世等青阳教案、鹿邑县王侯氏等儒门教案、涉县（时属河南）刘景宽清茶门教案、新野县张蒲兰等清茶门教案、汝州王太平等混元教案、项城县方手印等牛八教案、滑县李文成天理教（震卦教）起义、虞城县张姓乾卦教案、柘城县王元印等红阳教案等。这些教派宣扬的“三劫”说（声言现实社会是“青阳”“红阳”当世，所以动乱不已，民生困苦，只有起而斗争，使“白阳”当世，人们才能脱出苦海，共登“极乐世界”），得到贫苦民众的认同，故虽遭镇压仍屡仆屡起。尤其鸦片战争后，民众的困苦进一步加剧，秘密宗教又呈活跃之势。太平天国和捻军发动反清起义后，更推动了秘密教派的反清斗争，终于爆发了商丘白莲教离卦教教主郜永清据金楼寨抗清起事。
白莲教在元、明两代就在中原城乡广为传习，此后三四百年中原均为白莲教潜在势力特大的省区之一。由于当局的镇压，各地白莲教纷纷改易名目进行传播，因而产生了许多新的支派，八卦教就是其重要支派之一，教徒主要散布于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相邻各县。该教组织上实行家长制，教主均为世袭。其中商丘县金楼寨郜永清，其祖、父及本人三代相继为离卦教（白莲教分支）教主，徒众遍布城乡，内有不少为捻军“堂主”。1861年9月，他们与捻军取得联系，以金楼寨为基地，起事反清。清廷派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等率部围攻数月，连遭败绩。1862年3月，清廷派僧格林沁亲王率清军精锐凭借炮火优势围攻金楼寨，激战至6月下旬，清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才将这次离卦教反清斗争镇压下去。
商丘白莲教起事失败后，各地教派仍在秘密活动，伺机起事。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温县、修武、卢氏、鄢陵等地白莲教案，光绪十年（1884年）南阳府末后一著教案等。直到20世纪初，中原各地秘密宗教仍十分活跃：先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归德破获韩明义弥陀会案，继而在豫西南新野、豫东南商城又先后发生了以朱宝卿、叶七生为首的龙华会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河南巡抚林绍年向清廷禀报拿获新野县龙华会首朱宝卿的奏折附片称：朱宝卿连年在新野、襄阳边境玉皇庙开堂放票，“与谷城县匪首任灵川、匪徒沈大学等，仿效梁山封号，到处煽惑聚众谋为不轨”。光绪三十四年，姜本阳以弥陀教（龙华会改称）名义，在新蔡设“串一堂”，散放上印“继天立极”“代天宣化”符号之飘纸，寻被官府拿获。总之，直至清末，秘密宗教在中原各地仍十分活跃，虽经官府多次镇压，始终未能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