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论文范例6篇

齐家文化论文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中国传统“家文化”;大学生党员;看齐意识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特别是关于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看齐意识”的提出更是高屋建瓴。在2015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首次强调“要强化看齐意识”。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提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1]2016年,关于“看齐意识”的系列讲话使“看齐”拥有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时代要求,彰显了我们党新的治国理念,为实现中国梦指明了方向。2017年1月6日,在第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最终要落脚在看齐上。”[2]

一、中国传统“家文化”中蕴含的“看齐意识”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隐含的“齐”文化

“齐”,原意为“整齐”“平等”,引申为“秩序”、“力量”。古语有,齐则有序,齐则有效,齐则有力。由此可见“齐”在某一事件中的重要效果和力量。“人心齐,泰山移”,强调的就是“齐”字的力量,正所谓“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穿”。《孙子兵法》讲“上下同欲者胜”,说的是只要大家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向着同一个目标,保持同一步调共同努力,就能夺取胜利。孔子说:“见贤思齐”,就是说一个人要向德才兼备的人看齐;班固说:“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说的就是上行下效的看齐作用[3]。

(二)中国传统“家文化”中隐含的“看齐意识”

中国传统“家文化”博大精深,积淀了许多精辟独特的思想精华和优秀基因,“齐”就是其中之一。诸葛亮的《诫子书》、朱熹的《朱子家训》、司马光的《温公家范》、范仲淹的《告子弟书》、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等,都是对后代子孙在教育子女、持家、做人、做事等方面提出的要求和忠告,归结起来就是“齐家”。在《礼记.大学》中有:“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齐”字可以理解为“治理”、“一致”,就是说,只有治理好家庭,才能治理好国家,要想治理好家庭,必须先从培养自身修养做起。由此可见,“看齐意识”早已蕴含在中国传统“家文化”之中,并且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传承和弘扬。

二、大学生党员“看齐意识”养成的价值考量

(一)大学生党员群体的先进性对“看齐意识”的呼唤

大学生党员是大学生中的优秀群体、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思想政治素质较高、学习成绩优良、模范作用鲜明,能够在大学生中发挥正能量,对于创建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因此,大学生党员作为党的一员,其自身的先进性、示范性要求他们应该也必须具备“看齐意识”、树立“看齐意识”、养成“看齐意识”。

(二)大学生党员“看齐意识”养成的必要性

大学生党员树立“看齐意识”,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党员核心意识,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党员政治意识,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党员大局意识,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党员核心意识,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党员廉洁意识。大学生党员只有向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才能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才能深刻领会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和新战略;只有向党规党纪看齐,才能自觉维护,模范遵守党规党纪。

(三)大学生党员“看齐意识”养成的践行

看齐的关键在于“基准”,就是找准看齐的目标。大学生党员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要做到经常看齐、主动看齐、真正看齐,切实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要向焦裕禄、毛丰美等时代楷模和先进人物看齐,见贤思齐,立足高远,培养自己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提高自身修养,丰富自身内涵,为努力实现中国梦而奋发学习。

三、中国传统“家文化”的融入是大学生党员“看齐意识”养成的内在要求

(一)家庭建设在廉洁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看齐意识”。家庭文化建设、家庭文化教育对于每个人的成长、对于廉洁社会风气的形成都非常重要。深刻指出:不论时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4]。“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5]。“国”和“家”紧密相连,国由家组成、有国才有家;家是国细胞,家和万事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有机统一,从个人到国家、到天下,“家”是最重要的纽带,家风相连成民风,民风相融汇国风。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只有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好、治理好,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建设廉洁和谐社会。

(二)不良家教在廉洁社会建设中的负面影响

在2016年5月3日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近年来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6]、K荣、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由于疏忽了家庭建设,不仅本人走上犯罪道路,家属、子女甚至亲属也走上犯罪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高校个别学生家长为了孩子的“前程”,往往会帮助孩子在入党、评优等机会中寻求捷径,这样的“家教”导致一些学生考试作弊、生活奢侈浪费、求职掺水作假、廉洁素养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清风校园建设的效果,进而给廉洁社会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传统“家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看齐意识”养成的可行性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大学生党员“看齐意识”只有根植于中国传统“家文化”之中,才能与大学生党员的思想产生共鸣,才能使大学生党员进一步明确“小家”在“大家”建设中的重要性。因此,高校在学生党员廉洁教育、“看齐意识”养成中,将中国传统“家文化”有效融入其中是必要的、可行的。

四、中国传统“家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看齐意识”养成的有效路径

高校要结合学校实际,通过以下途径,逐步将中国传统“家文化”有效融入大学生党员“看齐意识”养成和廉洁教育之中。

(一)积极开展中国传统“家文化”课堂教育

1.中国传统“家文化”进两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中,以关于“家风”建设相关讲话为引领,将中国传统“家文化”相关内容引入课堂,培养学生中国传统“家文化”中“欲齐其家者,必修其身”、“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理念,筑牢“看齐意识”、廉洁自律意识,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中国传统“家文化”进党课。党校在课程安排上增加中国传统“家文化”的内容,结合焦裕禄、毛丰美等优秀人物良好的家风建设,结合、苏荣等失败的家庭教育,从正反两方面,加强“家文化”教育,增强党课的感召力和说服力,使学生感受到家庭教育、家风建设在建设廉洁社会和培养“看齐意识”中的重要性。

(二)积极开展“家风”建设系列活动

开展“家规、家训、家书”故事征文活动。组织学生围绕家规、家训、家书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传承的问题,展开专题讨论,从名人事迹、典型的社会事件、舆论的热点话题入手,撰写体会文章;开展“我爱我家”演讲比赛。组织大学生从身边事例出发,阐释对“家”的理解,激励广大学生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责任心立志勤学,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开展“和谐家风”书画摄影展。组织学生用摄影、绘画、书法等各种方式记录家庭的温馨故事,弘扬孝顺、和谐、勤俭的传统美德。

(三)强化载体的教育力量

1.充分展示网络教育的力量。辽宁工业大学“清风校园”网站是第三届全国高校“十佳校园廉洁教育主题网站”,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广大师生的廉洁教育。近两年尤其注重中国传统“家文化”教育,通过强力打造“廉政故事”、“廉政散文”等栏目,将曾巩教子孙的“正己修德,廉洁爱民”;范仲淹诫子的“自奉俭,不营私”;立下的“五心”家规等经典的家风、家训,及时传递给广大师生,为大学生廉洁意识的培养、为“看齐意识”的养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2.强化舆论阵地教育的力量。高校要利用校报、广播、校园网等媒体,采取设置专栏、开展专访等形式,大力宣传中国传统“家文化”的精髓。利用多种媒体,展播中华传统优秀家规、家训,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塑造爱家、爱校、爱国、爱中华文化的合格人才,打造美丽、和谐、创新、有梦想的和谐校园。

3.发挥移动新媒体教育的力量。在新媒体兴起的时代背景下,移动新媒体逐渐成为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舆论引导的前沿阵地,成为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有效载体。高校要顺势而为,善用新媒体,打造新平台,不断创新廉政文化教育话语体系。主动加强新媒体的使用,通过开通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及时分享积极向上的教育内容,充分发挥移动新媒体优势。

(四)创建多方位合力教育网

高校应重视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互动,构建合力教育网[7]。一是注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互动。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家庭教育是学生品质形成的第一课堂,家长的言行直接影响学生品质的形成。因此,高校应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学生成长中的补充作用,通过邮箱、QQ、短信、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宣传名人家规、家风、家书,督促家长构建良好家风、注重榜样的力量,在言传身教方面做子女的示范和清正廉洁的表率。二是注重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互动。学校要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强化学生廉洁教育,在教育中树立正确的“看齐意识”。如锦州特有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苹果廉政基地”、“锦州廉政教育基地”,就是强化大学生廉政教育、提升大学生廉洁意识、培养正确的“看齐意识”的良好的教育资源。

“家和万事兴”。高校要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逐步将中国传统“家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看齐意识”养成之中,夯实大学生家庭美德教育,廉洁自律教育,不断提高大学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认知。

参考文献:

[1]治国理政关键词(35).看齐意识:凝聚团结统一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3]傅奎,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跟上中央要求,《中国纪检监察》,2016年第5期,27-28

[4]《中国家规》出版发行,《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3月23日,第6368期,第一版

[5],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年2月18日第二版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2

阿维尼翁论坛全称为 “文化、经济与媒体发展论坛”,是一个非盈利性论坛,它是由法国公共和民间文化机构、文化创意从业人士、媒体人士、学者等积极参与构成的民间论坛。法国文化和通讯部从论坛设立以来一直给予大力支持,近年来,论坛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形成了品牌文化论坛。该论坛还专门设立网站,每年将论坛有影响力的讲演及讨论结集出版。

论坛每年11月在法国的阿维尼翁举办,每年设立一个主题,2011年的主题为“投资文化”,2012年的主题为 “文化,期盼的理由”,2013年的主题为“文化的能力”。从近三年论坛举办情况看,2011年论坛的影响力最大,参加人士的规格也最高。而从其主题上看,也是与经济最紧密相关的,具有很强大的现实意义。这次论坛中,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参加了分组论坛并做主旨发言,从政策层面为法国力图通过文化产业的创新走出欧洲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些思路。下文就萨科齐的发言以及讨论归纳法国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展文化产业的设想进行了分析,供从业者、读者借鉴。

投资文化的重要意义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重要,但很多国家领导人对此的理解不尽一致,在金融危机后,普遍的认识是,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和扶植,以通盘考虑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就此议题,原法国总统萨科齐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实际上这也是法国文化发展的一种政策导向。萨科齐认为:“正是有了经济危机,才应当谈论文化,因为文化才是回应危机的首要问题。问题不是危机也不是文化,法国面对危机给出的答案是,要在文化领域大规模地进行投资……法国是经济危机三年以来唯一没有削减文化预算的发达国家。”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文化创造力

萨科齐在讲演别重视知识产权问题,他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及文化创造者的作用日益重要,文化的存在日益成为公众生活的必需,因为文化使生活更有意义,它创造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为在个性化情感基础上更好地体会人类共同的情怀创造了前提。这种全球化的倾向导致了世界公民的一种共同的诉求,而这恰恰缘起于对自己国家文化的发现、理解和认同。但目前在数字文化发展的时代,传统的发行和销售渠道受到空前的挑战,不同的文化要素交织在一起甚至相互冲突,传统的书籍、唱片和电影的发行及销售渠道仅过了几年就已分崩离析,不论从系统,还是从运营角度看,在保障知识产权的前提下,都需要对文化经济发展的模式重新考虑。

为此,萨科齐鲜明地阐述了法国的立场,这就是坚决捍卫作者的权利,因为不尊重作者的知识产权就没有文化创造。法国是个保护艺术家知识产权历史悠久的国家。

从十八世纪戏剧家博马舍(Beaumarchais)时代开始就产生了知识产权的概念。过去王公贵族迷恋于艺术家的作品,这实际上也是对其进行保护。后来艺术家挣脱了这种依附,有了独立性,而赋予这种独立性和尊严的恰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知识产权,依赖于私人性的慷慨是根本无法获得独立性的,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创作。萨科齐说:“我坚决不能接受,技术革命,不管它是多么有用或是多么正面,都不可颠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基本原则。面对无节制的盗版行为,任何文化经济,任何法律形式都不可持续。”正是基于这种信念,萨科齐说,2005至2006年,正值总统竞选,有很亲近的朋友告诉我说,别提这些思想,以免丢掉年轻人的选票。有人甚至说,如果你不能理解这场改变了一切的特殊革命,你将丧失掉这场竞选。尽管盗版已形成趋势和习惯,但这不能成为理由。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萨科齐推动成立了网络著作传播与权利保护高级机构(简称HADOPI)。“仅仅在这一法律实施几个月后,法国的盗版行为就消退了35%。因此,可以说这场战斗并没有输,越往前走,网民越会明白,虚拟社会无论如何是需要一个起码准则的,如同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中一样。”同时,萨科齐也指出,所有互联网都是依靠丰富内容的网站而吸引网民,达到盈利的。内容和渠道应当是平等的,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在需要互联网传播作品的同时,也需要保护。

正是由于互联网的革命,文化传播才真正促成所谓世界化的趋势,而这其中最大的收益者是那些互联网的巨人,但问题是,这些巨型互联网公司在利用跨越国家的文化产品盈利时,纳税却是不平等的。“著作权人的权益不是个空洞的词汇,而是数字化产品的财政问题。因为,我们要问的是:谁为能够使我们在互联网上通联的基础设施买单?世界化使得互联网巨头在法国市场上赚了很多的钱,但他们却没有给法国缴赋任何的税,我不想说倒霉的是我们,我不接受这种状况。应当有一种平衡。不可以接受的是这类公司所有的客户在一个国家,而出于多缴税的担心将其合作者安排在另一个国家,但公司的税却缴在第三国!”

就此,萨科齐总结说,文化和互联网不是对立的,而是需要两者汇集,相互理解,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基础,而它应当使互联网文化的创造和运营者在不损害(传统)文化创造者的前提下收益。

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动力

萨科齐在讨论文化与旅游业关系时说:“法国每年接待8000多万游客,如果法国没有文化,没有画家、作家、建筑设计师、文化遗产,凭什么吸引这么多游客?政治家也同样认为文化是沟通的桥梁。文化是素不相识的男女可以得到共同感受的最根本的原因,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文化不是位于生活的边缘,文化是我们自身的认同。文化与固步自封、宗派主义、俗旧老套、保守主义、俯首帖耳、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格格不入。”

正是这种文化创新动力才使法国在摆脱金融危机的道路上另辟蹊径。萨科齐举了几个旅游与文化结合创造新型文化经济的实例:

西班牙钢铁城比尔堡被经济危机拖垮了,整个城市和关联区域沦为废墟,因为那里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和冶金业相关的。但这个城市却找到一种拯救的方法,拿它的独特建筑和文化做赌注重建经济。建筑艺术方面独树一帜是弗兰克・盖里的设计,而文化方面则以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设吸引游客。正是这两个文化方面的创意每年为比尔堡带来2.1亿欧元的文化活动收入,仅博物馆相关的旅游活动就为比尔堡市带来额外的3000万欧元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文化投资拯救了比尔堡。

两个德国统一后,定都在柏林,而柏林确实是个建筑非常奇特的城市。柏林能够成为首都,其重要原因就是文化。最初吸引企业进驻柏林还是挺费劲的,但这个城市却吸引了大量的艺术家,今天德国首都13%的就业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

英国利物浦曾遭受灾难,一度衰落,但史无前例的文化产业投资却拯救了这个城市,还有鲁尔(德国)、艾森(德国)、多特蒙德(德国)、杜森博格(荷兰)也都是通过大规模的文化投资获得转机,重振经济。

法国也经历了这种城市功能的改造。莫塞勒区和梅兹市原来是法国的军事要地,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与军事相关的服务行业。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决定撤销这个军事基地后,梅兹市就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于是萨科齐政府做出决定,建设梅兹市蓬皮杜艺术中心,尽管有金融危机,但政府没有削减任何建设经费,中心建成后仅一年多时间就接待了超过100万的游客。萨科齐说,梅兹的现状就说明了一切,政府大规模投入是值得的。不仅于此,法国政府还做出决定,在楞斯开设卢浮宫分馆,展出非凡绝伦的收藏,因为楞斯曾经受两次剧烈的产业革命,传统的矿业和纺织业在经历危机后纷纷关闭。萨科齐很有信心地认为,卢浮宫分馆也会像梅兹蓬皮杜艺术中心一样获得成功。另外,萨科齐还说,政府还计划在马赛开设地中海博物馆,在诺曼底省开设奥塞博物馆。尽管危机仍在肆虐,但文化投资在法国始终没有停止。

而就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萨科齐说,法国政府历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启动了一个4亿欧元的修缮文化遗产的预算,另有1亿多欧元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已投入计划。这个计划旨在修缮50座大教堂和一般教堂。同样法国政府也在财政上支持将来会成为文化遗产的活态演出(Spectacle Vivant)。作为结论,萨科齐认为:“文化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介入,一种信念。投资文化以应对金融危机,就如同我们投资航天和健康领域一样。这也正是法国的优势所在。”

而就法国电影为何长盛不衰,萨科齐总结道:“如果要说明法国电影现状,可以很幸运地说,法国电影行业的前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健全的我们仍旧沿袭的行业体系。这才导致法国没有落入世界或欧洲一些国家电影行业明日黄花的境况。即或没有政府政策支持电影业的发展,这一体系仍然对艺术家和他们的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培养青少年文化消费习惯与文化普及

年轻人沉迷于网络,习惯于从网络中获取一切所需的文化娱乐消费产品,如游戏,电影,各类视频,图片,甚至数字化艺术品等。这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萨科齐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仅家庭条件不好的青少年,甚至家庭条件好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文化消费的家庭的孩子,也渐渐地失去对电影院和博物馆的兴趣。

为了重新培养孩子们的文化素质和兴趣爱好,法国政府在文化与通讯部的牵头下做了一个实验项目,这个项目名称为“电影――中学”(CINE-LYCEE),政府出资买了200部电影版权并在中学放映,这种做法并不构成与商业电影院的竞争,相反,可以从小培养孩子在学校看电影的习惯,一旦出了学校门,这些孩子就可能形成新的电影消费群体。法国有264个受资助的演出场所、600多个演艺公司和数量庞大的演出节目,但这些演出有多少人看呢?文化演艺所需要的费用如何通过观众的文化消费得到补偿呢?这些问题是网络时代产生的,并不是说传统艺术场所,如电影院、剧场等相对网络没有竞争力,而是年轻人没有机会去享受,甚至不知道还有比网络文化消费更好的形式。因此,培养新一代的电影和各类演出的观众兴趣势在必行。这一思路如果可行,也许可从根本上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问题。

实际上,从根本上说这是文化普及的问题,只有让所有大众可以方便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大众的文化素质才会提高,相应的文化需求也就会被激发出来。为此,法国政府发起了一个名为“流动的博堡格”(Beaunourg Mobile)的高端艺术品普及项目。萨科齐在视察法国小镇寿蒙时发现这个项目很受欢迎。小镇有25000名居民,其中10000人参观了“流动的博堡格”,欣赏了包括克林(Klein)和毕加索在内的14个艺术家的顶级艺术品。萨科齐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一项研究表明,马尼市中19%的居民曾经去过博物馆。因此,这个项目说明将大博物馆的收藏分散在中小城市展出是很有需求的,对普及艺术很有帮助。一听说毕加索来了,市民们排队参观。很多人即使去巴黎路过博堡格也未见得参观那里的博物馆。“流动的博堡格”使大师的作品融入小城小镇,大师不再陌生。

从艺术普及角度看,萨科齐说,法国目前对18-25岁的青年及教师参观博物馆是免费的,这项举措实施以来收到较好的效果,萨科齐认为应当鼓励教师多参观博物馆,这样教师才能激发学生参观兴趣,形成新的观众群体。但萨科齐认为,博物馆免费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化是有价值的,同时博物馆也需要收入以维持其运转。

通过税收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儒家,修齐治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11年5月9日,国家副主席同志在旁听了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师生举行的“我读《大学》――以‘五四’精神解读‘修齐治平’的当代价值”为主题的读书会活动之后指出,学习讨论儒家经典《大学》,以“五四”精神解读“修齐治平”的现代意义、时代精神是别开生面的,他说“我们的一切学习都是为了学以致用,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五千年文化,是我们的自豪所在,一定要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学习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当古董摆设,也不是食古不化、作茧自缚,而是要变成内心的源泉动力,做到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中国儒家传统素来重视道德教育与实践,“修齐治平”理论则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体系进行道德教育和践履的理论体系。用新的精神去分析和改造儒家“修齐治平”理论,对于我们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儒家“修齐治平”理论体系。

“修齐治平” 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简称, 其完整系统的表述, 最早见于《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之中。《礼记》相传是孔门弟子曾子所作,而《大学》篇在宋代先由二程兄弟从《礼记》中抽出,后由朱熹编排整理,并和《中庸》、《论语》、《孟子》一起合称“四书”,成为后世儒家入门的教科书。古代的“大学”涵义和现代大学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古代教育包括两个部分:“小学”和“大学”。其中“小学”的教育目标和过程是“详训诂,明句读”,即是学子掌握文字;“大学”是对“小学”而言的,“大学”是大人之学,是讲治国安邦的道理的。古人十五岁入学,学习伦理、政治和哲学等“穷理正心,修礼治人”的学问,也就是学习如何参与国家政治。

《大学》被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的“经”为《大学》首章,即是“修齐治平”总论,而作为“传”的后十章则是对首章的阐释发挥。《大学》首章首句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 在止于至善”人文历史论文,这是《大学》的教育宗旨所在,被后儒成为“三纲领”;而后言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1]P.4这里则被后儒总结为“八条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诚意就是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国、平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综合起来,意思就是:要想彻底了解事物,就要把事物的原理研究得清清楚楚,然后才能意念诚实,意念诚实了自然就能端正心态;做到心态端正就能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了就能把家庭管理得有条不紊;家庭管理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最终实现平定天下。质言之,修齐治平理论作为古代儒家教育中的入门理论,中心就是如何修身和学习。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是有着严格的顺序的,也是一个彼此密切联系的整体,这体现了古人对于家国天下的整体理解。修身之前的四个条目是关于自身道德修养的问题,修身后的三个条目则探讨如何实现以德治国。修身是中心,是根本,但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说,《大学》宣扬的格物并不是进行科学研究,而是着眼于道德践履;修身也不是为了发展个人的独立人格和人格自由,而是将个人束缚于家庭道德,进而受制于君臣上下的封建等级制度,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儒家“修齐治平”理论时所必须注意的。

二、当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所面临的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高等学校“两课”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是高等学校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渠道和基本环节。它是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主线,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依据大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教育引导大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强化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一门课程。这门课根据2005年教育部课改方案,从2006年9月开始实施,一直处于不断地改进过程中,但至今仍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改进,这也在实践教学中造成了一些问题。

一方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理论性较强,而学生政治理论素质不高,难以把握课程“教”与“学”的切入点,造成了学生兴趣缺乏的问题。“基础”课是大学生进入大学课堂的第一门课,它的授课对象是大一新生,新生们大都是长期处于家庭关爱之下,社会经验较少,法律素质较差,政治理论功底相对比较薄弱。在进入大学之前,他们对于政治理论的接触是有限的。初中开设的“思想品德”课和高中开设的“政治与生活”课和“哲学与生活”课,是与“基础”课非常接近的课程,但这些课程的教学体系和目标与“基础”课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学课程主要包括心理健康、法律常识、公民道德和伦理常识等教育内容。这些内容的教学主要根据中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发展需求人文历史论文,通过案例教学,以生动、形象的方式进行教学,纯粹的理论分析很少。换句话,就是只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做”,而没有告诉学生“是什么”和“为什么”。再加上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得大多数非文科学生将政治课视作副科,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于政治理论课有着很深的误解,在看到“基础”课本上的理论时更感到枯燥无味,往往还会产生抵触情绪。基于这些问题,就亟需一个切入他们生活实际的,能有效统合道德和法律的理论体系来引导学生自觉学习政治理论,接受政治理论,最终付诸于实践,实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目标。

另一方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章节设置上相对较为分散,整体上难以把握,即“基础”课在安排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涉及的道德法律知识时缺乏一个良好的逻辑结构,而且道德和法律的衔接上有些脱节。从课程形成背景来看,“基础”课是对“98”方案中的两门课进行整合而形成的一门崭新课程,它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法律基础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要安排一定时间的实践教学,而这门课只能开设一个学期,从理论上来讲,总课时也只有54学时,其中实践课时占去6个课时,再加上国家法定节假日占去的课时,最后的实际理论课时量只有大约42课时。两门课合并以来,由于课时量的减少,在课程安排上难以兼顾且整体性差,某些院校将思修和法律课分为上下两个学期安排,这却又违反了教育部把两课合一的初衷。再者,在课本的结构设置上,“思想道德基础”和“法律知识“基本上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而在大学生的实际社会生活中,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是很模糊的,通常,一个忽视道德底线的人也很容易逾越法律的底线。因此应该在课本内容结构上进行调整,将道德和法律知识放在一起进行整合,放进人生的个人成长,个人和他人关系,个人与家庭关系,个人和国家集体关系的各个层面,和理论直接联系起来人文历史论文,这样就可以避免教学中的重复,以适应课堂教学课时量的不足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

三、“修齐治平”理论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中的价值

儒家以“修齐治平”理论为核心的“大学之道”,其目的在于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对内整合管理家庭,对外为封建王权统治服务。虽然这种思想有着强烈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应该看到,这种道德修养与践履的体系,对于当前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能够为解决前面指出的“基础”课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维度。

一方面,“修齐治平”理论植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具有着亲和力,能够更好地为大学生所接受。我国的大部分家庭还是深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影响的,很多学生接受了从小加强自身道德修养,长大后成家立业,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教育。在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下,根据大学生的成长规律,用“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和践履体系来承载“基础”课关于个人道德修养和家庭,国家政治以及法律方面的道德常识和理论,能够引起学生思想上的共鸣,更好地学习相关政治理论,达到“基础”课的教学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规定,真正做到学法、懂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维护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修齐治平”理论是一套完整的从个人道德修养的实现延展到家庭、国家的体系,能够更好地将“基础”课中的道德与法律知识结合起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实施教学。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道德是优位于法律的,法律是受道德指引并和道德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道德修养体系,从个人出发,将国家、家庭、个人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有着“家天下”的封建糟粕存在,但是在加以扬弃之后,也是能够为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教育服务的。“基础”课的章节体系,若是能够按照修齐治平的体系,将法律和道德知识充实入个人、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等各个层面,就能够合理利用较少的课时,避免重复,有效的完成课程教学,使大学生获得必备的道德法律知识人文历史论文,实现自身的成才目标。

将修齐治平理论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具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现代人讲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是源自于“修齐治平”理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就曾尝试着把传统修身思想与共产主义精神结合, 写成《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亲定其为党员学习教材。但是,在引入修齐治平理论时需要注意该理论的历史背景和阶级性,必须清除其中蕴含的封建主义忠君残余,划清它同封建主义政治糟粕的界限“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对于传统文化,一定要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进行分析,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反对食古不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要积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2]P.66书记也指出,大学生应该“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这样既发扬了“修齐治平”理论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为国为民的积极意义,又破除了封建主义官本位思想的糟粕,为大学生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总之,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运用修齐治平理论体系,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指导,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批判地加以继承,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2]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0

[3]刘树宏,佟丽娟.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主要矛盾及解决之道[C].北京教育(德育),2010(9)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文化战略 齐鲁文化

本文系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研究成果,名称是增强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高粘着力――以齐鲁文化的国际化为例。项目编号2016RKB01192。负责人刘洪健,参与人杨世生,孙洁

一、“一带一路”战略简要概述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统称。“一带一路”策略是现阶段我国最高等级的战略目标。主席在二一五年十月份访问英国时,重点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在该建议中,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等特点,虽然起源于古代丝绸之路,却不完全局限于丝绸之路,拥有更广阔的领域,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自己加入该范围当中。强烈地表明了本国的态度,欢迎世界各国共同加入“一带一路”战略目标中。

二、“一带一路”文化战略及政策的实施现状

二一五年,山东省得到文化部门的全力支持,并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对文化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开拓了全新的交流平台,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社会为对象的对外文化交流制度,力求于将齐鲁文化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二一五年,山东省共派出一百四十二组访问团对外进行访问,共计1562人;共接待四百零六组外来访问团,共计4894人。

(一)根据国家外交以及全省外交现状,策划各种文化话交流活动

首先,安排高质量演出团队协同国家领导人员外出访问。二一五年十二月,省杂技团的《鼓韵》节目登入了中非合作项目推出的约翰内斯堡峰会文艺晚会中,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二是以省委政府的工作目标与要求为依托安排各种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例如,山东省曾在法国地区组织了“孔府乐舞”、“山东鲁绣精品展览”等活动、在立陶宛开展了“孔子文化展”以及各种古典文化表演,在米兰世界博览会中通过演出的方式展示山东文化等;三是积极参与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强化山东省的文化水平。例如参加海外组织的“欢度节日”相关活动,在二一五年,山东省共派出十二批团队参加海外城市组织的“欢度节日”活动,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一次对外交流活动,充分展现了我国齐鲁文化的文化底蕴与特色;五是通过组织“东亚文化行动”来展示山东省的东亚文化之都形象及齐鲁文化底蕴。“东亚文化之都”对于山东省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渠道,山东省于二一五年举办了“东亚文化之都・青岛活动年”活动,该活动共由4个部分构成,其中包括一百五十多项框架内项目,该活动对山东省“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实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依托孔子故里、齐鲁文化建立对外文化交流品牌

首先是在海外建立“尼山论坛”这一品牌。具体是在泰国围绕“儒学、佛学宗教交流”等主题建立“尼山论坛”,中外各领导纷纷参与了此次活动的开幕典礼。此外,中泰两国的研究人员共同针对这一主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尼山论坛”活动海外的成功举办,象征着我国齐鲁文化进一步推向了国际;其次是推动“尼山书屋”项目的构建。“尼山书屋”于二一五年正式在美国洛杉矶、纽约以及泰国曼谷等地区成立,截止至现在,“尼山书屋”已经在全球十四个国家正式落户,包括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三是组建“文化中国、齐鲁风韵”演出团队,并奔赴世界各国进行表演。山东省与国务院侨办、省侨办、省外办等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机制,构建了一批演团队,专门赴海外进行各种以齐鲁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文化演出,向全球推广我国传统特色文化;四是将山东杂技推向全球各地。山东杂技是我省甚至我国较具特色的文化品牌,同时也是将齐鲁文化推向世界的核心品牌。山东省杂技团与日本、美国以及欧盟各国建立了合作表演的良好互动关系,常年与上述国家联合开展巡回式商业演出,不仅获取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同r还促进了齐鲁文化在国际市场中的传播。济南市杂技团在二一五年八月至十二月之间,将京剧意象杂技晚会《北京梦》在美国以及加拿大等国进行了持续一百天的巡回商演,共计出演了九十二场演出,踏遍了美国二十五个州以及加拿大七十多个城市,刷新了我国杂技演出团队国际巡演的记录。

(三)文化贸易活动取得了理想的初步效果

山东省每年会从全省文化产业发展基金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扶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项目的开展,致力于发展良好的国际文化交流关系。从二一三年至二一四年间,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共拨款一千万元用于山东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例如山东齐鲁文化以及品牌的推广、文化进出口贸易工作的宣传、齐鲁文化贸易平台及相关国家重点扶持项目的构建。二一五年,山东省的关键文化产品以及实现了四十五点三亿美元的进出口额,以及百分之四十点四的同比增长率。

三、“一带一路”文化战略及政策的计划

山东省会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工作的开展,以“一带一路”文化为基础,将齐鲁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深入地推广。致力于研究与策划,加强行业、部门以及区域文化的整合,深入强化顶层设计,制定清晰的工作方向,以服务国家及本全身为格局,依托省政府为核心开展相关工作,坚持梳理全省“孔子故里、齐鲁文化”的国际品牌,创新活动方式,建立完善的文化传播体系,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进展,向全世界讲述山东的故事,建立优质的山东品牌。

山东省委政府在《山东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实施方案》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实施是我国发扬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的重要方式。山东省素来享有“孔孟故里”的美誉,是我国齐鲁文化的发源地,齐鲁文化代表的是鲁家文化,对世界各国的文明具有深远的影响。加入“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工作中可以将山东省的特色文化以及资源优势丰富地发挥出来,有助于齐鲁文化在全球市场中的推广,使山东省在全球的品牌形象良好地树立起来,享有更高的国际知名度。进一步强化沿线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为我国的民间文化铺设坚实的文化基础,使各国之间实现良好的文化交流与借鉴,增强国际文化的包容性。要加大人文交流平台合作机制的构建力度,进一步挖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底蕴,通过创新的方式来宣传儒家思想的精髓,做好“山东故事”的讲述工作,使国际文化交流工作更有效地落实。构建高质量文化交流平台,以促进齐鲁文化传播为目的,全面提高全省地文化软实力,形成一个具有国际文化特色地文化交流中心。并构建一批独具我国传统特色的文化品牌。

二一七年,山东省将以“一带一路”文化战略为基础,致力于以下工作的落实:建立省部合作机制,全面贯彻文化部门的策划与统筹工作,与新加坡共同举办“二一七新加坡与中国山东的文化交流年”活动,两国并肩策划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例如美术作品展览、文化遗产展览、各种文化交流研讨会、旅游特色介绍等项目。全面贯彻“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构建工作。在“一三五”期间,山东省将与文化部门及山东高速集团进行强强联手,共同打造塞尔维亚中国文化中心,全面做好设计与策划工作,向上海以及北京等一线城市借鉴资源投入方式、人员派遣模式以及管理形式等方面的经验,充分做好塞尔维亚中国文化中心的建设工作。积极完善“东亚文化之都”的遗留工作。“东亚文化之都--青岛活动年”的开展取得了理想的活动效果,并掀开了中韩文化交流的最新序幕,我们应充分利用好“东亚文化之都”的良好口碑,将中韩文化交流工作推向更高的深度。扩大“尼山书屋”在全球范围内的覆盖范围。在二一七年,山东省将联合山东友谊出版社共同落实“尼山书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工作,其中包含韩国安东大学孔子学院、安东市图书馆、韩国首尔尼山书屋等。5、庆祝山东省与澳洲合作关系建立三十周年活动。该活动主要包括:按照省委书记姜异康二一年九月与澳洲南部州长魏杰签订的《山东省--南澳州友好合作行动计划》,山东省计划于二一七年组建一个画家采风团队赴往澳洲进行有关国画、油画以及水彩画的写生活动,随后又接着举办了有关山东画家眼里的南澳州艺术画展示。山东省计划在明年十月份继续举办“南澳州文化周”活动,活动由双方合作表演、南澳州艺术文化展、南澳州电影展等活动组成。“南澳州文化周”活动将作为两国三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开幕式,并邀请了两省州的领导共同参与,此外山东省还将派出艺术演出团协同省级领导共同访问南澳州。6、选拔并派出相关人才至海外进行深造学习。基于省委组织部在《关于加强儒学人才高地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要求,山东省将选拔一批儒学传播人才至其他国家进行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播,预计在明年拟派出两名儒学派人才赴往海外图书馆进行研修学习。7、积极推广对外文化贸易交易的开展。持续更新对外文化贸易模式,构建更多优秀体系用于推广齐鲁优秀文化,维护山东良好的国际形象。山东省组织了对外文化贸易团队至日本以及韩国等过进行文化交流,对日本与韩国的文化产业以及贸易政策进行进一步了解,并共同讨论我省与日韩两国的具体合作机制。计划于明年赴新加坡举行以山东齐鲁文化为主体的产品展销交流会,强化与韩国在儒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增强两国的文化交流机制。

参与文化部门举办的海外春节联欢活动。山东省将组织各类杂技演员以及文化遗产研究人员共赴泰国参加“春节联欢活动”,在活动上开展风筝年画展览并形成风筝制作培训班,并将其作为泰中文化交流活动的最终闭幕式,同时也作为庆祝泰国王后八十四岁诞辰的表演活动。此外,山东省还将以“山东木版年画展”为代表至德国进行展示。预计在明年左右,山东省将组建十五个团体共同赴往十几个海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项目。最后,山东省还致力于加强与港澳台三地的文化交流活动力度,与港澳台相关文化部门建立合作机制,使中国京剧、戏曲以及笔墨等传统文化传播至港澳台地区。

参考文献:

[1]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14

[2]韩永辉,邹建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西亚国家贸易合作现状和前景展望[J].宏观经济研究,2014

[3]高虎城.深化经贸合作共创新的辉煌――“一带一路”战略构建经贸合作新格局[J].国际商务财会,2014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5

2008年7~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甘肃临潭陈旗(今王旗)齐家文化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地发现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齐家文化墓葬群。

2009年1月14日,尚未结束的发掘就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列入“200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之一,获此殊荣的发掘项目全国仅有六个。

2009年3月31日,齐家文化考古发掘成功入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甘肃临潭,这块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之地,再次吸引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目光。

名 动 京 城

2009年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礼堂内座无虚席,中国考古界的精英云集于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考古研究所及考古杂志社协办的“考古学论坛――200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正在进行中。

堆叠在一起的人骨、闪烁着光泽的金饰、被铜锈包裹着的青铜器……一幅幅幻灯片在演讲者的解说中缓缓打开,一个被人遗忘了数千年的史前部族渐渐地浮现在中国考古学界面前。

沉寂了无数时光的甘肃临潭陈旗(今王旗)齐家文化墓地露出了冰山一角。

西北大学的钱耀鹏博士是该项目组代表,他说:“经专家遴选,本项目作为入选的六个项目之一,应邀参加了2009年1月13日上午的讲演……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大厅里坐满了来自北京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者。本项目的内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评议专家王仁湘研究员作了评议和肯定,与会学者争相举手提问,但受时间限制,难以一一满足。演讲效果可以用‘震撼’二字来形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中心主任、研究员王仁湘是论坛指定的甘肃临潭陈旗(今王旗)齐家文化墓地发掘项目的评介人,他认为这一发现令人耳目一新,为进一步认识齐家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了解西部地区古代民族的迁移及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齐家文化墓地名动京城,并当之无愧地被列入了“200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最 大 墓 地

就在2008年7月18日,钱耀鹏、毛瑞林等人还在为如期开工而发愁。

临潭县陈旗(今王旗)磨沟遗址,距离陈旗(今王旗)乡政府南约1公里,此处位于洮河北岸,是一个马蹄形的山间台地。人们先后在此地发现了仰韶中晚期、马家窑、齐家、寺洼等文化遗存。其中齐家文化墓葬区在磨沟村北面100米靠近洮河的台地上,面积约8000平方米。

“临潭陈旗遗址在发掘以前就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次发掘是为了配合九甸峡水电工程而开展的抢救性发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此次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毛瑞林说。抢救性发掘就意味着时间紧、任务重,为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合作开展这一项目。毛瑞林和他的同事谢焱、西北大学考古系钱耀鹏教授以及他的硕士研究生,还有一大批农民工参加了这次发掘。

2008年7月中旬,考古队伍抵达现场时,大片大豆和小麦长势正旺,再过几天,就将迎来收获的日子。

考古队首先动手清理现场,大豆拔了,小麦割了,尽管有些可惜,但时间紧张,不得不如此。

“这几年,为配合九甸峡工程,我们进行了不少抢救性发掘项目,发现了许多史前遗址,但规模都比较小,原本以为这也是一个普通的发掘项目。”谢焱说。

齐家文化类型形成于距今4000年前后,根据碳14年代测定,齐家文化出现的年代大约在距今 4200~4100年到3800~3700年间。这是新石器晚期文化类型,处在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1924年,瑞典科学家安特生首次在广河齐家坪发现而得名。1996年,齐家坪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发现至今的几十年间,齐家文化的聚落遗址发掘地比较多,但墓地还未进行过较为完整的大面积考古发掘,考古学界还未充分认识齐家文化。

“2008年的四个多月中,共发掘了1700余平方米,共清理齐家文化墓葬346座、寺洼文化墓葬2座,出土了2600余件(组)各种器物。”毛瑞林介绍说。2600余件(组)随葬品中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及金饰器,石器和骨器多是生产工具,有研磨器、斧、凿、骨柄石刃刀、匕、铲、针、签等。

谢焱给笔者展示了一把骨制匕首的照片。这把骨制匕首长约15厘米,宽约3厘米,匕首把上雕着一个非常古拙的人头像。由于经常使用,握手处非常光滑。生活在磨沟村一带的齐家人就是靠着这些简陋的工具,同猛兽作斗争,一步步走向文明的。

毛瑞林说:“在洮河流域发现如此规模的齐家文化的公共墓地尚属首次,这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齐家文化墓地。”

消 失 之 谜

齐家人从何而来,去往何处,一直是个谜团。一般认为,齐家人是因为气候发生变化,从鄂尔多斯高原一带来到甘肃的。但关于他们是如何消失的,却众说纷纭。

有人曾经这样写道:“4000多年前,一个神秘的骑马部族带着他们精湛的玉石加工技艺出现在甘肃大地上。于是,齐家文化和齐家古玉如春笋般猛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三四百年后又倏然消失,只留下了一件件精美的玉器诉说着昔日的故事。”

临潭陈旗(今王旗)磨沟齐家墓地的发掘,或许会为寻找齐家人的消失方向提供重要线索,甚至有可能成为解开齐家文化谜团的钥匙。发掘结果显示,齐家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寺洼文化的基本要素可能在齐家文化晚期已孕育发生。毛瑞林介绍说:“此次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两座寺洼文化类型的墓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座墓葬和齐家文化墓葬之间有着打破关系。”

专家们发现,齐家文化墓葬和寺洼文化墓葬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初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神秘消失的齐家人并没有彻底消失,他们在甘肃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三五百年后,最终流向了四面八方。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陈旗(今王旗)这块地方逐渐向寺洼文化类型过渡。

“这是一个空前的发现,为这两个文化类型之间相互关联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毛瑞林强调说。

首 次 发 现

伴随着发掘进展,还发现了一座编号为M100的墓葬,这是目前发现人殉最多的墓葬,发现了五人以屈肢侧身葬的方式被埋葬在竖穴中。

这座墓葬是9月中旬发现的,发掘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挖探方的缘故,原本距离地表2米深的墓室,实际上距离地面只有1米多了,发掘的难度大大降低了。即便如此,对发掘人员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考验。

“由于墓坑狭小,人在里面工作本来就施展不开,既要确保文物的安全,又不能移动清理对象,还要将其完整地暴露出来。我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挖到一定深度后,在墓坑中铺上塑料布,人站在塑料布上,一边挖,一边后退,这样就比较容易了!”谢焱说。

全部清理出来后,考古专家发现,这五人埋葬在墓室中,呈现出侧身屈肢的样子,似乎在向偏室中的主人卑躬屈膝,而主人在偏室中享受着有奴隶服侍的生活。

然而,更多的发现还等待着考古工作者,但这个发现更让人们激动不已,也使中国考古学界不得不重新审视齐家人。这是什么发现呢?

这就是临潭齐家人的神秘葬俗。齐家人的葬俗非常独特,他们采用的是竖穴偏室墓,而且出现了多人多次葬。竖穴偏室墓就是从地面向下挖一个坑,然后向两边开挖,挖出偏室后,再分别挖出头龛和脚龛,作为摆放随葬品的地方。

此次发掘的竖穴偏室墓单偏室较多,其中又以左偏室居多,也有部分为右偏室。双偏室墓相对较少,还有少量上下偏室、内外偏室墓。

这些竖穴偏室墓多为合葬,单人葬较少。合葬者少则两三人,多则10余人,成人、儿童皆有,部分墓道中也有埋葬死者的现象,人数1~4人不等,但头向多与位于偏室者相反,且多俯身或屈肢。内侧人骨大都被扰动,靠近墓道者则多为未经扰动的一次葬。

毛瑞林说:“发掘现场的迹象表明,这些合葬墓有的是偏室塌陷后才填埋墓道的,有的是对同一偏室的人骨进行二次整理埋葬,还有的是重新挖开墓道进行埋葬的。”

钱耀鹏博士说:“本次发掘不仅证实了齐家文化中还存在大量竖穴偏室墓(约占70%),并揭示出了磨沟齐家文化墓葬结构、埋葬过程及埋葬习俗的复杂性。”

竖穴偏室墓是齐家文化类型墓葬中的首次发现,为齐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并为研究齐家文化的葬俗、葬制、社会结构、齐家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关系等学术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重 重 悬 疑

在2008年的发掘中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在发掘的346座墓葬中,竟然只出土了一件玉凿。谢焱说:“那个玉凿仅仅比中指略宽一点。”

众所周知,齐家古玉被文博界列为中国三大古玉之一,其知名度和良渚、红山古玉不相上下。这些年,在武威黄娘娘台等地的齐家文化类型遗址中出土了近百件玉器。为何临潭陈旗(今王旗)磨沟遗址的346座墓葬中仅仅出土了一件玉器呢?是发掘的墓葬标准不高,还是这个部族本身就不擅长制作玉器呢?

此外,有些墓葬中出现了两种器物群共存的现象,这是需要解释的一个重要现象。

有专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是齐家文化的新迹象,还是外来文化的融入,亦或是后来者的借墓现象?”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6

《梁书·武帝纪》载:“(南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倕等并游焉,号日八友。”据此而知,竟陵八友文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应当是在齐武帝永明二年竟陵王萧子良兼司徒、开西邸,永明五年正位司徒、并移居鸡笼山之间。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以为鸡笼山在南京东北覆舟山之西二百步,“其状如鸡笼,因以为名。”刘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由当时大儒雷次宗主持,并开讲于鸡笼山。一时间,鸡笼山周围文人荟萃,成为江左的文化中心。史载,萧子良“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很快便成为众多文人拥戴的中心人物。“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南齐书·萧子良传》)竟陵八友中,范云早在齐初即入萧子良幕府,永明中又为记室参军事。其时,沈约亦“迁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考《南齐书·百官志》,司徒常置左右长史,据此,沈约实为萧子良司徒右长史当无疑问。又据《南齐书.礼志》载,永明二年,萧衍亦为萧子良司徒西阁祭酒。大约与此同时,萧琛、任防为司徒记室,王融为法曹参军。竟陵八友中年龄最小的是陆倕。《梁书·陆倕传》云:“年十七,举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开邸延英俊,佳亦预焉。”陆倕卒于梁普通七年,年五十七。十七岁时在永明四年。由此可知,竟陵八友至迟在永明五年前后已经正式形成1。

这里有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稽诸史籍可以明显注意到,云集在萧子良周围的文士远不止竟陵八友,仅举有姓名可考者就不下数十人之多,为何单以八友名世呢?若以年龄而论,沈约最长,陆倕最少。永明五年,沈约47、范云37、任昉28、谢朓、萧衍24、王融21、萧琛20左右2、而陆倕才18岁。可见,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最悬殊的几近30岁。看来,他们所以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文人集团,主要还不是由于年龄相近,而很有可能出于下列几方面的原因。

一、结交时间长久。沈约、范云、任昉等早在宋末就已结识,友情甚笃。泰始三年,沈约任蔡兴宗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其时,范云的父亲范抗亦为安西参军,范云17岁即与沈约友善。这是两人交往的最早记载。又梁天监二年,任防出任义兴太守,在赴任的路途中听到范云病逝的消息,写下了《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说明两人早在宋末业已结交。宋末元徽时期,刘秉、萧道成、袁粲、褚渊“日直决事,号为四贵。”特别是萧道成,“威名既重”,使“朝野归心”(《南齐书·高帝纪》)。任昉、沈约、范云等又先后投靠到萧道成门下,为他们在入齐后政治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徽三年,任防16岁,为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因忤刘秉之子。乃转随萧道成。元徽四年,后来的齐武帝萧赜被任命为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萧赜长子萧长懋(即文惠太子)亦随父来郢。是时,范抗、范云父子以及沈约并居郢州。这可以从沈约作于元徽三年的《栖禅精舍铭并序》得到证明。三人不约而同地又都转到萧赜身边,与文惠太子萧长懋多所接触。升明二年,萧道成平定沈攸之的反叛,代宋之势已成定局,于是召回萧赜及萧长懋,“心存嫡嗣”(《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沈约、范云、任昉等又得以在京城相聚。入齐以后,竟陵八友由于文惠太子和竟陵王子良的奖掖提携,在政治上有了较快的发展。建元初,沈约为文惠太子征虏记室、带襄阳令;建元二年,文惠太子为南郡王,沈约仍在幕下,为府主写下多篇文章,深得赏识。齐武帝即位,萧懋被立为太子,沈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梁书·沈约传》),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订四部图书。这就使沈约有机会接触大量史料,学术上日益成熟。加之沈约性情朗畅,结交广泛,很快便成为时人瞩目的风云人物。入齐,范云始终在萧子良幕下供职,“动相箴谏”,深得子良器重。后又转为文惠太子刑狱参军事、领主簿。永明初年,任昉、萧衍、萧琛等先在王俭府中任职,谢跳在豫章王萧嶷府中任行参军。永明二年萧子良兼司徒、镇西州,以沈约为首的八友又都先后成为西邸宾僚。如果把宋泰始三年看作八友中部分士人结交的开始,到齐永明五年八友正式形成,其间整整经历了二十多年。推终原始,八友的结交,时间可谓长久。

二、才学冠冕当时。《南史·何逊传》载萧绎语日:“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脁、何逊。”从现存作品来看,竟陵八友无疑是南齐最有成就的作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沈约、谢脁为首的诗歌创作;二是以任防、陆倕为首的骈体创作。诚如萧纲《与湘东王书》所称:“近世谢脁、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就诗歌创作而言,沈约、谢朓、王融等在诗歌的句式、韵律、对偶以及情思、意境、风格等方面创新求变,推出了绵密细巧的永明诗体,为唐代近体诗的兴盛铺平了道路。再看任昉、陆倕等人的骈体创作,尤以思理明朗、文笔练达著称于世。任昉的奏弹文如《奏弹曹景宗》、《奏弹萧颖达》、《奏弹范缜》等,凌厉峻切,文显神畅,骈散相间,词采斐然。其他如《王文宪集序》、《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等,学深笔健,条畅明达。沈约称任防“心为学府,辞同锦肆”(《太常卿任防墓志铭》)确非过誉。陆倕的代表作是《石阙铭》、《新刻漏铭》,梁武帝称之“辞义典雅,足为佳作”。除任、陆二人外,沈约、谢朓、王融等人的文章也写得很出色。沈约《奏弹王源》、《修竹弹甘蕉文》,谢脁《齐敬皇后哀册文》、《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王融《求自试启》、《皇太子哀册文》、《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等,都得到过时人和后世的推崇。

竟陵八友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沈约“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梁书·王筠传》),写下大量论著,博及四部。“善辑流略”(萧绎《金楼子·立言》)的任防也著有《地记》、《杂传》、《文章始》以及文集四百余卷。其他如谢脁、王融、范云、陆倕等并有文集行世。萧琛、萧衍也不甘退让。萧琛常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萧琛《皇览抄》二十卷。又《南史》本传:“琛所撰《汉书文府》、《齐梁拾遗》,并诸文集数十万言。”至于萧衍,著述更多。当然,其中有很多恐怕是他当皇帝后命手下文士所编,可以略去不计。但萧衍绝不是那种才疏学浅的庸劣之君,“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尺牍、骑射,莫不称妙”。这虽是史臣的颂圣之辞,按其实际,也并没有相去太远。

三、思想性格接近。竟陵八友的思想有其共同特点,即儒释道兼收并蓄。萧衍自称“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会三教诗》),所受的是儒家思想的熏陶感染。在《孝思赋》中,他倡言“忠孝两全”。在宣扬佛教信仰的《净业赋序》中表达了同样的儒家重孝的思想感情。天监四年,他特下《置五经博士诏》,后又专门设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萧衍)所释《孝经义》。”从《梁书》本纪可以看到,萧衍对儒家几部经典,都有所阐释,自始至终对儒家思想高度重视。任昉也以“性至孝”著称于世。他的许多文章往往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为准绳,褒贬是非,抑扬轩轾。在《求为刘瓛立馆启》、《王文宪集序》等文中,他对刘瓛之“修行明经”、对王俭之“孝友之性”推崇备至,充分表现了浓郁的儒家思想。正因为如此,任防始终得到儒学大师的赞赏。隋末大儒王通在《文中子》中对晋宋以来的文人多所贬抑,却对任昉大加称赏,以为“其文约以则,有君子之心”3。道家思想对竟陵八友的影响也很大。由于魏晋玄学的影响,南朝士人几乎无人不读《老》、《庄》,至少要用《老》、《庄》来装点门面。在道家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道教思想也在竟陵八友的思想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沈约出身于世代信奉天师道的家庭。这在《宋书·自序》中有明确记载。萧衍“中复观道书”(《会三教诗》),“耽事老子”(《舍道事佛文》),就是在舍道归佛后,对当时著名道士陶弘景依然十分敬重,朝政大事,辄就咨询,陶因有“山中宰相”之称。在诸家思想中,佛学尤其是竟陵八友文人集团所共同崇尚的对象。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述颇详,这里不必复赘。显而易见,竟陵八友的结交,有共同的思想作为基础。

此外,他们在处世态度方面也颇多相通之处。当然,从表面上看,竟陵八友的性格各有特点,有时表现得很不一样。譬如沈约,由于家世坎坷,所以老成持重,轻易不肯臧否人物;范云则相反,刚毅强悍,为人耿直;任昉则以儒雅沉稳为时人推许;谢脁口讷,不善言辞;王融气盛,恃才傲物……尽管性格方面如此不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从政热情和强烈的仕进要求。沈、范、任三人,年辈高、阅历深,是辅佐萧衍代齐称帝的主要谋士,萧梁王朝建立以后自然功高名重,得意一时;谢、王二人的命运截然相反,他们出身于南渡头等士族家庭,自视甚高,亟待“绍兴家业”,结果先后卷进皇位继承的政治斗争中而被害。在政治方面,竟陵八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他们热衷功名,不甘寂寞,颇有政治抱负。说明这一点十分必要。正是这种政治抱负,加速了竟陵八友的聚合进程。

这里实际已涉及竟陵八友文人集团的性质问题。具体说,竟陵八友的聚合,除思想、性格以及文化上的因素外,是否还有某种政治目的呢?

养士游谈,历来是显宦达宫为抬高自己声望、扩大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战国时期的游士,多以智谋著称,往往与政治有关,是一种政治性的聚合。汉代有所不同。如以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为中心的两个文人云集的群体,则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色彩。曹操网罗大批文士,“设天网以该之,顿八舷以掩之”(曹植《与杨德祖书》),其目的也是如此。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有些显贵养士游谈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非崇尚学问,而主要是为猎取名誉。晋代贾谧召集“二十四友”准备纂修《晋史》,大约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在上述三种情形中,我以为竟陵八友似乎更接近第二种,即兼有谋士和作家的双重身分。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就府主萧子良而言,他是齐武帝次子,地位仅次于萧长懋。史称他“不乐世务”,性情仁厚,开西邸,纳贤才,似乎全然为名,但实际恐有更深的用意。譬如八友中最早追随萧子良的范云,“好节尚奇”,“性颇激励,有威重”。萧子良对他十分敬重,曾向齐武帝为云求郡。齐武帝初不以为然,以为范云不过“恒相卖弄”而已。萧子良又出示范云谏书,“辞皆切直”,武帝不禁“咨嗟良久”。特别是招纳萧衍,尤其可以见出萧子良隐蔽的用心。在永明年间,王融曾说过:“宰制天下,必在此人。”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再就竟陵八友自身而言,尽管齐武帝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仅以文士目之,而他们自己却自视甚高,从不甘心以文人自居。沈约家世尚武4,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为此,他屡陈北伐之计,渴望得到朝廷重视。王鸣盛说:“文人轻躁急功名,如谢灵运亦有此陈请,王融之类也。”(《十七史商榷》)洵为的论。至于萧衍,政治色彩尤为浓郁。他的父亲萧顺之为萧道成族弟,曾协助萧道成创立霸业。齐武帝上台前曾对萧嶷说:“非此翁,吾徒无以致今日。”因之,当他即位后,对萧顺之十分忌惮,处处抑制,不使高居台辅。在这种背景下,萧衍只好先转投到萧子良门下,伺机东山再起。

永明七年,应竟陵王教,沈约等作《高松赋》,特以“邹枚之客”自喻,又把萧子良比作梁孝王,比较含蓄地点出了拥戴萧子良,他们自己既是文士,同时又兼为谋士的双重含义。天下承平,他们是文士,积极从事文化活动;一旦有变,他们马上就能以谋士身分出现。最典型的事例可以举竟陵八友所参与的两次夺权斗争。第一次是永明十一年力争王位继承人的斗争。这年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死,是由嫡长孙萧昭业还是由武帝次子萧子良继位,是当时一件十分尖锐敏感的大事。《通鉴》载:“郁林王之未立也,众皆疑立子良,口语喧腾。”但是在这关键时刻,萧子良却失去了齐武帝的宠信。据史载,原因在于文惠太子死后,武帝检行东宫,发现太子“服御羽仪过于制度”,因此大怒,又以萧子良素与太子友善,却不启闻,“颇加嫌责”。结果,这年四月,继承人的地位确定为嫡长孙萧昭业。可以想见,萧子良及其谋士是不会甘心的。据《南齐书·王融传》记载,永明末,正值“虏动”之际,萧子良曾借机“于东府募人”,推荐王融为宁朔将军、军主。王融见时机来临,“大习骑马。才地既华,兼藉子良之势,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辏之。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为辅佐子良夺权做准备。这年七月,齐武帝病危,萧子良委派萧衍、萧懿、王融、范云、刘绘、王思远、顾之暠等为账内军主,夺取帝位之争一触即发。武帝死,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使不得进,欲立子良”,彻底挑开了矛盾。范云等人也跃跃欲试。只有萧衍表现得非常冷静。他清楚地知道,竟陵八友手中没有实权,因为齐武帝早就说过,沈约、王融“不堪经国”,这样的文士虽有数百,“于事伺用”(《南史·刘系宗传》)。萧衍虽有谋略,却又深受猜忌。因此,八友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势力。再说,王融等辈虽自命不凡,但究其实质,在政治方面确如齐武帝所料,“才非负图”(《南史·梁本纪》)。当时,“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日:‘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通鉴》)萧衍在一旁坐“视其败”而不予协助。正在僵持之际,素与文惠太子、萧子良不和的西昌侯萧鸾急奔云龙门,“排面入奉太孙登殿”(《南史·王融传》),命左右挟出萧子良。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失败了。王融被杀,萧子良不明不白的死去,沈约、谢脁等也被排挤外任。惟有萧衍破例得到重用。在这场宫廷夺权斗争中,萧衍的向背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萧衍为什么没有辅佐萧子良反而依附萧鸾(即齐明帝)呢?由于《南齐书》作于萧梁,故每有回忌,未能直书,所以显得扑朔迷离。但管窥蠡测,仍可推知一二。就萧子良而言,虽曾使得乃父有所失望,但他在齐武帝心目中的地位恐亦不低。《南齐书》本传载:“世祖不豫,诏子良甲仗人延昌殿侍医药。”可以看出,齐武帝对自己身后之事颇多顾虑。他似乎是想让萧子良辅佐嫡长孙以镇住他素不喜欢的萧鸾。再就萧衍而言,他一方面看出萧子良、王融辈之不足以成事,此外还有一层原因可以推知,那就是对齐武帝的不满。其父萧顺之不仅仅时时受到齐武帝的猜忌,而且他的死也与齐武帝有关。据《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载,齐武帝子萧子响为荆州刺史,杀台史,拒台军,武帝派萧顺之领兵平叛。据《南史·萧子响传》,子响被杀后,齐武帝颇为悔恨。萧顺惭惧成病,“遂以忧卒”。后来萧衍“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南史·梁本纪》)。正是这两重因素促使萧衍背叛了萧子良而投靠萧鸾麾下。当然,这时他已不愿再充当文士,而是以佐命之臣身分活跃在朝廷内外。一方面协助萧鸾篡立,另一方面暗暗扩充自己实力。先是任宁朔将军,镇守寿春;萧鸾称帝后,他又被命为冠军将军、军主,曾率军击退北魏进犯,从而赢得萧鸾信任,晋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从此,他算是告别了文士兼谋士的特殊身分,而纯然以朝廷重臣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建武四年,北魏孝文帝亲率大军进犯雍州,萧鸾命萧衍前往应战。由于他率军英勇抵抗,阻止了魏军侵入,不久便被命为都督几乎六个州的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这次任命对萧衍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为日后代齐建梁首先在军事上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雍州为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直接控制着京城建康。萧衍驻守雍州后,随即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夺权斗争。特别是在齐明帝萧鸾死后,他更加快了夺权步伐。这次夺权不同于永明末,已经不是要扶持别人上台,而是要自立为帝。这时,竟陵八友中年长的沈约、任防、范云等见风使舵,遂纷纷转向萧衍,为之出谋划策。从上述情况来看,竟陵八友的活动显然不仅局限在文化范围,实际上,他们是把政治领域看作自己最终的落脚点。

也许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时尚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他们都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可惜其时不与。本来,竟陵八友之一的萧衍当上了皇帝,其他诸友可以有机会在政治领域大显身手,但结果却并非如此。可以说,他们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重要建树,而在文化领域却成就卓著,影响极为深远。竟陵八友在六朝江东文化史上的这种特殊际遇,是一个耐人回味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系统;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系统。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大文化系统经过长时间的较量,逐渐从对立走向交融,最终孕育出了秦汉大一统文化。但是到了东汉末叶,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文化又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公元280年,晋武帝统一中国。南北文化在经历近百年的隔绝后开始了第一次正面冲撞。当然,作为文化主体的南北士族在这次冲撞中的表现是颇不相同的。对北方士人来讲,他们是战胜者,文化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南方士人恰恰相反,他们是战败者,时势将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过江北上,俯首称臣,其屈辱自卑之情不难想见。这种心理使得许多东南大姓如顾荣、蔡洪、陆机等在亡国后沉隐多年才肯出仕。有趣的是,东晋初年,渡江南下的北方士族也曾体验到了这种“寄人国土”的卑屈感,所以心理压力也不小。所有这些矛盾、冲突,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多有记述。这些记述虽不能完全说明南北士人存在着什么水火不融的尖锐对立,但至少说明,由于多年地理上的闭塞,南北士人在文化心理、思想观念、价值标准以及处世态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冲突不可避免。更有甚者,当时由文化冲突竟发展为军事对抗。《晋书·周处传》载,周勰等人曾纠集吴人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而起兵反叛。在这种情形之下,王导审时度势,力劝晋元帝不惜屈尊去笼络吴姓望族,“以结人心”。淝水之战后,司马氏和北方士族逐渐在江南站稳脚跟,南北士族的对立情绪也开始趋于缓和。不过,从《南齐书·丘灵鞠传》的记载来看,南北士族在心理上的隔阂至宋齐之际仍未完全消除,只是影响越来越小了。究其原因,在南北士族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竟陵八友文人集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竟陵八友的籍贯和门荫来看,他们本身堪称南北士人的典型代表:沈约,吴兴人;陆倕,吴郡人,同属东南望族。稍有不同的是,吴郡陆氏在魏晋时期声望最显,而吴兴沈氏则发迹于东晋刘宋年间5。钟嵘《诗品序》称沈约、谢脁、王融“三贤咸贵公子孙”(“咸”,通行本作“或”,此据吕德申《诗品校释》改),说明齐梁之际,沈约已与王、谢子弟并称,可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王融,琅玡人;谢朓,陈郡人,同属侨姓头等士族;萧衍、萧琛,兰陵人,系渡江后起士族;范云,南乡人;任昉,乐安人,亦为渡江大户(《三国志·王昶传》裴注称乐安任氏“世为著性”)。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彼此坦诚相待,汇聚西邸而成为挚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把竟陵八友的结交看作是南北士族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的缩影。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活动才会格外引人瞩目。加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沈约、范云、任昉等对后进常奖掖提携,从而吸引大批南北文人学士,或酬赠往来,或追随依附,云蒸霞蔚,盛况空前。仅从南朝五史的有限记载来看,与他们交往的南北著名士人数以百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很多士人出身于豪门大家。譬如北人汝南周氏、东海徐氏;南人吴郡顾氏、陆氏等出身都较高。当然,也有一些门户较低的,如彭城到氏。不过,这样的士人所占比例毕竟不大。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分别著录了很多与这些豪门大家有关的族谱家传之类的书目,足以反映这些家族的高贵门第。他们摈弃了以往的成见,不约而同地汇聚于西邸,来往揄扬,游宴赋诗,形成了一个以竟陵八友为中心的士族网络,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士族的融合。

这种融合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方面的通融,为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以来,儒释道三派为取得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而有过激烈争斗。晋宋以后,随着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上的通融,这种论争才渐趋平缓。他们所关心似已不是揭示三派之异,而是寻求其共同点。孙绰《喻道论》、宗炳《明佛论》、顾欢《夷夏论》是这方面的代表论著。南齐永明年间,以竟陵八友为主体的南北士人,徘徊于道论释典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之际,加速了这种熔铸三派的趋势。素以儒学闻名的刘瓛与佛门弟子多所过从;以“长于佛理”著称的周顒又精通三玄;自称“吾门世恭佛”的张融又主张“道与佛也,迨极无二,寂然不动,改本则同”(《门律》),临死又遗命入殓时要“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齐书》本传);道教徒孔稚珪在《答萧司徒书》中则认为佛道同源殊途,“理至则归一”。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萧衍集诸家之说,于天监初年明确提出了“三教同源”的主张,将持续近五百年的这场论争,以政治力量宣布暂告一个段落。

思想界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齐梁之间,以竞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以浏览典籍为乐事,以勤奋著述为荣耀,撮要搜奇,研精覃思,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上曾写下较为绚丽的一页。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以南齐为中心,在其前后曾有众多带有总结式的巨著相继问世,如《文心雕龙》、《诗品》被学界目为齐梁文学理论的双璧;《古画品录》、《续画品》及《书品》为书画理论的代表作;刘义庆编、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为轶事小说渊薮;僧祐编《出三藏记集》、《弘明集》是现存最早的佛藏编目和佛学论集;慧皎著《高僧传》是现存最古的佛徒传记;《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道藏编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今已失传的总结式巨著,尤其多得不胜枚举。“这种总结式的大著作成批出现,标志着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 (金克木《玉台新咏三问》,《文史知识》1986年第2期)。应当承认,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除政治、思想以及经济的决定因素外,竟陵八友的活动确实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在南北士族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他们自身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

我集中考察了东南豪族在东晋南朝的兴衰际遇,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显著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纷纷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这里还须强调,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显然不仅限于东南豪族。事实上,时势业已把侨姓士族推向了这种转变的关口。琅玡王氏、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汝南周氏等,晋代均属高门甲族,但在宋齐以后,其活动更多地趋向文史领域,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小。刘宋统治者汲取东晋“政出多门”的历史教训,为抑制世代阀阅势力,启用很多包括北府兵旧部在内的兵家将种来支撑自己的权力机构。耐人寻味的是,在齐梁之际,那些勇冠三军的武将后裔竟也紧步王、谢等渡江甲族后尘,相继加入到文人的行列。譬如平原刘怀珍的后人刘峻、刘杳,东莞刘穆之的后人刘祥,彭城刘勔和到彦之的后人刘孺、刘遵、刘绘、刘孝绰、刘潜、刘谅及到沆、到洽、到溉、到镜、到沼、到荩,河东柳元景的后人柳惔、柳恽等,无不如此。任防曾对梁武帝说:“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书·到洽传》)虽然他指的只是到氏一家,但无妨认为,他无意中道出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南齐正是从“宋得其武”向“梁得其文”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里,上述武将后裔,或释褐起家于永明年间,或是萧子良西邸的重要宾僚,总之,他们大都与竟陵八友有着密切关系。涉世伊始,他们就置身在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氛围中,声歌征逐,诗酒流连,既深受永明文化的影响,同时又积极参与了永明文化的建设工作。他们正是以此为基始,引领了各自家族完成了这种由武向文的历史性转变。

在对南北士族风尚的这种嬗变深感惊异之余,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族为什么在晋宋以后“常恶武事”而纷纷转向文化士族呢?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东汉以来在选拔人才方面所实施的察举制度,首先推进了这种社会风尚的变迁。秦汉时期,许多文士多以武功相尚,这在《史记》、《汉书》中有很多例证。但是,汉末以降,这种风尚发生逆转,就是那些创立了赫赫战功的兵家将子也时常为人所轻。刘巴不愿与张飞共语,认为“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王睿以孙坚为武“官”,言颇轻之(《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晋武帝娶手下大将胡奋女为贵妃,却鄙视她为“将种”(《晋书诟妃传》);王述不愿婚于桓氏,以为“兵,那可嫁女与之”(《世说新语·方正篇》);丘灵鞠“不乐武位”(《南齐书》本传);刘绘“常恶武事”(《南齐书》本传)是尚武精神逆转的典型事例。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魏晋以来,右文之风却日益强盛。就连起自行伍,“本无学术”的刘裕,在以文章相尚的时代,也要表现出“颇慕风流”的样子,本来书法素拙,却“纵笔为大字”以遮丑(见《宋书·刘穆之传》),又“好清谈于暮年”(沈约《武帝集序》),与士大夫每有辩难。郑鲜之虽“难必切至”,而刘裕仍“以此感之”(见《宋书·郑鲜之传》)。在他看来,自己能与士人谈玄论难,本身就是“尽人之意”的快事。以帝王之尊,刘裕却以自己素无学术而甚感缺憾。至于那些豪门甲族则多以能文而深为自豪(见《梁书·王筠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兵家将种欲厕身于上流社会,势必要依附风雅,涉猎文苑,藉此显示其文经武纬的济世之才。

再从政治的角度看,统治阶级的积极倡导与其所推行的士族政策的制约,实际是促进这种鄙武尚文风尚形成的更直接因素。赵翼《二十二史札记·齐梁之君多才学》条,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宋齐梁陈文学概略》等书辑录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认为“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绪余,亦由在上者之提倡” (刘师培语)。此论诚是。不过,一种社会风尚的形成,统治阶级的舆论导向固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如果缺少某种制度上制约,这种舆论导向可以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同时也不能排除被公众所普遍反感、甚至厌弃的可能。魏晋以来,特别是宋齐以后,许多士族所以鄙武尚文,乃至弃武从文,其实还决定于统治阶级对士族所采取的软中有硬的特殊政策。所谓软,是充分授予特权,不轻易侵夺。譬如享有免役特权,以至“百役不及,高卧私门”(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对于士族的社会地位,当权者也尽量予以保护。路太后弟路琼之自以为不凡,前去拜访王僧达,没料想受到冷遇。路太后欲加罪僧达,宋孝武帝劝道:“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宋书·路太后传》)齐武帝宠臣纪僧真请求武帝允许他作士大夫,武帝说:此事须由士族认可,“我不得措此意”(《南史·江夷传》)。士族享有某种特权,于此可见一斑。所谓硬,是尽量剥夺实权。最主要的办法是启用寒人执掌机要。刘宋时,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威权在握,江夏王刘义恭虽录尚书事,但“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宋书·恩幸传》)。南齐时,武帝宠信菇法亮、纪僧真,常说:“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南齐书·幸臣传》)。太尉王俭曾发牢骚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茹法亮传》)总管朝政的录尚书事,三公之一的太尉,权力却不及帝王亲信的中书通事舍人,士族被剥夺实权,于此不难推想。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抑制了门阀士族的从政特权,是由门阀政治向帝王专制过渡的一个必要手段。晋宋以后的这种权力的交替更迭,其实质是中下士族与高门甲族之间的权力较量。就高门本身而言,较量的结果,是使他们失去了王导、谢安执政时期所具有的政治雄心和军事实力。他们只能安于现状,设法保持既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譬如说区分士庶、查考谱牒等。除此之外,便是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到文化事业中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门阀士族由武向文的历史性转变,实际标志着这一阶层统治权的严重削弱。尤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衰落的门阀士族为了寻求政治势力的庇护,不得不放下架子,趋奉新贵,婚于武将。谢灵运之孙谢超宗与张敬儿做亲家,谢脁娶王敬则女,王弘之子王锡嫁女与沈文季,等等,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不仅如此,一些没落士族如东海王源,甚至不再顾及士庶区别,与商人联姻(详沈约《奏弹王源》)。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武将或富商有钱有势以后,也愿意与士族通婚,因为婚姻关系可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地位。这种婚宦情形较之东晋确有极大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门阀势力的消长。

注 释

1 竟陵八友开西邸的时间,《通鉴》系在永明二年。林东海《谢脁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驳之,以为在永明五年。日本学者韦占次以为在永明八年(见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艳诗的形成与沈约所引》,岳簏书社1986年版)。

2 《梁书·萧琛传》所载萧琛享年有误,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丛考》有专文考证,此不复述。

3 沈约对儒家思想的信仰,拙文《士庶天隔,文心相通——刘勰、沈约文学思想异同论》(载《江淮论坛》1991年第4期)有所论述,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