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年中总结范文1
【关键词】二氧化碳排放 排放 现状 对策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而且近几年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加，2012年全年排放量达到8106.43百万吨。中国曾承诺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于2030年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实施减排任务同时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影响因素有一个细致的了解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来源
化石能源的消耗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其中第二产业1978年至2015年的平均比重达到45%，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总量占到总能源消耗量的80%以上，由此推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来源。
在第二产业内部，不同细分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差异，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占到40.1%、24.2%、7.3%、6.7%和6%。
农业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比例较低，而且农业生态系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减少因人类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中国大规模的砍伐树林、毁坏良田、破坏湿地等活动使农业生态系统的吸碳能力大幅度下降。
二、二氧化碳排放现状
2000年至2012年，中国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从5389百万吨增长至16572百万吨，具体来看，200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在前五的省市区分别为辽宁、广东、河北、山东和山西，到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排在前五的则分别为山东、江苏、广东、河北和内蒙古，虽然排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排在前五位的省市占比加总基本保持在35%左右，这说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集中度基本保持不变。2000年至2012年中国全国的二氧化碳平均年增长幅度达到为9.81%，其中，海南、宁夏、内蒙古、陕西、青海、山东、广西、新疆、福建、云南、江苏、湖南、浙江和河南大于全国的二氧化碳平均增长速度，因此，这些地区的减排任务严峻。海南、宁夏两地的增长速度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基数小，但若不引起重视，这两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其他地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2012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位居第五，若仍然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势必会成为中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从地区来看，2000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2633百万吨、1757百万吨和999百万吨，比重分别为48.87%、32.60%和18.53%；2012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7733百万吨、5340百万吨和3500百万吨，比重分别为46.66%、32.22%和21.12%。2000年至2012年，虽然三大地区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贡献度排序依然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但是东部的贡献度明显下降，中部基本保持不变，而西部的贡献度明显上升。东部、中部、西部和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增速为9.39%、9.71%、11.01%、9.81%，西部地区的增速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三、二氧化碳排放因素分析
人口、经济增长、技术水平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
人口增长会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一是人口数量的增加会使得对能源的消费增加，进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二是人口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减少其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间接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
经济增长影响二氧化碳排放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有促进作用，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在经济增长初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扩大生产规模，即扩要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量来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量增加。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发生改变，过去高污染的工业经济开始转向清洁的技术型、服务型经济，结构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另外，经济增长带来的技术进步也进一步抑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总结来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初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当经济发展达到一个临界点后，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开始减少，这就是库兹涅茨曲线。
技术水平可以通过三大主要途径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第一，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实现节能产品的生产和应用，这将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量，进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第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增加对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利用，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第三，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改变，从以能源为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过渡到以资本为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
四、结语
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情况依然严峻，西部地区是未来二氧化碳减排应该着重注意的区域。在实行二氧化碳减排工作时，要充分认识到人口、经济增长以及技术水平对其的影响作用，将他们纳入一个统一的工作框架，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以此实现在2030年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韩玉军，陆D. 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基于对CO_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
[2]李国志. 基于技术进步的中国低碳经济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二氧化碳年中总结范文2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人均二氧化碳排放；APLM模型；倒“U”型曲线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稳定增长，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而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1978年我国的贸易依存为9.7%，而2006-2008年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64.81%，62.27%，56.90%。虽然近几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国际贸易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火车头。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对外贸易的不断深化，资源被过度使用，导致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在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气候变化已被认为是超过恐怖主义、阿以冲突、伊拉克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庄贵阳，2007）。我国200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7.2亿吨，超过美国的59亿吨，成为世界头号碳排放国家。我国政府已经规划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比2000年翻2翻的经济发展目标，并且在2009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争取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要有显著下降的目标，加之当前全球都在积极的推行“低碳经济”，各国都要承担对全球“碳减排”应尽责任。此外，当前不少国家开始征收“碳关税”，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因此，本文拟从定量的角度研究国际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联系及它们之间的长期变化趋势，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以进一步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建设。
1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多集中在进出口贸易中碳含量测算的研究。随着全球对二氧化碳排放关注度的逐年提升，有关于二氧化碳与经济增长、二氧化碳与贸易开放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
国外方面，Copeland ， Taylor（1994， 1995） 建立南北贸易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他们研究得出，对外贸易改善了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却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质量。Kander， A. and M. Lindmark（2006）以瑞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外贸与发达国家的污染排放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发达国家是否将其污染源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不过他们并未发现因果关系的存在，却发现效率提高，消费模式改变和能源系统改造才是影响瑞典污染排放的关键因素，对外贸易的影响作用较小。Halicioglu， F.（2009）以土耳其1960-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消费、收入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排放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因果关系。Paul B. Stretesky ， Michael J. Lynch（2009）利用169个国家1989～2003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研究分析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对于世界各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在进口方面，则只有个别国家的进口对二氧化碳排放有影响。同时指出，进出口贸易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可能还受产品需求的影响。Aaron Kearsley， Mary Riddel（2010）利用OECD27个国家1980～2004年以二氧化碳为主的碳氧化物数据以及氮氧化物数据研究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对外开发程度和人口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就其研究结果而言，没有证据表明环境质量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且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置信区间非常宽，几乎包括所有样本数据，进而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值得怀疑。此外Grossman ，Krueger（1991），Lucas et al.（1992），Wyckoff ， Roop（1994），Antweiler（1996），Suri ，Chapman（1998），Pesaran et al.（2001），Wyckoff（2003），Nohman， Antrobus（2005）. Mongelli et al.（2006），Peters， Hertwich（2008）等学者也对环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但都没得到一致的结论。
同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研究对外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关系的文献还较少。李秀香，张婷（2004）研究了我国出口扩大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口增长并没有促使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大量增加，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李小平，卢现祥（2010）运用我国20个工业行业与G7和OECD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数据研究了国际贸易等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能够减少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包群，陈媛媛等（2010）以国际资本流动作为研究背景，从理论上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并在环境质量满足正常商品假设下推导出外商投资与东道国当地环境质量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吴献金，邓杰（2011）运用1995-2007年期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就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代表规模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存在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且贸易自由化的总效应使得碳排放增加。李国志，王群伟（2011）基于变参数模型，分析了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各项组成部分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呈现动态变化。其中初级产品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呈逐渐增加趋势，而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则呈逐渐降低趋势。刘华军，闫庆悦（2011）分别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经验估计，实证研究贸易开放和FDI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效应，1952～2007年时间序列协整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负的效应，但统计不显著，1983～2007年时间序列协整检验表明，贸易开放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正的效应。
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外文献还是国内文献，都是使用简单回归模型或面板模型研究对外贸易与二氧化碳之间的关系。然而，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建模者往往需要尝试多种形式的模型才能根据统计检验和经济意义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最终选定模型的形式。而非参数模型在曲线拟合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因此本文拟将非参数模型应用于研究我国对外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此外，鉴于大多数文献只注重于参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分析，而甚少关心更具实际意义的经济解释，因此，本文除在建模方法上进行拓展外，还将对参数的经济意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解释。
2 研究方法
参数回归最大的优点是回归结果可以外延，但缺点是形式固定，拟合效果较差。而非参数回归则恰好相反，它的回归函数形式不确定，结果外延困难，但拟合效果较好。而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重在曲线拟合效果，并且拟合程度越高越便于研究曲线的形状。因此，采用非参数回归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更加合理。
一般的可加模型（additive model）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可加模型的主要优点在于：它既能够避免维数诅咒（维数越高，模型估计的精度越差），又能够使模型中的系数易于解释。因此，stone于1986年对上述可加模型进行了拓展，得到可加性部分线性模型（Additive Partial Linear Models，APLM）：
模型（1）中的 可以表示为 。其中 为已知的以线性形式引入模型的 维解释变量向量， 为非参数形式引入模型的 维解释变量向量。
将模型（2）写成如下形式：
其中 由元素 组成的 阶的平滑矩阵。
假设 有M个观测值： ，…， 。则根据M个子样本可以分别计算出估计值 ，（k=1，…，M）。然后将所有的 取平均得到最终的估计 。
估计 ， 为对应变量 的一个数值， 表示除了变量 外的其余变量。首先采用局部线性回归在 方向上进行展开 。同时对于所有的 将（5）式最小化：
其中， 为一维的核密度函数， 表示窗宽， 为 的多元核密度函数， 为 维窗宽向量，这样通过（5）式中求得 即可估计出 ，重复上述步骤 次并采用求边缘密度的方法可得：
常数项则可用下式估计：
3指标选取、数据说明与实证模型
3.1指标选取
鉴于已有研究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如下指标进行分析研究：
1.因变量的选取
人均CO2（PCO2），其中2009年数据尚未公开，本文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方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为总的CO2排放量， 为第 种能源的CO2排放量， 为第 种能源的消费总量， 为第 种能源的热值系数， 为第 种能源的碳含量， 为第 种能源的碳氧化率。我国的能源消费构成（煤炭、石油、天然气）可以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找到，热值系数以及碳含量则可以从IPCC出版的国家温室气体库存指南上面得到，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氧化率参照虞义华等（2011） 提出的数值。
2.自变量的选取
（1）贸易开放度（OPEN），即本文主要关心的变量。学术界关于对外贸易与环境质量 之间的关系的论断主要存在两种说法：一部分学者认为，对外贸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学习新技术的机遇与动力，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降低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进而可以提高全球环境质量与改善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对外贸易虽然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会导致更多的环境退化与工业污染。除此之外，环境管制可能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污染大的企业或产业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这些地区往往环境标准较低），使之成为“污染物避难所”，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与经济高速发展，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将降低环境质量标准，从而最终导致全球总体环境质量恶化。因此，贸易开放度的符号预期可能为负也可能为正。本文利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贸易开放度，由于环境质量与贸易开放度之间的关系存在分歧，因此，将贸易开放度纳入实证模型的非参数部分。
（2）人均GDP（PGDP）。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经济增长初期随着人均GDP不断增加，环境质量逐渐恶化，当人均GDP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环境开始改善，并伴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持续改善，即所谓的倒“U”型曲线。根据本文的理论假定，将人均GDP纳入到实证模型的非参数部分，以不确定的函数形式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3）外商直接投资（FDI）。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国外跨国公司，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高级管理人才，跨国公司在投资我国相关企业的同时也会附带先进排污技术和先进污染物处理设备。因此，可以通过引入外资学习他们先进的排污技术，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自身治污水平。本文假定，FDI与人均二氧化碳存在负相关关系。即FDI的引入有利于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
（4）能源强度（I）。能源强度（I）即单位GDP生产所需能源消费量，其值等于第t年能源消费总量（E）与第t年的GDP（本文以1979年不变价为基期）之比：
（9）
化石能源消费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在GDP一定时，能源消费强度越大，二氧化碳排放越大。因此能源强度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正相关关系。
3.2数据说明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指标有人均二氧化碳（PCO2，单位：吨/人）、人均GDP（PGDP，单位：元/人）、外商直接投资（FDI，单位：亿美元）、贸易总额（单位：亿元）、能源强度（I，单位：吨/万元）。数据跨度为1979～2009年。其中二氧化碳1979～2005年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06～2008年数据来源于美国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AIC），2009年数据通过相应数据计算得到。外商直接投资1979～1983年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数据库，其余年份的数据以及人均GDP和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于1980～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能源强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能源消费总量 与GDP总量之比（1979年不变价）计算得到。
3.3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假设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贸易开放度（OPEN）、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外商直接投资（FDI）、能源强度（I）。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构造初始模型：
将（10）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根据非参数模型理论，将PGDP和OPEN纳入非参数部分，其余为线性部分，则（11）式变形可得：
4 实证结果分析
4.1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表1为研究样本的描述统计分析，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2.7吨，远低于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组织翻译）。
参数结果
表2的结果显示，FDI与PCO2的线性关系的统计性质非常显著（p值为0.0076），并且为负相关关系，即从统计角度来看，FDI的引入似乎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如果考虑系数的实际意义（即经济意义），FDI系数不显著（系数绝对值大小为0.00162），其系数大小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FDI引入量提高100%，则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6%。显然，这种实际影响微不足道且不合实际（就目前来说，FDI提高100%显然不现实，况且作用效果太小，可以选择其他办法减少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因此，从本文研究结论来看，FDI引入几乎不会影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所以，如果FDI的引入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则可以不必过于担心其会影响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能源强度（I）与PCO2线性效果统计意义上显著正相关，能源强度（I）上升，则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反之，则减少。就其经济意义来看，能源强度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大小为0.7694，且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源强度每提高十个百分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提高7.7%，反之则降低7.7%。这表明能源强度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具有很强的经济显著性，即能源强度是影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显著因素。就我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而言，能源消耗中化石燃料的比重超过90%，远远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是一个典型的化石燃料消耗大国，但能源强度下降迅速（1979年为14.42吨/亿元GDP，2009年为4.36吨/亿元GDP），能源强度的下降为缓解我国“碳减排”的重担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进一步提高高碳能源利用效率及寻找其他高碳替代能源对降低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非参数结果
图1为贸易开放度与PCO2的非参数曲线关系图，图中结果表明，我国的贸易状况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虽然中间有小幅下降，但总体来说，贸易越开放越会促进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这种高速增长大大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往往都是高碳产业，高贸易增长伴随我国高碳排放的趋势在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变。从出口货物来看，我国出口货物主要分为两大类：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的环境成本要大于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的环境成本越大，环境承载的压力就越大，环境污染越严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05～2008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3.56%、94.54%、94.95%和94.55%。说明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一直居高不下，环境承载的压力有增无减。另外，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Copeland和Taylor（1994）提出的“污染天堂假说”（PHH），即发达国家通过将污染大的企业或产业转移到那些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使之成为“污染物避难所”，最终导致全球环境质量恶化。
图2描述了PGDP与PCO2的非参数曲线结果，该图表明从我国现今的发展状况来看，经济增长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这里具体指CKC），而是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并且是正向线性关系，且曲线的两倍标准差并没有较大的向外侧发散，正向线性关系非常显著，经济增长将会对我国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至少在碳排放方面是如此）。从本文实证结果来看，经济增长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线性关系将不利于我国的综合发展。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克服传统参数回归模型的不足情况下，建立了基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非参数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贸易开放度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对相应变量影响的经济意义做了很好的解释。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FDI与人均二氧化碳之间的关系在统计意义与经济意义上均不显著， FDI的引入不会影响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2.能源强度（I）与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具有正相关关系，统计意义与经济意义也非常显著，说明能源强度增大将促进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我国当前的能源强度相比改革开发初期有了很大的下降，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源强度的下降显著的降低了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均二氧化碳的变化等于能源强度的变化与其估计系数的乘积，由于我国能源强度一直下降，能源强度的变化为负，所以人均二氧化碳的变化也为负）。由于能源强度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很大，所以，能源利用效率及新能源开发将会是降低能源强度的有效方法，进而可以降低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
3.贸易状况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且作用比较显著 。
4.PGDP与人均二氧化碳之间的关系不满足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而是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与“碳减排”政策存在矛盾，经济增长会显著影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即便存在所谓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但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曲线其转折点离我们还很遥远。因此，当前的“碳减排”政策可能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二氧化碳排放具有全球外部性的性质，任何一个国家的碳排放都会影响全球环境。并且“碳减排”具有全球公共物品性，如果存在“搭便车”的现象，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方面对本国施加严格的碳排放限制 。因此，为保持经济与“碳减排”之间的协调关系，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IPCC， 2007，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http：//ipcc.ch/.
[2]Paul B. Stretesky ， Michael J.Lynch，2009，“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 capita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38：239～250.
[3]Aaron Kearsley， Mary Ridde， 2010，“A further inquiry into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cological Economics，69：905～919.
[4]Kander， A. and M. Lindmark ，2006. "Foreign trade and declining pollution in Sweden：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long-term structural and technological effects." Energy Policy 34（13）： 1590-1599.
[5]Halicioglu， F.，2009. "An econometric study of CO2 emis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income and foreign trade in Turkey." Energy Policy 37（3）： 1156-1164.
[6]Sánchez-Chóliz， J. and R. Duarte ，2004. "CO2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or Spain." Energy Policy 32（18）： 1999-2005.
[7]Machado， G.， R. Schaeffer， et al. 2001. "Energy and carbon embodied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Brazil： an input-output approach." Ecological Economics 39（3）： 409-424.
[8]Stretesky， P. B. and M. J. Lynch 2009.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 capita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1）： 239-250.
[9]李小平，卢现祥.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CO2的排放[J]，经济研究， 2010，（1）：15～26.
[10]包群，陈媛媛，宋立刚.外商投资与东道国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吗？[J]，世界经济，2010，（1）：3～15.
[11]吴献金，邓杰.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01）： 43-48.
[12]刘华军，闫庆悦.贸易开放、FDI与中国CO_2排放.[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03）： 21-35.
[13]任力，黄崇杰.中国对外贸易与碳排放——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1，（03）： 75-81.
二氧化碳年中总结范文3
关键词：能源碳排放量 万元GDP碳排放量 人均碳排放量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1-130-02
1 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对地球生态和人类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 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因此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碳减排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及碳排放大国共同承担的责任，但要完成一国理应承担的减排责任，需要一国内部各区域协调联动，从而顺利实现减排目标，为自身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相应贡献。
本文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对其1998～2008年的能源碳排放量、万元GDP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进行了估算，同时对估算结果进行了分析评价，以期得出富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及减排措施。碳排放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简称。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气体是二氧化碳，因此用碳一词作为代表。本文的碳排放特指的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2 估算方法
2.1 能源碳排放量
由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是致使全球气温变暖的最主要原因，而二氧化碳主要是来源于能源的消耗。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特别是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较高，三者之和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92.8%，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的消耗。本文所说的能源碳排放量，特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三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7》《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
确定的碳排放量计算方法来源于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编写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计算公式为：
Ai =Si Pi Ci 4/12 （2-1）
式（2-1）中，Ai表示某种能源的年碳排放量，计算结果为碳的年排放量，需要乘以44/12换算成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单位为万吨；Si表示某种能源折算标准煤参考系数，具体见表2-1；Pi表示某种能源的年消费量；Ci表示某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具体见表1；i表示能源种类，即原煤、原油和天然气这三种能源，取值为1、2、3。（在计算时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煤炭和石油的数据，分别用原煤和原油的数据来代替）见表1。
2.2 万元GDP碳排放量
万元GDP碳排放量的估算公式为：
AGDP =(A1+A2+A3)/GDP （2-2）
AGDP表示万元GDP年碳排放量，单位吨/万元；A1表示原煤的年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A2表示原油的年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A3表示天然气的年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GDP的单位为亿元。
2.3 人均碳排放量
人均碳排放量的估算公式为：
AP=(A1+A2+A3)/P （2-3）
AP表示人均年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人；P表示常住人口数，单位为万人。
3 估算结果
云南省能源碳排量、万元GDP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根据公式（2-1）可得估算结果见表2、图1、图2、图3和图4。
4 分析评价
4.1 原煤碳排放量最大，且三种能源碳排放量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根据表2和图1、图2和图3来看，11年中，云南省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量呈现上升的趋势，三大能源中原煤的碳排放量巨大。原煤累计碳排放量占能源累计碳排放总量的90.0%，原油累计碳排放量占能源累计碳排放总量的9.0%，天然气累计碳排放量只占能源累计碳排放总量的1.0%。巨大的原煤碳排放量对实现减排目标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原油在消费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远小于原煤产生的二氧化碳量，虽然原油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对能源的年碳排放总量产生影响。
天然气的碳排放量从1998～2008年都有波动，但波动中变化的量并不太大。天然气较以上的原煤和原油来看，消费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最少。
4.2 万元GDP碳排放量有波动，但总的趋势在下降
根据表2和图4来看，11年中，万元GDP碳排放量出现波动变化的状态，但总的趋势是在下降，出现波动的原因可能是与某些年份的产业结构调整，大量耗能工业的调整有关。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对能源的消费需求是不同的，导致了碳排放量的不同。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万元GDP碳排放量会逐渐呈现下降的态势。
4.3 人均碳排放量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且受人口消费习惯的影响较大
根据表2和图4可以看出，从1998年～2008年，云南省人均碳排放量逐年上升。人口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主要从人口数量因素和人口消费习惯因素两个方面对其产生影响。11年中，云南省的常住人口变化不大，但人均碳排放量却逐年上升，可以看出人口消费习惯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为生产产品并消费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由于在消费过程中缺乏合理引导,导致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不良的消费习惯,这些消费习惯和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碳排放量。
5 云南省减少碳排放量的措施
5.1 将重心放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进能源利用结构上
云南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综合实力逐步增强的同时对能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与此相伴随的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持续增加，但这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并不违背历史规律。然而，为了减轻环境压力和维护人类的生存安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进能源消费结构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5.2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有效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
粗放式经济增长的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内涵，与此相对应的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和高产出的集约型的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模式便成为必然选择和追求目标，而这其中的关键又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效益的提高。
5.3 转变消费观念
人口基数的大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反而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正确引导人们的消费习惯、倡导文明消费以及培养消费责任心就成为重点所在，只有坚持消费的低碳化和可循环,才能实现“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5.4 政府政策的正确约束和引导
政府的政策在一个区域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无疑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二氧化碳减排提供政策保障作用。所以，各级政府应把碳减排政策放在突出地位，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以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文颖,高鹏飞,何建坤.用中国MARKAL-MACRO模型研究碳减排对中国能源系统的影响[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4(3):342-346.
[2] 何建坤,刘滨.我国减缓碳排放的近期形势与远期趋势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153-157.
二氧化碳年中总结范文4
关键词：SML指数；CO2排放绩效；技术进步；技术效率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2)02-0057-05
Spatial Difference and Causes Research on Continuous Total FactorCO2 Emission Performance in China――Based on 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 Analysis
YOU Jian-xin1, CHEN Zhen1, ZHANG Ling-hong1, MA Jun-jie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School of Law,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literature, SML(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Index is adopted to estimate the continuous CO2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09.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this performance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re analyzed. As the research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increase of CO2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provinces in China are all contributed by technical change; Regard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to the CO2 emission performance, R&D professional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ll offer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while energy intensity, energy structure both present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and the intensity of R&D plays an insignificant influence as indirect moderating effect.
Key words:SML index; CO2 emission performance; technical change; technical efficiency
1 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最严峻的问题之一。随着世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温室气体（以CO2为主）排放持续上升，环境气候问题凸现，从科学角度出发，必须大幅度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但是，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确保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如何实现2020年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减少40%～45%的减排目标是摆在面前的又一难题，根本出路只有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有效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因此，科学精确地评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绩效现状，深入分析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历史、空间差异，是挖掘其主要影响因素的首要条件，是进一步开展各类减排活动和制定各种政策的基础。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碳排放绩效的研究尚仍处于起步阶段，从要素投入角度可以将现有研究划分为单要素碳排放绩效研究和全要素碳排放绩效研究。Ramanathan认为应该从整体的角度，将所有相关的变量，如经济活动、能源消耗和CO2排放放在一起构建绩效评价指数更为合适［1］，即“全要素”的思想。环境DEA技术即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被广泛应用于评价的全要素环境绩效和二氧化碳绩效。Chung et al.首次将 Malmquist-Luenberger 技术应用到宏观层面［2］，随后， Kortelainen运用ML技术估算了欧盟20个国家的动态环境绩效(CO2)［3］；Zhou et al.首次将CO2排放绩效作为一个独立于环境绩效的概念进行研究，通过运用ML指数估算了1997~2004年期间18个国家动态的CO2排放绩效［4］；陈诗一通过构建动态(节能减排) 行为分析模型对我国工业节能减排损失和收益进行了预测［5］；王群伟等应用Zhou et al.的环境DEA方法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绩效进行评估并分析了区域差异和其影响因素［6］；王兵等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L指数测度了考虑资源环境因素下中国1998~2007年30个省份的环境效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分［7］；刘明磊等运用非参数距离函数方法对能源消费结构约束下的我国省级地区碳排放绩效水平和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研究［8］。
综上文献，在测度全要素环境绩效和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时都是运用了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指数或ML指数，在计算距离函数时均以当期观测值来构造生产边界，每一年的投入和产出是被割裂开的，是一种割裂的非连续的绩效测算方法。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视角下技术总是进步的，至少维持在原有水平不会倒退，传统的ML指数计算方法通常会得出长期的技术退步［9］。为了防止出现技术退步这一缺陷，本文通过借鉴Donghyun and Almas［10］序列DEA的思想，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ML指数方法对我国1999~2009年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指数进行估算，同时降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进行深入分析，根据结果讨论其空间差异并通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索其差异形成的主要成因。
2 变量、数据及方法
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假设投入指标为资本（K）、劳动力（L）和能源（E），产出指标为期望产出地区生产总值（y）和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b），则生产过程可描述为
P（K，L，E）={（y，b）∶（K，L，E；y，b）∈T}（1）
样本及数据选取考虑实证的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观测区间为1999~2009年面板数据，由于和海南数据缺失过多将其剔出，而计算资本存量时重庆与四川一起方便统计，故样本为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资本存量计算是在单豪杰［11］基础上根据其资本存量计算方法测算补充了2008~2009年数据。劳动力是各地区年初、年末就业人数的算术平均值。能源投入是分别将各地区消耗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根据各自能源标准煤折算系数统一换算为标准煤加总。各省市GDP是根据各省区市GDP平减指数将名义GDP转化为以1952=100 的价格。CO2分别将煤炭、石油、天然气换算成标准煤，借鉴徐国泉［12］碳排放折算系数再分别将其转换为后加总。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投入产出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1。
在具体测算过程中，已有研究均是通过运用方向距离函数对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进行主观处理，如Zhou et al.［4］和王群伟［6］采用了基于二氧化碳为导向的方向距离函数，而刘明磊等是通过将方向向量定义为g(gy，gb)=(0，-b)，表示假设在保持经济产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减少碳排放总量的增长率使评价达到有效，然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经济在增长的同时碳排放量在增加，但是，主观上我们希望的是不断提高期望产出GDP增长率，同时尽可能减少非期望产出CO2排放量的增长率，因此，本文采用直接产出距离函数，即将DDF定义为D(x,y,b)=max{(1+β)y,(1-β)b∈P(x)}，表示寻求经济产值增长率最大化的同时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尽可能减少。旧经济模式是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的模式，低碳经济是追求保证经济增长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量的低碳、高增长的发展模式。而基于直接方向距离函数的SML指数正是主观上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期望实现真正的高效、环保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Zhou et al.认为这种方法可以用来估算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各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绩效［4］，即为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的二氧化碳排放绩效。
3 中国省际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测算及结果分析
SML计算方法与传统的ML测算方法相同，可以测算出我国各省市碳排放绩效指数（SMLCPI）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STE)和效率变化指数(SEF)，由于篇幅所限，详细技术可参见Chung et al.［2］和Donghyun and Almas［10］的文章。
3.1 我国CO2排放绩效总体趋势分析
从全国平均来看，SML指数估算CO2排放绩效指数、技术进步指数、效率变化指数总体平均值为1.00732、1.008874、0.998511，表明1999~2009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增长率为0.732%，技术进步率为0.8874%，效率变化率为-0.149%；总体碳绩效平均值大于1，说明近10年来，我国碳排放绩效总体上是不断提高的；效率变化指数平均值小于1，说明随时间推移各省市之间追赶效应在弱化，经济差距在拉大；技术进步指数平均值大于1，显示技术进步是我国各地区碳排放绩效增长的主要动力。计算结果总体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见，绩效降低的年份只有2004、2005年，与王群伟等［6］估算结果2003~2005碳排放绩效都有所下降不同，此处2003年技术进步规避了效率降低带来的负面效应，碳排放绩效总体有所提高，2004、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总体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降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十一五规划”中后期显示出过度重工业化特征，特别是2003 年后，我国的重化工业化趋势再度显现，中国的能耗和排放再次大幅增长［13］。
3.2 我国各省市碳排放绩效空间差异分析
根据估算结果，为了方便分析，将我国各省市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碳排放绩效大于1，且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共同作用，如北京、天津、山西、黑龙江、上海、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包含重庆在内的四川、贵州；第二类，碳排放绩效大于1，但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抵消掉了效率降低的影响而使得碳排放绩效提升，如河北、内蒙古、吉林、江苏、浙江、山东、广东、陕西和甘肃；第三类，碳排放绩效小于1，如辽宁、河南、云南，但是三者成因各不相同，辽宁主要是技术进步指数降低导致，河南绩效降低是效率降低的影响大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云南则是由于技术退步和效率降低共同导致。
从各省市变化情况来看，多数省份效率较低，可能存在只重视技术进步这一硬性因素而忽视了影响效率变化的管理机制等软性因素所造成的，因此，接下来将以SML指数运算结果对各省份碳排放差异进行分析。
4 中国省际全要素碳排放绩效空间差异成因分析
通过运用SML指数方法估算了我国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绩效（SMLCPI），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我们更想知道导致其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如上所述，省际间的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绩效贡献影响很大，众所周知，R&D投入是衡量技术进步水平的关键指标，而本国的R&D投入是一种受商业或国家利益驱使的广义上的人力资本投资［14］，在本文特指R&D人员RD和R&D强度RG。除此之外，综合考虑前人的研究，考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选取经济发展、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四个指标，因此，分别从技术进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和结构因素四个方面六个指标对我国省际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差异的成因进行考察诠释。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各省市1999~2009数据构建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的面板模型（3），表3给出了计量模型相关变量的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此处，对回归模型（3）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运用一般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显示，调整后R2为0.74816， 拟合度较高。R&D强度对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影响不显著，表明近阶段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向能源环境研究领域侧重；R&D人员对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有很大促进作用，系数为0.190109，且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在很大程度上R&D人员对降低碳排放绩效作用很大，主要原因可能在于R&D人员可以促进技术进步，通过知识溢出提高当地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碳排放绩效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对二氧化碳排放绩效亦有正效应，系数为0.020228，且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即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应的碳排放绩效越高；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绩效呈现负效应，系数分别为-0.024007和-0.052750，且分别在1%和10%显著水平下显著，即表明能源强度越高、煤炭消耗占能源消耗比重越高，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绩效越低；产业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影响也是正向效应，系数为0.295127，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绩效提高也有显著影响。此外，笔者将R&D强度与其它解释变量做了面板回归检验，R&D强度分别对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影响显著，表明现阶段我国R&D投入是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降低能源强度、优化能源结构来间接促进二氧化碳绩效的提高，呈现间接调节作用。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运用基于直接距离函数的SML指数对1999~2009年我国各省市碳排放绩效进行估算，并将其降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对运算结果进行深入分析，进而通过运用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碳排放绩效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挖掘其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我国1999~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指数SML平均值大于1，效率变化指数SEF平均值小于1，技术进步指数STE平均值大于1，表明过去10年我国碳排放绩效呈改善趋势，技术进步是我国各省市碳排放绩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根据各省市碳排放绩效、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的空间差异将我国各省市大致分成三类进行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需要继续强化技术进步外更应该重视软实力研究；第三，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绩效主要影响因素中，R&D人员、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显示显著正的效应，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绩效分别提高0.190109、0.020228、0.295127个单位；而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绩效影响呈现逐负效应，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绩效分别降低0.024007和0.052750个单位；此外，R&D强度对二氧化碳影响不显著，但是R&D强度分别对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影响显著，存在间接调节作用。
上述结论对于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针对第二类地区，存在效率降低的问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软”性因素，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更加重视鼓励技术效率的提高，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重视“软”实力的提升；针对第三类地区，仍然要下大力气在技术进步上，技术进步是提高碳排放绩效的关键，此外，也要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另外，各省市都应该持续加大研发资源投入，在R&D投入方面，将R&D人才的引进作为发展的前提，做好相关配套，要做到引得进、留得住；应该持续不断提高R&D强度，同时在未来的工作中对能源环境领域的R&D投入要有所侧重，不断创新改善能源环境技术，从正面促进二氧化碳排放绩效的提高；应该保证经济稳步增长，迅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技术投资，尤其是能源环境技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鼓励发展服务业。但是，我们在扩大第三产业比重的同时需要注意提高服务人员的素质，普及低碳理念、增强低碳意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尽可能降低一次能源的使用率。
参 考 文 献：
［1］Ramanathan R. Combining indicators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lobal Energy Issues, 2002, 17(3): 214-227.
［2］Chung Y H, Fre R, Grosskopf S. 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 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7, 51(3): 229-240.
［3］Kortelainen M. Dynamic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alysis: a malmquist index approach［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4(4): 701-715.
［4］Zhou P, Ang B W, Han J Y. Total factor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a malmquist index analysis［J］. Energy Economics,
2010, 32(1): 194-201.
［5］陈诗一.节能减排与中国工业的双赢发展:2009-2049［J］.经济研究,2010,(3):129-143.
［6］王群伟,周鹏,周德群.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绩效的动态变化、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J］.中国工业经济,2010,(1):45-54.
［7］王兵,吴延瑞,颜鹏飞.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10,(5):95-109.
［8］刘明磊,朱磊,范英.我国省级碳排放绩效评价及边际减排成本估计：基于非参数距离函数方法［J］.中国软科学,2011,(3):106-114.
［9］Shestalova V. Sequential malmquist indice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an application to OECD industrial activities［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03,19(2): 211-226.
［10］Donghyun O, Almas H. A 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productivity growth considering the progressive nature of technology［J］. Energy Economics, 2010, 32(9): 1345-1355.
［11］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17-31.
［12］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158-161.
二氧化碳年中总结范文5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暖,二氧化碳税,节能减排
税收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具有宏观调控和聚集财富的功能。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二氧化碳税收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节能减排效果。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何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建立起一套实用、完善的二氧化碳税收体系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二氧化碳税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气候变暖与绿色税制
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的共同影响，全球气候正经历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人类活动通过改变地球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气溶胶(气体中的悬浮微粒，如烟、雾等)以及阴暗度来引起气候变化。其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活动是化石燃料燃烧，关键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被释放到大气中。这些气体聚积在大气中，引起大气浓度的与时俱增，进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已对全球变暖高度关注，采取各项措施应对这一趋势。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72年就提出了“污染者付费”(PolluterPaysPrinciple，PPP)原则，从而引发了世界税制绿化浪潮，并为包括二氧化碳税在内的绿色税制的实施确立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成员国以及欧洲多国纷纷推行二氧化碳税政策，并结合已有税制的结构调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延缓全球变暖与保护环境的环境效果。1992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也要求名国政府加强财政以及经济政策的补充性作用，把环境费用纳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过程。
除了以环境为出发点外，绿色税制的运用，更对国家经济与民生有整体的影响。因此，在税制绿化改革的背景下，二氧化碳税的运用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也反映了国际环境经济手段和税收结构的最新发展。
(二)二氧化碳税的概念与特性
二氧化碳税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皮苟(ArthurCecilPious)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二氧化碳税可以通过对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产品的含碳量进行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这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氧化碳税是与全球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特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1)二氧化碳税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全球温度这一公共产品，而对二氧化碳这一温室气体所开征的一项税负，目的是使排放二氧化碳的生产过程和消费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2)二氧化碳税是一种间接税，是在生产或者消费的过程中征收的。而且二氧化碳税具有固定税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副作用相对较小。(3)二氧化碳税是一种调节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可供给的廉价燃料也在逐步减少。环境税制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都将二氧化碳税作为一种调节税，因为二氧化碳税能够发挥激励作用，促进节能，促使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4)二氧化碳税影响广泛而深远。征收二氧化碳税涉及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诸多方面，影响远比一般特许权税(如烟草专卖税)更加广泛深远。实施国在征收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环境效果，还要考虑到社会效益、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从而根据商品的收入弹性、收入替代效应，慎重选择征税品种和税率。
二、瑞典二氧化碳税制实证分析
(一)瑞典二氧化碳税制简介
瑞典与其北欧邻国一起，是欧盟第一批在环境保护领域发展和实施经济手段的国家，在环境保护中广泛运用了环境税、费和其它众多的经济手段。根据OECD2004年对其成员国做出的评估，瑞典实行了约70项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运用最多经济手段的国家。
瑞典于1991年开征二氧化碳税，征税范围是所有种类的燃料油，该税是对现行能源税的补充。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同时，能源税率降低了50％。从那之后，能源税体系几经变革，但是不变的是对于工业和电力产品的税率一直低于其它部门。目前，工业消费者不支付能源税，二氧化碳税也只需支付一半。电力产品不需要交纳任何能源税和二氧化碳税。瑞典目前二氧化碳税率为0.36瑞典克朗／千克CO2(合150美元／吨CO2)。征收二氧化碳税最显著的效果是有机物在瑞典直接供暖系统中的大量应用，如今瑞典约50％的供暖系统利用生物燃料等作为热能供给，而不再是用煤炭和石油来提供热能。
瑞典能源税体系于1991年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能源税体系以二氧化碳税和对燃料征收的能源税为基础，而且对燃料征收的能源税不与燃料的含碳成分挂钩。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同时，一般能源税率下降了50％。为了避免对瑞典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工业部门的税率低于私人家庭，对于一些能源密集型产业进一步给予减免。目前瑞典对于化石燃料，尤其是对汽油征收的二氧化碳税非常高。
(二)瑞典征收二氧化碳税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效果
根据德国著名环境组织Germanwach的统计资料表明，瑞典于2006年和2007年两次荣登“拯救地球国家名单”榜首，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行动中最有成效的国家。
2007年9月，瑞典政府的统计表明将近90％的减排效果归功于税收体系改革。瑞典环境部部长An—dreasAlgren称，如果没有征收二氧化碳税，国内的排放量将比现在高出20％。因为二氧化碳税的征收使得污染的成本升高，从而使全国都开始关注环保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此，征收二氧化碳税是减排最有效的途径，而且基本不会影响到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在1990～2006年间，瑞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9％，远远超过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减排目标。与此同时，瑞典的经济保持了44％的固定价格增长。
三、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必要性
(一)开征二氧化碳税是国际大势所趋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CH4)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如今二氧化碳减排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到2007年底，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一个总的共识是“80—20”原则，即在20年内力争把以二氧化碳为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80％。继欧盟成员国成功运用税收手段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纷纷响应应对全球变暖的号召，开始酝酿制定二氧化碳税制。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主要的国际性议程，迅速和积极地减排将降低调整环境适应的代价。
但要达到“80-20”目标，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也肩负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在2007年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最新《全球能源展望》中，预测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长50％，其中40％是由中国和印度拉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特别强调，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未来20年预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能源需求，特别需要发展中国家采取紧急行动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趋势。
(二)开征二氧化碳税是国家政策所向
近百年内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已经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的平均值。从1986～2007年，中国已经连续经历了22个全国性暖冬。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也指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是中国适应全球变暖的当务之急。
2006年，中国政府的“十一五”规划确立了节能减排工作的硬性指标：到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我国政府承诺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保实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这一约束性目标。2007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明确要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研究开征包括二氧化碳税在内的环境税。2007年11月，由财政部科研所孙钢研究员和许文博士完成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三种环境税可选方案中指出，二氧化碳税可以作为一种污染物排放税在中国适时开征。”在环境规划院课题组提出的独立环境税实施方案中，可供选择的税种包括：重要资源税、汽车污染税、能源消费税、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废水排放税。2008年11月5日，由环保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中科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牵头组织撰写的《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报告，建议积极运用政策手段开征碳税，促使企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显然，随着中国政府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的落实和环境税制改革的推进，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国策，需要开征二氧化碳税这一新税种来完善税收制度的环保功能，提高污染环境行为的税收负担。这也是树立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环境保护立场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主张的一个契机。
(三)开征二氧化碳税有助于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由此可见，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是由我国的能源结构特征决定的。
由于煤炭消费比重较大，就造成了我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根据世界银行年刊《2007绿色年鉴》中对1980～2004年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世界总量的16％，仅次于美国。
现阶段，我国燃油的需求价格弹性处于较高水平，及时研究设计开征碳税将十分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从而避免进一步依赖于煤炭这样的化石燃料消费。海外经验表明，二氧化碳税的开征可以有效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瑞典自1991年开征二氧化碳税之后，由于二氧化碳税的征收导致燃料油和生物燃料的价格产生差异，国家的区域供热部门和许多企业为了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对生物燃料的应用大为增加。在1991～1995年间，生物燃料在瑞典区域供暖系统中所占的比重从25％增长到了42％。目前，生物燃料、泥炭等提供了瑞典区域供热体系中能源供应的50％以上。
因此，中国如果能够及时开征二氧化碳税，必将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逐步淘汰落后的高能耗产业和技术，避免社会经济滑向不可持续的深渊。
(四)开征二氧化碳税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氧化碳税是一种间接税，具有固定的税率而且不会改变分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相对较小。这一点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确定排放限额以及减排目标的情况下，在国家或者区域的层面实施碳税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如果中国开征二氧化碳税，这部分税收收入还将为我国财政收入做出巨大贡献。
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来说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带来十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已显得尤为紧迫。开征二氧化碳税对于在全社会增强节能减排意识，提高企业、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认识水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断提升气候、生态、环境保护的层次和水平都有着重要意义；既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府、公众和科学界的共同愿望。
四、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应注意的问题
(一)依据国情设计二氧化碳税
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环境税的税种设计要反映当前环境问题的主要矛盾。具体讲，就是要有利于促进“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环保措施主要是以收取各项费用为主，征税为辅，并且这些少量的税收措施还是零散地存在于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等有关规定中，很难发挥遏制并减少环境污染的合力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虽然开征二氧化碳税能够显著降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因此，考虑到我国国情的制约，目前还未开征二氧化碳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悬殊，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和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以及税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就需要谨慎设计开征二氧化碳税，以照顾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二氧化碳税这一新税种的设立，与众多企业的税收负担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研究设计二氧化碳税时必须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别税率，且初始税率应设置得较低，以使企业能尽快适应这一新税种。根据国际经验，二氧化碳税的征税对象应定位为化石燃料(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其税收收入应纳入一般财政收入。而且二氧化碳税收入应实行专款专用，利用税收收入进行绿色清洁能源开发与研究，降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
(二)完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
国外的经验证明，通过政策改变市场的基础，政府政策的积极作用可以促使节能减排的实现更具成本效益。OECD国家环境税种多样，税率也较高，本应该取得较多的财政收入，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为了保证其工业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实施严苛的环境税的同时，也施行了比较宽松的环境税费减免与返还措施。除此之外，不加重微观经济主体税负的理念，也是OECD国家在实行环境税过程中所奉行的。尤其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其在开征新的环境税的同时，降低企业的其他税收负担(如所得税负担)。
我国政府应对一些关键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或者同时降低其其他税收税负水平，适量增加国家财政补贴，以免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对税收实行减免的政策优惠，使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有意识地开发、保护和有效利用环境资源，并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企业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给与更多的税收优惠，特别是对企业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三)加强宣传力度，建立公众基础
虽然税收的征收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各级税务机关，具有强制性、稳定性和制度成本节约优势，但是民间的公众呼声也是不容忽视的。任何改革都需要调动各级政府和群众的积极性，二氧化碳税的开征也不例外。因此，在二氧化碳税推出的前期阶段，除了通过在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以及对相关企业实施税收优惠，确保二氧化碳税顺利地推出与征收之外，还必须通过各类媒体向社会公众宣传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广泛的社会效应。
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广泛的宣传，让公众明确二氧化碳税的立税目标是改善环境质量，而不是税收的增长。征收二氧化碳税的根本在于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外部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中，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环境资源。通过调整税收和外汇政策、货币发行等综合配套措施，将外在的企业成本适当分解，让社会承担的成本转为由企业自身承担，加强宏观调控。
(四)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污染源监测水平
中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技术落后是造成能源效率较低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开征二氧化碳税也涉及到污染源的监测技术与人力资源问题。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监测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先进的监测设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显示，在气候变化观测、监测技术上中国仍需要国际社会的技术帮助。在污染源监测方面的主要技术需求包括：大气、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观测技术，气象、海洋和资源卫星技术，气候变化监测与检测技术，以及气候系统的模拟和计算技术等，其中各种先进的观测设备制造技术、高分辨率和高精度卫星技术等都是中国在气候系统观测体系建设方面所急需的，是该领域技术合作需求的重点。中国政府应及时获得上述技术与能够运用该技术的专业人才，并在污染排放企业进行推广，这将有助于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形成有效的监测，从而在我国有效实施二氧化碳税制。新晨
(五)加强第三部门的政策推进作用
第三部门指的是介于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或之外的社会部门，它是除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它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第三部门能够帮助政府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并与其良好互动，潜移默化地改变企业和个人对节能减排的态度，从而推进二氧化碳税的实施。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对二氧化碳税的开征与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第三部门的积极协助。在美国，诸如Pew研究中心、美国环保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能够为政府提供关键的知识以及完成政策目标的手段。与口碑良好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还能提升政府形象，形成良好的公众舆论，也有利于二氧化碳税的开征。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CharlesKomanoff和DanRosenblum律师共同倡议成立的美国碳税中心(CarbonTaxCenter，CTC)，就是一个专门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减排智囊服务和倡导碳税开征的非政府组织。
二氧化碳年中总结范文6
【关键词】 中国 工业 能源消耗导致的碳排放 减排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dustrial energy-related CO2（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of China from 2001 to 2011. The total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ina increased by 130.02%， and the industrial energy-related CO2（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grew by 157.49% from 2001 to 2011. The CO2emissions decomposition illustrated that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factor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growth of China industrial energy-related CO2（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the average contribu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is up to 221.24% in the statistical period； the intensity of energy factor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slowdown for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nergy-related CO2（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of China and the average contribu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is -116.03% in the statistical period. Meanwhile， China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industrial added value in 2011 fell by 46.75% compared to 2001，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ell 71.15%. This illustrates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ork in China between 2001 and 2011 achieved a certain effect， and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got a better improvement.
【Key words】 China；industry energy-related CO2（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mission reduction
1 引言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特别是最近三十年，全球气候发生了显著地变化，全球气温上升就是最大的警告。面对国际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日趋严峻的能源危机的压力，中国节能减排、降耗任务迫在眉睫。
通过对于文献的检索发现，目前的文献对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因素分解研究的较多，而对于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素分解的相较少，因此本文通过一系列的模型和数据来分析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及影响它的主要因素，并就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定的意见与建议。
2 模型的建立和数据来源
2.1 碳排放量的测算
式中QT：第t年工业总产值；EiT：第i行业t年能源消费量；：第i行业j种能源第t年的碳排放量；SiT：第i行业第t年的产出占总产出水平的比重（QiT/QT）；IiT：第i行业第t年的能源消费强度（EiT/QiT）；：第i行业j种能源第t年的能源消耗占该行业能源消耗的比重（：第i行业j种能源第t年的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的比值（。
2.3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主要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3]。能源消费量中，煤炭、油品、燃气折标系数使用企业上报数据，电力折标系数采用4.04，各项数据均采用当量值（特殊情况将给予说明）。
在LMDI模型中工业产值以2001年为不变价格。
3 结果和分析讨论
3.1 中国工业能源消耗
3.1.1 中国工业能源消耗总量和增加值能耗
图1所示为中国近8年来工业能源消耗总量和单位增加值能耗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反映出中国的能源整体利用状况。
3.1.2 中国工业终端能源消费结构
图2为中国2001-2011年工业终端能源消费变化图。
3.2 中国工业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
图3所示为中国近年来工业能源消耗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工业能耗碳排放量的总体状况。
3.3 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量的因素分解
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本文利用了LMDI模型对中国工业碳排放量进行了分解分析。根据碳排放量分解的LMDI模型，将数据带入公式（7）-（13），将得到的结果表示在图4、5中。因为碳排放系数在实际应用中取常数，所以，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
图5采用与图4不同的折线图可以更好地反映出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效应值的变化趋势。
耐5中可以看出，中国2001-2011年的工业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01-2002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较慢，四种效应的影响程度较小。
第二个阶段：2003-2005年，相比于第一个阶段，中国的工业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加速增长，增速明显要明显高于第一阶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因此经济规模效应增速明显，而经济规模因素效应占总效应比例非常高，因此带动着总效应的显著增大。
第三个阶段：2006-2011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相对于前两个阶段比较缓慢，这是因为中国在“十一五”和“十二五”初期颁布了多项节能减排政策、采取了大量节能技术改造措施，因此能源强度效应比较明显，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增加值较大，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总效应的增速相对于第二阶段有所放缓。说明能源强度因素对总的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2011年的工业能耗比2001年增长了130.02%；而由于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和节能技术措施的应用，中国2011年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2001年下降了46.75%。
（2）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升高，从2001年到2011年其年平均增长率10.03%；而2011年中国工业碳排放强度比2001年下降了71.15%。
（3）在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分解出的因素中，经济规模因素对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促进作用最为明显。
4.2 政策建议
为了推进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个进一步调整能源结构这一目标，依据本文实证结果和中国工业发展现况，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提高优质能源的使用比例。
（2）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高科技低能耗行业的发展，走以集约型、节约型、环保型为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3）充分利用类似于好碳排放权交易所这一类机构，运用市场机制以较低成本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4）各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协调配合，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加强监督，使节能政策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IPCC， 2006. Th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2006 Guide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