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汇报材料范文1
刘家垣镇位于洪洞县城西北25公里处，辖23个行政村，8700余户、28900余口人，总面积10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1000余亩。全镇有基层党组织26个，农村党支部23个，共有党员809名，其中农村党员713名。党政领导班子11人，纪委班子5名，另外，主任科员1名，副主任科员1名，妇联主席1名，县下派挂职干部8名。内设机构有便民服务中心；内设站所及下派机构有财政所、民政所、农机推广站、司法所、林业站、劳动保障所、计生站、经管中心。
近年来，我镇围绕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落实“两个责任”、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纠正“四风”问题，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一同研究部署、一同推进落实，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步，干部作风镇风村风民风明显转变。
一、强化主业意识，不断规范和夯实基层党建
带头落实党建责任，切实加强镇村班子建设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认真落实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多次召开党委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党建工作。镇领导班子换届后，及时调整细化班子成员分工，并结合各自分工情况进行了责任分解。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完善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班子整体战斗力、凝聚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形成了“合心、合拍、合力”的良好工作氛围。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做到集体决策。建立健全约谈制度，定期约谈班子成员、村党支部书记，进一步强化镇村干部的大局意识、责任担当意识、服务意识。围绕基层党建、经济发展、企业转型升级、脱贫攻坚，积极开展走访调研。严格落实镇村书记“面对面”述职评议、“定查评”工作目标督促检查，全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稳步提升。
注重以上率下原则，专题教育成效明显。近年来，我镇先后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讲政治、知敬畏、守规矩”专项治理、“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育、“强化责任、严守纪律、树好形象”专项治理，对视察山西讲话精神进行了学习、重温，党政班子成员带头抄写笔记、撰写心得体会，带头讲党课，带头开展专题研讨、学习交流，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核心、维护中央权威，推动各项教育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全镇上下你争我赶、思谋发展、干事创业的干劲更足、决心更强。
强化问题导向意识，不断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研究下发《关于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中加强“三基建设”的实施方案》。通过认真执行“三会一课”、“三本一册”，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等形式，党内组织生活逐步规范，基层组织建设水平稳步提升；通过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开展党员“佩党微、亮身份、做先锋”活动，创新服务群众机制，基础工作明显提升；通过规定内容学、专题研讨学、组织活动学，提升政治理论素养、专业知识素养和岗位工作能力。完善党建经费管理使用制度，强化了基层党支部软硬件建设，培育了刘家垣村、磊上村、东梁村、效古村等党建示范点，建成了党建示范带。对全镇党员进行了信息采集、档案清理整顿。规范了发展党员程序和手续，完成了党费收缴。2017年底，完成了23个行政村“两委”换届，134名村“两委”班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强化履责意识，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一是切实履行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职责，成立了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健全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班子成员齐抓共管，纪委监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了领导亲自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年初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年工作，并召开了全镇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大会。二是制定并下发《刘家垣镇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并结合班子成员责任分工，将班子及班子成员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逐项分解，列出清单，建立台账，以督促其切实履行好“一岗双责”。三是与各村党支部签订《刘家垣镇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要求村党组织负责人自觉履行本村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严格依照党纪法纪政策制度履职尽责。四是配齐配强纪委班子，狠抓案件查办力度。设专职纪委书记、纪委副书记各一名，专职纪委委员一名、兼职两名。强化和监督案件查办力度，坚持做到不瞒案、不压案，有案必查。2016年以来，开展专项督查18次，自办案件28件、立案9件、办结25件、党纪处分9人，2018年正在核实案件3件。因违规大操大办，对3名镇村干部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三、理清发展思路，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推进
2016年，省市县乡换届后，我镇党政班子深入各村多次调研，集体讨论，结合县党代会和“两会”精神，确立了“依托三条轴带，南部沿石三线大搞土地流转，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中部沿赵克路注重科技创新，加快企业改造升级；北部区发展干果经济林及中药材种植，建成三个产业区域，带动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南部东舜、众安泰、众合瑞丰规模化种植，古原盛牧、思农种养规模化养殖已初具成效；中部新引进晋泰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鼎隆宇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腐殖酸有机肥项目；北部区重点发展远志、黄芪等中药材及核桃种植，花椒基地建设项目正在筹划中。
四、改善基础设施，大力提升镇域宜居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完成刘山公路及磊上至柴家垣村、效古村至磊上村、东义村村级道路硬化，楼村水毁道路修复、石三线盘山公路道路除险；完成效古村、磊上村、楼村、罗云村、虎峪村等村党员阵地建设，为所有村级党组织配套办公设施；完成便民服务大厅建设工程；实施了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建设工程；完成东义舞台、罗云舞台及刘家垣村灯光球场建设；结合“三基建设”要求，完成机关办公用房、干部周转房条配套及“六小”设施提标升级改造。
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积极落实“两山论”和环保政策，排查整治21家排污企业，对4家洗煤企业实施深度治理，全面落实河长制，今年重点对舞阳河三峪段、伏珠段、回坡底段、效古段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进行整治。在城乡环境整治中，我镇坚持集中开展“四整四建”，即整治落后愚昧思想、营建良好工作氛围，整治“脏乱差”、共建干净整洁乡村，整治污染、创建健康安全环境，整章建制、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突出集中整治和长效管理相结合，定责任干部、定保洁员、定职责、定片区范围、定时段，各村制定上墙村规民约、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全党动员、全民参与、村干部和保洁员分片区维护监管、共建美好家园的机制和氛围初步形成。
脱贫攻坚方面，进一步强化“三支队伍”管理和贫困人口动态管理，逐户核实建立基础信息，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全镇贫困人口做到应保尽保、能纳尽纳。累计金融帮扶88户、户年均增收3500元；通过“公司+农户”实施产业帮扶，扶持肉猪养殖9户、户年均增收8000元以上，土地流转17户、户年均增收2000元以上，联系务工16户、17人，户年均增收6000元以上；雨露计划教育帮扶19户；光伏发电实施21户；其他各项保障政策全部落实到位。
同时，我镇还积极开展了安全维稳及风险隐患排查处置、群团组织改革等工作，确保了全镇和谐稳定。
五、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
（一）党员作用发挥不够，学习教育重形式。
表现形式：有个别村由于党支部凝聚力不强、村党支部书记威信不高、党员外出多、一味重具体实事等原因，村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不能够正常坚持，或者是“三会一课”召开的质量不高，在提高党员素质、凝聚力量、解决存在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
整改措施：一是强化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二是加强农村“领头雁”培训力度和业务实践锻炼；三是加大“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二）镇村干部缺乏担当意识、创新意识。
表现形式：近年来，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维护核心见诸行动”、“强化责任、严守纪律、树好形象”等，干部作风得到明显改变，纪律规矩意识明显增强，但仍有一些干部安于现状，不求无功、但求无过，面对改革发展稳定方面的矛盾问题缺乏担当意识、创新意识不强，甚至有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
整改措施：一是严格落实和履行“一岗双责”；二是强化执纪问责，不作为慢作为也是失职；三是贯彻执行《关于贯彻“六新六有”加强和改进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实施意见》，着力打造一批有信念、有创新、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行、有纪律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三）持之以恒抓“四风”的韧劲不够。
表现形式：党员干部大操大办已遏制，但部分村民借非婚丧事宜大操大办隐形变异、“转入地下”现象依然存在。
回头看汇报材料范文2
近日,曾做过毛泽东随身警卫员的饶和生向我们讲述了毛主席要身边警卫人员去农村搞调查,以及批改自己调查材料的前后经过。
饶和生他们这批警卫战士进入中央警卫团不久,就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对大家说:“你们做警卫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在这里再加给你们一个工作,就是调查工作,回到自己家乡农村搞调查。搞调查不要摆架子,更不能说我是毛泽东的警卫员,是毛泽东派我来的。”
就这样,饶和生自1955年5月21日至31日,在自己家乡湖北省广济县第二区彭古乡饶为市湾进行为期10天的调查,回京后写出了调查汇报材料。
7月20日,中队长韩庆余通知饶和生等同志说,毛主席要听湖南、湖北籍同志探家调查汇报。下午3时,韩中队长带领他们5人来到毛主席居住的菊香书屋。主席逐个握手后问:“你们谁是湖南的?谁是湖北的?湖南的是我老乡,湖北的也是我半个老乡。”警卫战士听到以“老乡”相称的浓浓湘音,倍感亲切。毛主席看到坐在身边的饶和生手里拿着调查材料,便微笑着说:“你的材料能给我看看吗?”“我写得不好。”饶和生把材料递给主席时脸上有点红。
毛主席看到饶和生调查报告里反映农村食品“供不应求”4个字时说:“你有点文化嘛!”随即关切地问:“农民口粮够不够吃?”饶和生稍加考虑后回答:“现在农民口粮定量一年只有三百多斤稻谷,不大够吃。”“你说定量多少才够吃?”主席用商量口气提出问题。饶和生想了想回答:“最少四五百斤。”“你说得对,你能替农民说话。”主席点了点头,表扬了饶和生。
半个多世纪以来,饶和生一直保存着他写的调查材料原件。我们目睹了毛主席当时像细心的教员一样,对这份千余字的调查材料进行批阅,画杠杠和纠正错字、漏字、标点符号共20多处,还有几处作了批注。在材料封面,毛主席在饶和生名字后面补写“(共产党员)24岁”。这些字至今仍十分清晰。
随着岁月的流逝,饶和生离开警卫团已经51个春秋了,每当回忆起那次难忘的调查汇报,看到自己留有毛主席手迹的调查材料,总觉得他老人家牵肠挂肚地关心农业、农村和农民群众的深情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赵振华
回头看汇报材料范文3
必须将开会时间通知到全体党员，最少不能少于一半党员参会，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参会的，需履行请假手续。
1、关于村（居）流出党员参会问题：各村（居）书记要统筹安排好人员，村（居）支委成员必须主动与流出党员取得联系，做好三件事：一是告知其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的具体时间，要求其回来参会；对确实难以回来参会的，要求其履行请假手续，可以书面请假，也可以电话请假；电话请假必须要由联系人做好记录，注明请假人、请假事由、请假时间，同时还需要求其再发一条信息请假说明情况，在会前报党支部书记汇总（请假条格式见附件1）。二是与其谈心谈话，征求其对支委班子及其他党员的意见建议，同时必须做好纸质记录，有条件的还要作录音记录，纸质记录会前报党支部书记汇总，录音记录存村（居）电脑留档。三是若流出党员在流入地党组织参加组织生活会的，要求其到流入地党组织将流入地党组织所作的点评和民主测评情况复印好并邮寄回来，以便作民主评议党员参考依据。
2、关于居住在外地的党员参会问题：村（居）支委成员必须主动与流出党员取得联系，一是告知其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的具体时间，要求其回来参会；对确实难以回来参会的，要求其履行请假手续，可以书面请假，也可以电话请假；电话请假必须要由联系人做好记录，注明请假人、请假事由、请假时间，同时还需要求其再发一条信息请假说明情况，在会前报党支部书记汇总（请假条格式见附件1）。二是与其谈心谈话，征求其对支委班子及其他党员的意见建议，同时必须做好纸质记录，有条件的还要作录音记录，纸质记录会前报党支部书记汇总，录音记录存村（居）电脑留档。
3、关于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党员参会问题：一是村（居）支委成员要采取上门走访的形式，进行谈心谈话，听取其对支委成员及其他党员的意见建议，所征求到的意见建议，由上门走访的支委成员记录在案，并报党支部汇总。二是对确实难以参会的党员，必须要履行书面请假手续，可由上门走访的支委成员填好并向其说明后，请其签字确认，请假手续会前报党支部书记汇总。请假条见附件2。
二、关于分设党小组问题
在家确定可以参会党员人数在20人以上的，要分设党小组。
1、分设党小组的党员数确定。各活动单位要在会前根据与在外党员的联系情况，确定本单位能够参会的党员数后，再分设党小组，原则上一个党小组由10名左右党员组成，每个党小组必须要有一名支委成员。
2、各活动单位要根据本单位参会的党员情况，对党员分类，重点党员要重点关注，重点谈心谈话，最好将一些重点党员分在同一小组，并由镇指导领导和支部书记参与主持指导。
3、镇领导、干部、“三送”党员队长（队员）要全程参与并主持指导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不是党员的队长（队员）要请示单位明确一名党员队员参与。
三、关于学习问题
1、集中谈心谈话前要组织全体参会党员集中学习，书面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重点观看焦点访谈栏目的专题片《一次红脸出汗的民主生活会》、赣州电视台专题片《一场心灵的洗礼，一次党性的升华－－史文清全程指导兴国县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侧记》和《直面思想的交锋，触及灵魂的洗礼－－史文清指导兴国县埠头乡党政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侧记》。
2、参加学习的人员为通知到位的参会党员，由支部书记主持，镇指导组、党员“三送”队长（队员）要加强指导。
3、支部书记通报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准备情况（包括党支部班子对照检查材料情况）。
4、要组织知识考试（开卷考试），考试后由活动单位将试卷收回留存。
四、关于谈心谈话问题
1、会前组织集中谈心谈话，镇领导、干部、“三送”党员队长（队员）要按照党小组的安排，主持指导本党小组的谈心谈话，时间安排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定，可以在晚上，也可以在白天。主持人要把控好局面，提醒党员要说心里话，既主动说自己身上的问题，又要直接点出对方的不足，对其他同志提出的批评意见要坦诚接受，不能翻旧帐，搞人身攻击，说什么都不能生气，不能乱开炮，要本着善意提醒的态度批评人，既要有辣味，又不能过头，引导党员重点围绕党性意识强不强、服务群众好不好、为民办事公不公、自我要求严不严等方面提出批评意见，可以从平时支持村里工作、生活当中来找意见，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主持人要及时制止，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总之要把握一个原则，既要让党员充分发挥，又不能跳出了框框。记录人员要对谈心谈话作好记录，填写好《党员谈心谈话评价意见记录卡》（见附件3）。
2、党支部书记要与支委委员、党员村干部、党小组长、重点党员逐个谈心；支委委员互相之间、支委委员与党小组长和所包片重点党员要逐个谈心。
3、重点党员要重点谈。对思想上有顾虑、工作上有情绪、对村干部有怨气或者不履行党员义务，甚至出现上访的党员，要由指导领导或指导干部或支部书记重点对其谈心谈话。
4、谈心谈话之后形成的相互批评意见要与组织生活会上的意见一致。
五、关于召开党小组组织生活会问题
1、镇指导人员要做好以下四件事：一是指导并主持好会议，确保会议有序召开。二是做好组织生活会的会议记录。三是将党小组开展自评和互评总体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党支部汇总。四是对会议进行照像，并报党支部留存。
2、会议召开时间：可以同时召开，也可以先后召开，可以晚上召开，也可以白天召开，但必须要在观看了三个视频之后、支委会议（即第二阶段会议）前全部开完。
3、会议主持：镇指导组，包括镇领导、干部、党“三送”党员队长（队员）。
4、会议议程：
（1）主持人就党员开展个人自评和党员互评提出要求。
（2）党小组长带头作自我批评，其他与会党员对其提出批评意见，待与会党员批评结束后，党小组长作表态发言。其他党员按照以上要求，依次开展自我批评，接受其他党员批评意见并作表态发言。
（3）党员自评与互评结束以后，由党小组长根据自评和互评情况，对党员逐个进行点评。
（4）对村党支部对照检查情况，征求本党小组党员的批评意见，对村党支部的批评意见由党小组长负责记录汇总，并报村党支部。
（5）开展党员民主测评（党员村干部不列入本次测评对象）。测评前由主持人就党员民主测评情况进行说明，以无记名方式进行，经查处的违纪的党员（在处分期内）一定要提醒填差，测评结束后，由专人将测评表收回，并交党支部统一汇总。（测评表见附件4）
六、关于召开党支部支委会议问题
1、参加与列席人员：支部全体支委成员、“三送”工作队下派副书记、非支委的党员村干部、党小组长、镇指导人员、3名群众代表。
2、主持：镇指导组领导（仙济岩、新黄、、共和村除外），仙济岩村由县委副书记张琳同志主持，新黄村由县法院院长兰业福同志主持，村由镇党委书记李泽荣同志主持，共和村由镇政府康斌斌同志主持。
3、会议议程：
（1）主持人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2）支部书记带头开展自我批评，“三送”工作队下派副书记、其他支委成员依次对其提出批评，待批评结束后，作表态发言。依此类推，逐个开展自我批评与批评，并作表态发言。
（3）主持人对支委成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情况逐个进行点评。
七、关于召开党员大会问题
1、召开时间：支委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时间尽量安排紧凑。
2、参会人员：支部全体支委成员、“三送”党员队长（队员）支部全体党员、镇指导人员、3名群众代表。
3、主持：支委会议的主持人继续主持。
4、会议议程：
（1）党支部书记作支部班子对照检查。
（2）各党小组长代表本小组对村党支部提出批评意见。
（3）“三送”工作队党员同志点评。
（4）县委督导组或镇指导领导点评。
（5）镇指导领导讲话，主要就加强党支部建设、改进作风等方面提出要求。
（6）组织全体党员、列席群众代表和“三送”工作队党员同志对党员村干部进行民主测评。测评前由主持人就民主测评情况进行说明，无记名方式进行。测评结束后，由专人将测评表收回，并交党支部统一汇总保存。
（7）支部书记就如何贯彻落实与会指导同志的指导意见，抓好问题整改、加强支部建设，进行表态发言。
八、关于评议党员问题
结合平时表现，由村支部按照县有关文件要求，结合会议测评情况，统一评定等次后向党员个人通报，共分四个等次，依次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九、关于材料准备
1、活动单位需要准备的材料或发言提纲：
（1）班子对照检查材料；
（2）支委成员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3）党小组长通报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准备情况；
（4）支部书记表态发言材料；
（5）支委成员之间互相批评意见；
以上五个材料必须要由镇指导组领导审核同意。
（6）两种党员民主测评表，一种是对普通党员的，一种是对党员村干部的；
（7）谈心谈话意见汇总材料。
2、指导组需要准备的材料或讲话提纲：
（1）会前集中谈心谈话、重点谈心谈话的提醒讲话提纲；
（2）对党小组组织生活会党员开展个人自评和党员互评提出要求讲话；
（3）对支委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4）对支委会议支委委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情况逐个点评材料；
（5）党员大会点评材料；
（6）党员大会就加强党支部建设、改进作风等方面提出要求材料；
（7）党小组专题组织生活会、支委会、党员大会主持词。
十、其他要求
1、认真把握要求，做到五个“不准”。一是没有全部通知党员到位的活动单位不准开会；二是谈心谈话不到位的不准开会；三是村料不到位，审核把关不严的不准开；四是把控不住局面的不准开，要把问题谈透、解决好才可开；五是包村领导、驻村干部、“三送”队长（队员）、村支委没有下去工作、解决问题的不准开。
2、精心组织，认真准备会议方案。各活动单位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操作性强的会议方案，并严格按照指导安排逐级上报审批，未经审批的不准召开会议。会议召开时间由各位领导牵头，结合自己所指导的单位，统筹安排好时间，确定好会议方案，原则上会议方案要在会议召开前10天确定并上报审批，务必确保每个指导单位都要参加，并将审批表统一于8月3日前报镇活动办。专题组织生活会方案审批表见附件5。
3、认真审核材料，做到分工负责。全体镇领导要按照指导安排，严格审核所联系指导单位的五个材料，即班子对照检查材料、支部支委成员个人对照检查材料、党小组长通报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准备情况、支部书记表态发言材料、支委委员互相批评意见，严防各单位材料一个样、问题一般化、措施虚浮化，班子和个人的对照填写审核流程单上报逐级审核（见附件6），必须逐级审核签字。支部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可不需太复杂，可分三大点写，第一大点写存在的问题及具体表现，罗列出来问题表现和事例即可，第二大点写原因分析，第三大点写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支委成员个人对照检查材料和对支委委员的批评意见可直接罗列问题表现及事例，要紧贴工作来写，结合三年任期目标、党建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平时工作开展情况、班子配备情况、村干部管理、干部作风、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等方面来撰写，做到有表现、有事例。
4、充分准备学习资料。镇活动办要根据学习的内容，充分作好学习资料的准备，书面印发文字学习资料，视频学习资料要刻录好光盘。活动单位要统一印制支部班子对照检查材料、支委委员个人对照检查材料、支部书记表态发言材料、指导领导点评材料、支委会议、党员大会主持词等几个材料并发至参会人员，同时注意所有会议材料不得外传，会后要及时收回已下发的材料。
5、符合农村实际，接得到地气。会上发言要讲当地土话，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拉近与农村的距离；材料要多写农村歇后语，让老百姓看得懂，坚决防止机关化、八股文。
6、坚持分类指导，强化责任担当。将所有活动单位分为情况复杂与良好，对情况复杂的要重点指导，认真谨慎分设党小组，将有关人员科学合理分隔开，避免矛盾不可控。镇指导人员要重点参与并指导，支部书记要加强向指导人员的汇报沟通，及时反映有关情况并采取措施。对出了问题的单位，按照指导安排严肃追究相关单位、相关人员的责任。
7、加强宣传，妥善保管资料。会前要向党员多宣传，营造氛围，争取更多的党员参与。会中要注意影像资料的采集，安排好人员拍照。会后要及时收集好相关影像资料和文字资料，并及时整理、归档、留存，并注意保密。
回头看汇报材料范文4
整理者谨记
奉调《文汇报》“北办”
大约在1967年3月，上海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不久，有一天徐景贤找我去。他说，现在北京的大联合搞不成，主要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互相之间的矛盾十分厉害，说这五大领袖都不听话，他们在那里做些什么，也不给他说，他很怀念批判《海瑞罢官》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文汇情况》（《文汇情况》是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办的一个内参，印发范围很小，是了解北京学术界、文化界情况的一个主要渠道），那时他了解很多情况，于是毛就指示恢复《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北办）。是给讲这个话的，就找了《文汇报》的艾玲。艾玲当时刚刚被“解放”不久，由于她在批《海瑞罢官》时有功劳，担任了《文汇报》的革委会主任，但当时《文汇报》的造反派不愿她待在上海，所以叫她恢复北办，她也就回北办去了。但她找提了一点，北办剩下的记者，加上她一共只有五个，都是老记者，其中一个还是。这些记者只有和北京文艺界、知识界打交道的经验，没有和红卫兵打交道的经验。现在要恢复北办，重点在几所大学的红卫兵，特别是五大领袖，这些记者搞不下来，有困难。艾玲要求上海派一些对红卫兵熟悉的人去北办。于是就指示徐景贤，叫他从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特别是原来的写作班里面找人到北办去，这人要能够和红卫兵打交道，并且有比较强的能力。徐景贤告诉我说，他跟、以及当时写作班的几个头（历史组的吴瑞武和文学组的王绍玺）商量，他们认为符合条件的，就是朱维铮了。
当时我的职务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副组长，组长是徐景贤，他管的事情多，因此组里的事情实际上是我在管。徐景贤要派我去北办，就来问我的意见。我感到有点问题，但既然是组织上叫我去，我当然不好说什么，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记者。考虑过后，我就先和家里商量，最主要是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当时两个孩子都很小，我的前妻说她可以管他们，于是我就表示同意去。但是我想到这个任务非常复杂，尤其当时的五大领袖在全国到处闹，聂元梓跑到上海来，从打倒常溪萍到揪斗曹荻秋，再到揪陈丕显，主要是她和“新北大”公社在闹，此外还有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到上海来闹。所以我就对徐景贤说，我可以去了解这些红卫兵，但是我要求你告诉我，第一，我活动的范围是什么，第二，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对这些我很关心。过了两天，徐景贤来告诉我，到北京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北京高校，特别是北京高校里面的造反派红卫兵，当然对另外一派也可以了解。我又提出来，我是着重了解他们的光明面，还是阴暗面。徐景贤就说，要了解光明面派你去干什么。他还说，是向提出要恢复北办的，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你到北京去与中央的联系就通过艾玲。已经让艾玲准备恢复《文汇情况》，这对了解北京红卫兵来说显然是需要的。在我看来，还是运用批判《海瑞罢官》时的办法，他自己搞一套班子去了解情况，这个班子就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最近《文汇报》老记者郑重写了一本书叫《与〈文汇报〉》，里面最主要的材料都是来自于《文汇情况》。
这样，我就到北京去了，一起去的还有文学组的刘景清，另一个是倪志良，一共是三个人。我对外的身份是《文汇报》记者，并且是艾玲的副手，当然不叫副主任或者什么的，对内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驻北办小组组长。徐景贤还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们几人把中央有关的新精神传回上海。这样我就有双重任务，一个任务是做北办的记者，去了解红卫兵、特别是五大领袖的情况，向中央直接汇报；第二个任务就是我必须在北京了解中央是怎么指导的，特别是有什么新的精神，及时通报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当时觉得这是件难办的事。我作了些准备后，大概是在4月下旬到北京的，因为我记得五一这一天还上过天安门观礼台。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时在北京的灯市口大街，艾玲之外还有四个记者，其中一个记者是，叫刘群，数这个最能干，但他是不能出去的，主要是管北办内部的事情。还有一个叫吴尔祥，很能干，是艾玲最相信的一个，“”后他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还有一个叫李根蒂，是延安陕北公学出来的。再一个是女记者，叫吴闻，五十岁左右吧。北办有一辆极小的甲壳虫式的、两个座位的小汽车，这样就有一个专职的司机。还有一辆两轮摩托车，也是这个司机开，他实际上就是通讯员，专门负责送材料到中央，然后从中央拿材料回来。此外有一个做饭的老头，年岁很大了。我去时的北办就是这么一些人。北办所在地是一个四合院，前院是办公场所，后院是几个记者包括家属住的地方，我们去后也都住在那里。艾玲的丈夫是总参的，所以她不住那里，每天都由那个通讯员兼司机接送她。开始我们写的东西都是手写的，潦草得不得了，看不清楚，后来就又从上海派了一个打字员来。
编内参《文汇情况》
我去时北办其实没做什么事，因为艾玲他们不熟悉不了解上海的造反派，也不熟悉不了解北京各大学的造反派。等我们去了以后，我熟悉了情况后就跟艾玲商量。艾玲说，讲因为说北京的造反派有许多事不跟他讲，所以要了解他们的情况，要她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像过去批判《海瑞罢官》时搞的《文汇情况》一样。因为《文汇报》曾经被批评为“报纸”，那时《文汇报》记者出去了解情况，别人认为这张报纸是右的，不太提防，所以很多人对批判《海瑞罢官》有意见、有质疑或者是有批判，都直截了当地讲，这些讲话通通汇集在《文汇情况》上，对的决策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对此很赞赏。但这个情况当时在北京极少有人知道，是高度机密。那时我在写作班里，经常看《文汇情况》，有时一天好几期。可以说《文汇报》后来成为造反报就是从《文汇情况》开始的。所以我跟艾玲讲，《文汇报》是全国第一张造反派夺权的报纸，打着这个旗号出去造反派比较容易接受，而艾玲又是《文汇报》革委会主任。我们就商定，既然通过讲要了解五大领袖的情况，我们的重点就划在五大领袖所在的学校，即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和北京地质学院。当时北京的高校分成天派和地派，北大、北航是天派，地质学院等是地派，我去的时候，地质学院的地派作为极“左”的组织被搞掉了。所谓五大领袖是北大“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我们实际工作时重点只是四大领袖，北师大我们很少去。因为我们很快就了解到，谭厚兰与关峰的助手林杰有特殊关系，所以她背景特殊，我们觉得还是避开她比较好，只做些一般性的了解，所以北师大我们是很少去的。直到王关戚以后，我们才去北师大了解情况，但是北师大后来涣散的不得了。这时北办连我去了三个，一共八个人，但能外出的是七个人，我们商量的分工是，除了我和艾玲以外其余每一个人负责一个学校。我和艾玲两个人不具体负责哪一个学校，负责每天情况汇总。艾玲因为在初期被斗得很厉害，所以不太愿意出去，坐在北办里的时间比较多。我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就往哪里跑。
当时北京热闹得不得了，一会这个事情一会那个事情，互相之间斗的情况多得很。北办恢复时，艾玲跟说，我们不了解中央精神，怎么开展工作？就同意由中央出面，凡中央或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解决红卫兵问题和解决各省革委会成立问题的会议，都通知《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参加。这个待遇相当于中央自己的记者站。当时这样的会新华社派记者，《人民日报》也派记者，但中央了解情况主要通过它自己的记者站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我们要了解中央精神，主要是因为上海方面想了解。当时各省为筹建革委会吵得不可开交，中央就将这些省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个一个叫到北京，常常是半夜接见他们，两派或三派的头目。接见的时候也叫我们去。还有就是中央接见红卫兵时也叫我们去。这样的场合都是上海来的三个人轮流去，特别是接见红卫兵，尤其是接见北京红卫兵时，一般都是我去。因为我想知道中央的精神是怎么一回事。
北办重新开始编的《文汇情况》，送中央成员每人一份，并根据中央要求送给“毛办”“周办”，其他再送《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的记者站。上海方面除了送《文汇报》革委会外，就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始时送徐景贤指定的市革命委员会里的几个人，即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和写作班的人。以后由于情况越来越紧，上海就只送两份，一份送《文汇报》革委会，只有周国荣、邵传烈、朱锡琪能看，一份给市革会的就只送徐景贤了。后来王承龙大闹，文汇内参不送他也是一个原因。8月王关戚事件出来后，指示刊头上不要写“文汇情况”，也就是说成了白头内参，什么标记都没有，就是日期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这几个字。这之后，北京方面就只送、、和“毛办”“周办”，一共五份，其他全都不送了。于是艾玲就说，现在送的人口子越来越小，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呢，这样下去我们会死无其所的。后来五大领袖搞武斗，毛找五大领袖训他们，其实毛掌握的情况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北办”的内参。白头内参虽然越出越少，但到我离开北办时还在出。
中央跟北办关系密切的主要是，不大过问的。到后来不断出现的指示，指示主要是要去找谁，《文汇情况》送给谁也是定的。中央里面开始比较关心北办的是关峰，关峰曾经找艾玲去他那里长谈过两三次，谈了不少关于对的想法，艾玲有没有报告我不知道，反正《文汇情况》上面是不敢讲的。艾玲给我说过，关峰讲在中央每天是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犯错误，他跟艾玲讲“你我都应该夹紧尾巴做人”。后来我给徐景贤打电话汇报的时候，告诉徐，关峰给艾玲讲“我们要夹紧尾巴做人”。徐景贤也给我讲要夹紧尾巴做人。
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
我们在北办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中央领导每天都有接见，主要是接见各省革委会的筹备小组，当时除了上海等少数几个地方成立了革委会，其他省份都成立不了，斗得一塌糊涂。中央就一批一批地把各省的两派叫到北京去，直接解决问题，通常都是由出来协调两派。这样的接见有时候一个晚上有两场甚至三场。北京高校的两派斗，中央也经常会找他们去，他们斗得厉害的时候，忽如其来的会通知去把这些造反派头目叫到人民大会堂去。当时我们北办参加的接见主要是这两种，即中央解决各省问题时的接见和召见北京高校的两派。有时也会有比较大的事情，比如说“武汉七二事件”，中央的人全体出来接见，那是比较隆重的。当时这样的活动北办都有权参加，《光明日报》都不能够参加，《解放日报》更不能参加了，各个省的报纸只有《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能够参加。
参加这样的接见时，我们都会记下中央领导讲话中一些新的精神，除了讲各个省的具体情况以外，主要是他们讲的一些普遍性的东西。中央的、、和王、关、戚，他们有一些什么指示，还有讲了些什么，康生、陈伯达讲了些什么，我们都会及时地向上海通报。但张、姚一般讲得很少。当时徐景贤在上海每天都有新精神，因为他得到消息比人家快。我们当天参加接见，半夜回北办后我就打电话回上海，通报今天的新情况，电话那头是写作班的陈冀德，她记录下来后就报告给徐景贤。这样徐景贤第二天就可以讲出来新的精神，所以那时上海跟中央跟得紧，就是因为派了人去北京的结果。这样的接见参加的多了，慢慢的我们就特别重视中央接见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其余的接见天天有，到了后来大家都不愿意去了。参加这样的接见，每次去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比如说，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接见，我去了好几次。那时安徽一派说夺权夺得好，叫“好派”，一派说夺权好个屁，叫“屁派”。中央召集两派开过两三次会，我都去了。最初通知开会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到了那里以后，就一直在等，可以一直等到半夜才出来，因为实在太忙了。这样一等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真是无聊透顶，因为进了人民大会堂后就不好出来了，而且也不能乱跑动。最初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没去过人民大会堂，都还很愿意去，后来有关各省的接见叫他们去，他们都烦恼得不得了，我就说我要求你们去。一般情况下，中央接见北京高校的头头都是我去。艾玲他们原北办的人是不愿意去的，因为他们没有向市革会汇报的任务，这些事情都是上海派去的几个人在做，所以非常累。
当时我还年轻，三十岁刚出头。每天一早起来就外出，到北大、清华等学校去，然后晚上回来凑情况，凑完之后要写稿子，再发稿子，经常晚上还要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我记得白天接见极少，大概就两次吧，军委五大将一起参加的，其他的接见全都是夜里，而且都是很晚很晚，尤其是参加的接见。最晚的一次，通知傍晚六点去人民大会堂，到出来时已经凌晨两点钟了。
上海当时很重视中央的人讲了一些什么。当时北京有许多小报和各种各样印出来的材料，多得不得了。我就要求北办的人，每到一个学校造反派的总部，比如清华有“井冈山”，后来又有“四一四”，就去问他们今天有什么材料，问他们要材料。各学校下面的院系也有自己的造反派组织，也都印自己的材料。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有卖小报的，一分钱一张，一次去可以买一百多张，这些小报里除了中央首长的讲话，还有一些历史性资料，比如1957年反右时的讲话，还有就是一些乌七八糟的揭露材料，如罪状等。从灯市口到卖小报的地方比较近，我每天都从地摊上买一些小报回来。通常我就把五大领袖和这五个学校的材料整到一块，看看有什么新东西，选一选，把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划出来，然后送回上海。后来我知道写作班成员天天抢着看这些材料。慢慢的我发现，我在接见现场有时记不住领导讲话的精神，又不愿作笔记，但等到第二天一定会有小报登出来，所以像、陈伯达、康生的讲话新精神，只要去买一张小报，就全有了。这也是一种办法。后来北办那些人就如释重负，问有些活动可以不去吗，我说可以的，去买一份小报，就都知道了。但中央的活动是一定要去的，有些小报也不敢登，登了以后会被惩罚的。
我在北办时，有时候刚刚睡下去，突然有电话来了，我赶紧起来，问是什么地方的，对方说我是老人家办公室，出了个什么问题，你们赶快去了解一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接到老人家办公室电话，说人民大学有一个苏联回来的、姓孙的自杀了，要我赶快去了解。当时艾玲已经回家去了，我赶紧把北办的人叫起来，去人民大学了解情况。我记得有十来次从“毛办”“周办”来的电话，直截了当地指挥。这就证明北办出的内参情况，在毛、周那里都能看到，而且印象很深。所以他们才会越过中央办公室，直接指挥我们。
与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来往
我们在“北办”的生活忙忙碌碌，了解了很多情况，但一开始就有规定，出去要用脑子记，不许拿出笔记本来，回来凭脑子记的来写，要真实客观，不要有评论。北办的记者都非常辛苦，真正见那五大领袖时，通常都是我去的，因为我有一个《文汇报》北办负责人的身份。那五大领袖讲起来造反了，其实对身份计较得很，你说是记者他根本不理你。比如说聂元梓，她架子大得很，我绕了几个弯子去见她，说自己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她就问我，《文汇报》跑到北京来干什么，你们要了解这些情况干什么。我就说，《文汇报》是造反报，全国造反最早，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到北京的情况，在报纸上发表，对上海以及上海附近的都有指导意义。我和聂元梓见面，她哼哼哈哈两个多小时，我一个字都不敢记，全靠回去后凭记忆赶快把它写出来。北办有的人记忆力很好，回来很快就能写出东西来，有的记忆力确实很差，习惯于笔记本记，写不出东西来。当时我们写东西要客观，不加自己的评论，主要是要写出阴暗面，比如北京高校的这几个组织和各省的造反派有什么关系，他们有些什么议论，特别是对的指示有什么议论。这些东西都是当时了解的阴暗面的重点，至于他们怎么赞美，就不需要我们说了。北办记者中吴尔祥比较能干，能够抓问题，艾玲很欣赏他。他这个人比较敏感，他跟我说我们这样搞下去，没有人会了解我们，因为要求保密，哪怕把我们抓进去了，我们也不敢随便乱说，会死无其所的。我发现艾玲就受他的影响，也有类似的话，但吴尔祥是北办几个记者里面抓问题抓得最多的。开始让他跑北大，后来北航、北京地质学院都由他来兼跑，重要的人都由他去见，他抓的情况最多。我带去的两个人都不太行，但我本人每天都会抓一些东西。因为艾玲是报社革委会主任和“北办”正式的主任，有时候要把她拉出去壮声势。有一次要去见老佛爷（聂元梓），就请艾玲一起去。艾玲往那一坐，说几句客气话，别的什么也不用说不用问，但她往那一坐，别人似乎就愿意多谈一些。
我和五大领袖没有什么私交。蒯大富比较幼稚，和他谈着谈着，他有时候会拿出他写的诗让我看，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诗，我都会把它记住，回来后写出来汇报上去。北办其他人很吃惊，说你怎么会连诗都会看到，都会记住。我当时记忆力确实很好。蒯大富写了一首什么诗，我们照例都不加评论，如实反映上报。所谓如实反映其实都只有一面，讲好话的一面不反映，讲坏话的一面都会反映。北京的这五大造反组织和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都有关系，还和军队也有关系。有几个地方我们是不去碰的，一是党中央各个部门，还有军委各个部门。我在北办的时候，有人到北办来，要求通过北办向中央反映情况，碰见这种情况，我们都说我们只是上海派来的，只负责给上海报纸写点消息，写点别的什么，我们没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任务。
《文汇报》以前主要在文艺界，但我去北办之后，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是高等院校，而且高等院校主要在五大领袖。艾玲他们就变得没有用武之地。王关戚以后，开始重视文艺界的事情，艾玲就说他们要发挥北办原来的长处，他们原来的长处就是跟文艺界打交道。我请示徐景贤之后，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扩大到文艺界。艾玲和吴闻等，就又开始跑文艺界了。我也跑过文艺界几个人物。我和艾玲两人经过隔离贺敬之单位的同意，还跑到贺敬之隔离的地方跟他谈过话，谈了之后贺敬之表示支持，他可以为写些诗，回来以后我们将这一点写在情况上面，贺敬之还真的很快就解放了。艾玲跟我讲，看来我们找他们还是有用的，帮到他们忙了。崔嵬也是这样的情况，我到他的家去过。
“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时候我在上海，因为正好回上海汇报工作，所以大揪“军内一小撮”时候我不在北京。在上海时正发生砸“上柴联司”的事，就派我做联络员。那天是前线总指挥，徐景贤、王少庸坐镇康平路，他们在市公安局给我搞了一辆摩托车，要我把现场的情况报告他们。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也坐镇上海。“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久，王力和关峰了，戚本禹还暂时没被抓。我对戚本禹有点警惕。戚本禹的大本营在学部，也就是现在的社科院，尤其是历史所这样的地方。我对历史所一直很警惕，不敢多招惹。
在北京时，为了活动的方便我们以北办的名义去找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后来揪斗“五一六”时，把我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人挂上钩，说是他们发展我成了“五一六”。其实我跟他们只是访问的时候见过两三次面。
离开“北办”
我们去的时候说好是去三个月，到了三个月后，刘景清和倪志良两个就回上海了，特别是刘景清不愿意做这事，要回去。他们回去之后就要换人去。换的人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挑选。他们让我继续待在北办，我没有办法，只有继续待在那里。当时上海的写作班有一个核心组，市委机关联络站也有一个核心组，成员有徐景贤、吴瑞武、王绍玺。他们挑了一个党员来北办。真是莫名其妙，在北办除了艾玲和李根蒂，其他几个都是非党员，我也是非党员。这个新来的党员有一个头衔，就是党小组长，其实一共也只有三个党员。这个人原来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叫王金鑫，当时三十多岁，比我年龄稍大。他在外面活动的本领很差，整天就监督我。我在北办里被弄得很不高兴。我在写作班时一直都有党支部的，我就属党支部管。但他们现在成立党小组，我知道目的就是要管我，因为这个党小组管不了艾玲，也管不了别人。另一个新来的是团市委的，年轻些，但没有上过大学，没多少文化。
回头看汇报材料范文5
造纸行业隶属我国传统重要制造行业,在经历了几十年蓬勃发展之后,已经成为国际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经历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洗礼的造纸业并没有出现与其他行业相似的大逆转势头,而是在国际市场中走出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格局。
同时,造纸行业的前景却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由2009年下半年开始的国际贸易复苏所带动的不仅仅是行业的反弹,还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的加剧。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可预计的影响令木浆等原材料成本节节攀升,涨势早于往年、涨幅高于往年,令造纸企业的利润有进一步被摊薄的风险。但是,我国对于造纸行业落后产能淘汰、整合的决心也越发坚定,将这一举措落到实处必定会加强纸制品产品结构的进一步优化,逐步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对外贸型行业普遍的冲击却能够对造纸行业产生一定的正效应,虽然短期仍会造成出口利润的摊薄,但长期来看,却对行业的发展及盈利能力有着助推作用。中国的造纸行业虽然面临着更加多变的形势,但发展的势头却不会放缓,仍将在蹉跎中奋力前行。
近期走势稳步提升
2009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量为8640万吨,较上年7980万吨的数量增长了8.27%。同时,年度消费量为8569万吨,较上年的7935万吨增长7.99%,人均年消费量为64千克。
2009年我国出口纸及纸板总量约合405万吨,比2008年实现了3%左右的增幅,表现出很好的稳定性。其中,各类纸制品也表现出大体相同的走势。以行业细分纸类中表现较好的铜版纸为例,2009年相比2008年,实现了10%左右的增幅。2010年1-4月份,我国共出口铜版纸42.7万吨,同比增长7.2%,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总体来看,造纸行业由于需求的刚性存在,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反转,仍然在缓慢地稳步提升。2010年,这种稳步势头仍将维持。
多重因素阻促相伴
贸易争端与出口恢复同步进行
2010年全世界经济的主题是渐次复苏,各行业需求的由负转正带动了中国出口的第二次反弹,出口行业的各项指标也不断提升。但不曾预料的是,国际贸易摩擦也紧跟着全球市场的恢复不断加剧,造纸行业也难逃其列:
2009年9月24日,美国三家造纸公司和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提交一份报告,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企业享有的优惠贷款、税收、以及通过税收抵免购进国产设备等现状进行调查―即“双反”调查。
2009年11月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铜版纸征收“双反”关税。
2010年2月18日,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官方公报》信息,声称欧盟也加入美国对中国产铜版纸进行反倾销调查。
2010年3月2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来自中国产铜版纸的反补贴调查结果,对中国多家企业规定了具体的反补贴税率,最高达到12.83%。“双反”终裁将于2010年下半年确定。
原材料重回上升通道
造纸行业的原材料主要是木浆,近几年国际木浆的走势也与全球经济的下跌和反弹处于基本同步的态势。经过2008年至2009年的下挫,2010年开始了高速回调。而智利地震这一突发事件强化了国际木浆价格的上涨。以2010年6月欧洲市场的数据为例:北方漂白软木牛皮浆(针叶浆)报价为968美元/吨,较2010年初价位上涨了21.2%,较2009年最低点上涨67.7%。硬木牛皮浆(阔叶浆)报价898美元/吨,较2010年初价位上涨了28.2%,较2009年最低点上涨了85.9%。
目前,国际木浆价格的增速远高于国际纸制品价格走势,同比增长率相差在8%-10%左右。这样的格局令原材料的价格上升难以快速、顺畅地传递到下游买方市场。未来的纸制品价格走势值得关注。
行业整合势在必行
2010年5月2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各地下达了2010年18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其中炼铁、炼钢、水泥、电解铝等6大重点行业的淘汰任务大幅超过国务院通知要求。而增幅最高的是造纸行业,工信部对行业下达的淘汰任务高达432万吨,比国务院通知要求的53万吨增加了715%。此外,从最新的一些国家动态政策来看,国家对于此次转型的决心之大超过之前预期: 2010年6月1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指导意见;2010年6月22日,国务院批准下发了《关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财税[2010]57号),取消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其中涉及到造纸行业及原料的项目超过3项。
从这些动态可以判断:本次增加的落后产能淘汰目标不仅仅是数字上的表现,而是有较大可能予以实现,2007年淘汰产能不完全兑现的历史将不可能重演。
而对于造纸行业,淘汰的落后产能对于改变“两高一资”的行业现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的同时,产品的科技含量也将有所提高。从各方面来看,这对行业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民币升值影响提升
2009年,中国进口的所有纸类产品合计金额为145亿美元,出口创汇也达到77亿美元。从用汇结算角度来看,原材料属于用汇较多的项目。2009年造纸行业原材料的进口依存度由39%提高到了44%,受汇率的影响呈现出上升趋势。
2009年,纸类制品进口量仍是出口量的两倍左右,这主要是由行业特点所决定的。造纸行业对原材料、尤其是高质量木浆的需求是具有刚性特点的,而且其用量随着国内产值的进一步扩大仍存在较大提升的空间,其对于出口量的逆差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
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下,造纸行业反而表现出稳定并略带积极的态势。人民币升值后原材料进口及成品出口所出现的利差将有进一步加大的空间。同时,考虑到订单的积累度和汇率结算的延迟性,即使下半年加息,短期内对造纸行业整体走势的影响仍旧非常有限。但这一变动,从静态、长期来看,影响较大,值得提前关注并预先考虑风险防范。
回头看汇报材料范文6
1960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他上任不久，就在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会议上，郑重地申明：“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当时，正值“”时期，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防工业领域。“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给国防工业产品的生产造成了严重后果。投入巨大的精力，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努力纠正国防工业领域的歪风邪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家财产的损失。
一、无意中发现墙壁没有抹面，露出很大的砖缝，用手杖轻轻地捅了一下，不料竟把一块砖捅出墙外半截，而且还旋转了90多度！
1960年3月17日上午，、聂荣臻、罗瑞卿等领导同志来到位于成都市郊的飞机制造厂视察。
早就听说该厂的口号是：“一年建成，第二年飞机上天。”阅历丰富的他，对这类口号颇有怀疑。
该厂党委书记夹着厚厚的一叠文件走进会议室，准备汇报。
问：“你拿这么多资料来干什么？是不是要汇报？”
“是的。”党委书记答道。
“先不用汇报了，看看再说。”
说罢，抬头把这间会议室上下左右扫视了一遍。他无意中发现墙壁没有抹面，露出很大的砖缝，就用手杖轻轻地敲了敲，又轻轻地捅了一下。
他本想听听声音，以判断墙壁的牢固程度，不料竟把一块砖捅出墙外半截，而且还旋转了90多度！
惊奇地问：“嗯？怎么搞的？”
总工程师回答说：“这是建厂时，为了‘多快好省’，用空心砖砌的空心墙，又没有填土，砂灰粘接不牢造成的。”
“这么简陋的房子，我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毫不留情地批评道。
工厂负责人陪同一行来到了飞机总装配车间。这座厂房的跨度有30米，设计和施工都非常粗糙，立柱和横梁很细，看上去岌岌可危。
忍不住问道：“这么大的跨度，柱子和梁又这么细，会不会垮下来？”
总工程师说：“设计的人说有安全系数。”
问：“你能保证不垮吗？”
总工程师怔了一下，欲言又止。党委书记连忙解释：“他是总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
说：“那好。你既然是管生产的，我就问你，这样的厂房能生产飞机吗？”
总工程师说：“不能。建厂过程中出现了很大问题，也有过不少争论。我们也提过意见，但上级没有采纳。”
追问：“哪个上级？”
“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管理局和基建设计院，都是我们的上级。”
说：“你们向中央反映过没有？建筑质量这么差，你们有意见，上级不采纳，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嘛。”
工厂领导人回答：“没有。”
说：“建设国防工厂，要保证工程质量，这是百年大计。你们厂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生产，这是对党、对人民的事业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怎么行！”
他对工厂领导人说：“你们马上整理一个材料，我拿着‘通天去’。”
他把手杖朝天空指了指，又问：“你们去年上天的新飞机在哪里？我要看看。”
“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哪！”总工程师说。
沉默了。
二、看见有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开着，就问：“天气还凉，为什么不关上？”他用手杖把窗子轻轻一推，一块近1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在他脚前摔了个粉碎
第二天上午，率领一行人来到成都航空发动机厂，这次，他连接待室也不进了，径直朝车间走去。
厂党委书记一边快步赶上，一边介绍说：“这个厂是在‘’的1958年10月18日动工的。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钱用’、‘一百天建成工厂’，要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还要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7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还没有安装。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木工车间投产。”
放慢了脚步，认真地听着。
厂党委书记继续说：“所有的厂房，设计标准都低，屋架跨度大，横梁小，立柱细，承受力量过大。厂房全部采用木屋面、木望板、木檩条、木框天窗和木制大侧窗，就连铸、锻和热处理高温车间也是木结构，随时都有起火的危险。车间的地坪过薄，而且把原设计的水泥地面改成了沥青地面。机器一开，地面就震动、下陷，不能保证加工精度。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了。”
停住脚步，问：“什么是‘六边’？”
厂党委书记说：“就是边施工、边返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
轻轻地“哦”了一声，说：“还是到车间看看去吧。”
他经过每一座厂房，见到砖墙，都用手杖或拳头敲敲，听听声音。从房顶、房梁、房檐到柱子、横梁、地面，他无不仔细地察看一番。
来到3号车间，他看见有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开着，就问：“天气还凉，为什么不关上？”说着，用手杖把窗子轻轻一推，准备关上。突然，一块近1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急忙向后退了一步，那块玻璃“哗”的一声，在他脚前摔了个粉碎，把在场的人们惊呆了。
面带怒容地问：“这么差的质量，怎么行呢！这样的厂房能生产发动机吗？工人的安全有保障吗？”
回到会议室，一落座，就用手杖不停地戳着地板，连声音也有些颤抖了：“造飞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带省下来的！工厂建得这么糟，简直就是犯罪！设备还没有完全搬进来，房子就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
的手杖戳得地板“咚咚”响，几乎震动了整座办公楼。
厂长看到这样严厉，不得不说实话：“贺老总，我们给建筑设计院提过意见，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上面让他们‘一个钱顶两个钱用’，所以设计时就把一根立柱变成了两根的样子。‘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提意见不管用，争不过来。”
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汇报？”
厂长答：“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主管部门只同意我们维修，不准重建。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的成果。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
说：“你们写个报告，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写清楚。我倾向推倒重建。我回北京请建委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推不推倒，最后由技术部门定。”
三、委托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到成都坐镇，并从抽调了两个工兵团、两个运输连，从四川省和成都市又抽调施工队伍，以快刀斩乱麻的气势，立即动工修建
3月25日，一行返回北京，26日，他就到总理那里，详尽地汇报了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两人一直谈到入夜时分。
回到办公室，他又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通电话，二人交谈了许久。
放下电话，他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家飞机厂的材料，作为急件送给了李富春。
李富春看后，立即在这份材料上作了批示。
4月1日，召集机械工业部负责同志开会，研究落实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精神，决定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建筑工程部派人组成联合检查组，立即赴成都进行实地检查。
检查组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由转呈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批示说：“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其时，“一个钱顶两个钱用”的口号，已经在国防工业系统广为流传，工程质量差的现象较为普遍。5月11日，召开国防工业系统基本建设电话会议，就工程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问题，作了长篇讲话。
他说：“搞基本建设和打仗一样，要有战略头脑，既要高速度，更要质量好。‘多快好省’是指工程质量好。如果是工程质量不好，不能保证生产，就是‘少慢差费’。如果是投资和建设指标完成了，但工程质量不能够保证使用，就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
就在这次电话会议上，要求国防工业所属各系统，对基本建设的工程质量进行全面检查，实事求是，切实纠正和解决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
为切实解决成都两厂的返修、重建问题，委托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到成都坐镇，并从抽调了两个工兵团、两个运输连，会同和成都市委，从四川省和成都市又抽调施工队伍，以快刀斩乱麻的气势，立即动工修建。
5年后，即1965年3月，当陪同委员长和董必武副主席到大西南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再赴蓉城时，他们又去了那两个工厂。看着焕然一新的厂房和停机坪上的飞机，叮嘱道：“造这个飞机真是费工啊!工厂的政治工作，就是要落实到质量上，否则，就是空头政治。”
四、“你们几年出不来合格的飞机，还这样心安理得？浮夸标语‘示众’三天！”
1960年10月，和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受到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军民的热烈欢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答应给朝鲜的飞机却未能如约送到。
11月9日，在归国的火车上，罗瑞卿建议先不回北京，先到哈尔滨和沈阳飞机厂去看看，摸个究竟。也同意。
14日上午，一行到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视察。这个工厂的负责人13日下午接到通知，连夜准备了一本厚厚的汇报材料，还在总装车间布置了一个小型实物展览，挂满了各种图表。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入口处的“前言”。
走到“前言”处停住了脚步，仔细地看了一遍，看到上面所写的“在省、市委和部、局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一句时，怔了一下。他没有说什么，走进展室，听厂党委书记念汇报稿。
厂党委书记刚读了一段，便打断了他的话：“请你讲讲目前产品的质量情况。”
书记说：“产品质量情况，我还不清楚。”
问：“这几年来，你们厂交付了多少台合格的发动机？”
书记答不上来，工厂的另一位负责人回答说：“我们厂三年还没有交付过一台合格的发动机。”
问道：“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回答。
严肃地说：“三年了，投入那么多材料，合格的发动机还造不出来。你们知道制造发动机的材料是哪里来的吗？这是全国人民省吃俭用、节约外汇买来的，被你们白白糟蹋了。要是人民知道你们这样干，是不会饶恕你们的。”
小小展室，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双手一按手杖站了起来，径直走到“前言”下，指着上面写的“在省、市委和部、局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这句话，对那位书记说：“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对我们也不讲实话。明明三年没有出过一台合格发动机，却写什么‘胜利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这套做法不就是浮夸吗？”
临出厂时，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他用和缓的口气和蔼地问那位书记：“你当党委书记几年了？”“6年了。”“在这个厂当了6年的党委书记，汇报时却讲不出生产和质量情况。你要好好学习啊！”
书记点点头，愧疚地说：“我们马上把‘前言’撤下来。”
用手杖指指工厂大门说：“先不要撤。要有勇气把这个‘前言’放在工厂的大门口，‘示众’三天，让职工们看看。”
第二天，一行来到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在总装车间看到有一批飞机正在检修，便问：“飞机的交付情况怎么样？”
厂党委书记如实地回答：“几年来还没有交付一架合格的飞机。”
、罗瑞卿一听，哪里也不去看了，径直来到厂部会议室。这里已经坐满了哈尔滨几家军工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一进会议室，便说：“今天把大家找来，主要是谈谈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首先请飞机制造厂的同志谈谈质量情况。”
制造厂的军代表说：“这个厂制造的一架直升机，原来是准备赠送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的。但运到南宁后，因为质量有问题，没有送出去。飞机上零件也是进口的。”
这位军代表所说的这架飞机，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以“中国制造的产品”赠送给胡志明做专机用的。来厂前，只知道这架飞机质量不合格，却不知道飞机主件还是苏联产品。
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快，严肃地批评说：“装的什么零件？又去送给谁？你们也看看对象？这种没有志气的做法，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有义务支援兄弟国家，但是，必须用力所能及的东西去支援。要实事求是，不要欺骗。本来这种直升机已经是比较落后的型号。你们试制了三年，交付了几架？”制造厂的一位负责人回答说：“还没有交付一架合格的飞机。”
听罢，严肃地说：“你们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国防想想，为、少奇同志想想，要为总理、小平同志想想，你们对得起谁呢？你们是一个大厂，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党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们，可是你们几年出不来合格的飞机，还这样心安理得？”
他又看看发动机厂负责人，接着说：“他们那个厂还在‘前言’里写上‘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三年没出合格的飞机发动机，给谁完成了任务？现在看来，整顿产品质量问题，靠修修补补是不行了，必须下决心同过去那一套错误做法一刀两断，要采取彻底的办法，重新来过！”
五、停机坪被工人谑称为“养鸡（机）场”，制造厂还谎报“捷报”，生气地说：“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卡我们，我们不该争口气吗?只许往前爬，不许往后退!”
1960年11月20日，一行来到沈阳飞机制造厂。
自从听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汇报后，他一直关心着该厂产品的质量问题。
他走进工厂总装车间的大门，指着一排排飞机，问正在检修的工人：“这些飞机的质量怎么样？”
工人们回答说：“修来修去，还是出不了厂！”
看看车间的黑板，上边“质量第一”四个字，是刚刚写上去的。
他摸了摸墙上“质量第一”四个字的标语，糨糊还没有干。
他转身问总工程师：“飞机的质量究竟怎么样？”
总工程师回答说：“飞机的抖动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出厂。”
没有再问什么，直奔停机坪。
这里停放着两排银白色的米格19歼击机。由于故障没有完全排除，一直停在那里，因而这个停机坪被工人谑称为“养鸡（机）场”。
望望“养鸡场”，心情沉重地对该厂负责人说：“这么多飞机摆着出不了厂，还在投料，还在追求总产值！全国六亿八千万人民宁可不吃肉，不吃鸡，换回来的材料，你们却把它做成超差品，怎么对得起全国人民？”
“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一架也不合格。”驻厂军事代表插了一句。
“啊？”吃了一惊，“上次听说那架飞机合格了，我在电话会议上还说‘要发电报表示祝贺’，原来是一架都不合格，我们受骗了！”
罗瑞卿气愤地说：“你们敲锣打鼓喊着捷报，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我想，外国专家撤走了，我们自己也可以造飞机嘛！我见了、刘主席和，见了元帅们都报告了，大家都挺高兴，还给你们发了贺电。没料到你们是搞假动作，瞒上啊！”
当即果断地决定：“重新试制！不要采取改良的办法。新的旧的要一刀两断，不要藕断丝连。从图纸、资料、工艺规程，从第一道工序，一直到出飞机，都要严肃认真。”
当天，一行又到了沈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问厂长：“你们对引进的外文资料消化透了没有？”
厂长说：“前几年，引进的资料一部分还没有开箱，试制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把不断更新的零件装配到超音速飞机发动机上，结果不合格。”
说：“已经造出来的，要一件一件地检验，合格就要，不合格的就不要。要下这个决心。规章制度，不该改的就不改；过去改错了的，要坚决改回来。我们讲改革，是指改那些不合理的，不要把合理的也改掉了。在技术上一定要，先楷后草(作者注：学习书法必须先学楷书后学草书，这里指先易后难，先学后创)，按原来的技术资料进行改正。未经试验的，不能随便改。我说的中心意思就这么一句：只许往前爬，不许往后退!相信你们一定能搞出合格的产品来。”
11月22日，召开沈阳地区军工厂负责人汇报会。当他听到这个地区存在着巨大浪费时，痛惜地说：“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卡我们，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我们不该争口气吗？我今年65岁了，只要叫我管事，我还要认认真真地管。何况你们还这样年轻，更应该争口气！”
1965年7月25日至8月16日，又到东北视察。26日，他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听厂长陆纲说，今年飞机可以超产，新技术产品也可以按计划交付。满意地说：“嗯，现在和1960年大不一样了。那次我来时，这儿里里外外都是‘鸡（机）窝’。现在嘛，才像个飞机制造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