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市民范文1
财政部有关负债人就特别国债发行指出：财政部发债购汇相当于用特别国债替换部分央行票据，是财政部用1.55万亿特别国债置换央行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本次特别国债将不向人民银行定向发行，也不是向社会直接发行，将增加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增加对货币政策操作的支持，央行无须继续发行央票，而以卖出国债来代替，为人民银行公开操作提供一个有效工具。央行根据流动性情况，按照公开市场操作节奏和力度，逐步卖出特别国债回笼货币，当流动性不足时，央行则可以买入国债投放货币，从而实现从此前发行央票对冲流动性，转向买卖特别国债对冲流动性的模式上来。
2006年以来，央行已经先后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动用基准利率。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统计数据看，还不算回购操作，去年央票就发行3.59万亿，是特别国债1.55万亿的2.3倍，去年到期央票为2.65万亿，今年截止目前央票发行量为2.58万亿，央票存量为4.16万亿，今年7月到年底央票到期规模在1.42万亿~1.448万亿，如此庞大的到期票据接近1.55万亿特别国债发行量。
按照目前贸易顺差额月均180亿美元计算，下半年外贸顺差将输入82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再加下半年月均新增外汇储备约210亿美元，每月因此要月均新增货币投放约1500亿人民币，下半年则新增9500亿人民币。按照目前流动性对冲方法，那么央行每月央票发行量将不低于3000亿元，显示央行继续要承担更大的央票发行压力。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央票到期量、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输入的流动性，年内可达2.23万亿的新增流动性，相当于1.55万亿特别国债的1.44倍，从上述对冲流动性角度看，似乎对未来流动性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却已经构成未来流动性预期及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尤其是股票市场心理上和实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用1.55亿特别国债置换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成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所得1.55亿人民币资金将投资于海外市场，估计很可能像外汇储备那样的投资，基本多集中在美国中长期国债上。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办法》7月5日开始实施，显示QDII资格获得者已经从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放宽到了信托公司、证券和基金公司，也可以进行境外投资。目前已有19家银行、4家保险公司、1家基金公司获得QDII资格，批准额度为205亿美元，并推出47款相关产品。有关部门估计将有9家证券公司可获QDII资格，还有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预计超过30家公司取得QDII资格，那么QDII额度也会大幅度提高。
近日工商银行“东方之珠”代客境外理财产品，募集资金44.5亿人民币，南方基金向监管部门递交QDII业务申请，首只QDII产品为主动型基金，投资于全球基金及港股，计划发行规模8~10亿美元。假设每个获得QDII资格公司平均推出3个产品，每个产品规模若为50亿人民币，则流出资金约在4500亿至5000亿人民币。如果下半年以后如此大的QDII额度放行，再加上1.55万亿特别国债年内成行，不言而喻地对股票市场所需资金的分流现象甚为严重。
我们经常说要学习和借鉴成功资本市场的经验，总体上无非是两条，第一条，让本土优秀成长型企业，尤其是国民经济骨干企业，在本土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同时设法吸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优秀成长型企业，来本土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第二条，让本土资金留在本土资本市场上，同时创造条件（如股票交易免税）吸引其他国家和地区资金流向本土资本市场。世界上成功有影响的资本市场，像伦敦、纽约、法兰克福、东京、新加坡和香港，无不是这样。
在我们发展资本市场过程中，现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H股超过370只，红筹股超过90只，新加坡上市的S股（称为龙筹股）119只，在纽约和伦敦上市的N股和L股，以及在东京上市的T股，近期似乎也在急起直追，积极招揽国内企业去他们那里上市。那么，我国发展资本市场为什么不能像它们那样，趁当前流动性偏多之际，吸引其他国家和地区优秀成长型企业，到中国股票交易所上市，扩大股票供给，从而起着A股市场做实“泡沫”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首先让H股和红筹股加快回归A股市场，加大国民经济骨干优秀成长企业股票供给量，一方面有做实“泡沫”的作用，另一方面促进做强做大资本市场。总比发行特别国债置换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组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通过QDII，把国内肥水（资金）引流到海外资本市场上的田里要好。
特别市民范文2
关键词：CIS 石家庄 城市文化形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速，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城市文化形象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城市营销的重要内容。
石家庄是一个新兴城市，历史发展时间较短，文化积淀不深。在“十二五”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思路下，面对首都北京和直辖市天津的压力与挑战，如何提升石家庄省会城市文化形象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课题。建设石家庄城市文化形象，是营造石家庄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键环节。国内对城市文化形象设计的CIS理论及实践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二线城市，对自身城市的优势、劣势认识不清，无法进行清晰的城市个性发展定位，造成一些城市盲目跟风，“形象工程”遍地、但缺乏城市特色的现象却日显突出。
1 石家庄城市文化形象建设的思考
1.1 导入CIS，塑造城市文化形象是现代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良好的城市文化形象不仅会形成城市巨大的无形资产，而且会使城市更具活力和竞争力，进而促进城市品牌形象的建立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CIS是将企业CIS的一整套方法与理论应用于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城市CIS系统由理念识别(MI)，行为识别(BI)和视觉识别(VI)三部分组成。理念识别指城市独特的文化个性、精神内涵、价值观念，是城市的灵魂和核心；行为识别是城市理念的具体化，表现为政府行为、市民行为和企业行为：视觉识别是理念的再现，包括城市的建筑格局、景观标识、交通工具、雕塑小品、广场街道、公园绿地等。城市CIS是将城市的精神品质、发展目标、价值导向等理念通过视觉的统化与市民行为的规范化体现出来，充分反映城市的历史传统、地域文化、市民风范、经济发展等要素的特色，同时使受众对城市产生清晰、明确的印象和美好的联想，从而达到区别其他城市的目的。
1.2 城市文化形象的城市理念识别、城市行为识别与城市视觉识别三个层面及其关系与内涵。城市文化形象理念识别(MI)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历史人文识别、城市地位识别、城市定位识别。这三个方面分别是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表征。行为识别(BI)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政府行为识别、城市群体行为识别、城市市民个人行为形象识别。城市视觉识别系统是公众可以通过感官了解城市的窗口包括城市的空间和功能形态、城市自然景观、城市建筑物、城市绿化、城市的各类装饰、广告、文字等[1]。它是一种在城市发展理念、战略范围和目标的支配下，运用视觉传达方法，通过城市识别的符号来展示城市独特形象的设计系统。
1.3 石家庄城市文化形象建设仍然面临的主要问题目前，石家庄虽然开始重视自身的城市文化形象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存在例如市树、市花的传播不广泛，缺乏广大市民的认可，并且没有在我市城市景观中有效传播和强调；市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建设太少，零星分布且形不成规模等。目前的石家庄城市文化形象是远不能适应市场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要求的，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和形成自己的体系。
2 基于CIS，石家庄城市文化形象建设对策
2.1 基于CIS，石家庄城市理念识别建设对策。城市理念形象是指城市的本质特征反映到城市外在的表现形式，是维系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主要包含城市各种生产活动形象(理念识别)。例如，城市主导产业理念、生产经销理念、经济效益理念。在城市形象定位过程中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政府在定位城市形象时必须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本着利民、便民的原则进行操作，塑造以人为本的城市形象，使城市形象定位有利于创造出适合市民生存发展的空间环境和人文环境。城市政府应积极培养市民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城市形象在定位时就有丰厚的现代人文精神，使良好城市形象的根基更为稳固。
2.1.1 挖掘城市文化内涵，营造大石家庄的概念，整合周边区域资源。如加强对石家庄历史文化的研究，出版相应文集；邀请知名的作家为石家庄撰写历史故事或名人故事，请知名导演拍摄成故事片或记录片；开发一台以石家庄文化为中心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表演；开发出有地方特色与文化内涵的旅游纪念品，如结合曲阳石刻、白洋淀的芦苇、蔚县剪纸、武强的年画、衡水的鼻烟壶等艺术。
2.1.2 与城市主导产业相结合，发展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将观光型旅游发展观光与参与、体验相结合的旅游。利用石家庄交通优势――正定国际机场，将石家庄正定国际小商品市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正定大佛寺、赵州桥、赵县梨花节、红色旅游资源西柏坡、白洋淀、白沟冉庄地道站等优势资源沟连，形成一道产业链条。以旅游产业为龙头可以带动石家庄相关的服务业、制造业、商业等产业的大发展。
2.1.3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搞好文化设施规划和建设。文化产业是现代城市竞争的软实力，文化产业要出优秀作品，推出文化品牌。题材一定要立足石家庄，反映石家庄的城市精神风貌、深入民心。近年来，随着石家庄“三年大变样”的初见成效，石家庄已经高楼矗立，马路宽畅。因为是省会，石家庄的商业格外繁荣，但文化氛围相对淡薄，河北大戏院、省博物馆、市博物馆、美术馆、群艺馆等相对较为零星分散，甚至淹没在居民区楼宇之中。体育馆和艺术中心、新华书店、图书馆周围都没有形成规模的文化产业聚集圈。这给广大市民接受文化教育和进行文化消费都带来极大的不便，失去其文化影响力。在石家庄市区内整合几个较大文化产业聚集圈，让市民购物、文化教育、娱乐于一体，丰富市民的精神生活。此外，这些文化产业企业也要转变观念，例如书店除了销售图书以外，也要为读者提供一定空间阅读和相应的文化休闲的设施和场所。
2.1.4 加强对外传播。城市文化形象塑造过程是一个城市与媒体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双方实现双赢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是由政府根据自身传播的需要，主动找媒体进行宣传策划，但随着媒体市场化、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媒体瞄准了城市品牌经营这个独特的市场，纷纷推出相关栏目[2]。就石家庄而言，可拍摄一些石家庄特色历史、建筑、风光节目在权威的、覆盖面广的电视媒体做形象广告。例如红色西柏坡、赵州桥、正定大佛寺、白洋淀等景观和重大历史事件可以作为题材，在己知的强势媒体推出的城市形象宣传栏目中塑造城市品牌、宣传石家庄城市旅游文化资源、多角度全方位阐释城市的内涵，带动招商引资、推动石家庄区域经济发展，借助媒体自身的品牌优势，主动出击，积极联络各城市外宣部门，通过做书记、市长专访，为城市拍摄形象宣传片等形式，起到宣传石家庄，吸引国内各城市的参与作用。例如CCTV的“走遍中国”、“中国魅力城市评选”、“城市之间”、湖南卫视的“象形城市”、新浪网的“新浪城市联盟”，以及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香港商报、香港大公报等中央、境外媒体常年推出的城市宣传专刊、特刊等。
2.2 基于CIS，石家庄城市行为识别建设对策。行为识别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政府行为识别、城市群体行为识别、城市市民个人行为形象识别。城市是由人和物构成的有机整体。城市中各种各样人的文化程度、精神风貌、行为言论、服务水平、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市民的生活水准、居住及生产环境、公共关系等都反映了该城市的文明程度。
2.2.1 塑造石家庄城市文化形象，首先要加强石家庄服务行业人员的服务水平和职业素养，尤其是运输和交通、旅游业、商业的服务意识和从业人员的道德素养。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外来人口、游客对石家庄的整体文明形象。在上述人员上岗前工商管理部门可以请礼仪专家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岗前职业培训。规范从业人员的言行举止，让他们了解自身言行代表石家庄的城市文明形象。并作好长效监督机制，规范管理，树立典型榜样。
2.2.2 提高广大市民素质。市民作为城市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能动力量，是城市文明的创造者和体现者，因而市民的素质决定了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政府应当充分运用组织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市民认识到提高自身素质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不文明的行为习惯会产生怎样的危害，认识到应该养成怎样的文明习惯。各新闻媒体要加大这样的宣传，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通过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加深这样的教育，努力使市民的认识有一个大的改变。当前，应侧重于城市意识、环保意识、交通意识、集体意识、法律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的教育，使市民形成讲文明、讲道德的良好风尚，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自觉地将自己的言行和城市形象联系在一起。
2.2.3 同时要抓好社区文化的建设，以社区为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爱我城市的教育，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风尚。此外，从石家庄的中小学、高校教育抓起，省教育厅要倡导在中小学的品德课程、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中教师要加入“了解家乡石家庄、热爱家乡石家庄、建设家乡石家庄”的相关主题的教育，让在校学生对石家庄有归属感、认同感，激发学生对石家庄文化历史的了解和热爱。
2.3 基于CIS，石家庄城市视觉识别建设对策
2.3.1 树立石家庄市花、市树、市徽的城市标志形象，规范使用并大力推广，让其深入民心。石家庄市市花――月季，月季代表石家庄人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品格，展示出石家庄人奋发图强、不断进取的精神风貌。国槐在民间是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把它作为吉祥树、幸福树，它能代表石家庄人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品格，展示出石家庄人奋发图强、不断进取的精神风貌，故石家庄市将其定为市树。但据课题组抽样调查，近超过40%的受众对石家庄市花、市树不了解，认识不足，这对石家庄文化形象的宣传十分不利。市花和市树在城市景观中视觉形象不够突出，使市民认识不足。以广西桂林为例，主席当年视察漓江风光，提议在漓江两岸种植有代表性的特色植物，来营造景观特色，于是漓江引进云南凤尾竹，使漓江景致提升，特色鲜明。石家庄市花、市树要在主要街道、交通节点呈现，一定要成规模。此外，可以根据城区街道的主体色彩来搭配市花月季花的色彩，例如在裕华路两侧种植红色月季，国槐，显得庄重。在中山路路段种植粉色月季，活跃开放，在人民广场和博物馆文化广场等主题公园广场都要种植大型月季主题的花卉景观，此外还要搭配其他四季常青的绿色植物，但要确定1-2种为主。我市市徽还没有确定，市政府宣传部应该尽快组织有关专家、部门、广大市民开展广泛的征集，调研、设计等工作，尽快确定石家庄城市市徽。随着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国际化，石家庄在大型的会议、博览会、重要节庆等活动中亮相越来越多，没有一个明显的识别标志是不行的。城市的市徽是城市精神、理念、文化形象的浓缩，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市徽要立足石家庄城市的发展，体现石家庄“中国药都”、“轻纺城”的产业特征，体现石家庄勤劳、淳朴、包容、乐观等人文精神，体现燕赵文化艺术特色。
2.3.2 保护好历史文化建筑，加强城市文化载体建设。石家庄近年来，大力发展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面貌改善显著，尤其是“城中村”的改造，一改原来的土气。但保护好历史文化传统格局、历史街区的整体风貌、文物保护单位和优秀历史建筑的周边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旧城改造几乎没有文化保护方面的考虑，作为城市发源地的石家庄和休门两村的街巷格局和市井气息基本荡然无存；没有老建筑和街区所保留的空间形态和历史信息。石家庄与天津、太原等周边城市相比历史较短，历史古迹就相对稀少，对古城历史文化传统格局、历史建筑的保护就尤为重要。另一方面要加强城市文化载体建设，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增强公共建筑的文化性、地域性和时代性，在重要的街道路口或主题公园，适量安排一批造型优美的城市雕塑，反映石家庄历史人物、历史典故、重大事件的雕塑，例如解放石家庄，冉庄地道战等，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培养与时俱进的城市精神。
总之，基于CIS建设石家庄城市文化形象有利于提升石家庄城市文化品味，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对树立城市统一的对外形象，完善城市功能，形成城市整体特色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童欢.武汉城市形象设计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7，（6）.
[2]李晓玲.基于CIS的泸州城市旅游形象塑造[J].理论科学，2008，（2）.
特别市民范文3
一、取得的成效
我们在调查中共选取了全辖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称为商业银行）2012年以来的投放情况以及新村城区、拖布卡乡、乌龙乡三个样本区包括农户、银行储户、个体工商户，企事业单位共130余人（户）对各种券别的需求满意度进行了调查了解。
（一）人民银行对人民币不同券别投放回笼调控取得一定成效，主动调节的效果得到一定发挥
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市场和金融机构现金需求总量是一种刚性需求，人民银行在保证、满足这种需求的条件下，自2012年开始加大力量解决市场小面额人民币不足、流通不畅和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落实了“小面额现金备付制度、小面额现金主办网点制度、小面额现金主办银行制度”。向辖内商业银行下达了小面额人民币投放任务，实行小面额“硬投放”制度，小面额票币投放到商业银行后，人民银行对其进行了监督考核；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不愿意办理小券别现金存取的情况下，人民银行针对市场各种券别的社会需求，开始主动调控或干预，通过货币发行来影响各商业银行库存人民币券别结构，迫使辖区各商业银行在库存小面额人民币较大，库存超限额的情况下，走出营业网点，将小面额人民币直接营销到大小超市，个体工商户手中，以满足市场真正需求。在对辖内农信社、富滇银行2014年小面额人民币库存状况调查中，两家银行可流通券最大库存时达1000余万，通过营销，库存最小时仅70余万。
从调查的数据（下表）显示，自2012年以来人民银行
通过商业银行开始大量投放20元及以下小面额人民币，各券别投放数量均有大的提高，2012年、2013年投放数量平均占比42%，至2014年达到总投放数量的52.02%，从根本上改变2012年前市场流通中小面额人民币不足和以10元券、1元券为主的结构单一局面。
（二）市场流通中小面额人民币券别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总量得到大幅提高的前提下，上表这些数据能否反映券别结构的优化合理呢？我国货币券别结构合理性研究中提出总体把握是：“适应需求、方便流通使用和交易核算”的基本思想。围绕这一思想，从调查的数据反映，投入市场这些小面额人民币中，在考虑退出流通领域的残损部分，2012年至2014年，市场沉淀率（市场周转中人民币）较高，
也就是在假设辖内小面额人民币流入流出不变的情况下，仍然还有68%（上表）左右的小面额人民币数量在流转。特别是5元、10元、20元市场流转速度快，作为中档货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本质上既能起到支付作用，又能承担找零作用，而三种券别的投放数量从2012年的12%增至2014年的23%，增加了11%，增长率为47.82%。这些数据均反映出了小面额人民币的释放量的有效性。
这种释放效果能否得到市场认可，能否适应群众找零需求、方便流通使用和交易核算？在对城区、两个乡镇不同群体的108人及12家大小超市进行的调查显示：12家大小超市需求满足度中7家表示满足，2家表示基本满足；3家表示银行给付过量；乡镇55位个体工商户和农户中38位表示满足，13位表示基本满足，4位表示不够满足；新村城区53位个体工商户和居民中22位表示满足，14位表示基本满足、6位表示一般、4位表示不能满足、9位表示柜面取现银行给付过量。为更深层了解券别结构，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上述被调查人员中，我们选取了拖布卡乡9位个体经营者和1家超市，查看了被调查人所持人民币，结果显示9位个体经营者均不同程度持有20元至5角券种，1家超市20元券至1角硬币券种齐全，数量充足。上述调查中，如果以基本满足作为衡量适应需求、方便流通使用和交易核算，其比例已达到了89%。因此，从释放效果来看，市场流通中小面额人民币券别结构已得到大的改善。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券别的结构性矛盾及供需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具体表现在：
1.中下档币种投放比列上的矛盾。20元、10元、5元、1元作为中档货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本质上既能起到支付作用，又能承担找零作用；而5角及1角作为下档货币在现有的经济和物价条件下，购买力不断下降，单枚支付功能下降，很难买到日常用品找零作用也正在弱化，尤其是1角券（币），主要用于银行销户结息、超市找零，农贸市场一般采取四舍五入、增量凑整或主动放弃找补方式，我们对拖布卡乡9位个体经营者调查，他们表示：1角券（币）在买卖时一般是不收或不找补，家中的小孩也不需要。正是这些原因，2014年东川辖内在投放小面额人民币时做了调整，20元、10元、5元、1元券2012年和2013年平均投放数量的占比为20.6%，2014年为34%，调增近14个百分比。但是，数据也显示，在投放的20元至1角中，5角及1角数量所占比重2014年仍有34.7%，这样的比例显然与其目前所具有的作用和功能不相符，因此商业银行在投放中也认为：20元、10元、5元、1元能够投放，5角及1角投放确很困难。因此，按照各券别在市场流通中具有的功能和作用，5角及1角投放量比重偏大。
2.不同币种需求性城乡矛盾。这种城乡差别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与银行网点的摆布有关，银行网点或银行网点较多的地方，投放大、券别全，银行网点少或无银行网点的农村地区投放小、券别不全，需求相对更大一些；另一种情况（下表）与流通人民币的残损有关，一般情况下，如果某种券别市场需求不足，则流通周期就会长一些或周转速度快一些，残损程度就要大一些，表中残损率反映，城区对20元、10元、5元需求较乡镇农村略高；1元、5角乡镇农村较城区的需求更高。
3.需求群体与投放对象之间的矛盾。我们曾对个体经营者、居民以及人民币流通监测的企事业单位对小额人民币的需求进行抽样调查，以需求量的大小进行排序：工矿企业、地产企业共2家企业需求为“较少”；一家行政单位需求为“较少”；一家工贸公司需求为“一般”；一家超市需求为“较大”；10位个体经营者及居民需求为“较大”。根据此需求，我们抽取了辖区现金投放量较大的农村信用社营业部，了解小面额人民币投向，结论基本是：对大小企业包括工矿、超市等企业投放量最大；对个体经营者投放量为一般；行政单位及居民投放量最少。从原因上看：一是行政单位日常开支大多通过公务卡进行结算，现金支出用到小面额人民币情况较少；二是东川工矿企业受传统习惯影响，从银行提起的现金量特别大，一次性提起百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情况经常会发生，因此，一次性配比少则几捆，多则几十捆或几箱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这些企业恰好是最不需要小面额人民币；三是目前很大部分个体经营者及居民提起现金的方式是通达ATM实现，这部分个体经营者及居民因银行没有专门的小面额人民币兑换窗口，提现后尽管对小面额人民币有较大的需求，但由于怕麻烦也不会再取号排队兑换。
（二）商业银行主动调节不足，没有健全的长效制度，引发客户与银行、银行与银和之间矛盾
1.商业银行对保证流通中合理的现金供应责任意识不强、影响全新小面额人民币投放，部分商业银行未根据合理需要原则为公众办理券别调剂业务。
一方面，市场上大面额人民币一直保持较大需求，从商业银行的现金支付途径看，对外支付的100元券中，ATM占了相当一部分，以辖内工商银行2014年4季度为例，目前，该行ATM共有10台，日平均加钞244万元，占100元券支付量的49%，这部分100元券所应配比的小面额人民币只能通过柜台对外支付，有的客户在柜台办理现金支取业务时被加配大量零钞，现金支取量较大时，成捆加配零钞的现象较为普遍，甚至出现一次性配比几十捆的情况，客户对银行不满。由于支付压力大，小面额人民币成为烫手山芋，出现了在本行营业网点、银行与银行之间流转的情况，造成银行之间的相互投讼。
另一方面由于没有长效管理办法，银行业务人员业务量大。金融机构基层对外营业网点数量减少，现金收付量却有增无减，人员和业务比例相对失衡，加之工作中小额人民币收付耗时费力，发生差错概率大，影响工作进度、个人收益和本单位考核，业务人员为避免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使用大额面值的券种或将小面额人民币一次性的尽量多的支付出去。
2.商业银行社会管理职能逐渐减弱，影响了市场调节的主动性。由于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国家赋予金融机构人民币管理职责逐渐减弱。各项管理考核指标都侧重于经营效益，金融机构为追求效益都制定了一系列考核指标，人民币投放和调节有关的内容却几乎没有。在调查中，大多数商业银行业务人员认为人民币管理职责属于人民银行的事情，与自身的经营关系不大。因此，许多业务人员对于前来兑换小面额人民币的客户不是积极主动，而是想办法推托，认为小面额人民币兑换、整理费时、费力不出成绩，凡此种种，都与商业银行重经营效益、轻社会服务的观念有关，导致小面额人民币投放、兑换与回收的渠道不畅。
三、对策建议
鉴于县（区）域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特点，总体思路是：立足当前，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改进措施，着力落实现有制度，延伸金融社会服务，充分发挥社会实体作用，购建银企合作机制，努力推动商业银行社会化服务水平。具体建议是：
（一）督促商业银行增强社会化服务意识，规范收付行为
1.各商业银行要强化内部管理，完善履行人民币管理职责的内控管理制度。要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小面额人民币供应长效机制，并多种形式向社会告知小面额人民币兑换途径，切实落实“主办网点、主办银行，小面额现金备付制”三项制度，在三项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本行各金融网点现金收付的特点，确定对外支付时小面额人民币的配款比例。建立有效的奖惩办法，充分调动一线柜台出纳人员的积极性，做好人民币收付服务工作。
2.各商业银行要提高服务意识，优化窗口服务。一是商业银行要利用联系群从最密切、最直接的窗口、营业大厅通过显视屏、咨询台经常性的开展“三项制度”宣传，让客户了解小面额人民币兑换渠道；二是设立专门的小面额人民币兑换快速通道。方便合理的为公众办理人民币券别调剂业务。
3.加大现金出纳机具的配备力度。特别是配备可设置券别类型的ATM机，摆放20元或10元券，作为摆放100元券ATM机的补充，为提高人民币收付业务科技化、自动化水平，减轻一线柜员劳动强度，改进人民币收付业务质量与效率，实现自身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羸。
4、建立“商业银行人民币特约服务单位”制度。商业银行可选择部分现金流量大、券别要求全、公众需求旺、难以自行解决难题的开户单位做为人民币特约服务单位，金融机构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小面额人民币需求多、回笼难问题，依托这些特约单位促进人民币流通结构的改善和票币质量的提高。“人民币特约服务单位”的建立，可由商业银行与服务单位通过签约的方式实现，加强银行与开户单位的沟通与理解，在法规、制度的框驾下，通过签约向特约单位做出人民币服务承诺，特约单位也可提出具体要求，并与银行一道共同努力，加深银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向市场提供小面额人民币或回收残损票币，实现“小票投到位，残损券回得快”。东川辖区银行大小营业网点46个，如果平均每个网点建立2个这样的特约服务单位，对改善城区及乡镇人民币流通环境会起到很大作用。
（二）强化人民银行检查与宣传管理，重视社会监督，提升服务
1.思想转变。人民银行监管人员要从“服务型监管”向“监管型服务”思想转变，要在现有制度法规下切实履行好管理人民币流通的职责，要加大对金融机构执行人民币管理法规情况的检查力度，督促商业银行合理的确定每日平均小面额现金备付量，保证营业柜台足够的备付金额。
2.多渠道开展宣传。利用3.15宣传活动、人民币反假等宣传活动开展“主办网点、主办银行，小面额现金备付制”三项制度宣传，同时要求各商业银行各网点利用宣传活动契机在各网点集中开展小面额人民币兑换和残损人民币同券别兑换活动，扩大影响力，把小面额人民币投放到真正需要的人群中；
3.处理投诉。不定期的查看商业银行摆放的人民银行监督投讼电话，确保群众诉求“零障碍”，并正确处理好群众投讼，做到“有投讼、有回应”。
4.市场调研。在商业银行建立“商业银行人民币特约服务单位”制度的基础上，人民银行与各商业银行共同对特约服务单位进行回访。有效而主动的开展流通中人民币管理的市场调研，通过深入特约服务单位回访，摸清人民币流通的市场规律，研究新形势下总量需求与结构需求以及季节性变化特征，有针对性地适时投放货币，保证券别结构的合理供给，使现金流通与市场需求保持动态的协调。
（三）延伸服务，因地制宜开避农村绿色通道
特别市民范文4
一、实施情况
贫困残疾人生活特别救助民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今年省下达我市任务为一、二级41464名，三级7887名。为确保工程质量，我们制定下发了2014年《市贫困重度残疾人生活特别救助实施细则》、指导县(市）区召开了民生工程推进会和培训会。根据省扩面提标的精神，强调低保内一级、二级和三级残疾人，“应助尽助，一个不漏；应退尽退，一个不假”的实施原则，我市抓住这一扩面提标的契机，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全面彻底消化解决。一是我们对已经救助的41430名对象进行全面年审，对不符合标准的进行了调整，对弄虚作假的进行了清退。二是根据动态管理的要求和低保扩面、新办证残疾人增加的客观现实，新增一、二级479名，三级280名。通过审核，审定救助对象为50110人，其中重度41943人，三级8167人。省补助资金下拨到位后，市级及县(市）区资金及时配套拔付到财政专户，5月底前将3338.886万元救助资金全部发放。
二、主要做法
（一）高度重视。为切实加强对今年惠残民生工程的领导以及便于项目的实施与操作，一是成立了残联惠残民生工程领导小组，制定了民生工程分管领导和承办人员工作职责，明确责任，加强协调，努力形成工作合力。二是认真制定了惠残民生工程实施方案，切实把救助条件、工作程序、时间要求等交待明白，严格执行民生工程实施“路线图”规定的时间节点来完成。三是召开会议推进民生工程。市残联于6月21日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了惠残民生工程工作进度和自查情况汇报。对2014年惠残民生工程中期工作进行了讲评，明确了下一步工作的要求，强调“一定要高质量完成民生工程任务，落实好各项惠残政策和项目”。
（二）坚持原则。坚持标准、坚持原则，公开、公平、公正，真正把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为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确保惠残民生工程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残疾人头上，在广泛发动、认真摸底的基础上，各县(市）区对照条件与标准，按照程序要求，切实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严把“个人申请、三榜公示、三级审核审批”关。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群众监督，同时向社会公布市残联监督举报电话，随时受理群众来电来访，对符合救助条件遗漏的立即补救，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坚决予以取消。
（三）上下联动，认真执行月报告制度。在组织实施民生工程的工作中，我们针对不同情况，创新工作方法，坚持“走下去”，市残联相关业务科室深入县(市）区现场指导民生工程的组织实施。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对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按要求上报。
特别市民范文5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是指一次死亡3-9或死伤10人以上的事故；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是指一次死亡10-29人或死伤30人以上的事故；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是指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事故〔上述三类事故以下统称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深入实施“六六决策”、全面建设“平安**”、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方针，加强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提高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活动中，一次性死亡3人（含）以上或可能发展成为重特大（特别重大）事故、需要市政府组织指挥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具体包括：
（一）超出事发地县(区)级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二）跨县(区)级行政区的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三）已经或者可能导致3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10人以上中毒（重伤）的事故。
（四）市政府领导认为需要由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处置的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三、工作原则
（一）预防为主、安全第一，以人为本、减少伤亡。
（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
（三）整合资源、信息共享，多方联动、快速反应。
四、组织体系
（一）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特殊情况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安全监管局局长、事故应急救援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副总指挥，相关的事故应急救援协管部门、应急救援保障部门和有关县（区）政府负责人为成员，必要时请驻舟部队领导参加。主要职责是：决定启动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指挥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并实施监督和指导；紧急指挥调度应急储备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指挥调度、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应急救援工作；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事故和抢险救援进展情况，必要时由市政府领导请示省政府，要求启动浙江省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市安全监管局在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方面的主要职责是：承担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管理工作；组织编制和管理全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适时组织演练；检查、督促、指导各县（区）及专业应急救援机构的应急管理工作；及时收集、分析全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相关信息，并提出处置建议；承担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建立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
市安全监管局根据需要，聘请相关行业和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组。专家组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决策咨询和建议；参与有关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重要信息研判等工作；参与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三）相关单位职责。
1．市安全监管局承担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管理等工作外，负责组织协调工矿商贸领域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2．市公安局负责组织协调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现场警戒、人员疏散、治安保卫、交通管制等工作和组织协调火灾、道路交通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3．市城建委负责组织协调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城市公用事业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4．市交通委负责组织协调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相关交通运输保障工作和交通建设工程重特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5．市民航局负责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中急需用航空运输保障（直升机调用）的联系和协调，组织协调民航运输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6．**海事局承担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海区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7．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组织协调渔业船舶水上安全重特大（特别重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及海洋监测和海洋预报等工作。
8．市质量技监局负责组织协调特种设备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9．市环保局负责组织协调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现场环境监测等应急救援工作。
10．市农林局负责组织协调农机等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11．市水利围垦局负责组织协调水利建设工程、水利设施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12．市电力公司负责组织协调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的电力保障工作和市内电网重特大（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13．电信**分公司负责组织协调电信运营机构保障应急通信畅通和基础电信网络重特大（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14．市卫生局负责组织协调医疗卫生单位参加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病工作。
15．市民政局、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协调事故善后处置、工伤保险等相关工作。
16．市经贸委负责组织协调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物资保障和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工作。
17．市气象局负责提供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气象监测和气象预报等技术支持。
18．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有关信息的对内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和对事故现场内外媒体活动的管理、协调和指导。
19．市监察局负责对各县（区）、市级各有关部门履行监督职能，及时查处违反本应急预案的行为，参与事故的调查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违纪责任。
20．各县（区）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并按照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在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的组织协调下做好相关工作。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建立应急联系工作机制，保证信息畅通（注：如需调用当地驻军进行救援时，由市领导与驻舟部队领导联系，统一由驻舟部队协调指挥）。
（四）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及职责。
1．现场应急救援指挥以属地为主，一般由事发地县（区）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县（区）政府负责人为总指挥，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发生在民航、海上跨县（区）或影响特别重大的事故，根据需要由市政府或市有关部门组织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
2．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指挥现场应急救援工作，主要职责是：迅速确定应急救援方案，全力实施应急救援；划定事故影响范围，设置安全警戒线；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转移、疏散安全受到威胁的人员和财产；调集和配置有关应急救援资源，切断事故灾害链；组织事故善后处置，组织事故现场保护、事故调查工作；及时向市政府和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事故事态发展及救援进展情况；做好经验教训总结和评估报告工作。
五、应急救援
（一）信息报告、先期处置和预案启动。
1．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按照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迅速组织救援，并立即报告当地安全监管部门，法律、法规规定还应当报告其他有关部门的，应按其规定报告。
当地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当地县（区）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报告，并按《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浙江省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浙政办发〔20**〕73号），通报相关部门，同时，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县（区）政府应立即将事故情况如实向市政府报告。
2．有关县（区）政府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启动相应预案或组织相关部门，及时、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各应急救援队伍和专业救援力量，应在事发地政府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迅速实施应急救援工作，全力控制事故灾难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和耦合事故的发生，控制或切断事故灾害链。
当超出本级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及时请示上一级政府，要求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3．市安全监管局接到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向市政府报告，提出处置工作建议。并根据事态发展情况或市政府领导的指示，组织市有关部门、应急救援队伍和相关应急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指导，协助事发地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同时，组织做好启动本预案的各项准备工作。
4．市相关应急救援管理部门和单位接到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或应急救援指令后，根据各自的职责，按照快速反应、统一指挥、协同配合的原则，迅速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主要包括启动本部门相应预案，协调本部门或领域的应急救援力量，组织或参与应急救援工作；提出现场应急行动要求；派出有关人员和专家参加、指导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指导周边区域做好受威胁的危险源的监控工作；及时向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应急救援进展情况。
5．当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经先期处置仍不能控制时，经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批准，启动本预案，实施应急救援工作。同时，立即开通与事发地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相关应急救援管理部门的通信联系，及时掌握事态发展情况；调集应急救援力量，参加和指导现场应急救援工作；协调落实其他有关事项；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省政府或省有关部门报告事态发展和救援进展情况。
（二）现场应急救援。
1．参与现场应急救援的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在现场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
2．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可成立综合协调、专业抢救、医疗救护、安全保卫、交通运输、通讯网络、专家技术、新闻报道、后勤保障、事故调查、善后处理、预备机动等专业组，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具体职责如下：
（1）综合协调组：传达贯彻领导指示，报告事故应急救援情况，综合协调有关单位分工负责救援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2）专业抢救组：对事故进行现场救援，如：吊机、灭火、打捞、海上搜救、矿井打道、工程拆除、关闭毒气泄漏源等。
（3）医疗救护组：开展现场救护工作，负责受伤、中毒人员的救护，保证救治药品和救护器材的供应。
（4）安全保卫组：负责设置警戒区域、维护现场秩序、疏通道路、组织危险区人员撤离、劝说围观群众离开事故现场。
（5）交通运输组：运送事故现场急需的物资、装备、药品等，输送现场疏散人员。
（6）通讯网络组：保证现场指挥与上级的通讯网络畅通，沟通指挥部与外界的联系。
（7）专家技术组：成立若干个行业技术专家组，对应急救援、事故处理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8）新闻报道组：组织新闻单位记者深入现场采访，及时报道抢险救援的有关情况。
（9）后勤保障组：负责指挥人员的现场食宿安排，保证抢险救援物资的供应，协助处理伤员的救护工作。
（10）事故调查组：负责对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等进行调查，形成事故调查报告。
（11）善后处理组：负责对死难、受伤家属的安抚、慰问工作，做好群众的思想稳定工作，妥善处理好后事，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
（12）预备机动组：由指挥首长临时确定，机动组力量由指挥首长调动、使用。
3．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要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组织做好现场应急救援人员和相关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
4．现场应急救援根据不同事故、不同伤害应由不同的抢救部门来承担。
根据事故发生的不同原因应由不同的抢救部门来承担：
（1）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由该企业、企业主管部门、消防、武警承担；
（2）火灾事故由火场指挥部统一指挥，专业抢救组主要由消防、武警承担，水、电、交通等相关部门配合，从事登高、破拆、地下救生等救援灭火工作及有毒有害、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等救援工作；
（3）道路交通事故主要由公安、交通、武警承担；
（4）水上交通、渔业船舶事故由海上搜救分中心统一指挥，专业抢救组主要由海事、渔监、交通、港务、武警承担，从事水上及水下等救援工作；
（5）建筑物倒塌事故专业抢救组主要由城建、消防、武警等承担；
（6）空难事故由市航空安全委员会统一指挥，专业抢救组主要由公安、武警、消防、民航、卫生、海事、交通承担。
对于不同伤害应由不同的部门来抢救：
（1）烧伤事故：医疗救护主要就近由所在县（区）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承担；必要时转送有烧伤病房的市级医院。
（2）中毒事故：医疗救护主要就近由所在地县（区）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承担；
（3）机械伤害事故：医疗救护主要就近由所在地县（区）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承担，必要时转送上级或专科医院。
（三）在各项应急救援行动结束、应急救援工作实施完毕、事故影响消除后，由市重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宣布应急期结束。
六、附则
（一）本预案管理单位为市安全监管局。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以及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或出现新的情况，市安全监管局要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报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特别市民范文6
一、新时期市井小说的主题转换
什么是新时期市井小说,这是个很难严格定义的概念。陈思和、洪子诚等在提到这一概念时,亦只是简要概述了相关作家对象和相应作品,并没有对其具体的精神内涵进行确切的界定。我们在这里大致上接受如下这样一种界定,即认为新时期市井风俗小说主要是指“以都市或城镇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注重独特风俗民情的描绘,在意趣盎然的‘风俗画’里,表现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生底蕴”。具体说,其思想内涵和审美特点可以大致归结如下:一是描写对象都是生活在都市或城镇的普通市井小民;二是描写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其所蕴涵的人生底蕴和文化内涵;三是努力挖掘风俗文化特征及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
首先,在主题选择上的突出的特点是不再选择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时代题材,而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在市井社会里默默生存的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
写作倾向上,关注世俗人生,以生活在都市和城镇中的普通市民为描写对象,叙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描写对象上来看,描写最普通的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城市平民、小贩等。新时期市井小说写性格各异的普通市民,真正实现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再者,从描写内容上来说,市井小说描写的都是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写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关注他们的家庭关系、业余生活等。“日常生活是通过对诸如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问题来具体化为人的存在内容的”。市井小说真实地展现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还原了普通人的生活原貌,不搀杂过多的政治色彩,真正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在主题选择上的另一特点是市井小说超越政治主题,进入文化主题。
市井小说的作者精细的手笔书写所熟悉的一方风土,穿插市井风俗文化,传达民俗韵味。新时期市井小说把文化视角引入当代小说之中,有评论者把新时期市井小说和乡土小说、寻根小说都归类到文化小说的行列,认为“正是市井乡土小说的出现,开拓了新时期文化小说的先河”。
新时期初文学创作的政治倾向化,引起了作家的高度警惕,他们开始认识到必须以新的审美视角来实现新的价值突破,一部分作家遂开始把“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俗风味”引入文学创作,这在市井小说家中尤为自觉。邓友梅的一系列市井风俗小说,如《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烟壶》、《那五》等小说,描写老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书写民风民情,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烟壶》“为以后的文学脱离政治的意识的干扰,自由地表现民俗世界提供了先例”。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门铃》、《井》、《圈套》等市井小说亦以苏州文化为创作背景,描绘苏州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苏州小巷文化,美食文化都尽显在陆文夫的笔下。冯骥才于80年代中期创作的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则也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神鞭》通过对傻二的神奇辫子揭示了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并展示了天津特色的地方风俗文化。
的确,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特色,其特定的地理位置、风味美食、特色建筑、风土人情等无不透露着地域风情。新时期市井小说中的文化因素为文学开拓了新的领域,以文化视角取代以往单一的社会视角,力图在文化的介入下还原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生的丰富性。
二、新时期市井小说主题转换的缘由
市井小说家们进行这样的精神“论域”的转换,除了时代的机缘以外,最主要的还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关。综观市井小说家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有“五七”族作家:邓友梅、陆文夫等,他们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遭到错误批判,被驱逐出文坛搁笔数十年,政治风云将他们推入社会底层;有新时期崛起的中年作家:刘心武、冯骥才等,他们虽没有在反右斗争中受到直接冲击,但整个社会的动荡和“”的经历,也使他们受到磨难和教训,使他们比一般人更加看清了政治干预文学的危害。
另外,他们之所以选择超越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深藏在民间的超政治的道家文化价值观有关。一旦时代精神提供一定的触媒和契机,这一观念就可能借机要求表达自身。纵观中国文学,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主体精神形态,影响文学的格局,特别是当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十分强烈的时候尤其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生存方式。他们过多地关注社会政治,同政治之间缺乏必要距离,使文学创作失去独立性和审美性。而道家一开始便是以儒家思想对抗者的立场出现的,反对将人的价值唯一统一在政治等社会价值中。这遂使它们特别多地存在于民间社会,或成为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式的“退隐”智慧。一句话,市井小说家的确是想在极富生命力的市井社会里寻求自己的另类精神家园,特别是寻找一种远离政治的另类文化欣趣和文化观照,以在拓宽自己的精神视野的同时,传达出别样的也许是更丰富多彩的存在关怀。
再者,在政治风暴的冲击下,也让他们对个体生命有了新的感悟,比一般人更注重个体生命的生存,转向对普通市民生存状态以及朴素情怀的关注。在经历了建国后特别是“”中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后,遂使知识分子从儒家那里学到的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在现实面前被一再击毁,所以,一旦“新时期”来临,一些作家选择关注在民间生存的非政治化的个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他们作为市井小民所自由承载着的往往是远离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特价值取向,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精神转向。
汪曾祺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新时期市井小说展现20世纪以来不同时期人物的生存状态,也展现了形形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生。例如,没落八旗子弟那五的庸庸碌碌、无所用心、悲喜交杂的人生命运(《那五》);一生忙忙碌碌,辛苦奔劳,在寒冷的深夜给人带来温暖的小贩朱源达(《小贩世家》);为吃而生,为吃而活,以吃为乐,讲究吃出美味、吃出学问,无论时世如何变迁,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情趣和人生追求的美食家朱自冶(《美食家》)等等。
陆文夫认为“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写人”,他写的多是“小巷人物”,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说“我只熟悉一般的工人、农民。干部不超过科长,知识分子最多到讲师一级,再加上一些做小买卖的”。他的作品从小人物的现状出发,从“吃”、“住”等方面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冯骥才也表示“作家最关键的是他的视野,视野的关键是视角的独特性,而文学的关键是视野的果实——人物”,同时他又强调“在干预生活上,任何政治家和政论家的能力都会超过作家;只有在干预人的灵魂上,作家才显示别人不能替代的才能和职能”。总之,正是因为有了市井小说家这样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念,市井小说才真正体现了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怀,真正体现了小说“载人”的特性。
三、新时期市井小说文化视角的消解批判意义
新时期市井小说在主题的选择上超越了政治的束缚,把文化引入文学创作,注重对普通人物个体生存的关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新时期市井小说在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对当时的政治叙事起了消解的作用。小说详细叙述了各地的市井风俗文化,把文化视角引入小说创作,逐渐把小说从依附于政治的状态中分离开来,对长期以来文学的泛政治化起了十分重要的消解作用。17年文学和“文学”都从属于政治,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单调、乏味,致使作品有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只有真正有文化底蕴的作品才能产生无穷的魅力。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大致认为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市井小说以富有深情的笔调精致描绘了形形的市井风俗,挖掘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底蕴,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深度。小说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它向读者传递了更多的政治以外的信息,如各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文化视角进入小说创作,使小说所表现的内容更广更宽,更加展现了生活的丰富性。
再有,市井小说在书写市井风俗文化的背景下,写普通市民的美好的人情人性,表达对普通市民的朴素关怀,淡化了文学“载道”的功能。市井小说注重对普通市民生存状态的关注,从物质层面到精神状态,使文学真正成为“人学”。
在动乱的20世纪的中国,特别是5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时而发生,人性被压抑,主要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也成了特定的符号,都被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
在新时期市井小说里,作家在写市井风俗的同时,关注了人的生存、人的命运。例如《小贩世家》中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在多少个寒冷的深夜摆摊求生存的小贩朱源达;《井》中美丽的女工程师一生自强不息,最后被井边的闲言碎语淹没的悲惨命运等等。小说也写了普通市民的人情人性,例如《那五》中勤劳善良、淳朴的云奶奶和正直憨厚的过大夫;《辘轳把胡同9号》里的郝老太炒了十几年没吃着的“麻豆腐”,很热情地邀请街坊四邻都来品尝;《烟壶》中聂小轩指点素昧平生的乌世保画内画,极度信任地把家传手艺传授给他,还有《如意》中善良正直的石义海等等,这些都显示了普通人性的美好和善良。
其次,新时期市井风俗小说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审美取向。它以市井风俗文化为背景,描写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关注其生存状态,展现人情人性,与当代前27年的文学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文学的新的审美情趣。文学不再局限于政治的范围内,表现的范围更为宽广,向文化、人生等更广阔的空间发展。
正如冯骥才所言:“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两个世界的关系,立体的关系。如果把这两个世界的关系直线化、单项化,受损害的是文学。曾经一二十年,政治裸的实用主义和浅薄的功利主义,就这样严重地伤害过文学。不但使文学失去自己的世界,甚至致使文学变为非文学……作家眼中的社会问题有别于政治家眼中的社会问题。因为作家关注的是人。即使作家所注目的社会问题,也是作为社会人的心灵世界的问题。但人的心灵不只具有社会属性,还有人类的属性,文化属性,以及人的本性和个性。”这的确是很精到的总结,既是对以往文学政治化倾向的驳斥,也不啻是对市井小说主题和审美选择之理由的有力阐释。
参考文献:
[1]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王万森主编.《新时期文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第2版。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