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厂考察报告范文1
1994年11月中旬，我们酒厂接到P市客户刘经理的电话，刘声称急需35万元中低档对半搭配的×酒，货到立即付款。我们与刘经理生意上曾有过几次良好的合作，对其印象挺好；加之×酒刚投放市场，知名度还不高，市场反应也不热烈，因此我们极为珍惜每一次生意机会，于是酒厂立即组织货源，当天就装备齐全。第二天，厂长令我负责押货提款，临行前一再叮嘱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提回货款。酒厂当时规模小，经不得一点闪失。
我们平安到达了P市，受到了刘经理的热情接待，依刘经理的意思，我让司机把货拉到他们的仓库，刘经理也慷慨答应下午办款。
中午刘经理做东，带我们去了一家较高档的酒店，要了满满一桌菜，又让人搬来一件特制×酒，说是要好好替我们接风洗尘。大家刚落座，正要开箱取酒，酒店外边进来一行四人，刘经理极头一看认识，赶忙起座迎上前去，拉四人人座，那四人见人多便重新选定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坐下，刘经理又亲自送去两瓶×酒，又双方相互引见了一番，原来他们是工商局、技术监督局、法院的工作人员集体去办一件什么案子。正当我们闲聊的时候，技术监督局的同志拆开酒盒拿出酒瓶职业性地察看，忽然像发现新大陆似地惊叫起来，大伙儿一看，原来是酒瓶里面浑浊异常，拧盖一尝，味道都变了!我急了，迅即打开其它酒瓶，都是如此!酒店顿时一片沉寂，刘经理脸上由晴转阴，我也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乱了手脚，尴尬无比！
接下来的情况可想而知，P市执法部门查封了我们的酒，说是要没收销毁并予以处罚。我打电话向厂长汇报情况，厂长急得骂爹骂娘并找来质检员发誓说我们的酒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未了甩下一句：“不把酒要回来你也甭回家!”这下可难倒了我，虽然我也坚信酒没啥问题，但不可思议的事毕竟发生了，身在他乡异地，我举目无亲，孤立无援，该怎么办呢?万般无奈之下，我住进了一家宾馆准备作“长期斗争”。
在宾馆住了四五天，除了每天去仓库遛达看护酒外，就是与宾馆一门卫老大爷聊天，了解当地的人文习俗。老大爷知道我的遭遇后就告诉我，市委组织部部长是我们老家人，不妨找部长“活动活动”。我思考了一整天，终于横下心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准备去碰碰运气。
扛了两箱酒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混进了市委大院，找到组织部，我却傻眼了，十几个科室没有一个是标明部长办公室的!随便打听几个科室，人家都说部长出差了。但是我从他们说话的语气和疑惑的表情判断部长肯定在，只不过不愿意别人打扰他。正当我心急如火的时候，见一老头手拿报纸慢悠悠地走进卫生间，我灵机一动也紧随其后，蹲下去的时候我递绘老头一根烟，自称是从部长老家来 P市办事的，顺便给部长捎点老家人给的东西，可是部长出差了不知如何是好等等。老头看了我几眼便告诉我部长在办公室。我欣喜若狂急忙起身奔他所指的房间。不巧的是，办公室里一中年人正对一青年大发雷霆，自报家门后我知趣地闪到门口静候着，几分钟后，青年人出来了让我进屋，原来那个发脾气的中年人正是我要找的部长。见到当了大官的老乡，我自然激动不已，首先颂扬了他一番，然后说明来意，部长不动声色地听我说完，却一口拒绝了我的请求，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他不能越权过问纯属商业上的事，其二他以前曾给家乡在P市办过两次商品交易，均因假冒伪劣之类的原因影响极不好，这次说啥他也不愿意牵扯进去。我反复强调家乡酒的纯正品质，并说明是县委书记亲自主抓的龙头企业，该企业对家乡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再三恳求他予以关照。他却始终末应允。我看实在没辙了，便说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这两箱酒部长你留下，尝尝也算老家人的一点心意。部长坚决要求我带回去。临出门时，几天来在他乡异地受到的难堪与委曲在好不容易找到的“亲人”面前无法申张，那种颇似悲愤的心情使得我恶从胆边生，顺嘴就说：即使是狗在家里有难的时候好歹也叫唤几声，没想到人连狗都不如，部长大人全当我没找过你。
第二天，正当我绝望地躺在床上无计可施的时候，部长却来到我的房间说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我兴奋不已当即陪部长到仓库察看×酒，当着技术监督局、工商局人的面，我一连随手拆开十几箱酒，均没发现异常情况，全部合格。可是那次情况又如何解释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意识到可能刘经理那边有鬼却抓不到证据。部长眉头紧锁地反复查看上次酒店里剩下末开封的两瓶酒，就在他把两瓶酒倒立的时候，问题出现了，两瓶酒都开始一滴一滴地向外断断续续滴酒，仔细察看，原来是瓶盖下侧有一新鲜小孔，显然是用利器刺过，再看其他几瓶有问题的酒，都是如此!我即刻恍然大悟，有人向酒里注射了异物!想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断定是刘经理伙同执法部门某些人在玩阴谋，企图以劣质假酒的名目侵吞我们的35万元的×酒!
事实经后来察明的确如此，刘经理尴尬地低下头!部长很生气，让有关部门给他答复，事情也因此得以圆满解决：刘经理负责赔偿所有损失费(包括运费、耗损酒费、我们的食宿费用)，并同技术监督局、工商局出具书面证明，证明我们的酒不是劣质假酒，是合格产品。
酒厂考察报告范文2
在古井22年，王效金的受贿史长达近16年。他利用采购、批销、租赁、招标等各种机会收受贿赂，金额高达千余万元。其中，光是四川金之酒厂厂长刘风明一人，就贿送王效金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而从刘风明这里，王效金悟出了一种全新的受贿模式――不拿钱!
2009年2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效金终审判处无期徒刑。曾经无比辉煌的他，只能在监狱里度余生了。
虚惊一场：收钱没多久就遇上麻烦
刚上任那几年，王效金一直以用人不讲情面而著称。他以独有的远见卓识和雄心壮志，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工程。在他的带领下，古井酒厂迅速从一个资产几十万元的小厂发展成为资产千亿元的部级大型企业集团，成为亳州经济的半壁江山，并跻身中国企业500强。
带着古井集团一步步走向辉煌，王效金因此成了亳州的名人、能人和先进典型。当时的亳州市领导，经常大会小会点名表扬他。王效金还获得了一系列荣誉称号。
一开始得到这些荣誉称号时，王效金颇有自豪感。可随着企业持续发展壮大，创造的效益越来越丰厚，他心中渐渐感到失落。理由很简单：尽管得到一大堆荣誉，却没得到多少实际好处；他累死累活创下来的这些资产，都跟他个人没什么关系，他每个月都和厂里的其他人一样领工资。尽管谁都承认他贡献大，可他每个月的收入，并不比当地的公务员高出多少。
每次一拿到属于自己的那点儿工资，王效金心情就不太好：“我为酒厂作了这么大贡献，为什么收入这么低?”
一次外出考察，王效金跟省内外一批相熟的企业界老总聚在一起。酒喝得差不多时，大家都放开了。不知道谁带头说起了自己的年收入，有说20万元的，有说30万元的……最后，一位老总问王效金：“王总，这里就数你的古井集团知名度最高、效益最好，你一年能赚多少啊?”
王效金非常尴尬。他本不想说，实在被逼得没办法才说了实话：“我收入不高，一年只有十几万块!”
“开玩笑!”满桌人几乎同时说了这句话。
当晚回到宾馆，王效金彻底失眠了。酒桌上那些企业老总惊讶的眼神，不停在眼前出现。就在这个晚上，王效金下定了决心，要“为自己做点事”。
因生产需要，古井要从外面采购散酒。从哪一家酒厂采购，自然是“一把手”王效金说了算。随着古井的迅猛发展，散酒采购量越来越大，许多酒厂的厂长都想方设法结识王效金。这其中，最积极的要数四川金之酒厂厂长刘风明。
刘风明早就想向王效金“表示表示”，不过一直听说他这个人不大讲情面，给他送钱生怕被拒绝，就一直犹豫着。
1991年10月的一天，刘凤明终于下定决心，因为竞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他用报纸包好5万元，放在一个装着土特产的礼品箱里，忐忑不安地送到了王效金办公室，说了句“感谢王总关照”便匆匆告辞。
回到宾馆，刘风明想想不放心，又打电话给王效金，说箱子内有5万元，“只是一点小心意请您收下”。说完，他便细心聆听话筒那头的反应。没想到，王效金说了句“谢谢”，便放下了电话。刘凤明喜出望外，看来还是那句话对：没有谁会拒绝金钱的魅力。殊不知，王效金已经“开窍”了，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当刘风明拎着礼品箱出现在办公室时，王效金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已滋润着。刘凤明前脚刚离开办公室，他便赶紧关上办公室门，打开礼品箱，拿出那一沓钱数了一遍，摸了半天，然后，又数了一遍……5万元，这是几个月的工资了。
当年12月和次年春，刘凤明和妻子金萌红又先后两次共送给王效金11万元。这两次，王效金收得更加心安理得，连“谢谢”都懒得说了。
可没多久，王效金就遇到了麻烦。
原来，刘风明和金萌红夫妻感情出了问题。1992年3月的一天，金萌红找到王效金，说：“刘风明这个人人品不好，有了钱就在外面，你们不要跟他做生意。他两次送你11万元的事我都知道，刘凤明以后会坑你的!”金萌红这么一说，王效金顿时害怕了：万一刘风明和金萌红离婚，金萌红去告发他行贿，岂不是把自己都牵扯进去了吗?
10月，借在郑州召开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糖酒会)之机，王效金把11万元退给了刘凤明。刘风明非常尴尬地问：“是不是金萌红找过你了?”王效金点点头。刘凤明当即保证：“王总放心，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
次年中秋节前，刘风明终于跟金萌红办妥了离婚手续。他立即拎着一个塑料礼品袋来向王效金报喜：“王总，我跟金萌红的事已经处理好，办过离婚了，这里面装的是现金，您就放心收下吧!”刘凤明一走，王效金立即关上办公室门打开礼品袋数钱――整整20万元!
王效金顿时心情爽透了，立即关照相关部门：古井不再向多家酒厂采购散酒，由刘凤明的金之酒厂做唯一供应商!刘风明也很知趣，又先后送给王效金16万元人民币和1万元美金。
真的满意：创造最安全“拿钱”方式
就在刘凤明和王效金“合作”的这几年间，先后有不少大型国有企业老总因贪污受贿进了监狱。
目睹此情状，王效金由当初对待“拿钱”泰然自若变得紧张兮兮，担心自己未来会和他们一样。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就此打住。,但古井集团好歹也是全国500强企业，在500强企业里，许多企业如银行、石油企业的老总，每年仅正常收入就达数百万元之多，而他的收入跟这些天价工资的高管们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每次一想到这个问题，王效金就感到不平衡。也正因有这种心态，他才在受贿路上越走越远。这时，他很自然她想到了规避风险的问题：有没有一种安全的拿钱方法呢?
方法还真的“被智慧碰撞出来了”。
这几年，王效金经常在糖酒会上见到刘风明，发现刘风明身边的女人总是换个不停。他突然开始担心起来，万一某一天，刘凤明把给自己送钱的事对某个女人说了，这个女人再传出去，自己岂不是露馅了?对此，他很苦恼。
那段时间，王效金一跟刘凤明见面就叮嘱他：“你嘴巴要紧，有些事不要跟女人乱说!”刘凤明知道王效金担心什么，可不能让这个大财神爷有些许担心，那样财神爷容易上别人家的供桌，他就拼死命地保证：“请王总放心，我要是乱讲，就不得好死!”不过，还是要想出实际的法子让王总放心才行，经过一番苦思，刘凤明想出了一条妙计。
1998年5月的一天，他再次专程赶到亳州找王效金，主动献计说：“今后，我卖给古井的散酒中，每吨给你提成500元，你什么时候想拿就什么时候拿，我给你美元，供你以后给儿子出国用。”
王效金非常高兴，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这笔钱是自己的，但自己并没拿在手上，万一今后有什么麻烦，完全可以说与自己没任何关系。这岂不是最安全的拿钱方法?回到家，他把刘凤明的建议高兴地告诉了妻
子。
自从有了这个办法之后，王效金心里踏实多了。此后，他有意无意地都会给刘凤明打个电话，聊聊家常，问问他厂子的发展情况什么的。刘风明自然明白他打电话的目的，每次总是很知趣地保证：“王总请放心，你的那笔钱，我放在了很安全的地方!”
刘凤明知道，光有保证还是不够的，必须要让王效金知道确切数额才行。于是，他决定每年都向王效金报告一次提成款总额。
1999年3月，糖酒会在成都召开。刘凤明自然要围着王效金转，并告诉他提成款现在是1.5万美元。作为回报，王效金把刘凤明拉到一旁，悄声说：“古井将推出酱香型散酒，勾兑方案已经成熟。你要赶快转产，我们到时候只选一家酱香型供应商，你可以参与竞争。”
刘风明连连点头，同时再三保证，今后一定会继续对王效金表示感谢。经过这么多年交往，王效金知道刘风明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得到他的保证后，王效金吃下了定心丸。于是，他安排属下直接从刘风明的金之酒厂采购酱香型散酒，还美其名曰：“古井是个名酒厂，公开招标向外买散酒有损古井形象，还会影响到新产品的保密工作，这标就不招了!”刘凤明心领神会，2000年春节又送王效金一个礼品袋。王效金兴冲冲地提到家一数，又是20万元!
2003年10月，在沈阳召开的糖酒会上，刘风明再次见到了王效金，并向他汇报：“王总，你放在我那里的提成款已经达到20万美元了。”
“才20万美元?”王效金明显对这个数字没有一点心理准备，非常失望。看到王效金有些不屑一顾的表情，刘风明有些吃惊，暗想：“胃口也太大了吧!”
虽然心里有些气，可跟王效金分手后，刘风明又开始策划开了：皇帝不悦，老百姓的日子是没法过好的，必须再出新招。很快，他有了新主意――把售给古井的散酒提价，提价的部分给王效金不就成了吗?可因为当时市面上的酱香型酒价格呈平稳态势，提价不太可能，这个方案暂时无法实施。
到了2005年6月，市面上的酱香型酒价格开始呈上涨趋势，刘凤明觉得时机成熟了，便跟女婿一起来到亳州。在古井大酒店住下后，他把女婿支开，然后打电话给王效金：“王总，我在古井太酒店，现在有点事想和你商量。”因为有言在先，王效金自然知道商量些什么，放下电话，便匆匆赶到酒店。
两人见面没客套几句，刘风明就说：“王总，现在市而上酱香型酒价格涨得厉害，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涨涨价?你每吨给我提价2200元，我只要700元，余下的1500元给你。加上之前我每吨给你提的500元，以后，我按每吨2000元给你提成!”
好家伙，每吨给他涨价2200元，自己的提成就能达到2000元，这诱惑实在太大了!王效金非常动心，当即回答：“好，就这样吧，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和下面说一声。”
第二天，王效金便安排属下起草提价报告，并明确规定每吨加价2200元。集团的许多干部对这份报告非常不满，因为这次提价与当时市场的形势不符，容易对企业造成不良反应，但无人敢反对：总裁，就是总是一个人裁定，反对者总是要被裁掉。提价方案顺利通过。
面如死灰：小聪明把自己送进高墙
2007年3月，王效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跟刘风明见面。见面时，刘凤明从包里拿出一张纸，上面清楚地记着从1998年至2006年年底，金之酒厂给古井集团供应散酒的总吨数和给王效金提成的美元具体金额，累计‘已达55万多美元。
在实施这个交易方案的几年里，刘凤明曾多次提出，把美元现金交给王效金。但这个时候，王效金手上已有花不完的“活钱”，根本用不着花这笔美元。他觉得这些年合作下来，证明刘凤明还是个很讲规矩、值得信任的人。同时，出于规避风险考虑，王效金始终以“暂时用不着”为由不收这笔钱，就一直把它放在刘凤明手上。
可这么一大笔钱放在自己手上，刘凤明也觉得很烫手，总想找个办法处理掉。
早在2004年，他就建议和王效金合作搞一家卖汽车的4S店，想把给王效金的提成款作为股份投进去。王效金听了非常恼火，发脾气道：“你搞汽车4S店完全是个外行，万一把我的钱打了水漂怎么办?”
被拒后，刘凤明灰溜溜地回了四川。
经过冥思苦想，第二年，刘凤明又赶到亳州，建议和王效金一起在四川成立一家公司，搞成品酒开发，并将给王效金的提成款算作股份投资进去。因为搞酒是老本行，这次王效金同意了，还给他推荐了一名技术能人，可是对方嫌金之酒厂“盘子太小，不能施展才能”，这事才搁置下来。
2006年初，王效金在荷兰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的儿子要父亲帮他完成外币存款任务。王效金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那些美元提成款，立即打电话给刘凤明，让他把款汇到儿子所在的银行去。
刘风明巴不得快点把这笔钱脱手，很快办妥了此事，并在事后打电话告诉王效金：“美元先用了我的名字存进去，以后变换个户头，就到你的名下了!”王效金爽快地答了一句：“好!”
至此，王效金仅从刘凤明处捞到的“好处”折合人民币就有500多万元。而向他行贿者远不止刘风明一人。王效金捞钱的方法的确“令人叫绝”。
北京市安庆广告公司总经理张梅之，为参与古井集团旗下古井九方制药的经营，送上60万元“铺路钱”，王效金就将净资产已估值为2200万元的古井九方制药降到1000万元的“合理水平”。如此一来，王效金把60万元收入囊中，却“大方”地贱卖了1200万元国有资产。之后，张梅之的回报自然不会小气。因为有王效金这个后台撑着，张梅之在九方简直是为所欲为，大发横财，把九方制药搞得乌烟瘴气……
王效金连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后因犯被判死缓)写亲笔介绍信来给古井大酒店装修的公司也不放过，毫不迟疑地收受了该公司老板25万元贿赂。有人戏称王效金是“最牛”的国企高管。
由于王效金如此“带头示范”，古井集团不正之风盛行。许多人看不下去，举报信纷纷飞到相关部门。王效金却并没察觉，依然在古井呼风唤雨。
直到2006年，古井集团财务总监因涉嫌贪污受贿被司法机关带走，王效金才感到害怕，但一再安慰自己：我是对亳州经济有贡献的人，而且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他也只能通过这样的心理暗示来安慰自己了。
2007年3月，参加完全国人大会议从北京回到亳州不久，王效金突然被安徽省纪委“”。直到这时，王效金才真的后悔，后悔自己这些年一直钻在钱眼里出不来了。面对纪委干部，他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同时流着泪表态：“我不反悔，不赖账，不翻供……”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宽大处理。同时，他暗自庆幸刘凤明送给他的那55万多美元一直没收，要是收下了那笔钱，罪行显然要重很多。
很快，王效金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2008年7月24口，王效金受贿案经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并由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期间，王效金对自己的其他受贿事实全部承认，但刘凤明送给他的那55万多美元，他坚决不承认，认为那笔钱自己一直没有收下，不应当计入他的受贿总额。公诉人却通过充分的证据表明，王效金对那5j万多美元有充分的支配权，而且也曾经支配过好几次，毫无疑问应当计入他的受贿总额。
听着公诉方说出的一条条证据，王效金面如死灰：自己当初那一点小聪明根本不管用，最终把自己送进高墙。
酒厂考察报告范文3
2004年五一节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30日上午，在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那修葺一新的法庭里，贵州省原副省长沮丧地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
法庭的判决使既庆幸又伤心。庆幸的是，在犯罪事实的认定上，依然如3月24日开庭时，检察机关指控和法庭认定的那样，他的金额是134.2万元人民币。只有“巨额财产”的数额略有变化。上次检察机关指控的是他尚有176.4万元人民币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而今天法庭认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金额为169.9万元人民币。
想想原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刘国庆（本刊今年第10期曾作报道）仅受贿59万元人民币，就被判刑13年，而自己已受贿134.2万元，还有近170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并罚，却只判了个有期徒刑11年，实在是划算。这就是暗自的庆幸。
当然，被判得这样“轻”，法庭在判词中是这样叙述的：“鉴于被告人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无论是上次公开开庭审理，还是此次公开开庭宣判，有关方面都没有透露因检举何人犯罪而有功这个秘密，只是据有关人士介绍，他检举揭发了过去提拔重用他的那位大恩人、他的顶头上司――贵州省原省委书记。
市长原是“有缝的蛋”
并非贵州“特产”，乃山东日照市人，1946年9月出生，文化不高，中专文凭，但是那张嘴特别会讲、会吹。早在六盘水水城钢铁厂做官时，他就暗地里整了不少钱。那时候就到处传言他受贿，都说他是贪官，把个红红火火的水钢搞得濒临破产，而后被人兼并。但正因为他有了钱，又把省委书记拍得紧，所以，不但没有被查处，反而在仕途上一升再升。1994年他调任中共贵阳市委副书记、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次年升为贵阳市人民政府市长。1997年在副省长竞争中，他挫败对手卢万里（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已于近日被一审判处死刑）而高升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据说，前国务院总理朱基来贵州视察时，曾不屑地批评：“你连一个水钢都搞不好，还当什么副省长？”但是，不以为然，照样在副省长位置上捞钱不止，且安然无恙。
虽然在六盘水的问题只是传言而未被证实，但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在六盘水市就搞惯了手脚，搞大了胆子，才会一到贵阳后就马上“进入角色”，马上和贵阳市的一位个体老板，即快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林勾搭上了。
陈林是在刚刚当上贵阳市市长时认识的。那是1994年6月，被省里一位重要领导请去吃饭，席间他第一次见到了陈林。不久，到1995年1月，也就是春节的前一天晚上，应该说是认识没多久吧，陈林第一次直接进了刘市长的家门，说是给拜个早年。拜年的礼品是一个装茅台酒的纸袋子，里面装有两瓶普通茅台酒。两瓶普通茅台酒值不了多少钱，那时的价格不过四百来元。陈林有点怕瞧不起那两瓶普通茅台，临出门时便指着放在茶几边上的茅台酒纸袋子说：“刘市长，这两瓶酒你留着自己喝，别送人，里面有点东西，表示个意思。”精明的刘市长岂没听出“那里面有点东西”的弦外之音？果然，待陈林走后，从那两瓶普通茅台酒下面取出了三个信封，每个信封里有一万元人民币。
陈林给送上这三万元，自然是有他的目的。在给“拜年”时，陈林就已经向发出了暗示：“我现在正在搞贵阳市中华北路‘01――19’地块的开发项目，请刘市长以后多多关照。”一般来说，对于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认识不多，交往不深，是不敢贸然送钱以事相求的。而陈林为什么胆子这么大？这正是当今行贿受贿中的一个重要法则：凡行贿者必先摸清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物，摸准了便放心大胆地送，即是说，苍蝇专盯有缝的蛋。虽然身为市长，但骨子里是何许人氏，陈林早已摸得一清二楚，故敢于裸地大胆送钱。
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了3月，陈林的那块项目地仍旧迟迟不能批下来，陈林就直接走进刘市长的办公室，也直截了当地请刘市长过问一下，让报告早点批下来。有了三万元的情，也不含糊，说：“可以的。”这就是的耿直处，即社会上传言的是个讲义气的人，他说要办就一定会办，不像有些贪官那样酸不拉叽的赖账。
就这样，不过是三万元的小意思，陈林的目的达到了，就在这块名曰“01――19”的地块上，少缴了近百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和城市配套费。
陈林得到这块“便宜地”后，又通过的权力，赚了一大笔钱。
转眼间到了1996年5月，不仅是市长，并且兼任了贵阳市城市合作银行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
当陈林得知贵阳市城市合作银行（即市商业银行）的办公大楼正在选址，而市商业银行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时，陈林用一只有拉链的蓝色旅行包整整装了一包人民币，坐车来到家。他开门见山地对说：“听说商业银行办公大楼选址的事要报上来，请刘市长过问一下，能不能就选我那中华北路的‘01――19’号地块？”
欣然收下了那蓝色旅行包，待陈林走后，打开那旅行包数了数，百元票面的人民币，刚从银行取出来的，百张一捆，共20捆，即是说共计20万元。
对这20万元，觉得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经过近两年的运作，已经把市长的权力运用得得心应手了。他进一步体会到，现在，共产党的许多干部不是怕那些什么党纪国法，怕的只是权力。一个干部只要会用权，你就能心想事成。这事后来的发展，就完全是按照的意图走下去的。
然而，当了还要立牌坊。在做买卖时，真是做得合理合法，滴水不漏。
他先是以筹备组长的名义给那银行的一位行长打电话，表面上只是发表个人意见：“快达房地产公司有一块地很好，地理位置不错，可以充分考虑。”一个“充分考虑”四字便有了很深的含意。然后，又给另几位筹备组负责人打电话商量：“快达公司有一块地，可以看一下是否合适，合适的话你们可以考虑考虑。”这些下属在听了组长的意思后，自然明白主子的意思，也都顺着竿子爬。后来，筹备组在商业银行办公大楼选址审批报告上，虽然也假惺惺拟写了一二三几个方案，但却是把“快达公司”的那块地当作首选的最佳方案报给了。那报告上，各位负责人都签字首先同意选“快达公司”的那块地。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是大家都选中了陈林的那块宝地，尊重下属的意见，也就在报告上最后签字同意买陈林的那块地了。于是，陈林狠狠要了一回价钱，赚了个够。大家也心照不宣，知道刘市长和陈林好，也不便和陈林过多讨价还价，陈林说多少也都依他了。
看，这么一桩腐败的买卖，竟然是在充分酝酿的民主集中制的运作形式下完成的。多么悲哀的腐败环境。
事情都在吃饭的包间里搞定
这样的环境无所不在。它甚至渗透到我们社会的角角落落。在贵阳市任市长期间，还为陈林谋了一笔更大的利。
那是199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陈林又是去给拜年，依然是装茅台酒的纸袋子。虽然这次只有两万元人民币的现金，但那瓶茅台酒却是30年陈酿的上等佳品。这次的意思很明白，还是在1996年夏天，陈林就找过，说某某集团的塔楼要改造成酒店，希望刘市长给那个集团的总经理打个招呼，把那装修工程拿给他做。当时就给那个总经理打电话，那总经理倒是答应了刘市长，但只定了三层楼的装修工程合同，并没有把全部工程给陈。那么，刘市长能不能再做做工作，把全部工程都给弄过来呢？
就在陈林于1月份给拜了年后，2月份的一天，出面了。
那天，陈林打电话给那位女总经理，请她在某火宫殿吃饭，并说刘市长也要去的。这是陈林怕那位女总经理不给面子，才抬出了这尊大菩萨，那位女总经理自然就准时赴宴了。殊不知一进那豪华的包间，没想到还有一尊更大的菩萨已经在上座。
你猜是谁？――省委书记。
他们就这样经常被这些老板精心地喂养着，能不腐败吗？席间，再次向那位女总经理打了招呼。于是，陈林终于如愿以偿，弄到了这工程的全部。按照那位女总经理事后的话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照办。”
那工程完工后，也完成了从贵阳市市长到贵州省副省长的升迁。到1998年1月，又一个春节来临之际(陈林总是在春节来临之前拜早年)，陈林根据此次装修工程的丰厚利润，特别准备了一份厚礼：一瓶1918年酿造的80年陈酿老窖。除了这瓶珍品茅台外，另外就是50万元的人民币现金。
面对这50万元的人民币，居然收得脸不变色心不跳，连一个“谢”字也不说，只一个“哦”字，何等的老道。
就这样，单是在陈林这里，就受贿了人民币75万元。
许多工作，不是通过开会来解决，而是通过一个精心布置的饭局来敲定。这就是解决问题的高招。它完全就像我们老百姓形容某些官员腐败的官僚作风那样――以酒桌为纽带，小吃小办，大吃大办；嘴上抹油，原则全丢；嘴巴一抹，事情办妥……
如收受贵阳市某建设集团公司女董事长刘某35万元人民币及3万元美金的事，就是通过饭桌子上的瞬间解决的。
某建设集团公司的刘董事长看中了贵州省化工机械厂（以下简称化机厂）的那块地盘，并和化机厂签订了土地转让开发合同。刘董事长要用这块地盘建什么“常青藤”小区的商品房。可是化机厂却一直迟迟不见搬迁。于是刘董事长多次找诉苦，请求刘省长出面做做工作，让化机厂早日搬迁。可一直推说很忙。
这刘董事长也是个有气魄的女能人。那天晚上，她先取了35捆人民币，每捆一万元。然后打电话给说有急事要见他。说让她到他家楼下见。见面后，女董事长说：“刘省长，化机厂再不搬迁，我投入的1000万元就打水漂了。”知道女董事长夜到楼下的意思，便爽爽快快地说：“好的，我帮你一把，再催催。”女董事长接着把那装有35万元人民币的黑布包和有关资料递给。明知故问地说：“是什么东西？”女董事长说：“一些小礼品，你拿上楼去看吧。”
我们说过，是个耿直的人，他只要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办。
事情是这样解决的：那天，的秘书打电话给女董事长，让她在贵阳的茅台金波酒店订个号，晚上刘省长要请一些厅长吃饭。这顿饭自然是上了档次的高标准，客是请，钱是女董事长出。一边主持大家喝酒，一边给厅长、厂长等作指示，要加快搬迁进度。在这友好热烈的气氛中，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后来，那女董事长的儿子为了得到开发贵州饭店、云岩饭店及八角岩饭店的项目工程，也给送去3万美元的小意思。老娘送过了，儿子接着送，是不是这腐败问题就一辈又一辈的延续下去？当时也已答应了女董事长的儿子。可惜还没办成，东窗事发，便被中纪委两规了，时间是2002年9月25日。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账怎么算？
案发当初，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得知总共才受贿134.2万元人民币，皆认为一个堂堂副省长，才受贿一百多万元，其实还算清官之列。不知持这种观点者，要有多大贪污受贿的数额才算贪官。
当然，受贿的犯罪事实绝不仅仅如此，绝不仅仅是从任贵阳市副市长开始到副省长为止，也不仅仅是在陈林、女董事长母子二人身上有受贿行为。社会上传言他在六盘水任职时就开始受贿，难道是谣传？贵阳市那么多个体老板，的权力那么大，难道说也只有这两个老板才求他办事？只不过不说，那些行贿者也不说，法律就只能让这类人拣便宜罢了。
案发后，中纪委查扣了的各种银行存单、存折、国库券、股票等共计人民币409万元，美元3万元，港币6万元，其家庭财产总计折合人民币约440万元。检察机关认定的家庭财产约折合人民币422万元。
这422万元中，减除受贿的134万元后，还有近300万元的巨额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家三口：妻子、儿子。其妻倒是有工作，有奖金，也有些福利。但儿子在部队当兵4年，只有两万元的花销而没有什么大财。
精心算出了这些年他两口子的奖金、福利等收入，再加上儿子退伍后参加工作两年的工资，共计有91万元应属于合法收入。这一点，检察机关认了。
说，这些年他的各种存款、国库券所产生的利息应属合法收入，检察机关认真查证，认定他这些年各种存款的利息就有12万元，这也算吧。
说，他老婆病了，亲戚朋友看望而送的钱应是合法收入。经检察机关查实，那一年的老婆住院，收到的看望费有4.62万元，其中刘某一人就送了4万元。
这就有了107.6万元的合法收入。
那么，还有190多万元是从哪里来的呢？
又说，他自从当了贵阳市副市长，特别是升上副省长后，经常有人整箱整箱地送他茅台酒。这些酒喝不完，只好拿出去变卖，这卖酒的钱当算合法收入吧。
如果不是在市长和副省长这个位置上，会有人送他那么多茅台酒吗？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这样做廉洁的模范？这是的劳动所得吗？这究竟是不是合法收入？宽宏大度的检察机关和法庭也承认了这是的合法收入。卖茅台酒是事实，但究竟卖了多少？检察机关和发生了分歧。
在法庭上，说他卖出的茅台酒共收入人民币80多万元。就算这是真的，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腐败？
后来，法庭支持了检察机关的意见。检察机关认定的是，在2001年春节前后变卖茅台酒304瓶，2002年春节后卖酒100瓶，共计收入人民币20万元。
酒厂考察报告范文4
如果没有河南省酒业协会“搅局”，信阳市委、市政府的“禁酒令”还不会在全国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
信阳“禁酒令”是2007年1月初开始实行的，当时的影响仅限于信阳市内。去年末和今年初，多家媒体报道和讨论信阳“禁酒令”，截至今年2月18日投票截止，在人民网评选的“2007年十大地方新政”中，信阳“禁酒令”的票数名列第一。
豫酒困境
“我们不是反对信阳‘禁酒令’，只是质疑。”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说，“酒企把情况反映到协会，协会不能不表述一下意见。”
酒业协会对“禁酒令”最初的异议，出现在2007年12月22日，熊玉亮在全省第四季度名牌骨干白酒企业联席会上的讲话。他在谈到“协会近期工作”时说：“针对部分省辖市党委、政府规定的‘禁止公务人员在工作日中午饮酒，明知故犯者，就地免职’的规定(俗称‘禁酒令’)，经咨询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公务员中午喝酒，是公民个人生活领域，只要不影响工作，公共权力就不能干涉私人生活。对饮酒影响工作的可以按《公务员法》处理，而不能超出法律规定制定文件代替法律。协会待汇集行业意见后拟向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政府法制办反映，要求修改或撤销这一规定。”
当时，河南省除信阳市之外，还有南阳、许昌、开封、商丘、驻马店等城市也提出“禁酒令”，另有一些城市正准备搞“禁酒令”。同时，河南省公安厅、省工商局、质检局等单位亦在本系统内提出过类似“禁令”。
河南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针对“禁酒令”的这番讲话，有个大背景，就是本省白酒行业目前面临的困境。
河南白酒最好的光景是1990年代，到1998年达到顶峰。当时河南的白酒产量居全国第三，宋河、宝丰被评为全国名酒，还有一大批省优、部优酒。仰韶、宋河、林河、宝丰、赊店等白酒品牌都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每年一掷3000万。
河南的白酒企业，最初都是当地政府办的，所谓“当县长，办酒厂”。因为白酒的利润率超过200％，资金周转也很快。
但是，到1999年，豫酒就跌入了低谷。一是国家税收体制调整，酒类企业的增值税、消费税都让国家拿走了，地方办酒厂的积极性不如过去了。二是从1990年代中期，河南白酒厂急功近利，从四川大量购进原酒勾兑，丧失了河南酒特有的风格，反而培育出一大批川酒风味的消费者。
1999年至2001年，河南白酒连续3年产量下降、经济效益下降。1998年河南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的产量是42万吨，到2001年只有15万吨。
熊玉亮正是1999年明从河南省轻工厅调来省酒业协会担任会长的。
熊玉亮说，从2002年起，随着制药、房地产等业外资本的进入，河南白酒行业又逐渐好转。但豫酒至今没有全国性品牌，所以很难做全国市场，应从实际出发，做好区域市场或家门口市场，有选择做一些区域重点市场。
既然河南白酒主要只能在家门口销售，而白酒消费的主渠道之一又是公务、商务接待活动，各地争相出台的“禁酒令”，便可能会影响河南白酒的“复兴”大计。
公务用酒之争
因“禁酒令”而闻名全国的信阳处于我国南北交界处，既是南方的北方，又是北方的南方。所以信阳人既有南方人的讲究，表现在爱吃上；又有北方人的豪爽，表现在海喝上。但信阳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全省最低，中午喝酒多数都是喝的公款。
信阳市的主要公务、商务接待用酒是金谷春系列酒。“金谷春”是五粮液集团的品牌，但酒的产地却在信阳市淮滨县，它是采用五粮液集团的酒浆原液，在淮滨乌龙酒厂勾兑灌装的。这项合作，是10年前到淮滨县定点扶贫的中纪委工作队员为双方牵的线。“金谷春”系列酒的开发成功，迅速使乌龙酒厂成为当地龙头骨干企业，不仅增加了县财政收入，而且还推动了当地玉米、高粱、红薯等相关农产品的发展。
据乌龙酒厂一名领导说，去年该厂的销售收入比前年下降两成，主要原因就是信阳搞了“禁酒令”。这名厂领导的言论见诸媒体后，因为不合当前信阳政治的大气候，他受到县领导申斥，令其收声。
信阳市监察局局长尹建基承认，“禁酒令”肯定会对白酒企业有影响。他说：“因为信阳公务员是当地白酒消费的主体。‘禁酒令’下达后，信阳白酒的销售如果不受影响，反而说明我们的禁酒无效果，逻辑上说不过去。但是，我们也调查过，金谷春的销售是分片的，虽然它在豫南片的销售受影响了，其他片没有受到影响。”
河南的白酒消费市场，公务、商务招待用酒是一大块。但公务招待用酒以“茅、五、剑”为主，处级以上干部基本上都喝茅台。熊玉亮说，他从茅台酒厂得到的消息，茅台酒全国销量的前三名是贵州、北京和河南。
熊玉亮说，河南酒的酒质还行，但是档次低，品牌不响亮。2002年河南各大白酒厂陆续改制后，都开始主推中高档酒。“茅台酒八九百块钱一瓶，它就真值那么多钱?喝茅台已经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成了面子问题。现在我们宋河的‘共赢天下’也卖到了400多元，宝丰、赊店酒也有二三百块一瓶的，喝豫酒也不丢面子了。而且外省人到河南，都想尝尝这里的地方风味，喝点河南酒。”
因此，从前年开始，由省酒业协会策划，河南省酒类企业的十几名全国及省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搞“关于在全省各类公、商务活动中使用河南名酒的议案”，连续提了两年，熊玉亮说“喝豫酒”的提案今年还要搞。
他说：“政府不是没有理睬我们，这事儿不能明说，他们实际上还是支持的。省接待办已给过我们答复，他们挑选了部分豫酒作为招待用酒。另外，今年我们给省委书记徐光春、省长李成玉写了信，希望两位省领导带头喝豫酒。李省长不喝酒，徐书记现在每逢重大招待场合都喝河南酒，起着亲身倡导作用。”
河南省酒业协会原为省轻工厅的二级单位，2003年机构改革后，轻工厅并入商务厅，酒业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亦随之变更。力倡“禁酒令”的信阳市市委书记王铁，曾当过商业厅下属的糖酒公司经理。2003年机构改革时，原商业厅的一部分职能亦并入商务厅，因此，现商务厅中高层干部中，有多名王铁书记以前的同事。
河南省酒业协会对“禁酒令”的质疑。本来想在今年省两会期间搞提案，但因被媒体提前曝光，遭到自己的业务主管――省商务厅喝止，就不再搞了。
禁酒令是否违法
亢银忠是河南德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熊玉亮讲话里提到“经咨询，这(‘禁酒令’)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他所咨询的就是亢银忠。
接受河南省酒业协会的咨询委托后，亢
律师写了一份近万字的《关于对信阳市政府对公务员中午禁酒的法律意见书暨酒类企业危机公关策划方案》，大致意思是：
公务员中午喝酒，是公民个人生活领域，只要不影响工作，公共权力不能干涉私人的生活问题；
《国家公务员法》中，并没有明确条文规定公务员中午不能喝酒，倒是规定了对公务员违纪的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对个别干部喝酒影响工作的。可以按照《公务员法》依法处理，而不能超出法律规定制定政府文件代替法律；
信阳市规定：对违反“禁酒令”的人员，督察组可以“先斩后奏”，处理后再汇报，还可公开曝光。这是和国家历来强调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定程序处理违法者”的要求相违背的。
亢律师万言书的最后，建议河南省酒类企业进行“危机公关”，包括向省人大、政协、省政府、省监察审计等监督机关及媒体反映，要求上述部门进行监督，迫令信阳市委、市政府纠正其“禁酒令”。
然而，如果真像亢律师所言，“禁酒令”侵犯的是公务员的私权和个人生活领域，那么由酒类企业出头替公务员申张权利(虽然是中午喝酒的权利)，是否有申诉主体错乱之嫌?反之，如果“禁酒令”侵害的是酒类企业的合法经营权，酒类企业当然有权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予以监督、纠正，但亢律师的意见书里却没有与此相应的事实、数据和请求。
对这个问题，亢律师沉吟一下,然后说：“信阳的公务员要受当地政府领导，就是有意见他也不敢申诉；其他地方的公务员，只要‘禁酒令’侵害不到他的权益，他也不会申诉。”
亢律师的言论曝光后，在网络和报纸、电视上引起纷纭争议。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河南省酒业协会及其委托律师对“禁酒令”提出异议，这种做法值得肯定，证明了中国人法治观念的提升。但姜又说，就具体事件而言，“禁酒令”是符合法治精神的。
亢律师是姜明安教授的崇拜者。对于姜教授的表态，亢律师很兴奋。他说，我不反对“禁酒令”，反对的是“一刀切”。干部中午喝了酒，下午不上班，说明政府的管理有问题。如果他下午不上班就当不成公务员了，他敢这样做吗?现在不让他中午喝酒，但他晚上变本加厉地喝，喝得酩酊大醉，也会影响第二天上班，这个怎么处理?
亢律师又说，如果经过充分论证，“禁酒令”确实可行，我们有必要建议人大代表搞个提案，修改《公务员法》，干脆将“禁酒令”写进去!因为现在各地的“禁酒令”内容不一，有的是市里出台，有的是县里出台，还有的是部门出台，有些乱。
英国BBC、美国《纽约时报》、香港凤凰卫视等境外媒体也请求采访亢银忠律师。亢律师很兴奋，但他请示了自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领导后，谨慎地拒绝了采访要求。
微妙的省纪委“禁酒令”
信阳市纪委效能监察室的王主任说，“禁酒令”不是信阳市的发明，省纪委2005年就发过文件了。去年年初他们提出“禁酒令”，正是依据省纪委的这份文件。
河南省纪委的纪发(05)10号文件，题目是《关于严禁机关工作人员影响公务和形象饮酒行为的暂行规定》，其中第二条：机关工作人员饮酒应遵守下列规定：1、不准工作时间和工作日中午饮酒(下略)。
这份文件申明，本规定的适用对象是全省所有公务人员；如有违反者，情节较轻的，按管理权限由有关机关和单位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组织处分；情节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但省纪委文件的第二条第一款后面还有个括号：(重大庆典、重大对省外公务接待活动等除外)。河南多个省辖市在制订本地“禁酒令”时，都照搬了这个括号。
最早报道信阳“禁酒令”及省酒业协会异议的《河南商报》记者徐振江说：“为什么河南很多地方都搞‘禁酒令’，只有信阳效果明显?一是他们的禁令没有这个括号，二是他们有专门的督察组，逮住了就罚，所以干部不敢中午喝酒了。”
徐振江等记者曾到豫东某县采访，县里有关部门中午要设酒宴招待他们。徐问：“你们县不是有‘禁酒令’吗?”对方回答：“你们是重要客人，我们这算‘重要的对外公务接待活动’，可以除外。”
另一次，有个投资考察团到亦实行了“禁酒令”的某省辖市考察，中午市长设宴接待。开席前市长说：“很抱歉，因为我们有‘禁酒令’，我不能喝酒，我让副市长来陪大家吧。”市长走后，副市长说市长发了话，下午我不用上班了。他喝得酩酊大醉。
信阳市纪委效能监察室的王主任说：“我们信阳没有这个括号，不论什么人，不管什么情况，也不管他喝的什么酒，执行和处理都不留任何空间。”王主任说：“去年年初，省委徐光春书记来信阳，我们跟徐书记说了‘禁酒令’，徐书记都带头遵守。那些信阳籍的老将军(信阳的新县是红色老区，出过许世友等将军，人称‘将军县’)来了，中午也自觉不喝酒。”
去年年初，信阳市委、市政府的两个“一号文件”，是把“干部作风建设”和“优化经济建设环境”的号令绑在一起发出的。关于“干部作风建设”里有5条禁令，“禁酒令”是其中之一。
两个文件发出后，信阳市委、市政府随即成立了“信阳市干部作风建设、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督察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由信阳市委、市政府领导及市纪委书记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是市监察局局长尹建基。
尹建基说：“‘禁酒令’为什么信阳执行得好?不带括号和有专门机构督察这两个原因都对。但我觉得应该列为第一条的原因是：‘一把手’的决心大。因为中国的事情，只要‘一把手’不去认真。啥机制都能搞坏了。”
信阳“禁酒令”也确实被外界视作王铁书记的个人“铁腕”作风的体现。为了体现对“禁酒”督察工作的重视，“督察办”下设3个督察小组，组长都是特聘的退居二线的正处级干部。去年8月1日，王铁书记召开座谈会，总结督察经验。然后要求各县区都要成立督察组。
去年至今，信阳已查处了444名违犯“五禁令”和“十不准”的公务员，其中处分164人。这些公务员大部分都是因违犯“禁酒令”而被查处的。
刘贵荣是第三督察组的组长。她说开始时最大的阻力来自自己。担心会得罪人，但到现在，还没人跟督查组成员纠缠。“现在我们不敢说这个现象已经杜绝，只是问题越来越隐蔽了。像公安系统早就有‘禁酒令’，但干警外出时喝酒，领导就不容易发现；乡干部到村里搞调研、参加农村的红白喜事时也会喝酒。还有的干部头天晚上喝酒多了，影响第二天工作，也不行。只要我们测试出他有酒味，就视为今天喝酒。”
刘说，针对日渐隐蔽的问题，他们几个督察组正在研究新的对策。
矛盾的禁酒心理
由于没想到“禁酒令”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信阳市的相关部门表现出矛盾心理，一是既想宣传现在“禁酒”的成绩，又不想把过去的风气说得太不堪；二是既想把“禁酒令”执行得雷厉风行，又想避免引起“是否违法”之类的怀疑和争议。
关于信阳市对媒体声称的“‘禁酒令’实施半年来，节省招待费4300万元”这个数字，尹建基说：“我认为这个数字没有夸大。有人说半年节省43007Y，一年岂不就上亿了?信阳市的招待费该有多少亿呀?但按照大家公认的数字，全国公款吃喝一年3000亿元，分到每个地级市又是多少亿呢?我认为信阳还不算多。公务招待费是个很模糊的东西，虽然国家有规定：只能将财政预算的2％用于公务招待，但这个费用各部门的财务报表上都不显示，却每天都在发生，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个市究竟有多少招待费，它是国家财政管理的一个空白，是管理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
尹又说，4300万的数字，是按照信阳每个市、区直属单位及每个乡镇每天一桌酒席来算的，“实际上，随便到一个乡镇，经常中午都有几桌客人。”
自从郑州的亢律师发飙，认为信阳“禁酒令”违反了《公务员法》，并有侵犯私权之嫌后，信阳方面在宣传成绩时都谨慎起来。市纪委效能监察室的王主任说：“所谓‘就地免职’是媒体说的。我们对违犯规定者，是严格按照《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效能监察暂行办法》等进行处理的。免职只是一种组织措施，对于错误情节恶劣的公务员，有必要暂时停止他的职务，以便于进一步调查，调查后再按规定处理。免职不是撤职，没犯错误的干部，因工作调动等也可以免职。”
市监察局局长尹建基说：“处理与处分不同。处理包括检讨、通报批评、免职等，处分是正规的处罚，党员干部犯错误到一定程度才会受到处分，包括党内警告、行政警告、记大过和撤职等。”
至于“督察组可以先斩后奏”这个说法，在刘贵荣持有的“特别督察证”上是如此表述的：“持证人对督察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有权当场提出处理意见，并报市督察工作办公室，同时监督相关部门落实到位。”
尹建基局长说：“我们是这样提的，但督察组还是要汇报。可以先让违犯者写检查，停止工作，这不是处分。等到调查报告上来，我们进一步核实情况，再按干部管理权限处理。”
尹建基表示：“我们处理了这么多公务员，没有一个申诉的。人民群众对此也很满意，说明过去的做法是不合适的，现在的做法是合适的。今年2月中旬，河南省纪委调研室专门来信阳调研‘禁酒令’，省纪委的调研肯定了我们的做法，并将材料报到了中央。”
酒厂考察报告范文5
张军用几天的时间制定出了一份开发新客户的计划书和路线图，把家中和矿上的事情交代一番后，就只身一人踏上了征程。他实施计划的第一站是吉林省的四平市，那里有一家大型啤酒厂，每年的用煤量在10万吨左右，是张军心目中的大客户，并且也用褐煤，运距也能够的上，张军准备把它拿下。
到四平后，张军首先找一家旅店住下，精心准备了几套方案后，便开始去那家啤酒厂拜访。因为煤炭实在是太紧张了，因买不到煤而急得哇哇乱叫的单位比比皆是，因此，张军受到了啤酒厂的热情接待。采购部的王兴经理与他几次谈判后，把协议的初步意见报请采购委员会和采购总监后，对协议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最终，张军和啤酒厂就煤炭购销达成如下协议：啤酒厂从张军处购进5000吨褐煤，送货日期一月后，价格每吨300元，热值4000卡以上。货到后啤酒厂检验热值，合格后付款，如果热值低于4000卡，则每低于100卡折价每吨4元，如果低于3500卡，啤酒厂有权拒付货款。虽说此协议对张军有点苛刻，但是，张军了解到该厂的效益不错，规模也很大，对供应商从来都讲信用。再则，张军对这个大客户志在必得。所以，他便很有信心地在协议上签了字。然后，就准备回去组织货源。
在张军准备回去的头天晚上，啤酒厂采购部经理王兴来到旅店，一番寒暄后，便拉着张军进了饭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俩人就酒酣耳热地无话不谈了。借着酒兴，王兴对张军说：“张老板，今个儿咱哥俩喝得投缘，我也就守着明人不说暗话，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其实呀，您的这笔生意完完全全能够额外再赚一笔您想不到的大钱。”张军一听来了兴趣，忙给王兴点了一支烟，然后急切地说“请王经理指教”。王兴呷了一口酒，又吐了一个优美的烟圈后，很深沉地说：“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我兄弟二人能够通力合作，您的这批货多赚10万是没问题的。10万元呀，我的天，那是个啥概念呀!”王兴说得很激动，张军听的也是热血沸腾。张军忙给王兴敬了一杯酒，然后说：“愿闻其详。”于是，王兴便说出了一个偷梁换柱的计划。
原来在啤酒厂负责煤质化验的刘某是王兴的亲属，他怂恿张军用3500卡的煤代替4000卡的送来，然后，让刘某开具假的合格检验报告单，这样3500卡的煤就能卖出4000卡的价钱。在市面上，二者的价格每吨差20元，5000吨就是10万元呀。开始，张军不同意这样做，怕万一搞砸了就会造成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后果。为能够打消张军的顾虑，王兴立马打电话把刘某叫来，刘某说他经常与煤炭供应商进行这样的“合作”，从没有出过事。又说，张军的煤并非单独使用，要和双鸭山的高热值煤混合使用，热值低点没关系，根本不会露馅。在王、刘二人的游说下，张军有点抵挡不住那10万元的诱惑了，不过他多了个心眼，没有当场表态，说考虑一下，明天答复。
第二天一大早，张军就去啤酒厂了解刘某的情况。他了解到，刘某的确是啤酒厂负责煤炭检质的，后台也很硬，在厂子是个“重量级”的人物。这下他的心有底了，主动邀请王、刘二人到饭店相聚，把“合作”的诸项事宜密谋一番，然后，他就回去组织货源了。
酒厂考察报告范文6
19世纪开始，葡萄酒已是欧洲国际宴会中不可或缺的酒种。在世界进出口大宗贸易中，酒类贸易额居第四位，其中葡萄酒占主要比重。而改革开放前中国干红葡萄酒不仅无货可供，国宴上用的高品质葡萄酒也只能全部依赖进口。
迫在眉睫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前，了解到中国没有正宗葡萄酒，便自带本国加利福尼亚州Schramsberg葡萄酒来华以酒会友，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困境由此可见一斑。尽管那时有茅台酒相迎，但却没有国际标准葡萄酒摆上国宴。
不仅如此，据一份1977年中国驻法大使商务处函件显示，此前中国出口到法国的半汁葡萄酒全部被退回。函件中谈到，“贵国这种酒精饮料既不是葡萄酒，也不是开胃酒，不符合欧洲共同市场标准，禁止进口。”
国产葡萄酒在经济和外交上的疲软，使中国政府意识到葡萄酒不仅是一种国际性饮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的缩影，中国必须即刻着手研发具有国际水准的葡萄酒。
合作填补空白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轻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的政府职能开始从指令型向服务型转变。为了使国产葡萄酒在品质上达到出口创汇水平，提高国民饮酒档次，他们开始把推动国际标准葡萄酒酿造纳入实施计划，逐步确立了葡萄酿酒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轻工业部第一次派出专家到国外考察学习，以便取得真经后，指导国内葡萄酒企业。
1979年，国家轻工业部组织“赴法国考察葡萄酒、白兰地生产技术”小组，目的之一是借鉴法国先进酿酒经验，协助国内企业填补干红葡萄酒空白。
国家轻工业部认为，昌黎葡萄酒厂的三大优势可以为此项科研提供坚实平台。一是产区优势；二是技术优势；三是成果优势。
1981年1月25日，国家轻工业部食品发酵研究所与昌黎葡萄酒厂达成合作协议。为把这项研究工程落到实处，双方把总体任务分解为三项合同。在当年分别签署了“酿酒原料优良葡萄品种选育研究任务书”、“间歇热处理果浆酿制干红葡萄酒设备试制研究合同”、“新工艺或新产品的科学研究合同”。
为提高工作效率，特别组成了以昌黎葡萄酒厂技术厂长为组长的“干红试制工程技术领导小组”，下设5个专业组。期间，优良葡萄品种选育和新设备试制同步进行。
昌黎葡萄酒厂与轻工业部所辖的科技局、机械局、酒局、食品发酵研究所、广州轻工设计院研究所、上海饮料机械厂、新乡轻工机械厂、湘潭轻工机械厂“各有分工，九方合作”，相继完成破碎去梗机、压榨机、缓冲罐、旋转换热器、椭圆新转子泵、薄板换热器、保温过滤贮酒罐、发酵罐八项设备的设计和制造，部分指标已达到国际水平。与此同时，昌黎葡萄酒厂根据新工艺要求，投资317万元完成5133平方米厂房和4000吨干红葡萄酒生产能力的扩建项目，对上述酿酒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和生产试车。至此，“间歇热处理果浆酿制干红葡萄酒设备试制研究合同”圆满成功。
中国干红“第一瓶”昌黎诞生
1983年5月20日，中国第一瓶向国际标准过渡的“北戴河牌”干红葡萄酒正式诞生。
1984年，“北戴河牌”干红葡萄酒分别在“全国开发新产品经验交流表彰会议”和“轻工业部酒类评比大赛”上获得新产品奖和金杯奖。从轻工业部编撰的《中华美酒》一书中发现，在当年11种获奖葡萄酒中，“北戴河牌”葡萄酒是唯一夺冠的干红品种。
此项研究体现出的首创精神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葡萄酒行业高度重视，昌黎葡萄酒厂由此成为中国当代干红葡萄酒技术人员的第一所“大学”。甘肃黄羊河葡萄酒厂、新疆鄯善葡萄酒厂、宁夏银川玉泉葡萄酒厂、山东禹城葡萄酒厂、湖北枣阳果酒厂等全国果酒企业，纷纷派技术人员到昌黎葡萄酒厂学习，为行业培育了一大批酿酒人才。昌黎由此被誉为中国当代干红葡萄酒的发源地。
历时5年的科研攻关落下帷幕后，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和开启市场两大课题迫在眉睫。昌黎葡萄酒厂一面进行科研成果推广，扩大优良葡萄品种基地面积；一面寻找资金合作伙伴及市场突破口。期间与法国玛蒂尼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形成了可行性报告。
当“北戴河牌”干红葡萄酒进入北京友谊商场、长城饭店、建国饭店、北京饭店、昆仑饭店、多伦多酒店时，国外客人因首次见到中国本土干红葡萄酒，十分好奇，纷纷品饮，打破了干红葡萄酒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1987年在昌黎葡萄酒厂高档车间，生产出第一批“长城牌”干红葡萄酒并出口欧洲。
1988年8月9日，华夏葡萄酿酒有限公司踏过层峦叠嶂之后，终于宣告成立。它是由河北省昌黎葡萄酒厂（占40%股份）、法国鹏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酒饮料分公司（占30%股份）组成的中法合资企业。
1989年8月18日，在法国第29届国际评酒会上，他们为中国葡萄酒夺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枚特别奖。1990年10月22日，新产品再次“出征”法国，在巴黎第14届国际食品博览会上夺金，这标志着华夏已经为中国葡萄酒产业点燃了涅槃之火。
葡萄种植突围，华夏在建厂之前的1986年首家引进国际酿酒葡萄酒名种飞，1988年建厂后又相继大批量引进名种开荒建园。
产品研发突围，继1990年完成“采用旋转发酵罐生产高档干红葡萄酒”国家重大葡萄酒科研项目之后，又担当起国家星火计划项目“高档桃红葡萄酒新工艺研究”，首批酿造的1700箱长城桃红，成功销往美国市场。随后又远销英国、德国、瑞典、荷兰、比利时及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欧亚2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出口量以40%的幅度递增。
昌黎崛起
2000年8月，昌黎被命名为“中国干红葡萄酒之乡”、“中国酿酒葡萄之乡”和“中国干红葡萄酒城”。2002年8月，“昌黎葡萄酒”成为全国葡萄酒行业第一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1年8月，华夏长城、茅台、朗格斯等国内知名葡萄酒企业成立“河北·昌黎酒业联盟”联合发表《昌黎县葡萄酿酒企业诚信宣言》，塑造昌黎葡萄酒品牌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