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政策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政策变迁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161-0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名称曾经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教育”、“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等，直至现在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变化。每一次课程名称的变化，都与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紧密有关。依据中国社会、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等宏观政策变化过程，可以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49―195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一规定为相关部门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1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将“新民主主义论”列为文、法、教育（或师范）学院的公共必修课之一。此后，“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前身，正式进入大学课程体系。
事实上，1949年10月8日颁布的《办法》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献。例如，它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目的及重点并没有详尽的规定，对政策如何实施也缺乏规划。这种情r到了1950年有了改变。1950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和任务，详细说明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重点，应包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等七个方面。
但是，各高校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1953年6月，高教部下发了《关于改“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和重点的通知》，正式将“新民主主义论”调整成为“中国革命史”。这一做法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密切相关，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将课程内容扩展为“中国革命史”是一种必然趋势[1]。为了提高教学质量，1956年9月，高教部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这是对以往课程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其中规定了“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学期、学时以及课堂讲授与讨论的学时比，以及课程的考核要求等等，较为详细。
总之，自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高校“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属于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相关部门在制定课程政策时基于以下背景：一是对学生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决定了高校“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的开设。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结合政治运动开展教育，使学生的政治认识有明显的提高[2]。二是国家的政治任务及全国高校教学实际情况的发展和要求决定了该门课程政策的调整和变迁。三是在课程目标上，突出强调革命性。有的文件中就强调要让学生树立和巩固革命的人生观。因此，这一时期，反映在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以下特点：一是对于历史教育而言，更多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视角而制定政策。至于“新民主主义论”课，在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上往往也是围绕着国家政治任务而展开。例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文提到的高教部于1953年6月颁布的《通知》中指出“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要“特别着重说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以加强学生的反帝爱国主义思想。”[3]二是历史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点，这个指导思想也一直持续到“98方案”出台以前。“新民主主义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在全国各个层次的院校都要开设，在排课顺序上也经常排在其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首位，一般情况下，课时也最多。
二、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十年（1956―1966）
1956年底，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国家制定课程政策时也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为主，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为主的转变。与之相适应，高教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下发了一些文件，根据这些文件，高校开设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代了“中国革命史”。后来“社会主义教育”又被‘马列主义基础’取代。1959年以后，“中共党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一在高校逐步开设。1964年10月，下发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过去的政策相比，该文件对“中共党史”的教学任务，教材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建设、教学体制方面都有更加详细的规定。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高校历史课属于曲折发展时期。首先，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也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但相较于第一阶段，该阶段的政治倾向性更加明显，这在当时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中有明确反映，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明：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当然，从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也是相关部门进行课程政策调整的原因。例如，鉴于“中国革命史”教师无一人是从大学本专毕业的，所以教育部主张建立专门培养和提高高校政治课教师的学校，要求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马列主义基础”系或专业[4]。和以往政策比，在培养师资方面，这是一个进步。总之，这一时期围绕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如下特点：一是党和国家依然重视历史教育。从1957年到1958年，高校其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律停开，只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虽然这一做法并不科学，但足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历史教育的重视。二是这一时期历史教育方面的课程政策随着国家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时摇摆不定。例如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课程名称亦曾频繁变化。课程名称变动大，内容变动也大。所以历史教育的教学内容在这一时期缺乏相对稳定性。但总的来说，“中共党史”基本保持了正常教学，取得了一定成绩。 三、文革时期一度停开“中共党史”课（1966―1976）
“文革”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高校也是个重灾区。“文革”开始后，从1966年到1969年，高校在校学生被停开所有课程。1970年秋季恢复了高校招生，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得到了恢复。“中共党史”即为当时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之一。
“文革”时期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时的特点依然是以政治为中心，受其影响，“中共党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特性，在政策的制定上“无视大学生群体的特殊要求，无视教学规律的特性，完全与当时政治气氛的变化相结合。”[5]尽管从1970年开始，高校恢复了“中共党史”课程，但是在林彪和“四人帮”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以“革命大批判”取代了课堂教学，政治理论课完全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6]属于历史教育的“中共党史”课程仅仅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作用。
四、“三大课改方案”：从“中国革命史”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977―201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到目前为止，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历了三次改革，产生了三个课程改革方案，包括：“85方案”、“98方案”和“05方案”。
（一）“85方案”中的“中国革命史”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要求，198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指出：对高校大学生要“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所以，这一时期，从课程设置上看“中共党史”又改回到了“中国革命史”，该《通知》也被称为“85方案”。
与改革开放前比，该阶段在政策制定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是制定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以，政策制定时不但强调以政治为中心，而且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从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制定的课程政策更加符合实际。其次是对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有了深刻认识。国家相关部门的文件中也曾多次重点强调了这一点：早在1979年5月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中就曾明确“必须明确肯定每门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科学。”[7]三是政策制定更缘于提高课程的教学时效性的需要。例如，突出对实践教学的重视，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85年到1995年，涉及到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文本大约有十个，其中至少在七个文本中都强调要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四是政策制定上注重中国革命史教师学历哟蔚奶岣摺G康鳌耙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师资。”[8]在政策实施上除了和过去一样，在一些高校开设“中国革命史”本科专业外，更鼓励肯定试办“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班，这在以往的文件中是没有明确提到的。应该说，“85方案”中关于历史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在教学中有的教师往往忽视思想性，影响了教学实效性。针对“85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出台了“98方案”。
（二）“98方案”中的“毛泽东思想概论”
“98方案”出台的背景之一是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以及规范“两课”课程设置，1998年6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被称为“98方案”。为了加强中国革命史教育的理论性，“98方案”用“毛泽东思想概论”取代了原来的“中国革命史”，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该政策使得高校历史方面的教育从理论层面上得到了提升。
这一时期，国家对历史教育课程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具有创造性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导向发生明显变化，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度以“德育”这一名称代替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思想概论”即为德育课程之一。二是在政策制定上重视历史课程和其他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课程名称的调整即为证明。在“85方案”中，将“中国革命史”课调整为“毛泽东思想概论”课，这一调整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从“毛泽东思想概论”到“邓小平理论概论”的课程逻辑[9]。可见，该阶段的政策在强调历史知识的同时，更突出了对历史理论的重视。三是历史教育课程不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核心课程，取而代之的是“邓小平理论”。
（三）“05方案”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2005年3月， 、教育部下发了《实施方案》，史称“05方案”。“05方案”规定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与其他阶段比，这一时期课程政策的制定有一个突出的背景：那就是中国高校的教育指导思想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苏联“三中心”教育思想的影响，即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10]。进入21世纪以后，开展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政策导向上，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开始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05方案”及其以后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政策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一是提倡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制定的政策更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价值取向上，则突出以人为本，强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二是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会充分考虑一线任课教师及学生的建议及需求，重视实地调研，制定政策。三是将教材建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集全国之力编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改变了过去历史教育课程“一纲多本”的现象，全国高校使用统一教材，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四是重视课程建设。首先是出台相应课程建设标准。如2010年提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指标具体细化，易于高校操作，如课堂规模一般不超过100人，鼓励小班教学等等。其次是在有条件的高校推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部级精品课程建设。目前为止，较典型的有华中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以及武汉大学等等。最后是结合实际需要，多次修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大纲，使得教学目标更加明确。五是抓学科建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二级学科已于2008年增设，使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更加科学。
综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的变迁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较深，政治性比较明显，体现出了该学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对于帮助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政策变迁充分体现了国家主体的意志，对大学生个体需求的关注略显薄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目标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学科地位的确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除关注其政治性和思想性之外，更关注该门课程的理论性、实践性和学术性，尤其是拓展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的有效途径，更关注大学生整体素质教育的提高。
――――――――――
参考文献：
〔1〕刘辉.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J].教学与研究，2008（11）：92.
〔2〕〔3〕〔4〕〔7〕〔8〕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16、34-35、76、120.
〔5〕姬丽萍.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内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演进[J].中共党史研究，2010（11）：33.
〔6〕曹开华.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地位的嬗变[J].党史文苑，2007（18）：62.
重大政策论文范文2
关键词：互联网；公共政策；影响因素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历来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被誉为："当前信息技术核心和标志"的互联网因其革命性的特质，势必会成为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颠覆传统理念，赋予公共政策互以联网时代的全新内涵。
一、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理论创新
（一）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体制创新
多元化的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观念不仅主导我们的社会生活，亦对多元主体和多元价值体系之社会格局下的公共政策提出了协调与平衡包括经济与政治、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政府与公众、长远与近期、效率与公平等各种社会关系的新要求，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渗透推动了包括文化创新、信息系统创新和组织创新在内的全新公共政策体制。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本质上都是具有一定政策文化背景的人的社会文化活动，而一项公共政策文化，必然受到相应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公共特性"，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对体现"公共特性"政策文化的创立、贯彻和更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开阔公众视野、拓宽信息渠道、提供参与机会、激发并增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关心程度和自主意识--不仅沟通了政府与公众、完善了政策过程，使公共政策更具科学性和合法性，破除了"经验型"政策文化的局限性，更真正实现了由"个人封闭型"向"公众参与型"政策文化的转变。
信息是公共政策的基础，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供决策者使用的信息系统状况。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英语、更新和完善了公共政策信息输入、传递、加工、选择和反馈系统，是决定者及时顺利获取信息，更好分析使用信息并提高政策方案的有效性。
公共政策不仅需要足够的信息，更要求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将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表达交流后，通过公共政策组织系统理性选择，形成最佳结果。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突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格局，使得公共政策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组织内部，而真正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领域创新
公共领域是介于自律的市民社会和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之间的一个领域，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批判性和批评性、讨论性和推理性等特征。网络以其普遍性、平等性、匿名互性和分散性和交互性为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提供了公平效率、言论自由、充分辩论的"多对多"交流模式的新型公共领域。
由于公共领域强调舆论和公众意见的形成，保证公众的话语权便成为了公共领域的必要前提--互联网话语的自由性和多元性冲破传统一元价值观，前所未有的挑战了传统公共领域的话语霸权；互联网话语的分散性和互动性保证了传播者和受传者平等互动，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时空限制；互联网话语的主体平民化与平等化使话语权分散到普通民众中，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精英话语权模式；互联网话语权的权力性和权利性增强了话语权的影响力，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话语权强制力。互联网时代，网络公共空间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构建了广阔的公共领域，完成了公共政策的领域创新。
（三）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就是公共政策被认可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价值，包括公共政策的主体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价值合法性，公共政策只有具备合法性才能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执行；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会影响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国家法治进程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渗透能切实有效的促进公共政策合法化，以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和法治化发展。
公共政策的"公共特性"要求其以民主价值未经依归、公民参与为核心、社会正义为目标，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性缺失和公共政策无法充分代表多元利益主体的公共利益两个方面；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重要基石，对公共政策合法性有重要作用，而互联网构建的互动型公共政策新平台能有效消除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
传统公共政策往往聚焦政策内容而忽视制定程序的具体表现为缺少将政策议题触发机制转化为政策设置议程的制度化程序、公共议程设置基本机制的局限性和公共政策程序缺少公众协商性民主机制等。互联网提供了公共政策制定前的触发机制催化空间和实现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践平台，有效解决了公共政策"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合法性危机。
传统公共政策遵循以公共权威部门为主导的精英立法模式，由于缺少公众参与和价值认可、缺少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对公权力主体的监督与制衡，其价值的设定和执行极易偏离公众对政策的价值诉求。公众对政策冷漠、质疑、批判甚至抗拒而非认可和支持造成了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互联网提供了理性和批判性的公共平台，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公共协商对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公正性、正义性、公共利益性的价值进行评判，评判结果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依据，这种评判和质疑形成了公共政策的价值评判机制，促进公共政策体现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之价值合法性。
二、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悖论分析
与传统公共政策相比，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可谓是建设性与破除性并存、广阔性与局限性同在，以致公共政策悖论的形成。
（一）平等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改变了传统理论等级森严、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政策体系，而这种平等是以技术发展为前提、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就在本质上限制了政策参与范围，反而造成了公共政策的不平等。
（二）成本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突破传统理论的时空界限而实现了信息多元、开放、交互式传播，而在对参与者知识素养的要求、政府对参与进行的规范、信息权威度与可信度层面上来看，会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成本反而有所增加。
（三）绩效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提高了公众参与的质量、能力，虽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也存在着参与质量有限、销蚀公民责任、合作能力下降等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广度、深度、效应等的问题。
（四）稳定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使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声音有了传播的可能，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新载体的同时也会出现非理性化和无序行为，成为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
三、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传统公共政策理论均是从互联网资深固有缺陷对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角度提出了难以解决的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悖论，如果从影响互联网的因素分析，是否可以找到引发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困境的根本原因呢？
（一）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因素
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因素是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包括互联网的实际拥有情况和有效使用情况两个方面；公民实际拥有电脑数量、政治素养、工作性质、收入水平、所在地区互联网相关基础性设施和政府电子政务建设情况等因素均会影响互联网的普及程度。
尽管互联网以其自由性优势、低成本优势、平等性优势为公共政策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降低了公共政策的参与门槛、激发了公众参与热情、扩大了政策参与规模、保证了公共政策科学性、促进了公共政策民主化，但这一切均是建立于相同的互联网拥有和使用情况的基础之上、以互联网的普及为首要前提。网络时代不等于互联网占有和使用人人相同，互联网普及程度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公平悖论、同意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成本必然导致成本悖论、互联网普及情况造成的公民参与程度差异必然导致绩效悖论、甚至可能导致稳定性悖论。所谓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若抛开互联网普及程度这个前提孤立研究公共政策悖论，势必会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
（二）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间接因素
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间接因素是公民的文化程度，包括公民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公民文化程度可以通过影响互联网普及程度而间接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从更深层面来讲文化程度还会影响公民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诉求。公民文化程度与其阅读能力、语言能力、技术能力、工作性质等息息相关。
文化程度对互联网的实际利用率、互联网技术操作水平、政治参与积极性、政策理解能力和政治诉求等方面均有影响，忽略了公民文化程度差异就等于忽略了网络时代公共政策的"公共特性"，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公共政策缺失"公共特性"必然会产生公平悖论、缺失理性和科学性必然产生绩效悖论和稳定悖论，这样的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浪费，结果必然造成成本悖论，甚至会导致网络时代公共政策陷入合法性危机。
（三）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根本因素
根据著名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公民必然会拥有不同的政治诉求。无可否认，经济因素对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影响甚至会超于传统公共政策。无论是直接影响因素即互联网普及程度还是间接影响因素即公民文化程度，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
经济影响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政府电子政务建构水平、影响互联网普及程度；在没有互联网情况下研究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讨论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较传统公共政策的种种进步、谈及互联网的种种优势，便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意义。
经济影响公民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当公民的文化程度不足以支持其利用互联网参与公共政策，这就等于关上了公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政策的大门、取消了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资格，此时互联网不再是进步的象征，反而强化了传统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有事皆归于无、所谓公平荡然无存、弱势群体的话语销声匿迹。
参考文献：
[1]蒋云根.《哲学笔记》与黑格尔哲学[J].甘肃理论学刊，2001，（3）.
[2]薛冰.网络公民参与与公共政策的制定[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机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4]张艳辉.浅论网络公共领域与公共政策合法性[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1）.
[5]蔡新燕.我国公民网络政策参与的悖论及其消解[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7）.
[6]石屹.我国东西部互联网发展的比较分析[J].学海，2010，（5）.
[7]黄建元.转型中的人才建设[J].学海，2009，（6）.
重大政策论文范文3
关键词：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旨趣；政策科学哈贝马斯通过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批判，把“旨趣”① 概念引入认识论的范畴。他认为理性包括工具性的目的理性和理性的意志，这种理性的意志就是旨趣，它产生于“同劳动和语言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需求中”[1]，是人的认知意向、认知愿望和认知需求。人的认知受到旨趣的驱动和指导，“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认识兴趣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它们决定了认识的对象、‘事实’及‘材料’的界定，研究方法的取向，真理的标准，乃至整个认识活动的意义及其评价”[2]。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政策现象、揭示教育政策规律”[3]为性质的教育政策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人们对教育政策研究旨趣变迁史的深刻反思过程。因此，探讨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旨趣的变迁，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教育政策科学的一般规律，揭露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也可以为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多维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与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旨趣是一对不同的概念，前者涉及人们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等问题；后者是指政府制定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意图或价值追求。但两个旨趣是内在关联的，研究大学生资助政策的一个重要旨趣是为了附和或改变政策的价值追求，在教育研究活动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特定条件下，两者甚至是合二为一的。从历史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经历了政治本位、政府决策、学生发展的旨趣变迁轨迹。
一、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变迁
（一）政治本位旨趣：1978-1987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仍然实行1952年制定的“免费加人民助学金”的大学生资助政策，这一政策随着1987年全面实行的大学生“奖学金制度”而宣告终结。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在国家高度集中管理的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建国30年来人们对高等教育政策的讨论和话语方式主要是“在阐述各自的观点时，政治论的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4]。这样的历史渊源以及教育研究的惯性作用，决定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研究旨趣，它显然不可能迅速且完全跳出简单地引证马列经典著作或政治领导人的观点，并对此加以诠释和发挥的政策话语窠臼，突出表现为教育政策研究的鲜明政治本位旨趣。
一是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政治需要。囿于对教育本质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说的狭隘认识，人们对大学生资助政策的认识“被置于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之中：青年学生是国家的财富，青年学生为国家上大学，国家为学生提供资助”[5]。因此，研究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目的显然是要解决“这一制度暴露出的一些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国家建设的弊病”[6]，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目的仍具有“政治性”色彩，是一种政治型的政策研究。
二是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总结式和主观探讨式的。由于“政策科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在国内创立，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7]，因此，在缺乏教育政策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运用的前提下，经验总结式和主观探讨式的研究方法与“免费加人民奖学金”政策本身所带有的政治色彩产生了共振效应，进一步凸显了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旨趣的政治宣讲和政策描述特征。
三是在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研究内容上，主张大学生资助政策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探讨了当时大学生资助政策及其执行活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诸如“没有考虑各校学生的来源和家庭经济一般状况的差异性”[8]、“助学金的享受没有同学生在校的表现联系起来”[9]、“在助学金使用方面也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平均主义”[10]等，人们还对大学生资助政策中的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策略。
・理论探讨・论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变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政治本位旨趣受到我国教育理论界“社会本位”思想传统的影响，虽然教育政策研究的问题解决意识非常强烈，但“一元化的政治文化格局钳制了人们的研究活动”[11]，教育政策研究成为对具体的政策法规条文的解释与附和，以及是对普遍意义上政策实践经验的总结，政治本位的政策解读成为该时期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主要旨趣。
然而，经历十年改革开放浪潮的激荡，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日益更新，服务于政治需要的“人民助学金政策”的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一些学者开展了中外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比较研究和大学生奖学金、贷款制度设计的研究，如李丹的《英美奖学金制度的比较研究》（1985）、陈吟辉的《试论实施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的优越性》（1987）、陈浩的《改革助学金制度给高校注入活力――部分高校实行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述评》（1987）等。这些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经验描述性特征，虽然没有给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一般理论知识和研究框架的形成作出重大的贡献，但所提出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变革策略，包括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要采取试点的方式开展、要同教育体制改革有机联系改进资助政策、改革要有助于扩大地方政府和高校的管理权限与责任等，为推动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旨趣从“政治本位”到“政府决策”的转变提供了背景和思路。
（二）政府决策旨趣：1988-2007年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经历了双轨制、并轨改革和全面收费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时期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理论的关注，人们希望以政策科学的理论来解决大学生资助政策实践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仍然留有上一阶段“政治本位”的痕迹，但是已经开始逐渐过渡到政府决策取向的政策研究。这种教育政策研究的旨趣转向突出表现在“为政策”（study for policy）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应用性研究上，并借用教育的政策研究（study of policy）作为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为政策”的应用性研究是一种“对因素、策略等方法的研究，是对怎样才能制定出一项好政策的研究”[12]。伴随着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的推进，大学生资助政策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就为“为政策”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动力，也决定了政策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并为公共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不起学的难题，国务院于1999年颁布了《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这标志着以奖、贷、助、补、减为主体的多元化大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建立。这一政策文本中有很多内容都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文献中找到理论依据，是政策研究影响政策实践的一个较为典型的实例。
20世纪90年代人们发表了许多关于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建构性的研究成果②。这些研究不仅分析了高等教育全面收费制度背景下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现状与困境，而且把大学生资助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结构化和理论化，并根据所掌握的数据和事实，运用一定的政策科学方法，寻求解决之策。
这一阶段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另一个特征是比较研究的风生水起，以张民选、赵中建等先生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就世界各国的大学生资助政策及对资助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资助理念、资助方法及其操作技术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13]，为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提供了国际的经验和全球的视野。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发展迅速，教育政策研究形成了学科化和制度化的态势，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开始尝试借用教育政策研究（study of policy）的相关理论成果开展基础性研究，研究视野和范畴不断扩大，理论认识和研究结论更加深刻。这可以从以“政策分析”、“目标分析”、“政策发展分析与行动建议”、“政策实施的阻滞与创新”、“政策演进路向的动力系统分析”、“政策评估”、“政策功能”等为主题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文献中得以确证。研究方法上则更加强调政策科学研究中的系统分析研究方法③，试图从病理而非处方的视角为大学生资助政策改进提供决策参考。
总体而言，1988年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逐渐告别了“政治本位”的一元研究取向，开始呈现出新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理论图景。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开始强调以“政府决策”为旨趣，重视政策理论导向下的经验研究。明显，这种经验研究体现在重视对大学生资助政策实然现象的实证研究方面；而政策理论的导向则体现在重视运用和检验教育政策学的理论成果来分析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旨趣方面。
应该说，教育政策研究中强调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是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和显著特征。“循序渐进”和“以点带面”的方法既是我国教育改革实践的重要策略，也是教育政策研究的方法论传统。选择致力于提供政策建议的应用性政策研究，可以发现解决大学生资助政策问题的突破口，有助于突出短期的优先政策重点，显然有助于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全面、可持续推进和落实，而且“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研究来增强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这本来就是当初拉斯维尔推动政策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政策研究的最初形态”[14]。需要指出的是，将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定位于“政府决策”的短期政策应用旨趣，存在着对大学生资助政策进行低水平和功利性研究的潜在风险。因此，如何平衡教育政策的学术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之间的张力，将成为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点议题。
（三）学生发展旨趣：2008-2013年
政治本位和政府决策取向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都把教育政策研究的过程与教育改革实践紧密结合，有效地通过政策科学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基于这两种旨趣的教育政策研究虽然把握住了教育改革所必须依归的政治和政府的意图，体现了“政策、政治、政府”的密切联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略了教育是培养人的特殊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本质，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
2007年，国务院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以进一步扩大大学生资助比例、推进奖优与助困的有效结合。新政策出台后，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开始出现了新的动向，人们“更加注重学生这一主体，进一步着眼于‘教育促进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15]。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不仅正在放弃对促进教育制度变革和政治功能的过度推崇，而且弱化了对大学生资助政策进行科学、价值中立的政府决策型的政策研究倾向，转而关注大学生资助政策的伦理价值和育人属性，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资助的理念饱含着伦理的思想，从慈善和宗教到公平和利益到公正和效率，资助的理念在转变，而资助的伦理价值追求始终没有变”[16]、大学生资助政策具有“物质资助与精神激励的双重性、个别资助与普遍教育的统一性、阶段资助与持续教育的发展性”[17]的育人特质等。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从事大学生资助工作的高校职员、公务员通过实地调查、个案研究等方法开展行动研究和政策执行研究④。这些研究试图消解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对立，努力推进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复归促进大学生发展的教育属性。可以说，促进学生发展取向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促使教育政策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走向更加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旨趣选择。
二、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未来旨趣及其实现路径如果我们错误地理解生活世界，狭隘地把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或文化生活等同于生活世界，那么科学世界中的政策研究只能成为政治的渲染、经济的附庸和文化的奴隶。在政治本位旨趣时期，人们认为政治生活是生活世界的全部，从而导致了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全部意义就是强化政治渲染、服务政治需要，而一旦经济资助被当成政治恩惠，那么受资助者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资助政策研究发生了深刻的价值危机：它以解释政策为旨趣，违背了教育政策以解决教育问题为旨趣的原则。另一方面，“如果遗忘了生活世界，把科学世界作为独立存在的、唯一的世界，就会导致科学的危机”[18]。政府决策取向时期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人们崇尚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试图悬置价值问题、用实证数据来说话，政策及其研究设计也越来越精致，但是受资助者及其生长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仍然处于边缘地带。当人的主体地位受到压抑的时候，人们便会举起人本主义的大旗，主张政策研究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把人的发展作为政策研究的最终价值和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时候，学生发展旨趣的资助政策研究开始逐渐兴起。因此，回归生活世界，关注政策研究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既是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旨趣变迁的历史经验，也代表着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未来旨趣。那么，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如何才能回归生活世界，或者说如何进一步推进以学生发展为旨趣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活动呢？
首先，研究视角下移。政策通过“影响、制约、塑造着人们的活动、规范着人们的社会关系、构建着人们的交往、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19]等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因此，创制科学、公平、合理的资助政策仍然是未来研究的主要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绝非要抛弃“为政策”与“对政策”的研究旨趣，而是在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将研究视角向“下”转移。空间维度的视角下移，是指将政策网络的基层主体――高校和受资助群体纳入研究范畴，将人的发展作为研究变量，将促进人的发展作为政策研究的旨趣；时间维度的视角下移，意指通过对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执行、评估、监督、终结等环节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大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其次，研究内容拓展。研究的内容与研究的视角紧密相关，视角的下移也意味着内容的拓展。未来的研究在将大学生资助政策作为“问题、文本和工具”加以探讨的同时，更需尝试理解大学生资助政策作为动态过程、伦理道德、制度与文化价值的解放意义，在人与政策的互动关系中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等问题。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如何执行政策，高校如何落实政策以及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和不同层次高校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是否呈现不同的特征，资助政策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对受助群体产生了何种影响，资助政策对不同个性特征和经济困难程度的受资助者是否产生不同的影响，受资助者与其他大学生的思想特征与成长过程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等。
最后，研究方法混合和多元。“从教育研究方法的产生过程来看，一般可分为四种：首先是哲学思辨方法；其次是量化方法；再次是质性方法；最后发展到混合研究方法。”[20]人的发展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企图运用单一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既不现实也不科学。混合方法被看作是“是一种带有哲学假设、兼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研究设计”[21]，是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未来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首先要对研究问题和内容进行逻辑思辨，以确定研究设计是否是逻辑自洽的，然后通过量化和质性的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案例，“调查者需要在统计分析和主题分析之间进行熟练地切换”[22]，最后用叙事、数据来回答问题，揭示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实质和真正价值。
注释：
①国内学者一般将哈贝马斯所著《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书中的“interest”译作“兴趣”或“旨趣”。鉴于“兴趣”一词在中文语境下可能会引起“主观意图”、“个体情绪反应”等误解，而掩盖哈贝马斯所坚持的“interest”的客观性特征，本文采用“旨趣”的译法。
②这些研究成果包括《论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和贷学金制度》（顾清扬，1993）、《何不贷款上大学――建立高等教育学生贷学金制度的探索》（赵中建，1995）、《收费、货学金与困难学生资助》（戚业国，1996）、《对完善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的思考》（陈国维、詹克波，1997）、《高校学生资助制度的改革与思考》（张霞，1999）、《国外学生资助政策及借鉴意义》（柳国辉、堪启标，1999）等。
③系统分析研究方法论有行为研究、价值研究、规范研究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同时要研究经济、技术以及政治这三个方面的可行性。详见R.M.克朗《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7-59页。
④具体研究成果包括《挖掘育人内涵促进高校资助体系成熟化――以清华大学学生资助工作为例》（向辉、曲莎莎，2011）、《谈发展性资助在高等教育资助中的意义与实践――以浙江省发展性资助实践为例》（张立英，2012）、《从受助意愿谈大学生的资助新体系》（戴宏，2012）、《资助制度与政策对育人文化的影响探究》（陈永俊，2013）等。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
[2]艾四林.哈贝马斯思想评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3]褚宏启.教育政策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6.
[4]陈学飞.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4.
[5][13]张民选.理想与决策――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81.
[6]王树岩.高等学校助学金制度改革浅议[J].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86（3）.
[7]杰.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81.
[8]宫锦秀.部分高等医学院校人民助学金使用情况及其改革的建议[J].医学教育，1985（2）.
[9]焦纪才.改革高校助学金实施办法的几点意见[J].高教战线，1983（4）.
[10]木辛.谈谈高等学校人民助学金制度的改革[J].财政，1985（8）.
[11]彭志越，刘献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百年回顾[J].现代教育科学，2002（1）.
[12]袁振国.教育政策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8.
[14]卢乃桂，柯政.教育政策研究的类别、特征和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07（2）.
[15]曾天山，金宝成.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人民教育，2001（4）.
[16]江应中.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的伦理性及价值跃迁[J].江苏高教，2010（3）.
[17]赵贵臣.我国大学生资助体系的德育功能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33-38.
[18]李淑梅.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对哈贝马斯认识论特点的探讨[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19]吴向东.制度与人的全面发展[J].哲学研究，2004（8）.
重大政策论文范文4
一、中外公共政策学科理论构建对比
不可否认，西方公共政策理论中不乏诸多优秀理论为各国学者借鉴，如较为流行的政策过程理论、制度理性选择理论、政策扩散框架、大数量比较研究方法等，其中政策过程理论又衍生出了三种新模型：多源流分析、倡导联盟框架、以及中断性均衡理论，西方公共政策学科理论构建实际具备一个较为完整的构建范式，如拉斯韦尔的分析型科学理论构建范式、德洛尔“总体政策”型的学科理论构建范式等等，对于公共政策研究假设、检验、证实都有一个明晰的分析框架。
相较于西方，中国公共政策理论更多的着眼于公共政策过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胆子要大，但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看到不妥的地方要赶紧改。这一思想后来被人们形象地概括为“摸着石子过河”，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改革开放实际情况的决策模式，另一个带有改革开放时代印记和中国特色的政策推行方式即“试点先行-典型示范-全面推广”，另外还有由央地关系现实问题造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特有政策执行现象。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西方公共政策理论更为多元化、多样化，同时也更加带有理论化、抽象化气息，比较可贵的是一种理论探讨的逻辑和精神，一个持续发展的理论探究过程。而中国的公共政策理论主要源于经验和实践，而且学界焦点随着政府的关注点和领导的讲话、想法转移，立足于实践的确是必要的，然而随着政策环境越加复杂化，理论的升华和创新则显得极为重要。
二、中外公共政策学科价值研究对比
中外公共政策学科的研究焦点存在较大差异。在西方，公共政策学科的价值研究和伦理取向已成为其学科发展的主导性课题之一，并且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而中国侧重于研究政策过程等实际性问题。
西方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引入价值维度，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的全部活动都是在追求着某种价值目标，价值目标越大，人们所激发的潜能也就越大。倘若公共政策失去价值导向，它就会立即失去存在的理由而仅仅停留于文本的形式。自十九世纪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关于价值问题的争论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学者曾凡军在其《西方公共政策价值变迁研究》中分析了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新公共行政学时期的公共政策价值论，前者主要倡导价值中立和效率至上等价值观，致使工具理性牢牢把握着行政决策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决策价值理性和伦理因素被长久忽视；后期的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则倡导价值涉入、事实与价值统合、社会公平、政策伦理和价值等价值观。
中国关于公共政策价值问题、伦理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匮乏，仅有的一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公共政策过程这一主轴进行的。中国学者有关公共政策学科的论著，大多围绕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督展开，对政策终结的研究也比较少，学者专注于研究政策过程中所使用工具、参与主体、政策面向对象等，相对较少地涉足影响政策参与主体具体行为和利益倾向的价值问题。
三、中外公共政策学科价值取向对比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研究总结，良好的价值导向应该满足以下三个标准：一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原则，即主体需求的尺度与客观世界的尺度相契合，而非偏离甚至冲突；二是实现社会统一与个人选择相统一的原则，避免片面追求个体需求价值或公共政策价值，实现价值追求的调适与融合；三是实现兼顾与急需相统一的原则，基于阶层差异贫富差异地区差异等诸多差异，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出现轻重缓急，从而确定重点、兼顾一般成为必须。
西方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历经了以效率为取向向以公平、效率协调统一为取向的演变，而观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亦是出现了侧重公平、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确立以来，公共政策的人本价值取向成为核心。然而，观之中西方的公共政策实践，学术界追求的所谓主流价值并未完全实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利益作用的机制，西方“铁三角”、“议题网络”概念都意在突出利益集团、政府、国会（议会）等利益团体用其自身建立的利益网络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整体而言是一种精英集团的利益取向。相较之下，中国更加倾向于人民利益取向，但其中不乏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冲突，即人的私欲与人民利益的冲突。
四、对我国公共政策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建议
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使公共政策学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复兴战略，本文对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后续发展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增强学科发展的自觉性、自主性。中国学者应在公共政策学科理论构建上具有担当精神，主动研究中国公共政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破除对西方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的过度迷恋，须知中国公共政策学科发展需要自立自强。
重大政策论文范文5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述评
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遭受一系列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列宁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而提出的。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和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出色运用。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
新经济政策，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其理论成果，是关于“过渡时期”和“建设道路”的理论。
（一）关于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21年春，俄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列宁看来，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还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经济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坚持将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并且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前进与后退、直接或间接、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在建设道路问题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策略思想体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对立统一关系。论文大全。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前进的，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包含某些必要的退却、迂回。其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体现了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辨证关系。论文大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列宁认为“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1]( P581)就新经济政策而言，它是革命也是改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阐发的许多策略思想及辨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贡献。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度重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方面，毛泽东说：“‘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2]（538）这里他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来看，毛泽东认识和阐述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而毛泽东对列宁战略退却思想的研究也是出于实践的需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重视对列宁主义的认识和阐述。邓小平肯定了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139）在他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前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三、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9—1982年中国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表明了苏联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的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有的学者重点在探讨这一思想中前进与后退的关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举行。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义方面。1989-19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进和退却的辩证关系，和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论文大全。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深入研究了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如《论粮食税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社》等等。有的学者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概念，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来研究列宁的理论。
由此我们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对列宁理论研究的特点：“一是深层次发掘列宁思想遗产，二是以新视角研究列宁理论，二是敢于进行拨乱反正。”[4]（372）
四、综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213）列宁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表明了列宁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思路。其次表明了列宁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量。从废除余粮征集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当时的国情服务，列宁一直强调要在实践中来找出路。最后列宁深刻认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才会有保障。在辩证法方面，新经济政策除了体现列宁思想中的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前进和后退的辩证法以及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后期思想的璀璨明珠，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制高点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成功实践，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俞良早:《创论“东方列宁学”》[J].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列宁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重大政策论文范文6
社会福利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社会政策研究不可或缺与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福利泛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帮助其成员更为有效地发挥功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进而使他们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所有努力。一般来说，社会福利分为政治福利、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狭义）三大层面。主要局限于狭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两部分，研究范围覆盖劳动就业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社会福利制度主要通过制度性利他主义安排解决社会问题，满足部分或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进而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公平的福利政策目标。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福利研究对象是"生活问题"，而不是由劳动等问题引发的单纯"社会问题".这意味着福利政策既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又是认识社会变迁规律的重要角度。主要采取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的理论框架来回顾、评价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社会福利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没有获得应有和独立的地位。社会福利研究分散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福利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民政工作、劳动就业和婚姻家庭等领域。的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主要局限于冠有"社会福利"的活动与研究工作。
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历史回顾：阶段与特征
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大体分为六个各具特色的主要阶段。其文献回顾与综合评述基本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依次进行的，具体分析层面主要是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性社会福利理论研讨会四个方面，并且有意识地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议题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观察和分析，以期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福利概念和整体印象。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综合评价主要局限大陆学者的中文著作与成果，港台和海外学者的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状况与成果将另文论述，不在此赘述。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演变的历史研究。
1.1949~1957年底，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主义福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上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上政府确立生活资料配给制和工作单位就业保障体系，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集体主义文化。当时在破旧立新和百废待兴处境下，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难以纳入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与此同时，政府面临若干重大现实和敏感政策问题：一是如何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二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三是如何发挥福利制度与社会政策的社会稳定作用，为新生国家政权服务。为此，政府建立城市居民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政府帮助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提出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自办的方针，以后又通过取缔、团结、教育和改造方式逐渐演变为由国家独自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与机构。在救济工作中国家确立"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政府对无劳动能力的弱势社群给予社会救济和必要服务，对失业工人和其他有劳动能力劣势社群的生活困难问题采取介绍就业或予以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移民开垦和生产自救的办法解决，以确保社会稳定；这个时期几乎没有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召开过理论研讨会，但是当时几个主要的全国性民间福利组织，例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1950.4成立）、中国红十字会（1950.9改组）、中国福利会（1950.8改现名）、中国聋哑人福利会（1955.7成立），在重组和建立新的福利工作组织体系，巩固和扩大社会福利界的统一战线，改造旧的"慈善"组织，总结社会主义福利工作经验，组织救灾救济和提供直接福利服务，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除宣传报道之外，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数量不多，主要是工作经验总结和翻译介绍苏联社会福利两类，前者如中华妇女联合会1952年出版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经验》，后者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劳联的福利事业》。简言之，1949~1957年间既是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时期，又是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奠基时期，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的多元化和新旧交替过渡是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是福利理论、政策模式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主题与主要思想取向。
2.1958~1965年开始之前，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集体化福利时期是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五计划成功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已稳固确立和国家初步工业化背景下开始的。集体化浪潮由农村扩散到城市，成为全国性社会运动。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是政治运动、经济生产、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集体化。如何推行和实施集体化福利，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国有化程度与比重，倡导集体化生活方式与提供集体福利，这既是福利理论关注的核心主题，又是国家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1956年创造的"社会福利生产"概念及其特殊生产形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大力兴办脱离实际和严重超前的集体化福利事业既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又是普通百姓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化福利制度已成为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例如1958年底内务部党组就民政部门机构设置问题在向中央的请示中，曾提出由内务部改为社会福利部的建议。这个时期在研究机构和全国利理论研讨会方面没有明显进展，但有关集体化福利的新闻报道和工作经验的出版空前繁荣。例如内务部办公厅195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福利事业》，北京通俗杂志1959年发表的"怎样办福利事业"等。简言之，1958~1965年是公有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集体化福利理论与实践迅猛发展的黄金日期。
3.1966~1976年结束，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批判福利主义时期意味着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社会完全陷于无政策状况，阶段斗争和文攻武卫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反对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主义是指利用经济收买手段达到晋级加薪和提高个人福利待遇的行为与思想倾向。福利主义是指资产阶级当权派为达到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的斗志，用大量金钱和优厚物质福利拉拢腐蚀革命群众的活动。这意味在和阶级斗争处境下，社会福利再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欧美津贴福利机构首次使人们将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形成谁搞福利谁就是想拉拢腐蚀工人阶级的社会误解。社会福利改善人们生活状况和满足需要的功能完全被人为扭曲和政治化。
，
这种批判福利主义的影响对以后的福利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直接结果是内务部和其它相关国家机关被撤销，福利事业长期停滞不前。由于极左思潮把举办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说成是福利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因此许多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被合并或撤销，残疾人、孤残儿童、老年人和普通市民生活状况普遍恶化，许多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在此处境下，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利理论研讨会无从谈起。简言之，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倒退时期，福利事业同样遭受严重挫折。更为重要的是，左倾思潮将社会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将福利制度满足需要的功能曲解为腐蚀工人阶级。
4.1977~1985年六·五计划完成，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学化福利时期这个时期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倡导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恢复生产，重建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诸多方面类似50年代早期状况。像其他工作一样，福利工作主旋律是重建各级工作组织体系，调整业务范围和明确工作任务，明确方针政策和提供福利服务，开创福利工作新局面等事务性工作。总体来说，福利决策者和专家学者根本无暇顾及基础福利理论研究。与此同时，1979年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恢复重建，1980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大学中社会学系的大量涌现与招生，这些都是社会福利研究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国各地社会学家开始从社会问题与"应用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社会学所与社会学系也逐渐成为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研究基地之一。社会学化福利研究范畴也经历了由"社会学化理论"逐渐转向"社会生活化"课题的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学取向的社会福利研究机构开始出版发表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福利的理论研究成果、经验调查报告、书刊文章。但是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讨会尚不多见。简言之，1977~1985年是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理论研究的恢复重建时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扮演着拓荒者和主导性角色，重新拉开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序幕。
5.1986~1999年，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保障时期1986年公布实施的七·五计划（1986~1990）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全新时期，其象征性标志有二，一是首次将"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社会发展概念与意识进入国家政策议程。经济增长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促进人的发展和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国家应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观念获得普遍认同。这为福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七五计划首次专章论述"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明确提出了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与优抚组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人民生活状况与社会保障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出现，并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和重要领域。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学者们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概念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与澄清，导致社会保障涵盖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是个大概念、社会福利是个小概念的社会误解形成并广为流传，严重影响了福利理论的发展与制度建设。总之，这期间有影响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保险政策研究上，仍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
这期间有关社会福利的专门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以社会保障为题的书刊文章大量涌现，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日趋增多。出现的主要研究机构有：1986年9月，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成立；1988年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保障研究室成立；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成立。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这些机构均直接或间接以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目标，并通过举办会议、发表研究成果和承担课题等形式开展福利研究，成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生力军。同时，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报刊杂志和出版工作也欣欣向荣。1986年《社会学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权威刊物。同年民政部机关报以《社会保障报》之名发行。1989年《社会工作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权威刊物。这些专业刊物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提供对话阵地和讨论场所，有力地推动了福利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这期间有关社会保障的书籍文章不计其数，难以统计，但是直接以社会福利为题的文章书籍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张萍翻译的《各国的社会福利》，陈良谨主编的《社会保障教程》，白益华、吴忠泽主编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时正新主编的《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8》等。这时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究会几乎为零，但是以社会保障与相关题目为主题的全国和国际性研讨会数量众多，不胜枚举。简言之，1986~1999年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兴旺繁荣时期，贯穿研究活动的理论主题是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
6.2000年12月，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标志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了社会福利时期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以社会福利专家而非社会学家为主体、福利决策者和福利机构实际工作者积极参与、运用社会福利理论与方法、从福利角度（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研究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序幕。中国基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主要是通过重新界定和"再认识"早已存在、并且是人们习以为常和司空见惯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入手的。长期以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概念已有习以为常和约定俗成的内涵外延与相互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社会理解与社会建构直接反映在政策文件、学术话语和国家福利政策与制度安排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的社会建构，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其原本的内涵外延和国际通则，非常不利于福利理论的研究与制度创新。2001年，第二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以"弱势群体与社会福利"为主题，集中研讨弱势群体概念的内涵外延、弱势群体的构成与群体特征、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与福利需要、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对弱势群体需要满足的回应，以及欧美国家福利理论与政策介绍。简言之，该次研讨会具有重要理论、政策和现实意义，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新时代。
二、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欠发达"及其成因
中国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发展历程曲折，坎坷多难，福利实践与理论研究互动关系错综复杂。首先，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深受当时国内外社会环境、制度安排、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能力、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以意识形态的影响为大，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福利政策与服务的不发达和边缘地位，导致福利理论研究在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话语中处于不发达和边缘地位。福利理论研究长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与研究课题，常依附在行政工作、
，
应用社会学和社会保障研究之中。长期以来，福利政策研究是社会保障研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是倍受决策者和学者忽视的领域，基本是个无人触及的空白点。第三，每当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将改善人民基本生活状况，满足其不断增长物质文化需要放在政策议程优先位置，福利制度、政策和服务就繁荣发达。国家就富强，社会就稳定，百姓就安居乐业。反之，就经济崩溃，社会问题丛生，人民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中国社会发展经验证明：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社会福利既是经济发展的剂，又是社会投资的主要形式。第四，福利制度安排、政策模式、服务实践与理论研究存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影响。中国社会福利历史发展说明，饱受磨难的福利事业无法产生福利研究动因，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落后和滞后又无法为常新的福利事业提供理论指导，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导致福利制度、政策、服务与理论研究均处于落后和边缘化地位。
中国社会福利理论研究经历了若干重要转变，它们既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从不同层面反映了福利理论研究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50多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激烈和快速的变迁状态，总体趋势是由非常态的革命性变革，转向常态的结构性变迁；福利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由次要附属和无足轻重，转向十分重要和举足轻重；福利研究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成为推动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福利研究从无到有，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研究；福利研究内容从工作经验和实践智慧总结为主，转变为以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主；福利研究者由以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为主，转变到以专家学者为主，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福利研究方法从质性描述和简单分析转变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多方法与多学科相结合；福利研究的理论架构由单一理论模式转变为多种理论模式并存共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福利研究机构由政府机关和服务机构为主转变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大学、政府机关、服务机构、商业部门和国际组织多方参与；社会福利研究成果由书刊杂志文章数量稀少转变为图书杂志琳琅满目，专著文章大量涌现。简言之，50多年来，在社会经济环境转变，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不断调整的处境下，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诸多举足轻重的重要转变。
中国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长期处于落后与边缘化状态的原因错综复杂，多种多样。首先，国内外社会环境是影响福利理论与政策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1949年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缺乏进行大规模福利提供的经济基础。这意味社会福利落后性是以经济落后性为基础的。而且东西方对峙导致中国只能借鉴学习和照搬照抄前苏联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福利制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福利提供和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工作单位之内，致使公共福利事业落后；其次，没有真正掌握和吸收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人类需要理论与人的最大化发展思想，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与"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长期忽视需要理论研究，导致需要理论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地位；第三，由于长期受左倾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否认社会主义有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等同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将福利制度等同资本主义制度，将社会福利与腐蚀瓦解工人阶级革命斗志联系起来，把福利制度置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并且将之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情调，猛烈批判慈善和福利观念，使之成为无人涉足的禁地。1952年院系和学科调整中取消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党和国家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思想领域的革命远比人情味十足的日常生活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受左倾意识形态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中"先生产，后生活"、"重生产，轻生活"的制度安排，生产的目的与手段完全颠倒，形成"为生产而生产"的不良局面，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和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根本目的被弃置一边。例如：（1）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不是从人民消费需要出发，而是从若干种主要产品增产指标出发。"以钢为纲"和重轻农生产次序必然挤掉轻工业和生产所需资金和物资，使生活资料增长困难，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消费需要；（2）在国民收入分配上，重视积累，轻视消费。一五时期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4.2%，消费占75.8%，这种比例关系既促进了生产较快发展，又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较大提高。但是1959~1960年时积累率高达世界各国少有的40%，1970~1978年平均积累率为33%.过高的积累率势必影响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购物到处排队，所有商品要票；（3）在积累资金分配上，重视生产积累，轻视非生产积累。国民收入支出结构中，资金用于生产建设过多，用于非生产建设过少。一五时期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占71.7%，非生产性建设占28.3%，其中住宅建设占9.1%.1966~1978年，生产性建设比重高达85%以上，居民住房和交通拥挤现象十分严重；（4）在生产性积累分配上，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加之城乡二元社会福利结构，农民生活状况和困苦程度普遍高于城市居民；（5）在重工业内部结构安排上，重视重工业自身需要，轻视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人民生活必需品购买使用困难重重，形成严重的短缺经济；（6）不顾市场需求，盲目生产，追求数量经济，往往置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花色、款式和价格等于不顾。简言之，为生产而生产既无助于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需要满足程度的提高。
集体主义文化和社会流行价值观念中"物重人轻"的思想取向，对福利制度与福利理论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个人需要。个人只有透过家庭、家族和社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身价值，满足自己的需要。过去政府主要通过政治运动和动员群众建立集体文化，时刻强调共同生活和集体主义价值，忽略多样化个人特点与个人需要。这种集体化文化导致东西方需要观念及其需要满足方式的巨大差异。而且中国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是物重人轻，人的价值轻于鸿毛，物的重要性常高于人的重要性，人并不是社会生活和国家政策议程中心的主角，长期缺乏"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种社会观念通过最细微和最普通的生活细节反映出来。值得庆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生活质量提高和独生子女一代步入社会生活，个人文化和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个人需要、个人责任和个人文化有了自己应有的空间。
计划经济体制和准军事化管理模式也妨碍了福利事业与理论研究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共识是计划经济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窒息了福利事业的发展，使之无法及时回应多样和变迁的人类需要。国家承担完全和无限福利责任，形成国家包办福利事业的局面，没有形成国家、集体、市场、家庭、工作单位、社区和个人责任共同促进福利的多元主体格局，而且福利事业发展缺乏竞争活力与动力源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左倾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家福利提供和企业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
，
工作单位之内，从而导致公共福利事业处于落后与短缺状态：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和实施配额式的票证供应管理，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压抑和限制人们的消费需要。普通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状况差强人意，吃饭难、穿衣难、住房难、出门难、理发难、洗澡难、乘车难、购物难和看病难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不言而喻，这种生活状况和需要满足程度既说明和反映了福利事业的落后状态，又势必会影响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发展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