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中日；文化外交；跨文化传播
一、文化外交简述
（一）文化外交概念界定
文化外交的概念同外交本身一样古老，但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解释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文化外交中，文化有时被理解为外交的载体，有时文化传播本身又作为外交的目的。
本文比较认同对文化外交的如下定义，即“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文化外交通常被认为是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其主体是一国政府及其主导下非政府组织，以促进对象国民众对本国的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为目的。
（二）文化外交机理
1、文化外交的理念
文化外交遵循跨文化传播的原则，以双向沟通为基础，反对单方面、强制性的信息输出，注重在交流与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同时，文化外交讲求一种“信誉政治”，一国需要依靠诚实、诚信来增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信服力，以说服力促进认同力和对外影响力。
2、文化外交的路径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通常是依靠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等国际媒介，通过向国际公众社会展开国际公共关系活动，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从而间接左右他国行为来实现其外交战略意图。文化外交不仅传播作为传统文化元素的语言和艺术，更致力于出口经过精心编码、能够准确反映本国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
二、当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概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没有明显的改观，在当前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局势下，“政冷经凉”和国民感情淡化的趋势成为人们新的担忧。很多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都认为，深度互信的缺乏是阻碍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症结所在。而要化解这僵局，推动两国民间的深入交往势在必行，这就凸显出了中日间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同对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建设可以说是相对滞后的。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也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
当前中国的对外文化外交，主要借助媒体传播、教育交流、大众文化交流项目、汉语推广等形式展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国家）年项目、奥运会、国家形象片等都是中国推行文化外交的有益实践。具体到当前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媒体传播、教育交流、汉语推广和设立孔子学院是主要形式。
（一）对日传播媒体
当前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主要包括，以CCTV大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广播为代表的电视广播媒体，以人民网日语版、中国网日语版为代表的网络媒体，以及以《人民中国》、《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为代表的印刷期刊。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体系。
（二）中日教育交流
截止2010年底，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为86173人，居各国及地区之首；同期的日本在华留学生为16733人，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留学生生源国。留学生交流以及专家学者、智库交往是中日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生作为一个数量较大的中日文化交往人群充当着文化外交的使者，而专家学者作为更了解中日彼此情况的群体，往往比普通民众对彼此持以更高的好感，是深化中日民间交往的桥梁。
（三）对日汉语推广
根据国家汉办提供的数据，截止2007年，汉语在日本已经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学习汉语的日本人数已达到200万人。汉语在日本的传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大学普遍开设了汉语课程，各类中国语专修学校蓬勃发展；汉语学术研究及国际交流活跃，成果丰硕影响大；汉语水平测试种类多，考试制度完善。
（四）孔子学院
中国在世界各地赞助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主要提供中文语言教学课程，组织文化演出活动，传授中医课程以及开展其他文化活动项目。截止2011年，日本国内共设立了19所孔子学院，是在亚洲仅次于泰国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但与超过80所孔子学院的美国以及英国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对日文化外交的主要制约因素
当把文化外交视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时，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解构为传播主体、客体，信息、信宿、信道以及信息的编码、解码几个部分来考察。对于尚未发展成熟的中国对外文化外交来说，在上述几个部分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具体到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时，下面几个制约因素格外凸显，是阻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发展的瓶颈。
（一）中日文化差异
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参与者和研究者来说，承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并在跨文化交流中抱持以求得有限共识为目标的务实态度，是一种基本素质。这里把中日文化冲突的问题单独提出来是因为，中日文化一直被我们认为是同源相近的，这使我们习惯性地忽视了相比中国同欧美文化差异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日文化间存在的张力。对中日文化差异性评估的错位是影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深层原因之一。
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通常认为，中日文化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将中日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和中日文化的共同部分视作增进双方好感的源泉。然而，尽管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典型的原生型大陆农耕文明同日本的外源型岛国稻作文明实际上具有根本的异质性。同时，中日之间长期的“文化阻隔”，也使双方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文化机制。一项名为《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中国文化对日传播调查研究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更多地集中表层中国文化，如饮食、中文以及长城、熊猫等符号，而对制度性和价值观方面的中国文化认同度相对较低。
一直以来，中日两国特殊的发展历程使双方的民众都培养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双方的民族情感交织在一起，再遇到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拨，使得中日间的文化张力一直存在，且呈现趋紧之势。对中日文化差异的认识不足，会导致在传播对象设定、信息选取和编码环节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失效，从而影响解码环节，达不到预想的传播效果。
（二）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
2011年公布的《中国日报》与日本言论NPO联合民调显示，日本公众对华好感度仅20.8%，而这一数据在中日关系围绕领土纷争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局势下，已经跌到了创历史新低的不足20%。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日本民众不喜欢中国，中国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十分恶劣。糟糕的受众环境无疑受到中日之间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矛盾的影响，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但同时日本媒体长久以来带有偏向性的涉华报道，则是人为色彩很强的影响中国在日形象基础的原因。
1、日本媒体渲染下的中国负面形象
日本有一些反华刊物长期以来专门发表污蔑、攻击中国的文章或访谈。例如，日本产经新闻报社，不仅发行《正论》等杂志，而且经营富士电视台。该报各系统迄今一直与台湾关系密切，对中国大陆则持批评态度，负面报道居多。该报所属出版社还出版了日本“ 教科书编撰会” 撰写的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显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渠道是日本的大众传媒，其次为身边的中国人以及到中国留学、旅游，最后为学校课程和中国媒体。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以负面报道、歪曲信息为多，导致中国的形象没能得到准确、全面地反映，日本民众通过日本媒体了解到的中国是一个一定程度上被片面化了的形象。尽管有学者在对比了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和对日本国内新闻的报道后认为，日本媒体有进行负面报道的习惯，对其国内新闻的报道亦是如此。但是日本大众媒体作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其报道的偏向性会对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产生主导，导致不真实的中国形象在日民众中的形成。
2、中日现实冲突中加剧恶化的对华态度
2010年9月的中日事件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一轮反华游行示威，仅从2010年10月2日到2010年11月20日就有12起反华抗议，参与规模共计达到了将近两万四千多人次。此次日本国内的一系列反华示威游行是一个新现象，与以往日本右翼势力引导的反华情绪不同，此番不断增长的反华情绪与日本保守势力的重新抬头密切相关。伴随着日本国内严重“厌中”情绪的是，日本朝野政党为了迎合这种不健康的民意，争相显示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加剧了日本政府的右倾化。无论是还是自民党，日本政客们正在努力将国内民众对日本政治的不满诱导成为对中国的不满，以变在转嫁矛盾中让本当和自身得利。政府的右倾化政策反过来引导舆论和民众进一步右转。
恶劣的对日文化传播受众环境，使得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一开始便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但也显示出了开展对日文化外交的迫切必要，同时对对日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性要求。
（三）中国作为对日文化外交主体的内在问题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必须遵循双向沟通的原则，在主体与客体交流、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讨论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制约因素时也不能忽略了中国方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对整体的中国文化外交来说，文化外交体系、机制不成熟，文化大战略和文化核心价值的缺失、文化产品本身竞争力不足，民众作为文化外交最重要使者的媒介作用未得到充分开发等都是制约我国对外文化外交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对日文化外交的语境中，中国国内的反日因素和中国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是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具体制约因素。
1、国内反日因素
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进行的两次侵略战争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日本右翼势力的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却在不断地刺痛着中国民众最敏感的那条神经。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巩固了民众的对日民族主义情结，伴随着今天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以及中日在领土争端的不断升级，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近两年反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浪潮此起彼伏，甚至发展到了对日企、日本车打砸烧的非理性境地。而国内民间仇日、反日情绪在互联网中体现更为明显，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涉日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活动平台。在电视传媒方面，据统计仅2012年一年于国内某影视基地开拍的抗日题材影视作品就多达上百部，文化产业消费的风向标也反映出了国内媒体环境中的反日大潮。
这种情形对于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我们一方面努力促进中日双方民众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另一方面国内却弥漫着浓重的反日情绪，一些不理性的反日行为甚至直接损害到了日本企业和民众的合法利益。如此一来，我们苦心经营的对日文化沟通便丧失了信服力。虽然这样的局面也是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条件下形成的，但被骄纵的对日民族主义无疑也越来越对中国自身的利益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失。
2、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中央电视台以外，日本民众对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中国媒体的接触和使用率都很低，日本民众对中国媒体缺乏信任，认为中国媒体的报道不够准确客观，政治宣传的意味大过信息传递。
国际传播影响力不足是中国媒体的通病。赵启正先生认为，提升话语力，应对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需要做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增强信息的公信力；促进多元主体表达，放大民间声音；提高修辞能力，积极追求正面效果。这些技巧正是定位于对外传播的中国媒体所缺乏的。除了要学会展示中国的真实状况，传递中国的民间声音，使用可被接受的修辞外，中国媒体还需逐渐改变官方色彩浓重的形象，祛除宣传意味；改变传者本位的思维方式，努力融入对象国的传媒市场，提高针对性，做好本土化，从而真正被对象国民众所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月刊中国NEWS》的内容精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由日中通信社翻译为日文，编辑成册。该刊实行市场化运作，受众锁定为受过高等教育、关心国际事务并关注中国发展的日本知识型读者，内容多为民众关心的深度报道，目前已经进入日本的主流杂志发行渠道。
四、结语
从现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外交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其所面临的一系列制约因素在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都有所体现。很多宏观的问题，对于还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外交而言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待完成的体系建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的问题很难具体展开来说，因此本文仅选取了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的几个具体可见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笔者认为可能有所启发的一点，就是人们对中日文化的差异性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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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2
【关键词】公共外交；中国；日本
2010年8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第二季度产出为1.28万亿美元，略低于中国的1.33万亿美元，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0.4%。①中国也因此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0的日本人认为GDP被中国超过是件大事。除此之外，两国之间屡次发生的“事件”也昭示了中日两国由于经济发展、历史问题等原因存在着各方面的矛盾与摩擦，而目前日本国内由于经历了海啸、核泄漏等事件造成经济不振，国内怨声载道，所以大有可能将矛头引向中国，再次宣扬“中国”，以此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也是我们在两国发展进程中所需要警惕的。面对这种可能对两国关系发展存在潜在隐患的状况的发生，在两国政府层面进行沟通交流的同时，需要加强与对方国家民众的交流与理解，即采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加深彼此的信任，减少猜忌与误判，从而促进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
一、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现实紧迫性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早在1965年就由美国学者格里恩创立，在冷战时期被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作为向对方阵营的公众进行“舆论宣战”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曾一度“销声匿迹”，而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又一次被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所重视，原因在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已经成为一国发展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而公共外交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本国政府与他国民众的一系列沟通、互动影响他国公众舆论，获取民心，从而为本国发展赢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公共外交区别于传统政府外交的根本就在于将公众纳入到外交的范畴中，而不是纯粹的官方之间的往来，但也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民间交流，简单的说，公共外交的主体是一国政府，而客体则是对方国家的公众。
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使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国内矛盾在邻国中国政治、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愈发显得激烈，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也因此受到国内发展环境与国际社会的重重阻碍，种种因素使得整个日本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心理变动，由之前以繁荣的经济自居于“亚洲第一”的心态将中国作为“等而下之”的国家到现在不愿承认中国的强大而又必须面对甚至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恐惧心理，害怕被日益崛起的中国所“威胁”，甚至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复杂心理被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分子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利用，自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开始，“中国”作为转移日本国内民众视线的工具被不断的宣传并夸大，这也成为中日两国民众好感度、互信度日益下降的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受到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思潮上升的影响特别是日本部分媒体的误导，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也不断下降。据日本内阁府1996年舆论调查数据看，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比例：1980年为79%，1986年为60%，1992年为55.5%，1995年为48.4%，1996年为45.1%②。而由《望东方周刊》和日本《读卖新闻》合作进行的针对日本全国和中国十大城市的调查则显示，2010年中日两国国民的互信度下滑到自2006年来的最低点。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即便是在近几年两国关系出现“政暖经热”的状态时，两国之间“民意冷”的状态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对方的认识和态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在信息高度发达、公众广泛参与外交的今天，任何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不得不把“民意”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中日两国政府也不例外。两国“民间之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这种“民间之忧”极有可能会因为中国的继续发展和日本国内极端分子的利用而变的更加深化，以至于演化为阻碍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绊脚石。而这对于两国各自的进步甚至东亚地区的和平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关键之一在于中日两国的合作，尽管我们两国存在众多历史问题、现实纠纷，但其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彼此分歧。因此，对日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缓和两国关系就成为现实之需，并且极为迫切。
同时，通过历史实践也证明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对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加深彼此公民社会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在中日两国还未建立正式邦交关系之前，我国就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加强了与日本民间的联系。敌视中国的岸信介政府时期的“围棋外交”，池田政府时期的“兰花外交”，以及佐藤时期的“乒乓外交”都在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背景下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建交之后，中日两国更是加强了双方在文化、教育、媒体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程度在80年代曾一度达到顶峰。在80年代，中国政府曾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并与中国青年友好联欢了15天，3000人的规模堪称中日民间交流之最，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日民间交好的代表性事件。③
因此，无论是从维护东亚安全与和平的宏观角度出发，还是从缓解甚至化解两国矛盾，促进两国友好发展来看，对日本开展公共外交都成为大势所趋甚至是刻不容缓之举措。
二、对日公共外交的策略方法
在明确了现阶段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后，采用哪些策略方法来开展公共外交以及在开展过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在对日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媒体的作用。在当代信息社会，媒体在公共外交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传播信息、影响舆论的速度与强度都无法替代，而公众对媒体的依赖度也愈发强烈。因此，在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我国以及日本国内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及时将针对我国的一系列负面言论予以解释更正，同时利用媒体客观真实积极的报道来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负责任的、睦邻友好且不会对日本造成“威胁”的国家形象。创立于1996年的日本侨报社通过在日本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加深两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该报社从2007年开始每年推出一本《必读：有趣的中国》，该书由日本著名翻译家三潴正道教授带领团队翻译，而翻译内容则是摘录自《人民日报》中的经典文章，并配以图片、评论等。这样的举措使得日本国内的民众能够以他们看得懂的语言了解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除此之外，日本侨报社还在日本创立“星期日汉语角”，举办日中作文大赛，创办日中翻译学院等，一系列的突破与实践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其次，应高度重视华人华侨在开展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应向以色列学习其“族裔外交”，以色列凭借在美国庞大的犹太人群体建立起多个旨在影响美国国内关于以色列舆论的利益集团，借此间接维护以色列国家利益。我国的华侨华人数量众多，邓小平在1993年也曾表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④。而目前“在日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总数已逾70万，其中改革开放以后赴日的新一代华侨华人就占了95%”⑤。因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有广泛的接触，对所在国的社会发展状况较为了解，通过这部分群体建立相应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等能有效的与所在国民众在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建立互信友好关系，从而为双方发展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日本自2009年9月上台后决定给予在日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在地方的参政权，而这其中就包括十几万日本华侨，这就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我们可以吸引这批在日华侨，建立相关机构，利用他们对日本社会生活各方面更深刻、更熟悉的了解以及对祖国强烈的爱国心和对祖国现状的熟知的优势，促进他们与当地主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和沟通，从而进一步加强日本国内公众对中国的客观了解和全面认识。
再次，应重视发挥公民社会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公众的参政意识，特别是对一国外交事务知晓、参与的诉求愈发强烈，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由公众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而公共外交的发展趋势也恰恰是要逐渐淡化政府“抛头露面”的机会，而更广泛的交由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来开展，由此减少他国民众因有政府出面而产生的不信任感。由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言论NPO”组织联合举办的“北京东京论坛”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七届，论坛邀请了中国、日本的新闻界、学术界、商界、学校社团等众多主体参与并讨论中日两国发展中的问题、摩擦、公众舆论、共同发展前景等一系列主题，为我国开展对日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渠道。
最后，要积极开展中日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文化最能引起他国民众兴趣与共鸣，而中日两国在文化及教育交流方面的历史经验源远流长，“遣唐使”的到来与“鉴真和尚东渡”都传为佳话。甚至是在20世纪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也未能阻挡两国民间的文化往来。通国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能够使日本国内公众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之所以然”的文化背景及传统因素等。2010年在中日两国关系低谷的状况下，我国依然邀请了1000名日本青少年参观上海世博会，并应邀派出2000多名高中生和教师访问日本。目前我国在日本也已开办了12所孔子学院和6所孔子学堂以及汉语角等机构作为向日本民众传播我国文化，教授汉语的平台，一系列的举措也彰显出文化教育交流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小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尽管两国之间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出现了因各自的发展需要而导致的利益纠纷，但是友好合作发展终究是大势所趋，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面对日本社会对我国的“敌视”态度和日本民众的“冷漠”，我国应从全局出发，积极利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并逐渐改变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民族主义分子对民众的影响，进而能够改善日本国内对我国负面甚至是偏激的看法，从而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平台。
注释：
①“日本二季度GDP低于中国，中国成第二大经济体”，finance.省略/a/20100816/004297.htm。
②日本经济新闻，1997一03―07。
③刘国华，李阵：《公共外交：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3月第2期。
④刘宏：《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载《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4月，news.省略/mainland/special/PublicDiplomacy/lilun/201004/0422_10032_1610949.shtml。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3
关键词：模因；日语借词；强势模因
中图分类号：H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2-0073-08
DOI： 10.14156/ki.rbwtyj.2015.02.009
借词是文化交流的记录和载体，在跨文化交流中见证着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自古以来就与世界上不少国家和民族有过接触，这种中外跨文化交际过程伴随着语言的使用和接触，也必然会带来语言的交流和融合，借词的出现是跨文化交际的必然结果。萨丕尔认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就是词汇的借用。只要有文化借用，就会有词汇借用”[1]。中日两国作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亚洲邻国，在以汉字为媒介的长期跨文化交流中，双方词汇互相渗透和影响，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十九世纪中期以前，汉语词汇对日语词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从近代开始，日语向汉语输出了大量汉字词汇，并逐渐渗透到汉语词汇中，这些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汉语中的日语借词
中日两国历史渊源深厚。官方交往始于汉代，盛于隋唐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作为文化输出国，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前。19世纪中期，中日交流方向出现了逆转。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制度，成功移植了西方文明，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开始通过日本途径学习西方知识，日本也随之成为汉语词汇的输出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将近三十年的时期，被认为是日语借词进入汉语词汇的第一次高潮，该时期日语借词所表示的概念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大部分已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后期，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及改革开放，中日两国的交流得以恢复，并广泛涉及到日本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教育文化以及饮食时尚等多个方面，两国语言的频繁接触造就了第二次日语借词高潮。近十年，随着网络普及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日本饮食、音乐、动漫文化、网络游戏等为中心的日本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第三次日语借词高潮随之形成。
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起步于20世纪中后期，至今将近半个世纪期间，中外学者针对日语借词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们将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围绕日语借词定性与定名、特征、成因、借用途径、词义变化、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了研究[2]。文章拟从模因论这一崭新视角，根据语言模因的传播理论分析日语借词的借用类型及成因、并从强弱模因的角度对日语借词的流行和消亡进行探讨。
二、模因论
模因论是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观点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其借用生物学的基因概念探讨模因的复制、传播和演变。1976年，英国动物学家Dawkins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探讨了基因如何通过自我复制和相互竞争促进生物进化，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将“模因”作为文化进化的单位正式提出。Dawkins把“模因”定义为：文化传递的单位，它通过一个过程而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入另一个人的头脑之中[3]。另一位新达尔文主义者Blackmore认为，模因就是指人的思想、习惯、技术、故事、歌曲或任何一种在人与人之间被复制的信息[4]。只有当这些信息得以传播、仿制才具有模因性。模因论认为语言也是一种模因，语言中的字、词、段以及篇章等，只要通过模仿被复制，就有可能成为模因[5]。模因在被复制和模仿的过程中，会出现保留、变异和选择三种情况[6]。由于不同的语言模因复制能力存在不同，具有保真性、多产性和长久性的强势模因才能得以保留下来，而弱势模因则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3]。中国学者何自然最先将模因论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引发了国内社会语言文化领域模因研究的热潮，也为借词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三、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模因分析
语言的接触和交流必然产生借用。语言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任何正在使用的语言，都会不断吸收新的词汇，新词汇和表达方式之间会发生激烈的竞争并产生优胜劣汰。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是经过模仿而得到复制和传播的语言模因，日语中的词汇模因现象被汉语模仿或复制后进入汉语词汇，形成日语借词。伴随着中日长期的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日语借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日语借词的语言形式来看，主要有借形词、借音词和混合型借词等三类。
（一）借形词
借形词是将日语词汇的书写形式直接引入汉语的词汇，即原词模因的形态被模仿和复制。日语借形词主要有日制汉字词、日语回归借词、日本固有词汇三类。日制汉字词是日本人借用汉字或汉字字形作为构词要素，或根据汉语词汇的构词法自己创造的汉字词，多用来翻译西方近代词汇。如民主、科学、电话、宗教、艺术、革命等。日语回归借词是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词语时曾借用的中国古汉语词汇或明清之际传入日本的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在后期又通过日本回流到中国。如：文明、专制、自由、资本等。日本固有词汇主要是代表日本特有事物、文化等或对某种事物现象的特有称呼和命名，如歌舞伎、相扑、柔道、天妇罗、寿司、便当、厚生省、新干线、物语等。还有少量如吨、码、腺、盏仍谌沼镏写丛炝撕鹤肿中危而后又被汉语吸收的词汇也属于日语固有词的范畴。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由于汉日两种语言具有同源性，借形词的原体模因在被模仿和复制过程中，在形态上都得到了完整的保留，仿体模因在形态上与原体模因完全一样。从意义上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日语借词大部分保持了仿体模因与原语模因的一致性。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语借词意义由于受到模因变异和选择的影响，或发生了词义的扩大、缩小，或发生了词义色彩的变化，还有一部分则在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上发生了转化。
（二）借音词
借音词也叫音译词，是指通过记录原词的语音特征而借用的词汇，原词模因的发音被复制和传播。在引入音译词的过程中，原词模因的发音被模仿并表现到书写形态上，意义保持不变。日语借词的音译词中，一部分是早期日语用汉字音译的西方词语，通过汉字发音可以看出原词模因的痕迹。如：俱乐部、浪漫、瓦斯、淋巴、维他命等。该类词绝大多数在现代日语中已经改用片假名来表示，但在汉语中则作为日语借词以汉字词汇的形式保留下来。另一部分词汇是汉语音译日语发音得来的词。如：榻榻米、卡哇伊、一级棒、欧巴桑、撒哟娜拉等。该类词的原词模因所反映的概念和事物大都为日本社会所特有，由于在汉语中缺乏对应的概念和意义，顺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就产生了对应的音译词。
（三）混合型借词
混合型主要指音义兼借型、音形兼借型两种形式。表现为兼顾原词模因的发音和意义或者发音和形态而形成的模因现象，也是模因效应不断完善的体现。音义兼借型借词由相似于原词模因发音的音节，加上能够反映原词模因意义的汉语语素组合而成，其中音译部分只作为表音符号起修饰作用，而后者则体现所表示概念和事物的类别，处于中心词的地位。如“乌冬面”中的“乌冬”来自“ウドン（udong）”这一日语发音，通过加上“面”这一汉语语素反映该词所属类别。“芭啦芭啦舞”的“芭啦芭啦”源于日语的“パラパラ（parapara）”一词，“舞”作为该词的中心存在。音形兼借型借词如“奥姆真理教”，其来自于日语词汇“オウム（oomu）真理教”，“奥姆”取自“オウム”这一发音，原词中的“真理教”则直接以原形被借用。此外，还存在义译加汉语元素的借词。即在保持原词模因意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汉语元素，进一步表达原词模因的意义。如日本女子流行歌曲偶像组合“モ`ニング娘”在汉语中被表达为“早安少女组合”，其中“早安少女”对应“モ`ニング娘”的意义，而增加的“组合”一词则起到了中心词的作用。
四、日语借词模因产生的原因
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过程，既有自身文化的传递，也有对对方文化的吸收，这种文化上的复制现象就是文化的模因现象。日语借词是在中日两国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接触语境中产生的，是中日跨文化交际的必然结果。
Blackmore认为在模因进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选择压力。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过程就是各种模因相互竞争的过程，只有通过在交际中发挥积极作用变得强大的模因才有可能进入目标语言系统，并被人们不断地模仿、复制和传播，成为成功的模因[4]。陈琳霞、何自然认为一种模因要被人们普遍地模仿，成为成功的模因，必须具有实用性、合理性、时尚性、权威性等四种特性或者其中一种[6]。
实用性。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讲，语言信息的产生源于社会交际的需要。语言被模仿、复制和传播的前提是语言信息实用，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新出现的语言信息，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并被接受，才会被复制、模仿和传播。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和“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开始通过日本途径全面学习西方政治、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大量日语借词进入中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逐渐稳定下来。该时期以科技类词汇为主的日语借词，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载体，对西方文明和科学人文思想大规模传入中国，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步伐，中国积极吸收外来先进事物和文化，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改革开放，中日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员的来往逐渐增多，该时期以体现社会文化和时尚习俗的日语借词通过多种渠道输入到汉语，成为中国了解世界文化和时尚的窗口。因此，具有应时性和实用性的词语，才能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逐步发展为成功的模因。
合理性。能够表达合理意义的语言信息才会被人们复制和传播，从而形成模因现象。吸收外来词是丰富词汇的重要方式，符合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语言历来是一个开放性的符号系统，在社会发展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新事物、新现象的不断出现，必然需要新词来补充该语言词汇系统中的空白。具有较强的表现力是语言模因得到强化和保留的前提，语言信息生动形象、更具合理性的一方往往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得到传播。“版克”、“德谟克拉西”、“赛因斯”等国内音译新词最终被能表达原词模因意义的“银行”、“民主”、“科学”等日语借词取代，就是新词之间竞争，最终具有合理性的词语成为成功模因的例子。此外，也有一部分日语借词由于汉语本族新词的使用，而没能流行起来。如，“寒暑针” “会社”等日语借词，由于表示同样意义的本族新词“寒暑表”“公司”已经使用，因而这些词没能在汉语词汇中流行起来。在模因进化过程中，会有新词之间的竞争、也有新词和既有词汇的竞争和选择，而其结果，常常是符合汉语词汇发展需要、能够表达合理意义的语言模因得以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词汇则在竞争中被淘汰。
时尚性。从语用心理来看，借词模因的使用体现了语言使用者的趋新、尚异心理。具有时代气息和流行特点的语言，以及其所携带的概念新奇性，往往容易吸引人们去模仿而得到广泛复制、传播，形成语言模因。具有时尚性、突显新意的语言更能反映社会潮流和时代特点，也更容易被对外来事物和新事物敏锐的年轻人所模仿和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来，“达人”、“宅男”、“新干线”等一批具有新鲜感、带有异域风味并反映日本特有文化的日语借词模因通过年轻人的使用，在汉语中广泛传播，也引起了人们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更多关注，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权威性。语言信息的权威效应也是其被广泛复制和传播，成为语言模因的条件。语言模因作为一种文化机体，想要生存下来，需要高频率的使用、传播和进化的稳定性，语言的权威性能为语言的高频化使用和稳定性传播提供一定的保证。由于具有权威性和特殊地位的人士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受关注程度高，也容易带动他人有意识地使用和模仿，从而使他们所拥有的模因得到传播。清末民初，访问日本的官员使臣、商人、学者以及因政治避难的革命党人等有着较强社会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士，成为该时期日语借词的传播使者。他们利用奏章、游记、随感等形式将日语借词不断复制和传播，使得该时期的日语借词模因得以产生，并在较长时期内稳定、保留下来，并对汉语词汇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五、日语借词模因中的强弱势模因与模因复合体
Heyligen指出模因要复制成功必须经过同化、保持、表达、传播四个阶段，成功通过模因选择四阶段的模因都可以被称为强势模因[7]。Dawkins指出强势模因的三个衡量标准是保真度、多产性、生命力[3]。即模因复制精确、复制广泛、传播长久。一部分借词作为模因被广泛应用于交际，就会随之强大起来并被不断复制传播，从而融入到目标语言中，成为成功的语言模因被保留下来。另一部分借词模因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性、表义的不明确性以及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而无法得到广泛复制和传播，变逐渐消失，成为弱势模因。由于日语与汉语具有字形的相似性、字义语义的同源性，以及语言系统在文化背景上的趋同性，日语借词模因进入汉语后，大部分都发展为强势模因，得以保留下来。作者以马西尼的《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中的日语借词为对象进行初步统计，并与《汉典》和《现代汉语常用词汇表》对照发现，该时期代表著述中的共计173个日语借词中，有163个词被《汉典》收录，占到总数的94.2%，147个词作为汉语常用词汇活跃在现代汉语中，占上述日语借词总数的84.4%。
Blackmore认为：模因具有文化适应性，即模因对某种特定文化的适应性[4]。能够适应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并能在该文化环境下生存下来，才能成为成功的模因。顾嘉祖认为：“民族文化心理制约着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8]。不同的民族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语言习惯。日语借词大多具有表义功能，符合中国人惯用的思维方式，再加上它们都使用汉语成分构成，从文化心理上容易被中国人接受。清末民初是汉语吸收外来借词的过程，也是自创新词的过程，这一阶段，国内有识之士也创造了一部分表达新概念、新事物的多音节音译新词，但最终这些多音节音译词被更具有准确性的意译日语借词所取代。如“tobacco”、 “Telephone”、 “president”在汉语中出现的仿体模因为“旦把孤”、“德律风”（“得利风”）、“巴力门”（“巴里满”），最终被日语意译的仿体模因“香烟”、“电话”、“总统”所取代。同一时期，汉语自制多音节音译词与双音节意译日语借词并存，最后，前者被后者取代的例子为数不少。这是因为汉语词汇具有表义的要求，音译的仿体模因往往只模仿了原词模因的发音，没有传递其真实内涵，因而达不到汉语词汇“望文生义”的效果。这就决定了它必定会被符合民族文化心理、具有联想意义的强势模因即意译词所代替。
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也会发生相互转换。日语借词中存在一部分汉语回归借词，这一部分词早期见于汉语著作，后来传入日本，成为日语词汇的一部分，但在汉语中却由于复制频率低，传播范围小，成为弱势模因而逐渐消失。而后这些词又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从日本重新传入中国，在交际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被广泛复制和传播，进而发展为强势模因。如“经济”“组织”“知识”“生产”等[9]。另一方面，早期的音译词由于不具有表义功能，在词语竞争和选择中，大都发展成为弱势模因。但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人们对音译词的接纳更为积极，榻榻米、卡哇伊、一级棒、欧巴桑、撒哟娜拉等一些列音译词在汉语词汇中频繁出现，并逐渐发展为强势模因。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以及新时期，借助于电视、网络等多元媒体，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将大量反映日本流行和日本社会文化的新词引入汉语，这些词往往是在短时间内迅速被复制、传播并流行起来，成为强势模因，但是，由于其反映的是日本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复存在时，就会被逐渐淡忘而消失，如“过劳死”“单身赴任”等词就是如此。同时，新时期的日语借词具有追求新奇和时髦的特点，这也注定该类借词会在短时间被人们频繁使用、广泛传播，发展成为强势模因，而后又迅速被更时髦的新词语代替，转化为弱势模因。
日语借词中的部分强势模因，不仅自身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还能在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与不同的词语要素、语言环境相结合，组合成模因复合体，表达出单个模因以外的意义。如“放送”一词在日语中是指“以被一般公众直接接受到信息为目的的无线通信”，常用的复合构词有“实况放送”、“新闻放送”、“主要放送节目”等。复合词中的“放送”都是指播放，无线传递信息之意。该模因进入汉语后，与其他词语组合，构成诸如“专题大放送”、“神话放送”等模因复合体，保留无线电传播、播放等意。另一方面，有时也会根据语境，重点突出“送”的意义，主要用于商家赠送等情形。如“福利大放送”、“优惠大放送”、“礼包放送”等。又如“新干线”一词，原指高速化的铁路路线，但是进入汉语以后，取该交通工具高速、快捷的特点，转指某种快捷、迅速、前卫的事物。如：“音乐新干线”、“日语新干线”等。另外还有诸如“ ～主义”“ ～作用”“ ～的”“ ～化”
“～族”“超～”等日语前后缀在汉语中组合而成的一大批模因复合体，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数量和意义。
六、结 语
语言模因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了日语借词的产生和发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借词作为异文化的使者，承载着国家、民族之间科技交流、文化融合的历史。任何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发展时期，总会有一部分新词和表达方式经过激烈的竞争和选择，被人们接受，加入并丰富原有的语言系统，同时也会有一部分词由于其自身特点或对社会文化、时代条件的不适应而被淘汰。日语借词在中日两国共享交流、传播科技文明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见证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并将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更新，继续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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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4
【内容提要】
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于2006年4月28日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他建议日本应当积极开展“动漫外交”，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而在2008年03月，现任外相高村正彦正式任命哆啦A梦为“动漫文化大使”，此举无疑是在延续麻生太郎的外交政策。日本外务省希望通过“POP文化”，特别是动漫文化，推销日本，大打文化外交牌的举动引起中国国内的激烈争议。不少人认为由于目前日本动漫一统市场，如不制止日本动漫潮在中国学生间的泛滥，中国下一代必然会“日本化”，形成浓烈的日本情结，从而影响对日政治态度。然而不少动漫爱好者认为，日本动漫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日态度。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本文希望通过调研与解读相关资料，探求：
一、中国当代大学生热爱日本动漫的行为与其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存在，相关程度如何；
二、日本动漫外交的效用以及收益率；
三、日本动漫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动漫外交文化外交情结中国大学生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
（一）文化外交及其作用机理
当前，文化外交成为了许多国家宣传自身文化与政治理念，提高国际软权力的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所谓文化外交，根据李智所著的《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一书所述，是指“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外交活动。”作用机理如下：首先，通过”文化模糊”处理，目标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被增强。而这种文化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以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舆论传播也常从文化视角切入，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向目标群传播，使目标群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舆论输出中文化因素的激励和感染，从而慢慢接受传播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次，借助文化熏染、提高对该国文化的接受度。文化熏染是通过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潜移默化，使个人在无意识中获得正规教育之外的认知。文化致效就是将要输出的舆论与文化因素进行有效整合，让要表达的舆论披上文化的外衣，促使目标群在本民族文化的惯性思维之下，自然地接受舆论观点。就某种意义而言，舆论传播中的文化致效也是文化意识的战略传播，必然具有很强的熏染性。然而，少数国家也把这种外交方式当成是文化渗透的手段，通过文化传播这种隐蔽的手段来改变他国国民的价值观与政治态度，从而达到影响与控制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的目的。尼克松的经典著作《1999不战而胜》与《真正的和平》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文化外交主要通过建立他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情结来实现。那么什么是情结呢？情结是一心理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的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每个心理学理论对于情结的详细定义不同，但不论是弗洛依德体系还是荣格体系的理论都公认情结是非常重要的。情结是探索心理的一种方法，也是重要的理论工具。情结一词原本是精神分析学的概念，作为一般意义上使用情结一词，最先出现在荣格(Jung.C.G.)的文献里。荣格将complex形容为“无意识之中的一个结”。可以将情结想成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念形成的结。这个结可以间接侦测，而表现出的行为则很难理解。在20世纪初，他在进行言语联想的考察中发现，由于情感因素联想会出现显着的延迟，这种不服从意识控制的过程妨碍着联想正常进行；并且认为在潜意识中，存在以一定情感为中心集结着相关的心理内容的心理过程现象。他把这种现象称作“因情感而集结成的(在潜意识中)复合体”。以后就略称为“情结”。日常生活中当潜意识活动强度高于有意识的强度时，这种“情结”作用强势地控制着人的行为。特别对个体人格有较强的控制作用。
（二）日本动漫外交提出的背景，主要措施
日本人及其政府认为动漫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可以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来设置议程，从而说服他人相信和认同其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在心理上形成亲日情结，从而产生预期的态度和行为,最终实现文化致效。2006年4月28日，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他建议日本应当积极开展“动漫外交”，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2008年03月，日本现任外相高村正彦正式任命哆啦A梦为“动漫文化大使”，而此举无疑是麻生太郎动漫外交政策的延续。
根据麻生的《文化外交新设想》以及外务省的相关政策文件，日本开展动漫外交的背景：首先，作为流行文化，日本动漫对外国公众已经形成巨大影响力。现在是普通老百姓的舆论对一国的外交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日本希望将这深入大众的拥有坚强力量的流行文化变成公共外交的工具，通过动漫作品传达的意象，使“‘日本’或者‘Japan’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明亮、温暖或者很棒、很酷的感觉”，树立日本美好的外交形象，使其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更易被接受。其次，日本希望通过其动漫塑造的形象去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上受其侵略的国家对日本的看法，从而提高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如，日本是当今的经济大国，却是政治上的侏儒，其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受到来自亚洲的多国的阻力。最后，为其经济输出开路。中国和亚洲各国志日本经济往来十分频繁，其在亚洲各国的形象影响到其出口量。如：中国也已经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在中国的形象对其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有很影响。每当中日关系紧张时，就会有抵制日货的呼声。
在迫切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双重推动下，此项动漫外交政策的主要措施迅速出台，主要包括：
一、政府和动画制作者召开流行文化交流学习会；任命那些在国际上颇受欢迎的漫画家和游戏作者为“动画文化大使”，并将之派到海外宣传日本流行文化。日本外务省在2007财年预算草案中已经列入了这些相关的费用。
二、开设以海内外新锐漫画家为对象的“日本漫画大奖(InternationalMANGAAward)”。这包括两项“动漫大赏”：
首先是创办以外国漫画家为对象的国际漫画奖“漫画诺贝尔奖”。麻生曾说：“我希望为当今不断涌现出的世界各国的年轻漫画棋手，在漫画起源地的日本设立一个权威的奖项，也就是说设立一个相当于漫画诺贝尔奖的奖项。希望他们以此为契机意识到他们与日本的关系。”
同时，以发掘日本青年映像?动画创造者的作为目标的新奖项的也被提出。据最近的《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度日本文化厅将拨出4亿4千万日元的预算，用于振兴向动画、CG等媒体艺术。这些预算中包括了对动画、CG等年轻作家的培育和扩张文化厅目前举办的媒体艺术节的费用。
三、通过电视，电台等手段传播日本动漫文化。主要包括：建立一个频道面向海外进行英语广播，并建立一个“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用英语传播日本信息的电视频道播放日本动漫信息”
对于中国这个与其有宿怨的国家，则着重在地方电视台播放动画等文化产品，推广日本最受欢迎的动画与流行歌曲：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拨款24亿日元从动漫制作商手中购买动画片播放版权，将这些动画片免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电视台播放，并决定在2006年度预算案中，增加对华宣传费用11．6亿日元，使对华宣传总预算达到31．1亿日元。新增款项将主要用于在中国各大电台、电视台播放日本的流行歌曲和日产动画片。日本外务省在解释这一投资时说，他们希望这样的柔性宣传可以减少中国青年对日本的不信任感，进而增进中国青少年对日本的认识。
四、日本政府从补充预算中拨款20亿日元，国际交流基金会等机构出资80亿日元，建立日本100亿日元的“日中21世纪基金”，然后使用这笔基金所得的利息收入每年约2亿日元，进行以下活动：
①中日学生交流活动。从2006年9月起，政府每年拨款100亿美元资助11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家庭中生活一段时间，亲身体验日本文化。日本政府另外还向日中友好会馆拨款5亿日元用于中国高中生的短期赴日交流，如“动漫文化交流实习生”计划,也就是说让当地的学生接受一定时间的实习，在大使馆或总领事馆从事文化交流的工作。还有与CCTV合作的“中日文化小信使”等系列活动；
②让参与日中交流的双方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企业团体和个人共同建立一个联络网，促进相互间的信息交流，培养两国交流的接班人才。外务省的“InvitationProgramtoJapanforJournalistsInterestedinAnime”计划便是其中一个重要计划；
③在中国各地的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内开设“日本信息据点”，介绍日本文化、出借日本图书，而且还将展示日本引以为傲的网络技术，并邀请活跃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和企业人员参与介绍日本的活动；
五、在外务省设立了“海外交流审议会”。会长由丰田汽车副会长的张富士夫担任，其目的是构筑民间人士与外务省良好的互惠关系，意欲通过日本大型企业、文化机构或者是广告公司向目标国输出诸如动漫等文化产品。
六、彻底强化日语教育的方针。“对于由动漫对日语产生兴趣的各国国民来说，我想，对日语降低接受日本语能力测试的难度，在各国推行示范的日语教室，制作标准教科书等等，使国际交流基金会作为日语教育的推广者能够真正地重新出发等措施是有利于我国的文化价值观的推广的。”
七、同时，日本本土资金也加紧建设属于自己的动漫媒体网络：如方舟盛世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就是日本世界社、日本岛本株式会社、日本盘亚株式会社三方委任“中国地区指定宣传公司”，负责日本总部、中国总、各地区在中国地区的宣传、策划、制作、、活动组办等。甚至连在电影业及出版业举足轻重的“角川集团”也积极发展在华传媒网络：①、在2005年大手入股香港洲立集团，成立该集团最大股东，目的是利用该集团发行日本动漫电影及作多媒体合作（如制作电影、发行DVD/VCD、制作及发行游戏、出版等）并进行有力的宣传。②、2005年角川与香港的新华传媒合资1亿港元，建立“新华角川”去开拓中国内地市场。③、2007年日本角川控股（KadokawaHoldings）旗下的角川映画，也与新华传媒集团在内地正式成立合资公司。首要任务是在3年内在内地大城市建立20座电影城。意在通过进一步强化“香港角川”桥头堡的作用，再行全面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中国星传媒机构双方也正在就版权引进方面的事宜进行谈判。此外，在中国的网络销售也被纳入到角川的视野。目前，角川映画正在和国家版权局、中国网络版权联盟等进行密切的接触。另外，角川书店还为其下属子公司特别设立了总额为20亿日圆的动画专门基金。该基金里也包含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投资，据说将在今后5年内投资35部TV动画或剧场动画。
（三）国人对日本动漫外交的争议
一石激起千层浪，日本的动漫外交政策引起了国人的激烈争论：
部分国人认为日本此举意在通过占领动漫市场，从而垄断话语权，在中国新一代中培养浓烈日本情结，让这些认同日本价值观的亲日分子，影响中国的对日政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在中日问题上多次提出“有必要增加留日的中学生，以便培养更多的亲日派”。反对人士宣称对日本动漫废寝忘食的痴迷者们，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也逐渐接受了日本的文化和价值理念。他们欣赏《灌篮高手》的好勇斗狠,认同《爱情白皮书》中的勾心斗角，衷情《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冷漠凶残，甚至于许多人脑海里的中国文化，如西游、三国等的概念，更多是来源于日本的漫画和电子游戏，当前由不少动漫迷掀起的盲目学习日语及日本文化的热潮也是这种政策效用的极佳例证：甚至连前外相麻生也曾说“想想为什么，电视上播放的动画片的主题歌是日语的，因此，对日语感兴趣的孩子就自然地增加了……。日本的流行文化引起了人们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对日语的兴趣。”
日本动漫，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传播日本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锐利武器：前几年，日本出版了《中国入门》以肆意歪曲历史、丑化中国人为主要内容的漫画书。《中国入门》不但否认南京大屠杀，为罪恶昭彰的日本731细菌部队翻案，还称中国的思想、文学、艺术、科学等都“毫无吸引人之处。令人吃惊的是，面对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这样充满鄙视、煽动仇恨的漫画既没有引起日本动漫界的反思，也没有引起日本普通民众的批评与反对，且一上市就连续保持日本4个月最畅销书记录。这些裸宣扬狭隘民族意识、为历史罪责翻案的漫画，会通过日本政府的着力推销，毒害亚太各国的下一代。
另一方面，不少动漫爱好者认为即使他们接受日本动漫，也不代表认同日本的价值观。而且由于日本对于中日间争端的解决毫无具有诚意的实际行动，他们对日的政治态度也不会因为动漫而改变。他们宣称采用两分法对待此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在这些热爱日本动漫的人的观念中，把动漫或流行文化中的歌曲、影视作品客观化了，把这些作品与孕育他们的日本文化环境剥离开来，在他们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不会想到日本这个国家的概念。根据国际先驱报报道，一个动漫迷、大三女生小蕾说，“本身我对政治不是很有热情，不过该有的民族自尊和是非观念我肯定是有的。日本在某些方面太过于野心勃勃，甚至不顾最基本的道德和是非观，总之对日本政治我是很失望的。”
的确，一方面，日本动漫在中国已经培养了相当多的爱好者，但是，中国青年对于日本右翼分子过当行为的激烈反应却也反映了中国新一代的强烈的爱国心。例如，小泉03年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参加了一系列反日示威，麻生忽视历史事实，意欲升级自卫队，更改宪法第九条等的极右言论也招来中国青年反对的声音。而且，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中国部分大学生已经形成成熟的对日观念，日本的文化输出政策或许很难奏效。2004年，日本主要媒体的8位总编辑来到清华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学生进行座谈。日方把这个活动作为一次公关的机会。8位总编辑一边倒地声讨中国当前过于高涨的民族情绪。在听完学生们的提问之后，这8位总编辑的脸色都很难看，“因为几乎所有的提问，都是与中日关系敏感问题有关的”。陪同访问的一位日本外交官说，尽管8位总编辑在造访之前，对于中国年轻人的反日情绪有所估计，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学生们如此地“冷静”。2005年岁末，曾经采访此事的一位日本驻华记者在回忆起来的时候说，“冷静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于日本的对华宣传来说，情绪是可以平息或者煽动的，但是冷静意味着中国年轻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对日观念。当时有一个感觉，日本需要更多地向中国派出这样的代表团。”他说，这不但是对中国年轻人的公关，而且也要让日本政要知道，中日关系并非他们所理解的那样稳定。
那么，究竟被视为中国精英的当代大学生是否会由于动漫外交而产生日本情结，而他们又是否会如日本所愿，进而产生亲日的政治倾向，影响日中关系呢？
（四）调研显示：日本动漫的中国市场份额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动漫外交政策是以高度的市场占有率为依托的。那么目前日本动漫的中国市场占有率是多少呢？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数据，去年整个动漫产业占日本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6%，全世界播放的动漫作品有60%以上来自日本。而且，除动漫本身外，由动漫衍生出的文具、玩具、游戏软件和服装等已经在全球形成一个巨大的日本动漫产业链。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动漫却只占有国内市场的10％，并且不少中国热门动漫的风格与内容与日本的动漫十分相似。究竟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我们对《漫友》以及《动漫周刊》两家位于销售排行榜前列，月销售量达百万份的主要动漫纸质媒体及其大学生读者做了调查，并在置信水平为90％下做假设检验分析，验证其市场占有率数据的准确性，我们发现：
两家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对日本动漫资讯的报道，且其比例远远高于其它地区的报道，达到69.23%，大大增加了日本动漫对大学生进行影响的几率（见下图）。然而，这两间媒体均没有接受日方的投资，可见原因主要是市场读者的需求。
大学生中喜欢看日本动漫的同学占相当大的比例，达到73。84%。
对于动漫产品的消费，大学生显得比较理性，大部分的学生不会购买相关产品或杂志，就算选择购买的学生消费的数额也不高，集中在50元以下，但是这也有可能是学生本身总体消费水平不高的原因。
综上，同时经过假设检验分析，可以看出在强势的宣传下，保守估计日本占中国内地动漫市场约73.54%的份额，而中国（包括内地与香港）所占份额远远少于日本。
（五）对于日本动漫外交的实证分析------传导机制的效用分析
然而，日本动漫占领了我国动漫市场的半壁江山必然会导致当代大学生的亲日政治态度吗？我们认为，由于文化外交的作用方式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外交方式，以及其传导机制的复杂性，文化外交的效果必须通过具体的调查与分析才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从美韩对日的文化外交的不同效果中可见一斑：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存在强烈的反美心理，爆发了多次学生示威，许多示威者要求结束美日军事同盟，他们喊的口号是“美国佬滚回去”。但是经过美国的文化输出策略，日本终形成了“跟着强者走”的外交政策.。美国成功地培育出了一个亲美的日本。然而尽管韩流改变了日本国民对韩国人的看法，但由于存在严重的政治障碍，日韩关系还是越来越僵，韩国的文化外交面对的是尴尬的拒韩的大和。因此，我们共计抽取105份调查问卷，以调查大学生对日本动漫的喜爱程度，日本文化以及价值观认同程度以及大学生对中日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并进一步探究这三种因素之间的联系，结果如下：
对日动漫喜爱程度：
从表中可以看出，喜爱日本动漫的同学不在少数，有78%之多，这些同学对动漫的热爱程度大多在3-5之间，水平较高。
对日文化认同方面：
同时，调查显示有52%的同学会把动漫中宣扬的价值观作为生活中的信条，48%的同学则不会把动漫中宣扬的价值观作为生活中的信条，而在这些同学中，大部分的同学（86.36%）只是接受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部分，如团结友爱，坚定的信念，不要轻易放弃，爱友情，正义等，只有13.64%的同学对价值观差不多全盘接受，显示了日本动漫虽对大学生有较大影响，但是同学们都会以理性态度考虑是否接受其宣扬的价值观。
综上，根据行为学以及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可以从表上看出，喜爱动漫的大学生对日本文化趋同度不高，表现得相当理性。
对日政治态度方面：
图表1喜欢动漫人的答案
图表2不喜欢动漫人的答案
喜欢动漫的同学中，可以看出喜欢动漫的人当中绝大部分人对日本都是处于比较希望了解和无所谓状态中，很希望了解和不想了解的人都相对较较少。
不喜欢动漫的同学中，和喜欢动漫的人相比较而言，与喜欢动漫的人相同的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处于比较希望了解日本和无所谓了解状态中，也有一小部分的人是不想了解的。不同的是不喜欢动漫的人中，没有人是很希望了解日本的。综上，大部分学生比较希望了解日本，但是日本动漫对当代大学生希望了解日本的愿望影响不大。
调查显示大部分同学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关心，有46%的同学对日本政府对待历史态度不满，但是仍然对抵制问题持理性态度，有20%的同学则对日本持有强烈的对抗情绪，只有14%的同学符合日本政府的期望，对日持较温和态度。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同学对此问题比较关注，也认为这些权益属于中国，只有极少数同学认为那也是日本的权益，76%的同学坚持尽量以和平的方式争取，但是认为应采取强硬态度的同学也不在少数，有17%之多。
图表3喜欢动漫的人对日本的好感度大小
图表4不喜欢动漫的人对日本的好感度大小
在喜欢动漫的同学中，有87.3%的人对日本的好感度是中等和偏下的，其中35.6%的人是中等程度，只有10.3%的人（9人）是中等偏上的。不喜欢动漫的同学当中，绝大部分（86.7%）的人对于日本的好感度都较低，甚至少部分人（6.7%）一点好感都没有，而仅仅有6.7%的人处于中等的好感。综上所述：.虽然动漫对于改变人们对日本的好感会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大部份同学对日态度都停留在较低水平。
那么社会上所担忧的所谓“喜爱----〉文化认同----〉对日政治态度”的传导机制是否成立，效用如何呢？
首先，我们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日政治态度分别作出方差分析，以检验对动漫的喜爱这一因素是否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日政治态度有影响，我们得出以下結果：
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
上图显示，组间差异源较大，而且对动漫的喜爱程度对于对日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影响的显著性远远低于正常的0.05的水平，也就是说，对动漫的喜爱这一因素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是有影响的。
对日本政治态度和日本政治态度的期望的程度
上图显示，虽然自变量对于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影响的显著性低于正常的0.05的水平，但由于组内差异源很大，所以代表性不强，也就是说，对动漫的喜爱这一因素对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的影响并不确定。
为了检验其具体的影响程度，我们对以下变量作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1.自变量：喜爱日本动漫的程度
因变量：日本文化价值观认同的程度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相关程度仅约为0.35，相关程度并不是很高，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它们之间关系的回归方程为
y=2.447771325+0.403908935x，这说明对日本动漫的热爱程度每增加1%，对日本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就增加0.403908935%。
2．自变量：日本文化价值观认同程度
因变量：对日本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相关程度仅约为0.009，相关程度比较低，回归方程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它们之间关系，也就是说日本文化价值观认同程度对于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的影响不大。
3．自变量：喜爱日本动漫的程度
因变量：对日本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相关程度仅约为0.0085，相关程度比较低，回归方程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它们之间关系，也就是说喜爱日本动漫的程度对于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的影响不大。
综上，到目前为止,动漫外交的作用机制在大学生中的效用尚未表现出来，也就是所谓的“喜爱----〉文化认同----〉对日政治态度”机制基本上对大学生影响较少，大规模的动漫攻势与投入或许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收益，但是单从政治上来说，效益在短期内难以回本。即使跳出作用机制的藩篱，直接考虑日本动漫对于对日本政治态度的影响，也是收效不大的。
对于日本如此的大张旗鼓地“推广”动漫文化的公共外交，但是却收效甚微，我认为政治始终是日本无法绕过去的症结。日本媒体对2006年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成果持观望态度。不少媒体表示，尽管2006年是日本政府早早定下的“日中观光交流年”，但是到底在两国民众的舆论能够改善多少，恐怕就不是公共外交所能简单解决的。外交的核心是政策，而不是包装。如果没有一个改善的诚意和实际行动，单靠包装是不行的。
（六）日本动漫外交對中国的启示
那么日本的动漫外交对中国有何启示？
首先，根据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所有传播活动必然会产生文化上的影响，但是单靠文化外交是不够的，还要在实际上作出相应的负责任的行动才能得到各国的认可。一个国家国民的政治态度不会被轻易改变，而是经过良久的潜移默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国要具有真正的政治魅力，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良好的信誉，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其传播的文化是科学的，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才可以达到目的。所以我国在文化外交上要明确目标，不仅仅是传播文化产品，在传播文化产品的同时要注意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其次，日本动漫灵活的传播技巧以及日本新颖独特的外交策略，对我们如何借助传媒去影响他人情结，如何巧妙地展开和实施舆论攻略,如何博取大众的情结认同和舆论支持等,无疑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与世界文化产业大国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还是弱势产业，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国外的一些大型文化产业集团纷纷抢滩中国,想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先发优势，从我国的文化市场上获取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日本动漫外交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如何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变文化资源大国为文化产业强国,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二、以文促情,强化“文暖”的意识渗透功能。日本动漫的传播致效，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传播中文化力辐射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功能,即在具体的舆论传播中借助文化信息的交流和渗透，从而可以影响目标群体原有的观念认知，最终让对方理解和认同已方的价值观.我们要掌握舆论传播的主动权，就必须重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强大吸引力的作用，让优秀的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标识和窗口。如2006年1至2月，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与中国上海博物馆合作举办的特别书法展“书法之宝――日本与中国”，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也前往参观，《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文化导报》等日本媒体纷纷赞赏说，这次书法展意味着中日关系出现“三战阵地”、“文暖”。随后，“女子十二乐坊”，“遣唐使墓展览”以及《千里走单骑》，《无极》等影片的上映，有效地推动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较好地收到了“以文促情”，“以文暖化政冷”的效果。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5
去年召开的“2011中国纺织学术年会”是纺织行业的一次产业发展与学术力量系统对接的直会，推出了1名学术大奖、8名学术带头人、15篇优秀论文，在海内外获得了巨大反响。继往开来，本届大会组委会仍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纺织专家和学者，跨行业，跨领域的科学家，深谙资本运作与电子商务的成功人士，以及来自海内外知名企业、贸易团体、商会的管理人士等共聚一堂，实现跨界思维共赢，合作集成创新的目标。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孙瑞哲理事长、中国工程院姚穆院士分别担任大会组织指导委员会主席和学术委员会主席。
大会将围绕新型纤维材料、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技术、高性能复合材料及技术纺织品等热点，进行跨领域、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展示科研成果，额发学术大奖和学术带头人奖，为国内外高层次的纺织理论研究者、纺织科技工作者、纺织生产管理者和纺织技术产业化实施者的零距离接触提供互动空间。现诚挚地邀请您就相关内容投稿并参加此次会议。
一、论文征集范围
（1）纺织基础理论研究；（2）高仿真、差别化、功能性纤维材料；（3）天然纤维的改性研究；（4）聚合物结构与分析；（5）聚合物的合成及在纺织工业的应用；（6）生物质纤维及其关联技术；（7）纤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8）新型纺纱方法及设备；（9）高性能、智能化的新型机织、针织。编织技术；（10）高效短流程前处理工艺；（11）节能节水型染色，印花技术；（12）纺织品的复合功能后整理；（13）纺织用酶的研发及应用；（14）化学品资源循环利用技术；（15）各类高功能技术纺织品（含军用）；（16）技术纺织品非织遣、机织、针织和编制成型工艺；（17）技术纺织品复合加工技术；（18）技术纺织品长效功能性整理和多功能复合整理；（19）环保低碳纺织专用机械与器材。
二、论文提交细则
（1）会议只接受原创首发稿，文贵自负。
（2）论文可选用中文或英文书写，但参加“2012年中日纺织学术交流会”的交流论文只能用英文书写。论文的具体格式参见大会官方网站“会议征文”栏目。
（3）作者须在大会官方网站（.cn）在线注册后提交Word格式的论文，会议秘书处会在收到论文后的3个工作日内用电子邮件回复。如在1周内没有收到回复，请重新提交论文或与秘书处联系。
（4）论文投稿截止日期：2012年8月20日。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6
关键词：口译；文化传达；实践
Abstract：Interpretation is a vital and necessar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mong nations. Cultural exchange，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interpretation，mainly refers to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among nations and peopl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Effective exchanges of cultures necessitate not only much attention to the shared cultures，especially the shared etiquettes，but also a good command of the unique cultural elements of a nation in such fields as religion，food，gestures and numbers.
Key words：interpretation；cultural exchange；practice
不同国家和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要达到沟通，就必须有翻译。翻译，作为人类交往的一个必须与必然的手段，作为不同文化传播的媒体，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翻译无论是在书面翻译还是在口译方面，长期以来大多定义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就是传统翻译的“转换—替换”模式。这种简单保守的翻译模式，虽然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语言本身的含义，但在翻译过程中容易忽略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无形造成了新的隔阂和新的文化障碍。最近，对于“中国龙”和“北京奥运吉祥物”翻译问题的争论，就极好地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忽视文化背景而给翻译带来的理解差异，也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和各国所存在的文化差异[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利用所学语言进行文化传播的桥梁。如果译者不能很好地理解交流双方的文化差异，交流的障碍就有可能因译者的原因而产生。本文将在概括阐述口译历史、异文化交流以及交际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外语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一、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口译伴随着人类语言的出现而诞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甚至不同民族的人在进行交流和沟通时，除了手势等肢体语言外，大多需要翻译作为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在社会和民族因素相对单一的时代，翻译只需要表达基本的含义，达到简单的沟通就可以了。但社会的发展却使各国呈现出文化发展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各民族和国家由于出现不同的图腾崇拜，也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使世界各种文化信息同享，文化资源共享，促使民族的、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融入到人类共同的文化信息之中。这两种倾向就要求我们在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活动时，既要遵照国际共同的文化规则行事，又要尊重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也是对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口译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关注，可以说口译工作的认可是和所谓的地球村、万维网的发展分不开的，也是和口译工作者所具有的双重文化素质分不开的。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更显现出在国际交流中不同文化交流，即异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性。
异文化交流是文化的相互交流或者跨文化交际的通俗说法，是指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之间的交流[2]。在当今社会中，随着异文化接触的增加，因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产生的问题也同时在增多。在交流体系方面，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有不同的规则和规定，在与异文化进行接触时，有本国文化圈不能预想的“陷阱”。比如在某种文化圈内被认为是有礼貌的行为，在别的文化圈内则可能被认为是无礼的行为；善意表达的语言，因文化的不同，可能会被理解为侮辱性的语言；同样的耸肩动作，会因国家不同而表达不同的含义。
因此，没有对异文化的理解，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就不能真正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交际。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而单纯以本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交流的话，不仅会很难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目的，还很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和摩擦。因此，国与国(也可指狭义上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要进行的相互理解的交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而对于在不同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的口译工作者，在口译过程中对这种异文化的理解和传达具有重要的作用。
口译中的文化传达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我国口译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局限于口译的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理论和授课方法的研究，忽视了对文化传达方面的研究。在近年的口译理论研究中，即使意识到了口译中文化传达研究的重要性，也大多因种种原因仅仅是一提而过，很少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近年来一直作为全国高校口译教材的《实用中日口译、即席翻译、同声传译》也只能看成是大量口译实例材料的汇编，而根本没有对口译理论，特别是口译中文化传达理论进行阐述。但在我国各外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中，都或多或少地阐述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在《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对口译的教学目标阐述为“口译课要通过大量的汉译日、日译汉的听说实践，训练学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口译能力。同时还应注意提高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涉外工作的能力”。对口译的教学要求阐述为“在无预先准备的情况下，能承担生活翻译；经过准备后，能胜任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翻译；忠实原意，语言表达流畅，并能区别各种不同的语感和说话人的心态”[3]。从该大纲的目标和要求可以看出，在口译过程中，对文化传达有明确的要求，也显示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二、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实践
口译工作者接受异文化的普遍形式是通过外国文学和历史来了解外国文化，但是文学和历史所反映的文化一方面范围有限，另一方面和现实的文化和社会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仅仅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学和历史的了解，也不能完全知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状。所以，口译工作者在口译实践的过程中，可以从国际交流中的共性文化(本文主要分析礼仪文化)和所学语言对象国的独特文化两个方面入手，来提高自己的异文化理解力。
1.共同礼仪文化的内涵
国际交流中共同文化主要是表现为外交活动中的礼仪文化。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是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从而使世界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另一方面是随着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加强，世界又表现出空前的统一化，各种局部的经济联合体以及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比如欧共体、上海峰会、APEC等国际和地域组织也佐证了这种国际发展的趋势。当然，在各种国际交流中都有一定的行动规范，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所表现的共同礼仪文化，了解这种文化是外语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具体来说，共同礼仪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举止。在外交场合，举止是有很多规定的。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口译工作者应保持不卑不亢的举止和态度，具有较高的语言水准却因动作滑稽等引起他人注意的不是成功的翻译[6]。口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让听众不太注意到译者的存在。除此之外，译者还应充分注意自己的站姿或坐姿的细节问题。在现代国际性会议和会见中，常用的会见礼仪是握手或拥抱，口译工作者，在自己了解该采用哪一种方式的基础上，也有告知自己的服务对象该用哪种礼仪的义务。 ②着装。在国际交流事务中，不同的场合对着装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在政治会谈或正式商务会谈时，通常是西装；在旅游兼商务的会谈中，可以是相对自由的便装；在多国文化交流的联欢活动中，可以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译者应充分考虑自己服务对象的会谈性质和会谈内容，以便采取和与会者相符的着装方式。
③站位。在口译过程中，除会谈时的坐立翻译外，很多时候还要参加互赠礼品时的翻译，或者共餐时的翻译等。参加这些活动时，口译工作者的站位方式也很有讲究。比如在互赠礼品之后合影时，译者应该主动退后，这些看似小事却极为重要的站位方式直接关系着口译工作的成败。
虽然说国际交流的共同文化还是有分歧的，但是，任何文化规范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共同礼仪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过程中，外语学习者或口译工作者应保持对它的敏感性，不断地学习和总结新出现的外交礼仪文化。
2.独特文化的基本内涵
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个体文化差别的内容主要包括宗教文化、饮食文化、肢体文化、数字文化等。
①宗教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所信仰的宗教也有所不同，在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各种社会纷争的今天，外语学习者和口译工作者应该详细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惯，特别是某些禁忌习惯。比如，对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能经常提及猪和猪肉，在信仰佛教的泰国不能摸小孩的头等等。如果不了解这些，不但不能进行很好的交流，甚至会在交流过程中因宗教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冲突。
②饮食文化。由于宗教不同或饮食习惯的差异，饮食文化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也显得非常重要，比如：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吃猪肉和无鳞鱼，日本人不吃羊肉，东欧的很多国家不吃动物的内脏，阿拉伯国家做客不能喝酒等。外语学习者既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饮食习惯又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有无因宗教信仰而忌讳的饮食。
③肢体文化。与人会谈时，我们一般用语言、声音和肢体语言三种方式进行沟通。有研究表明，沟通的55%是通过肢体语言进行的，38%是用声音完成的，只有7%是用语言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肢体语言在交流时的重要性。口译过程中，口译工作者除了注意自己的站位要适当、要保持良好的眼神、双手不要放到口袋里、双臂不要交叉在胸前、不要表现得懒散没有精神等常识性肢体语言外，还要根据所服务的对象来读解交流双方的肢体语言。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和民族不同，耸肩、树大拇指和微笑等所代表的意思也有所不同。译者只有在充分了解了所学语言国的这些肢体语言和肢体习惯后，才能在实践过程中更加准确地掌握双方所要表达的意思。
④数字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对数字的喜好也有很大不同，西方人认为“十三”和“星期五”是不吉利的，尤其是逢到十三日又是星期五的时候，最好不要举办任何活动。在日常工作中的编号，如门牌号、旅馆房号、楼层号、宴会桌次等，也尽量避开十三这个数字。其原因主要源于基督教传说，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为了贪图三十个银币，出卖了耶稣，结果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天最后的晚餐上的第十三个人就是犹大，这天又是星期五，因此，人们将十三日又逢星期五的日子称为“黑色星期五”，有些人在这天会闭门不出，唯恐会出现不吉利的事情。日本和朝鲜、韩国以及中国人不喜欢“四”这个数字，因为在中文和日文以及韩语中，“四”的发音与“死”相近，因此，这些国家的医院里没有四号病房和病床。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大多会有赠送礼品、安排宴会桌次等活动，这时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数字禁忌，势必会引起一些不愉快，好事办成坏事。
除此之外，在个性文化中，还包括了色彩文化、图案文化等等，对于这种个别国家的独等文化，外语口译工作者除了可以和文学作品相结合进行解释外，还可以通过专题的方式来理解和思考。
三、结语
口译中文化传达的理论和实践才刚刚起步，只有在口译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才能真正实现口译中的文化传达。外语口译工作者不但要有很好的语言功底，还要对本国和所学对象语言国文化有的深刻理解。口译过程中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文化的传达，就会成为一种不完整的口译。
如今的世界，文化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可能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要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来进行跨文化的无障碍翻译，这是翻译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更有助于人们的相互理解，构建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陆永昌.翻译：不能再增文化障碍[J].译林，2006(3)：2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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