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1
关I词：日常交往；跨文化传播；文化误读；视域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诠释学并非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社会交往与互动所进行的策划或设计的向往，也并非是为了缓和因文化差异所引发的诸如误读、矛盾与冲突而采取的某种方法，它始于对传播这种现象本身以及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关注。在诠释学看来，人们日常生活究其本质是一个无休止的传播过程，此过程不仅关涉两种或多种思维间单个或多个意义的交换，更意味着其中充满了创造力与不确定性的语义起源。换言之，传播虽然包含预先设立的观点、意图和意义的交换，但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传播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意即“传播过程本身生成了新的观点、意图与意义”，[1]199进而赋予传播富有创造力的不可预见性，也就是融合的产生。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有研究者受其启发，提出了文化融合理论（cultural fusion theory），这一理论对基于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贡献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基于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
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是个体生活以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日常交往是“不同个体主体以个人的名义或角色身份，借助物、语言符号、操作行为等中介在日常生活领域的相互作用和活动”。[2]73它是一种重复性实践，通常围绕日常协作、精神交流（情感和生活经验层面）、日常闲聊、日常游戏等类型展开。在具有日常性特征的交往活动中，个体依凭代际沿袭传承或先在地赋予的习俗、经验、风尚等文化知识自发地进行交往实践。在赫勒看来，“这种活动方式属于人的‘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领域”。[3]126有学者在探究日常交往的深层内在机理时指出，自发性的交往规范以及天然情感是制约和调控日常交往活动的两大主导因素。前者是“道德和宗教所体现的传统、习俗、给定的经验、常识、自在的活动规则、礼仪、道德规范，这些因素通过家庭和环境的熏陶而内化于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中，成为日常交往活动图式的重要组成要素”。后者是“建构在血缘关系或自然基础上的天然情感，这些带有本能和非理性色彩的因素在人们选择日常交往对象和进行日常交往活动时常常十分顽强有力，有时甚至成为人们根本无法克服和超越的无条件因素”。[4]139由于受到两大主导因素影响，个体的日常交往往成为实际左右家庭、团体、群体或社会交往关系的现实力量；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也被引入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活动中，甚至自在的个体日常交往原则也会向社会交往领域渗透和支配。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所谓个体指不同文化背景或文化差异下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对彼此差异的感知，促成跨文化传播中意义的生成和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会对其身处世界做出富有意义的感知与诠释，并据此在相互交往中做出差异化的表达。而此种建基于差异的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的人们所进行的相互交流便促成了跨文化传播。齐美尔在分析群体间的冲突时发现，群体权威的高度集中和群体成员间的团结程度，很大程度上与群体间的冲突和隔阂正相关。正因如此，社会的整体宽容度和置身其中的个体的生存状态就令人担忧。基于此，对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关照和思考就成为理解群体间差异和冲突的最佳视角。因为，差异文化个体在一段时间的日常交往中会固化并显现出特质性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反作用于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交往实践。因此，有必要立足于个体日常交往视角，来洞察差异文化个体在物质生活和人际情感层面的日常交往实践与互动状态，探讨相互理解的文化主体之间以及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相互包容的文化关系的可能性，进而形成从个体日常交往推延至家庭、团体、社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社会与公共交往等共同联动的跨文化传播实践。
然而，在现实交往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个体总是立足于自身视角，透过自身文化棱镜去审视他者文化；当审视和认知与现实情境出现了偏差，误读现象便在所难免。依诠释学看来，文化误读的产生源自差异文化个体的“视域”。
二、文化误读：“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
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是“跨”，这一动态的方法意在强调越过某种局限去扩大视域”。[5]所谓“视域”（horizon），即从一个特定的有利位置向外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组成的视野范围。视域的形成有赖于历史性地赋予理解者和诠释者的“前理解”。依照海德格尔，“前理解”决定着一切理解和诠释行为。“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6]8伽达默尔认为，无论是理解者还是解释者，二者的“视域”并不是锁闭和单立的存在，相反是理解在历时中得以交互的场域，二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 [6]8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常常出现差异化的角色分配：将同质性个人或群体当做“我们”，而把异质性的角色视为“他者”。分配的过程自然也是被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视域的过程。当我们立于自身视域理解或解释他者文化时，因缺乏了解和认知，难免会陷入偏狭视角而将他者文化囿于“我之视角”的投射和荫蔽中，误读现象的产生便成为可能。尤其当两种文化在面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时，所谓文化优越者常将自身文化系统视作普泛性的标准去规范“他者”，便可能产生“排他性误读”， [7]这是一种标榜自身文化极具普适性，从而包含世间最合理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误读常常立足于自身视角或维度，人为地建构一套区别于“我”与“他者”的知识或话语体系，通过贬低或污名化“他者”来确认“我”的优越以维系交往边界和文化秩序；它严重损害了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正常交往。
所谓“误读”，最初指读者在通过文本对作者本意把握时所产生的偏差。由于作者和读者在时间上存在距离，文本的意义很难被即刻理解，这显示出理解和解释的复杂性，因此其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规避“误读”。现代诠释学把误读现象视为“偏见”，而“偏见”始自诠释者的“前理解”。海德格尔将“前理解”分为三层：[8]190一为前有，即人对身处世界的诠释与认知源于先在的文化传统所赋予其的规范；二为前见，意即人们从其所属的特定文化中获得关于自我及周遭的认知视域，并以此视域作为理解实践的标准；三为前知，即“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人在理解之前必然形成了某种先行观念和假定”。 [9]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不同文化个体所秉持的“前理解”必然导致或决定各自在日常交往中的偏见。需要说明的是，偏见并非意味着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实际上，我存在的历时性产生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 [6]238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个体总是通过意义生产系统去建构文化和世界，而这种建构一旦用符号建立了属于它的边界，就成为一种定型化的排他实践，并且通过不同的表征实践（学术、展览、文学、绘画）生产出一种有关他者的形式，并深深卷入权力的运作。 [10]353无论是具有偏向的意义，还是定型化的排他实践，都可能导致文化的误读。 [11]在诠释学看来，误读并非偶然产生，而是自发地出现并成为诠释学实践的组成要素，因此，误读在一定意义上不可避免。彼得斯不那么乐观地认为，交流似乎是一场毫无保障的冒险行为，“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无论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呢？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12]259这表明，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间的意指并不能绝对直线或等量地促成有效的交往效果，文化误读客观存在却无法规避。
差异文化个体虽受其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的视域影响，在日常交往中存有不同程度误读，但这些误读只组成了现在特定阶段的视域，而且这一特定阶段也因个体不断地对自身所持偏见进行检验或反思而处于变化之中。正是在不断地检验或反思中，或者在新旧视域相遇或融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之间基于理解和宽容的文化关系才逐渐得以发展。 [1]199
三、视域融合：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最佳取向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学系教授艾瑞克・克莱默博士受伽达默尔“视域融合”概念启发而提出的文化融合理论强调，意义建构（sense-making）以及整合新信息需要视域与偏见。所谓整合（integration），并非以同化为目标并朝向终极综合（synthesis）的不断前进，而是包含了差异之间的动态沟通，从而使意义不断丰富。 [13]162差异是跨文化传播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凭借彼此差异的存在和感知促成意义的生成与表达，也获得意义的理解与共享。差异对于意义生产和文化形构，以及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的自我主观感觉作用非同小可；“但同时，它令人害怕，是危险的场所，是各种消极情感、分裂、对他者的敌意和侵犯的场所”。[10]353于差异文化个体而言，对差异的感知持积极抑或是消极认知，取决于我和他、传者与受者、言说与聆听等交互主体之间所处的平等状态和互动程度。
虽然带有偏见的预先认同和差异的普遍存在导致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误读时有发生，但根据文化融合理论，差异应该得到承认而非被剔除，因为差异是认知和传播的必要条件。 [14]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得到凸显，并于个体日常交往与互动中以融合的方式衍生出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居中文化现象；在此现象的作用下，差异文化个体的日常交往非但不会以线性方式导向同一目标，反而在协调差异并庆祝差异存在的过程中，使得个体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互换模式，而且这种平衡不会只指向同一个最终目标。
因此，若想调整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理解的关系，跨出“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概念和跨文化传播“文化融合”理论，无疑为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所产生的误读提供了超越紧张而努力寻求融合性的更大的新视域。当然，此处所言之融合并非摒弃原有视域，而是要时刻考虑不断地融合他者视域。也有研究者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复杂的“互动性视域”设想。该设想将跨文化传播视为“自我”与“他者”间的互动过程：即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相观照到视域融合，再反观二者，这样反复地、交互地看待便形成一种复杂的交互解释。[15]并认为，交互参照和反观越频繁，所具备的跨文化特性就越强。可以断言，在诠释学取径看来，基于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并非是要取消“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而是努力在这对张力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美）艾瑞克・克莱默.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M].刘杨译.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5.
[2]王晓东.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4]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5]周宪.跨文化研究：方法论与观念[J].学术研究，2011（10）.
[6]（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h鼎译.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1999.
[7]熊伟.透视跨文化传播的“误读”问题[J].东南传播，2008（7）.
[8]（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M].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9]邵志华.跨文化语境中文化误读的镜像认知[J].兰州学刊，2011（1）.
[10]（英）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现与指意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11]单波，薛晓峰.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和谐理念[J].国外社会科学，
2008（6）.
[12]（美）约翰・德哈姆・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何道宽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3.
[13]Eric Kramer，Clark Callahan，& S.David Zuckerma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Integration[M].Dubuque：Kendall Hunt
Publishing House，2012.
[14]Eric Kramer.Cultural fusion and the defense of difference[M].
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10.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2
>> 探讨INTERGRA-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与快速血糖仪检测血糖结果的相关性及差异性 两种消毒剂进行皮肤消毒后检测血糖结果的差异性比较 资产评估结果差异性分析 试论文学创作与影视传播艺术品格的差异性 PCR分析FISH与IHC检测人乳腺癌组织中HER―2表达的差异性 纺织品色牢度检测标准的差异性研究 国内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差异性分析 论文化差异性与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策略 国内实证类英语硕博论文与国外期刊论文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的引用对比 CT、MRI检测鼻咽癌颅底骨质侵犯差异性的临床意义 中西政党制度的差异性比较分析 江西教育投入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税收与会计的差异性分析 感性设计中的文化差异性分析 从符号角度分析文化的差异性 中日文化的几点差异性分析 健身锻炼与运动训练的差异性分析 旅游景观鉴赏的差异性分析 媒体政治传播的差异性分析 初中体育差异性教学的应用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3]罗瑞，唐璞，舒安琴，石芸.两种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对医学结果的差异性研究[J].天津科技，2014（12）：71-73.
[4]赵冬梅.基于已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分析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15（06）：50-53.
[5]陈燕，丁岚.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缺陷分析[J].中国出版，2014（16）：12-14.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3
关键词： 初中英语教学 中西方文化差异 文化渗透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人们往往会把语言作为反映民族文化的镜子。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差异，因此会存在语言的差别。例如：英语中的lucky dog指幸运儿，old dog指老手，汉语中“狗”常表示贬义，如“狼心狗肺”、“走狗”、“狗仗人势”等。这正说明了语言和文化的密不可分。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尤其是初中英语教学，教师除完成必要的语言基础知识教学外，要增加英语的文化含量，同时把英语中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传授给学生，使他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跨越中英文化的差异及障碍，有效理解其语言现象。
近年来，我国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渗透越来越重视，但在日常教学中，有些教师急于让学生掌握课本知识，不能很好地传授西方文化，只是抓住课本，把教材中的一些例文、例题进行语法的分析。本文针对初中英语教学中文化渗透的现状进行了反思。
二、初中英语教学中文化渗透现状
在我国初中英语教学，一些教师把重点放在语法、词汇的记忆、句型的分析上，忽略了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在“应试教育”的冲击之下，教师也不得不把学生的考分放在第一位，从而无暇顾及西方文化在教学中的渗透。
三、在英语语言教学中西方文化的渗透
中西方文化差异往往影响学生正确理解英语中的词义、句义、习语等，因此在初中英语中渗透这些文化差异的知识尤为重要。
1.通过地理文化差异渗透文化意识
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气候条件各异，因此文化就会有很大差异。如：对于中国人而言，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一般“西风”、“西北风”指的是冬季凛冽的寒风。而英国人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因此对west wind的联想总是暖暖的。因此英语教学中必须渗透相关的地理文化。
2.通过习俗文化比较渗透文化意识
（1）中西不同的寒暄问候
西方人一般打招呼都用Hello，Hi，更亲切的可以用“How are you?”，西方的寒暄忌询问对方的私事。而在中国见面常问：“你要去哪？”“多大了？”“结婚了吗？”等，这类的问候常常会引起外国朋友的误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问候干涉个人自由。因此，教师给学生进行适当的文化补充，将有利于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
（2）答谢语的不同
“Thank you”在英语中的应用比汉语中的“谢谢”要宽泛很多，不仅用于社交场合，更是家常用语，如朋友之间、师生之间、父子之间，只要存在感激就可以用“Thank you”，甚至在拒绝别人提供的方便时也可以用“No，Thank you.”。例如：“A：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B：No，Thank you.”
（3）电话用语
在信息时代，电话是一个重要的日常交际手段。“May I speak to somebody?”“Is that somebody speaking?”是西方人的电话常用语，用“This is...”作为回答。而中国人则常常说“我找某某，你是谁”等。由此可见，学生如若不了解其中的文化差异，必将闹出笑话。
语言本身就源自于生活，教师要把这些日常生活用语的差异融入英语教学中。这样学生不仅可以灵活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而且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文化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教师要鼓励学生多渠道摄取文化养分。21世纪是信息时代，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观看有关电影，通过观看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并从中熟悉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应答方式及内心感情。
四、结语
总之，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加强自身的语言和文化素质，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积极正确传播解释西方国家及其民族文化，加深学生对文化的理解，让学生在语言中学习文化知识，在文化环境中理解语言知识，从而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张会静.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2］黄志华.浅论高中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教法研究.教育教学论坛，2011，（18）.
［3］顾菊华.试论文化渗透与专科英语教学.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8）.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企业文化的内容却形成于东方，企业文化理论的提出又使得西方管理理论得以更新。探究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方企业文化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同，从而也就有利于我们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
?前言?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就已经看到社会轴心正逐步由政治、经济转向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成为社会组织经营和管理的有效工具。而作为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即文化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也不过只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与本民族的、历史的背景密切相联系。企业文化作为众多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各民族不同传统文化的反映。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在《人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各个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由于文化特色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企业在一定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差异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长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不能不深深打上这种文化特色的印记，形成与该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大企业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处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美国和处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它们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早就了性格迥异的企业文化。?
1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1.1民族心理的差异?
民族心理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情感、爱好、习惯等精神因素的总和。东方文明注重综合，整体思维比较发达，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时代局限性，细节容易被忽略。而西方文明注重分析，还原论和原子论的方法发达，分析的精密达到了十分深入的地步，但是具有形而上学机械的时代局限性，整体容易被忽略。东方文明注重和谐、同一，西方文明强调个体、对立。东方文明重系统、综合、内倾，西方文明重个体、分析和外倾。?
1.2地理文化的差异?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多发地带，经常出现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台风的自然灾害，这使得日本人形成了一种能处变不惊的良好心态。日本国土狭窄，可耕地只有十分之一，自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十分不利，这就使得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日本人不能固守本土而生存，而必须学习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这也是日本国民教育的宗旨之一。?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化根基本来就很浅，但正是这样就使得美国文化中缺少思想的禁锢和僵化的传统。美国幅员辽阔，人口较少，由于人口密度小，具备多次改变居住地的条件，多数美国人平均三到四年就迁徙一次。因此，美国人养成了喜欢多变的性格。另外美国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矿产资源，给美国人择业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美国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求得生存。?
1.3文化渊源的差异?
日本在整个弥生文化时期都是以农耕文明为积淀的国家，被界定在中国文化圈内。但是四世纪末，外来民族带来的游牧文明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局面。来自东北亚的骑猎民族进入日本，建立了所谓的“征服王朝”，形成了日本二元性的国家结构。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和平、内倾等特征与游牧文明的战斗、外倾等特征并存又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渊源。双重的文明渊源既造就了日本人的农耕文明的“柔性”，又造就了游牧文明的“刚性”。正如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和大刀，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说日本人是具有矛盾的国民性的民族，既喜欢又崇拜大刀，既老实又狡猾。这种双重文明的社会结构也使得日本易于接受变革，这对日本文化以及属于亚文化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当年移民的后裔，所以美国文化传统是当时最先进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美国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文化的整合，是以先进的欧洲文化对其他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熔炼”过程。可以说，美国人在建国伊始就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化起点上，而美国对欧洲传统的继承是一种高度选择后的继承，美国人吸收了欧洲文明的精华，而又摆脱了欧洲古老的制度束缚，这使得美国文化的发展一开始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移民运动到十九世纪的西进运动，美国人都曾与恶劣的环境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抗争。
2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观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做出更为深刻和合理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这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上世纪的最大突破。于是，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科学管理思想、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管理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科学和制度管理，企业文化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是将科学的制度管理同尊重人的主体及价值相统一基础上的人本管理。西方学者的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最大能力和天赋，如何帮助人们找到共同的奋斗目标，如何在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条件的千变万化中把共同目标一直继承下去。也就是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文化。?
被称为“蓝色巨人”的ibm公司在1990年盈利达6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1991年一年就亏损了将近30亿美元，1992年亏损达50亿美元，1993年亏损居然高达80亿美元。然而，lou gerstner1993年接管公司后，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公司1994年便扭亏为盈，2001年便跻身于全球500强并居于前10名。lou gerstner对公司进行改革除了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外，主要在企业文化塑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1东西方企业行为文化差异?
企业的行为文化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的行为和员工的行为两个方面。在企业行为文化方面，东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决策方式上，日本企业大都采用自上而下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集体会议制。美国企业则大多采用强硬的个人主义的领导方式。?
在员工行为方面，由于日本采用长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因此企业凝聚力很强，对企业也有很强的归属感，愿意维护企业的利益和声誉。而美国企业员工普遍对本企业的归属感差，一旦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以寻求更好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因此美国员工的责任心一般比较差，不如日本员工有工作积极性。?
2.2东西方企业制度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的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视对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美国学者pascak和athos在《日本管理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管理模式注重的是3个硬性的s指标，即：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和制度system。而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则是在3s管理模式上增加了4个软性的s指标，即：技能skill、最高目标supreme goal、员工staff和风格style。?
在选择和利用人力资源制度方面，美国以短期雇用方式为主，始终保持着50%左右的职工补缺率。在提升制度上，美国的做法是，只要认为某人具备某项能力，或者在某项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就给予迅速的提升，把他提拔到相应的位置上，而不考虑这一举动对其他人的心理影响方面。其干部提升路线也是走的专业化经营道路。而日本企业在干部提升制度上采取缓慢的升级和评价制度，职工晋升采用员工序列制。日本员工享受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一方面造就了员工在企业内的凝聚力和责任感，两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员工的依赖性。?
2.3东西方企业精神文化差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一个企业文化的灵魂。日本企业一直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也是从日本企业开始的。日本企业文化主要受到本国武士精神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团队、社团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企业的价值取向方面，日本在企业内部提倡团结和团队精神。企业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基层员工，都以公司的目标为奋斗方向，形成了企业内部家族式的归属感和亲和力，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更能够激发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日本几乎所有大企业都充满了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和精诚团结的气氛。日本企业认为个人贡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的团结合作，集体的合力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简单相加。?
创新精神也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日本的创新精神和美国创新精神有所不同。日本人善于将创新的风险留给他人，而自己则更愿意巩固和完善现有成果所带来的收益。因为这样可以使得企业节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成本，避免创新周期过长带来的风险，却又能够带来更为稳定的收入。?
“要不断更新自己”是美国微软集团成功的一个秘诀。微软集团曾投入20个亿运用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科学领域研究，如从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有线电视、因特网、商业软件，到企业内部网络、语言识别系统、三维制图技术及各种操作系统。微软集团还经常招收那些具有超出正常人智利、能够适应软件技术及行业内差不多每月一次革命的雇员。所以说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是美国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创新即意味着冒险，既然存在冒险就存在着很高的机会成本，但美国并不因此而压抑员工的创新意识，相反，它们鼓励员工积极创新，并对失败抱以非常宽容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孙凯飞.文化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2］?崔月琴.日美企业文化的源流及主要特征比较［j］.东北亚论坛，1998，（4）.?
［3］?徐金凤.日本企业文化的渊源［j］.中外企业文化，2005，（12）.?
［4］?田旭.美日企业文化的特征及启示［j］.商业研究，2002，（6）.?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5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DestinationImage)指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它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的地形成竞争优势的最有力工具(Crompton,1979)。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是游客、旅游地和信息渠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意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和推广已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环节,旅游地拥有清晰、明确、独特的目的地形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刘国华,王红国,2010)。从各旅游城市如火如荼地策划、制作目的地形象宣传片,并斥重金投放电视、平面广告的现象中也可看出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效应不可忽视。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等特征(Gallarza,etal.,2002),受客观要素、社会差异、心理特征、文化背景、距离远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Walton,1966;Hunt,1975;Fakeye,Cromptom,1991;Fesenmaier,2000)。而文化是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Beerli,Martin,2004;Richardson,Crompton,1988)。但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尚未有充分的文献论证,鉴于文化差异的量化测量存在难度,本文拟以张家界为例,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参考Hofstede的研究思路,划分出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两个群体,测量不确定性规避高低程度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2研究进展
2.1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学者JohnHunt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他认为旅游形象是纯粹主观的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但究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如何界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某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Crompton,1979;Baloglu,McCleary,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宋章海,2000)。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形象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对目的地形象的本质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即目的地形象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是旅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形成的整体印象和心理反应(杨永德,等,2007)。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结合旅游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吴小根,杜莹莹,2011)。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Walton(1966)认为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感知、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理性分析和感性态度两方面的影响,感性态度受文化、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公共舆论导向、个人偏好、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学术界目前较为肯定和接受的是根据Echtner和Ritchie(1993)、Baloglu和McCleary(1999)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形成模型,综合考虑认知、情感、心理等方面分析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Beerli,Martín,2004)。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影响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Beerli和Martín(2004)在其提出的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模型中,将旅游形象感知影响因素分为信息来源(一手和二手)和个人因素(动机、旅游经验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研究提出旅游动机、积累的旅游经验、文化价值观、年龄、国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会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如何衡量和量化一直是旅游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2.2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对“文化”定义的统一意见,Kroeber和Kluckhohn(1985)总结的文化定义就多达160多种。“文化”的定义尚且不确切,如何对“文化差异”进行测量就更加困难了。Victor(1992)认为文化维度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组织、状态设定、权威、非语言行为和时间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其构成有不同的理论分析,Delobbe和Haccoun(2002)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测量工具能准确且无遗漏地涵盖所有文化特征。目前关于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5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刚柔性以及长期/短期导向。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刚柔性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旅游学术界由于现象多样、方法缺少而对跨文化缺乏有力研究(Dimanche,1994),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目的地决策和行为影响方面(Mackay,Fesenmaier,2000)。但是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法避开文化差异的测量。从现有文献看,对旅游者文化差异的测量主要有5种维度,一是地域空间维度,如乌铁红等(2010)对比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的认知、情感以及整体意象感知的变化和差异;二是国籍维度,如Yu和Ko(2012)比较在韩的中国、日本以及本国医疗旅游者的感知行为;三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如Ressinger和Mavondo(2005)检验了文化定位与国际旅游动机、旅游安全、旅游焦虑等方面的关系;四是中西二元文化维度,如薛熙明(2005)以此维度对中西方游客生态意识做了对比研究;五是语 言维度,如Turner等(2002)比较5个语言组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规范、服务感知、交往形式和满意度之间的差异。从文献分析看,在旅游跨文化研究中,由于采用国籍和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作为文化维度区分不同游客群体可操作性强,因此采用的频率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与游客感知行为的相关程度大,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例如西方人的个体主义普遍强于东方人,西方人在旅游行为上会更为独立和个性;不确定性规避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对未知情境和模糊状态的可接受程度要比高不确定性规避群体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在相应的旅游活动中会更具冒险精神,对模糊情境的恐惧程度较轻。基于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与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联系较为紧密,多数文献中采用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研究。如Funk(2007)依据该文化理论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相似组和澳大利亚文化差异组游客旅游动机的差异;Prebensen等(2003)从个人主义角度研究前往挪威的德国游客的自我形象感知;Money和Crotts(2003)考察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游客的信息收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使用旅游中介。本研究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来划分游客群体,在单一维度上分析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差异。鉴于旅游研究领域中单一文化差异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上的研究说明主要从整体进行阐述。
2.3文化对游客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Triandis(1972)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拥有相似的信念、态度、传统、意图、行为规范。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通过生活方式、工作、休闲和消费行为模式得以体现(Richardson,Crompton,1988)。文化差异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存在影响,Chen和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乡村氛围的感知存在差异。由于认知形象对目的地情感形象产生作用(Baloglu,McCleary,1999),部分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目的地情感形象感知也存在影响作用,Martín和Bosque(2008)研究验证了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除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在形象感知维度上也存在差异,如Mackay和Fesenmaier(2000)使用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巧研究台湾和美国学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评估,得出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维度和对维度解释上均存在差异的结论;贾跃千等(2009)通过研究检验了日、韩和欧美游客民族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因子感知结构差异的影响,得出目的地形象因子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结论。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关于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继续,文化差异对游客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究竟是如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上述研究多数以国籍为游客划分标准并结合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研究,目前国内从文化价值角度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相关研究少,研究步伐较为滞后(白凯,等,2011;乌铁红,等,2010;贾跃千,等,2009)。
2.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和体现,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文化的人更倾向建立正式的规则,相信能通过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李文娟,2009);处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环境中的人更有冒险的精神,容许有不同意见和模糊情境的存在。通过文献分析,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旅游文化差异研究中常用的维度(Litvin,2003),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在信息收集行为和旅游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影响(Money,Crotts,2003),还可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如住宿条件、人身安全、交往活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感知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虑国内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差异,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第二个维度,利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指数得分划分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探究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差异。
3研究方法与案例地概况
3.1案例地张家界概况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属武陵山脉腹地,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1982年9月,张家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88年8月,武陵源被列入国家第二批40处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内;1992年,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3.2研究方法问卷设计。针对研究的问题,本调查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形象感知,通过参考目的地形象测量文献,结合张家界实际情况并通过专家访谈的方式确定感知形象问卷题项,采用Baloglu和McCleary(1999)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模型,利用7级语义差异量表(完全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6,完全同意-7)从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三方面进行测量,认知形象的测量共包括37个题项,在参考Echtner和Ritchie(2003)提出的目的地形象测量维度基础上根据张家界景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认知形象的测量涵盖旅游资源、交通情况、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情感形象用“这次旅游让我很愉快,这次旅游让我昏昏欲睡,这次旅游让我很兴奋,这次旅游让我很烦恼”4个题项来测量(Baloglu,McCleary,1999)。总体形象用包含1个题项的7级语义差异进行测量。第二部分采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测量题项,问题来源于Hofstede做国际研究时所用的VSM94(ValuesSurveyModule,1994)。该部分的题项由以下4个问题组成“工作时您会感到紧张的频率(从未、很少、有时、通常、经常);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空间;员工间的竞争通常弊多于利;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用李克特5分值量表测量游客对上述问题的同意程度,Hofstede的研究针对公司职员开展,但鉴于游客调查中精确的分层抽样存在较大难度,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同时尽管部分游客并不处于正式明确的职场环境,但每一个体都有对理想工作环境的态度和想法,因此本研究以被调查者对理想工作环境的评分为标准。第三部分调查游客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基本信息,共10个题项。本研究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提取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感知维度,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计算公式计算游客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在认知、情感和总体形象感知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3.3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调查组于2010年8月1日至10日在张家界市实地派发问卷。以在张家界旅游景区内、外派发问卷为主,张家界市内的火车站、飞机场派发问卷为辅。随机派发,现场填写,现场收回。调研时间从早上8:00(景区6:00开门)到下午18:30(景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研究发现
4.1张家界旅游景区形象感知构成因子使用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分别验证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Bartlett球体检验显着性概率Sig.<0.001,其中认知形象KMO值为0.909,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好,适合做因子分析。情感形象的显着性概率Sig.<0.001,情感形象KMO值为0.630(见表2)。根据统计学原理,情感形象变量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可以接受,累积方差贡献率56.165%,可基本解释原有变量信息(见表4)。对游客目的地认知形象进行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旅游地认知形象维度。以特征值大于1和因子载荷大于0.40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构成因子分为食宿条件、信息与交通、经营管理、交际活动、游览娱乐活动、景区环境、购物活动和拥挤程度共8个因子。认知形象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6.053%,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的信息(见表3)。问卷对认知形象设置的调查题项多,部分添加题项未能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本研究中信息与交通因子中的“景区内比景区外气候舒适”题项与其他题项的逻辑联系不强,但其旋转后因子负载值为0.616,不能简单地将其从题项中做删除处理,本研究将该题项作为游客对景区信息的感知,该因子的解释水平不会因此产生较大影响。调查问卷中四个情感形象自身能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信息;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56.165%,能基本解释游客情感形象的感知情况(见表4)。
4.2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对张家界形象感知影响Hofstede(1994)在《ManualVSM94》中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VI)计算公式如下:UAI=+25m(感到紧张的频率)+20m(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的空间)-50m(员工间的竞争弊大于利)-15m(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120在Hofstede的研究中“m”表示对应题项的均值。UAI指数值的计算为:测量题目的均值与其对应系数的乘积之和,再加上一个常数后所得的数值。UAI得分越高,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弱,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强,反之,得分低,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强,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弱。括号里表示不确定性规避对应的测量题项内容。本研究的计算公式与Hofstede原有计算公式不同在于Hofstede首先计算出所有测量题目的得分均值再乘以系数,而本研究关注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因此直接用调查问卷中个体对应的李克特量表中测量题目的得分分值乘以系数,以计算出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操作方法本质和逻辑上与Hofstede是相同的。得出个体UAI指数后,依据Hofstede在CultureandOrganizations:softwareofthemind”一书中74个国家和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平均值67.5,对样本个体进行分组,低于平均值的重新赋值为1,高于平均水平的赋值为2,从而确定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样本人数为139,高不确定性规避人数为75。从表5中看出,游客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的得分均值为46.54,指数的标准差较大,极值差的绝对值也较大,说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维度的分布较为分散,样本在该维度上具有差异。运用ANOVA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在目的地形象感知方面的差异,UAI指数差异下信息与交通感知差异的显着性概率值Sig.=0.007<0.05(见表6),即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低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群体的游客在信息与交通感知方面存在显着性差异。UAI指数差异下对其他认知形象的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的显着性概率值Sig.均大于0.05,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认知形象其他因子的感知不存在显着性差异。由于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存在的不确定性接受程度较低,在旅游行程的安排和信息获取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因此对景区信息与交通渠道的了解较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游客更加深入,并由此给出较为积极的评价。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因为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状态的程度较高,相较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更有冒险精神,较少关注景区交通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内容,不能全面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仅凭着对景区交通与信息渠道的片面认知而做出评价,形成认知形象,因此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该因子的感知差异明显。对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的情感形象的因子得分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UAI差异下情感形象感知差异的显着性概率值为Sig.(UAI)=0.969>0.05,不同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情感形象感知不存在显着性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高/低不确定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高度认同。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感知相近,大部分游客游览完张家界景区都是愉快的。UAI指数差异下总体形象感知差异的显着性概率值为Sig.(UAI)=0.572>0.05(见表6),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总体形象感知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大部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总体形象感知是正面的。
5结论与讨论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6
关键词：节日，文化差异，对比研究，启示意义
1.中美节日的起源与差异根源
传统的民族节庆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包含着一个民族历史形成和沉淀下来的性格、心理、信仰、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以及诸多民族文化深层结构内涵的价值取向。习俗差异作为文化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影响与作用更为直接具体。
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都是封建社会时期形成并流传下来的，不可避免的打着封建的烙印：等级制、封闭式、家族式，各节日无不以家族、家庭内部活动为中心。中国节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体现着中国吃文化的习俗。每个节日都有不同的特色食品要求，以区别于其他节日。如吃饺子、元宵、粽子、月饼等等。然而，美国的节日就不同了，它更多地是表现出人们的互动性、众人参与性、狂欢性、热烈情绪的发泄性，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个性张扬，感恩节、圣诞节、情人节......莫不如此。这与中国节的封闭性、家族性恰好相反。而这些，正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前进的必然，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群体性、众人共同参与性，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渴望互相交流、群体参与、共同发泄情绪的愿望。
2．中美传统节日对比研究— 春节与圣诞节
中美两国的传统节日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性，具体研究两国节日的风俗礼仪，进一步了解节日所体现的各国的文化。在中国，春节，是中国农历的岁首，也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大概在周朝时，中国人已庆祝这个节日了。它是一年之始，又在新春时候，一切充满了生机和希望，人们便乘节日之时互相祝贺.
在美国，圣诞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届时，千千万万的美国人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中团聚。圣诞之夜必不可少的庆祝活动就是聚会。大多数欧美家庭成员团聚在家中，共进丰盛的晚餐，火鸡是圣诞大餐中必不可少的食物，所有家庭成员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火炉旁，弹琴唱歌，共叙天伦之乐。
由此可见，春节和圣诞节都体现了中美文化中强调幸福和谐的因素。但相比之下，中国更倾向于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思乡之情，以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中国的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和谐与仁爱在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的深刻体现。然而美国更多的是为上帝给予的礼物而祈祷，强调基督教所倡导的仁爱与平等的精神。
3.中美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上的区别
节日文化不仅是展现一个民族文化生活图景的窗口,更是一种象征和意义的体系，中美两国的传统节日体现着共同的象征意义，这就是对幸福的企盼，对仁爱的向往和对未来的祝福。然而每个节日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庆祝活动，这一点中国和美国截然不同。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中美文化的差异进而促进两国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简言之，中国的传统节日的习俗主要是以吃喝饮食为主题，而西方国家传统节日的习俗则主要以玩乐为主题。
3.1 以吃喝饮食为主题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中国讲究饮食，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文化传统。成为文化的隐喻的符号系统。中国传统节日都具有文化意蕴的饮食风俗：如清明节的冷食与雄黄酒，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重阳糕和酒，春节的饺子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主要以吃喝饮食为主题。
中国节日体现了以家族内部活动为中心的思想，崇尚集体主义。
3.2 以玩乐为主题的美国传统节日文化
美国人对生命的追求是以健康快乐为目的的，除必须的饮食营养以为，更主要的是通过宗教和娱乐活动来实现，认为人生来有原罪，必须通过信仰上帝，参加宗教仪式和不断忏悔等才能赎罪，从而得到净化和快乐，因此西方的节日习俗不仅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注重宗教仪式后的一种身心解脱和快乐。同时，美国的传统节日更多的是体现出人们的互动性，集体性和狂欢性，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个性张扬。
4．中美节日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启示意义
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在本质上的不同，两国文化在交流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摩擦。因此通过从两国节日文化差异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两国人民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进而应用于我们的跨文化交流中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从中美两国敬拜的角度讲，中国人敬拜的诸神，民间词语中的“上贡”、“烧香”等，无不灌输给人们这样一种文化：过节就是要敬比自己能力强大的人或神。这种敬拜是一种基于心灵的精神的信仰的理想，而生活的本身只是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美国人更多是以平等的姿态共享节日的欢乐，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
最后，从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年节无论衣食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西方人的年节，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它代表了耶稣的诞生。他要求人们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从中美两国庆祝节日的表现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美国人比较具体；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美国人注重实用。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美有着巨大的社会历史节日文化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成为了中美两国传统节日跨文化交汇与移植的最大障碍。传统节日积淀了各个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在享受节日的盛宴和感受节日的浓烈气氛时，不妨体味一下中美节日文化的不同之处，这对我们学习西方文化和语言具有极大的好处；并且可以让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流中避免误会，尊重彼此的文化习俗，使沟通更加顺畅，合作更加愉快。
参考文献：
［1］ 高占祥.《论节日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59．
［2］ 耿卫忠.《西方传统节与文化》［M］．山西：书海出版社，2006：4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