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1
【论文提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书法艺术呈现出独特的光芒。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书法艺术观念却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高势位文化的侵入，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衰落，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书法文化的去向。本文从观念史的角度入手，首先界定“断裂”的涵义，然后分析中国的书法史中“断裂”现象，提出显性的断裂和隐性的断裂两种类型。最后，列举和分析当代中国书法文化的断裂现象，提出士人精神的衰落直接导致了士文化的衰落和书法文化传统的断裂。
引言
在史学界，法国的福科提出一个疑问：历史将不再是不断完善的历史，不再是其理性不断增强的历史，相反，断裂现象似乎在不断的增强与出现，所以历史学应当寻找“非连续性”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现象”。同样，在中国的书法史中，“断裂”问题同样存在。
翻开中国文化这本“书”，书法艺术确是其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但是无论是书法的技术性问题或是理论性问题都犹如渺茫星空，忽隐忽现让人捉摸不定。于是点鬼薄式的书法史、花名册式的书法史、家谱式的书法史著作，成为中国古典书法史的主流形式。虽然它分时分段，章节清晰，连续性意图的追求很明显，但由于缺乏一种宏大的大思想的连续，从而导致了章节的四分五裂，连续的脉络变得削弱甚至消失，缺乏一种“内在理路”[①] 。直至近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史》七卷本，仍然只是丛文俊在开史之前作的一总结擎领性的中国书法思想综述。
从这些线索和思想上看中国书法文化史，我们又多了许多可以研究的东西，它的前景似乎很大。可以分出许多的方向让思想总述，让书法史成为另外一种写法。
纵观上下几千年的文明，“书写”从未间断，但是思想文化的断裂与政治经济的影响必然波及中国书法文化的历史，而如何找到断裂点，以及给断裂后的社会进行什麽样的诊断，开出什麽样的药方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课题。
一 断裂的涵义
葛兆光曾经说过：“断裂是与常规的轨道脱节，与平均的水准背离，它常常是在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上无法确定其来源和去向的突发性现象。”[②]我亦赞成此说，就如一列火车有它自己的轨道，但是由于比较特殊的原因，火车的车厢在运动的过程中与前面车厢脱节，于是后列车厢在这个轨道上慢慢停滞，以致于后人无法辨别其来源及去路。
书法作为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论其处在什麽样的年代，都因为我们的书写工具、记录习惯、特别是文字的普遍使用而代代薪火相传。从最早的文字的产生到因记事的需要而延绵至殷商的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比较成熟的甲骨文，经由占卜贞人的稳定传承从而发扬光大，最终于魏晋时代演进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书法，经历了数百年，上千年的不息传承。而后在盛唐君主李世民的尊王的风尚下引领新时代的潮流，开宋元明清的连续之河！
然而，历史永远不可能那麽顺利的连续着，不管书法的自觉地传承，或是不自觉的延伸，在这种看似连续的外表下，“断裂”的内部现象却时常出现，少则数年，多则上百年。
在此，我对葛兆光的定义，再稍加补充：断裂是一种时间顺序上的文化断层；不连续，是一种逻辑上的文化失去现象。这样，似乎又推翻了文化的连续性，连续似乎是一种不平常现象，而断裂才是一种平常现象。文化甚至在断裂后又不得不与原来的轨道相对接，重新发展下去。需要在传统的文化轨道上走下去的断裂文化，似乎在断裂口处驶入另一轨道，想追摹原来的目标，却不得不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味道。（当然这可能要受到裂口处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影响，是它在吸收与消化后的一种变异。）
二 中国书法文化史中的断裂现象
第一类：显性的断裂。
最明显的例子是宋朝初期的书法现象。由于常年的战乱和外夷的虎视眈眈，在宋代开国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书法都没有走上正规的轨道，甚至可说无暇顾及。就这样，百余年过去了，以至于欧阳修大声疾呼“古来书法之废，莫过于今”。那麽宋初书法为何如此颓废？首先，书法自实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样式之后，师生相传的道统一直未绝。即使像南北朝时的长期分裂板荡， “江左风流”也仍由羊欣、智永等人继承下来并传至唐代。五代的动乱，即发生在中原，而且数年就破坏一次，因此使这一绵长的传统遭到致命的阻隔。赵构《翰墨志》云：“本朝承五代之后，无复字画（即指书法）可称。”又云，“书学之弊，无如本朝。”都是有感于国初现状的深切悲叹。这也许是宋代书法积贫积弱的最大原因；其次，师资人才的缺乏固然是一个方面，而优秀的书法遗产遭到兵灾的破坏，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据《宋史》卷二十三本纪第二十三记载：“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薄，……太清楼密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车蓄积，为之一空。”唐人去魏晋未远，留存的名迹尚多，而宋朝经过五代的战乱浩劫，名迹已经大多散佚，只有相对稳定的十国政权还保留了一些，但是即使如此，最后也被统治者作为战利品收归内府，书法遗产的垄断与散佚，使得宋代书法要取得一丝进展，书法家付出的精力与物力比前代要多出数倍。再有，社会风气与政策法令的丕变，使得产生大书法家的土壤贫瘠不堪。[③]
由此可见，宋代的书法在起点上就先天不足。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它特有的发展规律，书法更重笔法的传承和艺术形式的借鉴，而社会的动荡与战乱，则是书法断裂以至不连续的直接原因。在这种类型的断裂中，书法艺术明显与传统脱节，脉络流传的通达性遭到了致命的破坏，文人士大夫在战乱过后的文化续接上无能为力。政治动荡，制度丕变，士人们已经无法顾及文化的连续了。
第二类：隐性的断裂。
㈠在书体演进中，古体文字的“隐退”。
例如：汉唐时期，篆隶先后成为古体，其文化与审美的意义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大篆的问题上，可以认定在唐时已然“失传”。丛文俊语曰：“在古人心目中，小篆是从造字到全部古体的缩影，它所承载的文化与审美信息远远超出其书体样式本身。”从这一段话来看，大篆被作为古文字的一种在汉唐时期已经失去了它的全部地位，而这种书体的失传与消失不能说不是一种书法文化意义上的断裂。同样，早在先秦时代，古蝌蚪文与鸟凤虫书确也存在同样的命运。每一种书体的隐退，不就是一种断裂吗？
㈡ 唐代“王书大统”独尊的现象。
唐太宗“尊王”，评之为尽善尽美，古今第一，是迎合久经动乱，初具安定的社会心理，也是文治的需要。而其之所谓“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赢而不放纵”云云，正是这种文治社会下的需要。尊王羲之书法，则是以损害其他书法——特别是王献之书法——的自由发展为代价的，。王献之书法逸气过父，独领南朝风骚，开唐代狂草先河，但是，由于唐太宗独尊“大王”，使这一倾向严重受挫，终难以跻身庙堂，无以发扬光大。[④]
㈢ 大文化的“断裂”导致的书法文化的间接断裂。
所谓“大文化”，实是指书法文化所处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而言的，它是书法文化得以生存发展的先天土壤，是书法文化能够自由壮大的先决条件。大文化的存在与否或断裂与否，直接导致其中的子文化的存在与传承。
中国有句成语：“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亦即此意。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跳动着该民族灵魂的脉搏，以巨大的向心力凝聚着民族成员，因而文化的认同与流传继承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大文化如果断裂，甚至灭亡，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无怪乎有人说：“欲灭一国，先灭其文化。”这种说法虽然过分夸大了文化之作用，但可以看出文化在社会历史的地位是多麽重要。
书法文化作为“大文化”背景下的子文化，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呈现有规律的起伏现象。明代中叶以来，在宋时已经逐渐出现并形成的商人地主、市民阶级更加确定。表现在哲学上，首先是从李贽到唐甄许多进步的思想家，作为一股反儒学的异端出现，具有现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具有市民资本主义的性质。再有是从张载到罗钦顺到王夫之、颜元，虽以儒学正宗面目出现，但具有更多哲理思辨性质，有某种总结历史的深刻意味[⑤]。表现在文艺上，为一种合乎规律性的反抗思潮，更加注重世俗人情。李贽的“童心说”、袁中郎的“性灵说”、徐渭的“真我说”，皆提倡讲真话，反对一切虚伪，矫饰，为个性的性灵解放铺平了道路。特别在书法领域，像徐渭、倪元璐、王铎、黄道周等等一大批书家都把自我的精神追求寓于书法之中，开一代风气。然而，历史的进程远非直线，略一弯曲即是数十甚至于百年，晚明进步思潮在清代遭受到挫折，不但没有发展，而且在保守、反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下受到全面打击，甚至消失殆尽。从社会氛围、思想状貌、观念心理到文艺、书法的各个领域，都在倒退性的严重变异。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完全萎缩，有清一代又是一片全面的、僵化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⑥]。
很难想象，如果晚明的文艺在清代继续发展，它将会开出多麽典雅骀荡的艺术之花。从某种程度上说，清代所造成的历史文化演进的“断裂”，严重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三 当代中国书法文化的断裂现象
文化，粗略言之，可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极[⑦]。而在书法文化中，其作为中国人的本土文化、特色文化，其技术体系与价值体系也随着中国文化的演进，内涵不断丰富与扩展。现将其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发展大略追述如下：
文化的发展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先民们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创造了汉字，而汉字正成了书法成为艺术的第一硬件。除汉字外，书法所需的硬件还有笔墨纸砚等工具材料。在借助了以上的物质硬件下，中国书法才有了关于书体的演进与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等书写技巧的完善。这种延伸的起点以及变化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以及衍生的各种新问题，我都将其归属于技术体系。
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先后定都于中原，汇聚成华夏文明。西周礼乐文化所代表的宇宙观和秩序感，以及由此散发出来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形成以后三千年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范式。孔子思想因于周礼，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自此，无论个体小国或是泱泱大国，都被伦理秩序融为一个整体，各种文艺形式都被赋予教化的功能。[⑧]《论语·述尔》所载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语，是每一个士大夫从艺自觉遵循的原则，由此可了解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神的本质，进而掌握中国书法艺术的精神本质。
如上所述，书法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子文化，在其发展成长演进的过程中，其价值体系与技术体系在很早就已经同时并举了，并且其艺术本质就与人格外化相互联系，作为最具有活力的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
但是，当代书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冲击。
首先，支撑书法艺术的创作工具和载体遭到了灭顶之灾。上世纪初，硬笔的引进致使毛笔退出社会生活，而到世纪末则又以电脑键盘替代了手工书写，再加以文言文的“隐退”，废除汉字，汉字简化、拼音化，直接导致书法所依靠的硬件体系近于崩溃。
其次，当代书法艺术所依据的传统文化的土壤贫瘠不堪。在二十世纪初期，许多人都将中国落后的原因追溯到传统文化的 “落后”，由对政治文化的逆反波及到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有一次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礼”，使得书法文化的生存土壤又遭受了扫庭犂穴的毁灭，以待人几乎堕于文盲文氓之溷。接着，“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了中华大地，现代文明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文化传统兼具了继承性与变异性；中国社会要向西方看齐，中国文化亦必受其改造。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中华“大文化圈”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冲击，外夷文化入侵到我们当代“无传统文化积淀”的新生代中。可以说，在“高势位”文化入侵后，随着近百年来政治经济的变动与融合，中国“大文化”各层面都在发生转型。这种转型，直接使书法子文化在大文化圈的激变复杂的断裂与连续下，呈现出“文化缺失”或“文化断裂”现象。
最后，伴随着毛笔和文言失却社会基础的同时，书法在当代最终丧失了它的接受主体——大众。在古代，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皆是笔墨纸砚，毕至案头，终日赏玩，“书写”融入生活。但是当代书法活动却蜕变为一种仅为少数人从事的艺术活动，其负面却导致“笔墨泛滥”，书法丧失评价标准；而从废除汉字、简化汉字到走拼音化道路，直接阻断了书法作为精英文化与大众的亲和力；再加以文言文的隐退，不只是造成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典籍阅读的困难，更是使人们对书法表现形式隔膜化[⑨]。当代能够欣赏读懂书法作品的普通大众已是少之又少，形成了书法接受主体的 “断裂” 。
的确，当代书坛已经步入“展厅时代”。而“展厅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古时文人雅集式的书法交流，为了片面追求“展厅效应”，创作者失去了书法艺术精神和自我精神的依托，为了创作而创作，为了技法而技法，从形式到形式，从形式感到视觉冲击力，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愈演愈烈，完全一种“制作化”“装饰化”。梁培先先生曾说：“将书法纳入到视觉艺术的行列，书法极有可能沦为一种黑白的抽象画——这意味着（书法）自我艺术身份的丢失，而一旦自我艺术身份丢失，就必然引发连锁反应，诸如与文化本源之间关系断裂、文化身份的模糊不清等重大问题。”[⑩]断裂一词，真可谓是击中要害。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致使书法创作者与书法理论者分工愈加精细，结果使得书法理论者过多地关注理论，而缺乏技法锤炼，而书法创作者更多地关注技法，关注作品的视觉冲击力，而不注重文化修养的提升，这样的后果直接使当代书法人对于书法本体意义上的哲学依托、价值寄托与书法的书写性缺乏相应的关照，从而导致了技与道的分离，导致了书法文化的人格化断裂。
结语
在传统文化中，书法艺术呈现出独特的光芒，即使是“断裂”，文人士大夫也力求上溯传统，与之对接，以弥补文化上的“不连续”，使文化能够发展下去。然而，当代文化断层的因果链条导致我们这一代人的失忆、错位与误解。当我们重拾传统经典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何等的感慨与悲愤，一面是为孳乳着我们的“神貌不合”的“断裂”文化而发出的无奈悲叹，一面又要为这个断裂的社会、异化的人生拨云见日，沿着前人断裂的历史向前“接着写”下去。
宋代黄庭坚评品苏轼书法为宋朝第一，除了“笔圆而韵胜”以外，就是“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黄庭坚《书缯卷后》语：“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从以上语句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庭坚对于习书的态度。对于某人来说，其完整的人格不外有二，一是胸中有道义，二是要有圣哲之学的滋润与熏陶。缺一而不全也。此种士人的高尚之气质也是书法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
然而当代这种士人精神却衰落了，这直接导致了士文化的衰落和书法文化传统的断裂。当代的书法人需要批判的精神与独立的意识，需要对书法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具有甄别能力，更需要把书法文化精神在当代社会中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①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收入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一九七六年，一九九二年。②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③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④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学院出版社。二oo三年十月第一版。⑤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⑥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二oo三年第二版。⑧吴振锋，《文化断裂中的文人书写》，《书法》杂志，二oo六年第八期。⑨梁培先，《改造与失衡——试析形式结构对当代书法创作理论的影响》；《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黄河出版社，二oo三年五月。
[①]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收入余英时《历史与思想》，第一二四，一二五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一九七六年，一九九二年。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十、十一页。
[③] 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第二，三页。
[④]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第九页。
[⑤] 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学院出版社。二oo三年十月第一版。第一七o页。
[⑥] 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学院出版社。二oo三年十月第一版。第一八一页。
[⑦]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二oo三年第二版。第十六页。
[⑧]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第十三，十四页。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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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3
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重修清史的设想，但一直没能付诸实施。跨人新世纪，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下，作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学术工程，预期十年内完成的清史纂修于2003年1月正式启动。经过充分准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先后在北京、大连、上海、广州等地，主持召开多次研讨会，各地学者围绕着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切磋交流，同时又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1．关于新修清史宜采用何种体裁
中国有着深厚的修史传统和可资借鉴的多种体裁．历代正史即习称“二十四史”的编撰体裁，都采用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或称纪传表志体．但各个历史时期撰成的正史，也往往因反映不同时代的特点，在局部范围内有所革新，如班固的《汉书》变司马迁的通史体裁为断代史体裁；陈寿的《三国志》分设魏书、蜀书、吴书三大部分，以魏书的几篇帝纪作为提挈这一时期史事的总纲，又在蜀书和吴书中保留蜀汉和吴国的纪年．正史之外，则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体裁。晚清西学输入后，又有章节体史书出现。当代修清史，取何种体裁为宜，学者们讨论热烈。
有的学者主张基本承袭传统纪传体，再对之加以改造。使新修的清史成为继“二十四史”之后的又一部正史．有的学者还认为，除了采用纪传本之外，同时辅以其他体例，集历代修史体例之大成．因纪传体不仅是中国史学的独特传统、中国史学特色，而且此体例能最大限度地包容一代王朝历史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准确地记述史实。在记传体的基础上，同时要辅以其他体例，具体设置上，要有清史概说、清朝通史、清史编年、列传、志、图表等。
有的学者则主张摒弃原来的纪传体。采用新的章节体。也有学者主张新的章节体既要对以往的史书体裁辩证地继承。又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对传统史书体裁进行改造，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力求较全面地反映历史。这种新的综合体，应包括对传统的纪传表志的改造．应增添图录等新的内容，还可考虑增加综述，用比较简明的文字综合叙述清代历史发展的全貌，以弥补传统纪传体大势难贯的不足。
2．新修清史与“二十四史”的关系
一种意见认为，新编清史应与二十四史相衔接，因为《清史稿》很粗糙，而且错讹甚多，难与二十四史并列，新修清史应该超越它而承续二十四史。与此相联系，他们认为在体裁上应尽量与二十四史相协调，主张以纪传体为主要框架，稍作变动，保持正史在体裁上的延续性。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必强调衔接二十四史，而是要切切实实地编纂一部合乎历史本来面貌的清史，指出今人要继承的是中国优良的修史传统，并非继承修史的传统体裁。况且到了2l世纪的今天。要编纂一部让现代人看的断代史，纪传体的体裁已经无法包容．清朝从一个部族政权发展到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从中国历史上传统社会生产力的巅峰跌人任由列强宰割的弱国的谷底，两三百年间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当中，其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此前任何朝代都不能比拟的，也自然不是传统修史体裁所能表现的，可以考虑采用在章节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新体裁。
3。新修清史基本体例的设计
有的学者认为，全书的第一部分应该用章节体来纵论有清一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演变大势，强调这是全书之纲，灵魂所在，不可或缺。有的学者则认为，这部分内容与其他部分难免有重复，建议作为普及本单独处理。
有清一代，前后曾有与清朝对立的政权存在，清初有南明，后有准噶尔，清后期有太平天国。有的学者主张以“载记”的方式处理，或采用“别纪”，或专史的方式。
较多学者认为，应加大志的份量，指出“志”既是纪典章制度，又包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史方面的史实和史料，是纪传体具包容量大之长的最重要部分，应该打破旧史书中志的设置原则，根据实际需要考虑志的增减分合，力求使新修清史的“志”能详实地反映清代社会生活各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包括下层社会的实际状况。传记部分的人选标准，大多认为对于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人物，应该根据其对清朝历史有无重要影响决定取舍，同时要注意增加代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括下层社会的人物，全景式地展现历史的生动画面。
4．新修清史的文体和规模
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用文言文，一是与传统史书保持一致，二是便于引述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三是言简意赅。
多数学者建议采用精练、典雅的现代书面语，因为与现代学科体系和学术视野对应又便于阅读传承的语言形式只能是白话文，语言应有时代特色，不可泥古。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是，时下能够写好文言文的人并不多．
全书的规模，大多赞同总字数控制在约3000万字。是否在叙史的同时加以评论，一些学者认为，从《史记》到后来的诸正史，都有“太史公曰”或“论”、“赞”、“评”之类的文字，应该仿效古人妙笔之论，使新修清史增色。但多数学者主张“述而不作”，客观叙史，不作议论，强调今天修史的第一要义是要保持原始史料的真实可靠以及完整性，在此基础上提供一部“信史”，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解释历史上。
由国家组织清史的编纂，有人顾虑这会多少影响撰写者的独立研究意识和判断，进而影响总体质量。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担心可以避免，指出随着社会的发
展越来越深入，人的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范围越来越广泛，原始史料的积累也越来越丰富，以个人的能力很难胜任修纂一代全史的工作，由国家出面组织是一种较适宜的办法。为了保证质量，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应该遵循的原则，建议在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和唯物史观指导的同时，对古今中外一切有助于全面深入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也应有选择地采用。此外，根据清代历史的特点，应有全球的眼光，要将清代中国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中，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变化来认识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变化，这将有助于反映清代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加深人们对复杂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思考。学者们对新修清史普遍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它应该面向现实和未来，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各种未刊档案和海内外的珍贵文献，能够为今人提供全面、准确的清史知识和深刻丰富的历史启示。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4
《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9年的史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是一部断代史。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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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5
程中原：《国史稿》是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编写多卷本的《国史稿》，是中央赋予当代所的一项首要任务。作为当代所的一名研究工作者，我20来年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国史的编研，从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
早在1978年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就郑重提出：要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他把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入一百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选题之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拟新建的五六十个研究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列在前面。这个计划得到邓小平的赞同、支持。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听取胡乔木、邓力群汇报后说：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事情就可以办了。而且有些事情要赶快立庙，有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年纪已经大了，如不赶快立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了。邓小平叮嘱胡乔木、邓力群“要赶快做”。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了基础，系统地研究、撰写建国以来历史的条件趋于成熟。1982年5月，胡乔木倡议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出版这部丛书的目的，是要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以无可辩驳的材料，展示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为以后进一步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部务会议决定立即着手组织落实。1982年11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从1984年出版《当代中国经济》到1998年基本完成，《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历时15年。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规模最大的丛书，包容了大量确凿可靠的历史资料，是一部史志结合的、包括专史和地方史在内的科学的信史，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编修工作是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1989年11月，胡乔木再次把设立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门机构的问题提上日程。1990年6月2日，邓力群给总理送呈关于筹建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需编制问题的报告，得到原则同意。6月14日，由胡乔木起草，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联名向中共中央常委会打报告，正式提出：“我们建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行政上和日常工作由社会科学院代管，由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组建和指导。”其任务就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加强共和国史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月，中央常委会就批准了这个报告，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纂工作正式提上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
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后，即于1990年12月，在西安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会议认为，当前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的条件已臻成熟，在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是一项重要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这项任务，则必须依靠全国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两办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给予积极支持。会议纪要还指出，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联系和协调。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工作全面启动。
记者：《国史稿》第三卷是叙述“”时期10年的历史，相对而言把握难度可能就更大些。作为第三卷的主编，您能谈谈是如何处理一些重大复杂的难题的吗？
程中原：首先，《国史稿》第三卷注意对“”时期有一个总体把握，主要是把握好四点：一是区分10年“”和“”时期10年。第三卷写的是“”时期10年共和国的历史，不单是写“”的历史。二是由此而来的是――“”时期10年在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动乱和破坏，经济建设取得进展，外交局面取得突破。不只是“”一件事。当然“”对经济和外交都有影响。三是把10年“”分为三个阶段：“”发动（1966年5月）到九大（1969年4月），九大到十大（1973年8月），十大到粉碎“”（1976年10月）。这三段中的第一段是本来意义上的“”，第二段大体上是因“”（发生了突然事变）而继续进行的“”，第三段大体上是因肯定还是否定“”而继续进行的“”。四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时期没有中断，两种发展趋向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继续得到发展。
其次，要注重来自档案和亲历者口述的重要史料。为写好“”时期的历史，在查阅、利用档案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在采访、利用共和国历史创造者和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在查阅、利用档案方面，除查阅、利用中央档案馆的档案以外，还在中央办公厅、国家经委、铁道部、冶金部、教育部、文化部以及浙江、江苏等省查阅了大量档案，还查阅了“两案”审理的部分材料。有些老同志提供的档案材料也十分宝贵。书中所写“”中经济建设的情况，如三线建设、“四三方案”等，材料大量来自国家经委，还有担任过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领导同志提供的材料。书中所写1975年各方面整顿的情况，都是在第一手的大量档案资料基础上写成的。在口述史料的采访、整理方面，国史稿主编邓力群系统地讲解了他亲历和了解的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要人大事。
再次，要注意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弄清史实（来龙去脉）、辨明联系（前因后果）、作出判断（是非曲直）、提炼概括（探寻规律）、回答问题，历史研究与编纂过程的这些基本环节，国史稿编写者都注重理论思考，力求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理论作出客观公正的、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方面，国史稿第三卷遇到和处理的问题大致有两类。
一类是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总的判断。
例1：对“三个世界”划分的指称问题，称理论，还是主张，还是战略，还是思想，还是战略原则，战略思想？胡乔木接受邓小平交代的任务，组织撰写的文章，称理论。文章的题目是《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中说“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一战略原则”（《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160页），又说：“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同上，第17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传》称“主张”（1688页）、“思想”（169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称“思想”（第114页）。国史稿第三卷采用“战略思想”的提法，第七章第五目的标题为：“‘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
例2：“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否是“全面整顿”？国史稿第三卷分析了整顿的三个阶段：一、重点整顿，二、整顿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三、全面整顿的部署和整顿的中断，说明邓小平部署了全面整顿而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原定今冬明春进行）就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了。故国史稿第三卷第九章第二节的标题为“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第241页）。这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提法“邓小平主持1975年全面整顿”是不一样的。后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没有再用“全面整顿”的提法。用的是“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整顿被迫中断”。（第115页）在评价历史时，局部、全局，各方面、全面，程度是有区别的。同一个概念要在一个水平面上用。反斗争扩大化是局部而非全局的错误，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把1975年整顿说是全面整顿，就摆不平了。
例3：对粉碎“”的历史评价问题。我们采用《历史决议》第25节的提法。第十章最后一段写道：“粉碎‘’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这场持续十年的内乱，使人民共和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第303页）“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句话，有些学者不愿意说。为什么？他们认为粉碎“”后“”极左的那一套还没有肃清，还在延续，甚至认为“”还没有结束。把此后的两年放在“”中讲，不承认这两年主流是前进，而只说是徘徊。列宁指出：“无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怎么能因为“”的影响没有肃清而否定粉碎“”以后的根本性的改变呢？
另一类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
四五运动与的关系问题。牵涉到这两个概念的运用。不能涵盖四五运动，但有其独立性，有时一定要说（如天安门诗抄，为）。国史稿第三卷采用的提法是“以为中心的四五运动”。（第290页）
记者：这部《国史稿》出版后即得到学术理论界的好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肯定这部《国史稿》是“一部思想性、政治性、学术性、可读性都很强的成功之作”。它无疑也是一部具有很高权威性的史稿。那么，保证这部史稿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程中原：我个人体会，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逐步形成了以下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是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努力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力求写出一部具有国家水平的权威性的信史。二是遵循两个历史决议，同时要有创新精神。三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四是紧紧抓住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大力弘扬成就和经验，正确认识错误，总结教训。五是注意体现国史特点。必须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版图和祖国统一；行政区划及其重要变动；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国防和军队，武装冲突和战争；人口（包括人口政策的变化，计划生育国策的确定和实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科技进步、发明创造，科技成就及其应用推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演变；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的状况及其演变；阶级、阶层关系及其演变；民主与法制建设，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实施；政治文明建设，政权机构及其演变；文化建设和文教科技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社会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人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宗教政策和宗教问题；改革开放；西部开发和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中央和地方关系；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自然灾害和对自然灾害的抵御。六是夹叙夹议，文质兼备；详略得当，笔则笔之，削则削之。语言准确、鲜明、生动。
第二，坚强的组织保证。这部《国史稿》凝聚了几代国史研究者的心血。当代中国研究所在1991年成立以后，由中央组织部从中央机关、从北京、山西、江苏、安徽、广东、四川等省市调集了一批素质较高的研究人员，组成了一支热爱国史研究编撰事业的相对稳定的专业队伍。这也是重要的组织保证。
第三，翔实的史料基础。早在研究和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之前，1982年中央宣传部就组织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编辑《当代中国》丛书，以便“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为以后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经过十万多人共同努力，《当代中国》丛书历时15年，到1998年基本完成。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以后，该所研究人员即同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工作者合作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进入新世纪后，当代中国研究所又编写了一年一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已出版七卷）。所有这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撰奠定了较为全面系统、翔实可靠的史料基础。随着编研工作的开展，当代中国研究所十分重视查阅档案、资料。这项工作得到中央各相关部门的支持。
第四，深入的专题研究。当代所成立以后，首先进行的是国史专题讨论。在专题讨论的基础上，编写国史写作提纲。起初打算编三四十万字的一卷本。后经反复讨论，感到没有对全部历史各个阶段的深入研究，要想编出概括力强的一卷本是困难的。乃决定先搞分阶段的多卷本。对各卷编写提纲反复讨论定稿后，组织研究人员围绕国史写作进行专题研究，再进入书稿的写作，以保证质量。并确定了学术年会制度，对专题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这样边研究、边写书稿。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6
新中国成立以后，英国文学史研究与整体外国文学史研究都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1956年，教育部参照苏联高等院校同类教学大纲，制定了英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教科书则采纳了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该书1959年初版，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可见影响之大。尽管《美国文学简史》（上册）和《法国文学史》（上册）已于1978、1979年相继问世，中国学者用中文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本文首先回顾陈嘉、范存忠先生出版于80年代初的两部影响深远的英文版英国文学史，随后介绍王佐良先生领衔编撰的中文版英国文学通史，最后评述杨周翰先生撰写的断代史，总结前辈学者既有的学术贡献与成就，展望英国文学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陈嘉和范存忠先生的贡献
陈嘉、范存忠教授是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老前辈。20世纪30年代，两人在耶鲁和哈佛大学分获博士学位，是最早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回国后他们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研究、教授英国文学，并在80年代初分别推出两部英国文学史，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嘉著《英国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四册，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英国文学史教材。由于编写量大，四册教材全部出版历经了五年时间：1981年10月出版第二册，1982年7月出版第一册，1986年1月和2月出版第三、第四册。从1986年开始，陈氏文学史一直作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国文学史教材，已多次再版，声誉卓著、影响广泛。陈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他在著作前言中提出：“根据作家及其作品在社会和文学史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健康来确定其地位。”陈著文学史采用了编年史的结构和体例，第一册分为四章：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资产阶级革命与王朝复辟时期英国文学；第二册不分章，标题为“18世纪英国文学”；第三册分为三章：19世纪初期英国文学、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第四册也不分章，标题为“20世纪初英国文学”。
本书内容丰富，学术性强是陈嘉先生多年研究讲授英国文学史的结晶，对于英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本书是在结束后不久编写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即“首先综述时代背景，然后介绍作家生平，再次分析主题思想，最后略及艺术特征”，也就是说作品的艺术特点被摆在末位。但值得强调的是，著者在叙述和分析重要作家时，不是简单陈述其社会背景和创作经历、罗列作品，而是对其主要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介绍、分析。该书以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的分析方法具备了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双重特点，是国内用英语写作出版的篇幅最长、质量最高的英国文学史，是不少高校指定的英国文学教材。全书1986年2月出齐，而陈嘉先生数月后即辞世，令人扼腕叹息。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的陈嘉、宋文林合著《大学英国文学史》（上、下册），这是弟子宋文林教授在陈先生指导下缩编的两卷本。
1983年范存忠教授编著的《英国文学史提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范先生在“后记”中写道：“这份材料是1954年度和1955年度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四年级‘英国文学史’课程的讲授提纲。同志们认为仍有参考作用，有些高等院校还翻印流传。这次承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希望它在较大的范围内能起到更多的参考作用。”《英国文学史提纲》是英文稿，但“为了读者便利起见”，由张月超等翻译成中文作为“附录”，这份中文附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建国后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文版英国文学史。全书共12章，末章标题为“一些现代作家”，介绍了哈代、高尔斯华绥、威尔斯、萧伯纳等隶属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却没有提及现代派作家，真实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于现代派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该书1983出版后，许多高校的英语专业将其当作教材，受到普遍欢迎。
关于这部书的编写目的，范存忠在“后记”中写道：“一方面对于并行的‘文学选读’提供必要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扩大文学视野，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范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英美文学、比较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方面均造诣深厚、著述丰硕。他渊博的学识通过本书的三个特点得以体现：其一是将英国文学置于欧洲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叙述。例如，第三章谈到英国人文主义者时，介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对英国作家的影响；介绍伊丽莎白时代时则指出，此时文学翻译相当繁荣，众多翻译作品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文学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作包括廷德尔和科弗代尔的《圣经》以及托马斯·诺斯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其二是将英国文学发展史与英语发展史相联系，使读者既掌握英国文学的概貌，又了解英语的演变。例如，谈到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的区别时著者指出，古英语重音多，辅音多，词尾屈折变化大，语言的变化自然会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从头韵体诗到双韵体诗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三是在叙述作家和分析作品时，结合提出独到的、精辟的评论。例如，前人关于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评论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反犹主义的作品，范存忠对此并不认同，相反，他指出莎士比亚对受到迫害的犹太民族表示同情，夏洛克对基督教商人的愤懑是有其原因的。又如，对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范存忠没有从阶级或意识形态方面去评论，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作品表达了普通人处于逆境时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
二、以王佐良先生为代表的英国文学史写作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英国文学通史方才出现。最先出版的乃是王佐良、周珏良主编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五卷）。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前辈，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60年代开始，他便与周珏良、李赋宁等老友共同编写《英国文学活页文选》，其实已在为英国文学史编写做准备。李赋宁先生在《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我和当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王佐良和许国璋学长，以及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的周珏良学长通信相约，将来学成回到清华外文系教书。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以诗歌为主）。这时杨周翰学长也在牛津留学，夫人王还学长在剑桥教中文。适逢吴达元老师休假，来美访学、游历。我向吴先生谈到我们将来企图办好清华外文系的设想，并建议清华聘请周翰来清华教书。”这是40年代末李先生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时的设想。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被改造成理工科大学，这几位老友分别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但是他们共同推动英国文学教学研究事业的志向没有变，因此才有60年代初的《英国文学活页文选》。1982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在活页文选基础上编写而成，影响很大。其中为名篇所作的详尽注释凝聚了编者的学术探索与心血。在某种意义上，通读《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就相当于回顾了一遍英国文学史。
1984年底，王佐良和周珏良先生开始携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在项目进程中，王佐良先生首先于1988年出版了《英国诗选》。他准备在此基础上编写多卷本英国诗歌史，并在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达350多页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连续出版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诗史》和《英国散文的流变》之后，王佐良先生独立撰写了单卷本《英国文学史》（下称王氏文学史），长达686页。遗憾的是他在1995年去世，未能亲眼看到《英国文学史》在次年的出版。在宁波大学段汉武教授看来，该书的出版在中国学者叙述和研究英国文学史的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叙述与研究英国文学史的中国学派开始形成，其学术价值是每一个研究文学的人都不应低估的。王氏文学史是单卷本，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既要把英国文学史的演变过程交待清楚，又要对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作出独到评介，实属不易。著述的过程无疑也是一个学术探索的过程。王佐良在“序言”里谈到：“没有纲则文学史不过是若干作家论的串联，有了纲才足以言史。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我感到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以几个主要文学品种（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的演化为经，以大的文流（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为纬，重要作家则用‘特写镜头’突出起来，这样文学本身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发展可以说得比较具体，也有大的线索可寻。”正如著者所言，王氏文学史采用编年史的结构、体例，而且按照文学品种来编排。全书共分20章，除了第一章“引论”、第二章“中古文学”、第十五章“二十世纪文学：总图景；新戏剧”、第二十章“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其余16章的标题均为文学品种：第三章叙述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与诗剧，以马洛、莎士比亚等作家为特写镜头；第四章叙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以培根为特写镜头；第五章叙述17世纪诗歌，特写镜头推向弥尔顿；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分别叙述18世纪的小说、诗歌、散文，小说的崛起无疑是18世纪英国文学的亮点，因此著者用大量篇幅论述小说的兴起与发展；第九章、第十章叙述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彭斯、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兹等著名诗人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写；第十一章叙述浪漫主义期的散文；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分别叙述19世纪的小说、散文、诗歌，重点论述了司各特、狄更斯、奥斯丁、萨克雷、哈代、丁尼生等作家；第十六章叙述20世纪诗歌；第十七章叙述地区文学中的诗歌；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叙述20世纪小说和散文，现代主义曾一度占据20世纪英国小说的主流，著者用相当的篇幅评介了詹姆斯、康拉德、乔伊斯、吴尔夫等现代主义小说家，并以《尤利西斯》为例，对乔伊斯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作者指出，一方面，直接模仿《尤利西斯》的小说家极少，也许因为它是无法模仿的；另一方面，学乔伊斯的样子自由、大胆地运用英语的则大有人在……把小说从传统的模式里解放出来，乔伊斯的最终功绩也许是在这里。
王氏《英国文学史》用了八章讨论诗歌、五章讨论散文、三章讨论小说，而对于戏剧，除第三章论文艺复兴时期“诗与诗剧”外，只有第十五章讨论20世纪爱尔兰“新戏剧”。这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戏剧在文艺复兴黄金时期最为辉煌，另一方面则是显示出作者对诗歌和散文的偏爱。在本书中复辟时期的喜剧只得到这样一句话：“颇有一些成功之作，其中如康格里夫的《世风》和韦丘里（威克利）的《乡下老婆》，是至今还常上演，叫座不衰的。”对18世纪喜剧则只在第六章最后有“戏剧一瞥”，简单提及盖伊、哥尔斯密斯和谢里立丹的创作。王先生引用了萧伯纳论菲尔丁离开戏剧舞台导致戏剧衰弱的话，然后说：“这话有一定道理，只是抹杀了18世纪80年代哥尔斯密斯和谢里立丹的贡献。”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王先生对18世纪戏剧的简单处理也是一种抹杀，因为他的文学史竟然没有给这些剧作家展示的机会。但是，作为个人独著的《英国文学史》，本书不求面面俱到，只求保持特色，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欣赏英国文学的特殊视角。
“五卷本英国文学史”项目从《英国20世纪文学史》（1994年出版）开始着手，1996年又出版了王佐良与何其莘合著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但是，其他三卷的编写进展缓慢。按照最初设想，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由李赋宁先生撰写，但是由于年事已高，他只撰写了古英语部分，接近全书一半篇幅，剩余部分则由何其莘教授负责组织几位学者合著。18世纪卷吴景荣先生只参与拟定了大纲，还未开始撰写就去世，因此整卷实际由刘意青教授负责完成。这个大项目从1984年启动，直到2006年五卷出齐，历时20多年，共有33位学者参与编写工作。这套英国文学史从总体上看是通史，但每卷作为断代史又自成体系，可为研究具体某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史提供较完备的材料。在最先出版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序”中，王佐良先生谈到了编写模式的问题。他认为，英国文学史编写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一是苏联模式。英美模式注重学术考证和作品欣赏，有可读性，但缺乏系统性；苏联模式虽然系统性强，但史的根据不足，叙述空泛、刻板，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显然这两种模式都不尽人意，有严重缺陷，因此他提出要运用中国模式来编写英国文学史，并确定了总的指导思想。刘意青教授在《英国18世纪文学史》的序言里将王佐良先生的指导思想归纳为五条：“1.体现中国学者为中国读者撰写的特点，面向大学高年级程度的青年人和文学爱好者；2.以叙述文学事实为主，交代清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和主要的评论意见；3.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也同时介绍一些西方其它观点和说法，作为参照；4.着重作品文本讨论，从中摘选加以翻译与阐释，使读者能体味作品的风貌；5.写法要有点文学格调，注意文字清楚、简洁和趣味性。”这五条原则里，第一条最为重要：“即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和解读英文学的发展。”
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按照王佐良制定的总体框架来编写的，即以文学品种为经，文流为纬，重要作家为特写镜头。这就是中国模式。因为英美学者和苏联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也会论述文学品种和评介作家，但不会以此方法统领文学史。王佐良指出，中国有探讨文学演变、文学体裁的兴衰、品评古今作家作品的深远传统，文学史的中国模式就在此传统中。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中国模式在英国文学史编写中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学者的创新。例如，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就是以“文学品种的演化为经”来展开的，论述了诗歌、散文、头韵诗、韵文传奇的演化，以乔叟、高尔、朗格兰等主要作家为特写镜头；第二卷《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则如王佐良所言，“突出文学品种的演进，诗剧的兴衰一连用八章叙述，使其有首有尾，发展的轨迹明显。”除了诗剧，这一时期的玄学派诗歌、培根的散文、随意文体等其他文学品种也得到论述和评介，特写镜头给予了莎士比亚、莫尔、锡德尼、斯宾塞、马洛、琼森、多恩、弥尔顿等重要作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卷甚至用了整整一章（共30页）评价地位并不高的两位剧作家鲍蒙特和弗莱彻，与评述莎士比亚的篇幅（33页）差不多。西方评论家对鲍蒙特和弗莱彻的评论大多是负面的，例如，柯尔律治认为“鲍蒙特和弗莱彻的剧作仅仅是松散的聚合”，艾略特甚至把鲍蒙特和弗莱彻剧中的比喻手法称作是“插在沙地上的死花”。但王佐良并未囿于西方学者的观点，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并在深入研究作品的基础上，对鲍蒙特和弗莱彻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指出，“如果仅用20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鲍蒙特和弗莱彻的戏剧，那么就很难看到他们的剧作对现代读者有什么积极意义……道德标准并不是评论戏剧的唯一准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要避免生搬硬套现代的标准——包括艺术、美学、道德等标准——来评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戏剧作品。因为不同于小说和诗歌，戏剧更多地依赖于当时观众的反响，因此也留下了更深的历史烙印。”在鲍蒙特和弗莱彻生活的时代，他们深受观众欢迎，甚至可与莎士比亚、琼森比肩。给这两位剧作家书写浓重的一笔是理所当然的。第三卷《英国18世纪文学史》共16章，涉及的文学品种有宗教寓言、戏剧、英雄双韵体诗歌、报刊小品、书信日记、小说，介绍的重要文学作家多达18位。第十五章“英国小说的兴起和早期繁荣”篇幅达70页，标题本身就显示了体裁演化的轨迹。第四卷《英国19世纪文学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浪漫主义文学，第二部分为维多利亚文学。虽然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主要文学品种在全卷都涉及到，但浪漫主义文学侧重的是诗歌，维多利亚文学侧重的是小说。第一部分中近乎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论述诗歌，特写镜头给了六位重要诗人：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济慈。司各特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但著者将小说家司各特纳入特写镜头，用了长达十页的篇幅介绍其生平和作品，对其诗歌创作仅作了三页简短介绍，并强调司各特由于拜伦的崛起而放弃诗作，转向历史小说。这一改变使他成为近代历史小说的鼻祖，创立了一个新的文学品种。第二部分将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小说，特写镜头给了九名重要作家：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三姐妹、特罗洛普、乔治-艾略特、哈代。显而易见，从浪漫主义诗歌到维多利亚小说构成了19世纪文学品种的演化轨迹。第五卷《英国20世纪文学史》共有22章，内容丰富，视野广阔，不仅涵盖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主要文学品种，还与时俱进地涉及广播和电视文学；既关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文学，又将英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充分显示了编著者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尽管20世纪展现了纷繁复杂的文学场面，但依然可以看到文学品种的演化这条主线。例如，著者在论述哈代时指出，“在哈代的小说中可以看到由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向现代派小说发展的倾向……当今西方许多大学的文学课之所以把《德伯家的苔丝》列为现代小说，与苔丝这个现代女性的塑造不无关系。”
三、杨周翰先生的断代史研究与学术展望
除了上述英国文学通史之外，改革开放以来还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英国文学文类史和断代史，早期代表作正是杨周翰先生所著《17世纪英国文学》，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先生在“小引”的最后一段写道：“本书不打算全面系统地介绍17世纪英国文学，这不太可能，也无必要。全面的论述可检阅本书所附参考书目。国内通行的英国文学通史对这一时期则又比较简略，只介绍一下主要作家，本书的目的只是想起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可能对专业研究者有所助益，对一般读者也可以增广见闻吧。”∞虽然有杨先生的自谦在前，但是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断代文学史。当时尚未有中国学者撰写英国文学通史，流行的主要还是苏联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纲》。杨著《17世纪英国文学》没有介绍读者比较熟悉的弥尔顿史诗和班扬，而是着力介绍一些读者比较陌生的作品。本书不分章节，可以看作是14篇文章的合集，从培根开始，到皮普斯的日记结束，涉及的作家包括邓约翰（多恩）、伯顿、布朗、马伏尔、弥尔顿、泰勒、塞尔登、霍布斯、沃尔顿等十来人。看完这本书，读者的知识不再局限于《失乐园》和《天路历程》，将对17世纪英国文学增添更加丰富、鲜活的印象。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加以联系，譬如比较弥尔顿悼亡诗与中国悼亡诗歌传统的异同。
《17世纪英国文学》出版以后受到广泛欢迎，读者反响热烈。杨先生于是在1987年《读书》杂志第七期发表了《（17世纪英国文学）书后》，介绍本书的来历，并就文学史写作问题发表了一些新见解。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将《17世纪英国文学》再版，收入了杨先生发表在《读书》上的这篇文章。杨先生在文中写道：“1982年秋，我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为研究生开了一门17世纪英国文学的课，第二年春天又为北京大学英语系研究生重复了一遍。两次讲完之后，我想何妨把它写出来，可以作为学生学习这段文学史的参考。”他还写道：“我不敢把我这本小书叫做‘史’，因为它没有系统，讲作家也不是每个作家都全面讲，有的只讲他一部作品，有时还做些中外比较，我本来想把它叫做《拾遗集》，给英国文学的讲授填补些空阙。”虽然杨先生如此自谦，但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阐释却是后来许多文学史著难以企及的。实际上这应该算作一部17世纪英国文学断代史，它是老先生多年研究思考的结晶，是结合中国文学或文化背景从比较角度研究英国文学的重要成果。可惜杨先生在1989年去世，未能在文学史研究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他离世后，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也由故友李赋宁先生代为领衔修订。
有关上述文学史著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学界专家同仁一致给予了肯定。王治国在《深入浅出、抉幽阐微——读范存忠的（英国文学史提纲）》一文中认为，范著《英国文学史提纲》要言不烦，提纲挈领，以少胜多，使人读后有纲举目张之感。他同时为该书归纳出五种特点：一是详简适当，对一定历史时期的作家及其作品和有影响的流派，有的阐述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的分析其艺术特色，有的则剖明其思想意义或指出其局限性，视具体情况而定；二是史论结合，脉络清楚，有系统性，以不多的篇幅阐述了英国文学发展的线索和历代文学的相互继承和影响的关系，同时，著者注意书证和引述并重，为进一步阐述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上的一些理论问题，著者不是仅凭单方面叙述，而是援引一些重要的书证和中肯的评论；三是观点鲜明，不囿成说，如对有争议的作家奥斯丁，《史纲》指出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于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具体的社会中实际存在着的各种有关行为和感情的问题，她写她所熟悉的和理解的，谁也不能指望一个小说家做比这更多的事；四是思想和艺术交相辉映，范先生在分析作品时，既探讨作品的思想性又剖解其艺术特色，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例，他不仅挖掘莎翁的创作思想，也对莎翁驾驭语言的纯熟技巧和生动的人物刻画进行分析和评论；五是结构严谨，文字畅达。该书用英文写成，夹叙夹议，理论、史实和观点紧密结合，条理清楚，概念明确，文字简洁、流畅，毫无斧凿之痕。王治国最后指出，这部简明扼要、内容精深的力作，是著者多年心血的结晶，是建立在长期潜心研究、细加钩沉爬梳的基础上的。
王佐良和周珏良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最新成就，它突破了此前英国文学史的撰写范式，是一部具有中国观点和中国风格的英国文学史。自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出版以来，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评论，对该书作了非常有见地的分析。区?在《关于英国文学史编撰的思考》的评论文章中用“本土意识”来概括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特点。对于“本土意识”的含义，区?专门作出了解释：“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遵循传统史学观编写的，尽量去贴近真相的历史。这种历史以研究对象，即历史资料本身为中心。另一种是有个性的、研究型的历史。这种历史以研究者为中心，包括他或她的各种文化身份、世界观、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标准甚至个人喜恶，凡此种种，我用‘本土意识’这个概念来概括，都会反映有所编撰的历史之中。（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个人身上又会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意识和个体意识，包括体现在个体意识中的阶级意识。这是一个把时间、空间和人结合起来的概念。）”一般认为，由于第二种历史避免了雷同化，往往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并流传后世。通过分析，他得出结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体现了著者的本土意识。哈旭娴指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受新批评理论的影响，注重文本内部的阐释。新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韦勒克提出了新的文学史观点，即透视主义。他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的，要研究作品就必须指出文学作品在它那个时代以及其后时代的价值，文学作品要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者、批评家的阅读和解析，这是一个无限延续的变化的过程，文学史就是要描述这个过程。从透视主义方法出发，韦勒克提出了文学史编撰的重要工作是找出作品的渊源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全面体现了韦勒克的这一观点。学者们也指出五卷本的不足之处。刘文荣教授认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吸收了中国传统诗话、文论和史书的叙述方式，是一种“中国要素”的渗入，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化”方面做出最大努力和获得最好成果的英国文学史著作。在体裁研究方面，五卷本确实富有成效，但在文化研究方面，还有欠缺。例如，基督教文化在英国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许多经典作品都有基督教的影响，如17世纪弥尔顿的《失乐园》、20世纪艾略特的《荒原》等。在五卷本里，尽管在不少地方提到了文学与宗教的联系，但对基督教本身还是做了比较简单化的处理。另外，在文学接受史方面，该书没有多大突破，在对待20世纪西方出现的新理论如阐释学、女权主义、精神分析、接受论、解构论等等，仍然有点踌躇不前。刘文荣公正地评价道，原因不在于王佐良先生及其团队没有能力朝这方面去做，而是某些客观因素所致。然而，瑕不掩瑜，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在编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史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