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协会工作计划范例6篇

拉丁协会工作计划

拉丁协会工作计划范文1

但有一个国家同样不能忽视,那就是印度,这个千年古国拥有与中国相当的人口规模、较高的宏观经济指数和相对贫乏的自然资源。对于印度来说,关注拉美同样可以获益匪浅。

随着最近10年来中国登陆拉丁美洲,印度也加快脚步向拉美进军。在强化与拉丁美洲的经贸协定以推动双边贸易的同时,印度也希望在拉美地区寻求更多的机会。

私营企业主导投资

最近10年来,中国向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提供了大约1200亿美元贷款,超过了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不仅如此,中国在2015年提出,“未来10年向拉美地区投资2500亿美元”,号召与该地区“打造命运共同体”,制订了与由33个国家构成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合作计划。

而印度则并不希望提供贷款。据外媒报道,印度并不像中国那样出手阔绰。中国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这种较为集中的模式打入拉美市场,而印度主要依靠私营企业。

美洲开发银行认为,与印度开展贸易对拉美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当前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2016年以来,原材料价格下跌已经导致拉美出口总额下降了500亿美元。2000年,印度与拉美之间的贸易额仅为17.6亿美元,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440亿美元。虽然与中国和拉美之间的贸易额相比,这个数字依然相对较小,但值得一提的是,双边贸易额正在以每年25%的速度持续增长。实际上,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拉美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拉美与印度440亿美元的贸易额当中将近一半来自于印度的石油进口额,其中大部分是委内瑞拉的石油。2014年,印度从委内瑞拉进口了2150万吨石油,从哥伦比亚进口了520万吨,从巴西进口了500万吨,从墨西哥进口了430万吨。2015年,印度对拉美的出口额为140亿美元,而巴西和墨西哥在其中扮演了主角――它们是印度汽车在拉美的主要进口国。

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贸易模式是用工业制成品换原材料。有专家指出,虽然印度与拉美之间依然是也是这种模式,但印度的出口和投资主要由私营部门主导。

与自带劳动力的中国企业不同,印度企业倾向于在拉美当地雇佣工人,甚至聘请管理者,这就避免当地人对印度企业产生排斥心理。

加快进军拉美市场

印度经济传统上以制造业和农业为主,是世界上蔗糖、茶叶、棉花、黄麻等的主要制造国之一。最近数十年,印度工业在航空航天研究、信息、通讯、电子、医疗、石油和天然气等方面得到了多样化发展,全球各大公司在印度建立分支机构以利用当地丰富且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印度对拉美来说至关重要。印度是拉美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植物油出口的头号目的地,铜的出口排到第三,黄金位列第四。过去15年间,拉美出口印度的原油已经占到印度原油进口的19%。

与此同时,拉美各国无疑是一个富有潜力的巨大市场。印度已经跟包括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在内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签署了互惠贸易协定,成为发展南南合作的范例之一。

1997年,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也建立了对话关系。2004年,双方为决定正式启动中国―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谈判交换了看法,决定各自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目前,双边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2016年9月,印度与秘鲁已经为推进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制定了时间表,该协定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多个方面。

此外,在印度―智利特惠贸易协定(PTA)框架下,智利和印度签署两国间的贸易协定,扩大两国贸易项目中的部分协议范围至2800项,实现两国定性和定量的飞跃。两国贸易减免税从474件产品增加至2800件。亚洲国家1798个贸易产品将有30%至100%之间的报关费折扣,智利国家1031件产品将适用10%至100%之间的关税削减。

早在2014年,印度就提出,将双边贸易额在今后5年翻番应该成为双方的共同目标。双方应当进一步强化这种经贸关系,促进双边经贸发展潜力的最大化。从货物和服务贸易多样化、相互投资的增加及双边合作的扩大等方面看,仍有很大潜力可挖。

拉丁美洲已经开始向印度出口制成品,并利用印度作为向亚洲和全球市场拓展的基础。目前已有20多家拉美大企业向印度的钢铁、电影院、汽车零件制造领域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秘鲁软饮料企业Ajegroup是最新登陆印度的拉美企业之一,正以比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低得多的价钱,在印度销售自己的“大可乐”(Big Cola)。

美国媒体分析,拉美国家可能很快会聚焦印度市场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印度的经济增长超过中国,人口在2028年也将超过中国。这意味着印度的消费人口将超过中国,为拉美国家的出口提供更大的商机。其次,中国在拉美国家几乎只采购石油、矿产、大豆等原材料,同时出口制造业产品,和拉美国家的同类产品竞争。而印度的出口更多的是提供技术服务,可以为拉美国家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印度官员说,现在约有24家印度技术咨询机构在14个拉美国家雇佣了2.4万人。第三,印度英语的普及率较高,拉美国家和印度做生意比和中国容易。

面临与中国同样的投资困境

尽管印度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双边贸易额10年增长了10多倍,但只需查看地图就能意识到,拉美与印度相距甚远,因此需要降低运输和交易成本,降低贸易伙伴间物流过程的损失。

此外,印度商工部的信息中指出,印度制药企业在拉丁美洲发展遇到注册困境。印度以生产低成本高质量的药品闻名,推动印度制药企业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对双方而言将是一种双赢。印度希望双方能够在能源、矿产、化学、制药、通讯和IT等领域继续加强贸易和投资,而“印度制造”计划也将致力于为投资者创造更为适宜的环境。

最主要的困难还是拉美地区的经济低迷。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减速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而言不啻为一场深刻的打击。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报告下调了对拉美地区经济的预期,世界银行的报告同样也降低了对拉美地区经济形势的展望。

纵观全球,拉美是世界上最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地区,也是“中等收入国家”最集中的地区(该地区33个国家中28个国家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滞留“中等收入陷阱”时间长,平均滞留38年。

拉丁协会工作计划范文2

Danielly Silva Ramos Becard是巴西的巴西利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她的专业是国际政治科学,重点研究国际双边和多边关系,目前主要研究巴西外交政策,中国对外政策,中巴关系以及中国与拉美关系。

南风窗特约记者在美国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访学期间,恰好Becard也在该院的亚洲研究中心进行学术访问,借此机会,我们就中国崛起、中国和拉美关系、中国和巴西关系对其进行了专访。 经济繁荣可以延缓国际安全问题

《南风窗》: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访谈了几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请他们谈了对于“中国崛起”的看法。你作为来自巴西的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我们非常高兴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是从金砖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崛起这一现象。在中国,我们会说中国和巴西是金砖国家中的两个重要国家,中国和巴西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在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看来,中国是新兴发达国家,不知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Becard:我从2000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一直关注中国与巴西的国际关系,现在我专门研究中国和拉美的国际关系,我关注中国与巴西、中国与拉美的国际关系已经15年了。

当中国和巴西在1974年建交以来,我们是很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两国建交以后很长时间以来共同努力的方向。尽管中国也面临许多经济问题,但是,中国的发展已经远远比巴西发展快得多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和巴西之间有许多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同,比如,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与巴西不同,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的情况与巴西不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等等方面也存在很多不同的方面。不过中国还在使用发展中国家这个词汇来形容自己,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交往。

《南风窗》:那你认为中国现在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

Becard:我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些地区发展很快,可是有些地区发展的还是很慢。与中国相比,虽然一段时间以来巴西的经济增长很快,但是,在过去两三年中,巴西面临许多经济问题。巴西现在正努力成为世界第经济体。更准确地说,我的观点是,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兴国家,当我们谈论金砖国家时,巴西和中国不是一回事了,我们会说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是不同的。

《南风窗》: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

Becard:中国正在改变国际体系,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我认为这是过去20年中非常重要的事实。

首先,在经济方面,中国目前非常希望找到经济持续发展的新方式,巴西现在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两国在发展目标上是一致的,都尽力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并在某种程度上寻求国民的政治支持。

其次,中国正在更多地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寻求国内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支持,注意与自己邻国处理好关系。当然,这不容易。

巴西有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和看问题的角度。我认为,经济的繁荣可以某种程度上延缓国际安全问题。比如,对巴西来说,巴西不想介入中国的政治事务。巴西更想与中国确定经济议程而不是政治议程。地区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解决。巴西认为中国可以处理好与自己邻国的关系。

巴西在工业、农业、公共服务等等方面与中国有很好的往来联系。尽管在不同的部门、合作的方式有很多不同。比如,在农业部门,我们在很多方面与中国都有合作,中国对于低成本的产业非常感兴趣。中国经常从巴西进口便宜的农业产品,出口价格高的工业产品给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我认为这是一种中国公司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模式。

这些公司出口国家支持的产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国家对于公司的这种帮助是重要的,但是也要适可而止。因为公司应该根据商业需求来进出口商品,不是根据政府的需求。政府不应该干扰公司之间的投资和交易。这是公司和商业伙伴之间的本质区别。处理不好会导致商业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本质的冲突。政府应该通过介入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不是相反。当然国际关系也并不可怕,这是可以协商加以解决的。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有的时候,市场的因素是主要的考虑因素,有的时候,中国和其他拉丁美洲的小的国家的关系是主要考虑因素。 中国和巴西需要建立互惠的双赢机制

《南风窗》:你刚才说到的,我们也注意到对中国和拉美关系有一些议论。比如我们这里有不少学者把拉美称作“美国的后院”。商业、经济和政治似乎也不是那么好区分。

Becard:我想说的是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是国际贸易的关系。我们不会考虑国际安全。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文化议程、教育议程、政治议程进行国际交流。目前,我们这方面的交流不够,或许几年之后,会有大的改善。我不确定这对于中国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如你所说,不少人把拉丁美洲看作是“美国的后院”,尽管拉丁美洲的国家没有把自己当做是“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的国家并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事务的后援或特定的区域。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如果中国对于拉丁美洲地区当中美国感兴趣的地区也产生兴趣的话,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可以当作经济和商业的问题来考虑。因为中国想要成为世界的一极,中国就不会仅仅关注亚洲或一部分地区而是整个世界。拉丁美洲也应该是中国关注的一个地区。所以,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是取决于拉丁美洲的国家和中国自己,与其他国家无关。

《南风窗》: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和拉美包括和巴西的合作,你认为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Becard: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和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中国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中国要实施许多的战略计划,这就需要很多资源,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主要集中精力于自身经济的发展。从2000年开始,中国开始有能力走向世界。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国际贸易始于廉价的商品贸易。从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在拉丁美洲的国家进行投资,比如巴西、阿根廷等。中国在巴西的矿业和原油业等行业进行投资,这对于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所以,中国对于拉丁美洲的首要经济议程是什么呢?是原材料、原油、糖等等。中国对于拉丁美洲的商品的需求不像欧洲的国家那么的广泛。

拉丁美洲期待中国做什么呢?中国应该更广泛地展开商业贸易,中国不应该仅仅进口拉丁美洲国家的原材料、矿业等等。从这一角度,中国对于拉丁美洲的经济议程应该是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因为中国有能力做这方面的事情。

接下来,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需要考虑到环保因素、工人的因素和工作权利因素等等,当中国和巴西考虑建立“双赢”模式时,其他拉丁美洲的国家也可以遵循这样的模式。因为首先,从全球来看,许多钱投资到铁路上,许多地区的环境保护被这样的计划所破坏。尽管有很多投资方宣称,事情并不是如所说的那样,但是我们知道有些宣称不是真实的。

《南风窗》:从巴西的立场来说,如何看待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和巴西都属于“金砖国家”,“金砖国家”未来会怎样?

Becard:巴西的国际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中国也有这样的原则,即不要依赖任何一个国家,要坚持独立自主。巴西不会依赖中国,也不会依赖任何欧洲的国家和美国。事实上,巴西希望拉丁美洲内部形成相互依赖的模式。阿根廷的总统选举出来后,他宣称就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巴西进行对话。这就意味着阿根廷要重新考虑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地区事务中的角色,比如重新考虑自己与巴西的关系。阿根廷的这一决定促使巴西也在考虑是否在自己的地区可以做得更多。

巴西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等这些新兴金砖国家希望改变全球机制,我不是很确定这是否会起作用,他们认为需要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改变国际政治领域的规则,但是,又不能影响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巴西与中国认为全球的机制要包括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需要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不过,我们都知道,想要改变世界的旧的格局非常困难。

我认为金砖国家需要思考与讨论发展的解决方式,这包括非常重要而成本又不是很高的议题,例如,如何解决水资源的问题?如何解决能源资源的问题?等等,这些关乎各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共同来寻求解决之道。

我认为,总的来说,这些国际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处理的。这些议题会使得各个国家,尤其是中国需要考虑是否开始建立新的协商机制。所谓的协商机制,游戏的规则不是中国给予了什么,而是巴西要求了什么,反过来也一样。也就是说,中国和巴西需要建立互惠的双赢机制。比如,中国出口巴西的产品不仅仅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也要对巴西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才行。

在我看来,巴西政府并没有关注应该关注的一些问题,在国际关系方面,现在是巴西的艰难时节。国内经济、国内腐败、国内的合法性等等,巴西政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国内事务很多。不过,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不会停止,但是,有些国家应该获取更好的位置来应对压力,比如巴西需要比过去更加独立地获取与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贸易合作。

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在国际合作中不想有太多的风险。如果与一个国家的贸易越来越困难,中国就越不想与这个国家进行贸易合作。有许多国家想要获得中国的国债或者贷款,这会改变政治议程。借贷会导致经济的繁荣,但是借贷也有可能带来其他问题。 巴西和中国之间的外交政策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南风窗》:中国想要和平崛起,不想让其他国家和地区感到是个威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认为中国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Becard:我很赞同和平崛起这个说法,但我认为这不会很容易。不仅仅我们拉丁美洲的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全世界的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更多地与中国进行经济方面的合作,而不是政治方面和国际安全方面的合作。所以,可以用国际法、国际协议,对话或外交等等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如果国际安全非常重要的话,经济发展会成为障碍。如果中国和巴西有经济合作的冲突,可以用国际法或双方承认的协议来解决。

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政策像是一个球的话,我们还是很倾向于踢给中国。过去十年,巴西政府有意地选择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巴西的政治中,政策偏向于经济的导向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认为巴西和中国之间的外交政策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或许对于巴西来说,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不是因为中国是亚洲最重要的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而是因为中国可以做一些其他国家无法做的事情。我们两个国家可以相互帮助。或许这种关于战略性合作伙伴的理解太过实际了,这是从巴西的角度对于中国的理解。

在巴西和中国两国之间有好多合作可以开展,比如,巴西有非常好的教育计划,为什么中国和巴西之间没有这方面的合作呢?

《南风窗》: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比以前更强大了,中国会改变目前的世界格局。既然巴西是发展中国家,你认为中国参与目前的世界格局更好呢,还是改变目前的世界格局呢?

Becard: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在以某种方式参与目前的世界格局,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是并不是改变世界贸易的规则。到目前为止,中国希望通过协商达成国际合作。将来,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经济,我并不确定,这取决于世界的大环境。我不认为中国会使用强力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中国会适应世界经济格局,有新的国家进来,这个方式应该是非常好的。

中国如此独特,我认为事情不会向不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目标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尽管改变其他国家的想法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中国应该寻求支持。比如,如果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获得更多的支持,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更容易获得资金。这会使中国获得更多的订单。这是接下来中国正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事情。

拉丁协会工作计划范文3

1教学目标的设置与教学内容选择在拉丁舞教学中,不局限于基本技术教学,增加更多拉美系舞蹈元素的教学,编排不同主题的舞蹈作品,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是拉丁舞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通过走访了解到这已是体育教师们的共识。目前,西安市各高校的拉丁舞教师基本上是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代课经验、选项班的分类、教学时数的长短来安排教学内容的,拉丁舞的教学内容实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情况下会依据大学生的个性特点和认知规律,采用恰恰舞、牛仔舞、伦巴舞、桑巴舞、斗牛舞的教学顺序,先进行单项基本技术的教学,再进行单人套路的教学,最后进行双人套路的教学。双人套路是拉丁舞教学中最难的部分,首先接触的是基本步的影带训练,随着舞蹈技术学习的不断深入和舞者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的提高会逐步引入变换节奏、变换路线的技术动作。而具体到每一学期的教学内容,在普及班中,第一学期会安排恰恰舞和牛仔舞的铜牌套路或自编套路,第二学期会安排伦巴舞铜牌或自编套路以及健身交谊舞。提高班的教学开始于第二学期,安排伦巴舞的银牌或与之相对应的高级自编套路,同时也会安排恰恰舞和牛仔舞的高级自编套路,第三学期会安排桑巴舞的金牌套路和斗牛舞的银牌套路。第四学期除了巩固以前所学的基本技术和套路,还会引入更多花步,包括更多的路线变化、节奏变化和旋转。区别于普及班的教学,提高班更关注舞蹈中舞伴间影带关系的处理,以及对各个舞蹈文化和风格特点的理解。

2课堂教学的组织与教法情况目前,西安市普通高校开展拉丁舞教学的情况一般以自选课组织实施。而这种自选课程又分为两种情况,即普及班和提高班,人数上以不超过40人的大班或者25-30人的小班进行教学。通过走访了解,目前西安高校的拉丁舞教学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基本上以传统的讲授示范法、集体辅导与个别辅导法相结合的方法为主。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部分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会把每节课的教学重点进行串讲,同时允许学生通过手机进行录制,或者教师自己将每节课的教学重点录制下来,放到网上,方便学生课后复习。

3学生的学习需要情况分析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走访以及问卷调查发现,西安市普通高校大学生选项拉丁舞学习的原因主要表现在:(1)好奇心;(2)减肥塑身;(3)认可授课老师的教学方式方法;(4)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增强人际交往;(5)培养良好的气质风度、促进身心健康;(6)缓解生活和学习的压力、消遣无聊时光。1.5师资情况西安市共有各类高校68所,专职体育教师近2000人,而拉丁舞课教师只有23人,占总人数的1.15%,师资严重缺乏是目前西安市只有10所高校开展拉丁舞教学的根本原因。现有的拉丁舞教师资源根本无法满足拉丁舞教学发展的需要。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负责拉丁舞教学的教师共4人,并被平均分配在两个年级,每年级选项拉丁舞的人数达到了700人左右,每班25-30人,合计28个选项班,每位教师的基本工作量为每周6次课,还有16个选项班缺少拉丁舞教师,因此,相当一部分人数的学生被迫选择其他项目。再有,就是高水平的拉丁舞专业教师非常缺乏。目前的拉丁舞教师中只有30%参加过省内的拉丁舞比赛并取得过前三名的成绩,剩下的70%未参加过任何与拉丁舞相关的比赛,这对于普及和提高拉丁舞的教学与训练造成了很大的制约。

4教学硬件设施情况通过走访了解到,西安高校拉丁舞教学环境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陕西师范大学、西安邮电学院、西安财经学院、长安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这6所高校的拉丁舞已经是在室内教学,5所高校的舞蹈教室都具有木地板、墙镜和形体练习把杆,但缺少电视机、录像机、VCD等电化教学设备。西北大学、西安工程科技学院、西安培华学院3所高校的拉丁舞教学还在室外进行,且无固定上课场所。

5课外锻炼与训练比赛情况拉丁舞属于技能类项目,有一定的难度,由于受组织形式、活动场地、锻炼时间的限制,加上缺乏老师的指导,所以在西安市普通高校中很少有同学能以拉丁舞作为课余活动项目来锻炼身体。大多数同学在学习结束前才会因为考试的原因而进行训练。即使个别学校有一些课后的辅导班和学生社团学习和练习拉丁舞,但也表现出参与人员太少和开展时间很短的情况,西安高校拉丁舞课余锻炼氛围还远远不足。2007年至2012年间,西安已连续举办了5届包含拉丁舞项目的高校体育舞蹈大赛,参赛学校和参赛人数已由最初的2个高校50对选手发展到今年的22所高校520多对选手,比赛项目已由最初15项发展到今年的2大类、110个小项。虽然参赛学校、参赛人数和比赛项目在逐年增加,但从参赛学校个数和参赛人数来看,拉丁舞的赛事规模还是相对较小。

6考核与评价部分高校拉丁舞教学的考核与评价参照大纲的要求,包含了平时考核、理论考核、技术考核三个部分,也有高校以平时考核和技术考核两个方面来评价拉丁舞学习。平时考核是根据学生出勤、学习态度等方面进行的评定。拉丁舞理论考核一般会采用开卷课后完成的方式。技术考核则是以所学的舞蹈套路完成情况按统一标准进行评分。在西安各高校,授课教师会根据本校的情况调整各部分考核的比重。目前,虽然拉丁舞教学已经在西安市普通高校开展起来,但其发展还不成熟,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开展拉丁舞教学的学校数量仍然很少;缺少教材,教学计划科学性不高,教学时数有限;教学内容选择缺乏深入研究和创新,教学场地器材投入局限,教学模式过于单一;能够从事拉丁舞教学的体育教师严重不足,高水平的拉丁舞教师缺乏;课余锻炼氛围与组织不足,课余锻炼缺乏。

二、对策与建议

1加强拉丁舞教学研究为了提高拉丁舞教学效果,就必须在课程与教学设置研究、课堂教学模式的开发创新研究、课堂教学方法的设计研究、教学效果的评价研究等方面对拉丁舞教学建立起系统全面的研究,也要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践性研究,只有让拉丁舞教学得到更多的科学研究支持,实现拉丁舞教学的有效价值,拉丁舞教学才能走得更远。同时,加强拉丁舞教学师资的科研能力,使其关注拉丁舞教学研究,也有利于推动拉丁舞教学的科学化发展。

2推动拉丁舞教学师资力量发展针对西安高校拉丁舞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这一情况,必须努力为教师提供更多的业务培训与再学习的机会。建立起长期培训机制,可以让有志从事拉丁舞教学的师资经常性的得到专业的培训学习和系统的提高。同时可以采用引进机制,根据不同的教学要求与学校条件,引进高水平的拉丁舞师资进行教学与交流,这对高校体育教师拉丁舞教学能力的提高很有效果。

3规范教学内容与考核评价建议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和协调各高校编著质量较高的材,规范拉丁舞的教学内容。完善考核评价体系,适当减少学生体育舞蹈课程评价中的技术内容,应当就综合运动技能、认知、学习态度与行为、交往与合作精神、情意表现等方面研究出一套相对科学的评价标准。

4保障管理部门的重视与支持高校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重视和加大投入,完善舞蹈教室建设,完善教学设施,增加教学设备,逐步改善教学条件,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

5推行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改革创新高校教师应当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积极研究采用多元、直观、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来提高教学质量。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化电化教育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相比,现代化电化教学手段声图并茂、直观形象、感染力强、表现手段多样,可灵活调节动作画面,打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在大学舞蹈教学中,可以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和灵活地采用电化教学手段。另外,加强包括音乐教育、形体教学以及拉丁舞比赛鉴赏等辅助课程的研究与开发,拓展教学环境也是非常必要的。

拉丁协会工作计划范文4

长期以来,在讨论语言规划(languageplanning)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对于语言规划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往往见仁见智,造成学术交流的混乱和困难。本文试图针对这个问题,结合国内外语言规划工作的实践,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

从本质上说,语言学是一门描写性的科学,而不是一门限定性的学科。在语言学的研究史上,从限定主义(prescriptivism)到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语言学,其基本特征就是限定主义。语言规划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定主义,不过,这种限定主义是对现代语言学描写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要在对语言现象描写的基础之上来制定语言限定的规范,因此,语言规划不是单纯的限定,而是在描写的基础上的限定,语言规划的限定往往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因此,语言规划的限定主义绝对不同于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对古希腊限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

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它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

根据对语言规划的这种界说,我们认为,语言规划具有如下的性质:

第一,社会性 语言规划首先应该是政府或社会团体的行为,一般不能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时私人的或半私人的组织、著名人士、作家、出版商对语言规划也能起某些作用,不一定非得要有政府的参与,但政府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的作用比个人的作用大得多。因此,语言规划又叫语言计划,通常由政府或其中某一个部门来制定,通过这样的计划,官方的语言政策可以得到确立或执行。语言政策体现了政府或社会团体对语言的根本态度。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第二,权威性 语言规划的社会性同时也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国内外在语言规划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往往都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然,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不应当滥用权威,不应当用权术来控制学术或者压制学术,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语言规划一旦失去了权威性,就会引起社会上应用语言文字的极大混乱。因此,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对于语言规划的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语言政策的制定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稳定。这就是语言规划的权威性。

第三,交际目的性 语言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促进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发挥。语言规划的目的是由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决定的。离开了交际功能的语言规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交际功能之外,无所谓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往往容易带上强烈的民族情绪,如果这种民族情绪影响了语言交际功能的发挥,就可能导致语言规划的失败。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交际目的性。

第四,长期性 语言规划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一般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几经挫折,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初见成效;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经历了非常曲折而艰辛的过程;有的国家对于语言规划的一些关键性决策的认识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渐深化,最后才获得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长期性。

第五,实践性 语言规划的内容是十分庞杂而广泛的,它除了对语言文字进行一般性的管理之外,还包括语言的选择、语言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文字的创新、文字的改革等极为广泛的、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它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容,同时还包含了复杂广泛的各种实践活动。语言规划还往往涉及到多种语言和不同的专业学科,从事语言规划不仅要有广博的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而且要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和行政工作的能力,语言规划决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性工作,而是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部门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实践性。

总而言之,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权威性、交际目的性、长期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我们在研究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不可不注意这些特点。

“语言规划”这个名称是1957年由语言学家威因里希(ureilweinrich)首先提出的。在语言规划这个名称出现之前,世界上早就进行过语言规划了。在我国,远在秦代就有语言规划,秦始皇把形形的六国文字统一为小篆,实行“书同文”,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语言规划。在欧洲,远在罗马帝国时期,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官吏和军人掌握了拉丁文,但广大人民仍然处于文盲的状态。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各个民族纷纷独立。文艺复兴时期解放了思想,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典都成立过负责语言研究的机构,以保持和维护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促进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挥,为以后的工业化作了文化上的准备。这些也都是早期的语言规划。

关于语言规划的工作内容, 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j. v.neustupny)曾经把它分为“政治法”(politics approach)和“培育法”(cultivation approach)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诺依斯图蒲里的这种提法闪烁其词,含糊不清,晦涩难懂。为了在总体上对语言规划的内容进行分类,从实质上掌握语言规划的关键,我们有必要对诺依斯图蒲里这种分类进行改进。

在普遍浏览国内外有关语言规划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如果撇开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各种枝节问题不谈,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languagepositional planning)。就是决定某种语言或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position,status)。这种规划,一般要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来进行,因此,它相当于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的“政治法”。

第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language noumenal planning orlanguage—in—self planning)。就是语言文字本体(noumenon,language—in—self)的改造和完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在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中,需要保护语言文字本体的纯洁和健康,需要对语言文字本体进行精雕细刻的培育,因此,诺依斯图蒲里把它叫做语言规划中的“培育法”。

我们在这里把“语言规划”叫做“语言文字规划”,多加了“文字”这个词,是因为在我国通行的汉字是一种非常复杂而重要的文字,在语言规划中,必须给以特别的重视。

下面,我们从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两个方面,进一步对国内外的语言规划工作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1.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印度、菲律宾、以色列、东非都进行了共同语文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为例来说明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

新加坡于1959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邦,1963年脱离英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的地区,讲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但是,马来西亚联邦只能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不容许新加坡保留其他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样,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联邦之间在语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矛盾,马来西亚请求新加坡离开联邦,新加坡在1969年成为独立的自治共和国。语言上的矛盾是新加坡不得不离开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的78%,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5%。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语、华语(汉语的普通话)、泰米尔语、英语4种语言为官方语言。马来语是马来人的民族共同语,为了尊重历史,新加坡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国歌要用马来语来唱,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共同的标准马来语为规范。华语是方言复杂的新加坡华人的民族共同语,以中国内地的汉语普通话为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同时,采用中国内地的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泰米尔语是新加坡印度人的民族共同语,泰米尔语的标准遵循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原有规范。英语是新加坡行政、教育和贸易的用语,是新加坡各族人民交际的共同语,以英国bbc广播公司的发音为标准音。这样,新加坡的语文以英语为主,多语并存,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民族团结。英语成为各民族相互交际和吸收外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实用语言,而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则成为各个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的语言,实行以英语为主流语言的双语制。1979年9月,新加坡开展以推广汉语普通话为目的的“华语运动”,要求在五年之内,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华人,除了跟父母谈话用汉语方言之外,都使用华语,十年之内,华语要成为公众语言,与英语并用。受华语运动的启发,新加坡的“马来文化团体中央理事会”也在1982年举行了“马来语运动月”,提倡新加坡的马来人讲标准马来语。语言问题在多民族的新加坡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实行双语制,一方面也不忽视作为第二语文的民族语文,同时又要防止民族语言运动盲目地发展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因此,新加坡政府一直把语言规划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语言规划看成与新加坡的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问题。

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1963年联合加里曼丹岛、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口中,马来族占多数。马来亚在5世纪以前接受印度文化,字母源出于印度南部。15世纪以后信奉伊斯兰教,改用变体阿拉伯字母,1456年以后,马六甲海峡成为海上交通的枢纽,这里的廖内—柔佛(riau—johor)方言逐渐成为东南亚商人和旅客的交际语言。1941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激化了当地的独立运动,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代替原来的阿拉伯字母。马来西亚成立之后,1969年把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定名为马来西亚语,1972年马来西亚的宪法又将它定为国语,并制定了语文改革计划,实现拼写法的标准化和词汇的标准化。

印度尼西亚原来是一些分散的封建王国,1596年荷兰入侵,从此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1950年8月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有1亿7千多万人口,是世界上的第五个人口大国,有250多种语言和方言,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最大的民族爪哇族占人口的40%,但是爪哇语不是印度尼西亚的全民共同语。作为全民共同语的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就是马来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尼民族意识高涨,1928年的印尼青年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要求以马来语代替荷兰语,作为全国的法定语言。印尼独立后,与马来西亚对抗,马来语的推广受到阻碍。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是一种没有经过规范的语言,词汇和语法都没有规范化,缺少现代词汇和系统的科技术语。1959年,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商议,决定对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拼写,并采用“马印拼写法”(malindo)为共同的拼写法,但由于不久两国关系恶化,直到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决定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共同语,共同语可以由各国分别自定名称,不要求统一名称,但是,共同语的内容必须是一样的,两国又再次修改拼写法,称为“改进拼写法”,由两国政府正式公布施行。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1984年独立,24万人口中,马来人占54%,华人占26%,土著居民占20%。1984年1月1日独立,也采用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这样一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4个国家,将近两亿人口,便共同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他们抛弃了语文民族化的狭隘思想,迈向了语文国际化的道路,这是语言地位规划的成果,也是把语言规划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社会语言生活所取得的成绩。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语言的地位规划还要注意少数民族语言政策问题,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制定有关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政策、法令、标准等,慎重地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和全民共同语的关系。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一定要包括语言平等在内。因为语言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使用同一语言的民族成员都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在他们看来,使用本族语言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没有语言平等就意味着没有民族平等。客观而论,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具体体现。

语言的地位规划还应该研究世界诸语言的地位问题。一种语言在世界诸语言中的地位,不仅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有关,而且还同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关。如果按照使用语言的人数来考虑,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在这种情况下,汉语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英语的地位就比汉语高得多了。英语原是现在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地角人” (engle)使用的语言,叫做“地角语”(englise,古代拼写法)。地角人渡过英吉利海峡移居不列颠(britain),用他们的地角语代替当地的凯尔特语(celtic),于是,这个地区称为“英格兰”(england),这种语言称为“英语”(english)。英语在5—6世纪时,用鲁纳字母(rune)书写,鲁纳文字是一种在艺术性方面能与汉字比美的古典文字。7世纪时,基督教传入英格兰,英语开始拉丁化,15世纪时,英语的语音发生重大变化,而文字来不及反映这样的变化,写法很混乱,这种混乱的写法流传下来,成了英语拼写定形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的全民共同语,又成了科技和工业头号强国(美国)的全民共同语,今天,英语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随着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普及,英语在internet中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英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英语的这种国际共同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稳固。同时internet上出现了以英语为主,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语言的网络时代。一个是互联网络,一个是多语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语言规划的特色。

与确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有关的是濒危语言的问题。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的语言总数大约有6700种,但是,大多数的语言都处于灭种的边缘,只有不到200种的语言没有消亡的危险。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丧失了语言也就是丧失了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需要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如何挽救这些濒危的语言,是语言地位规划应该注意研究的问题。

2.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国际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实际上也就是进行文字地位的规划。

从罗马时代开始,欧洲的文字就掀起了拉丁化浪潮,拉丁字母成为罗曼语族的文字,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接着,拉丁字母代替了原来的鲁纳字母(rune),成了日耳曼语族的文字,英文在5—6世纪是使用鲁纳字母的,后来改用拉丁字母,德语、荷兰语、卢森堡语、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冰岛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向欧洲东部传播,同斯拉夫字母争地盘,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此外,阿尔巴尼亚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爱尔兰语、芬兰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都采用拉丁字母。地中海岛国马耳他,讲阿拉伯语,也采用拉丁字母。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拉丁字母传到美洲。整个美洲都采用了拉丁字母,南美洲和中美洲全盘拉丁化,他们不仅采用宗主国的拉丁化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连本土的语言(如巴拉圭的瓜拉尼语、秘鲁的凯楚亚语)也使用了拉丁字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丁化浪潮席卷到大洋洲,使整个大洋洲都拉丁化了。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太平洋中的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都掀起了拉丁化浪潮。夏威夷成了美国的一个州,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夏威夷语逐渐衰落,仅用于地名和旅游用语之中,这些残留的夏威夷语全部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新独立的斐济、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贝劳、西萨摩亚、汤加、瑙鲁都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本民族的语言也都采用拉丁字母。整个大洋洲也都拉丁化了。

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北的阿拉伯国家采用阿拉伯字母,南面除了埃塞俄比亚采用传统的民族字母之外,都使用拉丁字母。可以说,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也拉丁化了。索马里信奉伊斯兰教,独立后创造新文字,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之间进行了困难的抉择,最后毅然放弃阿拉伯字母而采用拉丁字母。这是继土耳其之后,又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采用拉丁字母。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采用斯瓦希里语为两国共同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早年采用阿拉伯字母,现在也改为采用拉丁字母。通用于尼日利亚和尼日尔的豪萨语,16世纪采用阿拉伯字母,20世纪初也改用拉丁字母。南非共和国除了使用英语之外,还使用阿非利堪斯语作为官方语言,也采用拉丁字母。此外,卢旺达、布隆迪、莱索托、斯威斯兰、马达加斯加等国的本土语言,不仅成为了法定的语言,而且也都采用了拉丁字母。

亚洲西部使用阿拉伯字母,南部使用印度字母,东部使用汉字。拉丁化浪潮席卷了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原来一直使用阿拉伯字母,由于土耳其语的辅音少元音多,而阿拉伯字母原则上都是辅音字母,只有三个加在辅音上的元音符号,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土耳其语,容易产生歧义,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延续了700年,阻碍了土耳其文化的发展。1922年土耳其废除苏丹制度,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宣布放弃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1928年公布了新的拉丁字母表,并决定从1928年秋季开始正式采用拉丁字母,从1929年1月1日开始,凡是土耳其语编著的书籍一律用拉丁字母印刷出版,教学上一律禁止使用以阿拉伯字母印刷的书籍。土耳其是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土耳其改用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在东方国家文化和西方国家文化之间首先筑起了一座拉丁字母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后来许多国家的拉丁化运动,都是以土耳其为榜样的,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冲破了印度字母和阿拉伯字母的传统,采用拉丁化的民族文字。印度尼西亚在5—6世纪接受印度文化,采用梵文字母,13世纪信奉伊斯兰教,改用阿拉伯字母,17世纪以后沦为荷兰的殖民地,以荷兰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在民间用拉丁字母书写各种本土语言,后来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共同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马来西亚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习惯用阿拉伯字母,在拉丁化浪潮冲击下,改用拉丁字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虽然都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但是,拼写法各有差异,印度尼西亚的拼写法受荷兰语影响,马来西亚的拼写法受英语的影响,不利于彼此的交流,1972年统一了拼写法。菲律宾有多种语言,其中有的语言在18世纪前采用起源于印度的变形字母,后来有的地方改用阿拉伯字母,采用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为国语之后,也实现了拉丁化,菲律宾是双语制国家,还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

越南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另外还使用根据汉字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字喃”,汉字是正式的文字。1651年,法国神甫罗德(alexandrede rhodes)设计了拉丁化的越南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和字喃。起初,这种拼音文字只在教会使用,1885年法国在南方积极推行这种拼音文字,使它成为辅助行政和教育的文字,后来扩大传播到越南全国。1945年越南独立,称这种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作为国家正式文字,废除汉字,实现了拉丁化。

我国是汉字的发源地,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方案》,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小学生入学,先学汉语拼音字母,然后用拼音字母帮助学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基础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成为方便的学习工具。50年代以来,我国制定的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共13种,其中,苗文3种(黔东、湘西南、川黔滇),载瓦文、布依文、哈尼文、侗文、土文、壮文、傈僳文、白文、黎文、纳西文各一种。另外,拉祜文、佤文、滇东北苗文三种原有的拉丁文字得到了改进,景颇文是一种原有的拉丁化文字,继续得到使用,这样一来,如果不包括1994年新制定的羌文,共有17种拉丁化文字。

现在,全世界拉丁字母已经在120个国家成为正式的文字,不用拉丁字母为正式文字的国家也有拉丁字母的拼写法,作为辅助文字或拼音符号。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在1982年成为了汉语罗马字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89),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制定各种非拉丁文字的罗马字转写标准。

国际拉丁化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这是国际语言文字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大事。

当然,国际拉丁化浪潮也有受到阻碍的时候。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曾经以中亚的突厥民族为主,掀起拉丁化的浪潮,阿塞拜疆率先于1923年实行了拉丁化,接着,前苏联的各种突厥文字以及其他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都纷纷改用拉丁字母,创制了30多种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中国在苏联的华侨也制定了拉丁化的中文。这个声势浩大的拉丁化运动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后来斯大林反对拉丁化,主张苏联所有要求改造和创造文字的民族,都必须采用俄文字母,字母不足可以补造新字母。根据他的命令,前苏联所有已经制定的拉丁化民族文字,都一律改用俄文字母。俄文字母是地区性的字母,拉丁字母是国际化的字母,采用俄文字母,不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特别在信息网络时代,在网络上不用拉丁字母几乎寸步难行,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又酝酿重新改用拉丁字母。

蒙古于1921年独立。1940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决定采用新文字,并成立了以党中央总书记泽登巴尔为首的新文字中央委员会负责新文字的工作。新文字中央委员会在采用拉丁字母还是采用俄文字母作为新文字的问题上,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最后决定采用俄文字母来改革自己的旧文字。在俄文字母表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新字母,共35个新字母。1941年5月部长会议和党中央联席会议通过了这35个蒙古新文字字母,1941年11月又通过了新文字的正词法,从194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都采用了新文字。现在蒙古境内的主要出版物,都用新文字出版,学校的课程也以新文字讲授。在世界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中,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卷入这个浪潮。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文字改革上作出的决策,也是世界文字地位规划工作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朝鲜也进行了文字改革运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时就接受汉字文化,早期的历史书都是用汉语的文言文写的,后来创造“吏读”,用汉字来书写朝鲜语,尽管使用吏读,正式文字仍然是汉语的文言文。朝鲜在李英宗8年(1443年)时制定了《训民正音》的拼音字母方案,共28个字母,这套字母的形式是按照发音器官的形状造成的,字母的排列也是按照发音的原理,先辅音后元音,辅音字母的顺序,先不吐气辅音后吐气辅音,元音字母的顺序,先单纯元音,后复合元音。字母近似汉字的笔画,叠成汉字的方块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字是一种内部音素化的拼音音节方块字,叫做“谚文”。谚文字母虽然少,但是音节组合很多,文献中出现过的音节组合字达4951个,仍然是一个大字符集。《训民正音》于1446年李世宗时刊印,《训民正音》上说:“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所谓“谚文”,就是通俗文字的意思。谚文后来在李朝燕山君时曾一度停止,1894年,朝鲜政府宣布《训民正音》可以作为公用文字,此后汉字和谚文一直混合使用。1948年,朝鲜开始废除汉字谚文混合体,在供给一般人阅读的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公文中完全停止使用汉字,改而使用“谚文”。现在,谚文已经用于朝鲜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韩国继续使用汉字谚文混合体,可是减少了汉字的数目,文学作品也全用谚文。韩国教育部1972年公布1800个汉字,要求中小学生掌握。朝鲜的文字改革走的是一条民族形式拼音文字的道路。

三 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指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中,某种语言或文字与其他的语言或文字在地位上的关系;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则指在某一语言或文字内部其自身的普及推广以及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这是语言文字本体内部的关系问题。

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

推广共同语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共同语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有民族共同语,有全国共同语(或全民共同语),有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有世界性的国际共同语。

在农业化的时期,农民基本上不外出活动,与外界交往很少,安土重迁,共同语的用处不大。当时农业的知识也比较简单,可以口头传授,不一定用文字说明,需要文字和共同语的只有官吏和商人。到了工业化时期,生产的知识复杂了,口头传授不够了,人民需要学习文字,需要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工人和商人大量增加,他们流动频繁,需要共同语来进行交际。在欧洲的罗马帝国时代,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数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

工业革命以后,西欧国家和北美都把普及教育和推广共同语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十分重视。西欧和北美较早地形成并且普及了标准的共同语。共同语是现代教育的血液,共同语的普及推动了教育的进步,而教育的进步则推动了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现代化。

日本的民族主要为大和民族,北海道还有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除琉球群岛之外,本土日语分为关东方言和关西方言两种,关西方言又可分出一个九州方言。这些方言,除鹿儿岛差别较大之外,不同方言区的人都能相互听懂。这种情况,十分有利于日本国语的推广。日本的国语,原来以京都话为正宗,日本迁都东京以后,改为以东京话为国语的标准。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只用20年的时间就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做到了一切学校讲国语,一切公共场所讲国语。日本迅速普及国语,主要依靠两项措施:第一,日本十分重视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以国语为教学语言。第二,日文是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字,假名是拼音的音节文字,读音很容易标准化,汉字的读音在字形上表现得十分模糊,不利于读音的标准化,日本实行在全部汉字旁边都注上假名的办法,在普及国语的时期,小学课本、报纸、杂志和所有的日文书籍上的汉字,都注上假名。这种给汉字用假名注音的办法促进了汉字读音的标准化,当然也就促进了国语的普及。全部注音的办法一直实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汉字数量大大减少,国语已经普及,只在生僻的汉字旁边注音。充分利用注音,是日本能迅速普及国语的另一个原因。语言规划一般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日本用20年时间普及国语,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末中国的学部尚书问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如何才能办好新教育,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回答“推行国语”。国语也就是共同语。在亚洲,日本首先认识到:共同语是教育的前提,而教育则是建国的前提。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

我国自清末以来,就开展了国语运动。1903年,清末奏定的《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第24条明文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这里的“官话”也就是国语。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1917年成立了国语委员会,1919年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修订注音字母,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推动学校的国语教育,培训国语师资,出版国语的书刊。

但究竟什么是国语,其内涵一直不十分明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国语作了明确的界说,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有了这样明确的标准,推广普通话就不至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普通话推广工作委员会。1957年11月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这对于普通话的教学是一个很大的推动。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为了培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人员,1979年的2月和10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语言研究所举办两期普通话研究班,培训学员80多人。1978年年底至1979年夏天,先后有湖北、河南、安徽、内蒙、江苏、吉林、湖南、广东、福建、青海、黑龙江举办了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79年8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个新的推广普通话的高潮。经过40年的努力,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和香港,也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

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的重要方面。地方方言也有规范化的问题,但是,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比方言的规范化影响面更大。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问题。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既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的需要显得十分突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汉语方言的纷杂,汉语的书面语也相当混乱,因此,我国政府及时地把包括推广普通话在内的语言规范化工作当做严肃的政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实,在解放前数十年间,我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出了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他们奔走呼吁,发起旨在建立和推广民族共同语、改进语文工具、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语文运动,但是,由于政令不一、战乱频繁,学术研究力量微薄,这个语文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民的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敏锐地认识到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该报逐日连载吕叔湘、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讲话》的推动之下,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文的高潮,现代汉语规范化成为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全面地开展起来。《讲话》发表的目的之一,就是“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指出“哪些格式是正确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确的,某一格式怎样用是好的,怎样用是不好的”。可以看出,社论和《讲话》的目的就是要进行语言规范,它奠定了以书面语为主要对象,以“匡谬正俗”为主要方法的语言规范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于纠正写作中的错误,对于澄清当时普遍存在的语文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模式在局部问题上虽然收效较快,但是却难于贯彻和持久。之所以难于贯彻,是因为“匡谬正俗”的根据,即规范的标准,常常引起争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规范的标准只能反映过去的既定事实,卡得太死,就会阻碍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规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要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语言的规范,而不是单纯的“匡谬正俗”。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之中,从来没有静止的时候。社会的每个地区、每个集团,甚至每个人,使用语言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都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变异。我们不能把语言规范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静止的系统,把它们作为条条框框到处去套活生生的语言。实际情况是语言的变异不断冲击着现存的规范,在它的冲击之下,大部分原有的规范总是保存着,否则,人们就无法彼此交流思想,可是一部分旧的规范被突破了,更多的新规范出现了,语言也就因之而向前发展了。当然,变异虽然本质上是一种推动语言前进的力量,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有的变异是积极因素,有的变异是消极因素,还有的变异纯属语言错误。我们只应肯定积极的变异,而指出消极的变异,对那些语言使用中出现的错误则必须予以纠正。

语言规范既然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那么不管它是自发的或是自觉的,它既有绝对的一面,又有相对的一面。这是因为语言作为全民交流思想的工具,虽然需要有明确的、有时甚至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统一标准,让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遵守,这时它是绝对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只要人们能用它彼此进行交际,就能够完成协调彼此思想、行为的任务。

这样约定俗成地形成的规范一般就应该予以承认,不能过于拘泥,把规范看得太绝对了(当然,在判定是否合乎规范时,还应该考虑一系列的主、客观社会因素)。语言的使用标准不像红绿信号灯、旗语、军号、信号弹那样简单而绝对,易于掌握,它往往需要考虑并协调各种因素甚至彼此对立矛盾的因素,需要相当的灵活性。总之,语言规范化工作主要是对语言的变化加以恰当的分析和选择,对语言的发展加以合理的承认和阐述,同时排除那些不健康甚至错误的东西。这样的认识显然比简单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深入了一步。这些情况说明,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必须有系统而坚实的语言规范化的理论来指导,必须认真地研究语言规范化的理论。

80年代以来,我国在语言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中存在着许多中介物,在规范方面提出规范“度”的理论,以区分病句和不规范的用法。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动态的,动态是语言的本质,提出语言是亚稳态体,提出语言的动态性理论、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理论、律动说、脉动说,指出了语言中有序与无序的相对性;还提出了语言变化的惯性和时间差理论,指出语言规范化工作要适度超前,要善于抓住机遇。

有的学者提出语言的层次性理论,指出在推广普通话中存在层次的问题,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提出了三级六等的不同层次,在普通话规范的程度上不作强求一律的要求。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的潜、显理论,认为潜、显是语言运动的原因和方式,所谓“显语言”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行为经验事实的语言现象的总和,而所谓“潜语言”,就是还没有被我们说过、听过,但是随时可能破门而出的语言现象;潜语言的存在是语言具有开放性和生成性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主张,在语言规范化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不要以“语言警察”的身份自居,不要以语言规范的卫道士的形象出现,来维护陈旧的、缺乏新鲜活力的语言规则;“规范就是服务”,做语言规范化工作的人应该一边做学生,一边做先生,不要本末倒置,为了合乎某种所谓的“规范”而妨碍语言本身的发展,妨碍人们的交际、思维和认知。

有的学者通过探索语言变异形式中合理性因素的有无来判断和评价语言运用中的正确和错误,以便修正和淘汰错误,确立新的规范形式。

这些理论和观点的研究,使我们对于语言规范化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这是我国应用语言学工作者对于语言规范化基本理论的新贡献。其中的许多理论,是在长期实践工作的基础之上,加以提炼升华而提出来的,是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的。

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

正词法标准的制定是文字规范和标准制定的主要内容。任何拼音文字都应该有自己的正词法。英语、法语、德语等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文字的语言,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适合于本语言特点的正词法(orthography)。

英语正词法的形成经过了很长的历程。英语分古代英语(公元700年—1100年)、中古英语(公元1100年—1500年)和近代英语(公元1500年至今)。公元9世纪丹麦人入侵英国,至11世纪初,丹麦人实际上统治了英国,丹麦语和英语同属日耳曼语族,加速了古英语的简化过程。

1066年法国人入侵之后,英国实际上存在着3种语言:法语是官方语言,拉丁语是宗教语言,英语是社会下层使用的语言。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历史变动,英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法语词,公元1250年—1400年的150年内,约有10000个法语词进入了英语,75%至今还在使用。

由于基督教会的影响,拉丁语词汇也大量进入英语,使得英语的同义词大量增加。例如,同是表示“问”的3个词,ask来自古英语,inquire来自法语,interrogation来自拉丁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使大量的拉丁语、希腊语词汇涌入英语。例如,arithmetic(算术),grammar(语法),logic(逻辑)来自希腊语,arbitrator(仲裁人),executer(执行者),item(条款)来自拉丁语。这些情况,使得在现代英语中,借词占了80%的比重,这些来自不同语言的大量借词,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机会。大量吸收外来词——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和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语正词法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和读音之间的矛盾问题。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逐渐统一,形成了规范的形式,而这些规范的形式又通过印刷的方式进一步固定下来。与此同时,英语的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规范的书面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在英语正词法中,基本上保持历史上原来的词形,从而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可能性。

18世纪开始,英国强调语言的规范化,要求语言准确有力。1755年,约翰逊(samuel johnson)编写了第一部英语词典,把英语词的拼写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样,英语的正词法就能够以词典作为规范的根据。

尊重历史,保留词形的原有形式,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书面拼写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不一致,当然也会给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带来一些困难,为了统一读音,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推行标准语,著名语音学家琼斯(daniel jones)编写的《英语发音词典》(englishpronunciationdictionary)成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发音规范。

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同时也适当考虑语音原则。

法语属罗曼语族,它的祖先是拉丁语。拉丁语的使用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一分为二了:书面的拉丁语古文有严格的语法规则,专为贵族和僧侣使用,口头拉丁语俗体是人民大众使用的活语言,又称民间拉丁语。民间拉丁语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由军队和商人传到了法国南部的高卢人那里,并逐渐取代了高卢语,同时又受了高卢语的影响。公元7—8世纪,原来的民间拉丁语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古代法语。

12世纪末,以巴黎为中心的方言逐渐成为法国的全民语言,17世纪以来,由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法国一直十分注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主张清除法语中的不纯洁成分。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法语的语音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书面的拼音形式却已经基本固定下来,语音的演变并没有反映在书面的形式上,因此,法语与英语一样,也存在着书面的拼写形式与实际读音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固然给学习法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却为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为了解决书面拼写法和实际读音的矛盾,法语的正词法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则。

例如,法语词末的辅音-ds,-s,-x等,大多数是古音在书面形式上的遗迹,在现代的口语中已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不同而实际上已经不发音的词末辅音,就可以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poids(重量),pois(豌豆),poix(松香),发音都是[pwa],是同音词,由于词末辅音-ds,-s,-x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各不相同的词末辅音,就可以把这3个同音词在书面形式上区别开来。

可见,法语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并把这个原则作为区别同音词的重要手段。

德国人在使用拉丁字母之前,是使用鲁纳字母(rune)的。这种字母的形式很像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是一种艺术性很强的拼音文字。德国人在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就放弃了艺术性很强的鲁纳字母而改用简明的拉丁字母。公元2世纪,拉丁字母的地位在德国进一步巩固。

到了公元7世纪,拉丁字母成了西欧各国大部分民族文字的基础。但是,德国早先使用的拉丁字母是歌德体的字母,与西欧各国并不完全一样。在使用拉丁字母来拼写德语的过程中,德语的正词法逐渐形成。例如,在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元音的变音(umlaut)用a、o、u后加e来表示,分别写为ae、oe、ue,后来才采用在a、o、u的上边加两个圆点的办法来表示变音。

德语正词法主要根据下列原则:

1)语音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中字母的发音应与该字母的表音一致。例如,p、t、k、f等字母在词中的任何位置或与任何字母相结合,均依次读为[p]、[t]、[k]、[f]。这个正词法原则还要求单词的发音与其拼写法尽量保持一致。例如,kalt(冷)读为[kalt],oft(经常)读为[oft]等等。在德语中,70%—80%的词和字母是符合语音原则的。

2)形态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根和词干的写法在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词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合成词中,在名词的变格形式中,在动词的变位形式中,在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中,尽量保持词根和词干的原有形式,必要时采用变音(umlaut)。

3)识别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把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几个词在写法上加以区别,以便在书面形式上区分同音词。例如,lid(眼皮)与lied(歌曲)都读为[lid],根据识别原则,把lied中的[i]写为ie。

4)历史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保持历史上的某些传统写法。例如,ziehen(拉)一词中的字母h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词根里i的长音已经写为ie,完全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h来表示长音,但由于这个h在历史上曾经表示过一种特殊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辅音,根据历史原则,可以把这个h保留在ziehen的词形中。

在这4条原则中,“语音原则”是德语正词法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使得德语的书面形式比英语和法语易读,易写,易记。

然而,德语有19个元音,23个辅音,共42个音位(phoneme),而拉丁字母只有26个,这就不可能处处都遵循语音原则。为了弥补字母之不足,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不同的音位,同一个音位可以表示不同的字母,也可以采用字母组合来表示一些单字母不能表示的音位。为了补充语音原则的不足,德语正词法还规定了如下的字母拼写规则:1)同一个音位可以用不同的字母或字母组合来表示。2)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两个音位的组合。3)用不同的字母组合方式表示长元音,并使之成为区别同音词的手段。

由此可以看到,德语正词法十分注意语音原则,但也考虑到了形态原则,识别原则和历史原则,以区别同音词,减少拼音文字使用中的同形现象。

1958年2月11日,我国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这就出现了汉语拼音的正词法问题。

汉字一连串写下来,既不分词又不连写,只有“字”的书写单位,没有“词”的书写单位。汉语普通话中的词有单音节的,有多音节的,多数是双音节的。用汉语拼音来拼写普通话时,应该分词连写,也就是以“词”作为书写单位,使得语言中的表义单位能够在书面形式上反映出来。这是拼音书写形式与汉字书写形式的根本区别。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写成zhōng huá rén mín gong hé guó,也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而是写成zhōnghuá rénmín gònghéguó。再如“出租汽车”,不是写成chū zū qì chē,也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而是写成chūzū qìchē。

这样的写法反映了词语的实际结构,阅读起来比全分或全连都来得清楚。可见,汉语拼音正词法就是以词为单位来正确地书写汉语普通话的拼写法。

198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1988年7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的联合通知》。1996年1月22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把它当作国家标准。这样一来,汉语拼音正词法的规范便基本确定下来了。

如果今后汉字文本也要标志词的界限,那么,汉字的文本也有正词法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将会越来越迫切。因为在计算机网络上,要进行大量文本的检索,如果汉语的书面语没有词的界限,检索的效率是很低的。这个问题迟早会被提到日程上来。

日本使用汉字,并且较早地注意到了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问题。日语中汉字的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音读”是按照汉语的字音来读,“训读”是按照日语的字义来读,一个日文汉字的读音可以多到几十种。为了解决读音的困难,日语中创造了“假名”。假名起初站在文字之外,后来进入文字之中,日文书面语成了汉字和假名的混合体。假名先书写虚词,后来扩大到书写实词,书面语中汉字在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为了加快减少汉字数目的步伐,于1946年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共1850个汉字,出版物中用的汉字以此为准,此外均用假名代替。1981年重新公布《常用汉字表》,汉字增加到1945个,除法令和公文必须遵守这个字表之外,其他不作硬性规定。减少汉字初见成效。日本还简化汉字,1946年的《当用汉字表》中不少简化汉字,1981年的《常用汉字表》中,有简化字225个,占字表总数的12%。日本整理汉字,以减少字数为主,不以简化笔画为主,在常用汉字中进行简化,牵动的面比较小,收效却比较大。除了《常用汉字表》之外,还规定人名用字166个,取名以常用汉字1945个和人名用字166个为限,不得超过。

日本的假名有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在使用中,假名的字形逐渐规范,两种假名也各有分工,平假名趋于通用化,片假名趋于专用化,科学技术术语、外国的人名地名,都用片假名书写。

日本的罗马字运动开始于明治维新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部省于1947年发表《罗马字教育指针》,规定国民学校罗马字教育实施要项。罗马字正在逐渐成为与传统日文并用的一种辅助文字。日本罗马字有“黑奔式”和“训令式”两种,黑奔式是美国人黑奔(j. c.hepburn,1815—1911)提出的,训令式是日本人根据日语特点自己设计的。两种拼写法各有千秋,造成社会上罗马字拼写法的混乱。日本已经把“训令式”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7),希望它成为用拉丁字母书写日语的国际标准。在日本文字的计算机处理中,日本采用“假名—汉字转换”的方法,制成了日文文字处理机,成功地解决了日文输入计算机的问题。我国语言学老前辈周有光教授把日本在文字规范方面的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言文一致,东西并用,新不废旧,多轨前进。”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在我国,汉字的使用年代久远、地域广阔,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同字异形现象,造成学习和阅读的沉重负担,非常需要进行规范化。1955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共列出异体字810组,含1865个汉字,经过整理后废除了1055个字。1965年1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推行经过整理编定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共6195个汉字。

由于汉字字数庞大,笔画繁多,难学难记难认,是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的严重障碍,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国务院在1965年1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开始全面推行简化字。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发行了《简化字总表》,共收2236个简化字,简化了1264个繁体字,经过这样的整理和简化,基本上确定了现代汉字的字形规范。

在信息时代,与计算机技术有关的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日益重要,汉字的信息处理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关键性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我国为了解决给没有文字和原有文字不完备的少数民族创制、改革和选择文字的问题,50年代组织700多人参加的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16个少数民族的省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基本弄清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和文字状况,帮助13个少数民族制定或改进了18种文字方案。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原则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民族文字方案尽可能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有的语音单位,可以另外设计字母。根据这些原则,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是比较合理的。

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工作长期被我国的语言学界忽视,有些语言学家认为“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有鉴于这种局面,周有光先生力排众议,高瞻远瞩地把“术语的国际化”列为语文现代化的六大内容之一。

科学技术术语是人类科学技术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是人类自然语言中十分宝贵的财富。在国际上,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37),专门负责术语标准化工作。在我国,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技术监督局下属的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为了促进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成立了中国术语工作网。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术语标准化日见重要起来。

术语标准化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语言规划工作。首先,术语标准化是要靠政府来推行的,它是政府的行为或社会集团的行为。个人难以左右术语标准的制定和推行。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社会性和权威性。其次,术语标准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们在技术领域的交际问题,术语的混乱使得科学技术交流受到严重的阻碍,术语标准化是与改善科学技术领域中语言交际密切相关的。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交际目的性。另外,术语标准化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术语的制定,要经过反复的斟酌,一个术语的确立,更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真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长期性。最后,术语标准化的内容也是十分庞杂的,它涉及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学科,是一种跨学科的多边缘的语言文字实践活动,术语标准的制定和推广需要有行政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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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勃列日涅夫 苏古关系 事实同盟 国际问题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古关系是苏古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苏联与古巴迅速接近并形成了紧密合作、比较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事实联盟关系。为了对付国内外威胁以保障其安全,古巴依赖于苏联的援助和支持,而苏联则对这种依赖加以利用,作为控制古巴的手段之一。

古巴在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地位

一国或某地区的战略地位在另一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与后者所谋求的战略目标的关系。而一国的对外政策目标的广度和深度又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社会制度密切关联。①古巴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但在二战之前苏古并无外交关系。直到二战全面爆发,为了让盟军内部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集团,古巴等拉丁美洲国家才在美国的敦促下与苏联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盟军打败法西斯集团后,1952年古巴又在美国的暗中指使下,借口苏联支持朝鲜而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积极调整对外战略,两国关系急剧升温,但1962年爆发的导弹危机却使两国关系进入相对审慎期。直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对古巴重新表现出“兴趣”,而古巴在苏联对外政策中真正占据重要地位是直到7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实力增强,国际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有利于苏联执行对美强硬外交的变化。苏联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调整,“苏联的世界影响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苏联在同美国的争霸斗争中经常处于进攻姿态,已完全不同于赫鲁晓夫时期。”②其特点就是全球进攻,与美国公开争夺霸权。在上述背景下,苏联凭借业已增长的实力,力图利用美国收缩的机会向广阔的中间地带尤其是战略交通要冲地区发动广泛攻势,从而使古巴在苏联新攻势中占据重要位置。

首先,一个反美的古巴能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迫使其在西半球增加常年驻扎的军事力量,从而牵制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海外军事力量。

其次,古巴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使苏联在收集美国和拉美国家情报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大约有一半以上的苏联使馆人员是从事广泛的非外交活动的情报工作人员。

再次,苏联可以在拉丁美洲树立独立于美国的民族主义政权的样板,引导拉丁美洲国家在美苏争霸中采取中立态度,条件成熟时甚至还可以促成各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夺取政权;同时,证明第三世界国家走亲苏路线的正确性,进一步推动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两者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因为,毕竟“它(古巴革命)打开了拉丁美洲人民革命运动的新局面,加强了其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③。换句话说,古巴对于苏联的价值不但体现在对美争霸上,还体现在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地区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勃列日涅夫在古巴问题上基本沿袭赫鲁晓夫的政策,其政策目标为最大化地促使卡斯特罗政权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需要,让它和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党际问题上保持实践的一致性,甚至在适当时机成为苏联在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国家里的政策代言人。

苏古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第一阶段:1964~1968年。导弹危机后,出于对苏联支援可靠性的担心,古巴将对外政策重心转向发动拉美革命,而切·格瓦拉对拉丁美洲的解放最为热情。为将在古巴山区的游击经验推广到不发达国家,开辟新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场,格瓦拉在1965年7月底率领一支由200名古巴人组成的队伍,潜入刚果(利),支持刚果全国革命委员会反对美国所支持的冲伯集团。但是非洲革命的经历让格瓦拉意识到非洲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由于古巴积极对外输出革命,它在拉丁美洲的国际舞台上也变得更加孤立。“1964年7月,美洲国家第九届外长协商会议做出决定,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各成员国同古巴断绝外交、领事关系,并停止贸易和航运联系。到1964年底,除墨西哥外,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④而苏联在这一时期持保守观望态度,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不想与美国关系恶化,激化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苏美关系,从而避免在与美国的尖锐对抗中耗尽自己的实力;更何况在美国占有优势地位的拉丁美洲地区与其争夺,在军事和经济上肯定会有更多困难。

其次,苏联更为担心的是在提供给古巴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后,古巴对苏联仍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因为当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并非在苏联的指导下取得,早期卡斯特罗的政党也不是传统的共产党。因此,卡斯特罗的独立倾向仍然让苏联无法放心。一旦古巴力量壮大后,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领导力量、不再需要苏联来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话,那么苏联将会失去制约古巴的手段,其对外战略利益也会因此而大大受损。

最后,苏联还认为:在拉丁美洲地区革命力量不足、革命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输出革命只会迫使一切非共产主义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反对苏联,尤其是拉丁美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只会更加倾向于依附美国来寻求政治保护。客观上将会在国际社会上形成对苏联不利的局面,同时也不利于苏联和拥有许多重要的战略资源的拉美各国建交和发展经贸关系。毕竟,此时的苏联已在外交舞台上执行比较现实主义的策略。

“出于以上理由,此时的苏联对古政策依然是努力争取;但是在输出革命的问题上却持观望态度。”而且苏联有甚至通过减少援助和施加经济压力的办法来迫使古巴就范。在古巴方面,卡斯特罗一再地批评苏联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援助不够。“卡斯特罗谴责苏联限制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并监禁了一批人民社会党领导人(‘小宗派’),据说是由于他们从事反政府活动,这样苏联与古巴的关系发展到了低潮。”⑤

第二阶段:1968~1978年。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掀起寻求独立性和民主化的运动,要求摆脱苏联的绝对控制。苏联表示强烈反对,官方媒体《真理报》于8月18日宣布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是“帝国主义力图在苏联、东欧各国和各党之间‘打入锲子’,把捷‘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再三权衡之后,古巴做出支持出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该决策使古巴和苏联在前一段时间因贸易摩擦而受损害的关系得到修补。1961~1967年,苏联对古巴七年间的援助总额为20亿美元,而1968年则为26亿美元,一年间得到的援助竟然高于过去七年的总额,其数目等于以往平均每年援助额的8倍多,1969年更是迅猛增加到31亿美元,接近于1961~1967年平均每年援助额的10倍。由此可见,卡斯特罗对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表态其经济回报之高。

事实上,伴随着古苏经济关系的改善,双边还在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展开了一系列合作。1972年古巴加入经互会,1974年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1975年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意识形态和外交方面全面接受苏联的路线,这标志着古苏准联盟关系的建立。此后,古苏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体现在1975年安哥拉内战和1978年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冲突,中古苏双边的默契配合上。

第三阶段:1978~1982年。在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早期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苏联由于没有追上西方科技革命的步伐,其经济在勃列日涅夫的后期呈现出低迷的增长态势。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每况愈下,尤其是农业,甚至接近于停滞。在70年代,苏联甚至要动用国家外汇从西方进口粮食。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美国利用苏联经济力量下降的时机,以苏联、古巴对中美洲进行政治渗透为借口,执行强硬的反苏、反古政策,“为了应对共产党(在中美洲)这种公开的威胁,里根政府采取了几项强硬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置卡斯特罗要求恢复邦交的利益于不顾,继续对古巴进行经济禁运,以达到切断古巴为苏联提供军港和在西半球输出革命之目的。”⑥

该时期的苏联已受到阿富汗战争的束缚,没有力量继续支持古巴在第三世界的行动,尤其是作为美国后院的尼加拉瓜。所以,古巴在此时期内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外交成果,而且恰恰相反,由于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古巴反而失去了自己过去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此时期的古巴外交出现很大困难。同时,很多西方国家表示,古巴既然还有力量在非洲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就没必要向古巴提供经济援助,所以古巴失去了西方的经济援助。而苏联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每年给予古巴的大量经济援助也变成苏联经济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使古苏事实联盟关系难以为继,终于埋下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古苏关系降温的伏笔。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过度扩张的对外政策正是妨碍古苏关系正常发展的罪魁祸首。

苏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性与经济援助问题。古巴国民经济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如石油、钢铁、农业机械、工业原料等几乎全部仰仗于从苏联进口。古巴同苏联的经济贸易关系已成为古巴经济运转必不可少的条件。古巴从过去依赖美国转为依赖苏联。1964年,菲·卡斯特罗访问苏联,按照苏联的意愿同意古巴与苏联实行所谓“国际劳动分工”的原则。1975年,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按照苏联的体制进行生产管理和制定经济计划。同年,苏联和古巴签订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协调议定书规定,古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和苏联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相协调,古巴的经济部门要和苏联实行对口“合作”。古巴对苏联的经济依附决定了其势必逐步沦为苏联的政治附庸,难以保持独立性。苏联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它每年给予古巴的大量经济援助也变成苏联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使苏古事实联盟关系难以为继。

尼加拉瓜问题。1978年7月19日,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取得了反对独裁者索摩查腐朽政权斗争的胜利。此后,整个中美洲出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新形势。苏联再次表现出对促进拉丁美洲革命的热情,苏联和古巴也开始了在中美洲的共同行动。“尼加拉瓜同苏联、古巴的关系比较密切。1979年10月尼加拉瓜同苏联建交。……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苏联已向尼加拉瓜提供了14亿美元的经援、22亿美元的军援。苏联通过古巴、越南等国向尼加拉瓜输送了大量武器。”而古巴和苏联的关系在尼加拉瓜问题上也表现得相当默契。

由于尼加拉瓜迅速地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方,因此招来美国的强烈反对和干涉。最初,卡特政府期望能够控制新的民族复兴政府,于1980年批准了向尼加拉瓜提供75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随着尼加拉瓜逐步接近苏联和古巴,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态度也日趋冷淡,尤其是1981年1月美国保守派的里根执政后,开始对尼加拉瓜采取强硬的政策。

美国对受到苏联插手的拉美国家施加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让拉美国家对苏联的行动保持警惕和拒斥的态度。在70年代,美国公布了大量材料,证明苏联利用古巴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搞颠覆活动。从而使许多拉美国家在同苏联打交道时显出特有的谨慎。墨西哥、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曾公开谴责苏联干涉内政,都驱逐过苏联的外交人员,巴西、阿根廷各政党内部都有强烈的反苏情绪,主张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对称关系。由于苏联在拉美地区推行扩张政策引起一些拉美国家对苏的强烈不信任感,使得苏联在同美国争夺这一地区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拉美国家对苏联“敬而远之”,使得苏联不能继续推行对拉美国家的扩张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古巴和苏联在拉美地区开展合作的空间也就随着缩小。

阿富汗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最后岁月里,除了中美洲以外,还有另一个国际问题为后来古苏关系降温埋下伏笔,那就是阿富汗问题。1979年底,苏军集结10个师的兵力,大举入侵阿富汗,使阿富汗原来各派力量频繁的流血军事,演变成阿富汗游击队与苏军入侵者之间的民族战争。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入侵,使世界的政治局势更加紧张,遭到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但传统的大国出于军事战略利益反对它,很多伊斯兰国家也出于相同的宗教背景强烈谴责苏联。由于入侵阿富汗,苏联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以超过10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决议,苏联为此而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

出于和苏联的亲密关系,古巴没有谴责苏联的霸权行径。可是,古巴和阿富汗同样是不结盟国家里面的一员,而且大国出军干涉小国内政同样违反了古巴多年以来的外交政策原则。所以,古巴的立场是左右为难的,其困境比之当年“布拉格之春”后的八月事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巴为改善阿富汗同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作了努力,因为它们都是不结盟国家。然而,古巴为苏联辩护的言论不但没有平息其他国家的怒火,反倒激怒了不结盟运动中本来就对亲苏的古巴不满的国家,致使古巴陷入更深刻的困境之中,双边的立场相去越来越远。

结语

综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古关系可以看出,苏古关系发展的基础是双方的政策需要,而后者又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并受其制约。尽管古巴竭力想维持并推进古苏之间紧密合作的事实联盟关系,但是由于苏联经济日益停滞,它能够给古巴提供的经济援助越来越少;而苏军入侵阿富汗则严重违反国际法,古巴在这个问题上替苏联辩护越来越不得人心;加以古苏在拉丁美洲支持革命斗争的活动因为受到美国里根政府和拉美各国敌视而受阻,所以古巴通过支持苏联扩张来获得苏联援助的合作模式已难以继续,古巴因其亲苏立场而遭受国际舆论的非难越来越强烈,所以在此阶段古苏合作的空间呈现出日渐缩小的不利局面。可以说,古巴积极的对苏政策是其顶住美国压力,建立苏古事实同盟的主因;苏联对古政策中所追求的有限的政策目标是苏古建立事实同盟的另一重要原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孙福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越关系”,《东南亚纵横》,1990年第1期,第1~7页。

②“La Guerra Fría,causas y consecuencias.”参见网址:http:///2009/01/09/la-guerra-fria-causas-y-consecuencias/.

③B.B.沃里斯基:《拉丁美洲》,莫斯科,1990年,第42页。В.В.Вольский Латинская Америка.-M., 1990. C,-42.

④洪育沂主编:《拉美国际关系史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273页。

⑤[美]卡梅洛·美萨-拉戈:《七十年代的古巴—注重实效与体制化》,丁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页。

拉丁协会工作计划范文6

【关键词】回族;文化;贡献

回族,从其形成发展至今虽然仅有700多年的历史,但却是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起到了非常重要角色的民族。回族的先民最早可上溯到唐宋时期泛海东来经商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元代时,蒙古帝国率军西征中亚地区,大批当地回人随元军进入中国,落籍在华夏大地。回族文化与所有的文化一样,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包括了信仰体系、社会意识、语言文字、科学文化成就等非常广泛的内容。

一、在自然科学史上的贡献

1.医药学:回族在中国医药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阿拉伯药材、药方、医药知识和书籍的引进、编写及不断发展的医疗实践活动。

2.天文历算:明代“回回科推验西域九执历法”,推出了当时最为精确的“回回历”,所以,清代《历代职官表》指出:《九执历》是中国“回回星学”之始。在元代的《元史・百官志》中,就有回回司天监37人,他们将大批“回回书籍”从西域带到中国。札马剌丁等人不仅带来一批阿拉伯天文仪器,还亲手制造了许多新颖的天文仪器。元代穆斯林修订了较完善的历法。一是札马剌丁的《万年历》,一是可马剌丁的《回回历》。他们的影响延到明清。

3.建筑学:主要表现在唐代以穆斯林宗教建筑及元代穆斯林亦黑迭儿丁对大都(北京)的最早建筑设计。清真寺、教经堂、道堂、穆斯林公墓的建造都显示了回族的建筑造诣。他们在建筑设计、构图原则、工种工程技术、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突破,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宝库,对中国传统建筑曾起到一定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木结构建筑及砧石建筑的发展。

4.造船、航海术:以郑和这一举世闻名的云南回族航海家为代表的造船术,及他率队七次下西洋的航海成功之举及“郑和航海图”的绘制,开辟了中国远洋及航运之先河。据《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统计,郑和下西洋走的航道,仅重要的出航点就有20余处,主要航线达42条之多。

5.回回炮:元初,两名穆斯林制炮专家――西域要发里人阿老瓦丁和旭烈人亦思马因,为中国的兵器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元世祖格外赏识这两位造炮专家,他们及子孙后代都得到了元政府很高的奖赏和荣誉。

二、回族在中国社会科学史及文化艺术史上的成就

1.史学:历史上许多回族史学家参与中国官方史的编修工作。如明代马自强(陕西同州回族),曾参加编修《明世宗实录》;清代的张端(山东掖县回族),曾先后充任《明史》纂修官和《清太宗实录》副总裁。明代回族学者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清代回族马德新的《朝觐途记》,当代学者庞士谦的《埃及九年》等,都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2.文学:回族文学成果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作家所创作的书面文学,如回族萨都剌的诗词《雁书集》,李贽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另一类是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如《人祖阿旦和好娲的传说》、《回回的来历》、《杜文秀的故事》、《赛典赤的故事》等等;第三类是翻译文学,如马安礼用诗经体裁译的《天方诗经》,王静斋大阿訇译的《真境成园》等。

3.工艺美术:明代回族工艺美术贡献最为突出,主要是铜器和瓷器。明代铜器以宣德炉为著名,铜器上常用阿拉伯文图形装饰。明代青瓷器中,以阿拉伯文为图形样式的“回回花纹”饰者为多。如“回回花果”等,将松、竹、梅、龙、凤等中国传统吉祥物与回回纹饰有机协调绘制,颇受世人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