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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物保护法范文1
关键词：文物保护完善策略中国
文物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成就、价值和信仰，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文物是对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尊重，是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因此，建立文物的保护机制，制止文物的非法流转，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具有五千年璀璨历史文化的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让人痛心，文物非法流转的现实让人堪忧。保护现有的文物，遏制文物的进一步非法流转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新世纪的中国应在文物的保护方面有所作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坚持文物领域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交流并行，应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建立文物保护的激励机制
（一）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
根据我国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将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1】。wwW.133229.COM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对主动上交发现文物者进行物质奖励，但多数情况下这种奖励只是“名义上”或者“象征性”的，无法激励文物的发现者积极上交。在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根据法律，发现文物也必须上报有关权力机关。对发现者的补偿视文物发现地的权属而定。如果发现地属国有土地，则发现人获得的补偿数额是文物价值的一半；如果土地属私人财产，则土地所有人和发现人各得文物价值一半的补偿额。根据韩国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政府给予发现人较高的价格补偿是阻止走私和非法交易的最好方法。”【2】为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应该通过激励机制向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支付合理的现金补偿。尽管补偿金不一定与发现文物的市场价格相同，但如果政府给予的奖励接近文物发现者可能从黑市交易中获得的非法收益，文物的发现者也必定乐意上交，因为这毕竟是合法行为。
文物保护经费的短缺是给予发现者补偿面临的一大困难，没有相应的财力支持，合理补偿是不可能的。但正如在修改《文物保护法》时一些专家建议的，文物保护经费除了规定国家应给予相应的经费保证外，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多方筹措文物保护资金。但任何激励机制都不能成为刺激文物盗窃和非法盗掘的诱因。仅有偶然发现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才能获得补偿，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获得补偿而专门寻找甚至盗掘文物。除了金钱激励机制外，政府还应向公众表明对积极上交文物者的认可，通过媒体大力宣传，真正使物质和精神奖励落到实处。
（二）税收激励机制
在有些国家，例如在英国，当私人处理其拥有的文物或艺术品时，国家则鼓励将其转让给国内的公共收藏机构，这也成为英国控制文物艺术品出口的一个策略。一些税收立法条文即是以此为目的而制定的，例如，只要某物品被英国税务部门指定为“国家遗产类”财产，嗣后的遗赠和生前的转让就可免税，但条件是该物品必须永久性地留在英国。这种机制可以激励具有重要历史和科学意义的文物的所有人将其文物留在国内，这一方面有利于对国家遗产的保护，避免重要的文化遗产流失境外；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公众的合理接触机会。在其他一些国家，属于私人所有的收藏或古老建筑如果向公众开放，也可以获得税收方面的减免。
在我国，从2002年6月25日起，由国务院文物管理部门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接管境外机构、个人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方式获得的中国文物进口，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3】。这一规定为促进流失境外的中国文物重回国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该办法并不适用于民间收藏机构。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司和其他企业、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4】。这一规定也仅适用于个人、法人和组织的捐赠。目前还没有类似国家鼓励个人将文物转让给国有收藏机构的其他税收激励机制。今后随着个人收藏的逐渐升温，个人博物馆也将在各地出现，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有些可能还会超过国有博物馆【5】。为了丰富广大公众和收藏爱好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真正使个人博物馆成为国有收藏机构的有益补充，应通过经济杠杆，例如减免税收等激励个人博物馆向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甚至免费开放。
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也促进其他国家的文物艺术品进入中国市场，应降低艺术品进口的关税。艺术品进口关税税率从1998年以来，已由30%降到12%.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多种税费的累积，艺术品进口的综合税率最终已经超过30％。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和文化发达国家均采取了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的措施来鼓励艺术品的引入【6】。因此有专家建议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最理想的是实行零关税，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则逐年递减；对于从香港、澳门地区进口的艺术品实行零关税制度；对海外回流的艺术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于购买海外回流艺术品的机构和个人免除各种消费税等【7】。
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有利于引进更多的国外优秀艺术品，有利于海外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的回流。近年来，海外艺术品进入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已经是平常的事情，大量中国文物艺术品从海外回流也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独特现象，如果我国仍坚持艺术品的高关税政策，意味着我们将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来收购这些作品。
二、规范文物的收藏和拍卖
2002年《文物保护法》专门规定了民间收藏，规范文物的流通，但由于《文物保护法》是规范涉及文物行为的法律总称，对文物的收藏不可能规定得很详尽。对此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民间收藏文物应采取鼓励的态度予以支持，有些内容规定宜粗不宜细，只要是不违法，就应允许。国家应该集中有限的经费，保护好文物精品。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文物买卖一本万利，大部分人从事文物买卖是为了获利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收藏，对民间收藏文物的流通若不加以引导和适当控制，就会诱发文物倒卖和投机行为，极有可能为非法挖掘的地下文物开辟一条销赃渠道。因此，国家还应尽快出台文物收藏法，具体规范收藏行为。文物法与收藏法虽有一定联系，但毕竟是规范不同社会行为的法律【8】。在此之前，也可以先制定相应的指导性意见，建立民间文物收藏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进行合法交易。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文物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了保护
本国的文化遗产以及维护文物市场和民间收藏的正常秩序，都对文物的买卖和收藏实行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和注册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才能合法收藏【9】。
现今，国内进行文物拍卖的拍卖行有一百余家，但拍卖市场并不规范，除了拍卖品难以保证较高的水准，有哄抬价格之嫌外，专家的鉴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赝品、炒作、缺乏诚信成了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10】。此外，货源不足、文物人才紧缺以及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也给我国流失文物的回流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按照行政法规和法律的规定，拍卖交易中可以要求“身份保密”【11】，于对拍卖进行“记录”的条款【12】能否得以实施和发挥作用值得怀疑。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拍卖企业拍卖文物，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记录或者未将所作记录报文物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13】，这远远不能对未作记录或作虚假记录的拍卖企业起到震慑作用，完全有可能使非法来源文物通过拍卖“漂白”了身份。
尽管法律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的监督检查【14】，但在文物拍卖市场的监管上，更存在着体制安排上的严重缺陷，使得国家对文物拍卖的管理从标的来源到拍卖的全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管，以致违规经营、超限经营和暗箱操作严重。
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国家可以对拍卖的珍贵文物行使优先购买权，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和委托人“协商确定”，但未规定协商未成该如何处理，是强制收购还是由当事人撤回拍卖并不清楚。如果当事人考虑到政府不太可能以市场价购买拍卖文物的话，就会想方设法逃避有关部门的审核、监督，甚至通过非法渠道将文物出手。
不规范的文物拍卖活动，扰乱了拍卖市场的正常秩序，损害了拍卖行业的声誉，同时给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冲击。文物拍卖是文物经营的主渠道，规范文物拍卖对形成健康有序的文物流通秩序和文物市场，促进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首先必须严格规范文物拍卖许可证制度和专业人员资格考核制度。2004年5月，国家文物局重新对拍卖公司的资质进行审核，这是自1992年我国出现文物拍卖以来，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就文物拍卖资格进行审核。从2004年5月1日起，没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公司将不得从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
根据文物市场现状，为保护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受破坏，国家对经营第一类文物从严控制。现在未从事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申领许可证，暂批准其经营第二、三类文物。为加强拍卖企业人才培养，使专职人员符合法规规定的条件，从2007年起，各文物拍卖企业将不得聘用离退休人员申请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另外，对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企业和取得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进行年审，如果发现违规现象，文物部门将重新考虑该公司的文物拍卖资格。
此外，还要完善文物拍卖鉴定制度。文物拍卖的核心是鉴定。一些拍卖业内人士建议，由拍卖协会出面，设立民间的、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定期对拍卖公司进行中立、公正、客观的评估，定期对社会公布。重要拍品的鉴定，就可以直接由这个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完成，而不必由拍卖公司自己聘请顾问【15】。只有鉴定的中立，才能保证鉴定的公正。进一步加强文物拍卖行业自律，尽快建立一套由买家、卖家、拍卖公司和鉴定人员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和信誉机制。
三、实施开明的文物出口管理政策
2002年《文物保护法》摒弃了一切文物属国家所有的思维，从法律上明确承认了文物的私人所有权和中国文物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外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就因此可以得到满足。根据现行法律，进入市场流通，可以交换和转让的只能是传世的文物，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是不能买卖的，而且，在文物专家看来，《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交换”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不是买卖行为；“依法转让”指的是有偿转让，公民可以将其收藏的文物卖给文物商店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还可以到具有拍卖文物资格的文物拍卖企业委托拍卖，不能私下转让【16】。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应允许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在公民之间进行流通，改变现在的拍卖合法、市场交易合法而民间买卖和私下交易违法的现象。一般文物的流通，只要其来源合法，且不是以走私或其他非法形式进行交易都不应被禁止【17】。在《文物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许多人认为应放宽国内的文物买卖控制，减少政府对合法文物市场的干预。
早在1974年【18】中就指出，文物部门应防止只注意收藏、不注意出口的片面思想，要积极采取措施评估和挑选可以出口的文物，将其提供给外贸部门出口。根据这一通知，对“时代较晚、有大量复品、又无收藏价值的一般文物”，可适当地组织出口，而且要充分意识到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稍后1979年出台的《文物特许出口管理试行办法》【19】指出，“根据国际文物市场变动情况，抓住有利的时机，以出口少量的文物，换取较多的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可以出口的文物包括存在大量复品、没有科学利用价值或在国内无保留价值的三级以下的文物。
在第一次修改《文物保护法》时，就有意见认为应开放国内文物市场以遏制文物走私，减轻文物保护重负，同时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只占少数，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就是国家逐步放宽了实行多年的严格的文物交易政策。从世界范围来看，文物需求旺盛的市场国一直坚持认为，文物资源丰富的来源国的出口立法应允许文物的国际交流和租借，也应在一定的范围允许将不太重要或重复多余的文物投放市场。“缺乏一个发达的文物市场事实上确保了高度发达的非法市场的生存。”出口控制越严，非法市场就越大。一旦合法的市场需求得到满足，也就切断了非法贩运的获利来源。仅将最重要的文物留在国内，而允许一部分出口，才能实现出口管制立法的目的【20】。
中国经济的繁荣促生了一批新兴的富庶阶层，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文物商店向国内购买人和外国人开放，文物收藏者的规模在逐步扩大。现今，私人收藏者也开始建立个人博物馆并举办个人收藏展览，也许将经过拣选的充裕的文物投放市场能更好地保护国家无暇顾及的文物。另外，这也为改善国有收藏机构条件、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筹集更多资金增加了另一条渠道。
经济上的发展给中国文物保护带来的变化不仅要表现在中国保护文物的能力的增强，而且还要使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和欣赏，籍此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任何开明的文物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都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文物的出口必须按照文物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精心的选择，哪些应留存在国内，哪些应投放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必须经过慎重的拣选。有一点必须指出，限制文物流通不能仅以文物的年代为标准，在国内留存价值不大的复品和冗余文物应投放市场。
四、促进文物保护中的公众教育与公众参与
我国政府通过
加入和批准文物保护的国际公约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为了宣传和促进这些公约的实施，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意识教育计划，邀请了来自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博物馆学会和失踪艺术品记录组织的专家来华交流经验。今后，各级政府应积极通过开展教育计划促进文物的保护，让人们尤其是文物资源丰富地区的人们充分了解文物的价值和保护文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教育应注重加强人们对文物的非经济价值的了解和欣赏，广泛宣传2002年《文物保护法》和1997年《刑法》关于文物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使广大公众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盗掘和走私文物的严重后果以及政府打击文物犯罪的决心。应对从事文物管理和保护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高文物保护的水准。还要对相关的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防止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尽管教育不能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但在保护文物的长期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教育应成为未来我国文物保护中的关键因素，青少年的教育更是至关重要。2004年7月，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我国苏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要更加重视青年人在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加强针对青年人的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作为实现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集体行动的纲领，其目标是让全世界所有青少年均接受世界遗产教育，确立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自觉担负起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
我国境内已发现的遗址有40万处，许多遗址都在荒野或边远地区，而由于许多地方保护资源严重不足，保护工作难以到位。所以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我国已经在一些省份开展文物保护的实验性工作，例如将遗址的保护工作分配给当地居民，并向其支付报酬等。
五、加强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为文物的国际交流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有关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达成关于资金援助、人员培训、技术开发和考古研究等的协议或安排。通过形式多样的文物展览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重视文物领域的国际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中国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水平。
通过和有关国家签订类似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订立的双边条约建立文物返还和交流合作机制。我国除了加入主要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外，还与一些国家在打击文物走私方面开展合作，达成了关于文物科学和技术交流的双边安排。近些年来，还与许多国家在返还被盗或走私文物方面达成了双边协议。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美国、秘鲁、印度、意大利、菲律宾、希腊、智利、塞浦路斯、委内瑞拉等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口文物、促进文物返还和交流的双边协定。根据这些协定，双方承担义务禁止并防止对方国家的被盗、非法出口或贩运的文化、考古、艺术及历史财产进入本国。
这是我国政府按照已经加入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精神在文物的保护和返还问题上与他国加强双边合作的结晶。这些重要的双边合作协定表明了我国政府通过双边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反映了使文物在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情况下得以尽早收复并使之受到保护的愿望，对于防止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流转将会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同时也会对国际社会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努力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协定的成功签署与运作为今后中国与更多的国家在文物追索、技术交流、人员培训、文物展览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弘扬我国优秀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结语
文物的保护始于国内。国内保护措施的实施是促进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遏制文物非法流转的一个重要起点，国际合作对保护文物的国内努力则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国际法律规范和国际合作不能取代国内立法及其保护措施的完善，没有任何国际公约能够替代有效的国内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文物保护的氛围，我国应制定和实施恰当的国内文物政策，使之既能有效保护国内文物，又有利于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样才能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文物市场国在文物保护和返还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合作意愿。
我国应将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文物保护基础设施、人员培训、登记归档、考古遗址的监管等方面；还要开展教育计划，通过教育让人们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非法交易的危害以及现有立法的主要内容等；我国的国内文物立法应尽量做到具有明确性，出口管制法应有合理的范围，出口限制的范围尽量缩小，重点放在具有特殊的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文物、考古物品和濒临危境的文物；通过实施税收和其他物质或精神激励机制鼓励个人将重要的考古物品和其他文物留存在国内；还应积极鼓励租借、巡展和其他形式的文物国际交流，制定出文物交流和共享计划，并通过鼓励国内无实质性保存价值的文物的出口尽量满足国际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这样就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国际公约所倡导的增进对人类文明的认识、丰富各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并通过国家、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相互尊重和了解。
注释：
【1】参见《文物保护法》第12条第4款。
【2】seeculturalpropertyforum：theexportpoliciesofchina，korea，andjapan，japansociety，newyork，april9，2003，http://www.japansociety.org/email_images/gallerytranscript.pdf（visiteddec.12，2005）。
【3】《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接受境外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的中国文物进口免税暂行办法》（2002年6月25日，财税〔2002〕81号）第5条。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4、25条。
【5】参见刘徽：“绍兴老板砸下2亿欲造全国最大私博馆”，http://www.hangzhou.gov.cn/main/file/article/4469/article_69153.html.（2005年12月18日访问）
【6】李艳、刘世锋：“政协委员的文物艺术品话题”，载《文物天地》2005年3月30日。http://www.artron.net/news/shownews.php？seq=3747.
【7】李艳、刘世锋：“政协委员的文物艺术品话题”，载《文物天地》2005年3月30日。http://www.artron.net/news/shownews.php？seq=3747.
【8】http://www.nach.gov.cn/publ
ishcenter/sach/dtbf/zhuanti/wwbhf/mjgd/460.htm.
【9】陆建松：“为获利不为收藏，文物黑市监管不力”，http://learning.sohu.com.
【10】参见张音、苏显龙：“流失文物怎样’回家’？”，载《人民日报》2003年9月1日，http://arts.tom.com/archive/1002/2003/9/2-39664.html.
【11】《文物保护法》第57条规定，拍卖文物时，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为其保密。关
【12】参见《文物保护法》第57条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3条。
【13】参见《文物保护法》第75条（8）。
【14】参见《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3条。
【15】参见秦文：“知情人士透露文物拍卖行业内幕”，载《新京报》2005年2月25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5/feb/794781.htm.
【16】“李晓东谈新文物保护法”，http://campus.sohu.com/2004/05/31/15/article220331572.shtml.
【17】“谈文物保护法的修改”，http://www.nach.gov.cn.
【18】国务院批转的一个通知国务院批转外贸部、商业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文物商业管理和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政策的意见》的通知（1974年12月16日）。
新的文物保护法范文2
关键词：品种权；品种权保护制度；国际趋势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113-02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有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植物新品种对促进农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对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日益重视。国际上的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为专利权保护、品种权保护、专利权保护与品种权保护相结合保护等三种基本方式。品种权保护制度作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制度，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采用。本文从品种权保护的基础理论出发，比较分析国际上与中国的品种权保护法律，以期促进中国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立法与实践。
一、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特点与功能
虽然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保护与专利权保护同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是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保护是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独特功能。
（一）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特点
与专利权保护相比较，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审查条件比较宽松。虽然品种权与专利权取得条件都要求具有新颖性，但是二者关于新颖性的含义不同。专利权要求的新颖性强调技术方案未公开过（包括商业使用在内的公开）。而品种权要求的新颖性只限于商业上的公开，即要求品种的繁殖材料未曾被销售过。显然，品种权保护的审查条件要宽于专利权保护的审查条件[1]。
2.保护范围较为广泛。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范围包括植物新品种的可复制和可繁殖材料。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保护的范围仅局限于植物整体，对于植物的其他组成部分如花、果实等不予保护。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范围要广于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保护。
3.权利限制较为严格。在权利限制上，专利权保护制度规定了强制许可、研究免责；而品种权保护制度除了规定强制许可、研究免责外，还规定了农民特权，即种植者可以不经允许自繁自用被保护的新品种。可见，品种权的权利限制较专利权严格。
（二）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功能
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具有重要的功能：
1.建立公正的新品种培育机制
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通过产权界定，授予育种者以产权，从而建立起以保障育种者权益为核心的新品种培育机制。植物品种权保护所建立的新品种培育机制，为育种者提供了经济、有效和持久的创新激励动力，提高了育种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2.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植物新品种作为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载体，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激发了育种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培育更多高质量的新品种，从而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
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制度在保障育种者权利的同时，还出于公共利益的要求对自由行使这种权利进行限制，因而设置了强制许可、科学研究免责和农民特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使优良品种能够发挥最大功效。
二、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国际趋势
研判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国际趋势，必须从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两个层面来考察。就国际立法而言，主要是考察《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发展；就国内立法而言，主要是考察各国国内立法对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不同文本的选择。
（一）《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及其发展
1.《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制定及其主要内容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是最重要的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于1961 年由法国、比利时等 五 个国家签署通过。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简称为UPOV) 是依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而成立的，故《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又称为UPOV 公约。UPOV 公约确立了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制度。UPOV 公约构成了植物新品种品种权国际法律保护的基础。
2.《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发展
UPOV公约经过1972年、1978年、1991年三次修订。目前生效的是1978年文本、1991年文本。特别是1991年文本的修订体现了转基因植物品种权保护所呈现的品种权保护力度加大、品种权限制减少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1991年文本在1978年文本基础上所作的如下重大改进：
(1)将品种权保护对象的范畴从受保护品种的繁殖材料，扩大到了由受保护品种繁殖材料生产的收获材料以及特定情况下对这些材料的加工产品。
(2)将品种权的权利范围从禁止为商业目的的生产销售，扩大到禁止某些繁殖及为繁殖而进口。
(3)将一般植物品种权保护期限由15年延长到20年。
(4)对于育种研究者的特权加以限制。1978年文本规定育种研究者只要不是为商业生产为目的而反复使用该授权品种，不必征得原育种者的同意；而1991年文本规定了一个在原授权品种上产生的依存性派生品种的利用，需要经过其据以派生出来的品种的权利人的许可。
(5)将农民特权由强制性例外变为非强制性例外。1978年文本对农民特权实行强制性例外，规定“农民利用受保护品种在自己的土地上以种植为目的的生产种子的行为”不受品种权的约束。而1991年文本则对农民特权实行非强制性例外，允许成员国政府自行规定“农民权”的有无或享有程度。
（二）国内立法对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文本的选择
在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方式中，品种权保护方式为各国广泛采用。截至2007 年6月，UPOV成员国已经达到了64个。其中，发达国家基本上采用1991 年公约文本，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采用1978 年公约文本。
1.荷兰的相关法律
荷兰于1941年通过了《植物育种者法》，1967年出台了《种子和植物条例》,1968年加入UPOV公约，现实施1991年文本，对植物新品种保护达到所有的属和种。在进行特异性、异质性和稳定性(简称DUS)测试方面,在欧洲占有重要地位。
2.日本的相关法律
日本是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加入国。《农业种子和种苗法》是日本对植物进行品种权保护的主要法律。日本的品种权保护范围较广，受保护的品种包括种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类植物、多细胞藻类和其他植物。在品种权的限制上，《农业种子和种苗法》也规定了研究免责、农民免责。 但也规定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排除农民免责的适用[2]。
3.印度的相关法律
《植物品种保护和农民权利法》是印度植物品种权保护的主要法律，该法于1999年颁布。印度于2002年申请加入UPOV1978年文本。《植物品种保护和农民权利法》强调了对农民特权的保护。它规定，即使种子已经被授予育种者权利，农民也依然有权在当地销售任何他们收获的种子。而且对农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侵犯育种者权利的情形给予了豁免。
UPOV公约1991年文本加大对育种者的保护，限制农民特权。这符合拥有先进生物育种技术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因而UPOV 成员国中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采用采用1991 年公约文本，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采用采用UPOV公约1978年文本。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立法内容上逐渐接近UPOV 公约 1991年文本[3]。
三、中国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完善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为中心的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与UPOV 公约1978 年文本相协调。中国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制度在促进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主要有：保护对象狭窄、保护期限较短、侵权处罚不严等等。在国际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的趋势下，中国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制度亟须完善。
随着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修订，国际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呈现出保护力度加大、权利限制较少的发展趋势。UPOV公约1991年文本更多地考虑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欠发达，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以种植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对我国不利。目前，中国应汲取UPOV公约1991年文本精华、改进现有品种权保护制度。具体的改进措施如下：
1.扩大品种权保护对象的范围。将品种权保护对象的范畴从受保护品种的繁殖材料，扩大到了由受保护品种繁殖材料生产的收获材料以及特定情况下对这些材料的加工产品。
2.延长品种权保护期限。将一般植物品种权保护期限由15年延长到20年。
3.加大对于品种权人的权利。从单纯保护品种权的销售权扩大到保护品种权人的许诺权、出口权和进口权。
4.加大侵犯品种权的处罚力度。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关于侵犯品种权的犯罪规定，对于严重侵犯品种权的行为实施刑事处罚。
参考文献：
［1］ Katherine E. White，“An Efficient Way to Improve Patent Quality for Plant Varieties”，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Fall, 2004.
新的文物保护法范文3
关键词：古建筑；文物保护；现存问题；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其中的古建筑文物是我国历史文物中的历史瑰宝，这些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本文就古建筑文物保护的现状以及古建筑文物保护的对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1.古建筑文物保护存在的问题
1.1 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
我国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虽然明确了文物保护的主体，但一些地方上的文物保护单位主体不够全面，机制不健全，致使古建筑文物保护工作存在漏洞，修葺工作问题突出。也存在在修葺工作中大赚回扣，偷工减料，甚至出现“豆腐渣”工程的问题。
1.2 缺乏文物保护规划整体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古建筑文物保护工作只注重个别建筑物的保护与规划工作，而缺少统筹兼顾的整体概念。有的部门在房地产开发利益的驱使下，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大兴土木，随意开发土地，随意拆迁重建。个别地区仅仅只注重古建筑物个体的保护与规划，忽视整个建筑群甚至整个建筑街区的保护与规划工作。
1.3 文物保护专门人员技术问题。虽然有很多地区和部门对古建筑文物的保护配备了专业人才，但有些地区并不重视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古建筑文物的保护过程中也常常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致使古建筑文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或是即使得到了保护，但保护的效果也不尽人意。
1.4 文物保护所需资金缺乏
由于对古建筑文物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同时也要通过这些资金来进行文物的修复和保护，所以需要各级政府部门要优先保障文物保护的所需资金，才会更好地做好古建筑文物的保护工作。而现实中由于资金有限，古建筑文物的保护工作比较薄弱，即使损坏了也不能得到及时的维修维护。
1.5 古建筑文物价值不能很好地发挥
由于受传统价值评判标准的影响，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往往对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的古建筑文物就加大保护的力度，而对于经济价值联系不大古建筑文物科学价值、文献价值、社会教育价值认识不清，导致保护工作薄弱，甚至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2.解决古建筑文物现存问题的对策
2.1 加强古建筑文物保护的立法工作。依法保护古建筑文物是依法治国背景下保护古建筑文物的最好的机制。一是加强宣传，提高全民对古建筑文物的保护意识，增强全民保护古建筑文物的自觉性。二是要明确法律层面上对古建筑文物保护的细则，堵死各种死角和漏洞。三是严格执法，不断加大违法必究的力度，最大程度地运用法律做好古建筑文物的保护工作。四是各级政府要以国家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结合当地的古建筑文物特点，建立健全适合本地区的专门条例，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条例和法规，使古建筑文物保护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古建筑文物不受破坏。
2.2 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优先制定古建筑文物保护的规划。在当前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许多本应得到挽救与保护的古建筑，却在城市现代化的建设浪潮中遭到破坏屡见不鲜。如何做好城市规划与古建筑文物的保护规划同时发展的格局，是做好古建筑文物保护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保护古建筑文物的历史文化，事关民族文化的传承，这需要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在城市规划和发展过程中，应把保护古建筑作为一种责任看待。既要做好城市规划，又要保护好古建筑文物；只有保护好古建筑文物，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的文化氛围，也才能有利于古建筑文物的利用和开发。其次要做好古建筑文物的保护工作，既要防止自然因素对古建筑文物的侵蚀，又要防止人为因素对古建筑文物的破坏。
2.3 注重古建筑文物保护人才的培养。进行古建筑文物的保护，离不开文物保护的专门人才。因此，要加强古建筑文物保护专门人才的培养。因为古建筑文物的保护既要有科学的保护方案，又需要有专业的技术来进行古建筑的文物保护。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门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更科学地对古建筑文物进行专业保护。古建筑文物的修复需要对古建筑文物的结构、材质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科学地分析，制定切合实际的修缮方案，才能使古建筑文物得到有效的保护。一是要成立古建筑文物保护的研究机构，加强古建筑文物保护人才的培养。二是定期开展专业专门的培训，为古建筑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人才保障，确保古建筑文物保护工作后继有人。三是切实转变古建筑文物保护专业人员的保护理念，不断提高古建筑文物保护的技术和能力，保证古建筑文物得到科学、合理、专业的保护。
2.4 加大古建筑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古建筑文物保护修复需要大量的资金，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古建筑文物保护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进行古建筑文物保护方面，除了要有专业人员，还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来支持古建筑文物的保护做。为此，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增强保护意识，并为古建筑文物保护筹措不要的资金，在经济上保证古建筑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实施，这是古建筑文物保护的关键和中心工作。
2.5 合理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在使用新材料和新技术的时候，首先要充分了解新材料的性能，同时也要对新材料和新技术使用是否会对古建筑文物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要提前预测和实验，确保无误后才能合理有效地使用。只有这样，才会更好地保持文物原有的结构和效果，更好地保护古建筑，发挥其文物的价值。
结语
总之，古建筑文物是古代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古建筑文物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需要温暖全民族自觉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需要各级政府和部门加大管理力度，筹措充分的资金，配备专业人员及时维护维修，才能使我国的古建筑文物永久长存，发挥社会人文价值。
新的文物保护法范文4
关键词：新时期；文物保护；问题；途径
文物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沉淀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证明，因此，必须要做好新时期的文物保护工作。文物不同于一般的资源，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文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影响了文化传承作用的发挥，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合理有效地利用和保护文物资源，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为构建优秀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文物保护意识欠缺。当前，很多的基层领导将文物保护工作当做是某个部门或是某些人的事情，没有看成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当然，也有部分的领导意识到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文物保护工作与自己的政绩不太相关，很多的基层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只是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影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二）文物部门依法执行力度有限。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文物保护法》，对文物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文物保护的执行部门是公安、工商等部门，文物部门虽然有执法权，但势单力孤，加之缺乏联合执法长效机制，使得文物在遭到破坏的过程中得不到及时的制止，《文物保护法》形同虚设。
（三）缺少切实可行的法律程序。法律程序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文物保护法》作为我国文物保护的基本依据，为我国的文物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支持。但在实际的审批和执行过程中未能够正真得到落实，使得《文物保护法》只是流于形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一些建筑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未得到文物部门的审批就进行施工，使得很多的文物遭到破坏。此外，问题发生后，文物部门未能够及时进行文物的保护和监督工作，造成文物破坏严重。
（四）对文物价值认识不足。长期以来，很多的部门领导认为经济建设是国家长期发展目标，文物保护是经济建设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障碍，他们片面地认为保护文物必然会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很多领导将文物古建筑拆掉，进行城市建设。殊不知，他们这样做会将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毁掉。还有部分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干涉文物部门依法行政，尤其是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发生矛盾的过程中，他们不惜以牺牲文物资源为代价，进行经济和城市化建设。
（五）文物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强。近年来，我国虽然制定了《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文物保护框架基本形成，但是由于框架制定还不完善，导致文物执法部门在执行的过程中形式化现象严重，影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进行。在《文物保护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文物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但是对于行政强制措施却没有明确规定，导致文物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硬不起来，这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必须要加强文物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
二、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途径
（一）正确对待文物保护工作的地位。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力度，首先要端正相关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态度，要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到各级领导的工作计划中来，同时还要将文物保护工作同各级领导的年度财政预算相结合，让领导在文物保护工作中起到带头模范作用。对于一些文物保护任务繁重的地区，还可以成立文物保护巡查队伍，由专人进行管理。
（二）要建立健全、有力的执法机构和队伍。强有力的执法队伍和机构是保证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在新《文物保护法》中，文物行政部门的管理范围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但是由于工作任务繁重，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队伍综合素质偏低，导致了执法效率低下。因此，文物部门必须要健全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三）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立法，加大执法力度。文物保护是一项政府必须参与的工作，文物保护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群众的生活质量，因此，全民必须要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我国颁布的一部最大、最全的法律，这项法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必须要履行的职责，但是由于很多的地方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缺乏重视，因此，在执法主体和执法机构设置方面还不够健全，导致了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强。所以，我国政府要加大文物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促进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加强文物保护宣传教育。文物保护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因此，必须要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利用起来，并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各级政府要加大文物保护工作的力度，将文物保护的历史价值同社会价值有效结合起来，并传递给广大的民众，让民众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另外，还要发挥网络媒介和电视媒介的宣传教育功能，通过开展文化讲座的形式，为广大民众普及文物保护基本知识，提升民众保护文物的意识和方法。
（五）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文物保护需要顺应时展步伐，从而促使文物保护工作更加健康、快速地发展。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应该加强对文物的保护性利用，比如，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文物博物馆、展览馆，或者以历史遗迹为依托合理开发当地的历史旅游资源。这样，不仅能够让文物保护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能通过这些合理开发利用，缓解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资金短缺状况，并通过文物展览等形式，发挥文物的历史教育价值，从而形成以开发利用促进文物保护的良性循环。
三、小结
总而言之，文物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是我国古代人们知识和智慧的结晶。因此，我们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使文物资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进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和谐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1]冯广丽.浅谈如何加强文物保护工作[J].黑龙江史志，2014，15：186.
新的文物保护法范文5
论文关键词：植物新品种：育种权：专利保护：专门保护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植物品种。植物新品种权是指授权机关依法赋予育种者对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是知识产权范畴中的一种新型权利类型。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内涵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规范旨在保护育种者的权益，其核心内容是授予育种者对其育成的品种享有排他独占权。他人在将该品种作为商品使用时，需要向育种者支付一定的费用，借此鼓励育种者对新品种进行研究开发，提高投资研究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园艺和林业的发展。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及国外立法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
20世纪30年代伊始，各国开始采用不同的模式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逐渐形成了现在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两种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德国最早在1953年出台了《种子材料法》，开创性地对育种者权利提供了专门保护，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即育种者权，也称植物新品种权。1961年，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在巴黎签署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保护植物新品种同际公约》经过1972年1978年、1991年i次修改，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这种模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198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通过了《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约定》，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是人类社会在植物遗传资源领域达成的第一个国际协议。从这一文件开始，国际社会迈开了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保护人类生物资源的步伐。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是迄今为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最突出的成果．它将保护范围由植物扩大到了所有生物，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目前公约已经有187个缔约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外立法
1．美国 美国早在1930年就出台了美国植物专利法，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专利形式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尽管它只是美国专利法的一个部分．但与其它专利法的授予条件和权利范围都不一样。美国植物专利法的保护限制在无性繁殖的植物新品种．而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是有性繁殖的品种，所以其作用是有限的。1970年，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PVPA)出台了，填补了农业生产中有性繁殖的空缺。美国是少数既利用专门法又利用专利法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尽管都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但获取保护的途径却不一样。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专门法)的管理机构是农业部，而植物专利法管理机构则是专利局与商标局，可见美国是通过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和保护。后来又通过法院和行政机关确立了实用专利保护制度，从而实现了植物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和实用专利法三重保护，在最大程度上对植物育种者进行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2．德国 德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从法律上来说还是比较早的。1934年，德国专利局就开始授予植物品种专利．授予专利的标准为利用不同性状的亲代交配而得到的具有新颖性状植物育成的植物新品种。1968年，又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修正了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凡受植物品种保护法所保护的植物新品种，不授予专利。后来德国又根据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联盟对公约的调整，于1998年另行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现状
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对来说起步较晚。在1997年以前，我国对农林领域内的发明创造主要还是实施专利保护，但按照专利法相关规定，对动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而仅对起非生物学培育方法授予专利权，也就是专利法只能保护育种过程，而不能保护品种本身，这就使植物品种本身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导致育种者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合理有力的保护1997年3月20日，我国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拉开了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序幕，也明确了中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采取了与《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保护知识产权协议》一致的原则，通过专门法承认植物新品种并给予其有效的法律保护。我国于1999年加入公约1978文本，成为第3个会员国。
从我国现状来看，形成的以专利法保护其生产方法，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取得植物新品种权的模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笔者以为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如果采用发达国家的专利法保护植物新品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育种者的权利，激励创新，但从对立面来看，专利制度就是相对技术的高度垄断，而对于一个人口大国和很多资源都较为稀缺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利于农业、牧业和林业发展的，同时对本国的农业从业者，以及以农业产业为生的人来说大多也不能承当数额巨大的专利许可使用费。所以，盲目地和发达国家靠近是不理智的做法，也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上也应该有更新更好的认识和发展。
三、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的选择及立法探索
(一)保护模式的选择
1．专利保护 专利保护是一种比较灵活的保护方式。如果不将植物新品种作为一个整体来申请专利，那么，可就某一部分植物品种申请专利．也可就这种培育方法申请专利。专利权的内容是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人获得在申请国范围内排除他人制造、使用、销售此项发明或者把此项发明进口到申请国的独占性权利。专利权有专利期限的限制，超过专利期限以后，专利权即行终止。在专利法的保护模式下，对育种者的保护是较强的，但其他利益主体的保护如何在专利法的模式中体现却是一个难题。因此，如果按照这种模式立法，植物新品种就是名副其实的“育种者权保护”了。
2．专门保护 专门立法模式在审查标准上不同于专利，现在各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法基本上采用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模式。1991年《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标准》确定了新颖性、稳定性、一致性、特异性几个标准，其中新颖性条件我们可以视为一个法律要件，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要件我们可以认为是技术要件。专门保护的审查标准要宽于专利保护的专利性条件，因此，专门保护在内容上要弱于专利保护。从植物新品种专门保护的审查内容来看．是就新品种的可复制和可繁殖材料享有排他性权利，可以控制这种材料的生产、繁殖、销售、进口和储存，但是，这种排他性权利不利于新品种本身。而且在专门的保护模式下，很多专利保护利益主体没有得到呈现。专利法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权利限制制度，但却不可能如此严格地限制权利人的利益。
(二)制度的选择
从国外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和我国的现状来看，各国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方法都不完全相同。大体上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种法律制度：一种是双轨制，即通过专利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对农业植物新品种予以保护；第二种是单轨制，即仅以专门植物新品种法对农业植物新品种提供保护，或者以单一专利制度提供保护。我国虽然对植物新品种保护采用双轨制，但在实践中，也多采用单一制保护制度(另一制相对弱化)，所以，我国目前的保护制度更接近于欧洲．但无论和欧洲还是美国相比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专利法》明确规定：动植物新品种不能被授予专利。
因此，对于植物新品种，我国的育种者只能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获得品种权的保护。而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仅仅依靠《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远远不够的。1997年颁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当前我国主要的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品种权的申请和受理以及审查与批准的具体内容，要求申请人必须向审批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审批机关进行实质审查．主要依据也是申请文件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材料来进行。但这些都停留在条例这个层面上，它和法律比起来力度相对较弱，所以法律保护升级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保护内容上，我国《植物新品种条例》第十、十一条规定，在以下情况使用授权品种的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1)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和其他科研活动；(2)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材料，为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审批机关可以作出实施植物新品种的强制许可决定。而美国法律没有这样的强制许可。虽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由发展向发达过度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对知识产权的重点保护，这种强制不应该再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衣。在我国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发展道路上，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立法上应该废除专利法不能授予动植物专利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本身并不缺乏专利性．它具有专利法构成要件的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因此，它有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
(三)立法探索
虽然我国目前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是符合国情的，但从长远发展的要求以及法律高度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具有一定的生物技术实力。有l3亿人口，粮食安全问题关系重大，首先要保证粮食自给自足，保证国民的生存和发展是最大的人权问题．同时又不能因此限制植物品种的发展，做到和谐才是关键。
立法机关应以法律的形式对品种权进行规定．协调专利法与专门法的关系，尽快制定统一的司法评判标准，修改刑法不足的地方，加大对侵犯品种权行为的制裁力度，继续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立法。
立法的重点要以加强中国农业植物品种竞争优势为出发点，从保障国家经济利益出发，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利弊影响，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研发能力的差别，以及植物品种资源在不同国家分布的不平衡，最大限度地通过立法来控制发达国家借助品种权利保护制度强化既得利益，从而为植物新品种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新的文物保护法范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推动我国社会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我国中华文化的精华，所体现出的智慧与文明具有难以估测的意义与价值。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社会各行业对经济发展较为关注，利用新型理念不断更新文化方式，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则日益漠视，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淡出视野，传承人的生活状况不佳的现象，甚至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出现消亡现象，传承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对此，不免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
一、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
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难免会发现盲区、概念的不正确等将可能导致保护工作进入误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保护措施则要明确工作主体，现实生活中将有两个主体，即传承人主体和保护人主体。传承人主体则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延续的载体，例如对传统工艺技术、中医技术以及表演技艺等实现传承的人；保护人主体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社会群体，例如国家政府，学界人士、商界人士以及社会中有影响的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等可实施保护措施的人。虽然保护人主体不直接参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但是以其丰富的保护资源、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话语权，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良好的保护氛围。纵观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经验，保护人主体起着重要作用，其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角色仍是传承人主体，外界因素只能发挥自我优势，从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若保护人主体出现取代行为，将会给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的保护性破坏，不能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的。
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只能是来源于民间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不是那些采取保护措施的主体。只有以此为中心，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才能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落到实处，实现保护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熟练掌握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具有区域性和代表性，产生一定影响力，并自愿开展自身技艺技能传授活动的人。因文化遗产制作以及表演难以程度，在对传承人数量上应区分对待，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可以个体或团体的名义进行申报工作，但团体名义时需推荐出具体的个人进行负责。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现状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进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亦逐渐受到关注。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上采取立法保护措施，现今国际上保护立法的法律主要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以新角度新视角引起世界各国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我国，早期在宁夏、江苏等地方制定相关民间美术的法规或规章制度，进而国务院相应的出台关于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条例。
现今为止，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主要依据国家政策保护和地方区域保护，同时将这两个方面的保护措施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传承人的保护。当前我国有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条文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地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也相应的相关保护条例，以便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对策
（一）扩大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宣传方式也是保护措施的一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宣传将能引起社会各层的注意以及增强重视程度。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面可借助于互联网的传播效应，有效利用互联网进行多方位的宣传，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网络环境下冲破时空的束缚，同时借助计算机技术建立并完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数据库建设，实现社会上的资源共享。还可组织多形式的宣传活动，扩大影响，促进全民树立保护意识，例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流动性展览，将社区、广场等设为展览点，增强普通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两者之间的距离感，以便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二）增强传承人保护力度，完善保护体系
建立健全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将能增强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采取国际化立法方式将促进我国有关传承人立法跟上国际标准、惯例、规范的步伐。同时在进行立法工作时我国需结合国内具体国情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方式，实现保护目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落脚点在于延续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传承方式主要为带徒传艺模式。传承人可鼓励学徒进行切磋交流，彼此进行激励，最后在多名学徒中选取最适合的新传承人，增强传承人的扶持力度，可鼓励感兴趣人员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提高传承质量，营造良好的传承条件。
结束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具有延续民间优秀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对传承人的良好保护将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完好，进而能够得到良好的传承。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不仅是国家、民族与文明进步的发展要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向。（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幼教特教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芳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04：58-59.
[2] 孙谦，张向军，陈维扬，杨悦，牛江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研究综述[J].黑龙江史志，2013，13：158-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