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的文学艺术范文1
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陶思炎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对民俗艺术研究进行了历史回顾，指出在上个世纪2O年代随着日本“民俗艺术之会”的成立和《民俗艺术》杂志的创刊，“民俗艺术”已经开始从民俗学中被剥离出来，成为艺术学研究中的一个与传统生活紧密联系的新方向。中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民俗艺术学的研究，近来，相关论著的出版、民俗艺术学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立、民俗艺术相应机构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等，都反映了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拓展和繁荣。陶思炎教授指出，今后“民俗艺术学”的发展还急需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和自身学科的建设，以真正建立起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国际学界的中国的“民俗艺术学”。台湾辅仁大学郑志明教授的《“民俗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展望》对民俗文艺学的具体内涵与研究范畴做了详细界定，认为它是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领域，独立于文学、民俗学的原有范畴，自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民俗文艺学超越了传统单一的学术领域，必然走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用不同的研究角度开拓出更多的探讨面向与发展方向，结合成更为庞大的总体学术研究。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教授的《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与学科景观》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进行考察，认为中国艺术学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田野转向”，关注艺术活动的民间发生现场、敞显个体的艺术生存智慧、秉持文化一生活的整体研究范式在当下艺术学研究中渐成主流。提出艺术民俗学与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以及民俗艺术学一样，都代表着艺术学“整体研究”的学术理念，而同时又有其独特之处，认为陶思炎先生首倡的“民俗艺术学”与其提出的“艺术民俗学”只有在中国艺术学“田野转向”的大前提下才得以呈现其探索意义。
二、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比较研究
在回顾与展望的前提下，与会代表对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融合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与探讨。韩国高丽大学田耕旭教授的《丝绸之路与东亚的表演文化》阐述了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西域、中国、韩国表演艺术的交流及韩国表演艺术的发展过程，指出作为东亚共同戏剧文化艺术的散乐百戏在韩、中、日各国随着时展变化各具不同特点，从而形成了各国的传统戏剧，因此今后对东亚表演艺术的普遍性与各国特点的比较研究是为东亚表演艺术的交流与深入研究所必要的课题。日本神奈川大学庸田律子教授的《神与祭神民间表演——于日本的展开》在追寻日本相关学者对祭神民间表演形态考察中出现与中国创世神话中相关的神名的基础上，添加并整理了其他涉及的文例，由此进一步考察由中国传来的“”如何演变为日本的狂暴之神这一问题，同时也考察了与汉族相邻的苗族如何接受并理解“”的问题。日本东北大学铃木岩弓教授的《与半跏趺坐地箴像有关的民间信仰》把半跏地蒇作为民俗艺术的一个范例加以思考，以日本东北地区为例总结了日本对于半跏地葳的信仰情况，并且从对我国江苏佛教寺院的考察中发现半跏地蒇画由此产生对于今后课题的思考，即基于日本撰述的伪经所建造的半跏地葳像为何会出现在中国?这将对于重新认识半跏趺坐地葳像、并从东亚这一广阔领域弄清民俗佛教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曲阜师范大学刘卫平副教授的《“龙灯扛阁”与“男寺党农乐舞”的视觉形象比较》从造型艺术构成的角度对韩国传统的“男寺党”农乐舞与我国山东省的“龙灯扛阁”舞此二种民俗舞蹈作了比较，提出了它们视觉形象层面的异同之处，这对全面理解东亚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同民族的精神特性将有所帮助。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徐习文副教授的《日本对中国端午文化的接受》引起了与会者对于中日文化交流与比较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热烈争论。
三、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功能探索
民俗活动文化积淀厚重，内容广博而绚丽多姿、内涵丰富而异彩纷呈、形式独特且流传久远，因此挖掘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并进行其功能探索，是民俗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田兆元教授的《仪式美术：概念的建立与学术内涵》指出仪式美术作为美术的一种类型，特指那些因仪式而存在的美术形式，它有既存的作品的仪式展演，也有即时的创作。当前对仪式本身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都需要新的思维，仪式的相关文化研究更是推动仪式研究的重要空间，通过对它的研究既可推进仪式研究走向深入，也可对于美术形态有更为广泛的认知，因此，仪式美术应该成为引人注目的民俗艺术学研究论题。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龙红教授的《论吴昌硕绘画中的民俗意象》从民俗学角度审视吴昌硕卓越绘画艺术中以俗入雅、雅俗交融的民俗意象生成状态，从而分析其绘画艺术被广泛接受的深层文化原因。龙红教授的发言也给与会者提出了关于民俗艺术化与艺术的民俗化二者关系的思考，深化了民俗艺术研究的内涵。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苏金成副教授的《民俗艺术研究方法略论》对民俗艺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初步探析，并对在民俗艺术学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民俗学家、艺术学家陶思炎教授的关于民俗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观念进行简要梳理与分析，指出国内的民俗艺术研究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学术研究体系并与世界民俗艺术研究相接轨。此外，济南大学艺术学院韩波副教授通过对民俗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及艺术意义的分析，对民俗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南京师范大学晁胜杰博士的“抚琴居右”论把人抚琴居琴之右侧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礼俗相联系，探讨其中包涵的文化内涵。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刘凯博士对南京高淳老街建筑木雕进行了艺术风格上的分析，探讨其深刻的民俗内涵与文化意蕴，以期成为了解高淳地区乡风民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民俗艺术田野调查资料的深度阐释与探究
中国民协《民间文化论坛》编辑冯莉的《白地吴树湾村祭教祖舞仪的形态分析》以滇西北纳西族东巴舞蹈仪式的田野个案为例，对吴树湾村祭教祖习俗中的舞仪形态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因子分解，认为宗教民俗艺术的价值需要在田野中不断地去挖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李宏复副研究员的《中国民间的戏曲刺绣图像——象征意义的非文字教化功能》介绍了在中国民间刺绣作品中常见的戏曲题材的主要纹样或图像，指出其中所传达的故事情节和象征寓意既起到教化作用，又形成了新的艺术品的再生产，每种刺绣的图像符号均传递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陈宗花副教授的《民俗艺术考察中现代技术手段的功能及限度问题探析》指出现代技术手段的采用对民俗艺术田野考察工作起到了巨大推进作用，但当前出现了过于依赖、迷信现代技术手段等严重问题，已影响到民俗艺术田野考察工作的有效开展，针对这一问题，陈宗花提出民俗艺术田野考察要坚持“以人为本”。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尹文教授的《以<诗经>立意的中国古代雕花床》从《诗经》的艺术语言这个崭新视角来阐释雕花大床的床楣木雕之大雅，认为《诗经》艺术语言深深刻印在中华民族文化思维之中，影响民俗艺术各个方面。另外，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的《试析魂瓶罐腹的小孔与动物组合装饰》以东吴中晚期魂瓶罐腹上使用较集中的小孔与动物组合形象为考察对象，认为其是具有一定民俗含义的象征符号，带有较为显著的吴越本土巫术俗信色彩。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吕晓燕主任对明清时期南京附近地区女性发簪进行研究，展现了这一时期妆饰艺术所赋含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
五、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通俗的文学艺术范文2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着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着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着述。这些着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着述,但这些着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通俗的文学艺术范文3
引言
马嵬驿坐落于陕西省兴平市，是唐代朝廷用来传送文书和军事情报等来往官员用来饮食、住宿、换马的场所，是古丝绸之路、唐朝古墓旧道、秦国到蜀国通道上的重要驿站。公元756年，安禄山反叛，唐玄宗在万般无奈之下，赐死杨贵妃。从此，贵妃长眠于马嵬坡下。
马嵬驿区域性人文特征及民俗艺术表现形式
1.区域性人文特征
马嵬驿民俗文化村是以汉族居民为主，生活中的主食是以面食为主，大米、大豆等为辅。主要农作物有：冬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古代的民居的屋顶主要以泥土，干草，青瓦等为原材料，屋内有用以防寒保温的土炕，也有人在窑洞栖身。现在民居是以砖墙、瓦房和楼房为主。过去，马拉车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而现在是以公交车、私家车为主。
2.区域性民俗艺术表现形式
马嵬驿民俗艺术产生的根源有：历史典故、传统道教、神话传说、风土人情、民俗习惯，但马嵬驿兵变在这其中传播最为广泛。风土人情、民俗习惯包含有关中农民画、剪纸、窗花；表现农忙劳动产生的民俗艺术形式有版画、泥塑；表现风俗习惯的表现形式有陕西十大怪泥塑、剪纸、版画。
马嵬驿民俗图案与现代审美观念
1.马嵬驿民俗图案
马嵬驿民俗图案在马嵬驿风土人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马嵬驿民俗艺术有着他独特的传统文化元素及文化魅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民俗图案反映着该地域不同时代人们流传下来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审美趣味性，它是马嵬驿风土人情的象征，是民俗文化的积淀，是马嵬驿民俗艺术的精华。它也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现代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2.现代审美观念
大众在创建视觉元素、识别视觉语言、接收视觉信息的过程中受到了现代审美观念的影响。清晰准确的现代视觉识别语言是现代媒介传播的保证。马嵬驿民俗文化艺术有其独特的设计元素，视觉传达形式以及多姿多彩的文化传播途径。而它为推动现代视觉艺术鉴赏的多方面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代化的、民俗化的视觉艺术传播资源。
马嵬驿民俗艺术如何适应现代审美观念
1.马嵬驿民俗艺术的特殊性
马嵬驿民俗艺术以特有的姿态成为了关中文化的一个符号，由关中地域特色，历史文化特点形成了既包含历史文化古韵的古典文化符号，然而又异于其他地区民俗艺术，它结合了三秦人民的粗犷、豪放与质朴的特点，将古典艺术与创新造型进行了有机结合。马嵬驿民俗艺术高度体现了古代深厚的文化底蕴。马嵬驿风俗艺术创作者通过缔造文化符号来表现其创新观点，通过这些符号用以体现关中风俗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关中历史文化内涵。
2.民俗艺术在传承中需融入现代审美观念
现代审美观念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与新时代人的生活习惯、气候变化、文化传播、经济发展等因素相互撞击演变而来的一种新的观念。发展中的当代艺术，必须有独特的文化特性，它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这是现代审美所必备的条件。具有传承性的、独特的文化特色演化而来的审美理论，才会具有传播的力度和比较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具有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现代设计应借助民俗艺术的特殊性和延续性，尊重历史、紧跟时代，才能具有促进民俗艺术发展的动力。
马嵬驿民俗艺术可以通过对民俗文化的概括提炼而获取的符号元素进行设计并进行广泛的传播，以产品与其包装承载历史的文化，将产品包装与民俗艺术设计符号紧密结合，演化为民俗化、现代化的形态，成为民俗文化个性推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对马嵬驿民俗文化的传承、整合的过程中显示了极强的传递信息功能。马嵬驿民俗文化既有纵向的传播功能，又有横向扩展的功能，与现代文化碰撞，不断的传承、发展、演变。马嵬驿民俗文化产品及商品的包装作为马嵬驿文化传播的一种外部力量，虽然并没有自觉地站在文化和精神高度去认识这种传播作用及其所带来的文化意义，但是却客观上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深层次的进入人们生活，改变其精神文化风貌，甚至有影响整个社会文化建构的作用。
结论
中国的社会经济在高速发展，西方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艺术观、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在与外来文化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下，作为传统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艺术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应该如何创新。这既是亘古未有的挑战，也是文化推广的重要机会。随着带有民俗艺术文化符号的图案与设计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视觉传达设计的作品中，并获得了国内外广泛承认。本文通过阐述马嵬驿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以及民俗文化产生的特殊的根源，将民俗艺术价值与现代审美价值进行比较，充分的利用马嵬驿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与现代审美的传承性，以现代创新设计手法，使民俗文化与现代审美有机结合，使民俗文化得以体现并且传承。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 设计与艺术学院）
通俗的文学艺术范文4
关键词：大足石刻 世俗造像 民族遗产 数字化
检 索：.cn
大足石刻反映两宋时期社会风俗内容的“两宋世风俗画迹”造像[1]，以其浓厚的世俗信仰，纯朴的生活气息，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2]大足石刻艺术需要多元呈现方式，它自身的艺术特征、造型技巧、审美情趣等需要载体外输。随着数字艺术的迅猛发展，用数字化的方式加以研究大足石刻，这是传承与发展大足石刻艺术的新方式。
一、数字化艺术语境与大足石刻世俗造像
数字化艺术，广义上讲泛指使用数字、信息技术制作的各种形式的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3]这种新兴艺术的发展，使艺术的创作呈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艺术家可以借助计算机进行艺术创作，鼠标、键盘代替“笔”，用虚拟空间代替实际空间等等。数字艺术特有的自生成原理，也使数字艺术的创作变得更为高效、精准、快捷，在兼顾一定的视觉美学定律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有的艺术美感。
大足石刻世俗化的造型艺术风格是大足石刻艺术独特的审美风格，它蕴蓄着丰富的美学内涵，以数字化的视角解读，以新的需求加以表现大足石刻艺术，这是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具体体现。[4]
大足石刻艺术的数字化语境中，多元与传承是其中最强烈的特征语汇。多元的意义已不仅仅在方式上，更是在理念和内涵上；而传承也不仅仅是对传统和文化的继承，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大足石刻的数字化传承是基于对大足石刻艺术所呈现的时代文化背景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深刻思考，而数字化作为一种载体，成为这种思考的物化呈现和表述方式。
二、大足石刻世俗造像的数字化研究
研究大足石刻世俗造像，在注重其造型形式美的同时，其内在的精神内容和独特的审美内涵也是不容忽略的。本文用数字化研究大足石刻世俗造像主要注重于雕刻技法、内容和审美内涵这几个方面。
（一）雕刻技法
大足石刻在雕刻刀法上，有机的融合了直平刀法、凹入圆刀法、突起圆刀法诸种刀法技巧。大足石刻运用精炼的雕刻艺术语言，演示了如何将高高在上的“神”演化为亲切可感的“人”，[1]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用数字化研究大足石刻世俗造像，主要是采用大足石刻艺术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在数字模型的制作过程中模仿出大足石刻的雕刻刀法和造像的神态特征。如大足石刻造像中常见的突起圆刀法，可以通过数字艺术的自生成理论，在数字虚拟模型制作过程中通过计算机自生成起位、区域浮雕、堆料、去料、打磨等功能实现。（图1、2）
（二）内容选取
在石刻内容的选取上，选择能反映出世俗信仰、民间情趣和惩恶扬善的题材进行数字化创作。例如大足石刻反映世俗生活的典型造像，宝顶山20号的《养鸡女》，生动的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瞬间，具有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体现一种无限“鲜活的世俗生活美”。诸如此类的世俗题材，运用于数字化的创作中，不仅仅只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展现大足石刻的世俗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借以数字化这种艺术形式将世俗化形式下的宗教义理和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传达给大众。
（三）审美内涵
“审美的诱惑也来自事物内在的意蕴，来自它的文化内涵，来自它的历史感。”[6]从审美的角度看，大足石刻的世俗造型和形式突出地表现了当时的世俗民情，有着显著的世俗审美趣味。与此同时，它所承载的审美思想体现了那个变迁时代的文化思想特征以及传统的审美观念。大足石刻的世俗造像以世俗生活场景为主题，以世俗人物为主体。这不仅迎合了中国传统审美观，也是在艺术创作中人民性的体现。它以世俗化的形式内在表现了以佛教为主亦包括儒、道在内的宗教思想内容，这不仅更易于被大众接受和理解，其内在的宗教文化思想也在世俗审美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播给了大众。大足石刻的世俗造像主要有圆雕和浮雕两种形式。浮雕观念的本质在于把立体的东西转变为单纯的视觉印象[7]，因此用数字化来呈现石刻艺术，主要是借鉴大足石刻的世俗艺术形式，用数字艺术本身的特点和艺术魅力来表现石刻世俗文化。通过对大足石刻艺术形与意的提取，在数字化的视角下体现石刻的世俗文化形态与审美哲学。
三、数字化对大足石刻世俗造像的传承与发展
作为大足石刻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大足石刻的民间世俗造像给人一种生活化、易趣化的美感，因此呈现出了大足石刻独特的审美。它为数字创作提供了独特的艺术资源，或取其独具世俗意味的图案形式，或追求其在凹入和突起两种圆刀刀法上铸就的“神性”人性化雕刻技巧，这都为数字艺术的创新打下了殷实的基础。
宝顶山20号的《养鸡女》（图3）是大足石刻世俗生活美的鲜明代表，以数字化的表现手法来重新对其进行演绎，可使之在新的时空环境中焕发新的意义和内涵。图4是在计算机里构建的养鸡女虚拟数字模型。运用数字技术配合实践与空间的观念，为大足石刻养鸡女造像在虚拟的界面中创造新的表现形式，构建新的“真”图像。并形成可复制的无穷摹本，突破时空距离的限制，使石刻艺术通过计算机就能向大众传播丰富的感官信号。
在石刻造像的数字化表现手法上，大足石刻养鸡女造型的数字作品充分运用养鸡女安详宁静的表情和争食小鸡的动态达到生动的效果。同时，从作品中养鸡女和小鸡的处理技法，就可以看到大足石刻中常见的雕刻技法――一种融合直平刀法、凹入圆刀法、突起圆刀法诸刀法技巧的审美性极强的雕刻技法。在人物的形体处理上，借鉴了原石刻人物的形体处理方法，即不刻意寻求人体曲线的比例关系，而是将人体整体的动势、气韵加强，追求视觉感官上的“神似”，含蓄而自然。在突出表现原石刻浓郁的世俗风格的同时，其准确的造型又透露出数字艺术的神奇魅力。
结语
作为大足石刻艺术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世俗生活美造像所蕴含着其他造像不可比拟的美学价值和宗教寓意。它所传递的文化内涵和宗教义理至今受用。用数字化的语言形式来演绎大足石刻艺术的世俗之美，是一种艺术体验，将石刻丰富的内涵附于数字化载体之上传递给大众，满足了大众的文化和时代审美需求，使大足石刻艺术在新的平台中得以传承和发展，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
基金项目：数字化在大足石刻的传承和发展中的应用研究，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1YBYS092
注释
[1] 龙红：《风俗的画卷――大足石刻艺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1。
[2] 王庆瑜、黎方银：《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2。
[3] 辜居一：《数字化艺术论坛》，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1。
[4] 王耀希：《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5] 童登金：《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北京，中国文物出版社，2002-8。
通俗的文学艺术范文5
论文摘要：传统教育观念认为，普通高校舞蹈教育应偏重于培养专业化的艺术舞蹈人才，通俗舞蹈教育则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这样的教学格局违背了普通高校培养综合型、实用型人才的教育目的，越来越不被身为受教者的大学生所接受。本文分析了高校推行通俗舞蹈教育的可行性，并就具体执行方法进行了探究。
目前，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已开始设置舞蹈教育专修或选修课程，然而，很多大学开展的舞蹈教育课程主要是进行艺术舞蹈教育，从目前的生源情况和教学效果来看，艺术舞蹈教育并未得到大学生的热力追捧和普遍认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与艺术舞蹈本身的特点不无关系，艺术舞蹈虽然艺术品位较高，但并不符合普通大众的欣赏习惯，所以排斥的心理可想而知，要想发展舞蹈教育，提高舞蹈教育水平，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对他们进行基础的“通俗舞蹈教育”，以此来逐步培养大学生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
一、普通高校推行通俗舞蹈的可行性分析
相对于艺术舞蹈而言，通俗舞蹈以大众娱乐为基本目的，舞蹈形式相对自由，适合大众参与，为大学生喜闻乐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们感到兴趣，才会去深入学习和探索，这对提升舞蹈教育水平、提高舞蹈教育效果是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具体理由如下：
1.推行通俗舞蹈符合大学生审美需求和身心发展规律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需求是学习兴趣的直接动机，舞蹈教育也必须找到受众的需求，然而我们当前的高校艺术舞蹈教育就忽视了学生对通俗和大众文化的需求。一个通俗舞蹈缺失的课堂，必然不能满足学生对于当今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需求，不能适应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也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艺术舞蹈教育的目的最终也无法实现。
2.推行通俗舞蹈是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具体贯彻
通俗舞蹈教育作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对通俗舞蹈的学习和实践，可以促进他们掌握基本的艺术原理和美学思想，培养舞蹈审美的能力，并且可以开发潜能、培养创造力、完善人格、美化人生，进而完成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的过程。推行通俗舞蹈教育是贯彻通识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
3.推行通俗舞蹈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造力与创新精神
培养大学生的创造力是普通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而“创造”是与“自由”相关、与“束缚”相背的，通俗舞蹈就崇尚行云流水、自由发挥，大学生在对于通俗舞蹈的学习和实践中，可以放松心情，解放心灵,进而激发人的创造潜能。
二、普通高校推行通俗舞蹈教育的具体教学方式
在普通高校推行通俗舞蹈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更大程度地普及和提高大学生对舞蹈艺术的认知和理解，提高综合素质和审美情操，而不是一概而论地进行专业化和技术化培养。在高校推行的通俗舞蹈教育有别于传统的舞蹈教育，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对教学方式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
1.普通高校通俗舞蹈教学要体现实践特色
与其它舞蹈形式从深层次的文化底蕴来培养学生的专业水平不同，通俗舞蹈更多是对于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一种舞蹈表现和诠释，所以，通俗舞蹈教学应该更多的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素质和兴趣。在学习通俗舞蹈艺术理论的基础上，突出通俗舞蹈实践课程的分量，潜移默化，寓教于乐。
2.普通高校通俗舞蹈教学宜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心理学理论认为，学习兴趣是学生渴求获得知识、探究某种事物或参与某种活动的积极倾向，它是推动学生学习的有效动力，是学习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的心理因素①。许多舞蹈老师没有考虑学生间的需求差异，采用同一要求、同一方法、进行教学和辅导，从而导致舞蹈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跟不上教学的脚步，无法感受成功的，长期的落后状态使他们对舞蹈教学产生抵触和恐惧情绪，丧失了学习舞蹈的兴趣。因此，在高校通俗舞蹈教育中应该采用多元化的教学也可采取“探究式”教学方式，教师以最基础的知识为引子，以提问的形式逐步把学生带入更深层次的知识范围，走在前面的学生可以温习基础的知识，走在后面的学生可以逐步学到更深层次的东西，
3.高校通俗舞蹈教学应营造丰富而直观的情境
舞蹈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的肢体艺术，在相关的“情境”中，人们才会做出由感而发的肢体运动，所以，在舞蹈教学中，营造恰如其分的“情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大学生的高校舞蹈教育，更该注重“情境”的营造，因为大多数大学生都是有独立思考和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往往命令式的教唆不能对其产生正面的作用，只有营造出适当的“情境”，他们才会主动感受这种情境，主动地将自己融入到这种情境中去。
普通高校推行通俗舞蹈教育是对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一种传播和传承，同时也符合培养“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综合型人才的教学目的，现代社会审美观念的多元化发展，为普通高校通俗舞蹈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普通高校通俗舞蹈教育将大有可为，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同仁加入到在普通高校推广通俗舞蹈教育的行列中来，也期待着高校通俗舞蹈教育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注释：
①杜保胜.分层次推进教学法的实践和探讨；中学数学教学；1997年
参考文献：
[1]黄宽柔，姜桂平.舞蹈与健美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2.
[2]阎孝英.普通高校体育舞蹈教学初探，湖北体育科技[j]，1995.
通俗的文学艺术范文6
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着很强的地域亲和力和民众认可度，并深深地融入民族文化基因当中。它们展现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象是丰富多彩的，经常可以把同一思想主题用多种艺术形象或艺术形式表现。比方说“孝亲”思想是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的常见表现主题，以它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民间艺术，既有年画、泥塑、面塑、石雕、木雕、壁画、砖雕等造型艺术，又有越剧、京剧、黄梅戏、目连戏等民间戏剧，还有藤编、草编、漆艺等民间工艺或评书、弹词、莲花等说唱艺术。同样，对于地方民俗来说，“孝亲”思想既可以融入婚丧嫁娶、生辰寿诞等人生礼仪当中，又是清明祭祖、中秋团圆、重阳敬老、新春庆贺等岁时节庆的重要内容。并且，同一个艺术形象也有多种形式的艺术表现手段，以“董永”为例，你就会发现既有汉代武梁祠的画像石和三国魏时石棺线画中的民间石刻“董永”的孝子形象，又有《董永遇仙传》《永与七仙女传说》等多种说唱话本，还有怀梆《七姐下凡》《织皇绫》《槐荫送子》，晋剧《槐荫记》，楚剧《百日缘》，黄梅戏《天仙配》等多种民间曲艺形式，还有诸多相关的民俗活动如河南武陟的孝子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资源是相当丰富，其中的艺术题材、艺术形式、艺术形象都可以作为高校学生进行相关主题教育的优秀素材。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对高校德育的价值还在于它寓教于乐的艺术形式，其显著特征就是将审美娱乐功能和道德教化功用结合起来。它既可以借助于面具、木偶、脸谱等富有艺术感染力的造型道具，又可以借助于弹词、评书的诙谐幽默说唱语言，也可以借助于民间传说、故事、神话当中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实际展现的是地方民众共有的心理特征和审美追求，以特有的艺术方式寓乐寓教于其中。所以在高校德育过程融入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的相关内容可以改善原有内容空洞乏味、形式僵化生硬的高校德育教育现状。并且，很多民俗活动或民间艺术简单易上手，趣味性、参与性比较强，可以在德育过程中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改变原来灌输式的德育教育方式，使学生在主动参与和融入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道德的熏陶和思想的锤炼。
二、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在高校德育中应用
(一)选择适合高校德育教育的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形式和内容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受到封建伦理和小农思想影响，其中有些内容和思想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所以，要把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资源应用到高校德育工作中，首先要甄别它所表现得思想内容和价值取向是否符合政府的政策、法律、法规及社会的公序良俗，比如那些宣扬封建伦理、封建迷信、恶俗趣味、陈规陋习的民俗和民间艺术就不能用来进行高校德育教育。还有些如民间家具、农具、炊具之类的民间生活用具，也不适合用来进行高校德育教育。所以应当选取一些审美趣味性强、可参与性强、容易上手、便于教学的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用于高校德育教育。民间曲艺、民间文学故事、民间说唱、民间手工艺、节庆民俗当中都有相应的优秀的题材和内容可以用于高校德育教育。
(二)发掘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资源，创新思政课堂教育现在高校的德育课堂教学主要借助于思想政治类课程的教学平台，它们在教育内容上，政治教育内容较多，公民道德伦理教育内容较少，同时教育方式上以课堂灌输和道德说教为主，学生互动参与较少，教学不够生动。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可以为德育课堂提供更为生动的教育内容和更加多样的教育手段，不同门类的艺术可以采用不同德育教育形式。对于民间故事、口头文学来说，本身就有一些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作品和题材直接可以作为教学内容在课堂上作出讲解和正面引导。对于民间曲艺和民间工艺来说，应该课堂艺术欣赏为主，引导学生在审美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华美德的感染和熏陶。对于民俗活动来说，既要鼓励学生参加健康正常的民俗活动，又要讲解民俗活动由来，使得学生了解这些民俗活动的产生的原因和原来初衷，发挥它们原来移风易俗的道德教育功用。
(三)利用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资源，开辟高校德育第二课堂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还在于可以把德育过程融合在游戏娱玩、展演操作的艺术体验中，这为德育第二课堂创造了有利条件，有些民间艺术如民间玩具、面具、脸谱、木偶、皮影就可以在学生课外的娱乐玩耍中，完成认知、启蒙、教化的德育教育过程。有些简单易上手的传统手工艺如剪纸、编织、风筝之类就可以举办德育内容为主题的竞赛活动。有些艺术性较强，需要长时间的技能训练的表演类民间艺术如莲花落、越剧、目连戏、小品、相声之类就可以通过组织学生社团的形式展开。有些民俗活动如社火、舞龙舞狮、赛龙舟之类可以引导学生积极融入当地社区和村镇，从而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民族自豪感。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