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范文1
关键词：小说；文学；思想
我认为通俗文学并非是一味的取悦读者，也有其劝谕的作用，并注入作者的思想。鲁迅先生指出：“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在优秀的通俗文学中，其娱乐性和思想性教育性都是统一的，并将其思想和教育意义灌注到小说中。金庸的武侠创作也有个渐进的过程，不仅在于技巧的磨练，也在于小说的表现主题不断的进步，不同的小说体现不同的思想。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他的是非观念受了些传统演义小说的影响：小说中杀清兵都采用痛快的语气，没有一个满给人留下好印象。作为一名集传统文化气质与现代思想素质于一身的天才小说家，金庸已敏感地意识到传统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悲剧性，他塑造出一位具有汉人血统的清室皇帝乾隆，以他的自私的阴险的本性来推动他亲弟弟、另一位具典型士大夫道学性格的反清首领陈家洛的人生悲剧和历史悲剧。金庸虽意识到汉室思想的落后，又忍不住仍有汉族正统的观念，因而全书的价值判断显得相当模糊。民族主义事实上与小说政治主题貌合神离，而个人英雄主义仍屈居民族政治信仰之下。本书作为处女作，非但在描写和结构上粗糙生硬，且没有形成明确的历史批判观点。但主人公陈家洛还是该引起重视。此人的个性有着不必要的矛盾，非但在爱情中屡屡顾此失彼，且竟愿为实现可笑的政治计划而将心上人拱手让人。金庸提到王国维等人，“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这使我意识到金庸喜欢陈家洛的原因。
《飞狐外传》中陈家洛出场，胡裴见他面有“郁郁”之色，他是在为香香公主的不幸而追悼自悔，还是在为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伤悲?这令我想到金庸在封笔武侠之后三年写的一部传记《袁崇焕评传》，其中倾入作者在所有小说中难以表现出的激情，可见他对袁崇焕这一类人的爱意之深。袁崇焕不是不知道与满人议和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崇祯的疑忌，但只要是有利于全民族大局的，便奋不顾身去做。这就是所谓“不合时宜的执拗”。《书剑思仇录》中陈家洛关于仍让乾隆做皇帝，只是以汉人的名义统治天下的计划虽然可笑，但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腔热血，犹使人感动。我总觉得他的身上岂止有王国维这些老乡亲的影子?中国千百年来为国为民赴汤蹈火的英秀人才其思想和精神在陈家洛口中这16个字上，都可见之一斑。
《碧血剑》继承了上一部一样的题材特征，同样是汉族人与外族人之间的抵制与对峙，但场面转移到乱世的明末清初，场面更宏大。主人公袁承志自发愤报国到灰心退隐，一生的经历总的来说过于顺利，个性缺乏力度，欲图体现其父袁崇焕的精神气度是不成功的。但他毕竟起到了一个视角的作用，使小说在主人公艺术形象单薄、人生主题漫无目的的不利条件下，对于历史有了明确的洞察和批判。小说中极力描写汉人集团----李自成集团或崇祯皇室内部的四分五裂，统治者自大狭隘的可鄙性格，又描写出异族集团强大的整体力量，从此正式开始了对历史现实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主题政治思想，仅成为历史人物的客观局限、或个人英雄主义的某种表现方法。种族意识也不再支配小说的是非观念。今后的创作岁月中，民族一律平等的大同思想变得越来越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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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通俗文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取代了传统文字阅读的主流地位。它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生活行为、精神心理的同时，也悄悄地改变着传统的阅读方式：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本阅读正日渐让位于直观、生动的图像阅读。尤其是青少年，已经习惯了在声、光、电的陪伴下“阅读”。新颁布的高中语文大纲明确指出“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注意开发显示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新课标也提出“综合性学习”的概念。如果语文课堂教学与当代社会现实缺乏有机的联系，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学生对语文的敬而远之。因此，鉴于学生对通俗文化的情有独钟，如果能够找到通俗文化与经典文化的衔接关系，或许可以充分挖掘通俗文化中的语文教学资源。
一、在流行歌曲中引导学生学习古典诗词
诗词教学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薄弱项目，许多学校对诗歌教学往往采取淡化处理。《语文学习》杂志曾经发起过关于诗歌教学的大讨论，大力呼吁诗教传统的回归。因此，如果从学生喜爱的流行歌曲入手，也许有助于诗词教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流行歌曲歌词，来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对那些歌词追本溯源的兴趣，从而学习古典诗词的内容和技巧。如以《涛声依旧》中的“留下一盏渔火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来引出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以《别亦难》来导出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二者异同，来加深对古典诗词特点的认识。然而，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有着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在表现主题上，现在的流行歌曲比古典诗词对情感的态度更为开放，个人化的东西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与重视，而古典诗词中写个人情感大多极尽含蓄之能事。在语言表达上，古典诗词对格式多有严格的要求，遣词造句十分考究，而现代流行歌曲的语言则以现代白话为基础，更为直白，也更加口语化。在这种比较下，能加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感性和理性认识。
二、在日常广告中学习修辞
选用广告语作为修辞教学的例句，会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广告的最大特点是千方百计引起观者、读者的注意，充分调动起他们的购买欲望。因此，为了达到一鸣惊人的号召效果，各种修辞手法在广告语中的运用相当普遍：既有严谨、工整的精雕细刻式的成语、联语、排比句，又有综合比喻、夸张、拟人、典故等修辞手法的不拘一格的自由体。如眼镜的广告：“胸中存灼见，眼底辨秋毫”，“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保护你的灵魂，请为你的窗户安上玻璃”。前者对仗工整，后者用的是比喻兼拟人的修辞手法，可谓比喻得当，拟人得体。类似的还有：“一明（鸣）惊人”（眼药水）用的是成语谐音。“秦镜如悬机关参透，庐山在此面目留真”（照相机）的广告语中包含“明镜高悬”的典故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诗句。除了修辞格之外，还表现在修辞策略的运用上。如乐百氏纯净水广告：几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到大自然的山顶，一切美景尽收眼底，只见黎明拿起乐百氏：“乐百氏纯净水，和我们一样，经得起纯净考验。”然后打出字幕。该广告在纯净水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了意义联系，同时也在纯净水与青春、活力、单纯之间建立了意义联系。这就是典型的广告修辞策略：把一种附加的意义（所指）人为地嫁接到产品（能指）上。
明确了广告语的写作特点，借鉴大量优秀的广告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广告语的创作。这种创作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利用修辞手法。
三、利用影视引导学生读原著
影视在本质上与文学须臾不离。近来，影视更是与文学频频“联姻”：电视散文、文学TV……然而，也许是先有文学后有影视的缘故，通常，人们的思维更多的是想到影视依赖文学，至于影视“浇育”文学，似乎并未得到更多的关注。实际上，影视与文学的亲缘使两种艺术优势形成互补。一方面，文学为影视剧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剧本，众多文学名著及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使更多的人有机会领略到名著的魅力与风采。从“四大名著”的不断改编、重拍到如今流行大江南北的公案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都成为影视题材。继音乐电视走红后，能够表现文字意境美的电视散文、电视诗歌也走入荧屏。
但是，电影电视与纯文学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对电影电视与原著两者之间的区别加以点拨，由此来调动学生阅读原著的兴趣，并通过阅读原著来比较两者的异同。如在播放《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电视剧时，可以让学生读原著，既有利于提起兴趣，又有利于共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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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抗战时期，
一、通俗小说自身发展需要
(一)小说一直在
近 现代 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兴盛，和超级大都市的形成、 工业 的 发展 与商业的旺热、人口的爆炸、科举的废除等诸多因素有极大的关系。大都市的出现，使得 农村 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这些“新”的市民成为都市人口的中下层，而他们的精神消费的需求——娱乐的、趣味性的、消闲的文艺作品——使得通俗文学迅猛发展。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写作谋生的作家。正如范伯群指出：“工业化不仅为通俗文学升温准备了物质条件，而且也为通俗文学制造了读者群。沉滞的小农 自然 经济 既为都市的工商业经济所取代，市民生活节奏的频率空前增速，人们觉得脑力和筋肉的弦绷得太紧，工余或夜晚需要松弛～下被机械的运转皮带绞得太紧的神经。”这也恰好证明了消闲、娱乐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同时，机器印刷、工业造纸等先进生产技术引进为报纸杂志大量涌现提供了物质基础；稿酬制度确立，作者、译者与出版社及读者之间的商品关系已经建立，这些使文学走向市场化，从而大大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繁杂。
通俗小说从一开始就有商业利益的企图，读者的爱好决定了其创作题材与技巧的选择。而读者的品位是受环境的影响而不断改变的，前期通俗小说的不断创新可以说是在市场需求引导下不自觉的调整。抗战时期，通俗文学当然不能背离战争这个人民大众关注的主题，在俗中注入雅的因素；另一方面，战时人们易陷入恐惧与空虚，此时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与刺激，对文学娱乐性的渴求更为强烈，这也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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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人们的人文精神，塑造出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从而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修养、艺术修养、伦理道德修养、历史和哲学修养等[1]。近年来，不少高职院校在注重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素质缺失的危害性将在高职学生未来的人际交往、工作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步显现，束缚他们的发展与成材。
通俗文学是指市民大文学，包括小说、戏曲、相声、影视等，而通常谈论得最多的是小说，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等。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常常以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的方式反映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同时，故事的传奇性也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土壤，表现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敬意，反映出大众真实的生活状况和情感需求。因此，以优秀通俗文学为媒介进行高职人文素质教育，浅显易懂，趣味性强，比较容易得到高职大学生的认可。
一优秀通俗文学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正面影响
第一，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少通俗文学作家颇具传统文化底蕴，如金庸、梁羽生、二月河等，常常在作品中贯穿中国传统文化。以金庸小说为例，几乎每部作品中都引用了大量名家诗词，如《神雕侠侣》中引用了《诗经・周南・桃夭》、乐府《古艳歌》等，《书剑恩仇录》中引用了辛弃疾著名的词作《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和《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等。在《笑傲江湖》中，金庸借绿竹翁之口谈音乐，也是精彩的乐理知识普及。高职大学生在人文和艺术等知识方面，相对于本科生来说功底薄弱，而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恰好犹如跳板，让他们发现这些古典诗词、文艺理论的趣味，开始尝试阅读经典人文著作。
第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虽然在情节上具有娱乐性，主题却是明确和严肃的。早在30年代，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家程小青就曾提出把侦探小说当作“化装的通俗教科书”[2]，宣扬“科学”和“民主”的进步思想。这一做法其实就是以通俗文学助推大众的科学和人文教育，在当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借郭靖之口说出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基本上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标杆。“大侠”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将“言而有信，一诺千金”看作最重要的道德准则。这些人物形象对高职大学生培养爱国精神和诚信作风有着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
第三，提升对爱与美的鉴赏能力。通俗文学作家往往擅长描写日常生活中关于“爱与美”的细节，能够提高高职大学生的鉴赏力，给他们以情感激励。高职学生正处于感情萌动的阶段，而琼瑶小说体现的对爱情的忠贞，张小娴小说提出的恋爱双方应在爱情中保持各自独立性的观点，都能够让高职学生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地树立专一、独立、不懈追求的正确爱情观。
二通俗文学融入课堂教学，丰富学生人文知识
通俗文学融入课堂教学的具体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开设通俗文学鉴赏的选修类课程，另一种则是将通俗文学的内容作为案例和素材适当引入专业课教学。
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偏向职业化和技能化，人文类课程开设较少。通俗文学鉴赏课程可以另辟蹊径，通过全校性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在通俗文学专题课上，教师可以以作家、作品为单位引导学生阅读分析，通过不同作品的语言表达、情节设置、主题思想等方面的对比，让学生掌握辨识通俗作品优劣的要点；也可以按优秀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传统文化”、“爱国情怀”、“审美体验”等内容划分专题。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主动参与思考讨论，例如让学生找出通俗作品中关于中国茶文化的描写，并在课后搜集相关资料，在课堂上进行一番茶艺展示等，从而让学生明白茶艺背后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民族性格。不少教师认为通俗文学作家修养不够，文中会出现常识性错误，其实这一点善加引导也能成为课堂话题。如《射雕英雄传》中让宋朝的黄蓉演唱了元代张养浩的《山坡羊》。教师可以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让学生一起在通俗文学中“找茬”，在指出作品中文学、历史、礼仪等知识错误的同时，学生也能培养起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兴趣。
同时，也可以将通俗文学的内容引入高职其他人文类课程的教学中。例如，在《大学语文》课程中，可以从琼瑶小说的书名、人名典故入手，探讨古典诗词营造的意境；《现当代文学》课程中，可以将通俗小说巨匠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与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等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比对，分析雅俗文学表现手法和主题的异同；《社会学》课程相对艰深枯燥，用金庸小说中的郭靖、杨康等人物来解释人际吸引中的“黑票作用”、“红票作用”等概念则生动易懂。这样学生能够集中注意力，较快地熟悉专业课程中一些难懂的知识点。
三德育工作结合通俗文学，提高学生人文修养
人文素质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修养等内容，可以通过高职的德育工作来教化实施。当前，高职院校都比较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但常常还是把德育内容作为理论知识传授，以教师为主体实行灌输教育，学生的个性特征得不到有效的培养。如果教师能将学生所熟悉和喜爱的通俗文学与德育工作相结合，则是一种更为开放、直观和具有启发性的教学方法。
主题班会活动是高职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作品常常描绘出复杂多变的社会道德环境，教师不妨把其中高职学生都熟悉的一些内容作为载体，增强主题班会讨论的情境性。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为什么独爱小龙女？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掘小龙女善良独立、感情专一、宽容大度等优秀品质，从而让学生明白优秀的品行是爱情竞争中的软实力。又如针对《步步惊心》中的权力斗争和穿越剧情，学生可以讨论在现实生活中该如何面对生活、工作中的竞争等，让学生能以一种清醒的眼光审视热门的通俗文学作品，吸收经验，摒弃不足。同样，通俗文学的内容讨论还可以渗透到学生的知识竞赛、演讲会、辩论赛等活动中。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自觉地对自身在情感、职业等方面的伦理道德修养进行审视，从而进行自我完善。
《荀子》中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文明礼仪教育也是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教师可通过通俗文学作品中优秀人物（如梁羽生《萍踪侠影》的主人公张丹枫、程小青《霍桑探案集》的主人公霍桑）的言行举止、着装风度、气质修养、忠孝思想以及旁人对其的评价，让学生领会这些礼仪修养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当一些学生发现自己本来以为“迂腐陈旧”的礼仪方式，出现在喜爱的通俗作品人物身上时，往往会重新认识文化礼仪的重要性，从而自己也开始学习实施。
四校园文化接纳通俗元素，培养学生人文情怀
高职校园文化是指依托于高校载体来反映和传播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通俗文学所具备的活泼、生动、时尚的属性，与高职院校朝气蓬勃的校园文化非常契合。因此，如果校园文化能够接纳一些积极进步的通俗元素，将对学生产生更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人文类讲座、社团活动是传达高职校园文化的重要平台，高职学生人文基础较为薄弱，也不愿意主动去听专业性程度比较高的讲座。教师若能巧妙地将通俗元素融入其中，用浅显的例子表达深刻的历史、文化、哲学等信息，会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在讲述中国现代文化历史的讲座中，可以引入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小说，这些作品忠实地记录了民国时期中国上流社会和市井百姓的生活图景，可以为学生了解民国时期的风土人情提供历史参照；又如用张爱玲的小说来诠释老上海的人文掌故，也形象生动。
通俗文学作品中，时常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精彩描绘。教师可以依据学校地理方位，选择通俗文学中描述过、离学校比较近的人文景点，带领学生前去采风，进行场景重现和现场点评，学生必然能对平时熟视无睹的景点产生新的人文思考。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写到了西湖“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拔云表”的美景，高职教师可以以此为引子带领学生重游西湖，让学生在现场回忆，且学习历代文人对西湖的评价和书写，并抒发自己的观游感受。
另外，高职校园的校报、网站、广播台、橱窗等，都是传播校园文化的重要媒介。通俗文学作品往往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涉及许多热点问题。不妨在校报副刊、网络论坛、广播专栏中给通俗文学开辟出一些空间，刊登优秀通俗文学作品的精彩片段，或者以作品为载体提出热点话题，鼓励学生展开讨论甚至创作。例如学生可以在校报上围绕《杜拉拉升职记》等作品开展关于人际互动、职业道德和素养的讨论，老师再进行相关点评，这样的就业文化指导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通过以上几种渠道，在教师的正确指导下，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将成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寓教于乐，全面提升高职学生的人文修养，使他们成为社会需要、职场欢迎的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通俗文学范文5
关键词：《紫罗兰电影号》；通俗文学；早期电影
中图分类号：J9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2010006
上世纪20年代，电影壮大了通俗文学的创作力量，影响了通俗文学的创作套路，“本事”就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电影启发下创造出的新的阅读形式，也有人称为“电影小说”、“影戏小说”。电影产生后，在小说与电影间游笔成为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创作特点。
鸳鸯蝴蝶派文人较早参与了电影小说的创作，如1914年周瘦鹃就在《游戏杂志》和《礼拜六》上刊登“影戏小说”《何等英雄》，文章不但描述同名影片“连演十数夜而观者无厌”的盛况，交代影片中的主要人物，甚至还配有影片剧照。陆澹庵曾将外国电影《毒手》、《黑衣盗》等改编成侦探小说，“有小说曰黑衣盗，本影片而作。由交通出版，传诵一时”[1]，“爰电剧中所见衍为说部，以助女界妙笔生花……此其描写之工，不尤在电剧之上乎”[2]。所以汤哲声评价称，中国的侦探小说能够从外国小说的翻译转向本土创作，陆澹庵等人对侦探电影的改编起到了过渡作用[3]。此外，包天笑还将电影改编成小说在报刊上连载，如《可怜的闺女》改编成小说《诱惑》（1925年10月4日-12月31日，《申报・自由谈》连载），《多情的女伶》改编成小说《恩与仇》 （1926年1月16日-5月7日，《申报・自由谈》连载），《富人之女》改编成同名小说（1926年5月29 日-6月26日，《申报・自由谈》连载），《穷人之女》改编成同名小说（1926年9月14日-11月27日，《申报・自由谈》连载），《良心复活》改编成同名小说（1925 年12月17日始，《杭州画报》连载），《风流少奶奶》改编成小说《情之贸易》（1926年 6月27日-8月13日，《申报・自由谈》连载），《女伶复仇记》改编成小说《盲目的爱情》（1928 年12月18日-1929年7月2日，《申报・自由谈》连载）。
鸳鸯蝴蝶派文人以文学素养为基础，以报纸刊物为平台，把与电影有关的内容写进小说，并采用电影的视角创作小说。1926年5月26日，《紫罗兰电影号》出版，主编为周瘦鹃，其中发表了不少哀情小说，如郑逸梅的《银灯琐志》、周瘦鹃的《凤孤飞》、严芙孙的《我与萧郎》、徐心芹的《玫瑰花香》、胡润光的《影场血痕》、蒋吟秋的《影戏场中》、胡天农的《秋波》、林丽琴的《银幕下的单恋者》等，其主要特点就是用小说来反映电影的生产与观影的生活。以镜头方式来写小说，说明电影素材与电影手法对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小说创作具有一定影响。
一、文学对电影的反映
鸳鸯蝴蝶派文人将电影作为素材写进哀情小说，使电影在浪漫化、美学化的叙述中进入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典情感空间，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又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
《紫罗兰电影号》中的哀情小说对电影及与之相关的现代文化现象就有不少直接的记录本节出现的文献或引文如未特别标注，皆出自《紫罗兰电影号》，1926年第1卷第12号，上海。。
20年代中期，电影公司发展迅速。据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镇江、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九龙等地，共开设了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4]“民十以来，影片公司之组织，有如春笋之怒发，诚极一时之盛。”[5]电影迅速成为民族资本的投资目标。《紫罗兰电影号》就反映出早期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状况，《忏悔》中，“无情生”的妻子死后，他就以看电影作为排遣，“每逢电影新片出映，必驱车往观，因之触景生情”。看电影成为他宣泄内心忧伤的渠道。《玫瑰花香》中，观影成为男女主角的约会方式，“每到了礼拜六夜，我照例要去观看影戏……高兴的约伊一块儿去”。夏夜，两人在中央公园玩，摘了一朵玫瑰花，再一起去看九点的露天夜场电影，“忙跑到露天影戏场去，什么影片，不是还乡记吗？仿佛记得是一段先苦后乐的故事”，两人去的时候影片已放映至第四幕。《惊变》中，紫云与芷芳就在苏州电影青年会里约会，观看“吴光影片公司第一次所出的新片《情海波》”，“会场中早已人头济济拥挤万分了，但那后来的观众却仍潮水一般，拥挤而来”。这与历史上苏州电影放映状况相吻合，当时市民观影很热情，“女客有时竟超过男的，往往有合家欢。扶老携幼一大群到来，就在电影场里会亲”[6]。这为苏州的电影放映研究提供了材料，同时这些小说通过描述学堂、晚报、银幕、影片公司、招聘、薪水、服装、观影、追星等展现20年代上海青年的生活空间与生存方式。《凤孤飞》中曾提到一家金星公司，编摄《月下花前》，因缺一个男演员，陈春波去演，原先每月只有50元，现在能够领到100元，“由呆板乏味的职务变成了活泼愉快的职务”。《惊变》中也记录了招收女演员的过程，“那张女士肯前来应征，伊的面貌既好性格又复聪敏，一上了镜头，无论一举一动都很贴合剧情……我们对于伊的家世和伊已往的历史……不愿十分苛求”。这些女演员们赚取工资，追求自立，“成了明星才结婚”，这也对传统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一时间，演员成为年轻人向往的职业与现代身份的象征，如要求应聘者“汽车、跑马、游水、打拳、踢球”样样都会，非常时髦。小说还提到演员的薪水，如《黑暗的明星》提到林优芳被录用后为“每月薪水一百元”，《秋波》提到光华影业公司招聘女主角“月薪有四百元”。这与当时演员真实薪水一致，“普通重要员工金，每月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男演员视女演员稍弱些许”[7]。黎明晖在张织云主演的默片《战功》中饰妹妹，“月薪十五元”，后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经理吴性栽与她签订长期合同，“月薪突加五倍到三百元” [8]。
“兰荪与纫珠的结合可算是纯粹的恋爱，在兰荪心目中，并没有把纫珠看作一个小家碧玉，在纫珠的心目中，也没有把兰荪看作一个贵介公子，他们俩各任纯洁的天真，在一个不染的村野中，紧紧偎抱着他们两心深处的真爱，领略那自然的优美，他们俩谁也想不到一入了都市，进了富贵的家庭，他们俩的恋爱生活就会不适用起来，奢侈骄淫的魔手，就在他们真爱中划了一道扦格，掀起恋海中的狂澜，几乎葬送了他们真爱的生命……在家庭制度婚姻没有根本改革以前，自由恋爱绝对没有独立的可能，拍成影片对于恋爱问题一定有不少的贡献。” [12]
“看”作为一种现代意味浓郁的仪式性新动作也对市民内心发生巨大影响。电影作为一种新媒介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比率
麦克卢汉认为，新媒介的产生，使得某些感官分量加重，地位上升，感知比率随之变化。见埃里克・麦克卢汉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181页。，打乱了纸质媒体带给人们的心理感知序列，因而产生一系列看似不可理解的行为。《银幕下的单恋者》中，“他”对女主角的表演十分喜欢，进而将其视为恋爱的对象，等到电影开映，“他”便凝神一志，目不转睛地望着银幕上的伊，如伊在银幕上笑了一下，他也很快乐似的，在银幕之下对伊笑一笑，伊哭了，他也很悲哀似的，对伊涌出眼泪来，以此揭示出观看方式对观众内心的巨大影响。《失恋哀史》中，“他”不承认银幕上的那个男演员是“他”的化身，几乎要跳上银幕，揪住“伊那薄悻的情人，很痛快的打他一顿”。哀情片带来的视觉效果模糊了现实与真实的界限，使得观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电影成为观众寄托心灵的新空间。
小说的叙写格局也受到了“看”的影响，《黑暗的明星》中，一开头展示影星林优芳与公司男仆偷偷约会的长镜头，时间是夜晚，画面上一男一女从小弄中走出：
“黑暗的夜色中，只有无精神的路灯亮着，人迹已经很少，差不多都入了睡乡咧。忽然有一位衣服很时髦的女子，从一条小弄中走将出来，云髻不整，倦眼惺忪，鼠也似的向两边瞧了一下，回过头去，说时候真不早了，后面跟着一个青年男子，答道四点多了，天快亮咧。女子道，竟不觉在那里过了这许久时候，好像仅历了一个钟头啊。说罢笑起来，眼睛斜睨着男子，媚得那男子骨头都酥酥的咧。女子又道，我回去了，明天见罢。”
这一幕描写打破了小说叙述的正常顺序，将本该在后面的叙述中才出现的内容提前，颇有电影剪辑的效果。沙莲香曾称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环境为“拷贝世界”：“由大众传播形成的拷贝世界信息环境，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无法逃避的生活世界，它同感性世界并驾齐驱！成为决定人们生活情感，生活欲望，期待，认知和态度的两大环境世界。”[13]日本学者藤竹晓也称：“在这一巨大的信息环境里生活的人，却几乎不具备验证、确认这一信息环境的能力……现状却是，人只能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在这样的现代环境的结构下！有时人就会被信息环境（虚拟环境）所欺骗。”[14]在影院所营构的氛围下，不少观众无法区分影片与现实的界限，尤其是男性，经常将影片中女主人公当作自己的爱人，而将男主角当作自己，以致当时发生不少影星被观众爱慕、以悲或喜剧收场的真实事件。电影与人们的日常心灵就是这样逐步建构起微妙的联系。《痫欤》中，“看”的视角更加彰显。小说借怀愚的“看”构建起奇特的回忆与幻觉交织的心灵世界。怀愚失去妻子，为了解愁，来到电影院，成双成对的观众又勾起他对妻子的思念。影片中女演员与他的妻子相似，以致“他看得出了神，觉当是自己的妻子献身银幕了，觉得伊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步行，都与已死的妻子无异”。怀愚的“看”并没因电影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电影之外的生活中去，影片结束后照例是跳舞，“影戏完了，四围的电灯又明了。接着还有男女明星的跳舞”。他一言不发，静静地看，以致渐渐觉得“自己的妻子不曾死，不过在那里做影戏了”。高潮发生在由“看”转“动”的一刻，怀愚停止观看，开始行动：
（中景此处及以下括号内景别为笔者所加。
）“他跳出了座位，狂奔到台上，把林航燕一抱，一手把那个窗子推开，他这时的力量忽然增加，好像是大力士一般。那个男子被他一推跌了下去。”
（全景）“一时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舞侣，都吓得手足无措。”
（近景）“那林航燕便急得面如土色，颤颤的喊着救命。”
（近景）“怀愚却拼命地抱住了林航燕，听见他喊救命，便柔声的安慰她。”
（全景）“这时台上台下的人众，大家跑拢来，围住了怀愚。”
（近景）“航燕已从怀愚的怀里挣了出来。”
（特写）“怀愚却呆呆地立着……神经好像已经麻木了，两颗眼珠，遂向四下里乱转，却不见了他的妻子。”
短短百十个字却运用了强化叙事节奏的大量动词，场景从静到动，再突然定格于节奏感鲜明的动作镜头，通过时间反差、节奏对比、动静对立强化了小说的电影感：“神经好像已经麻木了，两颗眼珠，遂向四下里乱转，却不见了他的妻子。”在这段定格的特写中，怀愚心灵的绝望和哀伤，通过时间的拉长而被放大并烙印于读者的大脑。这种节奏和细节处理，与电影何其相似！
400余字的《影场血痕》也如同一组电影镜头，小说由三个片段组成（这三个片段类似三组镜头）。片段1：一个女子突然在剧场哭泣；片段2：茶房去询问；片段3：女子掏出男子的情书。女子哭泣的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看完影片后，想起男子写来的绝情书，所以十分难过。小说的魅力不在于悬念的构架，而在于将简单的故事多角度、细节化、画面感地呈现给读者。片段1中，女子在哭泣，这种哭泣被非常细致地刻画出来：“一双玉臂支着个云鬓蓬松的头肩背一起一伏的似乎正在那里”，这种描写很有层次感，是一组从中景到近景再到特写的镜头。片段2中，茶房对女人的询问很像电影对白：
他便询问伊道：“喂，小姐，客人都散了，快点回府去吧，再停一回，我们要熄灯关门咧。”可是他虽很急的问伊伊却还是低头痛哭，他更为不解了，便又问伊道：“小姐你究竟为什么伤心呢，莫非有些不快意的事吗。”……这时伊才拭着泪呜咽着答道：“正是如此，这信是我情人的来书，但是一封绝交的信，所以我永远保存着，今天见了这‘鹃声泪痕’影戏，其中本事正和昔日的我处境相同，所以看了之后，不免提起了旧日惧事，才流涕咧。”
整篇小说没有完成对有头有尾的故事讲述，而是以一个有意味的片段呈现，类似隐含远近镜头调度和男女对白处理的电影的一小幕。这些充满镜头感的文字无疑包含着某种更加现代的元素。李欧梵就认为鸳鸯蝴蝶派文人初始和电影接触的时候，主要还是通过电影讲故事，而不是把电影作为一个视觉艺术。但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开始把说故事的方式，转变为视觉性的呈现。在周瘦鹃的小说《对邻的小楼》中，男主人公可以偷窥到邻居一栋出租房子里的人的活动，一会儿是一对男女前来幽会，后来换成一对小夫妻，后来又有别的关系，完全不能确定，营造出类似希区柯克《后窗》的风格，“这个可能和当时看电影有关系，就是一种对于视觉的觉醒，写小说时不自觉地就用上去了”[15]。《紫罗兰电影号》中的哀情小说所体现出的文学与电影空间的互通，至少部分说明电影这一现代化的样式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它通过文学题材与电影元素的融合、文学描写的电影化使人们在阅读小说的同时感受到电影的存在，进而获得一种关于现代化生活的想象与新的阅读体验。
电影影响文学不能简单看成是电影对文学的反作用，而要看作是电影作为独立艺术形式成熟的标志。只有当电影艺术成熟到一定阶段后，它才会反哺周围的艺术形式。可以说，20年代的《紫罗兰电影号》哀情小说中的“电影书写”，成为了40年代电影大规模影响文学的早期起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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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学范文6
[论文摘要]本文从美学理论中提升出文学与生活这个最贴近文艺实践的二元结构系统，并试图阐明当代通俗文学对这一二元结构的颠覆、消解，让我们看清今天的通俗文学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否定、抵制文学与生活的传统美学关系。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美学讨论的中心话题，纵观美学史，从古希腊美学至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乃至如今的正统美学的确立，各种理论体系都把这一间题的阐释当作其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或者把它作为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论述。它的的确确属于美学的基本问题，每一代人都要思考它，并通过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增进人类对美学及文学艺术的了解。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传统认识论上不外乎两种答案。一种是认为艺术低于生活，将生活置于二元结构的中心而将艺术置于结构的边缘，持这类观点的代表古代有柏拉图，近代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客观唯心主义美学家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现实世界依存于理念世界，而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而艺术是不真实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美是生活”的前提出发，肯定了现实美的客观存在，而艺术美是对现实美的复制和再现，但艺术美不及现实美。另一种答案是艺术高于生活，持这种观点的美学家将艺术放在结构的中心而将生活置于结构的边缘。亚里士多德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模仿的本质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现象表现本质，它不仅反映了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揭示了生活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艺术比普通生活更高、更真实、更美。以后的新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时代美学家都持这一观点，就连马克思主义美学所提出的“艺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也可归结为这一答案，在此不一一列举。但不论哪种说法，都逃不出艺术与生活的二元对立—艺术与生活相分离，艺术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天地，艺术是生活的参照系，艺术根本无需把生活纳人它的范围之内。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类别，它与生活的关系同样逃不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结构。
一、文学与生活同一
通俗文学消解了文学与生活的原有界限。在通俗文学中，我们看不到文学与生活何为结构中心的同时，也看不到文学与生活的分界线，弄不清通俗文学作品到底是艺术表现生活还是生活本身，在读者眼中，作品不再独立于生活之外，而是融于生活之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房龙所说:“在高科技时代，生活包含艺术但不归结为艺术，艺术转化为生活的同时提高生活，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文学与生活的传统对立关系被打破，文学毫无顾忌地回到生活本身，文学与生活走向同一。我们阅读一些通俗文学作品时不难发现，作品的内容急剧向原始生活倾斜，看不出通俗文学是如何高于生活，倒觉得阅读文本与阅读生活几乎无任何差异。生活与文学相会，是有着它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生活与艺术同一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高科技时代，科学现实地使文学艺术过去培养起显示人本质力量的理想付诸感性生活，艺术便完成使命向人类一切实践活动渗透，亦在形式上转化为生活本身，原来的超现实艺术失去其存在条件，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不得不发生历史性转移，艺术走向生活。同时，人们在以严峻、严肃为主要神态的文学面前感到疲惫了，原因很简单，当文学的庄严追求已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物态化之后，现实人生必然会对沿此种格调而创造的审美不再抱有什么兴趣。原来审美创造者的政治意识和功利意识、题材的重大和尖锐、人物的崇高、氛围的严峻、题旨升华的庄严范畴决定审美世界的格调必须严肃，它的目的性也很明显，通过接受，使人们在真实的共鸣之中达到对审美的“美”和“善”及理性的阪依—而这一切，对于那些在现实之中找到理性的支撑点人们来说，已经不太需要了。但需要强调的是，艺术走向生活只是过去式的艺术走出困境，向生活艺术化目的的转化过程和手段，因而，艺术的终结，其中有否定但不是纯粹的否定，艺术的消逝性是它作为“艺术的形式”，其不消逝是艺术的内在精神，由于人类感性生活本身是决定人类精神及其归宿的客观存在，所以，艺术在最高、最终意义上回归生活，是辨证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
艺术走向生活的直接原因是艺术的商品化，一旦将艺术纳人商业轨道，艺术便成了大众的生活消费品，艺术就必然走向与生活的一体化。在商品社会里，一切被视为商品，凡是不具有商品性和商业利润的东西，都将无一例外地被排斥、被冷落，于是不少文艺创作者便将文艺等量齐观当纯粹的商品看待。正是在这种挤压下，当代文学以“生存第一”为理由一步一步走向世俗之途，通俗文学就是这一世俗之途中的表现。以认同世俗、靠拢世俗为其追求目标的通俗文学几乎弥漫了整个文化领域，一套套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小说源源出版，为了占领市场，它们不遗余力地迎合当下的消闲大潮，取消自己的诗性思维。这样，发财、出国、情人、美女、间谍、暗杀—成为通俗文学不约而同的选题，风格上的娱乐化、通俗化，思想上的平面化乃至情节处理上的大众化和媚俗化，使这些作品给读者仅仅是具有刺激性的现实感而成为市场上普通消费品。
通俗文学生活化使普通人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食粮，过去我们的纯文学由于超越生活，远离生活，使文学离普通人太远。“如果人的被接受了的理想过于片面，不能表达人的本质欲望，它就会投下阴影，一种相反的理想就会在压抑中出现，这种相反的理想会同压抑它的理想同时出现，用自己的要求抵抗压抑它的理想和要求。这些要求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可能会使这种相反的理想取代压抑它的理想。”文学走向生活就符合大众的这种文化心态。这样，审美理想与诗性品格在通俗文学中同步消失。近年来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的平民趣味之作以及武侠警匪暴力片最能卖座是文学生活化的极好表现，因为它们都走向了世俗、日常化的道路。因此，通俗文学不得不走向缺乏思考、缺乏探索、缺少发现，而走向与世俗现实相统一的浑然一体之路。
二、描写的反常化
通俗文学消解文学与生活的原有界限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对现实生活的反常性描写，用生活的反常方式来缓冲、消除、弥合现实生活中的缺陷和不平衡性。通俗文学的这种反常性实际上是文学反映生活的表现方式的反常，即虚构的故事情节或选择的题材与现实生活不一致，但它所表达的情感、需求却还是现实的。
文学是情感的体现，“情感作为艺术创作的原动力，贯穿于文学创造过程的始终。”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情感及其情感需要通过文学这一形式泛在文化这一层次里，于是在文化层面上，可以看到裸露在视野里的人类内心世界的时代本性，与此同时，亦可看到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一部作品总是提供一种与以前的作品绝不相同的体验内容和体验方式—作者写文学作品，读者读文学作品也就成为有多种“选择”向度的非确定性行动。
文学体现人类情感的非确定性，具体体现为情感与情感需要的层次里，可以简明分为两类:深层情感与浅层情感。深层情感是人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包括人对自身生存状况、伦理观念、人生真谛、未来理想的深度体验，带有强烈的理性色彩;而浅层情感是关于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浅层感应，是一种人活着时弥漫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普遍情绪。
人首先要活着，在这个大前提下，人所从事的一切日常琐事便成为必要的，布满时间与空间的情绪感应，制动、调配着人的生活状态，因而也就成为其作为人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是具体的，其含义正在于此，文学是具象的，其含义亦在于此。人不仅要活着，人类的发展建立在不断加强的理性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付诸实践行动中，所以，从生存状况、生存真谛到未来的理想深度便成为人类生活的另一大内容。但谁也无法把浅层情感从人类生活中抽去，而且浅层情感总是站在深层情感的前面，直至成为耸立在人类本质面前一道抹不去的风景。
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层次情感存在，才导致文学上纯与通俗的分流，由深层情感而发的是纯文学，由浅层情感而发的是通俗文学，深层情感是一种高级而复杂的情感，没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审美能力和较高的艺术感受力，是很难感受到这种情感。但是浅层情感则简单得多，它所表现的只是对生活的浅显感受和体验，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把握。这就决定了纯文学比通俗文学更为复杂，更难把握，而通俗文学比纯文学更易于征服广大读者。
文学的发生与实现离不开读者，文学是为读者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通俗文学的存在发展与当前广大读者的审美选择和精神需求密切相关。纯文学有自己的读者群，通俗文学也有自己的读者群，并且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者。我们不仅要知道怎样的社会接受要求使通俗文学日益发展，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这种社会要求形成的原因。如果我们对人类深层和浅层心理能作上述解析的话，那么对通俗文学的盛行不衰和拥有众多读者不会感到怪异。
通俗文学因为与人类的浅层情感相关而具有大众性和通俗性，这是一种人类本原性要求。反过来，其要求规定着通俗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通俗文学归于“下里巴人”一类:认为凡是俗文学的支持者和拥护者都是文学素养低，审美趣味低下的人。事实上，通俗文学同样能取悦于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不同层次的受体对通俗文学的要求使通俗文学越来越具有坚实基础，就是基于人对浅层情感需求不能消除这一原因。通俗文学所以能形成如此广泛的受体，也表明人已把感性存在放在了首位，已把审美放到了首位，不正是表明人已变得具有实在内容而更鲜活具体吗?通俗文学的创作是给接受者多找到一份快乐，多发泄一份苦痛。它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概括为一点，就是反常规性。也就是用生活反常方式缓冲、弥合生活中的缺陷和不平衡性。
通俗文学几乎都是用反常规的形式来娱乐大众，作品里的虚构和设置，故事情节的处理与安排无一不是遵循这一特性。比如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并不如意，处在无形压抑之中，通俗文学则在文本中塑造一些江湖豪侠之士仗义江湖、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使人的怨气得到发泄而得到一份快乐感;若是现实的婚姻不能保证真正的爱情，于是作者们设置一些无比理想的情爱生活;才子与佳人缠绵排侧、花前月下、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白日梦就这样填补生活的不足。
随着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的浅层情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得不到松驰，这导致了心理上的不平衡状态，大量的流行音乐，流行歌曲(特别是那些俊男靓女所唱的叫人肝肠寸断的歌曲)及通俗文学就广为流传。它们所具有的轻柔舒适特性与强烈的生活节奏形成鲜明对比。它们都是文学虚构与生活实在的相反对照。
通俗文学上述的反生活常规模式实际上昭示着:具体的人的心理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人们甚至不敢也不愿，更多地是没有闲暇用惯有的理性思考来正视这种缺陷，只有通过通俗文学的这种恰当对照方式把生活缺陷掩盖起来，以达到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调解，这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较为明智的方式。相反，如果人们敢于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并对此以一种深层次的理性情感作深人的思考，以纯文学的方式来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以纯文学作家的理性眼光来看待生活，那么生活会过得多么沉重。
通俗文学的深度性对于读者来说显得并不突出:而娱乐性与消遣性则是广大读者所迫切需要的，这一大众的娱
乐要求为通俗文学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环境。因为通俗文学对社会接受者的作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性和思想性，当然也不是一种低级趣味或纯粹的感官刺激。如果说纯文学有一种深沉的效果，给人带来理性的痛苦和折磨;那么通俗文学则是抚慰，使人从某种较深层情感、更浓密更迫切的情绪之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催人奋进，这不是使人开展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通俗文学使人获得自我满足的内容就是与现实生活相悖的虚设的文学内容，它使人能在现实的生活不足中得到某种精神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