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 唐宋；钱法；辑考
一、《隋唐五代钱法辑考》研究意义
1、文献补白意义
自秦汉以降，货币法制的创制与厘革为历代王朝所重视。除出土简牍所见秦《金布律》、汉《钱律》以外，古代货币法制资料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目前尚无关于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辑佚、考证成果。隋唐五代是中国货币体制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钱法呈现律、令、格、敕多种法律形式并存的形态，并对后世货币立法格局产生直接影响。本课题集散见隋唐五代钱法资料之大成，全面展示这一时期货币立法演进之全貌。由此上钩下联，触类旁通，最终完成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整理，为重新认识古代经济法律提供资料储备和研究基础。
2、理论创新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法制的转型阶段，隋唐五代占据上承秦汉魏晋，下启宋元明清的枢轴地位。这一阶段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兼具传承与创新精神，对货币政策调整、法律修订以及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课题研究以法制变迁为主线，系统考察律令、诏敕、奏议、策对、诗文资料所蕴含的钱法思想。从法律创制、法律适用、法律文化的综合视角，探讨隋唐五代时期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脉络、内涵特征、理论贡献及实际应用等问题，为法律史学的纵深研究与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实践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调整货币政策、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等领域亟需理论参考和历史借鉴。本课题从历史的角度观照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对钱法渊源、钱法职能、钱法理论、钱法实践、矿冶法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查明隋唐五代货币法律变化过程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信用货币体系发展完善的有效路径和运行状态，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学术创新，为我国当论决策、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提供理论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古代关于币制沿革的著录始于萧梁时顾@《钱谱》，后又有封演、姚元泽等诸家著述，惜皆散佚。当世所存者，以南宋洪遵《泉志》最古。此类著作多编年为次，以著录历代铸币沿革、款式为主。民国以来，结合出土、典藏文物对历代货币进行研究的路径，对近现代钱币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以下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三方面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
1、货币通论
此类研究成果承用前代经济史、货币史研究路径，重在介绍历代货币发展演进，对查明货币演化、铸币形制、货币政策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前辈学者侯厚培、周伯棣、彭威信、牧野巽、郭彦岗等在该领域均有论著。
2、货币法制
学界从法律史学角度对古代钱法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卢向前、闫晓君、唐金荣等学者利用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对钱法演进、赃钱征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石俊志《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和《中国货币法制史话》是目前货币法制研究的代表作，分别以断代和币制两条线索，阐释古代货币法制发展脉络与适用问题。
3、货币职能
货币职能研究一直是古代货币研究的重点所在。作为信用货币，铜钱承担价值尺度、流通职能、价值贮藏、支付手段等基本职能。加藤繁、戴振辉、陶希圣、王永兴、卢向前、渡边信一郎、傅筑夫、李锦绣等学者对隋唐五代时期钱绢估算、铜禁管理、铸币比价、财政收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现有成果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等诸多角度进行研究，对隋唐五代钱法辑佚、考释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本课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目前从经济史、货币史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仍占据主流，现有钱法研究重述、描摹气息浓厚，古代钱法的整体架构、发展变化及实际运行等重大问题尚不清晰。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层面，尚未充分彰显法学属性与特色。因此，有必要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钱法的沿革兴替与实际运作进行系统考察。
三、《隋唐五代钱法辑考》概说
1、研究目标
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钱法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辑佚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部系统探讨隋唐五代货币立法、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司法实践的有独立见解的力作。
2、研究内容
本课题是关于隋唐五代时期铸币法制的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与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两部分：
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本篇为钱法史料辑佚。主要从《通典》、《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传世古籍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分类辑录相关史料，并以年代为序编次。辑录的“钱法”条目由题名、时间、正文、来源、按语五部分组成，最大程度保证史料的原始性、权威性与完整性。原文阙名或确不合理者，题拟新名。所辑条目逐一注明出处，辨析异同，旁采博引，辨析考订。凡属订正原文讹误者，则以校勘记方式附于文末。依据史料性质与内容，该篇结构设计如下：
（1）钱法律敕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律令之中“钱法”相对稀见，直接关联者，目前仅存《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条、《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宋刑统・杂律》“私铸钱”条引唐“刑部格敕”条。就法律形式而言，唐代钱法主要表现为诏敕形态，并对律、格等“常法”修订具有直接影响，如“刑部格敕”内容即本于永淳元年五月敕文。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钱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律令、诏敕史料，编纂“隋唐五代钱法律令诏敕系年要录”。
（2）钱货奏议资料辑录。隋唐五代时期，国家时常召集臣僚讨论币制厘革、民间私铸、钱重物轻、币制折算等重大议题。官员还可以疏奏、策问、拟判等形式，发表关于钱法的观点。陈子昂、陆贽、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甫、罗周胤、程逊等关于当时钱法变迁与运行的表状、诗文材料，是反映唐代钱法理论与实践的原始依据。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士人关于钱法的奏疏、论著、策对、拟判等资料。
（3）矿冶铜禁资料辑录。针对民间私铸、恶钱滥行、销铸牟利、物价波动等问题，隋唐五代时期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铜禁规范。与铸钱关联的铜铁开采、征收史料，散见于唐《考课令》、《杂令》及诏敕之中。本章重点辑录隋唐五代时期铜矿管理、赎铜缴纳与折算、民间、寺观铜器管理等史料。
（4）铸钱监使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少府监下设铸钱监，开元二十五年二月，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此为铸钱使职设立之始。本章辑录隋唐五代钱监资料，考订各地钱监与铸钱使设置、沿革与变迁史料，力图体现专题研究与通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中国古代钱法始于秦汉，《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二年律令・钱律》是秦汉时期货币法制的代表。《唐律疏议》与《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及隋唐五代时期百余道诏敕，则反映了近四百年间钱法厘革的实际状况。后世宋、元、明、清钱法，大致沿袭前朝典制。《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下一》：“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明会典》卷三十四《户部三》“钱法”涉及铸币规格、管理、折算、私铸等。《大清律例》卷十一《户部》“钱法”调整货币铸造、流通、铜禁等，并附条例若干。可见，研究隋唐五代转型社会货币法制，对于查明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隋唐五代钱法并无专书可据，相关资料散见于正史、诏敕、奏议、政书、律典、文集、稗史，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之中。作为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分类、分期辑佚及考释成果尚属空白。本篇研究以历代钱法规则变迁为背景，以隋唐五代法制运行为剖面，依托系统、完整的钱法辑佚史料，彰显专题研究特色，强调综合互补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
①钱法渊源考。历代钱法在调整范围、对象与方式等方面损益之脉络清晰可寻。本章将以隋唐五代时期钱法为研究样本，利用传世文献、秦汉简牍和出土文书，上溯秦汉，下探宋元，关注中古时期经济法律形式的演变历程，重点研究晚唐五代转型社会钱法的变迁历程。
②钱法职能考。本章主要考察钱法规则在调整货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作用。透过法制变革和实际运行的视角，以“开元通宝”钱的铸造、流通、贮藏等问题为线索，从法治视野关注币制改革、盗铸私铸、铜器铸造、实钱虚钱、实估虚估等问题，尤其注意晚唐、五代丧乱时期杂钱流通制度、地方割据政权钱法等专题的研究。
③钱法理论考。本章通过考订、分析律令诏敕、臣属奏议以及诗文判牍等原始资料，归纳、总结隋唐五代时期依法调整货币制度的思想与学说，与不同历史时期货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为当代货币政策调整、抑制通货膨胀等提供历史参考。
④钱法适用考。罚、没、赃、赎收入是隋唐五代国家重要财政来源，处罚、抄没、计赃、赎铜均与钱法直接关联，是钱法适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唐律》规定了以绢估计赃标准，但中晚唐以后绢帛货币职能渐趋弱化，以钱评赃制度渐成司法常态，并在各类文献中有大量案例可资印证。本课题运用个案分析及数据统计方法，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考察钱法在定罪量刑领域的功能体现。
⑤矿冶法制考。货币铸造与铜、锡、铅、铁等矿产开采、冶炼、交易、持有、管理等法律问题直接关联。尤其是关于铜禁方面的律令、诏敕，以及银、铁、锡等矿藏管理，在隋唐五代矿冶法规中占据相当比例，遂拟设专题予以讨论。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依托《中国古代法律辑考》（北法文[2013]5号）、《古代法制资料钩沉》等大型课题，突出断代研究特色，完成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辑佚，为古代经济法律系统研究提供前期准备。
（2）以资料辑考为基础，强调专题考察特色。逐步展开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法制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为重新审视中国法律史学和构建经济法史部门贡献力量。
（3）重点关注货币法制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明，突出法律史学研究的时代借鉴价值，为我国当代金融政策调整及经济法律制定提供参考。
四、结论
在以上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本课题的主要结论：隋唐五代是我国中古时期货币法制发展和运行的重要阶段，是传统铸币本位体制逐步向纸币本位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各阶段货币法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隋初至开元中期，承接秦汉以来货币法制传统与货币政策理论，实行开铸新币，法禁私铸，钱货兼用，驱逐恶钱等政策；开元末期至五代十国，社会状况急剧变化，为解决财政危机，保障开支用度，国家推行调整禁榷、厘定赋税、铸造杂钱、申严铜禁等措施。各阶段钱法创制与适用之间既有传承又富变化，反映出法制运行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彰显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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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M].吴杰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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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通过了黄锡全秘书长代表第五届理事会所作的《中国钱币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副理事长；通过了理事长提名的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人选；通过了名誉理事长、顾问、名誉理事、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学术委员聘请人选。讨论通过了《中国钱币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规划》及《中国钱币学会负责人产生办法》、《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五届理事会史纪良理事长、新当选的马德伦理事长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货币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货币文化也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工作职责。中国钱币学会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从经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货币，从货币的演变来总结经验教训，从货币的实物来分析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状况，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审视货币的功能，从先进文化的高度来认识货币文化，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来开展学会工作，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当今的社会、经济、金融的发展服务。要把历史和现在联系起来，把研究和宣传联系起来，把中国钱币和世界钱币、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和世界经济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强钱币学术研究的生命力。
中国钱币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期间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钱币学自身的理论建设，继续抓好几项重点学术项目，尽早启动《中国货币通史》的编撰工作；二是加强中青年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支年轻的专家队伍；三是抓紧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巩固钱币博物馆(陈列馆)的成果；四是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人民银行成立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加强国际间钱币学术交流，大力宣传、普及中国货币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同日下午召开了中国钱币学会全国秘书长工作会议，通报了中国钱币学会2005年的工作小结和2006年工作计划，安排上海、湖北、江西、新疆、广西、甘肃、安庆等钱币学会，以及外交部钱币协会进行经验交流。最后，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锡全作了重要讲话。他提出，要认真传达、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史纪良顾问、马德伦理事长的重要讲话。今年学会要做好如下几项工作：第一，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巩固博物馆建设成果；第二，作好《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五辑的组稿工作；第三，作好有关学术研讨和普及宣传活动；第四，提前筹划迎奥运、中国人民银行60周年行庆、国际博物馆学大会的工作等。特别指出，学会工作要紧密围绕金融中心工作来展开，要配合人民银行做好反假货币的宣传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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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货币研究
古代货币研究中，传统的“热点”问题仍然受到相当的关注。在货币起源方面，耿曙生认为，商代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为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商代的贝已具备了货币的职能①。在边疆地区早期货币的研究方面，艾斯卡尔・阿巴斯依据考古发掘的新资料，探讨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疆各地发现的海贝及其它质地的贝币，认为新疆地区的海贝和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用于对外贸易②。林惠祥、韩西庵认为台湾原住民在早期社会曾使用过贝币，但蒋九如通过考察台湾地区早期社会的经济状况，认为原住民的早期生活基本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未曾使用过货币，但澎湖和台南大陆移民居住的区域，在宋代已出现商品经济，并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因而台湾地区货币史的上限应界定在宋代③。
先秦至汉唐时期，以具体的实物研究为多。黄锡全指出“分布”钱文应释读为“汾陂”，并结合中国钱币博物馆新征集的两枚此种钱币出自河南长葛、鄢陵一带的情况，认为其铸造地应在河南中部汝水的支流“汾水”流域④。朱红林指出，“金布”与“泉府”都是市场的管理机构，尤其是对工商业税收的管理，有调节市场商品流通的职能，负责货币的收藏与管理，对先秦的货、币、货币、泉府的概念提出了新的思考⑤。刘兴林认为，燕国圜钱的铸行晚于齐国，在币值的分级和铸造技术方面也不如齐国进步，燕国圜钱更是受到齐国圜钱的影响后产生的⑥。刘余力、刘云推测战国时期韩、赵、魏、两周、燕等国平首布的购买力为“石三十钱”，一枚平首布，可购粟折合今约1公斤⑦。吴良宝对三晋各种方足小布的铸造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始铸年代在战国中期，而其城邑的入秦的时间多数都在战国晚期⑧。邹志谅对苏州地区发现的楚国钱币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中的金版铭文皆为“郢爰”，楚大布较多，蚁鼻钱较少且铭文皆是“咒”字⑨。田光、志鹏对河北涞水宽城一带新发现的长形圆首大刀进行了探讨，将其年代推定在春秋早期和中期⑩。石俊志依据文献资料、出土青铜器的重量及其铭文，计算了楚、魏、齐、卫等国的黄金衡制，认为秦朝统一黄金衡制是以秦国旧制二十四两为一镒，而汉代进行黄金改制，将黄金的重量单位从“镒”变为“斤”，一斤为十六两[11]。
王泰初、马致远对出土的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披露了一块西汉五铢钱陶质阳文残背范和一块铁质五铢阳文残母范[12]。徐达元、思源对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旧藏的孤品“新币十一铢”进行了考证，对其真伪表达了审慎的看法[13]。对于唐代的银饼和银板，金德平指出，唐代银饼是已具有大额支付功能的货币，多用为税银、库银[14]，而银板可能是唐代白银初为货币时的一种形态[15]。徐东升认为唐代虚钱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是在政府铸钱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是百姓抵制政府带有掠夺性质的大钱而采取的一种自发行为的结果[16]。杨君对古代效仿“开元通宝”钱形制的改补钱进行了纵向梳理，认为其时间跨度从唐朝一直到宋辽时期[17]。
宋元明清时期，货币史与货币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徐东升对《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30个铸钱监和部分钱监的建置时间进行了考察，认为该书中所载铸钱监的年代是元丰二年[18]。对于宋代钱荒，熊燕军认为北宋发行了超过流通领域实际需求的大量货币，但由于政府农业税收的集中性与财政开支日常化的矛盾，以及东南“财源之地”与财政开支“内赡京师，外实边鄙”的矛盾，使得铜钱供应出现了结构性供需失衡[19]。他还指出，在北宋钱荒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干预不仅是钱荒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钱荒的强化因子；而在市场的自然调节下，纸币和白银货币化的出现，使钱荒的问题得到了解决[20]。郑瑾认为宋代参与私铸的人员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普通百姓和铸工，官员和地方豪强，且多以团伙的形式出现，地点选择上通常在深山僻谷和大江大湖之上，或者直接在官冶附近铸造[21]。潘懿[22]和陈明光[23]都认为宋人开始使用的“省陌”一语，指的是经由朝廷统一规定的一种“短陌”形式。金勇强认为宋代在纸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的同时，区域性差异也愈加明显，主要表现在流通稳定性、区域间的货币异制以及纸币购买力等方面[24]。刘森认为南宋政论家叶适把钱文文字书写的标准化，已上升到了铸币的防伪和管理流通的高度[25]。叶世昌对北宋的纸币小钞进行了考证，指出小钞的名称应当是从盐钞脱胎而来[26]。吴中华介绍了蒙元帝国时期察合台汗国及其周边地区制造的钱币及其特征，这些地区包括伊犁河谷、窝阔台故地、突厥斯坦、花剌子模、呼罗珊、吐火罗故地等[27]。汪海林、钟昌文依据疏附县发现的察合台汗国窖藏银币上的徽记特征，论述了史书上记载的与蒙古汗国相关的联合和统治情况[28]。张诗波认为，明朝政府虽然不允许民间私铸钱币，但也并未严格加以禁绝，而是默许其流通，甚至还确立了其与官铸钱的兑换率，俨然已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29]。万明以白银货币化为视角对明朝赋役改革作了剖析，认为统一征银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而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重大进程，由此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30]。杨海涛考察了明代墓葬出土金质钱币的情况，对其特点和出现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归纳和分析[31]。李强对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卯”在清代铸钱体系的整个铸造过程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币材投放和给发工匠工资的依据，也是成本核算单位[32]；他还研究了清政府对制钱的管制政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制钱铸造的质量和数量、铸局人员、币材供给、制钱流通等都有严格的管制[33]。王德泰、强文学则以乾隆宝武局为例，剖析了铸钱局对铸造利润的追逐，认为，乾隆朝以后，无论是宝泉、宝源局，还是各省铸钱局，都把追逐利润放在最重要的地位[34]；二人在另一文中将《铜政便览》中的部分记载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相关资料进行比对、考辨，证明了该书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可信的，是一部详细记载云南铜矿开采、云南铸钱、滇铜京运的铜政史、货币史资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35]。温春来通过对贵州大定府在铸钱原料铅(应是白铅，即锌)的产量及其分配与运销方面的研究，指出该地区在康熙年间改土归流后，由于矿产开发成了国家的战略要地，无论在地理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有重要影响[36]。林荣琴参照严中平先生对云南矿产量的估算方法，估算了清代湖南铜、铅、锌、锡在不同时段的产量，认为湖南是清代全国铜矿生产第二大省，也是鼓铸第二大省[37]。蒋立场撰文认为，清末由于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的演变过程，而官府在赋税征收中擅自采取的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38]。王涛、赵春对王茂荫的《再议钞法折》和《请酌量变通钱法片》进行了考订[39]。史全生考述了林则徐货币思想的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对外国银元实行市场管理，并按市价收缴小钱；二是主张自铸银元以取代外国银元和维持钱票流通；三是主张严禁鸦片，防止白银外流，挽回货币和财政危机[40]。梁俊艳对18世纪中尼“银钱贸易”的前因后果、是非公断、地方政府自铸银币进行了深入考察辨析，指出，由于尼泊尔来钱稀少，不敷民用，地方政府在廓尔喀战争之前就已经自铸银币，乾隆五十八年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的货币制度，在维护国家与统一上具有重要意义[41]。余丰辉、周铁铮分析了宣统二年驻藏大臣联豫的奏稿，认为当时商上铸造了与中央政府不同平色的藏银钱币[42]。
古代钱币的科技研究方面，周卫荣阐述了中国钱币的发展概况，提出了中国古代钱币“三个大发展期”的概念，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古代钱币科技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20世纪前三十年，科学工作者介入，运用化学分析方法分析古钱币的合金成分；20世纪后三十年，科技史和科技考古工作者介入，多种技术手段研究古钱币；进入21世纪，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古钱币，其中，用模拟实验研究古代铸钱工艺取得了重要成果[43]。纯子发现了含镍较高的几种特殊版式的“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大钱，颠覆了以往人们认为中国古代钱币中无镍合金币的传统看法[44]，为北宋币材合金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屠燕治以一枚稀见的“庆元通宝”折三钱为例，对南宋祖钱和样钱的制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5]。
二、近现代货币研究
近现代机制币，受国内外大型拍卖活动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珍稀币种上，真伪鉴定和“身世”考据是其重点。
周祥指出，尽管光绪二十四年陕西订购的铸币机器没有到达陕西，而由上海直接运到了湖北，但并不能说明英国喜敦厂为陕西代刻钢模试铸的样币就没有到过陕西[46]。孙浩以李伯琦撰《中国纪念币考》手抄本为依据，摘录了民国初年发行的几种重要的金银纪念币的情况，为近代金银币的考证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47]。孙浩还撰文讨论了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缶宝”与“尔宝”版式，并介绍了当时外国技术人员叙述的成都造币厂机器安装的经过[48]，他还披露了目击者对上海银饼制作流程和所用钢模的情况[49]。张或定等对“加铸本省字样”银元和“湖北省造本省银元”进行了辨析[50]。冯飞龙认为，近代机制币废弃的钱币钢模可能有流散到民间的，进而被某些人利用制作出钱币珍稀品[51]。岑凯杰专门对黎元洪开国纪念币中的“戴帽版”进行了辨析，认为戴帽版确系真品，铸于1912年，而其中的OE错版最为珍贵，总量不足400枚[52]。黄成栋介绍了贵州半分铜元[53]。沈鸣镝介绍了“雪阿”铜币中某种改模后再铸造的情况，并找到了相对应的铸造模具图片[54]。金普军、凌雪对铜币上的纹饰作了研究，认为藏币上的佛教纹饰，不仅是传统文化、宗教文化的体现，可能反映了设计者珍视民族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决心[55]。
近现代纸币的研究以考证历史背景、发行过程和历史意义为着重点。由于近现代纸币种类繁多，发行的情况千差万别，资料的发现和梳理大有可为。
马陵合考察了关金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实施细则，认为关金是旧中国不平等关税抵偿借金还银外债体制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关税自主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最后由一种信誉良好的兑换券变成了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的工具[56]。马陵合还对西原借款中的金券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以实现金本位制为诱饵，试图通过亲日的皖系军阀实行金券制度，达到日华货币一体化，后由于日本自身的力不从心、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币制改革的复杂性，无功而返[57]。潘连贵考察了近代中国的领券制度，认为其历史意义在于扩大了中国银行业纸币的发行与流通，有利于发行权向大银行集中，这是近代中国独特的一种纸币发行制度[58]。贾克佳对存在于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间的内蒙古东部解放区兴安省政府发行的纸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证，订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59]。刘绍明考察了民国时期河南宛西各金融机构发行的地方金融流通券，对各机构发行的流通券作了介绍和考证[60]。梁恒孝根据其多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指出，“淮上地方银号”券是苏皖第八专署于1945年秋至1946年秋驻于濉溪口期间发行的，由距濉溪口东北约一华里的寇湾子村路西出版社印制，这时期八专署并没有印制发行所谓后期的“淮北地方银号”币[61]。张小杰考察了北伐时期的各类北伐军用钞票，征引资料比较丰富[62]。徐安民结合收藏实践，介绍了在江西民间发现的尚未著录发表的多种少见纸币实物券[63]。张新知、王学文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哈尔滨商会发行的几种“羌帖”(对沙皇俄国在我国发行的卢布的俗称)兑换券[64]。乔传义介绍了在沙皇俄国崩溃以后，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奉中东铁路督办兼护路军总司令霍尔瓦特之命于1918年末在哈尔滨发行的卢布纸币―“霍尔瓦特票”的发行始末[65]。解武军、熊卫东结合在民间见到的纸币实物，对“闽浙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发行的情况作了介绍[66]。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晚清《申报》等报刊多有关注，从许多角度挖掘《申报》的史料价值。黄敏从钱币研究的角度发掘《申报》中历史信息，对同治、光绪年间苏州私钱和禁除私钱进行了研究，指出苏州的禁私行动虽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但是私钱并没有彻底禁绝，认为制钱缺乏是私钱存在的基础[67]。
三、当代货币研究
当代货币研究，主要集中在假钞、假币和毁损币方面，以分析现象、原因、提出应对举措和政策建议为主。
金德平在系统的资料收集基础上，对自1979年以来的27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金银币进行了较全面的统计和剖析，指出，我国金银币的制作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68]。陈争鸣以湖北襄樊市公交公司近8年来收入的假1元硬币为研究对象，介绍了这些假币的数量、“流通特点”、“伪造特点”、“辨伪方法”，并总结出了制假发展的趋势，指出，人民币硬币制假贩假的势头尚未得到遏制，反假工作还任重而道远[69]。贾克佳在经过大量的调研工作后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应尽快给“分辅币”正式退出流通的文件，以便规范人民币流通市场”[70]。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结合喀什地区边境贸易情况和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管理的政策建议[71]，并披露了发现的假奥运金银币的情况[72]。于英辉等剖析了假人民币流通的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73]。郑涛对纸币的编号进行了探讨[14]。张建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发行的硬分币的情况[75]。冯石明根据元朝“昏烂钞”倒换的历史情况，对今天纸币发行的实际操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76]。戴志强对当今中国的钱币市场进行了解读，并对繁荣钱币市场提出了一些建议[77]。
四、外域钱币研究
外域钱币的研究主要在丝绸之路钱币上，以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为主，其他时期和地区的钱币也有关注。
钱伯泉认为“外文铅饼”(希腊文铅饼)应是大宛国所制造，是汉朝征服大宛国后，作为胜利品输入中国的[78]。范丽敏以钱币证史，通过对大夏真兴钱的研究，指出大夏国的经济绝非过去文献记载和人们想象中那样的原始、落后 [79]。王永生对“高昌吉利”钱进行了考述，提出‘吉利’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80]，张建功则对突骑施钱作了较为综合的论述[81]。努尔兰・肯加哈买提对“日月光金”钱背面的异域文字进行了专门的考释，认为其最接近突厥鲁尼文，而且是草体形式，文字内容具有摩尼教属性[82]。
张曦概述了中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研究状况，探讨了河北出土的6枚拜占庭金币图案的时代变化，指出，拜占庭金币图案在查士丁一世与查士丁尼一世共治时生了变化：人物像由单个向多个发展，人物刻画由细致向抽象发展，女神像被男性天使取代。同时还探讨了拜占庭金币从拉丁文向希腊文转变的过程，以及拜占庭金币流入中国后其功能的变化[83]。罗丰对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从钱币学角度作了剖析，并对中国境内出土的贴身随葬外国金币作了统计，归纳出各种金币随葬习俗[84]。郭云艳对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述和评论，指出，我国对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但由于各有偏重，仍有深入展开的空间[85]。李铁生对萨珊钱币上单独出现的神授徽、公牛徽、祈愿徽、星、月等六中徽记分别进行了考论[86]，又对贵霜币上的阿多克索(Ardoksho)神图案作了分析，认为其最初出现在迦腻色迦一世第纳尔金币上[87]。林钧永对希腊―巴科特里亚王国的“单语钱币”进行了概述[88]。于向东对越南的早期货币进行了研究，认为丁朝太平兴宝的铸造是越南封建时期独立铸币开始的标志[89]。俄国学者E.A.Davidovich对伊斯兰征服中亚之后中亚钱币和货币制度的发展作了概述，对伊斯兰化时期的钱币和相应货币制度的研究有参考意义[90]。
在外域近代和当代钱币的研究方面，喻战勇介绍了英属东印度公司1840年维多利亚卢比的版别[91]。郑涛指出二战结束后，匈牙利纸币的最大面值由发行之初的1000潘戈，涨到1946年年初的1千万潘戈，直到1946年年中印制发行1万亿亿潘戈纸币，创下了货币史上一个世界纪录，也远远超过了1949年5月10日政府新疆省银行发行的60亿元纸币这一我国历史上最大面值的纸币[92]。此外，徐龙介绍了以色列发行的币中币[93]，蔡俊良对当代巴基斯坦硬币概况作了介绍[94]。
五、出土与发现
2007年钱币的出土和发现资料较多。4月，江苏大丰出土了21枚楚国“郢爰”金版[95]，多家媒体对此作过报道。成都博物馆和彭州文管会报道了1980年代出土于成都市郊彭县的一处三国蜀汉时期窖藏钱币的整理情况，共计有“蜀五铢”16枚，“直百五铢”2841枚，并指出，“蜀五铢”是在东汉晚期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四川时所铸，在形制上继承了西汉郡国五铢的一些特征[96]。胡振等公布了湖北鄂州市一处六朝墓葬早年出土的钱币资料，计有3566枚，多为三国蜀汉政权的铸币，以小型“太平百金”为主，并有传形钱[97]。鄂州在三国时属孙吴，此墓葬出土几乎皆为蜀汉钱币，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陈旭披露了山东济南市天桥区在2005年出土1000余枚齐国三字刀的情况，在历年来齐刀的出土数量中名列第三，打破了以往史学界因济南地区出土齐刀币少而被认为在当时系经济落后地的看法[98]。曾咏霞等介绍了1984年10月四川新都县粮食局基建工地出土的30枚窖藏银锭，其中8枚刻有铭文[99]。安庆市钱币学会报道了安庆周边历年来出土钱币的情况[100]。刘敏披露了2006年9月在四川武胜县嘉陵江段，打捞出23块明清时期铸币原料铜、锡坯锭的情况[101]。赵晓军、吴业恒披露了2006年4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南新区发现的一小批平首布和圜钱[102]。伍显军介绍了1992年出土于温州鹿城区的四件南宋时期的金叶子[103]。杨君介绍了2006年初出土于陕西渭南市一批秦半两的情况，并进行了分类和考辨[104]。颜松介绍了库车县博物馆藏的34枚察合台汗国银币[105]。黄留春、黄越公布了1996年10月出土于许昌市观台村一处汉晋时期钱币窖藏的情况，对其中主要的钱币种类择要进行了介绍[106]。秦有云披露了1990年9月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发现的一处金朝窖藏钱币的有关信息[107]。
六、钱币学理论与钱币文化
戴志强对中国钱币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从文化层面上理解，钱币应该是货币和货币文化衍生物的总称，即“币”和“章”的合称，而“中国钱币”应该包括中国所有的‘钱币’，即包括历史上的钱币和当代的钱币，他们的交接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界[108]。对钱币和钱币学的界定，徐承泰认为，钱币是指历史上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的，有加工痕迹及固定单位的金属铸币和纸币。钱币学是研究中国历代货币形态，探索钱币演变规律，探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学科。钱币学的研究对象以历代铸造和发行的金属铸币以及纸币为主，也包括实物货币，铸造成一定形状的金、银，作为信用货币的票据，以及制作成钱币形态并以钱而名之的压胜钱、游戏钱、纪念币等。钱币学研究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具体钱币的时代、形制、大小、轻重、版别、质地、文字、图案、真伪、制作技术工艺等，这是钱币学的基础研究工作；第二个层次是研究中国古代钱币整体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理论；第三个层次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以钱币研究为视角，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等[109]。张友直对“实物货币”提法的渊源和争论进行了考评，指出实物货币是中国货币学家对我国历史上最初货币形式的恰当描述，与马克思“最早的货币”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实物货币的币材尽管包括了金属，但实物货币并不涵盖金属货币，金属与金属货币是有紧密联系而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实物货币不宜称商品货币[110]。李兰根据考古出土和民间藏品，对历代的扑满进行了研究，指出，汉代始将储钱罐称为“扑满”；扑满器形最早出现于秦，成熟于汉魏，兴盛于唐宋，一直流传至今[111]。裘峥根据近年来经济学研究中的行为经济学引申到钱币学研究，并以此为平台，探讨钱币发展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112]。关汉亨介绍了香港的几位著名钱币收藏家[113]。
本文是基于2007年发表的文章的综述，根据我们的统计，本年度发表的钱币学研究文章有数百篇此数字，不仅涵盖公开的学术期刊刊登的钱币类文章，还包括一些省市钱币学会编辑的内部刊物上的文章。，但限于篇幅，直接概述到文中的只有120余篇。总体来说，这一年里，早期货币尤其是先秦货币的研究水准较高，如对空首布“分布”的研究，对正确认识“布币”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宋与明清货币的研究文章较为深入，且具一定系统性，学术价值较高。相对而言，近现代货币方面的文章比较单薄，有待加强，尤其是珍稀类币的历史背景和存世量方面的研究，尚不能满足广大钱币爱好者的需求。此外，在通货膨胀、钱币防伪反假方面，值得研究的题材很多，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探索尚需进一步展开。
本年度出版与钱币学相关的著作10余部，主要有《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114]、《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115]、《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116]、《西夏钱币汇考》[117]、《中国铜元谱》[118]、《广东人论钱币》[119]、《钱币初始晋东南》[120]、《中国古代钱币》[121]、《中国古代货币》[122]、《地方货币》[123]等。此外，在西夏货币、东南亚货币等方面召开过专题研讨会，有关文章的发表尚待时日。另外，正在开展的研究课题还有不少，据我们所知，近期在古代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铸钱业与铸币税、货币实物科学保护、古代货币中的重大发明创造、钱币科学鉴定与反假辨伪等方面都会有成果面世。
注释：
①耿曙生：《论“贝”成为我国货币的年代》，《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②艾斯卡尔・阿巴斯：《初探新疆发现的贝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3期。
③蒋九如：《台湾原住民早期社会使用货币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④黄锡全：《新见“分布”及其相关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⑤朱红林：《里耶秦简“金布”与中多相关制度》，《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⑥刘兴林：《燕齐圜钱的比较研究》，《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
⑦刘余力、刘云：《平首布的货币单位与购买力》，《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⑧吴良宝：《谈三晋方足小布的铸造年代》，《江苏钱币》，2007年第1期。
⑨邹志谅：《苏州地区为何频频发现楚国钱币――兼谈楚国末期货币结构》，《江苏钱币》，2007年第1期。
⑩田光、志鹏：《涞水宽城一带新见早期长形圆首大刀》，《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1]石俊志：《试论战国秦汉黄金衡制的演变》，《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12]王泰初、马致远：《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研究》，《钱币博览》，2007年第1期。
[13]徐达元、思源：《“新币十一铢”真伪评说》，《安徽钱币》，2007年第3期。
[14]金德平：《唐代银饼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5]达津(金德平笔名)：《唐代银板小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6]徐东升：《唐代铸钱散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7]杨君：《历代改补“开元通宝”版式流通钱》，《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8]徐东升：《户口、铸钱监和盐产地年代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9]熊燕军，《结构性供需失衡与北宋钱荒》，《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0]熊燕军：《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政府干预与北宋钱荒的解决之道》，《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1]郑瑾：《关于宋代货币私铸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2]潘懿：《省陌之省》，《钱币博览》，2007年第2期。
[23]陈明光：《“短陌”与“省陌”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4]金勇强：《两宋纸币流通的地域变迁与区域差异》，《开封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5]刘森：《宋钱版别研究的珍贵史料――读叶适》，《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26]叶世昌：《北宋的纸币小钞》，《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27]吴中华：《察合台地区造币场初探》，《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28]汪海林、钟昌文：《对疏附县发现察合台汗国窖藏银币的研究――兼论海都联盟时期打制币》，《内蒙古金融研究o增刊》，2007年第1期。
[29]张诗波：《明代“私铸钱”与国家的应对措施》，《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
[30]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31]杨海涛：《略论明代的金质瘗钱》，《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2]李强：《浅谈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3]李强：《清政府制钱管制政策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
[34]王德泰、强文学：《关于乾隆湖北宝武局铸钱利润的考察》，《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5]王德泰、强文学：《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6]温春来：《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清史研究》，2007第2期。
[37]林荣琴：《清代湖南矿产品的产销(1640-1874)――以铜、铅、锌、锡矿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8]蒋立场：《清末银钱比价波动与地方官府赋税征解(1901-1911)》，《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39]王涛、赵春：《也谈王茂荫――兼论对文献的辨析》，《兰州学刊》，2007年第5期。
[40]史全生：《论林则徐的货币思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41]梁俊艳：《18世纪中尼“银钱贸易”冲突与自铸银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2]余丰辉、周铁铮：《对清代藏银铸币衡制与成色问题的疑问》，《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43]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与钱币科技考古》，《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
[44]纯子：《五枚北宋时期含镍钱币的测试及探索》，《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45]屠燕治：《南宋神泉监蜡模祖钱初探――兼谈折三庆元铜铸试样钱》，《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46]周祥：《陕西铸币机器及相关问题》，《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47]孙浩：《李伯琦手稿中的民国初年金银纪念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48]孙浩：《谈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缶宝”与“尔宝”――兼录洋匠所述成都造币厂机器安装之经过》，《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49]孙浩：《目击者对上海银饼制程及钢模之描述》，《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50]张或定、张劲峰、张哨峰：《“加铸本省字样”银元并非“湖北省造本省银元”》，《江苏钱币》第3期。
[51]冯飞龙：《警惕废弃的钱币钢模被利用》，《收藏》，2007年第1期。
[52]岑凯杰：《论黎元洪开国纪念币戴帽版》，《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3]黄成栋：《贵州“半分铜元”――中国铜元的绝唱》，《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4]沈鸣镝：《改模铜元》，《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55]金普军、凌雪：《铜币上佛教纹饰研究》，《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
[56]马陵合：《民国时期关金券的发行背景及有关金本位的讨论》，《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7]马陵合：《诱惑与现实的冲突：西原借款中的金券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58]潘连贵：《近代中国的领券制度》，《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9]贾克佳：《兴安省政府发行纸币考》，《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1期。
[60]刘绍明：《“宛西自治”纸币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1]梁恒孝：《关于“淮上地方银号”券的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2]张小杰：《北伐军用钞票》，《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3]徐安民：《江西地方纸币的几次重大发现》，《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4]张新知、王学文：《哈尔滨商会发行的特殊纸币――羌帖兑换券》，《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5]乔传义：《“霍尔瓦特票”发行始末》，《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6]解武军、熊卫东：《对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发行历史背景的分析》，《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7]黄敏：《从看苏州的私钱与禁私(1872-1877)》，《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8]金德平：《对中国当代金银币的统计与分析》，《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9]陈争鸣：《对假1元人民币硬币的分析――公交公司误收假1元硬币情况的调查》，《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70]贾克佳：《人民币“分辅币”应尽快正式退出货币流通领域》，《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71]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人民币在喀什周边国家流通情况的调查分析》，《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72]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麦盖提县发现假2008北京奥运会金银纪念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73]于英辉、梁伟、苗培贵：《假人民币非法流通现象及对策初探》，《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74]郑涛：《纸币编号的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75]张建超：《纪念流通金属币发行五十周年》，《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76]冯石明：《元朝“昏烂钞”倒换的借鉴和启示》，《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77]戴志强：《解读中国钱币市场》，《钱币博览》，2007年第1期。
[78]钱伯泉：《甘肃出土的希腊文铅饼新探》，《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79]范丽敏：《从“大夏真兴”钱看大夏国经济》，《内蒙古示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80]王永生：《“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81]张建功：《突骑施钱研究之我见》，《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82]努尔兰・肯加哈买提：《日月光金钱胡书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83]张曦：《河北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3期。
[84]罗丰：《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析》，《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85]郭云艳：《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综述》，《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86]李铁生：《对萨珊钱币上几个徽记的初探》，《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1期。
[87]李铁生：《贵霜币上的神像和阿多克索(Ardoksho)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88]林钧永：《希腊――巴科特里亚王国的“单语钱币”简介》，《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89]于向东：《所录丁、前黎朝铜钱与越南早期货币史的若干问题》，《东南亚纵横》，2007年第7期。
[90][俄]E.A.Davidovich撰，华涛，陆烨译，《中亚的钱币和货币制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91]喻战勇：《英属东印度公司1840年维多利亚卢比的版别》，《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92]郑涛：《二战后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与巨额纸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3]徐龙：《以色列的币中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94]蔡俊良：《巴基斯坦硬币通览(上)》，《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95]陈晓春：《大丰发现我国最早黄金货币――楚国“郢爰”》，《江苏钱币》，2007年第3期。
[96]成都博物馆、彭州文管会：《成都彭县出土“直百五铢”窖藏钱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7]胡振等：《湖北鄂州新庙茅草村M2出土钱币的清理报告》，《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8]陈旭：《山东济南出土齐国刀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9]曾咏霞、张渝新、廖继成：《从窖藏出土实物解析明代银锭》，《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100]安庆市钱币学会课题组：《对安庆出水出土古币情况的调查及初步认识》，《安徽钱币》，2007年第4期。
[101]刘敏：《四川武胜嘉陵江打捞出水的铸币材料》，《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102]赵晓军、吴业恒：《洛阳新发现的战国钱币及相关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3]伍显军：《探究4件南宋金叶子》，《中国收藏・钱币》(创刊号)。
[104]杨君：《陕西渭南市出土秦半两钱搜例》，《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5]颜松：《库车县博物馆藏察合台银币研究》，《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106]黄留春、黄越：《观台出土窖藏汉晋时期钱币简报》，《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7]秦有云：《商都县西坊子乡长胜梁村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108]戴志强：《中国钱币的内涵》，《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09]徐承泰：《论钱币与钱币学》，《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10]张友直：《关于实物货币定义的一些思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11]李兰：《扑满考略》，《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12]裘峥：《浅析钱币学与人类行为学的关系》，《东方博物》，第22辑。
[113]关汉亨：《香港钱币收藏甲――集币随笔(二十一)》，《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114]《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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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文化论文范文4
（一）
“中原王朝在新疆发行流通的钱币”专题展览，按时代顺序展示了汉代至明行的在新疆考古发现的钱币。
自汉代起，铸币大量进入新疆，最早的是西汉半两，出土于楼兰、木垒、奇台等地。汉五铢由于使用广泛，大量发现于新疆各地。新莽时期所铸大泉五十、货泉等也在楼兰遗址出土。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在新疆各地都有发现。北宋钱的很多品种在天山南北普遍发现。金朝所铸正隆元宝、大定通宝也在木垒、奇台和博乐等地出土。在吐鲁番等地不但发现了元代中央政府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还出土了一些元代铜钱。明代钱币在新疆东部发现较多。
这部分展览除了一般的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展示元素和内涵外，更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印证和说明了新疆历史的第一个基本特点：新疆自古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
“新疆自铸钱币”专题展览，包括古代新疆钱币，清代新疆钱币，民国时期新疆钱币三个部分。
古代新疆钱币，展示有源自希腊的打压法铸造的汉二体钱，铭文为汉文和卢文合璧，有大钱和小钱两种；龟兹五铢钱，质地以红铜为主，兼有黄铜，仿五铢钱形制铸造，铭文为汉文和龟兹文合璧；高昌吉利钱，为麴氏高昌国（499～640年）时期所铸，传世极少；突骑施钱，汗国曾仿唐开元通宝形制铸造的钱币，铭文采用栗特文；回鹘钱，西州回鹘9世纪中叶西迁后仿唐开元钱形制而用回鹘文铸造的钱币；喀喇汗朝曾在喀什噶尔和鸦尔看（莎车）两地制造大量钱币，新疆各地已发现2万多枚，其中包括著名的桃花石可汗钱；察合台汗国钱币为察合台汗国时期在阿力麻里、喀什噶尔等地打制的钱币，有金、银、铜三品，以银币为主。此外，还有需进一步考定的叶尔羌汗国（1513～1678年）普尔等。
清代的新疆钱币在前期以银两和红钱为主，后期则以天罡银元与红钱相辅而行，纸币亦开始萌芽。此部分展示包括：清代新疆的货币制度，新疆的七个铸钱局，准噶尔部普尔——红钱的前身，前期红钱——乾隆在世时铸造的红钱，后铸的乾隆红钱，其他中期红钱，新疆折二红钱的开端——“道光八年十”，咸丰大钱，大钱的尾声，库车热西丁维文红钱，和田哈比不拉小天罡，入侵者阿古柏钱币，光绪小天罡，左宗棠与新疆铸币，光绪朝的库车局红钱，光绪年间铸造的带“十”字红钱，新疆建省纪念币，委托代铸红钱，成套的光绪银元，干支纪年红钱，晚期机铸钱币，宣统年间的铸币，晚清纸币。
民国时期新疆钱币展示内容包括：（1）民国前期新疆的货币制度。民国前期（1912～1938年）新疆继续沿用清代红钱和天罡银元的平行本位制，发行纸币作为兑换券。（2）民国成立纪念币。为纪念中华民国成立，在省城迪化发行了有“壬子”两字的银、铜两品机铸纪念币。（3）省票和省票区。民国以后，中央政府的协饷（财政补助款）断绝，只赖以发行无足够准备金的纸币省票（大龙票）以解决财政困难。省票的辅币有狗娃子票（面额红钱一百文）及小油布帖（面额红钱40文）。（4）省票区内同时流通的其他钱币。（5）喀票和喀票区。清行的老龙票进入民国后逐渐集中流通于喀什道（喀什、和田二区），故俗称喀票。（6）喀票区内同时流通的其他钱币。在喀票区内民国以来新铸不少五钱银元及各种版式的铜元，故与纸币同时流通的银元、银块、铜元、红钱均较多，找零方便，纸辅币发行量较少。（7）临时兑换券性质的阿尔泰通用银券。阿尔泰地区清代至民国八年（1919年）前直属中央管辖，民国后中央的协饷（多为中国、交通两行钞票）常不能按期拨到，故阿尔泰办事长官公署遂发行通用银券（临时兑换券），先行流通市面，待协饷拨到后兑换。（8）未发行的殖边银行新疆专用钞票。1915年殖边银行在迪化设立新疆分行，开办业务，并计划发行以红钱为单位、加印维文的新疆专用钞票，但未及发行，即因内地总、分行遭受挤兑风潮倒闭，牵连该行于1916年5月亦随之倒闭。（9）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发行的金券。1913年起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宁远（伊宁）、喀什和塔城三地分行发行金券，凭券可兑换黄金。十月革命后彼得堡总行被苏维埃政权接收，巴黎分行成为总行。新疆的三个分行先后停业，其发行的金券几经交涉，最后以45%的折扣收兑。（10）新疆军阀混战时期各地割据政权发行的钱币。1933年发生盛世才、马仲英军阀混战，各地方割据势力乘机崛起，并竞相滥发纸币。其币质有白道林、横格办公纸、和田桑皮纸、白细布、横条布、小点布、油渍布等。这些粗制滥造的纸币随着各个政权的，大多成为废纸。（11）发行新省币的十年。1939年2月，毛泽民（化名周彬）在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期间，主持币制改革，废两改元，收回省票和喀票，发行全省统一的不兑现纸币——新（疆）省币，面值共29种，最小的为1分，最大的为60亿元。（12）最后的新疆银元和银元票。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人民政府为安定人心，稳定金融物价，明令通告银元票为新疆暂时的合法货币，但停止兑现。1951年10月1日，新疆发行印有维文的人民币，收回地方币银元票，实现了全国币制的统一。
以上三部分皆为新疆本地自铸钱币，揭示了新疆历史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它们都对新疆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
“丝绸之路钱币”是新疆钱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畅通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外钱币和源自希腊的打压法造钱术传入新疆，已发现的贵霜钱币、拜占庭（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等就是实物见证。这些钱币在我国西北某些地区曾作为货币流通使用。在流入新疆内地的制钱中还发现杂有日本“宽永通宝”和安南（今越南）“景兴通宝”等外国铜钱。中亚浩罕、布哈拉汗国的金银币，随着边境贸易而流入新疆地区，对新疆钱币在形制上有很大影响。19世纪下半叶，在内地流通的外国银元也开始流入新疆。1871年起，沙俄霸占伊犁地区达10年之久，沙俄货币流行于天山南北，直至1917年沙俄发生革命，帝制覆灭，俄帖始退出新疆市场。英属殖民地印度的钱币亦曾在新疆南路流通过。
丝路钱币阐释了新疆历史的第三个特点：新疆位居丝绸之路要道，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5
内容摘要：本文作者通过查阅古籍，引用参考文献等方式对于宋代“钱荒”问题以及其成因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与分析，“钱荒”问题的产生不仅在需求侧，还在供给侧，不仅有国内因素的影响，还受外来国家的影响，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还与国家政策有很大关联。之后作者对“钱荒“问题及其成因反映出的宋代经济的部分特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最后陈述了从中获得的启示以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钱荒 货币 商品经济政府政策
一、 引言
宋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既有着“昏君误国，不理朝政”的千古争议，又有着《清明上河图》中的太平盛世，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朝代，也是具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的朝代，而宋代独有的货币文化更是吸引了很多人注意，宋代出现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领先了其他国家几百年，同时，宋代也有着极为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一切的一切都叙述着宋代的货币体系的特殊，也昭示着研究宋代经济影响下的货币体系的必要性。而我们在研究时发现，宋代“钱荒“问题无疑与上述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钱荒“问题及其成因，我们或许可以窥得庞大而复杂的宋代经济的一隅。
二、 “钱荒“问题及其成因
（一） 什么是“钱荒”？
“钱荒”即货币量在流通中不能满足商品交易需要而产生的短缺现象。“钱荒”现象最早出现在唐代, 在封建通知的后期曾经广泛地出现，而宋代可谓是“钱荒”问题最严重的朝代。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四川地区“铜钱已竭,民甚苦之”，熙宁年间（1068—1077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货币),民间谓之钱荒”，熙宁八年（1075年）在铜钱供给部门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写道:“乃自比年以来,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元祐元年（1086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时，更是“钱荒物贵,极于近岁, 人情疑惑,市井萧条”,到了宋理宗（1234—1264）时，台州更是“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宋代的“钱荒”问题已经成为了贯穿这个朝代始终的问题。
（二）“钱荒”问题产生的原因
那么，宋代“钱荒”问题为什么会如此严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铜钱的需求量大增
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宋代，政府对于商人的限制已经减少了许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开封城内“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足见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繁荣随之带动了人们的需求的上涨，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自然也会随之上涨，于是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铜币供应不足的情况，宋代政府也随之做出了改变：增大铜币铸币量和发行纸币：交子。
2、 大量铜钱被蓄积与收藏
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逐渐富足，官僚、富商也层出不穷，而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当时，铜币无疑是财富的象征，于是，以官僚和富商为首的人争相囤积铜币，王旦曾说“京城百万者至多, 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然则器皿之用, 畜藏之货, 何可胜算?”，可见当时贮藏货币之风之盛行。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贮藏铜币，货币的供给量就会大幅度减少，从而引起“钱荒”。
3、 铜钱的大量外流
宋代之特殊，还体现在外交上，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签署割地赔款条约的朝代。宋代每年给予西夏大量的金银财宝，称为“岁贡”，铜币自然也不会少，由于西夏与大辽所处的地方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因此铜资源十分匮乏，他们实行严格的金属出口限制政策，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铜币大量流入西夏辽国等地。此外，由于北宋货币不仅通用于中国与外国的贸易, 还通用于海外诸国之间的贸易, 海外国家对于宋代货币十分渴求，争相于大宋发展贸易，不惜低价收购铜币，根据包恢所言，海外商人“先过温( 州)、台( 州) 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 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海上民户所贪嗜者, 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在这种情况下，大宋的对外贸易逐渐变得繁盛起来，据记载，“皇祐中, 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 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 又增十万。”这反映了大宋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货物，总体来看，大宋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这使得货币出现大规模的外流。以上多种因素使得货币的供应量再度大幅减少，也是诱发“钱荒”的重要原因。
4、 政府的征税制度
唐代以前，政府征收税收时是以物品为主要形式的，其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以“”征收钱的方式代替了之前征收实物的形式，给铜币的供给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北宋王安石又推行了“青苗法”与免役法，”青苗法“要求农民们纳苗时必须缴纳钱币；免役法更是要求“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这些法律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压力，但是对于宋代的货币供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历史记载“差役、免役, 各有利害。免役之害, 掊敛民财, 十室九空, 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足见其影响深远。
5、 铜贵钱贱，不少人毁钱铸器
在宋代，铜资源不只对于西夏来说弥足珍贵，对于宋代来说，铜资源也是相对稀缺的，铜的价格远比铜铸成的钱币的价格要高，史云“销熔十钱, 得精铜一两, 造作器物, 获利五倍”。即使宋代有法律规定不能私自毁钱，巨大的利润仍使得不少人铤而走险，毁钱铸器，使得官铸铜币的供给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三、“钱荒“问题及其成因反映出的宋代经济特点
通过以上对于“钱荒”问题的陈述以及对其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宋代成为封建社会后期“钱荒”问题最为严重的朝代绝不是偶然的，宋代经济相较于其他朝代而言有着十分独特之处，下面我们从“钱荒“问题及其成因来探讨宋代经济的独特之处。
（一） 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经济水平十分发达。
我们虽分析出了钱荒问题的诸多成因，商品经济的繁荣无疑是需求侧最主要的成因，“钱荒“问题产生绝不可能只是供给层面的原因，如果人们对于货币没有过多的需求甚至需要货币，“钱荒”问题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而需求方面的问题才是“钱荒”问题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货币的需求会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吗？答案是肯定的。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人们持有货币的需求主要是有消费需求，预防需求以及投资需求三个层面，在宋代，人们对于货币的最主要需求还停留在消费需求的层面，消费需求自然是指对于商品与服务的消费，人们对于货币需求的增加，意味着消费需求的旺盛，意味着可消费的商品及服务的种类繁多以及货币交易总额的庞大，反映出宋代的空前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发达的经济水平。
（二） 对外贸易的极其发达。
我们在探究货币短缺的的成因时，发现铜钱外流现象十分严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宋代对外贸易的发达。无论是西夏、大辽，还是东瀛及海外诸国，对于宋代的铜币都有着极大的渴求，这也反映出大宋与周边各国贸易往来之频繁，且铜币流失量极大，“自从榷场贸易后, 七八十年间, 铜钱像开了闸的巨流, 滚滚而北。”这反映出大宋对外贸易的数额之巨大，两者结合，充分体现出对外贸易的繁荣。
（三） 宋代政府对于流通领域货币数量不够重视，处理方式不够有效。
宋代无论是青苗法还是免役法，初衷都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他们显然忽略了这对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影响，仍试图用铜币代替实物交税、免除劳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大宋对于“钱荒”问题的处理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虽然有些人认识到了“钱荒”问题的本质，如张方平以及沈括等对于钱荒问题已经做出了较为完备的论述，大宋政府对于“钱荒”问题的处理仍然停留在基础阶段，无法有效解决该问题。
（四） 货币购买力下降严重
我们说，发达的商品经济会带来更多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就会减少，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会下降，但是我们发现，能使人们不惜毁钱铸铜的情况发生，那么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不可能只是实际购买力，还受到包括政府因素在内的其他因素影响，政府面对“钱荒”问题的威胁更多的是通过增加铸币量甚至通过发行“交子”的方式以满足快速增长的货币需求，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限制人们贮藏货币，于是货币量大幅增加，使得货币的购买力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五） 金融体系缺乏，货币资本化难度高
我们发现引发“钱荒“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量铜钱被私人贮藏。这说明，在宋代，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更多的的集中在了消费需求以及预防需求，而对于投机需求很少涉及，这反映出了宋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并不完善，货币的资本化程度高，人们的投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并不意味着金融投资体系的完善，宋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四、 从宋代“钱荒“问题以及经济特点中想到的
通过上述我们对于“钱荒“问题成因的探究以及从成因对于宋代经济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反思。
（一）对于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当前我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金融体系可以高枕无忧，我国的金融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些缺陷，无论是从金融市场上交易的商品种类，还是对于金融体系的监管制度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我们如果想减少货币的贮藏量，提升货币的资本化程度，发展并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是必须的。
(二） 注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注意货币政策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工具很多，在运用时一定要注重对于其他方面的影响，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利用冲销干预机制减缓对于其他方面的影响。防止“矫枉过正”。
（三） 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我国的货币当局的最终目标是在保持物价水平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对外保证汇率稳定，这也是一种对于货币供求平衡的一种有效约束与调整，有助于防止货币大量外流以及维持货币的购买力的稳定。
五、 结论
宋代“钱荒”问题的成因十分复杂，既受政治因素的的影响，也受经济体制的影响，既有国内因素的影响，又受对外贸易的影响，其反映出了宋代经济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发达，政府管理不到位，货币购买力下降，金融体系不完善等特点，这为我国当下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与教训。我认为研究经济史，不仅是对过去经济体制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中，获得对当下的启发，为当下的经济体制发展做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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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文化论文范文6
专家说市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古钱币市场的黄金期
以前钱币收藏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可是自从“”被粉碎后,人们对钱币收藏重新加以认识。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人民广场的钱币市场悄然兴起。每天8点前,摆地摊把各朝各代古钱币拿出来晒宝、卖宝的人多了起来,而摊前人头攒动,聚足了人气,开始了古钱币收藏的黄金期。
现在的市场:金银币、流通纪念币热起来
这股古钱币热潮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但由于追捧者众多,古钱币资源又有限,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稀有古钱币的价格屡创新高,高价门槛把众多普通收藏者拒之门外;二是不法商贩觊觎高价市场,造假币蒙骗收藏者,现在地摊上99%的古钱币都是假货。因此,古钱币市场也渐渐冷了下来。
与此同时,金银币、流通纪念币的市场热了起来。现在,金银币已经成为钱币市场的宠儿,而流通纪念币呢,则紧跟时代潮流,聚焦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标志性大事件的发生,如神七发射、奥运会举办等,掀起了一波波收藏题材热,成为仅次于金银币的钱币收藏大热门。
钱有价,乐无价
乐趣一:打开历史窗口。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科学、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
乐趣二:以钱会友。在和泉友(钱币收藏者)的接触、交流以及切磋的过程中,结识知音。
乐趣三:充实生活。钱币收藏要多学才能有识,而学习的过程也是充实自我的过程。
乐趣四:陶冶情操。在找寻古钱币精品的过程中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心;在保存古钱币时要细心,避免不当处理造成损害。
Q&A:为什么钱币收藏者
被称为“泉友”?
王莽篡夺刘汉天下后,因“钱”、“五铢”等字都有“金”字旁,而繁体字“刘”中也有“金”。于是,也许出于做贼心虚,他以“泉”代“钱”,推行“六泉十布”的货币制度,此后三国孙吴“大泉五百”、唐及五代“永通泉货”等,“泉”延续了“钱”之意。同时,“泉”古音与“钱”相同,文人们因“泉”较“钱”风雅,商人们希望财源如泉涌不息,以“泉”代“钱”之风日盛。于是,古钱币收藏者名正言顺成为“泉友”。
专家教收藏思路一点通
别让惯性思维成为绊脚石――入门时,古钱币收藏要避免三大误区
1、并非越久越值钱
古钱币收藏首先要打破的误区是,别单以年代论价值。例如,先秦和汉代的王莽时期都曾发行过刀币。从年代角度而论,先秦的刀币自然可以摆摆“老资格”了,然而,论价值,王莽时期的刀币比先秦的有些刀币更珍贵。
2、并非面值越高越值钱
古钱币既不以面值,也不以材质定价。例如,光绪年间,山东发行的光绪通宝,虽然面值仅为一文,用铜铸成,可在近年拍卖会拍出18万;而民国普通袁大头,虽然面值为一元,用白银打造,可市价只有百元。
3、同一品种的古钱并非一个价
同一时期铸造的同一品种的古钱币,在价格上也可能有天壤之别。如袁大头,普通的市价仅为百元,而有一种用英文刻着英国制币工匠的名字的袁大头却卖出了几十万的天价,这种精品袁大头被称为签字币。
打开思路来收藏――藏古钱要三看
一看:历史价值
钱币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历史因素是古钱币收藏的重要参数。能成为历史佐证的钱币“身价”自然不同。例如,有些国家如古代的大夏大月氏的贵霜王朝,年代久远,有关它的文献和文物已不知所踪,人们开始质疑它的存在,而当其钱币被发掘时,这段历史重见天日。再如明朝覆灭后,南明小王朝以特殊的形式把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铸在小平钱永历通宝背面:“御敕部道府督留粤辅明定国”,而它也因鲜明的政治个性在钱币市场上独树一帜。
二看:文化价值
钱币背后故事多,这些文化为日后的钱币增值空间扩容。例如,康熙六十大寿时,将一座金罗汉熔化后,掺入铜中铸成铜钱发行于世。这种含金、稀有的庆生纪念币被称为罗汉钱,它的特点是在钱文中,“熙”字少了一笔。现在,它也身价陡增。
三看:艺术价值
虽然,古代铸钱也是批量生产,但是,钱币也有艺术价值上的高低之分。从大篆、小篆到隶书、楷书,钱文的书法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的书法发展史。王莽所制的钱之所以受到收藏家的追捧,原因之一是钱币上漂亮的垂针篆惹人喜爱。而名书法家的字、皇帝的御书也出现在了钱币上,而收藏家们也对此趋之若鹜,如书有宋徽宗瘦金体的崇宁通宝等。
藏家故事Q&A:
Q:刘教授,能谈谈你最得意的一次收藏经历吗?
A:我最得意的一次收藏是在1982年,在十三陵遇到返城的知识青年设摊卖古钱,当时小钱2元一个,大钱6元一个,我在那一堆钱中淘到了一枚篆体重和通宝小平钱。
Q:那么最后悔的一次收藏经历呢?
A:1985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山西乡的钱币市场,我看到一枚一两的湘银,开价55元,那时,55元可是笔不小的数目了,我犹豫了,可转了一圈,还是觉得好东西不该错过。可转回去时已经被别人买去了。至今想来,我都后悔莫及,但从中也学到了一课:看到好货就得出手快才行。
金银币与流通纪念币收藏
热点题材会变冷
金银币和流通纪念币是近年来钱币市场的新兴力量,近年来似乎每年都有收藏好题材,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国庆60华诞、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接连掀起交易热潮。但是,有些应景的题材在热劲过去后,价格很快下滑了,例如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相关题材遭遇“冷场”尴尬。这说明,热点题材虽风光一时,但也免不了被“时效性”限制了升值空间。
哪些题材有潜力?
发行量少的题材
1999年发行的1/2盎司的彩金币“贵妃醉酒”,虽然面额仅50元,发行价仅为2600元,而现在已创下同一规格下其他彩金币望尘莫及的天价。除了它取材成功,又是第一枚1/2盎司的彩金币因素之外,发行量稀少――仅发行了8000枚,也成为奇货可居的重要原因。
同样,流通币中的珍稀野生动物系列,始发于1993年,到1999年7月终成大全套,不同于流通纪念币发行中屡见不鲜的千万大手笔,它每一枚发行仅600万枚,现在此系列中,第一枚大熊猫售价已近70元,而同年发行2000万枚的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现在售价不足20元。
普及性高的题材
从投资看,热点的价格高低与人们追捧的热度密切相关。这类题材,你最好果断出手,以免因过了“热劲”,而错过了最佳套现时机。而从收藏考虑,藏品题材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时代价值的综合评分,则是决定价值“耐力赛”的重要因素。于是,被大众所接受的、喜闻乐见的题材反而能在时间的磨练中焕发光彩,例如,金银币中的生肖系列,每年发售,升值稳健,其原因就在于生肖人人有,生肖文化源远流长,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过时。
有“第一”属性的题材
近年来,最红的当属彩金系列,而彩金系列中勇创“第一”的金银币自然价格不菲,如第一枚彩银币银虎,发行时被一位宁波投资商全数买入,而现在它已成为生肖彩银系列中的龙头产品,短短十几年中,价格已翻了10倍;又如我国最早的流通纪念币之一,自治区成立20周年纪念币,现在已突破了200元。
Q&A:近期金银币热门板块有哪些?
A:近期金银币热门板块有建国60周年系列、水浒系列和生肖牛系列,而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即将召开的大氛围影响下,世博金、银纪念章也开始热起来,《时来运转・海宝纪念章》系列、世博吉祥物金银章等也有不俗表现。
人民币收藏悄然兴起
从1949年建国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共发行过5套人民币,每一套人民币的诞生都是一段政治、经济发展史的见证,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其退出历史舞台时,便会引起钱币收藏家中有识之士的关注,兴起一股收藏热。
各套人民币价值几何?
第一套人民币
收藏价值:
发行数据:1948年12月1日到1953年12月,5年间共发行了12种面额,60余种票券。
收藏亮点
因其不可撼动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及稀少的存世量,成为最有收藏价值的人民币。其体系也最复杂:共有21个印刷厂参与印制,票券质量风格参差不齐,甚至票幅、暗记、底纹、冠号、图章、年号及文字也不统一。因此,这套人民币中不少品种以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性成为“经典款”。
第二套人民币
收藏价值:
发行数据:从1955年开始发行,共有11种面额,13个票种;如果按照冠号和钞纸不同,可细分为25种。
收藏亮点
第二套人民币是新中国第一套完善的货币制度。而且,从设计上看,这套人民币主题鲜明,而用纸也颇为讲究,13种票券除分币券采用芬兰道林纸和旧存美钞纸外,其他票券均采用前苏联的专用钞纸和我国新研制的钞纸。
第三套人民币
收藏价值:
发行数据:从1962年到1974年最后一张1972年版5角券,共发行7种面额、8种原版、9种票券。如果按冠号、印制工艺和钞纸不同可细分为24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