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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范文1
关键词：气温；降水量；农业；影响
中图分类号 S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5）19-127-02
辽宁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地处欧亚大陆东岸，南濒黄、渤二海，陆地总面积约1.48×107hm2[1]。地处中纬度，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资源较丰富，雨量比较稳定，与农作物需水高峰期相一致。种植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高粱、大豆、烟草、蔬菜、水果等，2014年全省粮食生产连续11a获得丰收，粮食产量达到1.753 9×1010kg，位居全国第14位。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4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暖特征显著，具体表现为：1905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74℃，最近50a的增温率达到0.13℃/10a[2]。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气候异常事件频繁发生[3]。气温和降水作为重要的气候指标，对人类生活及农业生产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对气温和降水变化特征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4]。以往，专家们的研究大多着眼于辽宁省或局部地区的空间尺度，在气候变暖背景下从气候资源变化特征、农业气象灾害演变规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龚强等[5]分析了辽宁省近50a气候变化特征，表明辽宁省气温升高，极端天气不容忽视。李广霞等[6]研究表明辽宁省气候呈暖干变化趋势，即气温升高、降水减少，尤其以20世纪90年代变化最为明显。然而，系统地研究辽宁地区气温、降水分布特征及其对农业影响的研究却鲜见报道。
鉴于此，本文以辽宁省55个国家及本站的气象数据为研究对象，对辽宁省气温及降水量进行时间变化规律研究，进而阐述气候变化对辽宁省农业生产及分布的影响，以期为辽宁省气候分区研究及农业生产发展提供有利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文选用辽宁省55个气象台站1981-2010年逐日平均气温和日降水量的观测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日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的观测资料获取其年平均气温及降水量。
1.2 方法 气象要素的趋势变化可以用一次线性方程表示[7]，即为：
[x=a0+a1t]
式中：[x]为气象要素的拟和值；[a1?10]表示气象要素每10a的变化趋势，即为气候倾向率，单位为：某一要素的单位/10a。
2 结果与分析
2.1 辽宁省气温和降水的时间变化分析 分析1981-2010年辽宁省气温和降水的年际变化，结果见图1。由图1可知，气温的最大值出现在2007年，平均年气温为9.73℃，最小值出现在1985年，平均年气温为7.41℃。从9a滑动平均趋势线可以看出，在分析期内，辽宁省气温呈上升趋势，总体上看，气温上升趋势相对平稳，变化波动较小。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0.073℃/a的倾向率显著增加（P=0.045
图1 1981-2010年辽宁省气温年际变化曲线
图2 1981-2010年辽宁省降水的年际变化曲线
2.2 气候资源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2.2.1 生育期的变化 辽宁省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热量资源增加促使作物春季物候期提前而秋季物候期推后，使大田作物播种期提早、收获期推后，从而延长作物适宜生育期。温度升高也加快了春小麦和大豆发育进程。辽宁省水稻适宜生长期延长近8d，草本植物春季展叶期提前2～4d/10a，草本、木本植物秋季枯黄期推后5～7d/10a[8]。
2.2.2 种植布局的变化 气温升高、作物生育期延长使大田作物适宜种植区不断扩大，作物品种则由中晚熟品种替换早中熟品种。辽宁省玉米晚熟品种可种植面积不断北移，并向东西扩展，晚熟品种种植范围增加40.0%，中熟品种种植范围减少49.6%，早熟品种种植范围减少88.2%，热量条件相对不够丰富的辽西山区玉米种植范围也向东、向北扩展[9-11]。
2.2.3 作物产量的变化 大田作物生长季内气温升高、积温增加使作物生长发育速度加快、生物量增加，从而提高单产。然而，如果作物需水量得不到满足，气候变暖反而会限制热量资源的利用。就玉米而言，暖干环境会缩短玉米灌浆时间、降低灌浆速率和千粒重，造成玉米减产[12]。因此，在水源灌溉条件的保障下，气温变暖利于作物提高单产。
2.3 小结 （1）总体来看，辽宁省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而年平均降水则呈现阶段性变化特点，即21世纪以前降水呈下降态势，21世纪以后降水有增加趋势。（2）辽宁省气候总体呈现变暖、变干的趋势，对农业生产总体有利。表现为作物适宜生育期延长，发育进程加快，全生育期缩短；作物品种由中晚熟替换早中熟；在水分为非限制因子的农区，作物产量为增加趋势。（3）辽宁省气候资源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对农业的影响有较大的地域性差异，下一步有必要针对农业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影响等开展分区研究。
3 气候变暖背景下农业适应对策
3.1 建设节水农业 气候变暖伴随降水减少和气候变干，而气候变干对作物生物量积累和产量形成都有不利影响。通过推广节水农业、改良灌溉方法，可以节约用水和提高水的利用效率，特别是在相对干旱的辽宁西北山区，扩大旱田水浇地面积，提高作物生产用水利用率和利用效率，能够有效防御干旱威胁，减轻干旱影响。
3.2 调整农业结构 水稻生产相对旱田作物受气候变化扰动影响相对小，受辽宁省农业结构和水资源等条件的限制，应尽量避免盲目扩大水稻种植面积，防止因水稻种植面积过度扩大带来的水资源需求增加，从而影响农业水资源的统筹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3.3 加强设施农业生产 辽宁设施农业空前发展，不但很好地利用了气候资源，而且提高了农民收入。合理利用气候资源，继续扩大设施农业生产面积和种类，促进农民增收。
3.4 培育新品种 气候变暖会增加病虫害的威胁，也会相应加重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危险性，需要大力开展抗旱涝、耐低温、抗病虫害等育种技术的研究，增强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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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翠花，李雄，缪启龙.中国近50年来日最低气温变化特征研究[J].地理科学，2003，23（4）：442-448.
[4]刘吉峰，李世杰，丁裕国，等.近几十年我国极端气温变化特征分区方法探讨[J].山地学报，2006，24（3）：291-297.
[5]龚强，汪宏宇，张运福，等.辽宁省气候变化及对极端天气气候的影响[J].生态学杂志，2013，32（6）：1525-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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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范文2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鲁宾斯德教授对于低碳经济的解释被广泛认同,他指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指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从而实现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是通过较少的自然资源消耗获得较多的经济产出,它是一种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实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变革。
低碳经济包括四个内容:(1)低碳经济是涉及经济、环境、社会的综合性问题;(2)低碳经济是对于高污染、高排放、没有约束的碳密集的化石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高碳经济而言的;(3)低碳经济主要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4)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来讲的,目的是为应对气候变化、解决人类生活、企业生产过程中过多的排放CO2等温室气体而引发的地球生态圈碳失衡而进行的自救行为。
二、低碳经济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历史上CO2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CO2的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Schmalesee(1998)、Galeotti(1999)证实了人均收入和CO2的排放量呈倒“U”型曲线。Grubb(2004)等通过对早期英国的研究得出,在工业化初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CO2排放较高,但是经过这一阶段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较弱。Treffers(2005)等学者对德国GHG排放量的减少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政府采用一定的措施可以实现GHG排放量的减少与经济的较快发展。Wara(2007)认为,清洁发展机制不仅被看作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能被看作是一种补贴和政治机制,因为它在实现政治目标方面是最有效的。
(二)国内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文献主要是关于碳排放权分配问题。王伟中、陈滨(2002)等认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应当遵循人均排放权分配原则和效益原则。潘家华(2003)考虑到除了以国际公平为原则的碳排放权分配,发展中国家站在人文发展的角度,坚持人均排放权分配原则。何建坤、刘滨(2004)指出,碳排放权分配应坚持“一种产权、两次分配”原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水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碳排放权分配必须坚持以公平为主的原则,在公平原则和碳排放“产权”界定清楚的基础上,各个国家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排放权的二次分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陈文颖、吴宗鑫(2005)等考虑到以“一个标准、两个趋同”的原则来进行碳排放权的分配。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公平问题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考虑到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无论是历史水平还是当前水平都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当坚持人均分配原则,以保障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
第二类文献主要是关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途径和对策。谢军安、郝东恒、谢雯(2008)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架构发展低碳的社会行动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节能减排,注重对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韩雪梅、刘欢欢(2009)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煤炭净化比重、充分发挥碳汇潜力以及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四个方面阐述了西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任奔、凌芳(2009)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建议选取一定的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或者实践园区,让其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推进节能建筑、节能交通等示范工程。孟德凯(2007)从中国利益出发,指出我国可以从清洁发展机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汇三个方面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朱四海(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降低人为碳通量、开展碳预算、发展低碳技术、能源结构转换促进人类社会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2008)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得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为:节能优先;化石能源低碳化;激励低碳技术研发以及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鲍健强、苗阳、陈锋(2008)从低碳产业、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城市和碳汇五个方面指出了多层次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卢小祁(2009)认为,通过农村低碳化建设、城市低碳化运营以及工业低碳化发展是将南昌建设为绿色花园城市的新型途径。宋德勇、卢忠宝(2009)指出,目前各国低碳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为:低碳能源政策、低碳技术政策、低碳产业政策、低碳消费政策,四种低碳经济政策都是以鼓励和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主的。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能够在发展中均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在面临气候变化的形势下,提升应对能力。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路径。
三、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渊源。低碳经济概念的出现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两大主题密不可分,它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新变革。自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低碳经济正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保障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路径。低碳经济的出现必然有着经济学原理作为其重要的理论支撑,下面将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低碳经济所涉及到的理论进行总结:
1、可持续发展理论。低碳经济首先让人们联想到的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不但要求体现在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为主的环境生活领域,更要求体现到作为发展源头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它包括经济、生态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就是考虑“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
2、资源环境产权理论。发展低碳经济与环境资源产权理论密不可分。“产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对资源权利的界定、保护和行使,关键在于相互间的排他性。当资源的稀缺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源的相对价格提高,从而使建立排他性规则所费的成本低于可能带来的收益时,人们才有建立该资源产权的激励”。
3、排污权交易理论。《京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三种履约机制即:联合履行、排放贸易以及清洁发展机制都是实现并且推动低碳经济的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排污权交易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环境管理政策,它将环境承载力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优化配置”。
4、市场失灵理论。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配置缺乏效率。由于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没有反映环境的稀缺性,许多环境的市场价格实际上是零,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向应该从经济组织的建立和政府的干预上入手。
5、政府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是指政府做出的决策影响了经济效率,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相关人员对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国家低碳经济政策能够有较好的了解。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内涵。实践当中有必要从低碳所涉及的经济学内涵进行研究,以下笔者尝试从四个方面对低碳的经济学内涵进行了分析:
1、“脱钩”理论角度。将物理学当中的“脱钩”概念引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脱钩”理论主要用来分析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之间的“解耦”关系的。评价低碳经济的主要标准不是单一的看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也不是单一的看经济发展状况,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速度可以大于、等于以及小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后两者为理想状态)。由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经济转型是指: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主要为CO2)之间关系不断从“耦合”到“脱钩”的过程。“脱钩”:是指用较少的物质消耗生产出较多的经济社会财富,它反映出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并非同步变化。脱钩指数用来衡量脱钩指标,具体表达式为:
其中,DRt为脱钩指数,EP为环境压力变量,DF为经济驱动力变量,它表示一段时间内环境压力变量的相对改变与相关经济驱动力变量的相对变化的比率。运用脱钩指标可以较好地检验某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且能够找出造成脱钩的原因,从而为国家制定灵活的脱钩政策提供依据。
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角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能够表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趋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地遭到破坏,只有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态环境污染反而会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人均GDP和环境保护呈倒“U”型关系。
3、科斯定理角度。高排放、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外部不经济导致市场失灵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解决环境问题可以从科斯定理入手。科斯定理指明:“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
4、国际经济学角度。国际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政府、企业及国际经济组织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竞争与协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侧重在生产领域中,以生产要素移动和重新组合配置为主要内容而开展的经济协作活动。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建立在国际相互依赖基础上的重要国际经济合作形式,通过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加强其在国际间的流动,通过国际间的贸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碳排放权全球内的最优化配置,最终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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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家华,庄贵阳,陈迎等.英国气候变化政策: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N].中国环境,2006.1.27.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Z].2008.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范文3
作者简介：周景博，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环境经济系统分析。
基金项目：中澳水环境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项目（编号：ACEDPP0037）。
（1.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100872；2.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要 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类主要措施，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更为紧迫的选择。一个有效的适应行动机制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而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是适应行动机制的形成基础。本文以银川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研究案例，从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两个层次进行讨论，比较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及其对适应措施的评价和需求，以期对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认知基础研究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社会公众和决策层，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基础均已基本形成，但公众的认知基础要弱于决策层，并且在认知的准确程度上低于决策层；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实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但决策层的评价普遍显著高于公众；对于适应政策的需求，公众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方面，而决策层的适应策略是多方位的，也包括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获得公共利益。
关键词 气候变化；适应；认知；政策评价；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5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0
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类主要措施，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更为紧迫的选择［1-2］。全球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2007年的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与变化是无可避免的，将超出目前的应对能力，因此，社会必须采取措施来适应这些影响和变化［3-4］。
认知是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的前提。科学有效的适应战略需要社区、地方、区域、部门、国家等各个层面的广泛参与和共同行动。参与和行动的基础是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只有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和普通公众都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风险，才有可能将气候变化融入政策、规划、项目和日常活动中，使全社会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个进程之中［5-6］。适应策略的制定受决策者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同样，适应策略的执行效果和绩效评价也会受到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因此，作为决策重要参与者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自1990年代以来，公众已经开始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已有的大量气候变化意识调查的主要对象也是公众，这些调查主要关注公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认知，以及怎样调整行为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7-10］。决策层次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研究还相对缺乏，更缺少决策层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银川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研究案例，从政府部门和公众两个层次讨论和比较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及其对适应措施的评价，以期对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认知基础研究提供依据。选择地方案例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但其对各地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地区适应策略也有明显不同，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适应均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区域性的适应研究有更好的针对性。
1 研究背景
银川阅海湿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部，由湖泊、沼泽、草甸组成，总面积2 013 hm2，其中水域面积1 200 hm2。阅海湿地是银川市面积最大、原始地貌保存最完整的一块自然湿地，是银川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我国温带干旱荒漠地区水生野生动植物保存物种最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阅海湿地正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全球气候变化在宁夏地区已有明显表现，近50年来，宁夏气温总趋势在波动中上升，年平均气温以0.37 ℃/10年的线性速率递增，年降水量在波动中则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气候变化对阅海湿地所在的水文水资源系统也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在流域层面，近年来黄河流域气温明显升高，降水有所减少，河源区径流量锐减，断流天数增多；在地区层面，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宁夏水资源分布的变化，秋季降水明显下降，暴雨日数增加，降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更加不均。
阅海湿地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相比湿润地区的湿地生态系统，其脆弱性更显著；同时，阅海湿地大部分位于城市市区内，相比离城市较远的湖泊湿地更容易受到城市发展建设等人为因素的干扰，更难以维持原生态。此外，尽管宁夏银川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快速稳定，但仍属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湿地保护的资金、设施、人员、管理等能力相对薄弱，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比发达地区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减轻这些不利影响和适应气候变化是阅海湿地面临的重要挑战。
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分别针对银川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公众进行调查，了解地方政府部门和公众对目前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及其对阅海湿地影响的认知、适应措施和对适应的需求情况。政府部门调查和公众调查在调查内容上的相同点是都包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基础以及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需求的调查，但在适应策略方面的调查中，政府部门调查侧重于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公众调查侧重于政策需求。
政府部门调查在2010年6月-2010年7月进行，采取自填式问卷调查方式对宁夏自治区环保厅、银川市气象局、水利局、旅游局、建设局、发改委及湿地管理办公室、环境宣传教育（信息）中心、宁夏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宁夏环境监测中心、宁夏大学、银川市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政府部门、相关研究单位和阅海开发经营单位等对适应策略的制定有重要影响的利益相关部门管理阶层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样本数量为45人。主要调查内容包括：①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包括什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起因、气候变化对中国和本地（银川以及阅海湿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减排政策；②已采取的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与实施效果；③对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对部门责任分担、政策实施主要影响因素、适应能力提升的关键方面以及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需求等。
公众调查在2010年7月进行，采用偶遇抽样的方式进行现场面访，调查样本86个，其中96.3%的被访者居住在银川市（包括银川郊区），男性被访者占57.3%，女性被访者占42.7%，年龄范围为20-60岁，其中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较多，职业分布广泛。主要调查内容包括：①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包括什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起因、气候变化对中国和本地（银川以及阅海湿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减排政策；②公众对阅海湿地公园及银川水环境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评价和需求；③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需求。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适应气候变化首先需要感知和认知气候变化的存在，并且对其严重性有足够的认识。社会公众与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情况如表 1所示，并采用方差分析法比较了二者的感知和认知差异。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工作人员，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气候变化的确已经发生，并主要意味着极端气候事件增加，且造成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社会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也存在差异：政府工作人员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公众；在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程度的严重性上，公众对严重性的认识要显著低于政府公众人员；在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承诺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公众的信息掌握程度也要显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员。可见，无论在公众还是决策层，适应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基础都已基本形成，但对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以及中国应对方案和政策行动的认知，公众的意识基础还弱于政府工作人员。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区域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如表 2所示。除了温升、降水和干旱情况外，其他方面二者的感知没有显著差异。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多数都认为区域气候变化越来越没有规律，这从对气候变化具体表现回答的分散性也可见一斑：除了多数人都认为平均气温上升外，针对降水、干旱、暴雨、低温等其他具体的气候变化表现问题，被访者的回答都很分散，无法归结出区域气候变化的规律性。根据当地历史气象资料，有两个气候变化的客观证据，一是当地气温的总变化趋势在波动中上升，一是年降水量在波动中减少（直接导致干旱有加重的趋势）。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感知差异恰好表现在平均温升和年降水量这两个指标上，不过，公众对两指标的正确感知程度都要显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员。
总的来看，在适应的环境意识基础――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方面，公众和决策层都有共识，这是制定适应
表1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Tab.1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政策和实施适应措施的良好基础，但也可以看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正确感知和认知程度还显著低于决策层。
3.2 适应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
面对气候变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阅海湿地的扰动，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政府制定了多项措施来适应气候变化、保护阅海湿地水环境，例如出台了《银川市湖泊湿地保护办法》、《银川市湿地保护与利用规划（2006-2010）》等法规和规划性措施；积极采取工程型措施，打通艾依河水系，连通阅海，从而大大增加了阅海湿地的面积，提高了湿地水量，增强了阅海自净能力，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阅海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对于连通阅海工程的实施效果，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评价见表3。可以看到，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普遍认为，阅海连通工程的开展对于改善城市环境和城市景观、增加城市休闲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并未造成交通不便和生态环境破坏，即总体看对阅海连通这一适应性工程措施是持肯定态度的，且意见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异是对改善城市小气候的作用上，公众持否定态度的超过半数，而政府工作人员持肯
表2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区域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Tab.2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local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表3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
Tab.3 Adaptation measures evaluation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定态度的超过半数；其他评价方面，决策层与公众的主要差异也表现在决策层对自己制定措施的实施效果的认可度更高。
3.3 适应措施的需求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进一步需求的调查结果如表 4所示。可以看到，公众认为最重要的3项适应措施是改善水质、生态环境和增加水量，都是涉及改善湿地公共服务的措施，位列最后的3项是限制垂钓者、游船和游客数量，都是与自身娱乐息息相关的措施。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最重要的3项适应措施有两项与公众相同，不同的是多了增加娱乐设施、而改善生态环境则被置于很靠后的位置。
表4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需求
Tab.4 Adaptation policy needs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增加水量、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娱乐设施和限制垂钓者数量几项适应措施的需求上表现出显著差异。调查中的访谈可以解释这些差异。阅海连通显著增大了湿地水面面积，公众对此持非常支持和满意态度，因此对于是否增加水量，公众的进一步需求就表现得比较低；生态环境的改善是长期的过程，公众看到水量增大却没有看到生态环境的同幅度改善，因此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政策需求要显著高于政府工作人员。从决策层看，垂钓（主要是鱼饵的高蛋白富营养性）对阅海水质的影响相当大，但对公众而言，垂钓是银川市民一项非常普及的休闲活动，所以两个群体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支持程度的差异。增加娱乐设施严格说不是一项适应措施，而是阅海湿地保护与开发之间的一个平衡，有意思的是，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这种开发的支持度并不高，从调查中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市民对阅海湿地的需求主要是景观休闲和垂钓，并没有更多的水上游乐的需求，因为水上游乐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花销。
4 结论与启示
适应与减缓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但对地方而言，面对减缓结果的不确定性，主动的适应更为重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战略的调整，适应研究日益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适应涉及社会各层面，必须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适应行动机制，要求从政府决策部门到公众，都认知气候变化，对适应气候变化有需求，并且能够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有正确的评价，这样才能推进适应机制的建立，提高适应能力。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决定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在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代表的决策层面，认知与否和认知程度决定了其是否会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以及保证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效果；就普通公众而言，认知与否和认知程度决定了其是否理解适应措施的制定和如何评价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银川阅海湿地案例主要集中于普通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和政策需求，调查结果表明：
（1）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都已有感知和认知，适应的意识基础已经基本形成，但公众的基础要弱于决策层，并且在感受气候客观变化的准确程度上低于决策层。一方面，这种情况体现了决策层的信息优势，有利于决策层积极、主动地制定适应政策，引导公众的适应行为；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普通公众从公共部门获得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渠道亟待完善，这种客观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正确理解和评价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效果。
（2）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实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但决策层的评价普遍显著高于公众。同样地，这里面有信息获得程度差异的影响，决策层对城市环境、小气候、景观的改善与否、改善程度往往有定量的评价基础，环境部门、科研部门的定期观测和不定期的项目研究都提供各方面的数据来辅助决策层的评价，但公众则缺少这些信息来源，即使环境信息公开，但也不是每个公众都会去有目的地跟踪了解，所以多数公众主要还是用主观感受替代客观事实来评价，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仅通过主观感受来评价会有很大偏差。另一方面，公众和决策层的评价差异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公众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并不如决策层自认的那样高，毕竟，政策实施效果也是在评价决策层的工作质量，这样的自我评价总是有高估的倾向。
（3）对于适应政策行动的需求，公众与决策层既有共识，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公众与决策层都希望增加水量、改善水质，以便更多地利用环境所提供的舒适，所以都不太赞成限制游船和游客数量。公众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方面，可以看到，公众普遍已具备基本的环境意识，并且意识到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因此倾向于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环境服务。同时也可以看到，公众更希望获得“免费的”环境服务，只有不到20%的公众认为应当限制垂钓，说明尽管公众认为个人的活动因为公共利益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愿意被限制太多。决策层的政策需求既包括提供公共服务，也包括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获得公共利益，但显然后者不太受公众的欢迎。
从阅海湿地案例可以获得的启示是，要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适应行动机制，一方面必须要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和信息沟通工作，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和认知能力，特别是要提供如何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选择，这样，当需要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提高适应能力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公众理解。决策层在制定适应战略时，一方面要更主动地去了解公众的环境诉求，了解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感受和适应方式，使适应战略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公众的环境需求，也有助于公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政府也应更主要地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做政府分内的和擅长的事。总之，认知和沟通是适应行动机制的基础，建立共识和有效沟通是适应行动机制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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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Its Policy Evaluation
ZHOU Jing-bo1 FENG Xiang-zhao2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of the MEP, Beijing 100029,China）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范文4
运气学说,是探讨气象运动规律及其与人体生理、病变关系的科学。古代研究气象运动,涉及面较广,诸如历法、天文、气候、物候等。人们若不能把握寒暑阴晴的变化规律,衣食住行都会发生问题。远在三千年以前,殷墟甲骨文的许多卜辞中都记有阴晴雨雪的变化。到周朝前半期,人们已经搜集了许多气象学的经验,并编为诗歌,使妇孺可以传诵。如《诗经?小雅?頍弁》:“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意思是冬天要下大雪之前,必先飞雪珠。又《国风?鄘风?蝃蝀》:“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意思是早晨太阳东升时,在西方看见虹,不久就要下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器普遍应用,生产技术和交通工具大有改进,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也大大提高,给运气学说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我国古代在气象和天象观测方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及详细的记录和总结。例如,春秋以前,没有二十四节气,人们的活动要看星宿的出没作决定,所以人们普遍观测天象。明?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多,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华’,戌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七月流火”,“三星在户”“月离于毕”,“龙尾伏辰”①,均为当时流传在民间的气象谚语,分别见于《诗经》、《春秋左传》等典籍中,可见春秋战国以前,中国人民的天象知识已相当普遍。并且,对大旱、大水、大寒、以及霜、雪、冰、雹等特殊气候的记载,极为重视。例如南宋,从高宗绍兴五年(1131年)到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有四十二次杭州晚春下雪的记载。气象学家根据这些记载和近年杭州降雪日期相比,推断在南宋时代的春天降雪期,要比现在延迟两个星期。说明在十二、三世纪时,杭州的春天要比现在冷1℃左右。所以我国着名科学家竺可桢说:“在我们的史书上和各地方志上,古代气候记录的丰富,是世界各国所不能比拟的”。此外,古人对气象的研究,不仅单凭直观观测,还制造仪器以辅助观测之不足。如后汉(或魏晋)人所着的《三辅黄图》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天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过风乃动。其制法虽不详,但据《观象玩占》说:“凡候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竿,于竿首作盘;上作三足乌,两足连上外立,一足系下内转,风来则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施则占之。可知张衡的候风铜乌,和西方屋顶上的候风鸡相类。西方的候风鸡,十二世纪时始见于记载,要比张衡候风铜乌迟一千年左右。雨量器也是中国最早应用的。宋?秦九韶着的《数书九章》中有一算题,就是计算雨量的容积。到明永乐末年(1424年)令全国各州县报告雨量多少,当时各县统颁发了雨量器,一直发到朝鲜。清康熙、乾隆年间,继承了明朝这一优良制度,制造统一雨量器,颁发至当时全国各地。西方到十七世纪才用雨量器。此外张衡创“浑天学说”的同时,还制造“浑天仪”,立黄赤二道,相交成二十四度;分全球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立南北二极,布置二十八宿及日月五星,以漏水转之。某星始出,某星方中,某星今没,和实际极为相符,其精巧之程度为中外前所未有。这些仪器的制成与应用,使人们对天象和气象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我国古代在气象学、天文学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季节气候的划分
各地区的气象变化都有相对固定的周期节律,称之为季节,季节反映了气象变化的规律。四季,指春夏秋冬四时,主要反映气温的年周期变化,在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周期中,地球以赤道为轴心的南北极来回摆动,是我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有明显四季气象特征的天文背景。运气学在四季气候变化规律的气象背景下,独具特色地构建了与气象变化密切相关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及养生的医学气象学理论。五季,是按气候特征将一年划分为五个时段,其以寒热气候特征为主,又考虑燥湿等气象要素,更能反映一年的气候变化规律。运气学以此为依据,把一年运气划分为五季,形成了主时五运说,每运各73.05日,每年约从大寒日起为初运木,主风;二运火,主热;三运土,主湿;四运金,主燥;终运水,主寒。六节,又称为六季或六气,也是按照气候特征将一年划分为六个阶段。按五行相生次序分为六步,称为“六节”,每节各有相应的气候特征与之相配,分别为风、热、暑、湿、燥、寒,故又称为“六气”。其实质是把影响气候的气象要素归纳为六种,并以该六种气象作为常见气候类型,客观地反映了气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1.2二十四节气的确定
二十四节气是用来表示季节的交替和气候变化的时段,是将一年内太阳在赤道上的位置变化和引起的地面气候的演变次序分为二十四段,分列在十二个月里。每月两个节气,月首的叫“节气”,月中的叫作“中气”,每个节气十五日多。每个节气的名称据该时间段内所特有的气象和物象而确定,反映季节寒暑变化、气温高低、霜露雨雪及其物候规律。运气学说的六步主气,就是以此为据,把一年分为六步,每步主四个节气,说明一年中各季节的气候变化规律和物候、病候特点。七十二候之“候”是气候的意思,是计算气候变化最小的区划单位,每候有一个相应的物候现象,叫做候应。我国气象的短期变化约五日,即五日为一个气候小周期,全年七十二候。“候”是气象变化最直观的客观依据,也是运气学说的时令季节标志。1.3阴阳两历调整的成功阳历和阴历调合的困难,在于月亮绕地球和地球绕太阳.两个周期不能配合。月亮绕地球二周所需时间为29天12小时44分3秒;地球绕太阳一周所需时间为365天5小时48分46秒,两个周期不能除尽。而古代农历把阴阳两历调和得相当成功。阴历月大三十天,月小二十九天,一年十二个月仅354天,比阳历少十一天有余。每隔三年插入一个闰月,却多了几天。若十九个阴历年,加七个闰月,和十九个阳历年几乎相等。这是很巧妙的。我国在春秋中叶,已知道十九年七闰的方法。《尚书尧典》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所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就是阳历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乃阴阳历并用。西洋在巴比伦时代及希腊罗马时代,也并用阴阳两历。但我国的历法比希腊、罗马进步得多。《孟子?离娄》:“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古人称冬至、夏至为日至,可见在孟子时代,我国测定阳历年的长短,已极有把握,而西方至西汉末年历法还非常纷乱。二十四节气和阴阳合历的确定,不仅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也给运气学说的建立创造了极其有利的科学条件。
2运气学中的气象医学思想
气象因素是影响人类健康最重要的环境因素,运气学基于“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思想,运用了大量的古气象学内容,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实践,加以发挥,将其融会于医学理论之中,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古气象学,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医学气象学。因此,运气学实际上是运用古代气象学理论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防治规律而建立的理论,并通过“气候—物候—病候”的关系予以表述。
2.1人与气象变化相应的生理观
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时的交替和风热燥湿寒的气候变化。人的五脏与四时气候变化相通应,“心者……通于夏气;肺者……通于秋气;肾者……通于冬气;肝者……通于春气;脾胃者,通于土气”(《素问?六节脏象论》)。因此,五脏之气必然受到自然环境,尤其是四时气候的影响,五脏的生理活动必须与四季气候的活动规律相适应。这种五脏外应五时的观点,不但认为气象因素直接影响着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活动,而且还认为经络之气的运行分布,气血津液的分布部位、分布状态、运行及代谢状况,以及人体的正常脉象等也随着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出现相应的变化。运气学以四季气象变化为背景,以中医学特有的四时五脏理论为依据,构建中医运气理论。认为春日多风,气渐温;夏日炎热,长夏多雨湿;秋日干燥,气渐凉;冬日严寒,这是气候之常,为主气、主运的应时气候,是生物生长化收藏的必要条件。人只有顺应自然变化规律,及时地作出适应性的调节,才能保持健康。但是,气候常有变异,有时甚至反常,这种干扰因素,就是客气、客运所主的气候。气运之至,有太过,有不及,从而产生胜、复、郁、发等各种异常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着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范文5
随着全球性变暖,地球环境的许多要素也发生了变化,这在艾比湖流域地区反映明显,如湖泊萎缩、河道断流、沙漠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受损等,导致水资源短缺,旱灾、洪灾、雪害、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增加。因此,维护艾比湖流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对维护绿洲的生态平衡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资料与方法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组最新完成的一份报告草案称[1],从l860年到现在,北半球的气温已经平均升高了0.4℃~0.8℃,其中的20世纪是l000年来北半球气温升高幅度最大的一个世纪,而l990年~1999年是l000年来北半球平均气温最高的l0年。20世纪的全球气候变暖己成为大气科学研究的热点。王绍武[2]利用中国气温等级资料研究了近l00年中国气温变化规律,表明中国的气温变化与全球有相同的时候,却并不总是一致。近百年来中国气温上升了0.4℃~0.5℃,略低于全球平均的0.6℃[3,4],中国与全球气温的相关系数在0.3~0.4之间。中国东北、华北及新疆的变暖可能与北半球一致,新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温变化与全国、全球气候增暖趋势是一致的,也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别和地区差别,冬季最为明显,北疆增暖幅度大于南疆。这里将利用艾比湖流域温泉、精河、博乐、阿拉山口、乌苏5个气象站在近40年的气温、降水逐年月资料,用相关分析及线性趋势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艾比湖流域气候与生态环境演变的趋势。
2结果与讨论
2.1艾比湖流域气候的年际变化艾比湖流域属中温大陆干旱气候,水资源缺乏但较为稳定,生态环境极脆弱,是经济开发的主要制约因素,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立体型的多态气候,自西向东,年平均气温从-3.8℃上升到8.6℃,年平均降水量从228mm下降到104mm,从而形成了山区、平原和荒漠等多种气候态,有利于合理开发多种产业。全球性气候变暖在艾比湖流域反映明显,呈明显变暖和变湿趋势,同时,春季低温冷害、夏季暴雨洪水等灾害性天气气候增多,洪旱频率增大,突发性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寒潮冷空气明显减少,沙尘暴减少。90年代平均气温与前30年平均气温相比,平均偏高0.6℃;20世纪90年代年降水量与前30年平均值相比,平均增长了9.4%。这将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干旱总体特征不会改变,原因是升温导致蒸发增加,可抵消甚至超过降水增加的作用,助于解决干旱缺水的程度。艾比湖流域的年平均气温具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各区域振幅变化具有较好的同步性。表1中列出了艾比湖流域三大代表性区域年平均气温与降水量趋势方程及相关系数,在0.05的信度下,区域内的年平均气温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均通过了显着性检验(t检验),说明了在艾比湖流域的增温趋势明显;山区、平原和荒漠地带年平均气温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9、0.63和0.52;而它们的信度分别通过0.01、0.05的显着性检验。随着气温的上升,艾比湖流域年降水量也有所增加,且各区域振幅变化具有较好的同步性,年平均降水量的变化除了平原区外没有明显变化趋势,其年平均降水量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很低,不能通过0.05的显着性检验,山区和荒漠区年平均降水量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通过了0.01、0.05的显着性检验。通过艾比湖流域气温与降水量变化趋势方程可预测未来50年气温与降水量的估计值。未来50年艾比湖流域降水量的增加比例要大于其气温增加的比例,这表明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对平原荒漠植被的恢复有利。但随着气温的增加地面蒸发量也会增加,因此干湿变化总趋势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艾比湖流域是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是生态环境系统的核心。水资源的补给主要是山区自然降水和冰川融水。由于气候变暖,艾比湖流域高山冰川融化量增加,水资源的增加将暂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冰川如长期萎缩,将会严重影响冰川固体水库调节功能,并诱发灾害。90年代以后,艾比湖流域突发性大降水增加,造成洪水频发,1994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1年、2002年都出现了“暴雨、融雪型”洪水,这可能是地球气候变暖在艾比湖流域的反映。
2.2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演变的总体趋势气候变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演变,这必然对艾比湖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艾比湖流域生态用水远远低于国际惯例要求,水资源处于生态环境系统的核心地位。受全球气候变化和干湿周期性变化的双重影响,艾比湖流域的降水量普遍有所增加,十分有利于生态保护和工程建设,并促进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过程。但由于该地带降水分布极不均匀,造成地表径流空间分布极不均匀,是形成山地、平原和荒漠三大生态环境系统和不宜于人类活动及生物生长的沙漠、戈壁的主要原因。生态环境系统的原初相对平衡状态极易遭到破坏而恶化,又极难恢复或建立新的更加优化的相对平衡状态。特别是最近20年中艾比湖流域气候增暖、增湿,总体上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正效应是:由于开荒造田、兴修水利、营造防护林带、建设人工草地、控制排污量以及立法、执法检查等,扩大和稳定了绿洲;改善了小气候条件;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性能;发挥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益;增加了环境的人口承载能力。负效应是:由于盲目毁林开荒、毁草开荒、过度放牧、大水漫灌“、三废”增加以及没有树立可持续发展观、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等,造成水量失衡、水盐失衡、水土失衡、自然生态失衡。具体表现为:河流断流,湖泊、水库干涸,地下水位下降;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和盐碱化;林地破坏;草地沙化、退化;水质咸化、矿化度提高;野生物种减少;大气污染指数上升。总体上说,绿洲化和沙漠化并存。既有人进沙退现象,也有沙进人退现象,在绿洲扩大的同时沙漠也在不断扩大。绿洲与沙漠之间的缓冲带在不断缩小。绿洲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但潜伏着盐渍化、沙漠化和污染的威胁,绿洲以外的山地生态环境和平原荒漠生态环境总体上还是平衡失调甚至有恶化趋势。全球变暖对艾比湖水量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未来气候与环境变化对西部经济有重要影响,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未来降水量增加也不可能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原因是虽然降水量有所增加,但由于随着气温的增加,地面蒸发量与植被蒸腾量也会增加,即该地区总的趋势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将来受环境变化最大的是农业与农村,农业问题面广量大。传统农业生产的资源消耗量大,过度开垦、过牧超载等生产方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经济水平,传统农业的抗灾能力很弱,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草原畜牧业尤为突出。必须充分估计未来气候变暖和自然灾害增加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范文6
关键词：聚氨酯复合材料；杆塔；配电线路；应用
中图分类号：TM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4-0000-01
复合材料杆塔的耐雷性能和绝缘性能十分优越，能够有效防雷，减少雷击破坏电网配电线路的事故，并增强带电作业的安全性，应扩大其在配电线路中的推广和应用。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做出以下分析。
一、聚氨酯复合材料的特点
（一）显著的机械性能
聚氨酯复合材料比传统材料具有更高的刚度、横向性能和螺丝拔出强度，同时其耐磨性和冲击性也极好，材料表面十分光滑。
（二）优越的稳定性
聚氨酯复合材料的吸水率极低，能够有效提高绝缘安全，而且耐腐蚀性能十分优越。同时，其还具有优越的光稳定性以及温度性。
（三）经济适用
在新型聚氨酯复合材料中，含有高达80%的玻纤含量，不但能够大大减少工程成本，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壁厚，减轻杆塔的自身重量，使得施工更加简便。
（四）阻燃性能十分突出
主要取决于聚氨酯复合材料的低发烟率以及高氧指数的独特性能。
（五）环境友好
该复合材料不含过氧化物、苯乙烯等化学物质，所含的树脂中生物基的含量为10%，因此，根据安全、健康和环保。因此，聚氨酯复合材料凭借其优异的经济效益、环保性能、绝缘性能、耐腐蚀性能、抗冲击性能、抗老化性能，十分适合现代化杆塔的制造[1]。
二、聚氨酯复合材料杆塔优势
（一）有效防雷，降低雷击事故发生率
聚氨酯新型复合材料杆塔的绝缘性能优越，可以大幅度降低甚至防止发生雷击事故，从而实现防污、防雷目标。
（二）降低寿命周期成本
虽然聚氨酯新型复合材料杆塔和普通杆塔相比较，其原材料成本相对略高，不过如果全面考虑其运行维护成本、防雷击破坏性能、基建、环保成本、使用寿命等方面因素，那么从总体而言，复合材料杆塔的寿命周期成本绝对比普通杆塔的低。
（三）减少线路走廊宽度
聚氨酯新型复合材料杆塔具有极好的电气绝缘性能，因此能够有效减少塔身和导线二者之间的空隙，让配电线路的结构设计更紧凑，使得线路走廊的宽度也实现了有效的减少，从而缓解了土地资源稀缺对配电线路建设的限制影响。
（四）材料的可设计性
聚氨酯新型复合材料杆塔的材料可设计性是其和其他杆塔的最大区别点。新型杆塔能够按照结构的特殊需要来挑选相应的纤维材料、基体、铺层方向，然后通过合理的设计确保配电线路对杆塔的产品色彩、耐疲劳性、刚度、强度、硬度等要求的满足[2]。
三、聚氨酯新型复合材料在配电线路中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相关技术人员对电气应用技术、高分子材料技术、力学结构设计、工艺制造技术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开发并改善了聚氨酯复合材料的性能，材料结构更紧密、使用寿命更长。到目前为止，聚氨酯复合材料杆塔生产已经具备完善的制备技术和优化的科学工艺流程，其最佳工艺参数也得以明确，为新型复合杆塔的推广和应用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位于我国某地的1000kV特高压试验基地，聚氨酯复合材料杆塔的真型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测试证明，聚氨酯复合材料杆塔的确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绝缘性能、耐腐蚀性能，其在正常工作状况下的挠度完全足以达到规程要求，它的承载能力是极限工况下承载力的6倍，能够绝对满足杆塔稳定和安全运行的需要。
聚氨酯新型复合材料杆塔的技术优势显著，不但防雷、防污闪，还耐化学腐蚀，其一旦在配电线路中获得广泛应用，将能有效解决气候变化多端、多雷发、污染严重地区的传统杆塔的易发生闪络事故、易腐蚀、易污染、常常遭雷击破坏、维护工作量大、维护成本高等问题，有利配电线路的改造和升降，提高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因此，聚氨酯新型复合材料杆塔的应用前提十分良好，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能够大大减少输电线路的维护成本投入。例如在100千米的双回10kV杆塔线路维护中，聚氨酯杆塔的全周年建设成本，能比水泥杆塔节约120万元，能比铁塔少投入40万元，经济效益高。二是其绝缘性极佳，能够大幅度减少并防止配电线路的闪络、雷击破坏事故的发生。三是其绝佳的材料可设计性，能够有效提高杆塔的机械强度，增强杆塔外力抵抗性能，对冬季冰雪灾害多发地区电网建设维护意义重大。四是其耐腐蚀性极好，能够延长杆塔的使用寿命，且不会发生被锈蚀问题[3]。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加强对聚氨酯复合材料杆塔在配电线路中的应用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鉴于聚氨酯复合材料杆塔的优良耐腐蚀性、低维护成本、高机械性能等优势，应在环境腐蚀严重、气候变化多段、雷电多发的地区进行推广和应用，以提高当地电网架设可靠性、增强线路运行的安全稳定性，并有效减少维护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收益。
参考文献：
[1]杨永昆.聚氨酯复合材料杆塔在配电线路中的应用[J].云南电力技术，2013（02）：5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