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的特点范文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20）摘要：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的接踵而至，使得世界经济失衡原因与再平衡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本文回顾了世界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两方面的文献，并通过引入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造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其次，国际货币体系是通过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传导机制最终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最后，欧债危机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再平衡增添了巨大不确定性，当前再平衡进程受阻的必然结果是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题。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 国际货币体系; 再平衡; 新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5000308
一、文献综述
2001年随着新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束，美国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均开始出现了节节攀高的赤字，并最终形成“双赤字”的局面；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EMEs），则出现了经常项目盈余和资本项目盈余并存的“双顺差”局面。由此，学术界界定了世界经济失衡的范畴。由于对该问题认识程度的深浅直接关系着未来几十年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因此，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上，各国首脑一致同意把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问题作为今后国际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核心。
首先，梳理对世界经济失衡的研究。目前，大部分国外学者比较偏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一是从汇率制度的角度提出人民币低估导致了中美经常账户失衡，人民币应至少升值40%以上以解决当前的美国贸易赤字困境［1-2］。二是从国内储蓄率的角度指出东亚地区高储蓄的传统文化对美国经济失衡负有相当的责任，从而得出东亚国家应当迅速扩大对美进口以消除美国储蓄缺口的政策结论［3-4］。三是从失衡可持续性的角度通过分析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探讨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国别来源，并指出基于国际分工（如：资源出口国、产品出口国、服务出口国和消费国的划分）的世界经济失衡是难以避免的，赤字国和顺差国均应对世界经济再平衡承担义务［5-6-7］。总体来看，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考察世界经济失衡的文献相对较少。
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大体与国外学者相似，但更偏重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批判。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8-9］；美国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歧视政策［10］和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内部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11］；再平衡的责任应主要由赤字国承担［12］。国内现有文献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种流派，并且均存在明显不足。第一种流派的绝大多数文献致力于描述中美经常项目的变化情况，并从货物贸易层面和外生冲击（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层面简单地解释失衡原因，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更难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13］。第二种流派多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利用霸权稳定论、中心―等理论解释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14］。尽管相对深刻，但仍然缺乏基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论据与严格的逻辑（如：政策的供给与需求，比较优势动态化理论等）。第三种流派尝试运用国际货币体系视角探讨世界经济失衡，但均缺乏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传导机制的证明［15］。其中，王道平和范小云通过建立两个数量模型，提出了对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关系的因果逻辑讨论，并且采用计量检验的方法验证了三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16］。但二人并未对世界经济失衡的传导机制进行说明，并因此导致三者的关系只具有数学上的量化关系而明显缺乏严格的经济学逻辑基础，从而使文章政策建议部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其次，梳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这部分文献大致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1978―2000年的文献大多是讨论国际汇率协调机制的选择及选择的原因［17］。（2）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出现，更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及其原因［18］，但大都偏重于经济史范畴的解释，缺乏对国际经济传导机制的考察。（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促进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对扩大SDR的功能、设立超货币或以储备货币多元化来取代美元作为唯一的世界货币地位的讨论［19］。（4）2009年G20峰会之后，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对“特里芬两难”的成因及其必然性张明认为，但凡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均不能克服特里芬两难，因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不能平衡国内稳定政策的需要与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讨论尤为众多。
然而以上研究都忽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造成“特里芬两难”的同时，还引起了其他严重后果――世界经济失衡。牙买加体系通过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制度继承下来，从而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本文将着重论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是如何分别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国际资本渠道（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各国国内经济平衡的，并进而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从而为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和再平衡路径提供更深刻的视角，以使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协调政策的制定更加严谨、有效。
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研究
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涵十分丰富，学术界对其定义莫衷一是。目前，陈彪如、Eichengreen和Mundell的三种定义基本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陈彪如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与惯例。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目标是：（1）调节各国的国际收支，维持收支平衡与实现外部经济均衡；（2）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共同稳定增长。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则包括：（1）汇率关系的规定和变动准则；（2）世界货币或储备资产的确定与供应［20］。Eichengreen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将各国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其主要作用是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的有序与稳定、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并为遭遇破坏性冲击的国家提供获得国际信用［21］。Mundell的定义重点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制度的范畴进行了辨析：国际货币制度相对僵化，而国际货币体系相对灵活［22］。
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与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关系，而非外汇市场稳定性或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实行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故采取陈彪如的观点来界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
（一）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性缺陷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又被称作“牙买加体系”或“布雷顿森林体系II”。其区别于国际货币史上其他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如金本位制、英镑本位制等的核心特征是以美元为中心，提供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即为国际交易提供计价单位）、国际流通与支付职能（即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职能（即为各国央行提供外汇储备），因此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尽管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却因牙买加体系对其继续履行世界货币三大职能的确认而得以延续。
然而，这一制度与其他所有制度一样，自诞生日起便不可避免地罹患了内生性缺陷。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已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特里芬两难”，即国际清偿力与信心两难，不过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缺陷这枚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却鲜为人知，即“谨慎动机与信心悖论”（简称“谨慎动机悖论”）。这一悖论的逻辑是：开放条件下，各国央行出于本币汇率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谨慎动机而积累一定数量的美元，并且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存量，引起对美元需求的增加，故美国应扩张其货币供给；而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只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逆差，特别是经常账户逆差来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但鉴于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将引起美元汇率贬值的预期，故美国为维持其国际货币信心则必须紧缩其货币供给。这就出现了与“特里芬两难”对应的悖论――“谨慎动机悖论”。
乍看，该悖论似乎只是特里芬两难的另一种描述，但究其逻辑基础、传导机制和政策结果却大相径庭。首先，比较两个悖论的逻辑基础。特里芬两难是从国际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角度出发，认为将引起美元扩张；而谨慎动机悖论则强调国家层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需求导致了对美元需求的增长，是有组织的行为，而非特里芬两难下市场经济调节的自发行为。其目的在于解决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外部性问题――一国对外部门的产出与就业波动。因此，基于该悖论的政策模拟将更符合实际，特别是当考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等EMEs（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史时尤为明显。同时，在谨慎动机悖论的另一个逻辑基础中，从世界货币供给国的国家层面来看，美元的国际铸币税特权，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元的超发，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程度和再平衡的难度。其次，从世界货币职能与货币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特氏悖论描述的是世界货币的流通与支付职能，而谨慎动机悖论刻画的则是世界货币的储备职能。最后，从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特里芬两难并未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如何引起对美元需求增长的，既缺乏传导机制研究，也没有说明这种需求增长将带来什么后果；而谨慎动机悖论不仅提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两种传导机制，更证明了世界经济失衡是当期国际货币体系制度设计的逻辑必然，即内生性缺陷。这一点将在下文着重分析。
（二）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两种传导机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前者的逻辑基础是：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出于谨慎动机积累美元，而美元以经常账户赤字对国家进行输出的方式又导致了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的国家纷纷走上了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道路。因此，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增强国家出口刺激的内在激励机制的特征。后者的逻辑基础是：中心国家凭借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本币的世界货币地位，进行全球风险―收益匹配，即通过压低利率发行各类金融工具，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融资，并以FDI的形式将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分享其经济增长的高收益。投资过程中的巨大利差又为中心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就导致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增强中心国扩张货币供给的内在冲动的特征。
1经常账户传导机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美元为世界货币，履行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国际流通与支付手段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中心国家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只能以经常从账户逆差或资本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流动性。其中经常账户的逆差是最主要的形式，并导致了失衡在内的一系列世界经济问题。
其传导机制如下：战后，国家出于平滑国内经济周期的需要纷纷发展对外部门，参与国际分工，并由此产生了国内经济危机的国际传导可能性。为规避国际经济风险，特别是外汇收支风险，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未崩溃时，国家便产生了增加外汇储备对冲央行外汇头寸的强烈需求。因而在世界货币美元，可以以经常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的制度约束下，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走上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道路。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外汇储备维持经济稳定。政府的经济政策，如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等为国家对外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优势，使原有的贸易平衡被打破。中心国经常账户顺差不断减少，并于1971年出现了战后第一次逆差。随后，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
图11950―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变化趋势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22292535:82/scorpio/aspx/mainaspx?width=1430&height=840
在此基础上，伴随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FDI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大大加快，从而导致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贸易品部门的几乎全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部分具有较高劳动―资本替代弹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更是从中心国家转移到了国家，中心国则呈现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空心化并存的局面。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原有的比较优势，更使部分国具备了原本没有的比较优势，即产生了比较优势动态化效应。该效应又被随之而来的国家产业聚集效应、规模效应等因素不断放大，从而形成了由国际分工直接导致的以“中心国经常账户赤字与国经常账户顺差并存”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局面。该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图1经常账户传导机制2资本账户传导机制
国际货币体系除了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造成世界经济失衡外，为完成资本国际循环周转的全过程，必存在对偶的另一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具体来说，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大显著特点是：以美国金融市场为全球金融资产进行风险―收益匹配的核心，执行交易中心和结算清算中心功能。通常，国家的外汇储备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实现保值目的，而私人部门的美元则通过购买风险和收益均高于国债的各类以美元计价证券及其衍生产品实现资本向美国的回流，使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处于扩张阶段。美国金融机构则通过国际贷款和购买证券资产的方式，将募集到的资本投向收益率较高的实体经济领域或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期分享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其跨期交易的具体操作策略是：（1）掉期交易，即在美国国内存在长期正通胀预期下，采取卖出短期金融工具，获得美元的短期长头寸，并以跨期交易覆盖长期项目中的美元短头寸。（2）货币互换交易，即做头寸匹配，以规避长期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优化资产负债表结构。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是短期资本项目为美元长头寸，外币短头寸；长期资本项目为外币长头寸，美元短头寸。这样就实现了通过跨期压轧对冲风险，对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套利交易的目的。
由于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基准利率是所有金融资产进行定价的基本参数，故通过再贴现工具或量化宽松的货币工具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以减少美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中国外汇资产国外收益率（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或存放于外国银行）一般只有35 %左右。是有助于金融市场扩张的。同时，公共部门的债务成本也将因此得到消减，即产生国际铸币税效应。受益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中心国可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支持其私人部门较高的消费水平及公共部门较高的赤字水平。因而私人部门对贸易品的需求也将进一步被放大，造成中心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持续增长以及国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加剧。该传导机制如图2所示。
图2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三、世界经济失衡的真正根源――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既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直接原因，那么要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必须回答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设计，从而最终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局面。
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过程，“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的激烈交锋，充分反映出美英政府各自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都是出于服务各自国内政治目标的。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绝不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外生变量，而是内生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一系列变量的。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寻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的内在逻辑的框架。
由于一国经济政策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也可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民主国家的选民通过选票（成本）交换政府的经济政策（收益），而政治家则通过支付政策（成本）获得选票，从而合法执政――实现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收益）。在此交易结构中，选民与政治家的博弈（讨价还价），决定了政策供给曲线与政策需求曲线的交点，即政策市场出清点的位置。
美国现行的民主制度带来了“选票至上”的政策供给逻辑。由于提供有利于选举得票的经济政策的成本不需要有政治家个人支付，而收益却可由政治家和选民共享，故此制度具有内生的公共物品供给冲动。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选民倾向于选出有利于自己钱包的政治家，而不管政策的成本（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由谁承担。因此，在各政党的选举博弈中，提供有利于得票的经济政策才是占优策略。具体而言，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人均收入是政府最关注的两个政策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在对内经济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之间进行权衡。除了遵循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基本逻辑，在国内采取“对内实施增支不增税”的赤字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外，在对外政策方面，建立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美国各政党占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以美元为世界货币和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至少为中心国美国带来了两方面的巨大收益：其一是国际铸币税收益。尽管该体系逐渐衰变为牙买加体系，但仍然维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即拥有征收国际铸币税的特权。美国通过一轮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张货币供给，以压低国内利率，但却通过国际资本的外溢效应在世界范围内输出了通胀预期，造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从而攫取世界财富，即征收国际铸币税。其二是财富与就业效应。通过压低利率为本国财政赤字降低债务成本，并为本国处于世界资本市场中心地位的金融部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利润率，进而以财富效应支撑国内消费的快速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并促进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就业。这样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其产业高度化的发展趋势，也通过增强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而加快了制造业的产业转移，造成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正是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两大好处及其造成的选举占优策略，美国政府才不愿、不敢放弃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这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会造成“特里芬两难”和由“谨慎动机悖论”导致的世界经济失衡的后果。因此，通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建立逻辑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在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而美国当前政治制度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基本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民主政治结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失衡。
四、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再平衡困局与展望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范畴是指，通过各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磋商、协调与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以促进世界经济以一种相对均衡的方式平稳持续增长的过程。
虽然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后，各国已经开始致力于推动当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进程，但再平衡之路却并不平坦。当前制约再平衡的根本难题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内生性缺陷――“选票至上”导致的政治家的短视行为，如贸易保护措施和干预国家汇率调整节奏等等。次贷危机爆发后，特别是2009年以来，美国以对中国轮胎、铜版纸制品、钢管和钢板材施加了贸易制裁；欧盟也对包括钢盘条、无缝钢管、钢缆、葡萄糖酸钠和铝合金轮毂在内的多种中国商品采取了同样措施。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再平衡，更为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增添了额外难度。由此可见，只要中心国家不能改变“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制定逻辑，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难以达成。
在次贷危机影响远未消除的后危机时代，各国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风险，因此再平衡道路上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更是大为增加。前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失衡因果逻辑的证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过程的框架。
首先，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枯竭使其宏观经济的再平衡面临极大挑战。美国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赤字”特征。对于巨大的财政赤字，美国应通过减少公共开支，增加税收来缓解。由于直接增税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故极难实行。如果美国增加当期国债的发行量，并维持货币供应量不变，则一方面根据李嘉图等价，将产生中长期增税的预期，进而提高中长期资金面的紧张和经济下滑的预期，引发加息预期，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内部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将直接刺激当期资金需求上升，降低国债价格，抬高即期市场利率，同样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产生基于选票的政治压力。因此，为维持低利率，美联储势必通过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平抑利率的上升势头，从而造成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引发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基本无法通过财政手段予以再平衡，只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进行跨期稀释，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征收的铸币税进行补偿。另外，由于美国已经处在债务上限的边缘，其财政政策工具实际也已基本枯竭，因此，可以预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成为美国未来的必然选择。
对于经常账户的再平衡，美国主要寄希望于汇率政策，即通过美元贬值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修复国际收支平衡表。然而，由于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利率工具联邦基准利率已接近零而枯竭，即汇率的利率评价机制失效，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旨在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量化宽松工具――Quantitative Ease I 和II。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张增加贸易品部门的国内投资和生产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进行“再工业化”式的再平衡。故在后危机时代，只要临近2012年总统大选时美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则“QE III”恐怕就会呼之欲出。届时，新一轮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将冲击国家的资本市场，也会对欧洲金融市场及汇率的稳定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进而威胁到再平衡进程。
其次，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为再平衡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难以真正协调各国修复自身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财政去杠杆化由于缺乏国内独立货币政策的配合而在希腊引发了大规模罢工和抗议游行等政治问题。同时，“欧猪五国”财政负债率过高的问题不仅降低了在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乘数，也影响了欧元汇率的稳定。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欧元区，也为独立性较强的欧洲央行在控制通胀问题上的僵化付出了更大的财政代价，从而降低了未来政策协调的余地与政策工具的弹性。正是在此逻辑下，为了避免美国式的财政工具的枯竭，欧盟通过IMF向EMEs发出了特别融资的救援请求。因此，未来欧盟的再平衡道路必将十分曲折，在缺乏货币工具和财政工具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进一步抬头，并且将在汇率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压。
最后，中国等EMEs短期难以通过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尚需时日。可以预见，美欧为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操纵今后的谈判气候产生更多不利于国家的结果，并造成这些国家财政负担加大、转型成本提高的困境。同时，由于受多种因素作用（如：亚元因历史问题难产，导致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进展缓慢。因此，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变量与格局仍将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继续产生失衡的结果，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纠正。
综上所述，可以展望在后危机时代，当面临各自再平衡困境的时候，美、欧、中在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的交锋将趋于白热化。因为难以找到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各国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支配下只能屈从国内目标，牺牲外部目标。失衡常态化的趋势由此形成。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如下结论：
第一，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可以发现：世界经济失衡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种内生性缺陷（另一种是“特里芬两难”）和逻辑必然，而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又成为诞生该体系的根本原因，因而世界经济失衡根源就在于此。其逻辑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民主政治制度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失衡。
第二，经常账户传导机制的逻辑在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造成了国家出于谨慎动机积累美元的货币需求（谨慎动机悖论），并因此通过政策扶持大力增强贸易品部门的比较优势。同时，国际间要素（资本）的可流动性通过大规模产业转移过程，引起了比较优势动态化，并因此通过改变原有国际分工的平衡格局造成了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通过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和产业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中心国得以进一步加强资本密集型产品与服务的比较优势，并在利用其金融部门的高效率获得超额利润，提高金融行业等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产出增长率。由此加深了国内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与消费结构的扭曲，并最终导致了经常账户失衡的加剧。
第三，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的逻辑在于：中心国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该市场通过以较低的交易费用完成资本的全球风险―收益匹配，获得利润。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融资成本，并维持长期债务的短头寸和短期债务的长头寸有利于分享国家高增长的收益，产生中心国世界货币职能的风险贴水。这一过程的完成依赖于中心国发行金融工具融资和以FDI或国际贷款方式投资的资本循环过程，而由此造成的国际分工变革又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
综上所述，基于对失衡根源的考察结果，我们认为：除非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政策供给逻辑发生结构性转变，否则世界经济失衡将作为建立在“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博弈结果而长期存在。无论是以欧洲、美国、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无法从顺差国与逆差国单一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纠正当前的失衡格局。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命题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而已。
在后次贷危机时代，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基础的再平衡之路将不会一帆风顺。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旋律。中国在贸易品部门应该加快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尽快完成去库存化和去落后产能化的调整过程，并通过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占领高端制造业以减少当前中低端制造业频发的贸易摩擦。在非贸易品部门，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在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的现实条件下，应当通过加速推进人民币互换而非成立亚元区来完成区域货币合作，从而在当前及未来弱势美元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减少国际铸币税损失，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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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的特点范文2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当前世界经济的特点范文3
论文提要 世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既对立又统一，既有挑战又有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思想观点，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技术革命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各国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世界市场形成跨越国界的融合，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并逐渐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其基本标志是“三化”，即“信息化”、“市场化”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跨国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信息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以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巨大成果为先导，引发了社会生产力持续高速发展，使得现在一天生产的价值超过以往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产总和。由于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发展，使得生产、消费、贸易、金融真正成为了世界性的。导致了信息、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在世界范围的大流动，为这些因素的重新配置创造了条件，出现了资本高度集中的趋势。
第二，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带来影响。首先，国家职能部分被削弱，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从而使国家的部分职能被现在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所取代；其次，社会制度的变化愈来愈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渗透性与我国经济主权的排他性发生矛盾，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制度的选择及实施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制约。
第三，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和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展和运用，突破了原有的地域和国家的限制，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渗透。使得民族的、国家的文化愈来愈成为世界性的，使得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愈来愈具有世界的性质。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前国际社会也出现了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显著趋向。但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往往导致或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所谓“政治全球化”更多的体现在强权国家国际干预的扩大和其在全球范围内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设计。“文化全球化”则体现在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及后现代的消费主义占领文化市场的世界现象。西方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在政治和文化上表现为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属性
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虽然有不同的特点，但就其所体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有其共同的本质属性，而这种共同属性本身又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第一，世界经济全球化统一性指它是以新技术为动力，不断开拓的世界市场为依托，是经济、金融、技术的全球化交融的扩展与深化，反映了当前世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运动，是现代物质文明和先进文化普及的推动器。
第二，世界经济全球化对立性指它是以技术、资本为手段，以生产基地和市场的占领为依托，有利于技术、经济、金融势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实现其追逐最大限度的垄断超额利润和在经济、政治上的“霸权主义”战略目标，实现大国资本方式的全球性扩张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在这里是处于劣势的。
第三，作为资本扩张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它的对立性正在导致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产生、扩大及深化，从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条件。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在全球性扩展，必将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最终将加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加剧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使世界不得安宁；另一方面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必然进一步导致世界范围的以强凌弱，破坏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产生更为严重的灾难和罪恶。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正确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我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受世界经济全球化性质对立统一性的制约，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客观进程的全球化，它为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实现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它又为中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主要推动力，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广泛交往为基本内容，以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依存发展关系为纽带，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和广阔的世界舞台，使中国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发展中既可以利用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又可以借鉴其经验教训以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我们要参与全球化，必须遵守全球范围内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生产、贸易和金融体系的行为规划，这种规则在规范利益主体行为、协调各自立场的同时，就为多元的利益主体进入我国市场进行公开化、白热化竞争提供了“通行证”。全球化发展必然要求消除民族国家壁垒，逐渐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交出部分经济管理权，因而使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受到挑战。
（二）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毋庸置疑，国际资本的流动及跨国公司的发展，能给一国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能够增加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能够提升本国产业结构的层次和位置。但也不可否认，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侵入，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民族经济，使民族经济带有一定的脆弱性和对外依赖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通常会扮演“魔鬼”和“天使”的双重角色。外资对我国产业控制的主要方式是股权控制和设立独资企业。目前，国内一部分产品的市场明显呈现出被外国企业垄断的趋势。与此同时，国内著名商标品牌并入外企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多。在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一些产业，国内企业面临空前竞争压力，部分企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
主要参考文献：
当前世界经济的特点范文4
随着世界上的不断发展，从上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基本成为了世界上发展的中心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亚太地区目前的政治格局主要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地区内国家实力强大的国家数量不在少数。例如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其在当今世界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不管在哪一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第二是区域内国家联合程度增强。从目前的政治格局来看，各个国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而选择“抱团”，尽管一些组织在明面上不带有政治性质，而其对政治格局的形成推动作用确是毋庸置疑的。结合现今的国际政治氛围以及一些客观因素，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亚太地区的政治格局主要会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是“总体均衡发展，相对稳定”。这一特点具体是由亚太地区内大国集中而小国数量众多的现实情况决定的。大国集中就导致了地区内的政治发展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使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主导地区内的政治话语权，这样的发展形势能够有效地保障地区内的政治稳定发展，而众多小国为了在这样的夹缝中求生存而选择了结盟。因此，亚太地区目前形成了“中、美、日、俄、东盟”五个国家或组织相互制衡的稳定局面。第二是“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这样特点也是由于地区的特点而形成的。一方面是多个大国以及国家组织在相互制衡之间不断发展，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得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速度相近;另一方面，一些新生力量正在不断崛起并且试图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这样的态势使得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同时也会使得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得到重新洗牌。
2．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综述
与亚太地区的政治格局一样，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也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令人惊叹不已的，其背后是强大的科学研究作为支撑的。而作为新兴的经济发展核心，中国已经在几年前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向美国靠拢甚至赶超的趋势。同时，亚太地区内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状态也是不容忽视的:印度的加尔各答的软件产业已经初具“硅谷”的雏形，并且其发展速度高居世界第一;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畜牧业以及相应的畜牧业产品不但供应着国内的需求，还在海外市场占有巨大的份额，随着现代人对于营养的要求不断提升，这两个国家的畜牧业发展也必将迎来黄金时期;而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正在促进其当地的产业不断转型升级，而且其旅游业的网盛发展也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结合国际上的经济发展格局来看，笔者认为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主要会呈现以下特点:首先，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会继续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向，而且由于美国的“霸主”地位等原因，其经济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撼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的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带来的重创，一些国家以及地区甚至至今还没“喘过气来”;其次，重要经济体的数量不断增多也将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具体来说，一方面是由以亚洲四小龙为标志的老牌资本主义地区的发展所带来的不竭动力在新时期背景下焕发出的新生活力;而另一方面是由于亚太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在经济全球化态势下的不断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两种情况相互作用，互帮互助，使得亚太地区的经济态势越发复杂;最后，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会呈现“功能性、制度性并驾齐驱”的特点。我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曾经这样总结道: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本文的角度来看这一句话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却是不容置疑的。随着一些经济组织不断地进行扩张合作，例如G20正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中不断发挥重要的作用，G20的功能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对亚太地区的货币政策以及经济状态进行不断地交流以及整合，最终促进区域内的不断发展，而内部严格的制度正是确保其功能发挥的重要途径。
3．中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格局下的发展对策
3．1政治策略首先，从政治角度出发。从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来说，其现有的政治方针应该保持，同时通过不断地修正以应对不断发展的亚太政治环境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具体来说，中国在政治态度上应该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态度，既不偏向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组织，也不对任何政治事件发表有任何倾向性的看法。同时，针对于亚太地区内日益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国应该积极应对这种变化，在复杂的世界政治格局中逆流而上，同时，必须坚持“和平与发展才是当今实际的主题”的基本方针，坚决抵制地区内的霸权主义以及强权政治。在世界发展多极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取得最大的平衡，在众多机遇之中谋求最佳的政治发展时期。
3．2经济策略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之下，中国是不可能李凯其他经济体而独立发展的。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首先，中国应该加强对外开放的程度以及与外资竞争的水平。通过不断提升核心技术来提升基本竞争力。同时，由中国以及其他几个大国所主导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正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不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应该在这一层面上通过APEC来不断推行相关刺激地区内经济政策的执行，通过与组织内的友好协商来完成自身经济策略的不断转型以及升级。而且，我国“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的成立，使得我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中更加具有话语权。“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使得其不断辐射到其他地区，而且加强我国与沿岸地区的经济合作，刺激经济发展;而亚投行建立的初衷是促进亚洲甚至是环太平洋范围内的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建成，通过资本的不断融合以及发展来使得亚太地区内的经济发展不断缩小，最终使得地区内的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促进地区内的发展。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一方面我国应该坚持“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的相关战略方针，使得我国加强与亚太地区相关国家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我国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多极化的现象以及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并且针对这些对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促进我国在亚太地区内的经济影响力与发展，使得世界人民共享我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4．总结
当前世界经济的特点范文5
[关键词]传播国际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中国
在当今多元化的传播体系中，国际论坛作为发表意见、交流思想、生成舆论、传播信息的场所和手段，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区域范围内都大行其道，所涉及的范围几乎囊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安全、外交等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这一全球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后愈加突出。它的凸显和强化，进一步反映了在国际社会处于转轨历史时期，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日益全球化发展新形式下，各国人民加强交流和沟通的需要。在名目繁多的论坛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其层次高、规模大、发展快、探讨的问题富于前言性等而最具影响力，位居全球榜首。本文主要从传播的角度对国际论坛在国际交流中的独特价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我国参与该论坛等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负经载道自有机杼
“人类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过程，但是脱离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想象，历史是不可能被理解的。”①国际论坛是适应时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在传播技术手段非常发达、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络等已渗入人们生活各方面的今天，国际年论坛以其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多元化的信息传递、较强信息整合能力以及为开展外交活动开辟非正式渠道等有时在国际传播领域占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能更完整、更有效地传递信息。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由大众传播媒介构造的环境是一种“间接环境”（也称“媒介环境”）。在这种“间接环境”中，人们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来间接体验现实世界。由于各种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是经过“筛选”、“加工”后的信息，加之媒介设置议题过程中因素的影响以及工作程序等造成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相对而言，论坛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面对面的交流环境——“直接环境”，进一步满足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需要。在通常的情况下，会上除极少数与会者讲话需要多一点时间（最多也控制在40分钟之内）外，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发言只有7-8分钟。各种会议一般都有问有答，使听众与主讲人之间进行直接交流。除此以外，与会者还有大量的会外非正式的接触和交流。面对面直接交流可以使传者和受者双方全部感官接受刺激，全方位地建立传播联系，因而能更完整、更有效地传递信息。
多元化的信息传递，可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信息需求。纵观当今国际论坛，绝大多数论坛议题走过了一个由单一领域议题向多领域议题转化的过程。这是由当今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为国际论坛所探讨的绝大多数国际问题的出现极其解决都涉及许多方面。同样，由于多样化世界的存在，人们有不同的交流需要，这不是一般的人际传播或某一大众传播媒介所能满足的。相对而言，国际论坛能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样的要求.国际论坛是国际社会多种信息的集散地，许多信息在这里汇聚、生成并再度传播。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例，该论坛议题非常广泛，所讨论的问题涵盖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各个领域。在第30届年会短短的6天时间里，所安排活动就达400多场，讨论的题目有200多个。这其中包括论坛组织者安排的200多场大会和讨论会，每天多场的新闻会、记者招待会以及许多小型的讨论会。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幕后各种形式的会谈。论坛所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除年会的主题外，从国际互联网信息新技术、生物技术革命到美国经济模式、经济全球化发展及其局限性；从环境污染、沙漠治理到欧洲统一、新恐怖主义；从21世纪政府与经济关系、预防冲突到非洲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等几乎无所不包。参加者犹如进入现代化的超级市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如果没有机会直接参加会议。也可以通过会议发行的简报了解有关内容。
3、不同思想的交流,为形成国际共识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没有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形成共识。国际论坛作为与会者发表看法、交流思想的场所，在全球信息整合、形成国际共识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由于各国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原因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实行多种（包括对媒体和受众）控制，极大地限制了人们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国际论坛独特的性质和交流方式，在促进国际之间诸方面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多方面的限制。其次，论坛不同于某些国际组织针对某一国际问题所召开的国际会议或进行的国际谈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论坛不做出具体的决议要求其成员执行。与会者只是交流信息、阐述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在一个较为轻松、自由、开放的研讨氛围中更易于人们进行思想交流。再次，由于与会者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背景，成员之间的这些差异使得他们能分享他人的看法和观点，从而进一步印证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在相互撞击、互动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逐步达成国际共识。
4、非正式外交途径的开辟,对国际关系的改善具有独特功效。论坛为与会者幕后接触、私下会晤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正式接触渠道或相互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而寻求关系改善的国家或对立的双方至关重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促使世界热点降温、加快地区冲突各方和解方面就具有典型意义。在濒临战争之际，通过198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会晤,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总理共同发表了和解的联合宣言；在198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朝鲜南北双方首次实现部长级会晤；199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两德领导人的会晤，有效地加速了德国统一的进程；1992年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和黑人领袖曼德拉在达沃斯首次会晤，加快了南非民族和解的步伐；199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通过私下接触，进一步推动了有关加沙和杰里科协议的达成等等。
二、论坛巅峰何以成功
达沃斯位于瑞士东南部，靠近奥地利的边界,坐落在只有17公里长的山谷里,是一个人口仅为1.3万人的小镇。这一小镇因一年一度在这里召开世界经济论坛而名闻遐迩。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宗旨的非官方的国际性的机构.论坛自197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召开了30届。目前，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囊括了位居全球前列的1000家大公司和企业，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85%以上的财富，年营业额合计超过4.5万亿美元；作为论坛成员的公司或企业其年营业额或资产需达10亿美元以上,其参加会议的代表必须是董事长或总裁级人物，政界人物须是现任在职；每年参加会议人员包括几十位国家元首、数百名部长级官员、各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各大媒体记者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等等；论坛讨论的问题是全球最前沿的经济、社会等问题；作为论坛成员参加会议需支付较高会费来自金融机构会员每年需支付会费15000美元，其他公司的会员则需付12000美元。此外要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交纳交通和食宿外，另需支付7200美元。尽管入会费用如此昂贵,但应者若云。除通过论坛宣传自己、获得相关的信息、建立广泛的联系外，参会人员把参加这样的会议看作是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除每年举行年会外，还举行国家论坛、工业论坛、全球决策人士电信网络等活动。另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还在华盛顿、津巴布韦、圣保罗、北京、香港、萨尔斯堡、开罗和新德里等设立的地区论坛也定期举行年会。除自身取得这些成就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推动全球和地区经济组织合作、缓和国际关系、推动地区冲突的解决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1982年来自17个国家的贸易部长在洛桑举行的旨在推进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乌拉圭回合会议、1993年举行的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经济合作会议、1997年举行的关于黑海经济区域国际合作会议、1992年、1993年和1994年先后在香港、新加坡举行的欧洲-东亚经济高级会议。1994年举行的中东-南美高级会议、1995年和1996年先后在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合作会议、1996年举行的东欧经济会议等对促进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等等。由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参加会议的人员层次高、规模大、范围广，因而对全球决策、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强的非政府组织,被称为“全球超级企业俱乐部”、“世界经济最高级会议”、“经济联合国”、“会议政府”、“国际论坛的巅峰”等。在取得这种无可匹敌的全球影响的同时,论坛的自身也获得了较好经济效益。论坛的财政收入不断增长。施布瓦也被国际社会称为“会议经济第一人”、“拥有全球权力股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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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所以在当今世界各种论坛中位居巅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传播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紧握时代脉搏的会议议题
根据罗杰斯-休梅克的创新扩散理论，一个新事物能否扩散或成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变数：一个是接收者变数，一个是社会系统变数.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系统变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造性成功之处就在于其个体想象力和人类境遇的紧密结合。这集中体现在其论坛议题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各个年份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均属当时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决策和未来发展,因而受到人们普遍关注。这样，论坛所探讨的问题就把两个变数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论坛的成长创造了前提条件。最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管理方面,范围也仅限于欧洲，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后，石油危机不仅对西方世界经济形成强大的冲击，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日益临近，也对论坛探讨问题内容和方向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后论坛逐渐步入探讨全球政界、经济界和社会问题方面的工作轨道上。在通常的情况下，基金会从80个永久会员中选出8人组成小组，来预测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思想并选出下届年会的主题。因此，其年会议主题均属于前沿的问题。进入90年代后期会议主题包含了以下内容：“世界领导地位新变化”、“全球合作与竞争”、“再定义世界经济基本设想”、“未来发展面临挑战”、“如何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建立网络社会”、“21世纪优先考虑的议题”、“全球化影响及对策”等。今年年会的主题是：“新开端、新思路”。会议议题以代表21世纪的新技术革命——网络和基因革命——使全球化进程加快为基点，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教育、健康、环境和社会等面临的新情况展开讨论。除此以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各地区论坛的会议主题也颇具针对性和前瞻性。如今年4月16日?8日在中国举行“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高峰会年”的主题:中国日益显著的全球角色：影响力、机遇与挑战。这些议题紧跟时代步伐，最具时代特点和挑战性，因而对国际社会舆论界能够形成强大的冲击和影响，备受世界瞩目。
2、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与会成员
出席达沃斯会议的人员中，既有威名显赫的政界要人、富可敌国的商界巨头、领导世界潮流的科技奇才、也有享誉全球的知识精英、颇负名望的国际问题专家、国际新闻界的知名记者、蜚声世界的艺术天才等等。这些各领域的顶尖人物具有全球的知名度和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仅以第30届论坛年会为例，与会者既有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副总理吴邦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印尼总统瓦希德、南非总统姆贝基、英国首相布莱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西班牙首相阿森纳尔，也有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法国经济部长所索泰、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美国在线华纳董事长凯斯、金融大亨索罗斯，灵魂音乐大师奎西·琼斯、电影导演劳伦斯·卡斯丹、政治学家华伦·比蒂。一位与会者不无感慨地说,“环球旅行一年所见到的要人还不及在这里见到的1/10”。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论坛提供了一个一年中绝无仅有的计划机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与世界各领域的重要人物探讨各种问题并交换看法。“出席达沃斯会议的每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是一种吸引力（施瓦布语）”。由于这些重量级人物在某一领域的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舆论领袖。因而他们的思想、观点以及在会议期间所作所为自然有非同一般人物的影响力，也相对具有较高新闻价值。
施瓦布本人也具有造就其事业成功的自身资质和个人魅力。他敏锐的观察力、独特的思维方式、高超的协调能力和运作手法以及对未来事务趋前的感知力等等得益于他早年接受的良好教育；而他因时而作、因势利导的行动能力使其才智锦上添花、发挥到极致。他早年就读于瑞士联邦技术学院、苏黎世大学等高校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先后获得基建工程博士、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现任佩雷斯和平中心委员会成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主席，地球协会会员等。他不仅学有所成、教有其果，也著作颇丰，出版过包括《克服漠视》在内的具有影响力的多部著作。曾先后获得包括德国荣誉十字勋章、法国骑士勋章、斯洛文尼亚自由勋章、奥地利金十字勋章在内的许多荣誉。
3、充分发挥各种媒介的作用
在人类进入混合媒介时代的今天，国际论坛要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离不开对各种传媒手段的运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推进自己的目标的过程中,除发挥参加会议的各个领域的舆论领袖、传媒精英作用外，它也拥有自己的宣传机构、研究力量和研究刊物。从1979年起达沃斯论坛每年推出《世界竞争力报告》。这一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作为最具权威的排行体系，被世界各国政府作为自己工作业绩的衡量基准，成为反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由于该论坛所探讨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焦点问题、前沿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发展状况如何、今后的走向何方以及各国未来将采取何种政策对各国乃至某一个企业的发展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这些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传播媒介议程设置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正是利用这些优势，通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多种媒体将其所作所为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性的影响。为促进论坛与媒体的合作,1992年召开了“非正式编辑,评论家年会”。1993年召开社论作者和评论员的非正式会议。目前,论坛与媒体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今年参加达沃斯年会的记者就达650人之多。
4、适应发展需要不断创新的体制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初以一般论坛的形式出现。从1976年开始、转变成了一种会员基金会组织。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论坛在内部机构设立、管理制度、会员制度、会议类型、运行方式、各种论坛设置等诸方面适应论坛本身及世界形势的需要进行不断的创新。如1973年设立的国家论坛、1992年先后成立的八个区域论坛；1992年建立“未来世界领导者”网络、1992成立的世界艺术论坛、1993年成立的“环球发展公司”、1998年建立工商咨询会等在推动论坛走向世界论坛巅峰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他山攻错、需有新为
从1979年起，受组委会的邀请，中国政府开始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从1980年起，论坛每年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时至今日研讨会共举行了19次。论坛使我们能以全新的视角,深入了解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历史性的变革、中国所处的境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借助这一论坛在宣传中国、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89年后，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行制裁的同时，其舆论界对中国大加诋毁。施瓦布不被西方舆论所左右，亲赴北京出席研讨会。1991年施瓦布力邀总理出席1992年达沃斯年会。在1992年年会上，中国问题已成为世界论坛的重要问题之一。总理在这次会议上的演说所传达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息，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以及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信心。②在199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被认为是今后经济增长最快、最值得去投资的国家；③199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使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和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问题充满信心。④在199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经济专题讨论会的举行以及在年会上李岚清副总理《中国经济稳增长》的讲话，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今年1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会上所作的《迈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演讲,使与会者对中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前景深信不疑。
今年4月16－18日,在北京举行的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共同主办“世界经济2000年北京峰会”，有300余名跨国公司、国际机构领导人，300位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参加。这是一次全球商界、企业界、政界、学界、传媒界聚集的峰会。会议以“中国日益显著的全球角色:影响力、机遇和挑战”为主题，以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议题为主轴，集中讨论了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及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信息产业怎样改变中国、如何运用IT改善企业的运作、全球商务策略、资产体制与重组、资本市场在变化中的形式和作用等问题。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合作与海外拓展、兼并收购与国企改革、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保险和养老市场、医药与科技、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热点和难点问题也同样受到与会者的特别关注。本次峰会是世界经济论坛自成立以来在中国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大大突破原先的设计和规划，国内报名企业超出上年的两倍，反映了中国企业自身的不断成长以及参与世界经济交流的旺盛需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的活动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中国企业几十年来的实力积累已经为中国企业与世界各种经济论坛进行交流奠定了基础。但相对而言，中国总体参与能力仍然很低。像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非政府组织举行的会议和活动，依然是中国了解世界、宣传自己、同世界各国及其部门进行交流的难得场所和重要渠道。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世界各种论坛的活动，并学会能更好地利用论坛资源，挖掘潜力。与此同时，中国急需不断培养和造就自己的队伍。他们应该在某一领域具有国际知名度、了解这一领域在全球的最新发展和未来走向，深知中国国情，懂得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外国人的思维习惯，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沟通能力等等。在传媒经济崛起的今天，国人对这种经济类型的认识应有一个根本的提升。对会议经济的运作，我们还比较落后。要使会议形成经济效应，必须有整体的设计，从硬件的基础设施到软件的公共服务都要到位。
中国参与达沃斯世纪经济论坛的历程既是中国了解世界的过程，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各方面都有做出进一步努力的需要。
注释：
①陈卫星:《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见《传播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编辑1999年11月第35页
②从1993年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国家最多的国家。
当前世界经济的特点范文6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