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分析范文1
关键词：国际经济；国家安全；国内结构；决策机制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01805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1］，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2］。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结 论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是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加强，国际力量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更深入到国家内部结构，通过国内政治过程与社会结构，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制度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外延在扩大，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在非传统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领域，不仅存在国家间经济安全，而且存在着国内―国际互动过程中的制度安全问题。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受此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面对国际力量与国内社会的双层压力，这严重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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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分析范文2
关键词：制度竞争 国际竞争 实证分析 制度竞争力
制度竞争的重要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竞争的背后都包含着制度的竞争。制度竞争实际上是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和博弈的过程，并受到各国改革开放程度的影响。制度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预期制度的潜在收益，促进本国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
现在人们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从宏观层次来看，制度能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有效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微观层次来看，能解决激励和约束两大市场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因此，制度建立、改革、创新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效率甚至兴衰成败。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最主要的是制度上的差异。
鉴于各国国情，在制度的选择上，各国总会选择能够促进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使本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能处于优势的制度，势必导致国家之间在制度选择和安排上的竞争。制度竞争可以使各国在总结原先制度优秀因素的同时，不断加强各个层次制度安排经验的交流与互动学习，优化各国制度体系，降低制度设计安排成本，提高制度实施效率，增强国家竞争能力。各国通过制度竞争，加速制度变迁和创新，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因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制度竞争成为人们研究和关注的课题。
制度竞争与国际竞争的相关理论分析
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的一个暗含前提是把国际竞争的主体设为企业，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仅仅强调微观层面。或者仅仅将政府参与国际竞争界定为“保护”或者“直接干预”。他们关注和论证的中心往往只限于微观的物质技术层次，重视物质效率，即单纯以企业或产业的技术效率作为国际竞争的全部内容，政府要么是国际竞争中无所作为的“守夜人”，要么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国际竞争中去，缺乏本身独立的主体地位。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并非仅仅依靠微观的、物质技术形态的竞争取得，企业或产业之间的竞争只构成了国际竞争的一个维度，另一层次的竞争是一种宏观层次的竞争形态，即宏观形态的政府之间的竞争。相对于微观形态的企业之间的物质、技术效率竞争而言，宏观形态的政府之间的竞争则表现为一种制度竞争，取得一种制度优势是这种竞争形态的中心，这两种竞争形态共同构成了国际竞争的内容。
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已表明，微观层次的效率是以一定的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效率为前提的，而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比个人或其他组织都重要；一国政府面临着来自国内各利益集团和外部竞争者的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都希望在一个高效率的制度环境中配置其所掌握的资源。因此，要素通过跨国流动可以进行制度选择，这种微观主体的制度选择行为将迫使一国政府寻求建立制度优势。
因此，本文认为国际制度竞争有三重含义：其一是指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尤其是国家或区域之间选择规则或规则体系的竞争，竞争过程往往伴随着制度体系效率的提高，以制度优势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刺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等的投资形成，加强对参与国际竞争的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创新激励，同时也形成相应的约束体系，规制经济主体的行为，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摩擦成本，增强其竞争能力。其二是指通过制度竞争形成制度优势，加强对全球可流动资源的吸引和利用，促进内部比较优势与外部资源的有效结合。其三是指国家或区域在国际经济交易规则或共同规范建立的博弈过程中进行竞争，加强自身的谈判能力、影响力和适应能力，减少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我国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实证分析
我国从1978年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意味着我国经济从此进入了一个体制转型时期。体制转型实质上就是制度竞争和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一制度变迁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并驾齐驱、相辅相成，体制转型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51.01%提高到1999年的68.07%，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也达到了36.2778%。可见，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因素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根据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的年度报告《世界竞争力年鉴》所提供的国际竞争力数据，可以把握我国国际竞争力趋势，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根据该年鉴提供的资料，我国经济表现竞争力一直名列前茅，1998年至 2001年，虽出现了排名逐步滑坡的现象（见图1所示），分别排第3、4、5、7位，2002年又恢复到第3名。1999―2002年间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较稳定，平均在30位左右；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而经济稳定发展归根结蒂是由于在竞争中制度不断完善和不断创新。
我国政府效能竞争力排名（见图2）从1998年以后，出现了下降趋势，1998年至2001年排第19、31、32、35位，在2001－2002年，出现了较大的提高，从2001年的35名上升到2002的30名，提高了5个名次。
企业效率是我国竞争力四大要素中表现最差的一个，不但其竞争力水平低，而且从1998年以来我国的企业效率竞争力排名直线下滑（如图3所示），大约以每年3个名次的速度下降，从1998年的第32名一直落到了2002年的第43名，企业效率成了中国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不利因素。因此，只有改善管理方法，提高生产率、完善劳动力市场等，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企业的差距，中国的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从而促进中国竞争力综合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名，1998年排第30位，1999年第35位，此后各年依次是第34、39、35位（如图4所示）。此要素排名呈现出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态势，2002年出现了较大的提高，从39名前进到了第35名，目前基础设施竞争力处于提高阶段。但总的来说，我国在49个参与评估的国家和地区中，基础设施是比较落后的。
一国的制度优势可以吸引外部资源，尤其是高质量的外部资源，以弥补国内的要素供给缺口。由于FDI有助于提高一国企业的竞争力，并从整体上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世界各国近年来竞相调整与FDI有关的规制制度，都在努力吸引FDI，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持续的制度竞争浪潮。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在2004年有102个国家参与了修改调整与FDI相关的制度，并且其中有235项是有益于制度调整的，而不利项只有36项，这很大部分上提高了制度竞争的实力。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一项研究成果也表明，1998―2000年间世界各国在流入FDI的吸引潜力排名中，排名最前的20个国家，其胜出的主要因素是制度等结构性因素。
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我国已经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投资首位了，现在吸引投资已经从原来单纯的政策优势转向综合国力的优势。在《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关于吸收FDI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排名中，我国的FDI业绩指数虽然是微弱上升，从1990年的46位上升到45位，甚至2004年的业绩指数低于上一年，但是FDI潜力指数却有明显的升高，排名从41攀升至32，见表1。可见，我国在投资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有了极大的改善。
而这种成就是与我国为吸引外资而专门进行的各种制度创新是分不开的。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各个方面积极履行“入世”的承诺，法律政策的相应调整，投资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等，都从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政策更加公开透明，运转成本以及风险更低的企业经营环境。
从以上分析可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加凸显了制度的重要作用，政府作为宏观层面的国际竞争主体，应发挥关键性作用。在未来的国际制度体系竞争中，我国政府应对目前的制度竞争格局进行调整，加速国内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创新，建立完整、灵活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尤其是有效的产权制度，这是参与外部制度竞争的前提。培育微观竞争形态的国际竞争主体的创新机制，增强其竞争能力，最终形成国际竞争中宏观与微观二层次协调的竞争优势。
尽管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制度实施的不完全性(即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制度实施主体间差异)决定了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只是一项工具，不是目标，无论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制度安排，都必须考虑到其成本与收益，不能单纯地为追求制度的合理性而忽视制度实施中的实际效果。同时应该注意，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社会及地理环境，不可盲目套用他国成功实施的制度安排，或盲目排斥他国运行效果不尽人意的政策规范。应从本国的实际状况出发，并在制定后的实施过程中做出适时改进和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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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分析范文3
1 政策背景
我国的人口政策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仅1962―1973年的婴儿潮时期，我国每年维持着2400～2700万的生育人口，这1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达3.14亿，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当时为解决人口增长对于社会经济资源利用的不利影响，我国开始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0年的11.87‰下降至2010年的4.79‰。计划生育政策曾在一定历史时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我国开始面临一系列的人口问题。根据六普数据，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8.9%，超过了7%的临界水平，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将带来我国劳动力锐减，社会抚养压力增加，人口红利消失，长期经济下行等诸多问题。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不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开始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2011年我国各地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是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为进一步解决此问题，2015年10月，我国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从2016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同时，生育一孩或两孩的夫妻均可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利于进一步提升国民生育意愿。
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影响深远。一方面，有助于为未来补充提供新生劳动力，降低长期生产成本，维持正常的人口结构，利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婴儿潮将带来新的行业机会。适逢中国处于消费转型的时代，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在从出口和政府投资向居民消费转型，这样的时代背景也放大了全面二孩政策对于消费行业的刺激水平。
2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1 补充高素质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学者普遍认为，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主要由人口、技术、制度等因素决定。人口总量大的国家具有较为廉价的生产要素，社会生产成本较低，经济具有竞争优势。中国始于21世纪初的较长时间的经济腾飞正是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之上的。1962―1973年是中国的婴儿潮阶段，三年自然灾害后修生养息带来了大量的新增人口。到了21世纪初期，这些新增人口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使得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但是中国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正在出现缺口，东南沿海各地已出现了用工荒等现象。如果不转变人口政策，中国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会逐渐枯竭。根据测算，2036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降至8亿人以下，而如果放开二孩政策，劳动年龄人口在2048年才降至8亿人以下。
2.2 减轻社会长期抚养压力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两个青年人要抚养四个老人，我国社保基金将面临收支难以平衡的问题。据统计，2014年我国四项社会保险当期结余了近6000亿元，尚能维持收支平衡，但是2014年社保基金收入的增速仅为10%，而过去这一增速一直维持在20%的水平，未来面临着较大的抚养压力。根据测算，如果不放开生育政策，2050年我国老龄化率将达到34.5%，如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2050年老龄化水平将达到29.9%，这将有助于减轻社会长期抚养负担。
2.3 拉动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
宏观经济学里，经济增长由居民消费、政府投资、出口和民间投资拉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市场增速低迷。同时，我国政府投资过量带来了产能过剩的问题，社会无法消化过量产能。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压力。而全面二孩政策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根据测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每年将带来新增消费达1200～1600亿元，这将有效将目前高企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消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3 对于细分行业的影响
3.1 地产行业
居民对于房地产的需求包括居住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其中居住性需求由20～44岁青年群体的人口数量决定。放开二孩政策将在长期内增加房地产需求。根据测算，如果全面放开二孩，那么在2050年，20～44岁的人口比例将比不放开二孩时增加4%，增加规模达到1.28亿人。这部分新增人口将使房地产行业直接受益。而从短期来看，全面二孩政策也会对地产行业的需求有结构性影响。该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是包括户型大小、功能设计等方面的产品结构调整；二是教育配套需求未来将更为强烈。目前，我们常见的是“三口之家”为主的家庭结构，但随着二孩政策完全放开落地，未来或将出现较大面积的“四口之家”“三代同堂”的局面。原本的小户型已不能满足一大家子人的生活需求，三房以上的大户型将逐渐成为二孩家庭的重点考虑对象。同时，学区房依旧是热点，争夺学区房及入读名额也将越发激烈。
3.2 母婴行业
母婴用品分为四个大类：一是母婴儿用品，如奶瓶、奶嘴；二是婴幼儿服装；三是儿童玩具类；四是婴儿食品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将带来婴幼儿用品、服装、玩具、食品的需求增加。尤其是母婴食品，我国母乳喂养率较低，城市母亲的母乳喂养率仅有17%，我国对于婴幼儿奶粉市场需求非常大。此前，国内家庭购买孕婴童产品主要通过母婴店、大卖场，以及网络购物。有数据显示，他们来进行解决，分别占有43%、24%、15%的比例，可见母婴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3.3 教育行业
教育是对于少年儿童的重要投资。根据2009年一项对中国城市家庭的调查，独生子女家庭将10.6%的收入用于子女教育，而双胞胎家庭则花费了17.3%。随着“二孩家庭”不断增加，教育消费将使中国的储蓄率降低7～10个百分点，即从今天的30%下降到十年后的22%。家庭对于教育的投资数量不断增加。而具体到未来的发力点上，在线教育行业作为新兴方式，利用了互联网的优势，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2015年在线教育方向，“轻轻家教”“疯狂老师”“老师好”等创业项目获得了投资机构的热捧，在线教育平台领头羊沪江网获得了10亿元人民币的D轮融资。
3.4 医疗健康
全面二孩政策将带来母婴对于医疗健康的需求。一方面，婴儿潮的到来将增加对于医院的产科、儿科资源的需求，相关资源需要重点布局；另一方面，互联网医疗健康需求也相应增加。
4 国际经验对比
4.1 美国婴儿潮背景
美国婴儿潮发生于“二战”后，从1946年至1964年，美国诞生了7600万婴儿，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由于出生在和平时期，没有经历战争的恐慌和大萧条的困难，并且享受着战胜国的待遇，这时期出生的人口普遍接受了较好的教育，享受了较好的物质生活。他们深刻影响了日后美国经济发展脉络。
4.2 婴儿潮引发的三次经济热潮
婴儿潮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此时美国对于婴儿及儿童消费需求带动了婴儿食品、玩具、动画片发展。最为典型的代表是迪士尼动画。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至9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步入了青壮年时期，他们由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通常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对于新事物的好奇心，在该阶段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今天互联网领域的独角兽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就是在此阶段诞生发展的。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该阶段，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步入中老年阶段，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为了有效配置并合理利用个人资产，美国汽车、房地产、金融产业蓬勃发展。美国鼓励私人通过贷款等金融手段投资房地产。不过这也为美国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全国经济分析范文4
关键词:奶制品;食品质量安全;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062.5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奶制品质量安全现状及其严重性
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给全国人民和奶制品行业敲响了警钟。在此之前,专家学者研究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只是集中于农产品、畜产品、绿色食品等方面,并没有对奶制品做过针对性的研究。“奶粉事件”的爆发使人们陡然发现在研究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方面的死角。专门研究奶制品的质量安全问题的原因在于,虽然专家学者对于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奶制品作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行业,在和其他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存在共性的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性。从我国目前奶制品行业的质量安全情况来看,城镇和农村奶制品市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城镇奶制品含有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在我国广大城镇销售的奶制品,大多数由大型奶制品企业生产供应,产品质量安全系数相对较高。但是,在供应城镇的奶制品中存在的问题是,企业为了在不提高成本的前提下,提高奶制品检测时的营养成分的含量,试图增强产业竞争力,扩大市场销售份额,而非法添加一些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威胁。厂商实施此类行为的原因在于:一是城镇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情况下,有追求健康食品的需要。因此,消费者在购买时会注重产品营养成分的含量,这是促使企业想方设法提高产品营养成分含量指标的根本动力;二是企业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并不是会百分之百被检测出来,并且被检测出的可能性较小,而如果未被检测出的话,企业可从中获得较高的利润,这是促使企业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直接原因;三是在城镇销售的奶制品的生产商多为已获取国家“免检产品”称号的大企业,因此企业可以在“免检产品”的保护下,进行大量生产,而不必担心在检测中发现问题,这是企业肆意添加非食品添加剂的保证。以上三点是导致大型奶制品生产企业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
(二)农村的假冒伪劣产品和过期产品严重威胁消费者的健康。在农村销售的奶制品除了少数为大型企业所生产,大多数为小企业和小生产作坊所提供。与大型企业相比,小企业和生产作坊生产的奶制品会出现更多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第一,小企业和生产作坊生产的健康卫生条件难以得到保证;第二,由于条件简陋,产品加工、储存和运输过程中,产品的质量安全难以得到保证;第三,生产者法制观念不强,对于劣质产品对消费者身体健康的威胁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因此生产者的行为难以得到约束。除此之外,农村的奶制品多在小便利店销售,店主对于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利益的驱使下,会更多的购进低价劣质产品,甚至销售过期食品。而在农村,由于各种原因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够,很多销售商的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同时,农村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淡薄,对于健康食品的需求不足,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较低,食品安全知识缺乏,对于产品价格的敏感性较高,这是导致假冒伪劣和过期产品在农村仍有广大市场的直接原因;农民在购买商品时没有良好的消费习惯,不注重产品的成分、是否有合格证、是否有相关认证标志、商品是否过期,并且在所购买商品出现问题时,维权意识差,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很少能主动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以上原因导致了城镇和农村奶制品消费者的健康受到威胁,这是奶制品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当出现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后,奶制品行业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发展;消费者健康受到威胁后,会进而引发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影响整个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因此,在消费者对奶制品需求不断增加,奶制品行业不断发展的今天,奶制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对消费者、奶制品行业和社会的发展都造成了不利影响,必须进行纠正改善以促进全社会协调发展。
二、我国奶制品质量安全问题原因探析
在我国奶制品市场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市场失灵。具体而言,这是由于奶制品市场中存在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公共产品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使得价格体系不能有效运作,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
(一)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价格体系有效率运作的原因是市场价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传递了信息。当一种生产或消费活动产生了不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间接效应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可以是正的或者是负的。当经济主体所采取的经济行动对他人产生了有利影响,而自己却不能从中得到报酬时,便产生了正外部性;当经济主体所采取的行动使他人付出了代价而又未给他人以补偿时,便产生了负外部性。企业生产如果产生正外部性,就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活动要承担过多的社会成本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因此处于自身利益考虑,企业会降低产量;反之,企业生产如果产生负外部性,就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活动为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了危害,而并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因此这会导致企业产品定价过低,产量过大。外部性会导致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
奶制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即大企业产生的正外部性和小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优质产品产生的正外部性和劣质产品产生的负外部性。
大企业的正外部性表现为:大企业生产的奶制品在质量、品牌、效果等方面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凭借对大企业产品的印象去购买产品,由于不能区分不同产品的内在质量差异,结果却购买到伪劣产品,这就给生产伪劣产品的小企业带来了收益,而大企业并未从中得到任何收益,这就是大企业对小企业产生的正外部性。
小企业的负外部性表现为:虽然消费者在购买奶制品时不能辨别出其质量差异,但在食用时以及食用后还是可以基本辨别出产品质量的,这时小企业生产的伪劣产品就会给消费者留下恶劣的印象,进而会导致消费者对市场上同类产品的怀疑,减少该类产品的购买和消费,大企业产品的销售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其经济效益受到了损害,而小企业对此并未予以补偿,这就是小企业对大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
在市场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在大企业内部生产的产品中仍然区分为优质产品和劣质产品,这里所提到的劣质产品主要涉及的是含有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产品。与大企业对小企业产生的正外部性和小企业对大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类似,由于从外观甚至是口感上,消费者很难区分清楚优质产品和劣质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劣质产品就可以享受优质产品所带来的无形收益;而一旦发生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后,优质产品不得不与劣质产品一起承担劣质产品给消费者健康带来威胁所产生的成本。
(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为何外部性会导致奶制品市场失灵?为何消费者不能清楚地区分大企业产品和小企业产品的质量差异,以及大企业生产的优质产品和劣质产品的质量差异?其根源在于奶制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在一个交易中,买者和卖者拥有不同的信息,而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是导致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国的奶制品生产企业近千家,看似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结构,然而消费者所购买的奶制品是不同质的,产品的质量信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是不完备的,这是导致生产者“逆向选择”、奶制品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奶制品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尼尔逊、达比和卡尼等学者按照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的掌握情况,将商品分为三种类型: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搜寻品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前就已经掌握充分质量信息的商品;经验品是指消费者只有在购买使用后才能知道商品质量信息的商品;信用品是指消费者即使购买使用后也不能判断其质量的商品,信用品主要涉及到商品质量安全和营养水平等方面的信息。显然,奶制品符合信用品的特征,很多情况下,非专业人员即使在购买甚至是食用了该商品后仍然不能判断出其质量。因此,这就为不法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在不改变奶制品外在特征的前提下,为了牟取非法利益而添加对人体有害的非食品添加剂。
第二,消费者获取奶制品质量安全信息的难度很大。一是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由于其拥有的有关奶制品的知识有限,并且基本不具备获取相关专业知识的能力,特别是在重大奶制品安全事件出现之前,消费者也不具有获取相关知识的强烈欲望。因此,消费者对于奶制品质量安全信息的获得是十分有限的;二是消费者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较高。消费者要充分获取奶制品内在品质的信息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多种资源的投入,搜集信息的成本较高,甚至超过其可能获得的收益,从而使得很少有人愿意去承担这部分成本,造成的结果就是消费者不可能掌握更多的有关奶制品内在品质的信息。
第三,生产者对信息的垄断。“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二十多个生产问题奶粉的企业中隐藏的深层问题才随之暴露出来。其实,奶粉生产企业采购三聚氰胺已成为“行业潜规则”。为何这种“潜规则”可以有如此广大的经营空间,而消费者对此却一无所知?究其原因在于,生产者拥有的信息越多越有利,为了使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生产者会刻意隐瞒信息,为了共同利益的存在,所有企业都会避免消费者获得影响其共同利益的有关信息。因此,信息垄断权得以掌握在生产者手中。
以上三点说明了在奶制品市场上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原因,这就直接导致了奶制品市场出现“劣品驱逐良品”的现象,即“柠檬市场”。当消费者无法分辨奶制品市场的商品质量时,只会按照商品的平均品质支付对价。劣质牛奶比优质牛奶的价格要低,当消费者面对这两种商品时,更倾向于购买价格较为低廉的劣质牛奶。劣质牛奶的生产者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而优质牛奶的生产者可获得的利润则很少,甚至以市场价销售可能出现亏损。事实上,伪劣奶制品的主要目标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和中低收入家庭。当劣质奶制品不断挤占优质奶制品的市场份额时,成本较高的优质牛奶的选择只有逐步退出市场,而市场上只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劣质牛奶。因此,“三鹿事件”导致的结果是消费者对于所有的奶制品减少购买,至少造成了一段时期奶制品市场的萎缩。更重要的是,打击了消费者对于所有奶制品生产商的信心,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三)公共产品导致的市场失灵。公共产品是这样一种商品,它能够便宜地向一部分消费者提供,但是一旦该商品向一部分消费者提供,就很难阻止其他人也消费它。市场对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当市场不能供给许多消费者认为是有价值的商品时,就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在奶制品质量安全问题上,公共产品就是有关奶制品的信息。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得出,消费者很难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有关奶制品方面的信息,若要奶制品市场信息公开透明,市场配置效率提高,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然而,在政府提供奶制品相关信息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政府监督奶制品市场是要支付一定成本的,其中包括收集、处理、加工、传递信息等多方面的成本。同时,就奶制品行业而言,我国绝大多数奶制品生产企业都没有自己的牧场,而是通过分散的奶站作为奶源,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政府对于奶制品质量安全的监督难度。因此,作为政府监管部门来说,不愿支付这部分监管成本,监管动力严重不足。政府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于信息的需求,最终将导致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第二,公开信息的政治成本。不少出现问题的奶制品生产商都是当地的利税大户,为了维护当地财政收入的稳定,不排除当地政府对企业部分信息的隐瞒,维护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另外,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报告负面信息时,可能会影响到官员的政绩和升迁,而使得某些官员刻意隐瞒对于自身不利的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公开,试图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加以控制和解决,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危害的继续扩大和升级。
以上原因就导致了目前政府难以提供奶制品的相关信息,当公共产品不能通过政府得到有效供给时,就会出
现奶制品行业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的情况。
三、改善奶制品行业质量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分析得出,我国奶制品市场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因此要改善奶制品市场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要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奶制品行业的信息公开。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由于奶业协会在奶制品专业知识方面具有的天然优势,以及其在协调行业发展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奶业协会在普及奶制品知识方面应担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奶业协会应组织力量向消费者大力宣传各种奶制品的科普知识,增加消费者对于产品内在质量的辨别能力。消费者有权充分了解不同奶制品的内在品质差异,从而对不同的产品给予合理的差别定价,维护高质量奶制品的市场地位和生产者的利益。除此之外,奶业协会还应大力加强生产者道德建设,提高生产者的素质,加强生产者道德自律的能力,维护本行业正常的生产秩序,以有效减少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出现。建立健全奶制品行业的声誉机制,利用生产者对长期利益的追求作为约束,减少其短期行为的出现。
加强中介机构、消费者协会、大众媒体等各个方面的监督力度。联合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提高奶制品行业的信息透明度,加快信息在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之间的传递,减少由于信息不透明和信息滞后所引发的各种产品质量问题,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在披露伪劣产品的同时,定期更新公布优质产品信息,增强消费者识别产品质量的能力,从而对优质产品的正外部性进行补偿,对劣质产品的负外部性进行惩罚,维持奶制品市场的正常秩序。
第二,政府相关机构的信息公开。2009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原法规不适应当前形势的方面进行了修改,根据新法规:任何食品添加剂目录外的都将不能用、任何食品都不能免检、权益受损消费者可要求10倍赔偿。新法将赔偿标准大大提高,加大了经营者的违法成本,起到震慑作用,对减少奶制品行业的质量安全问题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外,政府应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扫清信息传递的障碍。对刻意隐瞒产品质量信息,不及时上报而造成危害扩大的部门和个人加大惩处力度;相反,对于及时上报并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危害进一步扩大化的部门和个人,应适当降低惩处力度,促使其积极处理此类事件。
将政府官员的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与其政绩相挂钩,减少政府官员为了自身短期利益,对所管辖企业的违法违规操作姑息纵容。一旦企业发生问题,需要追溯到相关部门前任官员,从而可以大大降低官员为了自身短期利益,忽视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发生委托问题的可能性。
第三,对消费者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首先,应借助行业协会、大众媒体、政府等各个方面的力量,加强消费者的健康知识普及教育,帮助消费者提高识别不同产品质量的能力;其次,帮助消费者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消费时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同时提高消费者、特别是农村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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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鹏.信息质量不对称对农产品竞争力的制约及解决途径.2007年中国科协年会专题论坛暨第四届湖北科技论坛优秀论文集,2007.
[4]王越,王浣尘,穆昕.绿色产品市场“柠檬效应”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06.34.
全国经济分析范文5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
随着对外开放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衡量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先进与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产业结构的竞争力来反映的。因此，新时期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所谓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笔者认为，是指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达到一定的协调化和高度化、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参与全球竞争、提高其产品市场占有率的能力，它是产业结构协调化和高度化的综合。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较强的协调化能力、高度化能力，并且二者能相互融合、贯通，那么这样的产业结构将富有最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能发挥本国优势，从而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使部门投入产出达到最佳效率。而产业结构落后的国家则处于劣势，在经济全球化中会丧失更多利益。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的关键时期。这种情况下，深刻认识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提升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就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推动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着全球产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原有的传统产业分工格局和发展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式与过程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着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从而使其具有以下几个重要趋势：
1.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增强，产业结构的开放效应不断提高。由于各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地位不同，各国产业优势也不同，一国的产业结构并不是齐全的。因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产业结构的成长、运行必然要与世界其他国家产业结构发生相互联系。同时，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各国产业结构的开放效应相应提高。开放的经济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的信息，对各国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2.农业基础不断加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法宝。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农业产业结构特别是种植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不断提高粮食作物的优质产品率，并逐步降低粮食作物所占比率，提高种植业中蔬菜、水果和花卉业所占比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畜牧业发展为重点，积极参与农业国际分工，提高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3.高信息化、高科技化和高服务化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产业结构的高信息化、高科技化和高服务化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随着高技术的发展，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不断深化，大大提高了制造业的科技含量。信息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服务业比率大大提高。
4.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与产业的国际转移并行。随着全球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加速发展微型电子工业、生物工程、光纤通信、激光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新产业，将一些有利于节约本国自然资源、有利于保护本国环境的产业，以及能充分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和市场，节约劳动成本和销售成本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为此，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然伴随着产业的国际转移，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趋势。
5.产业结构“软化”,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产业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生产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产业的服务,出现了“经济服务化”趋势。同时在所有产业结构中,伴随着知识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人才,尤其是对高技术人才的依赖大大增强。
二、对我国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现状的基本分析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还十分低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国际竞争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1.三次产业比较粗放和落后。首先，农业基础不稳，结构升级缓慢。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的生产技术管理落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物质基础上十分薄弱，土地的负载力沉重，劳动生产率低下，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其次，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比较薄弱，发展后劲不足；传统加工工业产业素质低下，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如纺织、轻工、煤炭、传统机械制造业等“成熟产业”市场供过于求，生产能力闲置的问题十分突出；支柱产品和主导产业作用不明显，没有起到“领头”的作用，严重影响了其他行业的结构升级。最后，尽管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但传统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质量不高。因此,我国要与发达国家成熟规范的第三产业相对接,不仅差距太大,难度更大。
2.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低下。首先，农业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很低。2000年～2004年，我国年均农业劳动生产率为9113.84元/年人，年均增长率为11.74%，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其次，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较低。总体上看，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低、单耗高、浪费大，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据估计，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水平落后国际水平5年～10年，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以上，资源利用率低20％，成本高30％。另外，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引进消化吸收和技术改造缓慢，严重制约了产业技术进步。最后，高技术产业发展规模、速度及质量亟待提高。由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高技术产业尚未成为我国的主导产业，这对于产业技术创新扩散，对于发展高技术产业带动结构升级都将造成严重阻碍。
3.产业结构虚高度化。我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急于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因此实现产业政策的倾斜，偏重发展一般加工工业，导致产业结构的虚高度化。虚高度化产业结构一方面表现为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存在矛盾，基础工业的发展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原材料工业的供给不能适应加工工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高技术化水平偏低。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消耗大、附加值低的产业比重高，而技术知识密集型附加值高的产业化比重低。从国际制造业结构演进的趋势看，技术密集度高的机电产业是不断上升的，因其是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所以其增值比重也是不断上升的。而我国机电产业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偏低，不能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起到有效的主导作用，不利于加工工业中技术集约化的发展。
4.产业集中度偏低，产业地区结构趋同化严重。我国除垄断性行业以外，绝大多数企业规模过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进入过多，资金和技术投入分散，在生产、市场、研究和开发等方面都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的优势。不仅造成规模偏小、利润下降，而且导致资源配置不经济、浪费严重，产业集中度长期以来不能得以提高，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民族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由于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低、比较优势不明显、产业进入壁垒低，同类企业分散化、小型化，因此重复建设严重，产业地区结构趋同化突出。各地区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下，重复盲目布点，企业间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造成产业结构的大体雷同，影响了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
三、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策略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我国必须适应世界潮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继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我国产业结构的国际竞争力。
1.继续优化我国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结构竞争力。首先，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推动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优质、生态、现代绿色、无公害农业产品以及有机食品优势来保持农业比较优势，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其次，努力改造和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和，促进工业由大变强，鼓励和支持以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依托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鼓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制造、研发和创新能力。最后，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全面发展第三产业。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和结构调整，支持运用现代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改造传统服务业。
2.立足于高起点，制定和实施高效的产业技术政策，提高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随着产业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国际竞争的焦点是技术基础、技术能力的较量。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开放条件下面临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必须加快制定和实施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强化我国产业技术基础，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增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改善产业的整体素质。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技术创新，从而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又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升级。另一方面，要根据自身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审时度势，选择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抢占一些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占领这些产业和技术的制高点，培育这些产业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3.构筑新型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必须按照国际市场的发展前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筑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基础产业为支撑，制造业发达，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新型产业体系，从而不断改善产业整体素质，提高产业创新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实行跨越式发展战略，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经济的兴起，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国际竞争力。首先，通过大力发展计算机软件等信息产业和相关产业，大大促进以信息、知识为重要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各地区之间、与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其次，通过大力发展信息业，改造传统管理模式和流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普遍推广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水平，从而达到全面提高各产业整体素质的目的。
4.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是一个产业体系完整但产业技术结构多层次的大国，生产制造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争取主动，赢得市场，就必须把一部分具有优势的制造业以新技术武装起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真正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同时，要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发挥后发优势，打破对国际比较优势条件的被动适应和对产业结构的被动调整，强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步实现比较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增加资本要素禀赋结构中的丰富程度，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物质技术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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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分析范文6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全英语教学；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29-0052-04
全英语教学即是浸入式英语教学（Immersion English Teaching）。是指用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模式，即学生部分或全部时间中被“浸泡”在目标语环境中，教师只用目标语面对学生，教授全部或部分学科课程。所以说，全英语教学实际上是双语教学的一种模式，并且从实施教学的难度来说也应该是最难的一种。
在2009年，上海市教委为了促进和形成一批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与国际接轨、教学方法符合中国实际的高水平全英语教学课程，发挥课程的示范辐射作用，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启动了一年一度的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教学课程的申报和评审工作。
教育部高教司开始倡导在本科教育阶段实施双语课程教学后，各个高校积极开展开设双语课程的实践，尤其是在经济管理学科方面开设双语课程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开设全英语课程还面临很多亟待探索的问题。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在2010年获得上海市教委立项，开展“国际经济学”示范性全英语教学课程建设。经过两年多的教学实践，笔者进行了连续的问卷调查，涉及到四个班级175人次，积累了一些教学的经验，同时也对提升全英语教学的效果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国际经济学全英语教学的实践
1. 师资队伍的建设
全英语教学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对从业教师的自身素质和语言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全英语教学要求教师不仅应具备系统的、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求教师能用外语表述专业知识、解析专业词汇。
我院从事《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团队共五位教师，其中三位担任讲授工作，都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都具有在英语国家访问或进修一年的经历，因此英语也具有较高的水平。但是，自身英语水平高，不一定用英语授课效果就好。为提高全英语教学的英语授课能力，团队的教师坚持在授课前集中一段时间强化英语听说能力，同时坚持集体的教学研讨活动，讨论在全英语教学中的问题和对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经过两年、涉及到四个班级175人次的连续问卷调查，被调查者中认为全英语教学课程的任课教师英语授课水平“很好”的平均占到40.9%，认为“一般”的占到56.6%，两者合计达到97.5%，说明学生总体上对教学团队教师的全英语授课水平还是认可的，但是认为“一般”还是比“很好”的略高，说明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2. 教材的选用
“国际经济学”全英语课程教学选用了国外优秀的原版教材，把保罗.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教授编写的《国际经济学》第8版原版教材作为固定教材使用，该版本在课程建设项目立项的2010年是国外最新版本，作者保罗·克鲁格曼是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国外原版教材的优点很多。首先在语言上一般不存在问题，而且国外的比较权威的教材内容上也会及时更新，比如我院所采用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教授编写的《国际经济学》原版教材，第八版和最新的第九版之间相隔仅两年十个月，可见更新的速度。需要注意的是，在选用原版教材时应注意原版教材课程内容的难易与学生实际英语水平的吻合，还有与其它课程之间的匹配问题。
全英语教学课程教材采用哪种好？问卷调查显示，四个班级平均63.8%的学生认为应该用原版教材，可见原版教材的使用还是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调查显示，对这门全英语教学课程的教材质量的看法，四个班级平均58.2%的学生感到“很满意”或“满意”。调查显示，学生认为“这门全英语教学课程的教材中的优点”最主要的是“大量运用图表、数据并结合实际案例”，其次是“结构严密、体例规范”，再次是“内容新”，说明他们对教材质量的认可。
3. 学生的接受能力
学生在全英语教学过程中的接受能力如何，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的好坏，而这种接受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外语水平。对于具备一定英语基础、但不能完全独立阅读英文教材的学生来说，英文的阅读能力是需要加强培养和训练的。
鉴于授课对象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经过大学英语学习，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已具备了一定的英语基础。问卷调查显示的英语水平是：CET-4平均占到71%，CET-6占到14.9%。应该说，按照公共英语的水平来衡量，大部分学生初步具备了参加全英语教学的基础。但是调查显示，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能适应全英语教学课程的教学方式且“完全可以”的仅占到6.8%，“基本可以”的占到44.6%，“勉强可以”的占到32.3%，显示认为自己英语水平“完全”或者“基本”可以适应全英语教学的学生只占到一半略多。可见，学生对开展全英语教学心存一定的畏难情绪。
4. 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1）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在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学课程全英语教学过程中可制作丰富多彩的教学课件，课件由任课教师制作，全部采用英语，有利于进行沉浸式教学，给学生制造全英语环境。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笔者针对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图形分析多，数据分析多的特点，在课件上制作演示了公式的推导和曲线的变化，一步接一步的动态过程，对于帮助学生加深理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也应注意收集与教学相关的一些视频资源。比如有英文的专门介绍金融危机成因的视频，还有世界贸易组织网站专门介绍WTO的一些视频，这些视频制作精良且图文并茂，教师在课堂讲授到相关问题时，通过让学生看视频，然后组织课堂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重视板书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由于当前教学可以借助很多现代化的手段，传统的板书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微弱。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PPT在应用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即阐述一个比较复杂推导过程的时候，可能要用几张PPT，对学生来说，可能看到这张忘了上一张，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而且，国际经济学这门课有很多需要逐步推导的过程，存在大量的类似问题。如果用板书结合PPT，在板书当中注意展示整体思路和推导过程，在PPT中展示图形中的曲线移动，学生则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结合起来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3）重视案例教学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作用。在这门课中，很多问题都和当前国际经济的热点问题有关，可以利用教材中提供的案例进行讨论学习。不过因为是原版教材，所以专门涉及中国经济的案例不多，我们另外根据教学内容收集了多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案例。在教学中，通过多种方式来使用案例。有些是在课堂讨论；有些是布置给学生课后阅读，然后写读后感；有些是让学生组成小组讨论后，做成PPT在课堂做演讲，大家讨论。通过案例教学，使学生对于国际经济理论和政策在实践中的运用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4）利用课程网站巩固所学知识。为了提高国际经济学全英语教学的效果，我们依托学校的课程中心，建设了课程网站，课程网站实现了教师教学资料的共享，学生作业等资料的提交，师生的方便沟通，学生之间的学习讨论，相关学习资料网站的链接，教师在线辅导答疑等功能。在课程网站上讲授每章后都布置学生做习题，而且可以实现系统自动批阅，学生可自己判断学习成果，找出学习的不足和努力方向。通过练习，学生普遍认为学习的知识得到了巩固。课程网站上还布置了文献检索和数据分析题，学生根据题目给出的国际经济学相关网站线索收集数据，然后根据数据来分析相关问题，锻炼了收集、分析数据和思考的能力。
5. 实施灵活多样的全英语教学考核方法
在国际经济学全英语教学过程中，我们灵活运用作业、小论文、闭卷等多种考核方式，注重平时成绩，增加了成绩中平时成绩的比重，从一般的30%提高到40%。平时由任课教师灵活运用课堂讨论、作业、小论文、小测验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还可提请学校教务处将学生参加全英语课程学习的课程在最终成绩单中予以注明，从而给学生以后的就业提供一定的帮助。
对于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在问卷调查显示“全英语教学课程的考试哪种情况比较合适”的调查中，比例最高的“外文命题，自由作答”占到44.7%，其次是“外文命题，外文答题”占到21.2%，反映了学生对英文命题的认可。但是，答题用语可能由于学生对自身英语答题水平的认识不同而有所不同，英语水平较好的学生希望用英语，反之则希望用中文答题。实践中，应统一要求学生用英语答题。实践证明，绝大部分学生可以用英语回答问题，并且表述清楚，个别学生表达不连贯，但也基本不影响答题效果。
6. 教学效果
问卷调查显示，对修读的全英语教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感到“非常满意”的占到12.4%，感到“基本满意”的占到36.6%，感到“一般”的占到41.19%，应该说教学的效果不是非常令人满意。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最不满意课程教学中的哪些环节”的调查中，选择最多是“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知识接受能力及课堂参与度”，可见学生也认为，他们自身是影响教学效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在“你认为决定全英语教学课程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最主要因素是”的调查中，四个班级平均45.4%的学生认为，最主要因素是“教学方法和手段”；20.4%的学生认为，次为重要的是“师资”，可见学生认为提升教学效果最主要是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师们也认为这是提升教学效果最主要的方面。
二、关于“国际经济学”全英语教学的几点思考
1. 全英语教学的语言问题
全英语教学，按说应该是100%地在课堂使用英语，但是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些问题。
上海市教委在“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教学课程建设管理办法”也指出“重要概念、关键词句等可用中文补充说明”，说明针对中国学生的教学应该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
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使用比例多少合适，其实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课堂上英语授课比例多少比较合适”，最高的是“50～80%”占到51.7%，其次“30%左右”占到29.8%，希望“100%”的只有2.9%。反映学生希望在课堂能够将英文和中文适当结合使用，这就为实施全英语教学提出了问题，即到底怎么解决“浸入式”英语教学和学生的接受程度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要较好地解决这个矛盾，首先应该澄清的是全英语教学不是教授语言。在教学中，要宽容学生使用英语的语言错误；应该注意英语一般语言与国际经济学专业用语有效的融合；要避免有意识地“教”英语，创设英语语言环境，让学生在学科知识的显性学习中自然而然地逐步提高英语水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学生的外语能力实行分班授课。
2. 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
英语语言水平问题仍然是中国教师讲授全英语课程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便英语表达流畅，但由于毕竟不是母语，很可能由于关注语言应用的准确性，教学会较为机械，缺乏激情。笔者曾邀请美国教授来做讲座，深刻感受到以英语作为母语的教授讲课更加富有激情，更加游刃有余。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培训专业师资的英语授课能力，比如教学团队的教师多人次出国进修访问，一方面可以提升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实地学习国外教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可谓一举两得。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聘请外籍的教授短期或长期开设国际经济学讲座。
3.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
对问卷调查中“以下哪些措施会吸引学生修读全英语教学课程”的问题，选择“修读英语授课课程能免修同样学分的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数最多，其次是“请国外优秀的教师、专家、学者来我校讲学”，再其次是“修读英语授课课程有优先出国交流的机会”。数据说明：学生认为参与全英语教学的课程需要投入比一般课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实际上也在同时学习英语，因此如果能够免修部分的大学英语课程，必然使得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对于邀请国外教授专家来校讲学，我院已经邀请了两位美国教授来校讲学，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今后还要加强邀请的力度和频率。目前我院和国外很多高校有校际合作关系，也有学生的交流项目，参与全英语课程的学生的英语水平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所以应当有优先出国交流的机会。
4. 原版教材的本土化使用问题
问卷调查显示，学生认为正在使用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教授编写的《国际经济学》第8版原版教材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内容太多，来不及消化吸收”，其次是“缺乏实践指导”、“缺乏辅导资料”，再其次是“疏离中国现实，与中国学生的认知习惯不相符”。反映出教材本身质量很好，但因为作者是美国学者，所以不可避免地在内容上符合美国学生的认知习惯，需要教师在讲解中注意讲授方式方法，贴近中国学生的认知习惯。对于“内容太多，来不及消化吸收”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教师根据开课学时、学生的专业和层次等因素有选择地教授，不是教材涉及的所有问题都需要讲深讲透，要考虑对内容繁杂的原版教材在教学时内容上有所取舍。对重点和难点问题，必须要求学生阅读；对于课堂不讲解的内容，可作为程度较好的学生的课外阅读材料。通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和阅读练习，学生理解原版教材的能力必然有所提高。
最需要中国教师解决的是教学辅助材料的问题。笔者认为，所有原版教材在讲授时都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应该做到教材辅助材料本土化，包括收集和讲解关于中国的数据和案例，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的国际经济学原理来理解现实的中国经济问题。编写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题和练习题，根据中国学生的认知习惯编写学习辅导手册。
5. 互动教学方法的运用问题
国内的教学普遍存在缺乏互动的问题。如果用英语授课，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突出。因为语言的问题，学生可能更不会对教师的提问做出热烈的反应。所以，开展全英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载体的变化，更应该是国外先进教学理念的引进，更应该重视互动的问题。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要注重创造各种互动条件，允许学生用汉语回答问题，鼓励用英语进行表达，比如案例讨论要求学生事先准备，尽量避免语言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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