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1
关键词：俄罗斯；美国；政治；战略武器
中图分类号：D75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1)01－0042－05
2009年4月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重启，令这一传统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69年苏美围绕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问题开始的一系列谈判。谈判进程持续到苏联解体，签署了众多的条约，包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一阶段条约》)，其效力一直维持到2009年12月5日，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俄美将苏美战略武器谈判这一形式继承下来，先后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二阶段条约》)和《莫斯科条约》，但小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日益趋向自助式裁减核武器，俄美双边谈判形式逐步被打入冷宫。奥巴马担任总统后，对美国战略武器政策大幅调整，力图通过俄美合作建立新的全球战略武器控制机制，这促使俄美战略武器谈判得以重启。经过近一年的密集谈判，俄美两国于2010年4月签署了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俄美战略武器谈判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目前看来谈判将在未来持续深入下去。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国对国际格局特别是战略武器领域的国际格局作出准确的判断，有助于评估俄美谈判可能带给中国的正负效应。
一、政治运行机制对谈判的影响
俄罗斯奉行三权分立的政治运行机制，国家对外政策通常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相互博弈、协调的结果，只是三者参与的程度与影响力有所差异。一般而言，行政部门在外交政策上最具发言权，但具体到不同问题领域以及特殊时期，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战略武器问题专业性极强，并且涉及国家最高安全机密，相关政策的制定一般在较小范围内进行，所受掣肘也少于其他外交政策，但仍无法摆脱政治运行机制的牵制与干涉。而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产生最为显著影响的则是掌握行政资源的总统与掌握立法资源的杜马间的权力互动。
俄罗斯总统权力极大，杜马权力较小，可称之为“超级总统制”国家。杜马对总统缺乏足够的制衡力，西方媒体将杜马比做“橡皮图章”意即在此。不过，杜马作为立法机构还是拥有相当权力。例如条约批准权，总统与外国签署的条约须经杜马同意方能生效。在叶利钦总统时代，杜马大部分时期处于左翼政党控制之下，总统虽然能借助优势权力压制杜马，但却始终无法控制后者，两大权力部门间的争斗成为俄政坛的常态。双方这种不正常的关系自然也影响到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令《第二阶段条约》在叶利钦时代一直未获杜马批准，从而造成预定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无法启动。
1993年1月，叶利钦总统与美国就《第二阶段条约》达成协议，条约要求双方将各自保有的战略核弹头减少至3000～3500枚。从布什总统1992年1月提出新的核裁军倡议到《第二阶段条约》最终签署，用时不到一年，而《第一阶段条约》则历经九年的艰苦谈判才最终完成。叶利钦不顾大多数俄军事专家的反对，仓促签署该条约的主要原因是有求于美国。此时，叶利钦在国内尚未完全确立自己的独断地位，面临最高苏维埃及左翼势力的挑战，需要美国的援助以“拯救”俄罗斯、赢得民众的支持。
俄罗斯在《第二阶段条约》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因此该条约一经签署就在国内受到猛烈抨击。最烈强的抨击来自反对派所控制的最高苏维埃。1993年10月，叶利钦通过武力强行解散了最高苏维埃，设立国家杜马，但其后举行的第一届杜马选举却出乎各界预料。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自由和共产党等反对党赢得杜马过半议席。自由的崛起很大部分归功于对叶利钦软弱外交政策的攻击，而俄共是叶利钦天然的反对派，两党同叶利钦之间缺乏妥协的空间。此时将《第二阶段条约》提交杜马审议必然会被否决，因此当1993年12月杜马主动要求总统提交《第二阶段条约》时，遭到叶利钦拒绝。不过，长期拖延并不现实，因为按照与美国达成的协定，《第一阶段条约》生效后两国应尽快批准《第二阶段条约》。1994年12月，《第一阶段条约》正式生效，叶利钦不得不在次年6月向杜马提交《第二阶段条约》。杜马就此问题召开听证会，但随后北约在美国领导下大举空袭波黑塞族武装，批准进程被杜马中断以示抗议。此后，杜马举行换届选举，条约的批准问题交由新一届杜马决定。
第二届杜马选举中，俄共为首的左翼力量赢得席位过半的优势地位，这届杜马因此被许多俄罗斯民众称为“共产党的杜马”或“左派的杜马”。尽管1996年1月26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第二阶段条约》，该条约在杜马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却几近为零。杜马各党普遍认为叶利钦在条约中让步过多，对其软弱表示不满。叶利钦运用各种手段向杜马施压，但杜马不为所动，在叶利钦任内一直将该条约拖而不决。俄杜马之所以拒不批准该条约，除条约本身存在缺陷外，杜马多数党俄共与叶利钦完全敌对的特殊关系也是重要原因。俄共与叶利钦的争斗超出了一般的政见之争，作为苏共继承者的俄共与坚决的叶利钦之间意识形态两极对立、矛盾难以调和，合作与妥协都缺乏现实途径。杜马对《第二阶段条约》的拒不批准，令规划中的第三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谈判无限期推迟，大大延缓了俄美削减战略武器进程。
总统与杜马这种极端的对立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1999年12月第三届杜马选举，俄共得票率虽仍居第一，但中派力量赢得多数席位，左翼丧失了对杜马的控制权。由此开始，支持总统的力量在议会中愈来愈强，总统与杜马两大权力部门由对立冲突逐步转向默契合作。普京总统与梅德韦杰夫总统时期，杜马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基本与总统保持配合，使总统在制定对美谈判政策时拥有更为自由的空间，这极大地减少了谈判所受的掣肘，有利于推进谈判进程。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政治运行机制中不同部门间的关系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能够产生显著影响。在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它们会有各自偏好的立场与政策，当这些立场与政策间的矛盾尖锐化时，统一政策的制定将受到困扰，进而阻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进程。
二、社会政治思潮对谈判的影响
社会政治思潮和政党政治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由此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按照主流社会政治思潮变迁划分，冷战后俄罗斯大致经历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三大阶段。在各个阶段中，不同政党力量随之消长，两者结合，推动了俄战略武器政策的调整，从而影响到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
(一)自由主义思潮与右翼力量的兴盛
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最为盛行的是由西方引入的自由主义思潮，按照大多数俄罗斯学者的理解，自由主义是与强调国家控制抹煞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高于一切的思想。建国之初的俄罗斯联邦处于混乱迷茫中，已经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的民众将希望寄托于自由主义，幻想通过民主化及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使俄罗斯摆脱困境，快速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思潮成为此时俄主流社会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对俄罗斯政党政治产生了强烈影响。政坛整体右倾，主张内政外交全面西化、与西方国家结盟的右翼民主派政党占据优势，掌握了政权。左翼政党在这一阶段则缺乏社会支持基础，处于艰难的恢复期，力量分散，影响力较弱。政府全面西化政策基本没有遇到任何来自民众及左翼政党的有效阻力。
俄罗斯对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令俄美进入“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武器领域的关系也得以大幅改善。包括总统叶利钦在内的俄主要政治家认为两国已由冷战时代的敌对关系转为盟友关系，因此苏联时期用来威慑美国的庞大战略武器库不再有现实的需要，双方理应通过谈判不断进行削减，最终在战略武器领域达成友好合作的关系。1992年2月，两国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就俄美关系、削减战略核武器、防止核扩散等问题进行会谈，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将建立“友好与伙伴关系”，不再把对方视为潜在敌人。1993年1月，叶利钦与布什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第二阶段条约》。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俄美双边关系在战略武器领域出现了令人惊诧的改善。这主要缘于俄领导人对双方关系认识的改变――由苏联时代的敌对关系转为盟友关系。这种认识与俄国内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以及得益于此的右翼政党的强大影响力密切相关。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消退，右翼力量开始失势，俄领导人逐步摆脱了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两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竞争再起。
(二)民族主义思潮与左翼力量的崛起
1993年，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由亲西方的“一边倒”政策转向东西并重的“双头鹰”政策。在战略武器谈判中，俄逐步改变对美顺从合作与单方面让步的政策，态度趋于强硬，双方竞争加剧。俄政策的改变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和左翼力量的兴起密切相连。
俄罗斯独立后进行的一系列激进改革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国家呈现出破败颓废的景象，国际地位也直线下降。民众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憧憬与期望彻底被现实所击碎，取而代之的是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对强大俄罗斯国家的热烈呼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其主要特点是反对全面西化，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与尊严，保持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坚信俄罗斯民族能够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独特道路。
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改变了俄罗斯政党格局。右翼民主派政党不断削弱，左翼政党日渐崛起。1995年杜马选举中，俄共连同其他左翼政党获得超过50％的席位，实现了对杜马的控制。社会政治思潮的改变以及受此影响形成的政党格局形同民众对俄内外政策的否定票，令叶利钦不得不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与西方拉开距离。其后，1996年美国启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试验、1998年美国攻击伊拉克、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以及日益加快的北约东扩进程，催发了俄国内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要求对西方强硬还击。为了安抚民众的不满，同时击退左翼力量对其软弱的指责，叶利钦只能选择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同时越来越强调战略核武器的重要作用。1997年12月，叶利钦正式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重申俄奉行“现实遏制”核战略，并进一步提出，北约的存在和东扩对俄安全构成威胁，要用核武器防止核大战、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和地区战争，要保持足够的核力量，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俄罗斯保留使用其拥有的所有手段，包括使用核武器手段的权力”。这表明，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政治氛围下，叶利钦改变了对削减战略武器的盲目积极态度，更为现实地将之与美国的回应相挂钩，在获取更大利益、更为平等待遇的基础上和美国进行谈判与合作。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的加强令美国对俄未来走向感到担忧，从而进一步采取措施弱化俄罗斯。而这又令大多数俄罗斯人对美国的敌意上升，认为“美国正在乘机削弱俄罗斯，意图使俄罗斯永远处于衰落状态”。这种恶性循环令俄美缺乏缓和谈判的空间，对抗不断加剧，造成《第二阶段条约》完全无法获得杜马及民众的支持，并将战略武器谈判导入停滞状态。
(三)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和中派政党的兴起
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在叶利钦执政后期逐渐开始兴起。民族主义虽暂时满足了民众情绪上的需要，一度占据政坛主导地位，但左翼政党缺乏现实可行的治国政策，与总统的频繁争斗令俄政坛更加混乱，这使得民众渴望“权威”领袖的出现，以结束国内无休止的政治内耗，领导国家走上复兴之路。这种情绪随着总统与杜马间政治博弈的加剧而在民间日益盛行，最终在普京时代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令俄罗斯政党力量重新洗牌：持政治权威主义理念的中派力量崛起，1999年后控制了杜马，并将优势不断扩大；而左派力量渐失支持，政坛影响力日益萎缩；力量基本泡沫化。2007年第五届杜马选举，支持“民主”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450个议席中的315席，标志着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在政坛的全面盛行。
俄罗斯社会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盛行以及在此背景下崛起的中派政党为普京的强力集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派政党赞同普京具有权威主义性质的治国策略，杜马逐渐成为普京政策的积极“响应者”和“执行者”，俄对外政策由此摆脱了叶利钦时代常见的总统与杜马相互掣肘的局面，总统的外交行动拥有了更大空间。在战略武器领域，普京得以施行更为灵活的谈判策略。战略武器谈判成为普京对美外交中一张灵活机动的王牌，根据需要随时进行策略调整，或以让步换取其所认定的更为重要的俄罗斯国家利益，或通过对抗来谋求美国在其他领域的退让。例如，2001年普京曾对美国意图退出《反导条约》持严厉批评态度，但当美不顾俄反对宣布退出时，普京的反应却出乎意料的温和。俄罗斯的让步换来了现实利益，美国同意签署《莫斯科条约》(条约规定2012年12月31日前双方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减至1700～2200枚)，改变了布什计划中的完全自助式裁减战略核武器的政策。此外，美国还支持建立北约一俄罗斯理事会，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双方关系大幅改善，成为反恐伙伴。俄战略武器政策上的这种变化符合自身利益，但假若民族主义思潮依然盛行，此举必将受到杜马及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只有在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的氛围下，这种灵活机动的政策才能顺利施行。
这一阶段，由于俄罗斯国内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的盛行，令支持总统的中派政党控制了杜马，总统拥有了近乎于“沙皇”的权力。这使得俄战略
武器谈判政策几乎不再受到杜马和普通民众的掣肘，而是根据现实国家利益不断调整，令谈判进程呈现出弹性多变的特点。
三、利益集团对谈判的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就最广泛的含义而言，任何一群为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当代俄罗斯是多元社会，利益集团对国家外交政策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探讨国内政治因素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影响时应将其纳入研究范围。鉴于战略武器谈判的特殊性，本文仅选取对此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作为分析对象。
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军事工业集团和这一集团在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的利益综合体。军工综合体中的主要军工企业大部分为国家所控制，和政府间存在着隶属关系，因此军工综合体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更多的不是经由院外活动，而是在官僚系统内通过获得利益相关部门的支持来完成。因而就此层面而言，其拥有比一般利益集团更为方便的影响国家决策的途径。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进入转轨时期，军工综合体经受近十年的曲折历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改革方向发生了转变，从推动私有化转为整合大型军工企业，形成了一系列国家控股的大型股份公司。同时，伴随经济的复苏，俄国防开支急剧增加，国防工业进人快速增长期。由此，军工综合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日渐增长，而在与之相关的战略武器谈判领域，其影响更为明显。
首先，军工综合体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行影响。军工企业饱受国家衰落之苦，大规模的裁军和军费削减极大地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因此，军工企业对于恢复和保持俄罗斯强国地位格外积极。它们要求国家奉行强硬外交政策，加大军费开支，增强军事实力。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军工集团对削减战略武器持积极反对态度，同时要求将削减与北约停止东扩相挂钩。军工企业的这种态度源于自身利益的要求。军工系统中与战略武器生产相关的部门众多，例如导弹―航天工业、核工业、航空工业。这些部门均为俄军工企业的核心，影响巨大。特别是负责各种战略导弹研制和生产的导弹―航天工业拥有完整的体系，2007年隶属该系统的共有科研生产单位108家，从业人员约25万人。削减战略武器将减少这些军工企业所能获得的订单和资金投入，必然会引起其强烈的反对。
其次，军工综合体具有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实力。如上所述，军工综合体利益集团主要由军工企业和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其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实力首先源于军工企业在俄国内所具有的实力地位。截至2007年底，俄罗斯军事工业共有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1389家，从业人员将近150万，半数以上为科技工作者，是俄罗斯经济的最高科技领域，生产了全国70％以上的科技和高科技产品。军工企业是俄罗斯国防武器的直接供给者，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依赖于先进军工企业的支撑。由此，保持军工企业的稳定与发展，成为涉及俄罗斯根本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俄在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谈判时，本国军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自然成为其必须仔细考虑的因素。例如，俄罗斯虽然在《第二阶段条约》和《莫斯科条约》中均承诺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但从未允诺暂停新型战略武器的研制。俄不能做出这种承诺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军事工业一直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而维持这种优势依赖于不断的研发、创新，一旦承诺暂停新型战略武器的研发将对军事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导弹工业等核心部门的发展构成致命打击，这无异于让俄自断其臂，自然令其无法接受。
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是军工综合体能够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另一个实力来源。所谓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指的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军事工业的机构¨。]。这些管理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借助它们，军工综合体自然拥有了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军工综合体这种特殊的政府一军工企业关系，使政府在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谈判时，必然会照顾到该集团的根本利益。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2
关键词：多边贸易政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
一国的贸易政策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多边贸易政策、区域贸易政策以及双边贸易政策。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但是其制订和实施又要受到国内、国际条件的约束,因此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效果也不同。
一、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目标
澳大利亚虽然是个贸易国家,但是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利亚仅是世界第26大商品出口国,出口量仅占全球出口量的o.9%,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1.2%,排名第19位。可以说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角色。因此,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以证明,实施自由贸易对澳大利亚是最有利的。”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任何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及市场准入的增加都能使它从中受益。澳大利亚政府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宜称自己的贸易政策目标就是有效配置有限的资源以更好地满足国民的需要。所以可以说,实用主义是澳大利亚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二、澳大利,2e的贸易政策策略那么,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是怎样的?它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是否能顺利实现其目标呢?
首先我们来看澳大利亚的多边贸易政策策略:
多边贸易体制一直是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工具和舞台。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加入二战后重建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国家之一,gatt的23个创始国之一,wto的成员。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和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是相一致的,也只有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才能迅速、全面、深入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因此,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于促进多边贸易谈判都不遗余力,尤其是1986年成立的以其为首的凯恩斯集团,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与欧盟、日本等农业保护主义成员坚决作斗争,才使得历时长久、艰苦卓绝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得以结束,并成立了约束性更强的世界贸易组织。澳大利亚认为,wto的成立可以更有效地约束各成员方忠实履行他们对wto的承诺,更有效地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
对于多哈回合谈判,澳大利亚更是充满期待。面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于“浅一体化”和“深一体化”的纷争,澳大利亚气定神闲。不管是“浅一体化”(降低货物贸易中的边境壁垒),或者是“深一体化”(投资、竞争等领域的自由化),澳大利亚都能从中获利。“浅一体化”可使农产品贸易的壁垒降低。澳大利亚一直处于要求改革农业保护和补贴的前沿,这也是它本轮谈判的主要诉求,其要求包括:1、改进农产品的市场准入;2、大幅度削减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3、削减并逐步消除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如果农产品贸易能实现较大程度的自由化,澳大利亚农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肯定会使它成为大赢家。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农业补贴减半,澳大利亚每年将增加农业收入13亿美元。因此澳大利亚及其所领导的凯恩斯集团不仅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提出倡议;同时由于凯恩斯集团一半的成员是坎昆会议中出现的g-20集团成员,因此澳大利亚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协调两个集团的立场,与日本、欧盟等传统农业保护强国针锋相对,极力促进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可以说,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深一体化”则可促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而在服务业的竞争力方面,澳大利亚同样毫不逊色。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不断深入的改革,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近10年来,澳大利亚服务贸易每年约以7%的速度递增。2001年澳大利亚服务业生产总值达4070亿澳元,占全澳gdp的比重为77%。服务业的发展也使澳大利亚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期间,澳大利亚农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3.3%,矿产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5%,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9.4%,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1.2%。2002年服务贸易出口额约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23%,仅次于制造业出口(制造业出口份额为46%),超过了历来被成为澳大利亚经济两大支柱及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和矿产业。(矿产业出口份额为18%,农业出口份额为9%。)根据wto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
利亚的服务出口和进口额均占全球份额的1.2%,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支持本国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政府明确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将积极参与wto服务贸易谈判,竭尽全力敦促各国政府取消服务领域内的贸易壁垒,为澳大利亚出口商争取更加宽松、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主要包括以下行业:金融、通讯、专业商务服务、建筑工程、高等教育、环保服务、海洋运输、航空运输、电子商务、旅游等。
澳大利亚参与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apec。随着英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以及亚洲经济力量的崛起,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的经济中心应该转向亚洲,才能给自身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借访问韩国之机提出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倡议,并于同年11月在堪培拉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多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关注apec的发展,尤其是与美国等发达成员保持极其紧密的关系,力促各项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的达成与实施。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经济利益,不管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其前10位贸易伙伴中亚太地区的成员均超过一半。对于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服务业来说,亚洲市场占澳服务贸易出口的50%,并且是其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由于有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国,澳大利亚在apec中并不能算是主角,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毕竟也是贸易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可以扩大澳大利亚的市场准入,完全符合澳大利亚实用主义的标准。但是,令澳大利亚苦恼的是,apec毕竟是较为松散的组织,组织内各成员不仅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差别较大,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进展很慢,一体化程度并不高;另外,本来就松散的组织内还有新的组织,除了早就存在的东盟,中国也要与东盟构建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图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照此发展下去,澳大利亚在apec中可能会被边缘化。但是,澳大利亚不甘示弱,也积极主动在组织内部寻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如美国、中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2004.11.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联合部长会议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维尔表示,fta已经成为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途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遗余力地宣扬贸易自由化,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还是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自由化,只要奉行贸易自由化,都能从中获益。经济学家的理论也得到了政治家们的追捧,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不仅有英国单方面的开放,许多国家更热衷于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使得双边贸易协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寻求自由贸易的最常见形式。然而,双边贸易协定的效果毕竟只局限于两个国家,自由化范围相当有限,因此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种自由贸易形式一度被冷落下来。
不过,就在多哈回合举步维艰、前景无光之际,在亚太地区,双边贸易协定却重新受到了瞩目,谈判国家之多、协定数量之大、谈判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2002年11月27日,新加坡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协议;11月30日,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12月12日,智利与美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此前智利还与韩国签订了同类协议。200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法案。布什在获得这一权力后表示:“我们将更快地与单个国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我们还将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关系。”除了新加坡,日本政府在2002年还与新西兰、墨西哥及几个非洲国家政府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日本要与之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还包括古巴、以色列、泰国和韩国等。而韩国曾经是最反感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之一。国际宏观-[飞诺网]
毫无疑问,双边贸易协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再次成为自由贸易的主角。
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双边贸易协定浪潮,澳大利亚是与潮共舞,还是望洋兴叹呢?
其实,除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与新西兰签订了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外,澳大利亚一心一意着力于gatt和wto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汹涌的双边贸易浪潮可有点让它坐不住了,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将被排除在更自由的、获益也更大的经济体之外,而且,多哈回合前途未卜,谈判要取得成果更是遥遥无期,短时间内难以从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获取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进市场准入,因此澳大利亚也果断地加入这一浪潮,并且
成绩斐然:2003年2月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协定;2004年2月与美国签定自贸协定;2004.7与泰国签定自贸协定;正在谈判和将要谈判的还有中国、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尼、日本等。澳大利亚希望通过这些协定获得主要市场全面的市场准入,尤其是农业和服务业。从已签订的协定中,澳大利亚也确实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如澳美自贸协定澳大利亚获得的主要利益有:1、制造业方面,97%的制造业产品可免关税、开放地进入美国市场。纺织品和鞋产品的关税将逐步降为零。两国将建立消除非关税壁垒机制。制造业可扩展到每年40亿澳元的出口2、农业方面,澳农产品对美出口的市场准入条件将获得改善,包括牛肉和乳制品。66%的农产品立即获得免关税对美出口。牛肉的进口配额将逐年取消。乳制品配额初期增加的量占美国产量的o.17%。从澳进口的奶制品将是目前的三倍,并且每年增加配额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就可增加乳制品出口约5500万澳元。海鲜行业则将获益几千万澳元,第一年取消关税就相当于创造财富2000万澳元。3、服务贸易方面,澳服务贸易提供商进入美国专业服务、教育、环保、金融和运输服务市场的条件将获得改善,澳公司将获得非歧视性待遇。4、每年2700亿澳元的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对澳公司开放。价值在58550美元以上的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合同对澳公司开放。澳总理霍华德称在未来10年内,自贸协定可为澳带来将近600亿澳元的收入,并创造3万多就业机会。
泰澳自由贸易区涵盖贸易、服务业和投资等多项领域,泰国取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53%产品的关税,到2010年,两国间95%的贸易将实行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澳大利亚的农业和制造业获益,尤其是对汽车、奶制品、小麦和牛肉等行业,将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预计在未来20年内,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将每年增长67亿美元。
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则大大改善了澳大利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其中金融业可获益6000万澳元,教育出口可获益5000万澳元。
与中国的自贸谈判,澳大利亚期望更高,中澳自贸可行性报告表明:协定签订后将为澳每年带来30多亿澳元的经济收益,特别是澳投资、服务业和能源业将受益匪浅。澳大利亚热心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不光是要享受低关税,更重要的是要获得全面的市场准入,希望中国向澳开放能源、农业、金融等各个领域。
至于日本,则是澳大利亚产品最大的进口国,因此若双方能实施自由贸易将给澳大利亚商家带来巨大好处。澳大利亚也期望能与日本建立全面的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巨大瓶颈使双方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三、多边、区域与双边贸易自由化:哪种方式最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利益?
从表面上看起来,澳大利亚确实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了不少好处,进出口迅速增加,如2004年,货物出口同比增加26%,进口同比增加23%,服务贸易出口增加20%,进口增加22%。但是,以双边自贸协定的形式来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呢?对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不能不慎重考虑。
其实,虽然贸易自由化符合其最大利益,各种途径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化,但是各种自由化的途径代价不同,效果也不同。
很显然,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是代价最低的,除了本国贸易壁垒的降低,其他几乎没有什么代价,这对于自由化原本程度就较高的澳大利亚来说所要付出的牺牲是较小的;而在双边自贸谈判中,往往要附带其他代价,如政治代价,这一点可从美国、日本、欧盟等进行双边谈判的主要目的看出,如美国,签定双边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区域间的合作或是希望通过建立经济纽带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提高本国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的地位,进而利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跳板来胁迫其他国家或地区达成宏大的区域和全球贸易协议。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承认,这些双边协议是推动新一轮多哈全球贸易协议谈判这一宏大战略的关键所在。这就像1989年成立亚太经合组织,使欧盟感到经济上的孤立,从而促使欧盟积极促成乌拉圭回合全球贸易协议的达成一样;日本则想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力,因此首选新加坡作为“双边”伙伴,以检验日本是否可以在政治上被东南亚国家接受,同时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希望能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根据其构想,打算先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自由经济区的探讨,继而吸纳中国、韩国以及东盟等,逐步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完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筑;欧盟政治扩张的野心也很明显,所
以,澳大利亚在与他们的谈判中政治色彩木浓厚。
从收益来说,虽然双边贸易自由化程度可能高于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给惠来源毕竟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而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化由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可以使所有成员国受益,因此可得到的市场准入的增加是较大的。
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本较低,如果澳大利亚具有谈判权,那么它只要与主要进口国谈判就可以;如果澳大利亚不具有谈判权,那它也可从其他国家的谈判结果中受益。对比于双边谈判中各领域都要与每个成员进行谈判,成本显然要低很多。
虽然多边贸易谈判一波三折,耗时甚长,但是双边谈判消耗的人力、物力更大,每个谈判对手的情况和要求都不尽相同,从双方彼此有贸易自由化的意向开始到可行性研究再到具体的谈判,往往耗时甚长,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要达到同样的市场开放效果,谈判成本往往是多边贸易谈判的数倍;
双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因国而异,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适用的进口措施不同,这会带来极大的实施和管理成本,对比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统一适应性,成本高出许多;
双边贸易谈判会影响日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谈判筹码。若一国在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减让太多,日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其他成员可能会向其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要求其将此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如日本,之所以不肯对澳大利亚放开本国农产品市场,不仅是因为遭到国内农民的反对,更担心一旦日本降低澳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标准,同样作为对日农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也将争取同样的权益,使日本国内市场遭受巨大冲击;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增加从澳进口的糖配额,也主要是希望以此作为筹码,在多边谈判中和欧盟、日本讨价还价,达成农产品贸易全面的自由化;若直接将双边谈判中的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该国总的自由化程度又可能会太高,超出其承受能力;若不把该减让给予其他成员,又可能阻碍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影响总的谈判进程,自己无法从中受益。
双边贸易谈判中,各方受益不均。大国比小国有着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而最终可能还是小国吃亏。如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获得的利益包括:1、99%的制造业产品获得零关税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化工、汽车、塑料、信息技术等行业受益最大。自贸协定每年可为美制造业增加出口20亿美元。2、美国所有的农产品获得免关税对澳出口。3、澳大利亚的电讯、快递和计算机服务业对美国公司开放。4、澳大利亚的政府采购项目对美国公司开放。美国工业界估计美国对澳出口会剧增,由目前的20亿美元增至125亿美元。而对于占澳农业出口四分之一的糖业,美国政府毫不留情地拒绝增加配额,并且当协议完全生效后仍然要保留糖的关税和配额。事实上,绝大多数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都没怎么要求美国作出让步。因为如果提出要求美国削减农业补贴、开放纺织品进口等等,就很难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反而,美国在迄今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不无强烈要求贸易伙伴们遵守各自的环境和劳动法,否则就有可能遭到经济制裁。
也许对澳大利亚来说,更需要担心的是,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都不再把精力放在多边贸易谈判而转向双边贸易谈判的话,那么达成多边贸易协议的希望将更加渺茫,届时受损更大的将会是如澳大利亚之类的贸易小国。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3
关键词：投资谈判供水企业经营管理办法
根据国家有关推进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全面开放城市供水事业的投资限制，鼓励各种经济成份对城市供水企业进行投资、经营和建设。全国各地供水企业从适应城市发展对供水需要和加快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目标出发，积极进行投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优化供水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制工作。
目前国有的城市供水企业产权转让是多元化投资主体改革的重要内容。产权转让是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对原有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和重新分配。供水企业改制要抓住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由于供水企业关系城市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安全和稳定，所以要保证改制工作对供水事业的安全、顺利和稳妥进行，不能因改制而引起较大的社会风波和出现供水事故。二是供水企业经过改制必须实现供水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企业效益有所进步，服务水平较大改善，达到政府领导放心，职工群众满意，社会福利提高的多赢结果。而不是矛盾多了，水质差了，职工下岗了，领导更操心了，社会负担更重了。
由于城市供水事业投资大，回收期长，加上我国水资源缺乏，供水企业必然具有垄断经营的特点，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则办事，必须在政府的一定管制规则下运行。
市场经济是靠“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价格，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原则运作。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入时，生产厂家由于亏损而减少生产量，市场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进而推动价格上升，又使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生产厂家由亏为赢，就会再一轮增加投资和增加供给量。如果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时，引起产量供过于求，引起价格下降，生产厂家转赢为亏，投资就会减少和供给量减少。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4
一、多边、区域和双边战略之间的协调
美国贸易政策的中心目标是扩大美国出口商的市场份额。在二战后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多边主义是首选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中美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由于多边自由化进程进展缓慢，美国逐步改变了对区域和双边优惠贸易协定的看法，采取了“双轨制”的策略，即一方面促进WTO多边谈判，另一方面通过区域和双边自由化逐步达成全球自由化。美国官方强调，贸易自由化和遵守WTO承诺是他们自由贸易协定设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区域和双边自由化是美国的过渡目标。
从1985年至2008年，美国已经签署的、正在商谈或处于倡议中的FTA协定有近30项。这些FTA协定勾勒出了美国设想的由美国主导的“轴心-辐条”体系。从地理区域看，主要包括三个区域，即美洲、中东和亚太地区。在美洲地区，美国参与的FTA协定约其全部FTA协定的一半，这反映了美洲地区在美国区域贸易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美国与西半球伙伴国的谈判可以被看作是达成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中的一部分；那么更远距离的FTA伙伴国的选择则是由包括经济的和别的因素在内的多个目标决定的。从目标国或地区的选取和先后顺序来看，美国采取了“先单边后区域、以单边促区域；先近邻后远邻，以近邻促远邻”的策略。考虑到谈判的难度和谈判时间的旷日持久，美国先与其中部分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以发挥示范和促进作用。在亚太地区，美国先与新加坡签署了FTA协定，并希望以新加坡为突破口，推动与东盟各国的FTA谈判。从FTA协定条款看，包括的范围比WTO多边贸易体系走得更快更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把FTA当作多边谈判的“试验场”，许多FTA协定的条款将来会以相似的形式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内容。
从总体上讲，WTO多边体系下的自由化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是美国追求的长期目标；FTA是达到长期目标的手段，同时也会为美国带来小范围的局部的利益；APEC是由手段到目标的桥梁，APEC涵盖了东亚、北美、拉美以及大洋洲的多个国家，它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为融合位于不同区域的FTA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因此，美国在WTO、APEC和FTA中的政策关系和政策取向可以归结为WTO是目标，FTA是手段，APEC是桥梁。
二、关税政策的协调
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贸易转移。不同时间签订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将使贸易转移更加复杂，因而，需要协调各个双边贸易政策以减少优惠贸易安排带来的损失。
从总体上看，美国先后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就是为了尽快地利用新贸易协定来纠正先前贸易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例如在1985年生效的美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覆盖了部分工业品，而农产品则排除在外；后来与约旦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覆盖了46%的工业品和大多数农产品；分别于2004和2005年生效的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几乎所有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列入了立即免税的范围。
美国先后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削减关税的过渡期逐步缩短。这是为了利用新的自贸区协定来纠正先前自贸区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多数产品的过渡期为10年；与约旦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过渡期分为四类，大多数产品的过渡期少于10年；与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多数工业品的过渡期为4年；与澳大利亚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农产品的过渡期仅为3年。
在高外部关税情况下，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相对价格差异会更大，从而引起更多的贸易转移。因此，通过单边或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降低外部关税，将进口转回更有效率的供应商，能够把贸易转移限制到最低限度。
一直以来，美国通过谈判或单边地放松其贸易限制措施。从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以来，美国已经正式地提交了70项议案，大大降低了贸易壁垒，同时加强了世贸体系的规则和纪律。美国参加的各个自由贸易协定，无论在覆盖的范围上还是在自由化程度上，都比WTO多边贸易体系走得更快更远。
三、原产地规则的协调
自由贸易区内建立的原产地规则，一般用来防止“贸易转运”，即阻止非成员国原产地的产品经由保护程度低的成员向保护程度高的成员转运。除了预防贸易转运之外，原产地规则还会增加区外资本的流入和区内生产中当地原材料的使用，但这在经济学上是低效率的。总之，越是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会产生越低的效率。美国近年来分别与新加坡、智利和澳大利亚签订的自贸区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除汽车以外产品的原产地规则几乎完全一样，这必将产生较高的效率。
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不仅是判定产品能否取得享受优惠待遇的标准，同时还可以通过制定适合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特点的规则，实现保护敏感行业以及增加就业等经济目标。这在汽车和纺织服装业产品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加拿大自贸区协定规定汽车产品的增值比率按净成本计算为50%，而NAFTA规定将这一比率提高到62.5%，目的在于阻碍日本汽车产品以墨西哥为跳板进入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在纺织服装产品上，美国-加拿大自贸区协定未对原材料构成加以限制，NAFTA规定服装采用“纱以后”原则，棉纱和人造纤维线采用“纤维以后”原则，NAFTA之后的自贸区原产地规则对纺织服装产品的加工过程又作了进一步限制。美国对非敏感行业逐步放松原产地规则。2003年1月，根据产业发展的要求，美国联合加拿大、墨西哥对酒精饮料、甘油酯等产品解除了原产地规则。2003年10月，NAFTA缔约方宣布了一项旨在追求更加自由的原产地规则的建议。
四、服务贸易和投资措施的协调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服务贸易多边框架，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后，各成员方又就金融、电信、海运和自然人流动等服务部门和方式进行了一系列后续谈判，至今各成员仍在执行和消化这些承诺。多哈回合开始以来，除部分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有重大利益和优势的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缺乏进行新一轮谈判的热情。为了推动本国服务贸易出口，美国在其签订的自贸区协议中都列有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条款，其广度和深度超越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为了保护对外投资者的利益，美国在其签订的自贸区协议中也都列有关于投资的条款。
在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下，美国自贸区对服务贸易自由化都采取了“负向清单方式”，除了包含在保留清单中的领域外，其他的服务贸易是没有贸易限制的，并且新的服务部门被自动地纳入到该协定下。这一方式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方式不同，服务贸易总协定采用列明清单方式。“负向清单方式”有效地扩大了协定覆盖的领域，能够产生更大的贸易创造，同时，由于新的服务部门自动地同时纳入到各个自由贸易协定下，从而减少了贸易转移。
五、对中国的几点启示
目前，中国以各种形式、在各个层次上参与了贸易自由化进程。这客观上需要对对外贸易政策进行协调，制定合理的FTA发展战略，确保整体目标的一致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根据以上的分析，重叠性FTA协定会带来贸易转移和成本损失。因此，中国在建立FTA的时候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 坚持多头并进的发展模式
在当前情况下，应采取多边、区域、次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力争在各个层面上获取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而且针对中国原有对外区域经济合作中心比较简单――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非均衡发展状况，坚持立足于亚太的同时，构筑自己的多元重心模式框架，实现由单一重心向多元重心发展，在每一地区都重点培养贸易伙伴。
2. 应注重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方式
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从性质上讲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具有一定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贸易协定。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既加强了联系，避免被孤立，又为将来进一步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建立FTA打下了基础。一旦时机成熟，低层次的、非机制化的合作可以方便快捷的升格到更高层次，而不用经过漫长的可能性研究和冗长的谈判过程。
3. 坚持规则的一致性
各个FTA协定的规则应协调一致，包括协调一致的关税和非关税水平及减让进程、原产地规则和便利化措施等等。这样有助于节省谈判成本和行政成本，有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预期，也有利于FTA范围的扩大和不同FTA的合并。实际上，国际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2005年APEC《釜山宣言》就呼吁推动建立高质量、透明和趋于一致的区域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鼓励各国使用APEC关于区域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示范条款。
4. 各个FTA协定应具有层次性
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注意自由贸易区签订的先后顺序。在与不同国家签订FTA协定时，顺序不好会导致贸易转移的反复发生，由此会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发展混乱和调整成本增加。对此，一个应遵循的原则是：应先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相近的国家合作，当然，这纯粹是经济学的考虑。事实上，签订FTA协定的优先顺序选择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外交问题。二是新的FTA应当能够减少旧的贸易扭曲。如果新自贸区伙伴国比已有的自贸区伙伴国更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优惠措施就应当足以消除旧的贸易扭曲；如果不比已有的伙伴国更具优势，优惠措施就以不产生新的贸易扭曲为限。
5.自贸区的规模应尽可能的大
一体化理论认为，范围广泛的自由贸易区能够减少贸易转移和调整成本等带来的弊端，同时有利于实现更大区域内要素的自由流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频繁和大量的自由贸易谈判会带来人力和财力上的巨大压力。因此减少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建立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安排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上述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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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5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中澳双边贸易；福利
一、 背景
2010年2月24日到26日，中断一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重启。这是第14轮中澳自贸区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投资和农产品问题。据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在未来20年内为澳经济创造价值1 460亿澳元的收入，中澳贸易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便是羊毛与羊毛制品。然而实际上，他们盛产的不仅是羊毛畜牧产品，原材料铁矿石才是他们出口换汇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原料供应国之一，这两年来两国因为铁矿石谈判而贸易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之间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贸易谈判便断断续续，时紧时松，难以有真正的进展。
二、 中澳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澳贸易合作对于两国都十分重要，因此两国也都有着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意愿，然而良好的意愿并不能自动导向令人满意的贸易安排，两国间自由谈判到底能不能成，这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1. 政治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对华的部分政策与中澳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相符。两个经济关系密切的经济体要进行双边贸易自由协定，需要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支持。澳大利亚的亲西方特别是亲美政策影响到了中澳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由于其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及地理位置，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十分微妙。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由于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经是英联邦的成员，所以它的政治、外交、文化深受英国影响。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国的衰落，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防务上联系越来越紧密。澳大利亚的走向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也都受到它与美国关系的制约。而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经济贸易政策中，又一贯把与日本的贸易伙伴关系放在首位，其次是东盟。
美国学者约瑟夫·哈勒维和比尔·卢卡雷利2002年发表《日本的停滞危机》一文，认为日本和美国害怕将亚洲的中心地位让给中国，一直阻碍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从而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对于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决定。
大环境来看澳大利亚目前虽然与东北亚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可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依然难以融入亚洲。澳大利亚借助同美国的战略联盟，以亚洲和美国的桥梁的姿态寻求经济利益。澳美联盟的存在使得亚太地区难以形成真正的互信。
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因素来看，总体来说其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比现任的工党人士更接近西方传统右翼的理论，重视与美欧的关系，在重大国际事物中亲近美欧。而工党组成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地区人口及城市下层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其经济贸易相关的政治立场便倾向于保守。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以商业为目的贸易政策正在被以外交跟政治为目的贸易政策所取代。讲求实际的贸易政策的重点可能转向更微观的管理，其途径是强调政策创新、投资重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开放澳大利亚的投资制度、以及采取措施提升澳大利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将贸易政策与外交目的联系起来，可以预见这将会中澳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谈判造成很大影响。
2. 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影响。澳大利亚与美国2004年3月8日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国内争论很大，引起了民众对于政府在于大国进行贸易谈判中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能力的质疑，从而影响了中国澳大利亚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进程。
linda weiss，elizabeth thurbon，john mathews所著《怎样毁灭一个国家：与美国灾难性的贸易协定》（how to kill a country：australia's devastating trade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霍华德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与失误，他们认为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损害了澳大利亚的与独立性，制药业市场的放开损害了澳洲消费者的利益，使得美国制药业巨头更方便操纵市场，提高了澳洲人获得药物的价格。关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相关条约也将对澳大利亚将来经济及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此外两国关于糖业的谈判及签订的协议引发了严重的不满。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等地有大片的甘蔗种植区和大规模的糖业生产，布什政府面对美国选民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强大国会游说团为了来临的大选拒绝进一步开放美国糖业市场。澳制糖业觉得他们被排除在澳美自由贸易谈判一揽子协议之外，经济损失达1亿澳元。对此，澳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虽然霍华德政府的辩解澳美自贸协定单就加强与美国盟友的战略意义来讲就值得签署，但国内民众从经济效益及所在群体利益考虑对当权政府十分不满，并引发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澳大利亚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渐渐持有的观点是澳大利亚不具有与大国贸易谈判中取得优势或对等地位的实力，也很难在双边贸易协议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
这影响了随后政府对双边贸易自由区的态度及谈判权限。澳大利亚对待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态度变得保守起来。
2008年4月7日，我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政府便以此作为依据与蓝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澳大利亚提出其贸易待遇不能差于新西兰，否则他们无法给国内选民交代。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中国也不可能答应他这个条件。
在双边贸易及区域贸易进展上的停滞导致随后的陆克文政府贸易工作的重点移向了世界多边贸易谈判，希望通过紧跟西方国家脚步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效益。
3. 贸易争端与摩擦。自“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彼此已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并在两类产品上形成了对澳较高的进口依存度。但是，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两国农矿产品贸易逆差增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趋向。
巨大的贸易逆差阻碍了中澳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因为铁矿石方面存在的争端以及2009年7月爆发的力拓受贿案持续陷入紧张。
澳大利亚经营资源性农矿产品的厂商非常集中，且规模都相当大。在铁矿砂贸易中，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两大铁矿巨头的年产量就达到全澳年产量的70％以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垄断巨头的存在使得市场合谋很容易成为现实。如现货矿价格高涨便是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巨头联合起来实施的一种有计划的市场策略。
而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大麦生产厂商主要分布于种植业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如大麦、棉花等由于大型农工贸一体化集团的存在，市场也多是垄断竞争结构。
这种进口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使得中国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无法掌握定价话语权。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使得两国贸易争端不断，从而影响了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达成。
而且随着澳大利亚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日本、韩国的加入，中国在与澳大利亚铁矿制与农产品方面的谈判更是受困。在澳大利亚铁矿公司里，新日铁、三井、住友、伊藤忠等日本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控股，铁矿砂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大部分则由中国钢铁企业承担了。
在中澳双边贸易中，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初级产品，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澳为保护本国竞争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而对该类进口产品实行高关税、进口配额和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动植物检疫标准（sps）。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十分强调中方对他们开放农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高要求。这些都为贸易谈判设置了障碍。
三、 两国自由贸易区福利分析
考察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和产业的福利影响时，现在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个模型是1992年美国普渡大学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开发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从微观层次和定量角度出发，运用定量模型评估国际多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本文参照其它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做法，同时考虑到中澳的关税结构、产业比较优势和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品种，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类，分别采取不同的减税方式。将双方关税超过9%的产品（包括蔬菜水果、糖、植物油、乳制品、水产品、烟酒等加工食品纺织服装、其它制造业）关税降低50%，剩余的进口关税小于9%的产品作为正常产品。
基准方案主要考虑目前在2001年~2010年间已知的世界贸易政策变化，包括：2005年实现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各项协定；中国在2001年~2010年履行入世的各项承诺；2005年完全取消多种纤维协定（mfa）；欧盟东扩；以及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等。相对于基准方案，假定中国和澳大利亚在2010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上述敏感产品的关税减少50%，而正常产品的关税全部减为零，服务业关税等也都为零。
参照terri walmsley（2001）的研究成果，采用资本内生化（apssnar）模拟方法得出模拟结果如表1。
由贸易模拟结果可见，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糖、羊毛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大米、小麦、油菜籽及其他谷物、作物也皆受到负面冲击。澳大利亚纺织服装受冲击最大，电子产品与其他制造业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值得注意的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对两国农业部门产出皆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 总结
总体来说两国贸易谈判的基础在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而两国关于农产品、投资的谈判的将是协议达成的敏感所在，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国，而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农产品市场对澳大利亚开放的程度方面将是双方谈判的胶着点。
在加入wto时在农业问题上己经做出很大让步，如果在中澳自贸区协定中对农产品进口做出更大的让步，可能会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谈判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由于双边贸易额近年来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铁矿石和煤炭的巨大需求使澳大利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没有走向衰退，这也是澳大利亚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见中国与澳大利亚总体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要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还有许多具体的困难要克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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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6
摘要：一战后英法战时同盟解体，双方关系日益恶化。法国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并提出结盟的意向；而英国则担心法国打破现有的战略平衡格局，称霸欧洲大陆。为恢复旧有势力并不想与法国结盟，以免助长法国的势力。双方由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虽经过几次会谈，但由于双方国家利益的争夺，谈判最终失败。这次谈判对两国以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英法关系；平衡；国家利益
1921―1922年期间的英法军事联盟谈判是在战时的同盟关系解体，双方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举行的。虽然这次会谈由于双方利益的不同最终而失败，但这次会谈为两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英法结盟谈判背景
首先，为解决双方之间矛盾的需要。两国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德国赔款问题。战后德国赔款问题在凡尔赛会议及其以后的《凡尔赛和约》中，并没有规定明确的数字，只是提出设一个赔款委员会协商解决。法国由于在战争中出力最多，伤亡最大，受到的损失也最惨重，因此在此委员会中，法国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就具体赔款数额英法存在争议。由于法德是宿敌，法国参加世界大战是想夺回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同时削弱德国，称霸欧洲大陆。由于在大战受到惨重损失，因此法国妄图把失去 的损失，在德国得到补偿。同时打破旧有的由英国制定的已存在200多年的大陆平衡体系，为自己向海外发展，称霸世界做好准备。因此，法国想尽可能的削弱德国，对德国赔款问题要求苛求。
英国在战后最主要的对内目标就是要恢复经济的发展，对外维护已经确立的欧洲大陆平衡格局的凡尔赛体系，为此目的它并不主张过分削弱德国，认为德国应在能力范围内进行赔款。尤其在1921年，当德国由于经济危机要求延期赔款时，使英国更坚信“欧洲经济和英国海外贸易的恢复，需要德国经济的稳定。”①双方就此问题矛盾加剧。
第二，是近东问题，近东问题主要是“希土战争”问题。
“希土战争”通常是指从1920年至1922年希腊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的对土耳其的侵略战争。战争期间英法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尤其当战争进行到1921―1922年的时候，英法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种新的危险、紧张的水平。
由于法国在土耳其存在大量的国家利益，白里安认为持续的希土战争将会危及法国在土耳其的金融、经济利益。因此，白里安决定要和土耳其进行单方面的协商。白里安派佛兰克林・布翁去安哥拉和凯末尔进行正式谈判，随后两国签订了《佛兰克林・布翁条约》，即《法土条约》。当英国得知《法土条约》时非常震惊。因为此条约严重践踏了1914年协约国关于不单独与敌方签订条约的协议。这也严重损害了英国在土耳其的利益。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曾在1921年11月1日向内阁陈述道：“佛兰克林・布翁和凯末尔缔结的条约……这个条约的一
些条款是对光荣和信念的破坏，这是对英国利益的最大伤害。”②面对英国的指责，法国政府反唇相讥，认为是英国在近东地区率先推行有损于法国利益的政策，所以破坏和撕毁协议的不是法国政府，而恰恰是英国自己，双方争吵激烈，矛盾激化。
第三，关于在华盛顿会议上限制海军军备竞赛的矛盾。在会上，英法都想尽力限制对方，扩张自己的势力。在主力舰方面，白里安很不情愿的同意了英美关于限制主力舰的比例，按照这个比例，法国将沦为第四大国，然而法国并不甘心，它以防备德国复仇，维持领土及殖民地安全为由，向大会提出了要维护主力舰35万吨的要求。法国的要求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法国的主力舰吨位确定为17.5万吨。但在辅助舰潜水艇问题上，英法的争论却十分激烈。英国根据自身利益提出了完全取消潜艇的建议，而法国却认为潜艇是海军较弱的国家防御海岸，抵抗强国战舰的锐利武器，而且价格低廉，用途最广。因此，坚决反对英国的建议。在会上法国要求它的潜艇应与英美相等。针对法国的要求，英国的贝尔福指出，英国决不能容许拥有80万陆军的法国再拥有头等的潜水艇舰队，否则，将会给英国造成巨大的威胁，法国代表在反驳时指出，英国拥有强大的主力舰是对法国的威胁。双方关于潜水艇的争执对两国之间的关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英国本来就担心法国打破欧洲均势，称霸欧洲大陆，进而损害英国的利益。法国在这次会上的要求进一步引起了英国的疑心，使英国认为法国的外交政策是故意侵犯英国的利益。
其次，法国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需要。一战以后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非常苛刻，但同时又重新规划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法国为防范德国的侵略，确保国家安全，同时称霸欧洲大陆，主张极力削弱德国，甚至肢解德国。因为法国深知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不可能使德国永远处于弱势。正如法国主帅福煦对凡尔赛和约看的很真确：“这不是和平，只是休战二十年。”③法国认为德国迟早会东山再起，若要避免以后陷入无力抵抗的窘境，法国只有与强国结盟，而英国恰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此外，法国若与英国缔结军事盟约，还可以填补因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而失效的安全保证。
最后，从英国方面来说，关于对法国的关系，寇松的态度最能表达英国的看法。寇松在11月22日向英国内阁递交了一份关于《法土协定》的摘要。他建议内阁不要对法国的行为反应过于激烈，他希望能和法国保持合作，以利于英国解决近东问题。当他得知内阁将对法国采取调和政策时，就于11月25日了关于《法土协定》的最后一份记录。在这份记录中，英国呼吁协约国重新联合起来，以解决希土战争问题，并且英国明确地表达了不计较以往的恩怨。英国的这个文件也及时鼓励了白里安决心要与英国结盟。④
二、英法结盟谈判
英法结盟谈判共分为三个阶段，双方就结盟问题，以及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问题举行了会谈。
第一个阶段：这次谈判分别在巴黎、伦敦举行，主要商谈近东问题的解决方案，法国表达了与英国缔结一个新的安全条约的愿望。
1921年12月前期，双方开始了会谈，在巴黎进行的会谈主要是由法国总理白里安和英国大使哈丁之间进行的，会议主要讨论了近东问题，在会议结束时，白里安提出了要在1922年1月早期举行一次关于近东问题的会议。在伦敦由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和法国代表之间进行的。在会上，法国代表提出了要与英国缔结一个新的安全条约。这个安全条约涉及范围很广，法国的目的是想防备德国的侵略。由于寇松不能确定法国代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法国的观点，他在应对时非常小心，他提到了如果缔结这样的安全条约，在国内将会引起孤立分子、媒体、国会甚至政府内部一些主要势力的反对。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寇松表达了对此类问题以后进一步讨论的兴趣。1921年12月前期两国之间的会谈，虽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为以后的进一步会谈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阶段：这次谈判在英国举行，主要商谈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以及德国赔款问题。
在圣诞节之前，两国领导人在伦敦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讨论了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以及确定德国在1922年1月和2月应赔款的数目，双方还同意将在这个月末在巴黎召开金融专家会议，讨论有关欧洲经济恢复等问题。尽管在这次会议上东方问题没有被正式讨论，但白里安表示他希望法国的外交政策应与英国保持一致。并且他在私下里向寇松保证，他希望共同行动，以使希腊和土耳其缔结一个妥协的条约。在会议的最后两天即12月21-22日，双方主要讨论了安全条约。在会上法国提出一个安全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两国要相互保证在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利益，在所有的问题上要共同行动，并且不论什么时候当这些问题受到威胁的时候，彼此应互相援助。面对法国的这个计划，劳合・乔治表示了反对，他立即指出法国卷入东欧国家对英国来说是最大的障碍，因为英国人民不愿卷入可能由波兰、但泽、上加里西亚这些地区的纷争。劳合・乔治表达了他对法国这种区域安全概念的兴趣。他向白里安保证他将会和内阁讨论这个计划，并且准备在1月份的戛纳会议上进一步的讨论。这次会议在12月22日结束的时候，英法之间的合作似乎前途光明。
第三个阶段：这次谈判在法国举行，主要商谈法国的安全问题。
戛纳会议在1922年1月4日召开，法国在这次会议上准备了两份计划，第一份计划，主要满足了英国要对法国进行安全保证的要求，这份计划主要是为了排除英国对卷入东欧地区的担心。第二份计划，法国要求缔结一个包括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德国等地区安全协定。而英国在会议的一开始就向法国提供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劳合・乔治拒绝了白里安的这个计划。因为“尽管法国很渴望得到这种联盟……但这种联盟不符合英国的传统”，⑤这份备忘录中英国提出了法国应该做出如下的让步：①停止军备竞赛，尤其是潜艇竞赛;②举行一次包括德国和俄国参加的会议，制定一个全面恢复经济的协定；③对近东问题，英法两国的解决方案要完全符合协约国的政策。⑤在1月8日，白里安答复劳合・乔治，说明针对德国再事侵略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双向的，不但保障法国的安全，也保障英国的安全。他日英国的岛国地位受到新科学发明的威胁或者德国在莱茵地区恢复武装，并违背《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陆、海、空军条款，而需要共同对德国制裁时，英法各自需要提供多少军队，不仅两国参谋部之间须要协调，两国政府也须要磋商。
然而在1月10日早晨，白里安突然收到了米勒兰总统的电报，要求他回巴黎，并解释目前在戛纳进行的秘密协商。这次会议的突然中断，使英法两国没能形成一个新的协定，使得两国之间的所有的冲突和矛盾都没解决，这严重阻碍了两国之间的合作。
三、英法结盟谈判失败的原因
1921―1922年英法试图结盟的计划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两国在战后的外交目标不同。一战后，英国元气大伤，“1920―1921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英国打击沉重，工业生产下降46%，对外贸易下降1/2。”⑥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恢复经济的发展。而为此，英国目前最急需要做的有两项任务：
其一，就是要缩减在海外的军事义务，通过国际军事协定减少一些昂贵的武器，创立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以利于恢复传统的贸易和投资。其二，就是要裁减军备和解决安全问题。在英国看来，法国必须接受英国对它边界安全的保证，在处理德国的问题的时候，应采取一种协商和安抚的政策。并且为了欧洲经济恢复，应允许德国和俄国加入国联，并参与到欧洲安全问题、经济问题的系统中。
而战后的法国在外交上过于专注于国家安全。为了防御德国，它一面想和英国缔结军事同盟，另一方面，他又想维护东欧地区的稳定，以防范德国或苏俄的复兴。法国的这种外交政策显然对英国不利，而英国总是在怀疑法国想要称霸欧洲的野心，因此，双方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这也是谈判失败原因之一。
第二，英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愿承担欧洲大陆上的任何政治、经济、军事义务。正如劳合・乔治表达出当时一般人的看法：“英国人民将不愿涉入因波兰或上西里西亚的但泽（Danzig）而起的争执。英国人民觉得欧洲那个部分的人口性情不稳，又易于受挑拨，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动手，而争执中的谁是谁非可能极难以解决。”⑦正是由于英国抱着这种心态，所以当法国提出的安全计划涉及东欧时英国极力反对。
第三，双方国内政治的影响。当时劳合・乔治政府主要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联合组成的政府，在1921年，他在国会里虽然主要依靠保守党人的支持，并且保守党的领导人仍旧忠诚于他，但他的外交政策在大众之间逐渐引起了不满。保守党的右翼虽然人数很少，但反对政府在国内的改革，还吵闹地要求政府的开支应当减少“浪费”。此外，为了处理好爱尔兰问题，首相也花费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在这种背景下，劳合・乔治若要和与法国缔结军事盟约，这将会与国内的“国际主义者”、左翼的和平主义者、以右翼为代表的孤立主义者发生冲突。如果英国要与法国联盟，那么，英国就必须小心谨慎地明确自己的义务，以及评估法国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在法国，白里安在国会中的地位非常脆弱，国内充满了民族主义气氛，如果他要修改他的基本政策的一些内容，以适应和英国结盟的需要，他负担不起与保守党的疏远，并且国内对英国态度也比较冷淡。
由于战争中英国实力受到重大损失，妄图在战后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得以重整旗鼓，重振世界霸权。但是，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的转变，美日已经崛起，英国的大量自治领正在谋求独立。这些打击使英国疲于应付，根本无法顾及欧洲大陆。因此，英国妄图保证凡尔赛体系的稳定，来达到稳定欧洲大陆的目的。而此时的法国却妄想通过与英国成立军事同盟，来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对于这一破坏欧洲大陆军事平衡格局的举动，英国是难以同意的，因此，谈判的破裂便不可避免了。
注释：
①John Hiden,Germany and Europe 1919-1933,《1919-1933年的德国和欧洲》New York,Longman Inc,1977,p52.
②转引Hines Hall III,Lloyd George,Briand and the Failure of the Anglo-French Entent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50.N0.2,1978,p1125.
③[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海南出版社 2009，第242页。
④转引Hines Hall III,Lloyd George,Briand and the Failure of the Anglo-French Entent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50.N0.2,1978,p1137.
⑤转引Hines Hall III,Lloyd George,Briand and the Failure of the Anglo-French Entent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50.N0.2,1978,p1137.
⑥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