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1
[摘 要]在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问题上，萨特尝试将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结合起来，其以个人主体历史观为基础的唯我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有余而建设不足，最终落入种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列维-斯特劳斯则取消了辩证理性，赋予结构（或自然）以优先地位，其以无主体历史观为基础的先验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缺少激进性，最终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巴迪乌的统一原则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恰当融合，他在数学集合论视域内以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非对称性为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先验唯物主义中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称性关系替换为集合理论中序数与基数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将激进性、平等原则和建设性融为一体，实现了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范式转换，开创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让·保罗·萨特；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阿兰·巴迪乌；唯物辩证法；自然；历史；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4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系列理论争论的焦点，传统学界关于自然与历史二元分立的辩证唯物主义、青年卢卡奇贬低自然而抬高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施密特关于自然与历史相互中介的辩证唯物主义、萨特贬低结构而抬高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贬低历史而抬高结构的辩证唯物主义等，这些论争使马克思主义在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一团迷雾之中。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1937—）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此论题上的新视野。当然，在法国思想史上，对唯物主义概念的变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巴迪乌之前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此亦各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比较突出的人物是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本文将以考察其历史演变为基础，通过逻辑视角的转换来比较巴迪乌与萨特存在主义、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的差异，以揭示出巴迪乌在唯物主义概念上的开创性贡献。
一、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在自然与历史关系范式上的方法论之争
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之“历史与辩证法”一节中展开的与萨特的精神斗争，意味着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方法论的思想较量。此较量以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大获全胜告终，表现在文本上就是：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在出版第一卷之后，第二卷胎死腹中，而《野性的思维》在当时盛极一时。此较量的重要意义是：在揭示萨特存在主义之先验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局限性的同时，将法国结构人类学的方法论特质概括为“野性的思维”。
在方法论上，列维-斯特劳斯确实击中了萨特人学辩证法的要害，但在解决方案上仍然陷于失败。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在方法论上的功绩在于，他在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之先，尝试性地将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结合起来，以便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的理论诉求。在具体操作上，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的融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门学科掺入自己”，而此掺入“应该包括在具体领域的古典决定论背后与整体之间的辩证联系，或者在我们论述的过程中，它的辩证性质早已被承认的情况下，揭示出部分的辩证性质是更深层的总体运动的表象”[1]（P150）。此方法论特质表明，既要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又不能使之堕落为科学上的经验主义，只有将“辩证法确立为人类学的普遍方法和普遍法则”[1]（P150）。就是说，在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只有将先验一元论的辩证法置于科学经验主义的优先地位，才能防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滑向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的批判。应当说，列斐伏尔是最具人本学总体性理论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但即使这样，他的总体原则也受到萨特的批判。批判的原因是，列斐伏尔“拒绝始终如一地采取总体观的态度”[1]（P149）。萨特想说的是，作为先验方法的辩证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对它优先地位的挑战都会歪曲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是，在坚持先验一元论的总体辩证法的同时，是否真的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呢？
列维-斯特劳斯持否定态度。在肯定萨特将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融合的基础上，他指出萨特在此问题上存在自相矛盾性：“萨特在他所持的两种犹豫不定的假设中，赋予辩证理性一种独特的实在性，它独立于有时作为其对立面、有时又作为其补充者的分析理性而存在。”[2]（P280）导致此矛盾出现的关键是：辩证理性作为统一原则或整体原则，当它被赋予一种实在性时就具有超验性意味。如果将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看做是相互对立的，那么会导致现实具体化要求的不可能性，并导致科学知识怀疑论；如果将两者看做是相互补充的，那么萨特赋予辩证理性的优势地位就没有任何根据——只要两者在通向真理的路上具有同样的效果，则两者就没有优劣之分。所以，实在化辩证理性的理论后果，一方面是“让纯粹的系列性逃逸了”，另一方面是“排除了可使这类系统臻于完善的图式化的可能性”。[2]（P279）辩证理性未能成功地实现与分析理性的融合，萨特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愿望破产了。列维-斯特劳斯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出路，在他看来，只有自己成功实现了分析理性视域内“纯粹的系列性”与辩证理性之统一原则或整体原则融合，从而真正实现了使科学具体化的诉求。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颠覆辩证理性的优势地位，以便始终将其看做“构成性的”，即辩证理性“是一座由分析理性假设于深堑之上的、永远在延伸和改良之中的桥梁；它不可能瞥见对岸，但确悉岸在哪里，即使岸边会不断地远退”[2]（P280）。可见，与萨特将分析理性看成是静态性不同，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理性变成一种能超越自身的动态之物，而辩证理性就是分析理性不断超越自身的努力过程。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分析理性就是辩证理性。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并未真正完成使科学具体化的任务，因为他对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的融合并不成功：一方面将辩证理性看做分析理性之内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将它视为附加于分析理性的东西。“附加”说明的是两者之间的外在关系，怎么又能说它内在于分析理性呢？列维-斯特劳斯的描述显然模棱两可。总体而言，列维-斯特劳斯已经取消了辩证理性，或者至少已经使分析理性处于优势地位。
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方法上的异质性导致两个方面的差异。首先，萨特使先验一元论的辩证理性处于优势地位，导致他在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承袭康德、胡塞尔以来将哲学作为其他科学的女王的做法，这使哲学失去了具体化的可能性。从基调上看，萨特的哲学是诗化哲学，注重哲学方案的政治力量。问题是，当哲学能够替代政治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就意味着政治化的哲学要承担一切由政治带来的后果。海德格尔在法国思想界的沉浮正说明了这一点。相反，列维-斯特劳斯取消了辩证理性或至少使分析理性取得了相对于辩证理性的优势地位，致使他在实现科学的具体化诉求时，走上了反哲学的道路。所以，列维-斯特劳斯的思考方法并未捍卫哲学存在的价值，相反，取消了哲学的价值。其理论后果是：诗在哲学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因此成为大陆哲学唯一的表达方式。当这种思考方式走到终点时，它就像分析哲学一样以一种先辈的身份融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洪流。其次，由于取消辩证理性，列维-斯特劳斯以唯美主义的方式“把人类的事物分解为非人类的事物”，因而“把人当做蚂蚁来研究”。[2]（P281）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结构主义者已经将人由社会归于自然，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分。实际上，这是卢梭和科耶夫理论以一种结构主义的方式在当代的复活。相反，由于使辩证理性处于优势地位，萨特以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将非人类事物当成人类的事物来研究，即“把蚂蚁当成人来研究”。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主义上的对立，在思路上以一种逆向的方式重蹈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与人本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其对立的现实版本正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
二、历史唯物主义与结构唯物主义：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历史概念之争
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在方法论上的异质性导致他们持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列维-斯特劳斯的无主体历史观（或说自然观）和萨特的个人主体历史观（或说历史观）。在历史观问题上，《辩证理性批判》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结构主义之先使自然与历史统一，从而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实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结合，以阻止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法问题上滑向唯心主义。萨特认为，“我们必须追踪从物质产生生命、从生命的原始形态式中产生人类、从最初的人类群体中产生社会历史的运动”。这先验地表明，“辩证法是自然的根本规律”。[1]（P160）从青年卢卡奇一直到《辩证理性批判》之前的萨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辩证法问题上始终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因而总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特别令人尴尬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政治领域发挥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号召功能，而它却是裸的唯心主义理论。实际上，作为前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后来在现实实践中蜕变为唯意志主义，与萨特存在主义的套路不谋而合。以此理论框架为基础，萨特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中公开为斯大林主义辩护。但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主义在共产主义者心中的神圣形象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当斯大林唯意志主义在法国不再具有有效性的时候，萨特认为，挽救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就是，以作为自然的惰性物质对人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作用进行物质性制约，以便实现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化。但是，列维-斯特劳斯对萨特的历史谴责表明，萨特挽救历史唯物主义的计划是失败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萨特失败的关键是他赋予了历史优于一切的价值。当在共时性和历时性关系问题上赋予后者可理解性的特殊权威时，萨特式的自然辩证法，“实际上指的是物质事实的整体性——过去、现在、未来——或者用另一种表述，它所指的是时间性的整体化”[1]（P161-162）。列维-斯特劳斯想说的是，作为所有有限者人类个体汇聚而成的历史虽然与每个有限个体的内在性关联，但要赋予个体理解总体化历史的特权，则显然是将历史变成了一个神话。在这种情形下，个人的发展俨然变成历史的连续性，而关于历史的认识俨然变成对个体内在感觉存在的证实。所以，萨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最终还是唯心主义。在政治上，萨特唯我论的人类解放理念，无非是西方种族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存在主义版本。列维-斯特劳斯提供了另一种出路。在他看来，既然萨特走向唯心主义的原因在于他将历史事实认定为首先由个人构成和选择的东西，那么走出困境的途径只有一个，即将历史事实认定为“诸历史领域组成的非连续体的集合，其中每一领域都是由一种特殊频率和由一在前与在后的特殊的编码来确定的”[2]（P297）。问题是，虽然列维-斯特劳斯消除了萨特历史概念所具有的神话性，但是他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了。
实际上，萨特时间性维度具有的合理性是其作为历史事实的统一原则的身份；萨特错误的地方在于，他将此统一原则优先地赋予个体内在性的时间。当列维-斯特劳斯彻底驱逐这种优先地位时，他也彻底清除了历史事实的统一原则，从而使历史成为“非连续体的集合”。当然，这已经不是历史，而是自然了。所以，当列维-斯特劳斯声称自己已经对历时性和共时性平等看待时，他口惠而实不至，因为他实际上已经赋予共时性以优先地位。列维-斯特劳斯没有意识到的是，“共时性”机能恰恰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它幻想性地使资本自我运动的圆圈封闭起来。因此，如果说萨特的自然是人化或哲学化的自然，而其历史是内在时间性的历史，那么列维-斯特劳斯的自然就是科学化的自然，而其历史就是自然化的历史。我们认为，无论是萨特还是列维-斯特劳斯，他们都将自然和历史看做对称的东西，即仍然处于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同构性的圈套中。与此不同，巴迪乌将自然和历史看做并非对称的东西，认为两者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通过批判萨特的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者已经走出了被分解者与分解者高低层次的区分。就是说，尽管作为生命的“人类的事物”可分解为作为惰性物质的“非人类的事物”，但它们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结构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已经为后斯大林政治提供了出路，即政治上以反的平等原则为核心。当然，如果站在巴迪乌哲学的视域，那么这种平等原则显然缺乏激进性。正因为如此，巴迪乌的《元政治学》一书在肯定阿尔都塞为走出斯大林主义政治做出的理论探索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失败之处。[3]实际上，如果平等原则没有激进政治做保证，那么平等原则的实现只能以消极等待的方式进行。所以，结构主义者适时地提出了平等原则，但牺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激进性内涵。在巴迪乌心中，德勒兹是在平等政治理念上取得成就最大的哲学家，但是，他在政治上也略显保守。在《存在与事件》一书中，巴迪乌力图在政治上实现平等原则与激进内涵的结合。结构主义者在政治上取得成就的同时，却在哲学上付出了代价，即在走出萨特的历史主义的同时，彻底否定了作为合理性的统一原则。当然，结构主义者借助于语言学结构来阐释此原则，但此结构相对于分解者而言完全是超验性的，不仅如此，此结构也是封闭性的。德勒兹为了摆脱结构主义的这一困境，将此结构充当的统一原则替换为虚拟性的统一原则。此替换的功绩在于，它使德勒兹能够返回形而上学，并且走出了结构主义者结构概念的封闭性。问题是，从表面上看，虚拟性统一原则已经内化为分解者的组成部分，但在巴迪乌看来，它仍然是超验的。其理论结果是，德勒兹最终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区分出高低等级。
三、巴迪乌自然与历史关系新范式：呈现与再现视域中的唯物主义
要摆脱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上述理论困境，统一原则必须满足下述要求：“内在的相互联系的元素所构成的统一体，是全然具有同一性的；所不同的是联系类型。而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的，意味着整体就是各个不同部分的连贯。整体不是什么‘进一步’的类型，可以添加在不同类型的元素所组成的开放系列之上。相反，其开放性（或者说系列）明显具有的不可中断特质，并不排除统一性或整体性。”[4]（P8）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乌的“自然倍数的本体论规划”满足上述要求。简单说来，此规划就是以公理性集合理论形式化常态性观念，即“过渡性集合”。因此，实现上述的规定任务，必须将统一原则纳入作为自然情境定义的过渡性集合思考，以便实现呈现与再现之间的最大平衡——使术语同术语的术语都是常态性的。
在呈现与再现的关系[5]中，再现对呈现的过剩表明，统一原则不可能排斥空集，即不可能排斥事件；而在过渡性集合视域中，呈现可转化为再现表明，在集合之元素不可能排斥统一原则的同时，统一原则离不开元素，用罗森的话说就是“内在的相互联系的元素所构成的统一体，是全然具有同一性的”[4]（P8）。在巴迪乌看来，过渡性集合就是属于某一集合的元素，同时也是此集合的子集（或部分），就是说，被两次计数为一的此元素“一次作为元素，另一次作为子集；一次通过呈现，另一次通过状态”[6]（P131）。从术语承袭视角看，过渡性集合中“属于”与“包含”之间的关系是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之间关系的集合论转化形式。当然，此转化并非简单地对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阐述的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复制，因为经过巴迪乌集合论式的转化，后者中隐含的困境获得了解决。无论是萨特将优先地位赋予作为统一原则的辩证理性，从而出现列维-斯特劳斯揭示出的困境，还是列维-斯特劳斯将优先地位赋予分析理性，从而出现“反哲学”倾向和唯美主义倾向的困境，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只在元素与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之间作简单区分。当萨特赋予后者优先地位时，由于元素与统一原则之间没有很好地融合起来，以至于最终使统一原则变成没有内容（或没有内在结构）的东西，这实际上使统一原则变得与绝对虚无等同；而当列维-斯特劳斯赋予分析理性优先地位时，元素与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也不能很好地融合，以至于最终使元素本身变成比较零散的东西，使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变成了元素在数量上的总和，而不是形式的统一。当巴迪乌在“属于”与“包含”之间作出区分时，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虽然与元素区分开来，但并不会出现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将优势地位赋予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或元素中的任何一方，从而不可能出现将统一原则认同为没有任何内容的形式统一或认同为元素的总和的情况。因为巴迪乌的区分实际上使统一原则成为具有元素内容的形式统一，这既使得统一原则与绝对虚无区分开来，从而既避免了萨特哲学的虚无主义倾向，又避免了科学经验主义倾向。这就彻底解决了萨特存在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出现的困境。换句话说，巴迪乌的统一原则是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统一原则的恰当融合。当然，由于在过渡性集合中，所有属于整体的元素都能作为整体的部分（或再现，或子集），所以，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并不是简单地附加在各种不同类型元素上的东西，而是各种不同元素所属类型（或部分）的统一。巴迪乌以此方式既保留了统一原则，又没有贬低数的地位。两者的不可分离性说明“‘自然’和‘数’是可互相替换的”[6]（P140）。这是他的自然概念区分于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关键点。
方法论的彻底变革表明，巴迪乌以常态性观念为基础的自然概念完全异质于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自然概念。无论是萨特使自然历史化的自然历史概念，还是列维-斯特劳斯使历史自然化的自然历史概念，它们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历史与自然的对称性主张导致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的同构性。从表面上看，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都实现了自然与历史的平等，但这种平等以一方吞噬另一方为代价。所以，在哲学上，无论是萨特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列维-斯特劳斯自称的“先验唯物主义”，最终都是一种唯心主义。在政治上，与结构主义同源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为当一切被化归为自然时，人最终变成了动物；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总是与悲观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历史与自然永远在相互转化，因而人永远受困于自然。巴迪乌认为，要走出这种理论困境，就必须实现历史与自然平等，其最佳途径是使它们成为非对称的东西，以便真正实现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化。“如果一个人在此承认，成为历史事件场所是必然的，那么就能作出如下观察：历史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历史化。此处有一个明显的禁止（在纯粹倍数的本体论之思框架外）自然和历史之间任何统一的不对称性。”[6]（P176）与萨特自然能被历史化和历史能被自然化不同，巴迪乌通过主张“历史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历史化”化解了萨特存在主义中内含的悲观主义倾向。
问题是，承认“历史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历史化”是否表明巴迪乌陷入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困境，是否在此主张历史终结论呢？通过仔细考察我们发现，完全不是如此。在《黑格尔导读》一书中，科耶夫对历史终结论有两种解释：第1版注释将历史终结解释为与“战争和流血革命的消失”和“哲学的消失”的理论后果关联；第2版注释将历史终结解释为与“人回到动物的状态”的理论后果关联。[7]但在巴迪乌看来，历史被自然化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历史终结论。巴迪乌从两个方面入手破解历史终结论之迷：一方面是使自然概念视域内的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纳入无限开放性，以便消解结构主义者结构系统的有限封闭性；另一方面使以事件、真理和主体为构架的历史视域不可能消失。由于“包含”对“属于”的过剩，所以，空集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因而处于空集边缘的事件、真理和主体也就不可能被消除。当然，之所以能引入以事件、真理和主体为构架的历史框架，其原因是：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不能排斥无限开放性，否则事件是不可能出现的。与萨特认识论化的主体相比，巴迪乌虽然引入了主体，但没有走向唯心论，因为处于空集边缘的事件、主体首先是本体论的，而不是认识论性质的。所以，巴迪乌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也正因为如此，巴迪乌消解了萨特将优先地位赋予历时性的做法。与列维-斯特劳斯系统结构的有限封闭导致“预设”自身（其典型例子是资本自我封闭地循环）从而最终走向唯心主义相比，巴迪乌在空集处对主体的引入已经消解了结构主义者将共时性优先于历时性的做法。既然如此，历史被自然化就不会成为历史终结论的翻版，因为历史被自然化后并不会使哲学终结，也不会使人与动物等同。恰恰相反，巴迪乌的历史是作为整体统一原则外部的历史前提假设，它排除统一原则封闭的可能性。在此点上，齐泽克认为，通过在“辩证的说明”和“历史描述”引入空集，马克思在逻辑与历史问题上已经将两者非对称化，这只不过是巴迪乌化的马克思。[8]
当然，在巴迪乌那里，自然与历史关系被替换为序数与基数的关系。自然与数的可互换性使巴迪乌可能将自然倍数的本体论规划转变为序数集。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理解作为统一原则的属于关系对序数之间前后相继所起的统一功能。前面的论述表明，此功能既彻底驱逐了结构主义将统一原则等同为总和的可能性，也彻底驱逐了存在主义者将统一原则等同为内在历史性时间的可能性。通过“属于”关系对序数的链接，序数集就变成“从空集的名称出发，继续下去，直到不包含自己”的“属于”链条。[6]（P139）这意味着，在“属于”秩序内，序数集不仅不能包括空集本身而只能包括空集的名称，而且不能包括自己本身而只能包括它的能指名称。所以“序数集是名称所是东西的数”[6]（P139）。由此，序数与序数的关系不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仅仅是非连续性的点与点之间的关系，而是连续性的，即能够用“属于”关系统一起来的东西。我们在此要注意的是，巴迪乌以“属于”关系所起的统一作用完全不同于德勒兹以生命之力所起的统一作用，因为前者是数学性的，而后者是历史主义的。问题是，能否通过“属于”关系将所有序数总括在一个序数集中呢？从巴迪乌对序数集的界定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序数集的原初存在之点不是空集本身，而是空集的名称，而它自己不能属于自己的属性也表明，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自然呈现本体论规划的同质性在名称—数链的无限开放性中实现，以至于每个都由所有在其之前的数组合而成”[6]（P141）。从表面看，巴迪乌的序数集似乎遇到了芝诺悖论，即序数集似乎是潜无限集合。芝诺悖论中龟兔赛跑悖论表明，如果将兔子到达的目标无限地分割下去，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此悖论实际上是潜无限概念遇到的悖论。以亚里士多德的整数集合概念为例，他认为，所有整数的集合“不能作为固定的整体存在”，而只能是“潜在无限的”。[9]以此潜无限为基础，芝诺悖论是不可能解决的。但在巴迪乌看来，序数集不是潜无限集合，恰恰相反，它是实无限集合。从术语对应上看，德勒兹的生命之一对应于潜无限集合，而巴迪乌的自然概念对应于实无限集合概念。所以，巴迪乌所讲的开放性不是德勒兹式的潜无限开放性，而是康托尔式的实无限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要通过本体论决断引发，它是历史前提引入的地方。在数学集合中，它是基数领域的问题。
总之，从萨特的历史唯物主义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先验唯物主义，最终到巴迪乌的新辩证唯物主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时代的理论诉求，力求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精神。萨特式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尽管反映了斯大林主义之后约束主体意志的诉求，但它在人的解放诉求上始终与流血暴力关联在一起。这种马克思主义激进有余，而建设不足。列维-斯特劳斯的先验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反映了斯大林主义之后在人的解放问题上追求平等原则的愿望。这种马克思主义缺少激进性。继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之后，凭借《存在与事件》的影响力，巴迪乌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挽救哲学和左翼政治而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在政治上，在承袭结构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结构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事件、主体使之激进化，并以同一性为基础的平等替换以差异为基础的平等，以便重新激活革命政治和解放政治；在哲学上，通过重新引入统一原则，在破解后现代迷宫的基础上，又不单纯复古古典理性哲学，以便在数学公理化集合论视域内返回理性哲学。在这两个贡献中，政治是落脚点，哲学是实现此落脚点的途径。与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相比，巴迪乌的马克思主义将激进性、平等原则和建设性融为一体。巴迪乌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贡献，是因为他继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后在自然与历史关系问题上实现了范式转换，即以集合理论中的序数与基数之间的关系替换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了他的新辩证唯物主义。
[参 考 文 献]
[1]
[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2]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 Badiou Alain.Metapolitics[M].New York：Verso，2005：59.
[4] [美]斯坦利·罗森.诗与哲学之争[M].张辉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5] Badiou Alain.Theoretical Writings[M].New York：Continuum，2004：76.
[6] Badiou Alain.Being and Event[M].New York：Continuum，2007.
[7] [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17-518.
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2
在2003年10月25日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的前几个月中，“尤克斯”（юкос）一直是俄罗斯国内外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之一。从6月起，俄媒体不断传出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尤克斯将与第五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合并的消息：合并后的公司将一跃成为俄罗斯的石油业老大，并成为全球第四大私营石油公司。
ஸஸ此时俄媒体又爆出一条新闻――从7月1日起，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连续对尤克斯公司展开调查，期间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多次受到总检察院的传讯。消息传出当天立刻在俄股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该公司股价急跌6％，15亿美元市值蒸发。此后两周内，俄罗斯股市缩水30％，尤克斯的资本也减少了100亿美元。8月14日，当人们还在猜测尤克斯的命运时，俄罗斯反垄断政策部正式批准了尤克斯公司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合并申请。
ஸஸ在8月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的世界经济10位最有影响力的富豪中，霍多尔科夫斯基位居第七。该杂志如此介绍他的影响：霍多尔科夫斯基旗下的尤克斯石油公司是俄罗斯的第二大石油公司，在全球石油市场上和欧佩克组织抗衡，影响石油价格走势。其公司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铁路每年向中国出口100多万吨原油。他还是中俄石油管道建设的支持方。随着其影响力的急剧膨胀，他的个人资产也飞快增长，从一年前的37亿美元增加到如今的80亿美元，在全球富翁的排名次序也从第101位跃居到令人瞠目的第26位。
ஸஸ10月25日，从俄罗斯又传来消息：受到俄罗斯总检察院有关犯有巨额诈骗、逃税、伪造公文、利用欺骗手段给他人财产造成损失、侵吞财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等罪行，在非法攫取资金和逃税过程中给国家造成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的指控，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新西伯利亚机场自己的专机内被俄联邦安全局人员逮捕。
ஸஸ这一消息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为本不平静的俄罗斯政坛推波助澜，而市场也对此作出了一系列强烈反应：俄罗斯股市出现“黑色星期一”，七个小时内莫斯科股市缩水145亿美元，相当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960点的幅度，创下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来跌幅之最。俄经济最重要的晴雨表“俄罗斯交易系统”指数从650点跌至412.5 点，俄境外发行的欧洲债券也跌至其名义价值的92％。此外，尤克斯与美国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德士古合并的谈判暂停。
ஸஸ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被认为是普京在继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之后对寡头的第三轮打击。
寡头怎样崛起
ஸஸ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制度变迁过程中，伴随着国家经济衰退和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的是暴富群体和金融寡头的迅速崛起。寡头特指那些由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在国家经济中具有重要影响、操纵媒体、染指政治、干预决策的特大资本的代表。
ஸஸ寡头的崛起所沿循的路线是：改革前的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利用原来掌握的权力和其它社会资源更方便地获取了市场中的机会，并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自己重构为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原来的党务工作人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构成，而新的经济精英则出身于共青团和经济工作者。对权力的依附与结合成了资本集聚最快捷的办法。
ஸஸ寡头的发家史可追溯到苏联解体之前，在当时短缺经济条件下，他们靠违法经营和自发的私有化掘得第一桶金。寡头在崛起的过程中，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寻租和设租，进行“权钱交易”，取得高额收入。由寻租到设租，构成了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和一批靠“寻租”活动发财致富的官僚权贵富豪集团。寡头还相互结成专门利益集团，并打通政府、议会、主管部门各关节，捞取配额、许可证、关税、贷款等方面的优惠，共同瓜分全民利益。几乎所有的寡头的崛起都与违法经营联系在一起。寡头在苏联解体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在俄罗斯宣布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实施全面向资本主义过渡以后迅速发迹。
寡头全面渗入政治经济
ஸஸ资本与权利的结合在俄罗斯得到了极端的发展。叶利钦在其回忆录《午夜日记》中直言不讳地写到，在1996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正是由于七大寡头的联合支持，他才击败对手当选总统。叶利钦当选后，对在大选中作出“贡献”的寡头投桃报李：别列佐夫斯基被委任为权力巨大的处理独联体事务的总统特别代表和地位显赫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波塔宁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而一些下野的政治家和政府部长，也几乎都能在寡头控制的大公司和企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ஸஸ在叶利钦时期，寡头对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中的积聚，造成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乃至对立，贫富过于悬殊，使经济不能顺利发展，社会的安定也得不到保证。二，伴随寡头资本形成全过程的“寻租”行为，腐败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文化，营私舞弊现象十分严重。三，寡头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为地造成了资金市场、流通与生产的严重脱节，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使原本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四，寡头干预政治趋势的加强，导致出现了国家权力异化现象。寡头使政府机构在政策取向和组织构成上与利益集团融为一体，进一步扭曲了俄罗斯的民主进程。五，由于寡头拥有赖以影响公共政策的组织资源、财政资源和信息资源，包含着极大的政治潜力，寡头与政权之间围绕重大政治和经济方针不乏激烈的角逐，影响了政权威信，限制了政权效能。
普京的寡头攻略
ஸஸ普京上任之初，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寡头与政权难解难分的局面。2000年以来，许多媒体在报道和分析普京新政的未来走向时，都把摆脱财团和寡头的影响看成是其实现振兴俄罗斯经济这一最高目标的首要任务，并把如何处理与寡头的关系看做是对普京政权的挑战。
ஸஸ普京当政以来，寡头与当局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普京一方面反对重审私有化结果，保留和完善已形成的市场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坚决执行政权与金融寡头保持距离的原则。普京在打击寡头非法行为方面态度非常强硬，要使国家从寡头和利益集团的挟持下摆脱出来，阻止寡头过多干预政府决策。普京警告寡头可以尽管赚钱，但不许参政，同时巧妙出击，重点打击了那些控制媒体、干预政治的寡头。
ஸஸ一段时期以来，工商巨头们不再公开同当局叫板。寡头们对自己同当局之间的关系都保持低调，不显山不露水地争取同当局合作，拓展自己事业发展的空间。
ஸஸ目前俄罗斯国内70％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20家大集团，八个寡头族系控制着国内64家最大私人公司84％的资产，其中前12家私人公司的年营业收入额超过联邦政府年度预算收入。而由于寡头加盟被媒体称作“寡头工会” 的俄罗斯工业企业家联盟，目前对政府经济决策保持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没有该联盟的支持，国家的外汇政策、税收政策乃至对外贸易政策均难以顺利通过。
ஸஸ在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对国内经济政策影响加大的同时，一些寡头又开始涉足政治，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2002年下半年以来，他一直积极资助扶持俄罗斯各派反对党，同时为俄共、俄右翼联盟和“亚博卢”集团积极提供政治资金；收买莫斯科旗舰报纸《莫斯科新闻》，并任命因尖锐批评普京政策而扬名的前独立电视台总监基谢廖夫做主编；在各个议员团寻找代言人，争取尤克斯公司股东进入地方和党团的杜马选举候选人名单；操纵俄共与其它党派联手对现任政府提出不信任案，直至公开表示在45岁时（即2008年）将离开石油业弃商从政的意愿。据俄罗斯《独立报》和俄罗斯权威的《舆情调查中心》10月20日～24日在俄国内最重要的13个城市所做的“国内100位最有影响政治家”排名调查中，霍多尔科夫斯基已经上升到第5位，仅次于总统、总理、总统办公厅主任、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总裁。
ஸஸ随着2004年大选的临近，对普京的第一个任期作总结再次成为俄罗斯国内政治讨论的重要话题。从根本上讲，普京决心整顿经济秩序，加强国家权威的做法与寡头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能否处理好与寡头的关系对普京能否直接连任，乃至下一任期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多尔科夫斯基案所起的主要作用是敲山震虎，对其他不安分的寡头给以警示。
中俄管道项目有惊无险
ஸஸ霍多尔科夫斯基案已经波及中国。尤克斯是中俄原油管道项目（俄罗斯安加尔斯克―中国大庆石油管道）中的俄方主要伙伴。2003年5月28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和俄罗斯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长霍多尔科夫斯基共同签署了《关于中俄原油管道原油长期购销合同基本原则和共识的总协议》。中俄原油管道项目是目前中俄两国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该原油管道建成后将成为我国第一条跨国原油管道，中俄双方可在项目投产后五年内每年实现原油贸易2000万吨，以后增加到每年3000万吨。另外，双方还签署了关于600万吨原油的铁路购销合同。在整个为期25年的合同期内，中国将通过管道从俄罗斯总共采购原油7亿吨。若按照每桶20美元的国际油价来计算,合同价值接近每年40亿美元。加之双方需在管道上投入20亿美元，总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
ஸஸ尤克斯公司自1999年以来一直是中俄原油管道项目积极参与者，也是俄方该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要完成人。中俄能源合作前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尤克斯公司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霍多尔科夫斯基自身的前途不明朗，会给中俄管道项目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与其签订的合同的权威性将会受到影响。近期内有关俄罗斯石油管道走向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同时与美国搞安摩线（安加尔斯克――摩尔曼斯克）、与日本搞安纳线（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与中国搞安大线（安加尔斯克――大庆）三条线孰优孰劣？是否能够一女三嫁？安大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问题上。
ஸஸ影响俄罗斯输油管道走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排除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利益集团、安全、西方和日本等多种因素外，决定跨国管道项目是否可行的直接因素主要有三：一是足够的油源，二是保证管道建设的资金、投资成本及其回收，三是管道的终点要有长期稳定的能源需求。从这三点基本因素看，安大线比安纳线有更大的优势：
ஸஸ从油源看：以上三条管道实际都是以俄东西伯利亚和萨哈共和国（雅库特）的原油储量为基础的。但目前上述地区原油储量表明尚不具备同时保证两条(更不可能是三条)管道供油的条件。现各油田总探明储量为5.6亿吨，不足以支持作出修建年总输油量8000万吨石油管道的决策。因为按照两管道设计输油能力，应有16亿吨探明储量才能提供充分原油保障，其中安大线6亿吨，安纳线10亿吨。现有的储量仅够满足安大线需求。
ஸஸ从建设资金和成本回收看：安大线全长2400公里，其中1600公里在俄罗斯境内，800公里在中国境内，按照协议双方各自负责本国境内的管道建设，但由俄方负责的1600公里管线建设费用（17亿美元）的50％由中方提供贷款，将来用石油款抵扣（最新的方案有可能由中方提供全部资金修建）。由于该管道长度短，建设资金有足够保证。从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报出的安纳线和安大线两条管道的建设成本中（分别为58.17亿美元和29.11亿美元）可以计算出，两条管道的单位长度建设成本基本相同。但由于安纳线要经过贝加尔湖北部全长1000公里的地震多发带和永久冻土带，会大大提高管道铺设成本，安纳线建设成本会明显大于预算。根据俄罗斯动力综合体战略研究所的测算报告，安纳线的最低运费为4.3929美元/桶，而安大线的原油运输费用仅为1.4047/桶，与安纳线相比，无论在投入资金、运输成本，还是管道建设时间和资金回收期方面，安大线都应该更具竞争力。
ஸஸ从能源需求生产保障看：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决定了石油需求将逐年增加，而且中国有足够的实力按时按数支付进口石油的款项，中国可以成为俄罗斯油气资源出口最稳定的市场，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市场。
ஸஸ此外，中俄双方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确定的购买俄罗斯原油的价格公式。该公式以世界主要油种的公开挂牌价为基础，加上品质调整和将来海上运费调整来确定俄罗斯原油价格，这样可以规避俄方销售原油的风险。根据双方确定的原油价格公式，俄向中国出口的价格要比向西欧出口的平均离岸价每桶高0.5美元左右，这会使俄方得到更多的实惠。安大线应该是典型的双方优势互补、实现双赢的项目，对两国经贸的发展和两国各自的能源多元化战略都有实质性意义。
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3
巨资买了套牌车
2004年6月，在江苏省盱眙县一所中学从事财务工作的陈祚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奥克斯汽车的广告。广告列举的奥克斯汽车平价、省油等种种优点，以及图片上精致美观大方的车型，激起了他浓厚的兴趣。
“奥克斯可是一家知名的大企业，生产的汽车一定不会差。”随后，陈祚吾依照广告上的地址来到南京，找到了这款汽车的销售商江苏苏舜工贸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奥克斯汽车的性能一一介绍给他，并作出了质量保证。早就想买辆车的陈祚吾看中了奥克斯牌的“原动力”SUV轻型客车。查看该车的各种手续中，他看到该车的合格证号为“AUX000179”，其中的“AUX”是奥克斯的英文字母缩写和商标，该车的保险手册及结算单上也均有“沈阳奥克斯汽车有限公司”的字样，于是他放心地拿出了7.25万元钱将车子买了下来。
但6月28日，陈祚吾为所购车辆向淮安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完登记证和行驶证手续后，却发现该车行驶证登记的是“黑豹”。
“奥克斯怎么一转眼变成了黑豹？”陈祚吾当即致电苏舜公司，苏舜公司销售人员解释说，沈阳奥克斯公司是沈阳富桑黑豹有限公司的股东，用黑豹名字也很正常，这款车绝对是由沈阳奥克斯公司生产的。
于是陈祚吾没有再过多计较。可车子用了一段时间后，他觉得不对劲了：销售商交给他的随车参数和上牌时的参数有很多地方不同，而且由于玻璃不够密封，下雨时车内竟然会漏水。
而时间至2006年3月，奥克斯集团宣布退出汽车产业，陈祚吾看到消息后怔住了：以前车子坏了还能找厂家安排的售后服务商维修，以后怎么办呢？
“当初奥克斯高调提出5年内将投资80亿元，实现年设计产能45万辆汽车，怎么一转眼就退市了呢？”陈祚吾了解到，原来，奥克斯集团决定进军汽车业后，成立了沈阳奥克斯汽车有限公司和宁波奥克斯汽车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持有富桑公司的股份。因为国家对汽车生产控制很严，生产汽车必须要有国家发改委核发的批文方可，而奥克斯集团在未获得也从未获得过汽车行业“准生证”的情况下，绕开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套用富桑公司的名义生产汽车。而在销售宣传这种“套牌车”的时候，又打出“奥克斯”品牌，引诱客户购买。可车子买回来，车辆铭牌、合格证、机动车注册登记技术参数表、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表、机动车行驶证等又变成了富桑公司。
告上法庭
“这不是欺诈吗？”陈祚吾一怒之下聘请律师，以苏舜公司、沈阳奥克斯公司、宁波奥克斯公司、富桑公司在经营中存在欺诈行为为由，于2006年6月将其一起告上了南京玄武区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原告向被告退还所购“奥克斯”汽车，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72500元，并按照《消法》“退一赔一”的要求，支付增加赔偿款72500元。
不久，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庭上，沈阳奥克斯公司、宁波奥克斯公司、富桑公司认为，原告诉争的车辆是从苏舜公司购买的，并且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现在出现合同纠纷，应找苏舜公司解决。沈阳奥克斯公司、宁波奥克斯公司、富桑公司从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形式的买卖合同，所以不应该被列为被告，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陈祚吾反驳说，被告在提供商品时，进行虚假宣传，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财产权，原告打的是侵权纠纷，不是合同纠纷。
而苏舜公司人声称在销售时并无欺诈行为。他辩称，在向原告销售汽车时就如实说明了“黑豹”牌汽车的真实情况，并举证证明随车“技术参数表”品牌一栏中填写的就是“黑豹”，原告据此顺利地在公安部门车管所办理了行驶手续并正常上牌。所以作为经销商，自己不存在欺诈，合同合法有效。
并且，四被告一致认定诉争车辆就是富桑公司生产的。他们辩称，奥克斯集团于2004年确实决定进军汽车业，并成立了沈阳奥克斯公司和宁波奥克斯公司，但并未实际生产，且该两公司在富桑公司里各有5％的股份，所以两公司认为自己也是汽车生产者，同时该车宁波奥克斯公司提供售后服务，所以在销售过程中称“奥克斯”汽车。虽然有些瑕疵，但被告对诉争汽车是由富桑公司生产这一事实没有任何隐瞒行为，所以不存在欺诈。
而陈祚吾则拿出了证据，全国各地消费者协会曾受理了多起消费者对奥克斯汽车的投诉，奥克斯集团、被告在接受消费者协会的调查时，均承认该汽车为沈阳奥克斯公司生产。
另外陈祚吾还提供了一份沈阳奥克斯和富桑公司的税单，证明诉争车辆为沈阳奥克斯所产。沈阳奥克斯2003、2005年应纳税额均为零，而2004年度的纳税额近37万元；富桑公司2002、2003年均有纳税金额，而2004、2005年纳税额为零。充分说明，沈阳奥克斯2004年度发生了经营性活动，但富桑公司则没有，而诉争车辆正是2004年所产。
最终，陈祚吾提供的证据得到了法庭的支持。法庭认为，苏舜公司、沈阳奥克斯公司、富桑公司主观上存在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欺诈的行为，并导致原告作为消费者产生错误的判断，故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
法院判决“退一赔一”
对于这种欺诈行为是否适用《消法》规定的“退一赔一”赔偿责任，法庭上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陈祚吾认为，《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而被告认为，汽车是否属于消费品存在争议，生活消费需要是指一个社会的普通个体的基本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而汽车消费在现阶段对全中国人而言属于奢侈消费，不属于《消法》意义上的生活消费需要。
法院审理认为，构成《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赔偿责任，有3个条件：首先，法律主体是消费者和经营者，这里的经营者既包括商品的生产者也包括销售者，本案中沈阳奥克斯是生产者，苏舜公司是销售者，陈祚吾符合消费者的身份；其次，法律关系客体必须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商品或服务，本案标的诉争汽车符合商品的特征；第三，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时有欺诈行为。因此可以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的“退一赔一”规定。
法院认为，《消法》第四十九条是以惩罚欺诈违法行为为目的，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无论其是否实际造成消费者的损失，都是一种违法行为，都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原告所购诉争车辆虽然得以正常注册及使用，但汽车作为高速行驶的交通工具，国家有着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未经许可而生产的汽车，有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对驾乘人员及其他交通参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一旦发生事故，将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失，故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有利于体现对非法生产及销售者的惩罚性，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减少和杜绝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发生，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2008年10月28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陈祚吾退还汽车给苏舜公司，并按照每月400元的价格给付使用费；苏舜公司返还陈祚吾购车款72500元，并赔偿他经济损失72500元；沈阳奥克斯公司和富桑公司对双倍赔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因为宁波奥克斯既非诉争车辆的生产者，也不是销售者，仅仅是售后服务商，故不承担责任。
科学维权，不同诉由不同效果
2004年年初，宁波奥克斯集团高调进入汽车行业，并通过合资方式成立了沈阳奥克斯公司作为其汽车生产基地，后因多种原因，2005年奥克斯集团宣布彻底退出汽车行业，当时该车已售出数千部，在与车主们协商这些车辆的售后服务、配件等方面问题时，虽有中消协、大连消协等单位积极参与、调和，但最终未果，并由此引发大连、北京、南京三地数十位车主分别在当地法院维权事件，被称为“中国汽车退市第一案”。
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4
二 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延续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1.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断下降:1990~1995年材料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近40%,工业下降近30%。1998年俄罗斯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2.0%,德国的18.0%,法国的16.0%,英国的23.0%。20世纪90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幅度达20%,其中各个具体工业部门下降幅度从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13%~15%到石油加工工业的60%。而同期主要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上升18%~36%。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平均低80%~83%,比新兴工业化国家低3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从私营工业企业情况看,情况亦然:在1998~1999年私营工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工业的48%,却仅生产了27%~30%的工业产品,即仅相当于工业人均相对劳动生产率的0.7%~0.75%。进入新世纪初,俄劳动生产率仍仅相当于美国的15%和西欧国家的25%。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则更低,按照农业部门一个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计算,俄罗斯比西欧主要国家低93%~95%。世界主要工业强国在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之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呈稳定下降趋势。通过采取节约和合理利用能源措施,其单位国内总产值能耗下降22%,石油消耗下降近38%。而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单位国内总产值的能耗上涨了31%,工业生产上涨了39%,其中生产合成橡胶的能耗上涨了120%,黑色金属轧材上涨了110%。工业的原材料消耗量1997年上升了15%。整个国内生产的原材料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2%~2.5%(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5期。)。
2.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益水平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赢利率水平不断下降:整个经济的赢利率从1993年的36.3%下降到1997年的5.4%,工业从1993年的32.0%下降到1997年的10.0%,电力工业从1993年的25.5%下降到1997年的17.3%,燃料工业从1993年的19.0%下降到1997年的14.5%,其中石油加工工业从1993年的28.6%下降到1997年的10.0%;黑色冶金工业从1993年的48.5%下降到1997年的3.0%,有色冶金业从1993 年的43.6%下降到1997年的13.3%,化学与石油化工业从1993年的38.6%下降到1997年的4.0%,机器制造与金属加工业从1993年的43.5 %下降到1997年的9.7%。其他非主导产业情况亦然:农业从1991年的74.89%下降到1996年的60.95%,林业从1992年的28.1%下降到1996年的22.22%,轻工业从1993年的36.2%下降到1997年的-29%,食品工业从1993年的23.5%下降到1997年的7.4%,商业从1991年的255.17%下降到1996年的85.06%,计算机信息服务业从1992年的54.55%下降到1996年的32.66%,金融业从1991年的209.91%下降到1996年的-16.82%,饮食业从1991年的164.27%下降到1996年的115.24%(注:〔俄〕《统计问题》2000年第5期。)。
3.加剧了未来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处于衰退性经济危机中,由于各工业部门的生产滑坡程度不同,加之受价格因素的影响,结果导致燃料动力和冶金等重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如电力工业的比重从1991年的8.6%提高到1996年的13.5%,燃料工业从12.6%提高到1996年的46.9%。与此同时,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6.8%降到1996 年的2.0%,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食品工业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合计比重从18.5%下降到14.1%(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7期。)。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对比关系进一步恶化:1991年采掘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为15.5%,1996年上升为17.7%,而加工工业则相应从84.5%下降到82.3%。从总增加值的部门结构看,农业从1991年的13.8%下降到1997年的7.15%,建筑业从1991年的84.5%下降到1997年的8.6%,工业从1991年的38.16%下降到1997年的28.07 %,其他生产活动从1.18%下降到0.84%。全部物质生产部门占总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6.2%。
4.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转轨以来,无论俄罗斯的综合
竞争力还是产业竞争力均呈不断下降趋势。从综合竞争力看,1999年俄罗斯居于世界59个主要国家最末位,次于波兰(43位)、中国(32位)、德国(25位)、日本(14位)、美国(2位)和新加坡(1位);其中主要影响因子也位居落后地位;开放度(56位)、政府能力(59位)、财政能力(58位)、基础设施(58位)、工艺水平(55位)、管理能力(58位)、劳动力(25位)和组织能力(59位)(注:《统计通报》2001年第3期。)。
从产业竞争力来看,俄罗斯主要产业的竞争力均低于美国:(以工业生产增加值比较)化学工业(3.8%)、石油加工业(9.6%)、冶金工业(16.4%)、工业和交通机器制造业(19.9%)、加工工业(13.0%)、采掘工业(87.5%)、建材工业(47.8%),整个工业17.8%。此外,从标志制造业竞争力的机床制造业情况看,1991~1999年俄罗斯自动金属加工生产线生产的高性能产品骤降。从横向比较看,十个最大机械制造产品出口国(地区)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重:美国18.1%,德国15.9%,日本14.3%,英国7.8%,意大利7.6%,法国5.9%,荷兰4.9%,台湾4.8%,新加坡4.3%,瑞士2.6%,1999年俄罗斯出口数控机床仅93台,仅相当于同期世界出口总额的0.0000019%。
5.大大减少了俄罗斯实质性财富的增长 按世界银行的测算方法,以货币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各国人均GDP 美元增长速度的比较基本上消除了各国间价格和汇率变动差异的影响,因而是一种较为合理和可行的增长速度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经济转轨以来,若按本国货币计算,俄罗斯GDP总量是不断增长的,从1992 年的19.2万亿卢布增长到1998年的433.3万亿卢布,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577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127美元。但若按美元购买力平均计算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6131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4513美元。从横向比较来看,在所有转轨国家中,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人均GDP,俄罗斯也处于较低水平。以1998年为例,俄罗斯为4513美元,低于白俄罗斯5007美元、克罗地亚7349美元、捷克10056美元、匈牙利7695美元、波兰7095美元、斯洛伐克8259美元、斯洛文尼亚13497美元的水平。
此外,从转轨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权数来看,如果1997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和波兰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接近7∶1,那么到1998年它至多为3∶1(注:〔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6.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
在经历了近7年衰退性转轨危机之后,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主要指标均呈现了较快增长,其中GDP1999年增长3.2%,2000年增长7.6%,2001年预计增长5%。但是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脆弱,主要表现在缺少作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原动力的技术创新支持。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技术创新虽有发展,但成效不够显着: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积极的企业总量和比重均很小,1998年积极创新企业仅为1218个,仅占企业总数5.6%(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9年俄罗斯统计年鉴》,第481页。)。企业技术创新力度部门间不平衡显着,燃料、冶金和化工部门积极性最高,而建材、轻工和食品部门积极性偏低;企业技术创新中采用新工艺的比重较小,多数企业从事完善工艺的创新活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对知识产权拥有量少,至2000年下半年,获得“技术决窍”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3%;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提高不显着,2000年下半年,利润增加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9%;技术创新企业的外向化程度不高,至2000年下半年,积极创新企业中仅17%在国外实现了产品销售额增长;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能力不强,实质性创新产品在积极创新企业总产量中不超过12%;主导产业技术创新成效很差,创新产品在其售出产品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13%降为1999年的10%(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7期。)。
三 经济转轨时期俄罗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透视
(一)历史因素的制约:苏联时期长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苏联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令世人瞩目,但这种高速增长是以粗放的方式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初推行的集约化方针未取得实效:反映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1996~1970年的平均增长6.8%下降到1976~1980年的3.2%;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从1970年的占54.9%提高到1980年的57.2%。这种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造成巨大的消极后果,即经济增长中存在巨大的“增长缺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常要经历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完全粗放到粗放为主型,再过渡到集约为主型乃至完全集约型的发展过程。上述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表明,巨大的“增长缺口”使苏联时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化,从而大大延长了经济增长方式自然演进的过程,也大大增加了经济转轨后俄罗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
(二)社会条件的制约:转轨时期科教水平的下降
1.科技进步滞后的制约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进步:一方面经济集约经营增长的实质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而其基础在于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实现经济的集约增长成为可能。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存在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只有科技达到一定新水平,并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增加投资才不会造成收益递减,经济的集约增长才会成为可能。科技投入强度大小是技术进步的直接决定因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不断减弱,用于科研领域的资金从1990年占GDP的20.3%减少到1999年占0.97%。其利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金下降了83%多。从人均研究开发费用看,1998年俄罗斯为61美元,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美国(794美元)、日本(715美元)、德国(511美元)(注:〔俄〕《财政》2001年第7期。)。到1999年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仅相当于越南、智利、葡萄牙和波兰的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期的投入强度:美国(0.9%)、日本(0.61%)、法国(1.05%)、德国(0.86%)和英国(0.74%)。
2.教育水平下降的制约
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力量,而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人,科研成果的研制、开发、推广、使用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因此加快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必须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保证。“发展和发挥人的潜力,归根到底是决定经济、社会和任何一种发展成败的关键。”(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这不仅因为人的潜力是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人的素质决定科技进步的速度,决定劳动的组织和文化,决定劳动生产率”。教育水平指数概括地表明了构成每个国家技术和科学潜力基础的知识多寡和能力大小,它们是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活劳动效率和收益的基本要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衡量人的素质的主要教育和科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专家评估,人的发展潜力指数从1992年的0.849减少到1998年的0.760;1993~1996年,某些行业工人的培训活动急剧减少:工业领域减少近半,其中机器制造工业和金属加工业减少了84.8%强,纺织工业减少了73%弱,化学工业减少了44.4%强(注:〔俄〕《统计通报》1999年第2期;《经济问题》1999年第2期。)。从经济领域中科研人员就业情况看,科研人员从1990年的280.4万减少到1996年的160万,其中从事研究及研发人员从221.6万减少到1997年的93.5万,经济领域每万人中研究及研发人员从1990年的294人减少到1997年的143人。从全俄科研人员的结构来看,研究人员从1991年占52.4%减少到1997年占48.7%,技术人员从1991年的12.0%减少到1997年的8.6%,辅助人员则从1991年的24.8%增加到1997年的26.2%,其他人员从1991年的10.8%增加到1997年的16.5%(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教育和科研的萎缩是制约转轨中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原因。
(三)经济体制的制约:转轨时期特有的二元体制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1.微观经济主体的“体制惰性”在转轨中尚未克服
(1)企业的技术创新普遍活力不强积极性不高能力不强
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许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尚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环境,普遍缺乏在经济转轨中进行创新决策的能力,俄罗斯企业领导人中愿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仅占19.5%(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 企业领导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创新管理能力很差,习惯于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不同意经常变化的达45.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多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效益差,缺少资金积累,资本市场又未完全发展起来,企业缺乏创新所需要的投资活力,尚难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强,只有1/20的企业能创造符合现代市场要求的产品。
(2)工业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只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才能使技术创新取得良好绩效,从而为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至2000年下半年,被调查企业中有创新积极性的:化学和石化工业有63%、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有54%,其中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仅为29%和14%,小企业仅为3%(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就整体而言,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主体,即还不是创新的决策主体、投资主体、研究开发主体,缺乏创新动力。政府的过度保护使一些创新的企业也能够生存下来,使得来自企业内外的创新激励不足。在被调查的143家企业中有14.7%的企业创新目的是为生存,27.3%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可见,企业普遍缺乏依靠技术创新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在一些行业中,由于竞争不足,企业只要进行有限的创新,就可以较长时期地维持超额利润,存在“创新惰性”,因而企业缺乏尽快推动新一轮创新的市场压力。其结果是创新经济和替代的速度很慢,新一轮创新往往要等待较长时间。
(3)企业普遍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
一种有效的有利于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创新制度,在于既能发挥产权关系所产生的巨大的激励力量,又能使企业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虽在产权激励上有弱化现象,但其创新能力大大提高:①有限责任避免了因创新风险而出现的创新投资不足;②股份制能大规模地聚集创新所需的资本;③股份制企业规模提高了企业的创新风险承担能力。(注: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而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特别是在证券私有化阶段,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时,75%~80%的企业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按照规定,企业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决定资本51%的普遍股票。实际上,不少企业职工购买本企业的股票竟达70%,使3万家中80%的企业成了封闭型股份公司。这类股份企业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大,游离于依市场评价而形成的资本流动之外,不能使企业所有权领导权掌握在能有权管理它的人手里。这使得公司职工只重视眼前利益,原来的厂长则变为大量股份资本的持有者,从而形成新的“内部的控制集团”(注:王潼:《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五年概观》,载《世界经济》1996年第3期。), 这种封闭式股份公司对技术创新内外激励不足。
(4)多数企业的现代组织管理水平不高 在经济转轨中,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对俄罗斯企业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调查显示,企业的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非常低;完全未采纳ISO9000—14000质量标准体系的占54.8%,未制定商业计划计算机程序的占47.5%,未采纳评价资金形势计算机程序的占43.3%,未使用自动规划系统的占49.7%,未采纳西方资金核算标准的占80.6%,未采纳管理核算计算机系统的占36.5%,未用计算机进行市场营销分析的占52.0%,未使用职员计算机测试系统的占79.2%,未在因特网上查寻信息的占32.8%(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此外,在开拓新投资方式、建立国内外新伙伴、建立新销售渠道、使用新工资核算表方面,多数企业也未做到。企业的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的非常低下是制约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微观因素。
2.宏观经济中继续数量扩张的深刻体制根源
(1)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消极适应政策 经济转轨以后,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而且应服从于
经济转轨中的反危机任务。因此,在俄国内需求不足、必须靠出口带动经济走向稳定以摆脱危机的情况下,[:请记住我站域名/]俄政府对重轻产业结构的调整,转而实行“消极适应”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着重发展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以此带动整个经济走向稳定,待摆脱危机之后,再着手重轻结构的调整。在“消极适应”政策下,出口的扩大和投资的倾斜(1992年对燃料动力综合体的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50%,1995年上升为64%。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则相应减少;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则从1991年的59%降至1995年的49%,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从1991年的33%降至1994年的23%,食品工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1年的81%降至1995年的65%,机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0年的93%降至1994年的46%)(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17期。),使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工业部门,从而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石油天然气部门得到优先发展,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大,并居各工业部门之首。
(2)转轨初期外贸体制改革中自由化的消极后果
经济转轨之初,俄在外贸领域实行自由化方针,全面取消出口关税。这就加快了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1994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仅为54.2%,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76.6%),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67.5%),与拉美国家相近(53.3%);与此相反,矿物原料出口比重高达42.4%,比发达国家(9.9%)及发展中国家(18.1%)高几倍,与非洲44.9%的平均指标接近;原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46%,成品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7年的42%,天然气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9年的37%,原煤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11%,原木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7%上升到1999年的32%,纸浆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23 %上升到1999年的80%(注:〔俄〕《经济学家》2000年第7期。)。
对俄罗斯来说,这些不可再生的燃料和原材料的出口能力已到极限。俄罗斯的畸形出口结构进一步带动了国内原料、燃料部门的生产。与此同时,1991年后,俄罗斯制造业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重下降88%,在世界高科技产品贸易额中俄罗斯仅占0.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制造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88 %减少为1996年的47%,而欧盟的同类产品比重为45%,美国为48%,日本为70%;从出口额看,1998年俄技术出口额为0.418亿美元,明显低于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法国18亿美元、美国328亿美元)。 这种不合理的出口结构,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5
转型后俄罗斯高等教育经过10余年的发展，产业市场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俄罗斯教育产业市场化后，经济利益与教育质量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同时教育质量问题为转型后走上市场的俄罗斯教育行业敲响了警钟。俄罗斯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令人深思。
关键词：俄罗斯高等教育 ；教育经费；教育质量
作者简介：徐明（1964－）男，黑龙江人，俄联邦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管理科学博士后研究员，现工作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
一、俄罗斯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经费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
俄罗斯教育部与财政部的教育预算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转型后俄罗斯教育经费在各层次的投入是向高等教育倾斜的，而教育投入的多寡却取决于国家经济运行状况。俄罗斯的能源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可以从其教育经费来源上得到答案。俄罗斯政府的预算取决于收入。俄罗斯能源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也意味着能源经济发展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国家的总体收入，从而会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大增，不但拉动了国内经济，各领域的财政预算也节节攀升，教育也因此获益。近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比（%）为，1995年，教育总支出3.86%，高等教育占2.23%，1996教育总支出3.5%，高等教育占2.0%，1997年，教育总支出3.49%，高等教育占1.99%，1998年教育总支出3.44%，高等教育占2.06%，1999年教育总支出3.6%，高等教育占2.26%，2000年教育总支出3.75%，高等教育占2.28%，2001至今教育总支出均高于4%，高等教育占2.5%以上。由此可见，俄罗斯的高等教育预算与国家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而俄罗斯国家经济的增长与能源经济的增长成正比。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出口。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公布的材料显示，俄罗斯整个财政预算收入的35%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工业。2003年，俄石油行业收入达718亿美元，其中石油出口收入达407亿美元，石油产品出口收入达145亿美元。也就是说，俄罗斯高等教育在获得的国家财政预算中，每100美元中就有35美元是来源于石油行业。但即便如此，每年俄罗斯有150万人中学毕业，继续读大学的是少数。这点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俄罗斯一名技术专业的大学生的教育成本每年是2200美元，而国家只能投入500美元。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的质量令人堪忧
不久前，俄罗斯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表明，有44%的家庭愿意交费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俄罗斯的许多低收入家庭只能将收入的3.3－7.5%用于子女教育。美国家庭在这方面的教育支出是22%。这说明俄罗斯人对教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尚且不足。与有限的支付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择校的边际费用支出，一些家长为使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还要额外支付数额不菲的“好处费”。这说明，尽管教育市场价格高，但消费者数量多，支付能力却较弱。在有偿教育条件下，俄罗斯的教育质量令人堪忧。整体来看，有偿教育的水平、技术保障、办学条件、教学内容与方法参差不齐。有的学校将教育作为追求收益的商业性活动，而不注重质量效益。但也有的学校却将教育质量视为办学的生命，将质量视为数量增加的必要前提基础。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西里·茹可夫认为，只有在国家承担起经费的责任与义务的条件下，各学校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地提高教学质量，而不只是为了生存。[1]
（三）俄罗斯高校扩招问题
一直以来，俄罗斯的国立大学预算内计划招生名额都多于自费名额。而私立大学却存在计划招生名额与实际招生名额的反差。如，1995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13.55万人，而实际招收5.24万人；1998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25.07万人，而实际招生17.71万人；2000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47.06万人，而实际招生35.72万人。[2]因为目前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罗斯国立教育要比私立的商业性教育有威望得多。这种供需矛盾是无法用增加国立大学预算外招自费生名额的方法来解决的。（类似问题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试想，如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扩大自费生招收比例，不但会影响到生源质量，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这种供需矛盾的存在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即便俄罗斯家庭中有44%的家长肯花大钱供孩子读大学（莫斯科市占50%以上），但并非肯花钱就能进入好大学。
（四）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问题
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问题历来以久。不规范的教育市场主要表现为违反许可证制度及教育活动中的行贿受贿等方面。俄罗斯教育部曾在70个联邦主体中，对大约700所高校及其分校进行过检查。结果表明，有100多所高校在违反许可证制度的情况下经营。
俄罗斯教育部最初规定国立大学招收的自费生数量不得超过预算内学生名额的25%。但是，如果至上而下的限制国立高校的自费招生的规定，会抑制社会需求。私立学校因有办学的自主权，开设了许多管理部、法学部、会计部等。这样本应进入联邦大学腰包的钱流失了。为了重新向国立大学吸引资金，教育部决定取消原定25%的限额。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处负责人柳鲍维· 克拉夫佐娃提出，“原则上俄罗斯的高等院校可以招收70%的自费生”。[3]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能获得余下的30%预算招生的拨款。任何一位校长，尽管想赚钱，也不想铤而走险。要知道国家预算拨款对他们来说是有保障的，至于他们是否能招来足够数量的收费学生对他们来说还是未知数。这导致在高校招生过程中，行贿受贿现象的出现，主要体现在决策人决定将某人招收为公费生或自费生、录取到某学校等环节上收取贿赂。“教育寻租”之风盛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五）俄罗斯高等教育的“灰色”消费
上大学前要花一大笔钱。据社会问卷调查显示，约有36%的人花钱请家教，36%的人花钱参加各种补习班、备考班，32%的人为能被录取支付“人情”费。去年莫斯科市每个家庭用于考大学的平均支出是725美元，非莫斯科市的家庭是280美元。为考入首都内大学“人情”费要花2500～3000美元。根据高等教育经济支出统计的预测，未来80%大学生的家庭花钱上大学的费用，在俄罗斯的总支出将为年均8.8亿美元。总体上用于孩子高等职业教育的费用年均50亿美元。这其中4.2亿是“灰色”消费，它们大多进了家庭教师的腰包或用于行贿。[4]可见，俄罗斯教育市场化需要加强规模与规范化管理，以减少准大学生们在入学前就落入教育“灰色”消费的陷阱。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
（一）俄罗斯政府开始加大打击力度
对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俄罗斯早在1999年12月17日就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该法案规定，因教育服务质量破坏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有权终止学习合同并要求校方退还全部费用。随着向市场关系的过渡及收费教育的合法化，自费学生自然逐渐成为教育服务市场的消费者, 消费者有权向国家质量管理局或法院投诉。此外，“国家有偿教育服务条理法案”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台。为避免教育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国家推出了统一高考制度，2004年在莫斯科已有47000多名中学应届毕业生首次参加由国家统一命题的高考，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已经开始为建立与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使教育市场化向文明迈进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5]
（二）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90年代初受到市场法则变化震荡的俄罗斯教育体系已经自然走向平衡。时间使人们认识到了教育市场化的代价，认识到了无形教育资产、教育质量及教育价格的关系。教育将成为预算的间接收入款项已被俄罗斯教育界普遍认同。教育投资在现代社会是盈利事业。美国研究者及新西伯利亚科学家的分析研究所都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工作人员的25%，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多半是由他们创造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经济的贡献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居民构成中的份额。相反，教育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大约占四分之一的居民）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0%。目前，教育投资是赢利事业及教育消费是可以得到回报的意识，可以说已经普遍得到俄罗斯社会的认同。俄罗斯要加入世贸组织，教育也要入世，为此教育界曾忧患重重。[6]不过，随着市场观念的转变，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三）俄罗斯教育市场有步入良性竞争轨道的趋势
随着教育产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私立教育机构已从数量的竞争转向了质量的思考。这些机构更加重视现代化技术投入、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更多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与管理方法，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办学体制灵活，更适应市场需求，教师的待遇普遍提高。与此同时，国立教育机构为保持竞争地位，也在利用与开发原有资源，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与管理机制。这说明俄罗斯教育市场正在步入良性竞争轨道。显而易见，俄罗斯的收费教育不但不会取消，相反，名望高的学校收费会更高。
（四）教育走向国际市场
在“冷战”的最初几年, 美国总统的分析家在思考如何扩大美国的世界影响时，得出的结论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是发展外国大学生教育。因为，对外国人的教育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收益。2000—2001年在美国高校就学的外国学生为547.867万人。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学院2001年有关国际教育交流的统计资料，外国学生仅学费支出一项就为美国带来约6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而用于学校教学的间接支出是95亿美元。美国政府对外国大学生的财政支持是45亿美元。这样，在一个学年内仅外国学生就为联邦各洲增加了近110亿美元的收入。澳大利亚作为教育水平弱于俄罗斯的国家每年在外国学生身上也能收入约20亿美元。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俄罗斯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收益指数，每年大学招收的外国大学生约8万人，国家的经济收入年均只有1.5亿美元左右。为此，普京总统指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不能没有前景广阔的教育体系。问题在于，学生的学习是靠国家预算，还是商业基础。他号召高校校长讨论招收外国大学生问题，并着重强调独联体国家的大学生教育及其专家的培养问题。首先瞄准独联体国家的教育市场被普京总统列为是绝对首要的任务。[7]
俄罗斯首先加强了对独联体国家留学生教育市场的开发，确立了国际联合办学的新思路。（同样值得我们中国教育界反思的是，我国与俄罗斯有着优越的地域优势，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令俄罗斯瞩目，教育水平与质量正逐步被世界认可，俄罗斯学生在其国内学习汉语的势头看长，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我国教育收费和生活消费水平远低于欧美国家，但我们却没有把吸引俄罗斯留学生的教育市场开发问题重视起来。）
（五）加快与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
俄罗斯的一些高校为了与国际教育市场接轨和普及大众化高等教育，也开始实施学分制。在国际教育实践中，学分制在美国大学广泛推开。从1988年起，欧盟成员国为加速欧洲教育的一体化进程，开始在成员国内的145所大学普遍实施学分制。学分制保证了大学生稳定地接受高等教育，它已成为欧洲教育结构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到2000年已有一千多所欧洲大学推行了学分制，并以此作为大学之间交流与合作招生的依据。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在向国际化迈进的同时，正在建立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已经多次专门组织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学分制体系实施问题研讨会，交流学分制经验。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大大地推动了俄罗斯与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为本国学生在国外大学继续深造铺平了道路。
三、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启示
目前，在俄罗斯，教育质量问题已经为俄罗斯敲响了警钟。在全俄罗斯，约有10％的大学达不到教育质量标准，俄联邦教育和科学监督局计划关闭一批国立和私立大学的分校，将有近百所分校被关闭。同时，自2004年9月起，俄罗斯开始禁止高校开办分校，并对现有的各高校分校展开教育质量大检查，不合格的专业、分校在关闭后，学生将被安排到其它大学继续学业。俄罗斯教育界长期以来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认为如果以纯市场化的态度来对待教育会有害无益，这将使教育与受教育变成一种纯买卖关系，而不是社会公益事业，也将脱离民族特有文化发展的基础。教育质量问题为转型后走上市场的俄罗斯教育行业敲响了警钟。许多国家的商业化教育都是精英式的、高质量的、有限制的。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也有力争向这一方向发展的意图，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从计划到市场，转轨后的俄罗斯教育产业历经十余年的论战、实践，逐步走上市场化。我们国家的教育产业市场起步晚，考虑到教育体制及国情的因素，虽可以走市场之路，但并不适合完全的市场化。不过，在整个教育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教育产业交错融合，在很多方面，中、俄两国教育界所面临的问题、困难极其相似。无论是普及式的初等义务教育还是精英式的亦或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都被教育经费的“瓶颈”制约着。令人深思的是，中国教育受到的困扰来自的层面繁杂，远超俄罗斯，更需要教育立法与监督体系的保障；但俄罗斯的教育立法与监督体系的建立健全机制却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转型后的俄罗斯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俄罗斯教育产业的市场化就孕育和发展在这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中，俄罗斯高等教育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俄）т.лютра,“плат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03/11
[2] （俄）«события»，07.07.2003
[3] （俄）юрий акимов,“по законам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ого рынка”, «плат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03/6
[4] （俄）ярослова кузьминова,“плат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к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взятке”, «газета.ru» 04.21.2003
[5] （俄） "моск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 24.11.2003
高斯消元法的基本原理范文6
2003年，是俄罗斯经济的又一个丰收年，这是继摆脱199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国民经济连续第5个年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创了近3年来的增长新高。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相对于低迷的欧洲，俄罗斯经济成了欧洲经济名副其实的一个亮点。
数字或许是枯燥的，但却是一面镜子。2003年俄国内总产值达到13．3万亿卢布，合4652亿美元（人均3200美元），同比增长达到7．3％。
工业生产增长提速。2003年工业生产增长7．3％，也创下三年来的新高，而2002年只增长了3．7％。1999－2001年俄工业累计增长了约27％，其中，增长较快的如机械工业增长50．8％，石化工业增长49．5％，轻工业增长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纸浆增长32．1％，黑色冶金工业增长34．9％，有色工业增长33．1％，建材工业31．5％，食品增长28．5％。农业形势出现明显好转，2001年俄罗斯粮食产量破了苏联时期的记录并再次成了粮食出口大国，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俄罗斯第一次出现了富余的饲料粮，从而有利于食品工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投资信心明显增强。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2003年1－8月俄联邦企业实现的按美元计算的利润增长了60％。2003年，俄固定资产增长率达11．2％，是近年最高的，2002年仅为2．6％，表明俄罗斯企业家已经开始对生产部门大量投资。资本外流明显减少，据官方统计，2003年，外逃资本仅为29亿美元，远低于近10年年均200多亿美元外逃的规模，同时，出现了部分外逃资本回流的现象。
国家预算盈余猛增。近年俄罗斯一直奉行非赤字预算政策，从2001年以来一直保持预算顺差，2002年达到49亿美元，迄止到2003年1月1日累计预算赢余达66亿美元，而2003年一年内预算赢余又增加了74．5亿美元，节余全部进入国家稳定基金，为偿还外债提供了有利条件。
外债减少，黄金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03年，俄罗斯在支付了173亿美元外债之后，由年初的478亿美元增加到年底的720多亿美元。俄外债总额从高峰时的160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亿美元，这样，2003年额外债占其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7％，远低于国际上60％的警界线标准，比欧盟成员国所显示的期望值还低一半。卡西亚诺夫总理在2003年秋天指出，如果条件合适，现在俄罗斯可以提早归还外债。
进出口快速增长。2003年俄外贸总额首次达到2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4．3％，顺差近600亿美元。
卢布对外币升值。12年来首次出现卢布不跌反升的现象，仅2003年卢布对美元汇率升值就达18．9％，卢布实际增值5．3％。俄罗斯居民多年来一直拼命将卢布兑换成美元以保值的时代走到尽头了。普京总统支持卢布坚挺并成为国际上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号召老百姓将卢布存入银行。2003年俄罗斯证券市场增长了54％，超过西欧所有证券市场的增长速度。
投资经营环境大为改善。鉴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2003年10月标准普尔一次对俄罗斯主权信誉等级提高了2个级别，将由适合投机级提高到适合投资级。从2002年美国、欧盟分别正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国权威的a．t．科尔尼咨询公司所作的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排名中俄罗斯由2002年的第17位飚升到2003年的第8位，无不说明俄罗斯经营环境在实实在在地改善。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正在寻找机会进入俄罗斯这一世界新兴投资热土。可口可乐、肯德基、ikea、lg、三星等纷纷扩大对俄的投资。2003年俄罗斯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达65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60％。
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随着经济复苏，工业部门就业率在逐步提高，失业率逐年下降，2000年为10．5％，2001年为9％，2002年为7．6％，2003年下降到约6％。2003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13．5％，在2002年9．9％的基础上再提高3个多百分点，增幅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退休金也增长7％。以前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已经杜绝，居民消费快速提升，如在2003年一年内俄罗斯手机销量就增长了50％。通货膨胀率从上年的15．1％下降到12％，预计2004年将下降到10％以下。自信和尊严重新回到俄罗斯人中间，俄罗斯人在最近10多年里第一次重新感觉到“终于松了一口气”。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询问结果，70％以上的接受询问者认为近年国家形势好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明天会更好”取代了过去多年来一直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感和担忧感。
经济快速增长缘由何在？
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何在？许多人会说是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帮了俄罗斯的忙。确实，石油价格上涨，2003年国际石油均价达到28美元左右／桶，超过了俄罗斯预算的核算基础价位，使得俄罗斯预算赢余大大增加。石油价格提高对于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俄罗斯无疑是个重要因素，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实际上，石油高价格对gdp的增长贡献程度大约只有20％略强。
2004年1月俄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提高对俄罗斯2003年gdp的增长贡献度大约只有1．5个百分点，不到gdp实际增长率的1／4。俄罗斯虽然还依赖于国际行情，但不像其他产油国那样强烈，而且，这种依赖会不断减弱。只有当油价低于15美元／桶时才会对俄经济造成重创。加工工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大，加工部门对gdp的贡献率从2002年的8％提高到了2003年的10％。他认为，加工工业中的进口带动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实际上，俄罗斯从2002年才开始重视加工部门的作用。俄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阿·库德林也认为，俄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得益于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有利的形势。良好的内部因素比良好的外部因素更为重要、影响更大。
2003年的趋势表明俄罗斯将“建立新的健康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扭曲的经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维克多·伊万特尔也认为，俄罗斯摆脱了经济下滑的特殊时期，经济开始高速增长，这种增长的原因并非在于较高的石油价格，即使石油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也无法预期这种增长。这说明俄罗斯经济信用体系已经建立，信用平稳的国内形势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商业和居民都很重要，继续保持这一发展环境尤为重要。
俄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为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税收政策经过多次改革，2003年俄税负水平被认为是欧洲最低的。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取消5％的销售税，增值税率从20％降低到18％，这将进一步刺激生产与投资。同时，开始实施新的海关税法，其特点在于精简、统一、高效和信息化，国际人士认为，新海关法的实施表明俄罗斯跻身于世界前10个高水平海关法国家之列。2003年俄海关不仅获得了国际海关组织副主席的席位，而且，还得到世界银行组织用于俄海关现代化信息系统的1．4亿美元贷款。同时，为了加快加入世贸组织步伐，俄已经完善了数以千计的法律，并将继续抓紧建立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2004年还将讨论通过关于实施金融结算国际标准的法律等，以加快国内法律与国际的接轨。
此外，俄罗斯企业制度改革深化、节能和创新活动增强、投资积极性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的增强、中小企业发展提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等等，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更深层的影响。
问题与前景
尽管俄罗斯近5年经济走出了低谷，强劲复苏，但并不意味着转轨结束和各种矛盾的解决以及市场经济的自动建立，种种积淀下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问题仍然需要努力加以消除，以实现俄罗斯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继续调整经济结构。逐步消除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如石油天然气及与冶金采掘相关的一些加工部门发展快，而其他部门发展慢，如轻工业的恢复缓慢，其占gdp的比重从苏联解体时的10％下降到目前的1．5％。大企业特别是寡头垄断企业发展一枝独秀，中小企业发展慢，实际上俄罗斯经济中缺乏完整的中等企业这一层次，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如俄小企业数量及就业人数近年一直在低位徘徊，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只有20％，小企业发育不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增加劳动就业和居民收入。
其次，改善商品出口结构。除了军工产品外，俄出口商品中高技术产品很少，不到1％，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占居主导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不利于提高国际分工水平，受制于国际市场行情，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俄罗斯将加大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提高附加值。
建立投资激励机制。扩大吸引外资以及鼓励内资投入到不仅仅是熟悉的利润高的能源部门，还有运输工具、设备制造和高技术领域，对于俄罗斯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英国爱丁堡大学马克·谢菲与波尔·海阿教授在《巨大的变化：俄罗斯复归世界经济舞台》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对外国投资开放并全力发展工业生产的某些部门，以便提高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俄经济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俄1999年通过的新外资法主要是给外商提供国民待遇并着重保护，而缺乏优惠与奖励制度。
继续改善法律环境，加快入世步伐。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入世谈判已经进入第11个年头，目前主要的障碍在于农业补贴政策上的差距、俄罗斯国内外市场能源价格扯平、过渡期安排、服务市场的准入等。由于处身于世贸组织之外，俄罗斯每年因受到商品出口歧视与制裁的损失达到20多亿美元。同时，长期游离于最大的国际贸易组织之外，也不利于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尽管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确定性因素，俄罗斯近5年的经济调整和增长以及改革继续深化加上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与增长潜力，都将为俄罗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普京最近所表示的，俄罗斯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地建设现代的和强大的经济并最终建成有竞争力国家的一切条件，俄罗斯在2000年提出的gdp在10年内翻一番的任务将完全“可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