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1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是马、恩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巨着。在这部巨着中,马、恩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各式各样唯心史观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这部巨着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为唯物史观创立标志的这部巨着,其第一卷“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中,在论述第一个问题,即“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时, 对唯物史观作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真正是“第一次”的经典表述。
为了分析研究之便,这里先把《形态》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近1000字的表述抄引如下: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
从上面抄引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理解,尽管在这段文字中有的用词借用了当时德国流行的哲学术语,但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则阐明得非常清楚。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及社会革命、人民群众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并运用这些范畴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形态》中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可以得出其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其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看法是绝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做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做为历史发展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说,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恩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
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一内容,马、恩在上述表述中是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马、恩在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唯一标准。在上述表述中,马、恩以“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回答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恩还明确指出,只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才能够完整地描述其全部过程及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具体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中,马、恩向我们指出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不能从范畴、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观念的东西,只要把它放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就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目;错误的观念及一切唯心史观的谬论,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推翻这一社会基础,以致消灭由之产生的错误的观念和唯心史观的谬论。这里,马、恩科学地解决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每一阶段发展和特殊的性质。在上述表述中,马、恩明确指出,人类的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同时,马、恩还指出,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决定了其发展和特殊的性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里的环境指“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即生产方式。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都是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当然它也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它“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的领域和过程。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发挥作用,才有自身的发展。马、恩明确指出,生产方式作为“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决不因为遭到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反抗,而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有丝毫削弱。
第五,一定的生产力和积极参与反抗旧社会活动的革命群众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作为唯物史观,在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必然要论及社会革命。在这里,马、恩从生产力和革命群众两方面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因此,一定的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源。另一方面,革命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革命群众起着任何其他因素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没有革命群众的积极参与,任何变革的思想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群众“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很显然,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在上述表述中是阐释得非常明确和清楚的。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2
摘 要：恩格斯逝世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重新诠释历史唯物主义来反击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各种挑战。第二国际正统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客体化解读，但在现实上却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主体方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力求恢复历史唯物主义应有的革命性，但对制约主体活动的客观因素关注不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此，通过一种合理的解读模式克服上述片面解读的理论缺陷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片面解读；主客体统一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102-03
恩格斯逝世之后，出现了很多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捍卫马克思主义，成为摆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他们中多数都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修正主义者要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与此同时，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化解读在第二国际占据了主流。
一、历史唯物主义客体解读模式及其分析
考茨基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序言里就已经系统说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一经获得”，就可以“用来作为指导研究工作的指针”[1]21。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只是在伦理正义方面布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下的资产阶级历史观要么否认社会发展存在规律性，要么承认社会发展只受一般规律制约。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马克思对经济和历史的深入研究和总体把握，有着坚实的实证基础，既抛弃了空想的幻境，又承认经济发展是阶段性的特殊规律和每个阶段都共有的一般规律的统一，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不过考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出发点不是马克思，而是达尔文，是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他认为自己和马恩的不同之处在于马恩“是从黑格尔出发的，我是从达尔文出发的。我所研究的首先是达尔文，后来才是马克思；首先是有机体的发展，后来才是经济的发展，首先是物种的生存斗争，后来才是阶级斗争”[1]17。所以考茨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马恩的历史观是他们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产物，这也是考茨基从客体角度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因为在考茨基看来，科学性意味着对绝对真理的把握，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因其形而上学性，只能把握相对真理。考茨基认为马恩的唯物主义是从事物的运动变化中、产生消灭中，即事物的总体联系中考察事物，其本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思无非是把这种方法（指唯物主义的方法，即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上”[1]70。
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本意的，考茨基的理论也出现了很多矛盾之处。比如，在人的问题上，他引入了“环境决定论”，认为社会的改变和物种的改变、有机体和社会组织的改变都与其所处的环境的改变相一致。因为社会包含在广义自然的范围之内，每个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体，最终都隶属于自然。那么社会怎样表现出与自然的不同之处呢？考茨基又引入了“社会欲”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生存欲”。后者是最原始的基于自然界属性的生存欲望，前者则是建立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的天性在于社会欲，正是由于社会欲的激发人们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人类社会。同样，一切看似复杂的精神现象也都是导源于社会欲。考茨基理解的社会欲是每一个人都应具有的天性，它触发人类的社会活动因在外部环境的制约下都呈现出一致性。这是外部环境的强制作用，那在人类自身内部如何体现个体性？当一些修正主义者抨击唯物史观无视人的自由意志时，考茨基对此进行了回击，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个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他否认的只是与社会现实完全不相干的“自由意志”。人们之所以能够结成各种生产关系，进行自觉而合乎目的的生产劳动，是因为“意向”所致。社会欲和意向，是考茨基说明人的社会属性的两个重要概念。通过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考茨基本人实际上是真正忌讳谈“人”而且是“现实的个人”的。这里暴露出他理论自身的矛盾：没有真正弄清自然和社会的界限。他以广义自然统摄社会，实际上是以狭义自然为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他又认为：“人类拥有的全部社会财富，以及人类超出它在动物阶段就已控制了范围之外所掌握的一切生产力，都是人类知识发展的结果。”[2]正是因为有了知识的决定和促进作用，与社会的发展速度相比，自然界几乎是不变的。这样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因素决定了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知识还是外部环境？无产阶级是否具备革命的条件？考茨基认为，俄国经济现状导致不可能出现自觉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如果强行革命，就会像自然界发展那样因自发盲目、缺乏目的而造成力量的无限消耗，只有待经济条件完全成熟，让社会遵循达尔文主义式的自然演进，由阶级斗争推演出自觉的社会改造过程才是取得政权的正确道路。自觉的社会演进同样抹杀了无产阶级的能动性。
由此我们看出，从达尔文出发以进化论角度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庸俗的，人们因生产关系结成的不同集团是阶级，阶级斗争才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同时，“社会欲”和“意向”这两个概念与费尔巴哈“爱的宗教”并无二致。
与考茨基相比，梅林虽然也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科学的方法论，但是他没有混淆自然与社会的界限，在承认人的双重属性的同时更加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人不只生活在自然中，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人不只是自然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的产物”[3]147；并且自然只有在生产中才会与人类社会发生联系、产生作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以保尔・巴特尔为代表的一些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以带有煽动性的“聪明幻想”、任意设置的死板公式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梅林奋起反击道：恰恰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消灭了每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3]20，对它的误解源于使用者天赋存在差别或者他们掌握的材料不够充分，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无关。在梅林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其自身的开放性。与追求终极真理的理论哲学相比，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历史的时候不带有任何预先的设定，因为它成长于历史中，并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当它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已经在形成的时候，才会产生。”[4]317但是梅林没有像马克思那样认真探究这些物质条件，而是回到黑格尔那去寻找历史的含义，认为用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才可能理解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关键。在这个基础上，梅林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如下理解：“马克思并不是盲目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和费尔巴哈抽象的、孤立的唯物主义。他证明不是思想具体化为事物，而是事物反映在思想之中，于是他就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而当他指出川流不息的辩证过程怎样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生作用时，就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4]315-316这里，梅林暴露出自己理论的缺陷：对马克思摒弃的“主宾颠倒”原则过于自信。马克思早已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他的历史观与以往任何哲学家一样都是唯心的，在历史领域，“主宾颠倒”原则立马出现了问题：马克思在考察普鲁士的思辨国家理念和现实的普鲁士国家时就发现，现实的国家决定思辨的国家理念，而现实的、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并不是劳苦大众公平正义的保证。既然“主宾颠倒”原则出现了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考茨基的庸俗进化论倡导放弃暴力革命，梅林历史方法的关键也不是专注于现实的社会物质条件，从根本上来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化解读都没有给予无产阶级的主体能动性以足够的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欧、西欧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人认为正是由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失误导致了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缺乏应有的革命主动性。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了，形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化理解的思潮。
二、历史唯物主义主体解读模式及其分析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谈了他对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指出“正统”的标签不过是放弃马克思本人全部论点之后的标新立异，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5]47。卢卡奇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总体的观点”：“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5]77。
按照总体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诸如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独立的学科之分，只是一门关于社会发展的辩证的历史的科学。卢卡奇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革命的行动，辩证法则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反映，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且辩证法的革命性“只有从阶级的观点中，从无产阶级的斗争观点中才能产生出来。放弃这一观点就是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接受这一观点就是直接深入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去”[5]7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对社会的总体把握中不仅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悲惨境遇，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必须发挥无产者作为先进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坚决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卢卡奇的基本主张一致，柯尔施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了与“总体的观点”相似的“整体的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用“精神现实”的提法来强调意识与现实的统一关系。
总的来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突出强调无产阶级的能动性，从主体方面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但是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本质区别，过度夸大了主体的能动性。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其本质就是黑格尔的体现思维和存在辩证统一过程的历史哲学。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存在本质的必然联系，也就是存在内在的一致性。黑格尔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而且主体是位于客观至尊地位的绝对精神，是一个看不见、摸不著的无限主体；马克思的主体是指现实的个人，是看得见的、活生生的主体，是受各种因素制约的有限主体。简单把绝对精神转换为无产阶级：对于前者，超然主体的绝对同一在思维中很容易实现，但对于后者，现实主体的有限同一、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现目标的过程却是复杂异常。
三、启示
考茨基、梅林等正统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化解读，声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现实上并未给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多少有益的指导。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借助辩证法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化解读，恢复其应有的革命性，但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制约主体活动的客观因素关注不够。理论与现实密不可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模式的确立使得“推广论”上升为苏联的官方哲学。“推广论”最初由普列汉诺夫提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应用，实质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替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这套理论过分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性、规律的客观性，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应有的人文关怀，导致苏共的政策离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越来越远。结果，东欧剧变、泛滥的现实又意味着“推广论”的终结。以上事实证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片面解读不行，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地位也不行，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需要一个合理的解读模式。
其实第二国际内部还有一种从主客体两方面来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那就是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他认为人是历史生成的，这一过程就是体现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过程。能动性方面：人为了生存需要借助工具进行生产，因而与他人联合组成社会；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不断改变、创造有利于自己活动的条件，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自己的本质发生变化，因而人自己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受动性方面：人虽然借助工具和科学技术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但始终没有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人还要在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和历史中活动，人的能动性只是一种受制约的有限的能动性。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十分贴近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在第二国际内部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反却得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推崇，认为这一哲学是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由之路。不过葛兰西并未走向马克思，而是同卢卡奇、柯尔施一样，走向了黑格尔，他写道：“《神圣家族》关于18世纪德国唯物主义那一段，十分好和十分清楚地描写了实践哲学的发生。它是由于思辨哲学本身的工作而完成的并和人道主义融合的‘唯物主义’。”[6]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曲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国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都是立足于主客体统一的角度来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自己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模式是合理的。
综上不难看出，考茨基在达尔文那里寻找答案，梅林在费尔巴哈那里寻找答案，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在黑格尔那里寻找答案，他们实质上都没有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楚马克思早期哲学观变革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总体来讲还需进一步加强。从主客体统一的角度解读历史唯物主义在我国学界并非一个隐性的存在，这里稍作强调，是希望为进一步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2][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372.
[3][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M].吉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德]梅林.德国社会史（第1卷）[M].青载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3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创立与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其民族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也有了坚实地唯物史观理论基石。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始，也是他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开始。在文中马克思初步表达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应该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市民社会在“独立的和完全的发展中是先于国家的”。并运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民族观，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民族意识和国家制度，而不是民族意识决定国家制度的历史唯物主义民族观。同时，马克思还进一步提出，民族意识和国家制定都是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民族意识，国家制度和民族意识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这些思想已清晰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另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把无产阶级视为一切阶级压迫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社会力量。德国的解放“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就是无产阶级”。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把民族要求的实现同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紧结合在一起了，民族把民族解放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内容，论述了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密不可分的关系。可见，随着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马克思开始用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探讨民族问题。同时，在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之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第一次提出私有制是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产生的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与此同时，随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分析，恩格斯更进一步认识到民族内部的阶级划分，并深刻分析了造成这种阶级分化的根本原因私有制。另外，恩格斯还从资本主义本质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是兄弟关系而是盗贼关系。此时，随着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民族问题逐步进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把民族问题与大工业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他认为民族、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其别突出的是他把民族问题纳入到阶级、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视域中来剖析和论述了。此时，恩格斯的民族观比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大大前进了一步，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不断靠近。《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它标志着其共同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民族思想的开始。在该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基础入手对鲍威尔等人进行了批判，即批判了他们的唯心史观，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批判了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民族观。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各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重要理论观点。“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并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列宁在评价该书时说：“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基础。”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它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许多主要民族问题做了科学的论述，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光辉经典。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揭示了民族产生、发展、演变和同化的过程以及经济根源。同时，还把民族的产生、发展、演变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下来思考，明确地指出民族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概括出了“三个过渡”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时期全部科学研究和政治理论创作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诞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一步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以及世界性民族剥削和压迫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当然，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深化，相关思想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当然，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也是随着民族运动的实践，随着唯物史观的深化而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欧洲革命运动和民族运动中，从欧洲革命的大局出发，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把当时的民族分为革命的民族与反革命的民族两大类，与此相对，把当时的民族运动也区分为革命的民族运动与反革命的民族运动两大类。同样，在19世纪50一60年代关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考察中，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民族殖民地问题破天荒第一次作了真正科学的揭解释，开创了东方国家反殖民主义革命理论，进一步奠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民族运动的理论基础，并丰富和发展了此理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总是随着其唯物史观的深化发展，不断深化和拓展民族理论的。1876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摘录）（1873—1883年，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深刻揭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科学真理，把世界人民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同时，进一步提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
等唯物主义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了的进化过程和民族的产生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恩格斯还揭示了“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民族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形成理论。“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他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是同人类社会的整个生产生活密切相联的，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摘要》为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提供了大量史实材料，反映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展到一个新水平，而且对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最完整、最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之一。它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奠基性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的标志。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依据丰富确凿的史料，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是怎样出现家庭婚姻、私有制和国家及其发展的历史，论述了国家消亡和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总之，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牢牢地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同时，建立在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体系及理论的各个方面都蕴含着、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二、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引导下，马克思恩格斯逐步形成了民族理论的基本价值逻辑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民族问题的阶级考察，逐步形成了其民族理论内在的价值逻辑取向，即民族平等民族友爱民族独立民族联合。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平等的价值理想是在其早期对民族的特点、民族差异、民族性的肯定中逻辑地凸显出来的。这种价值理想最早就蕴含在《神圣家族》中，“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无优劣之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没有永恒的先进的民族，也没有永恒的后进民族，各民族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是一律平等的。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把民族的优越与否放到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思考的。另外，恩格斯1845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批判了“真正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吕宁等人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强调了建立各民族团结友爱式的国际主义联合的意义。恩格斯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对工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友爱和团结，这种各民族的兄弟友爱比德国的一切“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理论都要宝贵得多。各民族的兄弟友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纯粹的社会意义。同时，恩格斯还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要消除各民族隔离状态，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式的国际主义联合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重要思想。他说：所有无产阶级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而资产阶级由于本阶级的私利，就不可能使各民族友爱和团结，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利益上的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性决定了其民族性的狭隘性，决定了他们是无法超越出民族范围的。即使资产阶级的几个理论家把他们的所谓道理说得天花乱坠，把他们所有的那些美妙的“原则”都搬出来也无济于事，实现不了各民族的友好和团结。“因为他们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话。恩格斯还认为，为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和团结，就必须克服民族差别，民族差别严重地妨碍团结，“它使甚至很早就住在伦敦的外国人，都几乎一点也不了解他们眼前所发生的运动和事物的真相，分不清激进的资产者和激进的无产者，并且企图把臭名昭彰的敌人当作朋友，聚集在同一会上。”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民族利益的角度考察民族问题的解决，还从民族解放运动实践，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去考察民族问题。马克思在《论波兰》中指出，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剥削，才能使波兰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最终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生产关系，引导被压迫民族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通过对波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分析得出了波兰的新社会制度必然会取得胜利，波兰发展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科学结论。马克思在《论波兰》中当谈到今后必将在封建农奴制的旧波兰灭亡的基础上，出现一个新的民主的波兰、社会主义的波兰时说：“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这样马克思就指明了波兰民族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也是马克思的关于落后民族与国家发展道路思想的首次表达。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对波兰民族问题的分析，阐述了落后民族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力量、前途等问题，奠定了其落后民族发展道路理论的理论基础，也为落后民族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至今都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同时，恩格斯还第一次提出；“任何民族当他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得到解放”。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4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5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范式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37-03
一种思想或学说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关键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提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标志着对问题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并决定着对问题如何解决的全部思考[1]。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是科学思想中的伟大成果。马克思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新世界观的前提。深入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的形成逻辑，对于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的形成过程
（一）本体论前提转向、法哲学批判转向国民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诞生的标志。那么，挣脱黑格尔国家观的束缚转而去关注现实的市民社会，从法哲学批判转向国民经济学批判则可以看成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这一转变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这一转向开始于同一时期的《论犹太人问题》和《导言》。这两篇于《德法年鉴》。
《论犹太人问题》写于1843年10月―12月。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世俗狭隘性的表现形式。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通过探讨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马克思提出要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政治、国家和法的批判。同时，在《论犹太人问题》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将“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论题的转换和剥离，将“家庭”从 “家庭―市民社会―政治国家”（黑格尔哲学的规范基础）的关系的探讨中剥离开来。这种剥离使得马克思能够直接切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这一论题。进而，马克思提出市民社会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这个观点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提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论述。
1843年末，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要真正理解人类历史，不能到被黑格尔描述的人类社会大厦之顶的政治国家中去寻找，而必须到被黑格尔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3]。这种实践需要要求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研究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去探寻。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重要结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通过对黑格尔关于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清理，马克思剥去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神秘主义外衣，将这一理论的本体论前提由“政治伦理关系”转换为“政治社会现实”，同时将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论断。马克思开始从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解剖。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次探索
在任《莱茵报》编辑期间（1842―1843年），马克思“不得不”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不过，马克思所接触的经济学，只是由政治辩论而涉及的一些经济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研究政治经济学本身。《论犹太人问题》和《导言》明确地提示了解剖市民社会进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恩格斯对英国的“天才的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马克思开辟了道路。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是马克思直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果。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接触也是哲学同政治经济学的一次接触。马克思吸取了当时德国哲学中广泛使用的异化概念，把它同私有制统治下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提出“异化劳动”概念。正是从这一个关键概念（异化劳动）出发，思考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并通过这一矛盾思考了整个政治经济学及其全部范畴，从而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人的本质的复归）。
尽管这种思考依旧带有黑格尔意识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学问题的烙印。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1845年才真正“清算”了费尔巴哈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手稿》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从政治批判追溯到经济分析，为后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系统剖析和批判提供了逻辑前提。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基本问题”的初步提出
1845年在马克思学说发展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1845年，通过进一步研究，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费尔巴哈的批判仍然是“发自黑格尔哲学内部”的批判，即“推倒”了黑格尔大厦的主体，但依然保留这一大厦的基础和结构（黑格尔的理论前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文简称《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春旅居布鲁塞尔时写作的。《提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清算费尔巴哈的问题。恩格斯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在《提纲》中，马克思使用了“世俗基础”、“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定的社会形式”等术语，这些术语可视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基本概念“人们的社会存在”的萌芽，“宗教世界”、“宗教情感”可以视为“人们的意识”这一术语的萌芽[4]。 “萌芽”的重要性还在于，“世俗基础”（一定的社会形式）与“宗教世界”（宗教情感）关系的探讨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基本问题”。
《提纲》的重要性在于，马克思已经摆脱了费尔巴哈总问题的束缚，进而建立马克思学说的基本问题。尽管《提纲》“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但“萌芽”这一用语无疑意指新出现的、未成熟的见解，即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还需澄明。学界关于《提纲》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四）《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确立
《手稿》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提纲》提出了从实践概念出发思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在布鲁塞尔合写的著作。《形态》清算了他们以前对德国哲学的信仰（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并以此问题出发，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形态》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标志。
《形态》指出，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这就指明了马克思理论与传统哲学理论的差异。那么，如何解答批判和物质环境之间的问题呢？主要的步骤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主义”模式的提炼归纳解释此问题。《形态》提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3]。
用社会存在（物质生产、市民社会）解释社会意识（宗教、哲学、道德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由此确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标准。同时，“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原理，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基本范式。由此，这样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建立在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历史不再让人不可捉摸。
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
（一）根本问题的转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解释原则形成的前提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笔者以为，“不可超越”的前提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根本问题的转向，并以此出发，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了对历史的解释原则。
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是历史研究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旧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总是从人们的头脑中，或从社会之外的神秘力量去寻找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而马克思则揭示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及整个历史的基础。恩格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这条新的道路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恩格斯语），是人们把握以及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道路，是用正确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的道路，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道路。恩格斯指出，这个原理“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因为这个原理揭示了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因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就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社会意识的形成，就是以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
（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研究指向、批判范式确立
历史唯物主义以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结构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物质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此问题出发，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行了规律性总结，从而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指向：即，以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结构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指向，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认识”[5]。《共产党宣言》论证了现代社会的可替代性选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必须首先从经济学范式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西方哲学传统而言，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的核心恰恰在于，其对历史的批判反思始终立足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实践，揭示现实社会生活存在的内在矛盾。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剖析。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必须首先从经济学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关键。恩格斯反复强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恩格斯重申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范式对于防止偏离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启示与总结
第一，当代，不管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学指认（马尔库塞、弗洛姆等），还是“重建”（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抑或是“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卡尔・波普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解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话语系统，但最终各自难以沟通。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合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和批判范式。因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首先要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出发来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现实，揭示它的内在矛盾。
第二，马克思从没有写“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马克思的论述还不能直接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这恰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要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要再现这样一个理论体系，而要做到如此，就必须在掌握马克思的全部相关论述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研究以及对它们进行深入的逻辑分析，以确定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有哪些，它们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以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原理、命题、范畴，我们都不能脱离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去理解。脱离整个理论体系的个别命题、原理和范畴，不仅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而且也会失去它的本来意义。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韩立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J].河北学刊，2009，（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唯物史观；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185―04
一、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唯物史观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人们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的是“这种历史观”如何如何。显然，马克思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一种历史观，但却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是一种哲学观。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不是一种哲学观念，抑或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呢?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多数学者承认唯物史观是一种哲学观，但却对这种历史观的一般世界观意义没有给以令人满意的回答。
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有两派观点。
第一派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代表文献是丛大川同志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吗》一文，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是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唯物史观“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实践人道主义’、‘实践唯人主义’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二种，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世界观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历史观意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如刘福森同志认为，“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观念，而否认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仅仅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历史观。
第二派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此派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层次论。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唯物史观是第二层次的哲学观念。如朱宝信同志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一文中，针对丛大川同志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认为“马克思的新哲学观是人的自由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亦即人的自由发展观的价值观和唯物史观的真理观的统一，两者均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但两者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中并不处在同一层次。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的人为本的哲学，人的自由发展是实践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必然的趋向目标，以自由发展为目标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包括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为对象，因而人的自由发展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第一层次；而唯物史观反映的是世界之一部分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处于马克思哲学的第二层次”。
第二种，推广论。源自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让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一方面，这种“推广论”有一个虚拟的假设，即马克思先研究自然，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研究社会历史，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但这种假设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的。另一方面，这种“推广论”确认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虽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在一起，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推广”、“应用”的结果，只能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独创，并不能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三种，核心论。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观念的核心。如俞吾金同志在分析批判“推广论”时指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而前者也正是在批判后者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贡献也正在于他创立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从而使全部哲学研究都沐浴在新的阳光之下”。
我们同意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但需要论证的是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历史观与世界观不同，但马克思的历史观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学范畴，具有了世界观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揭示了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1．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史、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
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rI均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是具有普适性和贯通性的历史,历史不仅是探究人类社会的基本视域，也是理解自然和思维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视域里，不存在着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三个相互平列、相互独立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只承认一个研究对象即历史，并用历史这一概念把传统哲学研究的这三大对象综合起来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是有机统一的，同时，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统摄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才能得以正确的说明。马克思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现实的世俗基础，这就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过去的一切历史观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与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所讲的历史性是贯穿于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领域的，在整体的现实世界，历史性具有贯通性和普适性，正是住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唯物史观则使唯物主义贯穿了整体的历史领域。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仅理解为适用于人类社会史，必然会贬低它的世界观价值。
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原则
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还体现在它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理论原则。这些理论原则是作为历史观表述的，但却具有着一股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阐述，确立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规的基本理论原则。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既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的表述。但是，马克思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论述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费尔巴哈》一章的副标题是“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本身突出的就是世界观而不仅仅是历史观。而且马克思反复强调，在这里闸述的是自己的观念与当时“德国哲学”的对立，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是自己的哲学观念与“德国哲学”的不同，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历史领域。
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哲学”进行了改造和批判，马克思把旧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换成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把思维(意识)与存在的抽象关系转换成为现实的具体的关系，使抽象的哲学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对哲学的一般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讲的抽象的思维和意识其实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思维和意识，它最终根源于人的现实生活，根源于人的社会历史现实。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用物质解释意识，而是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解释意识。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归结为物质，用物质解释意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是用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去解释意识，而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历史过程。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物质自然界的理解也超越了旧哲学。新唯物主义讲的物质自然界是与人的生活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进人人类社会历史视野并由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物质自然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尔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足那个除去在澳洲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新唯物主义对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理解的，并突出强调了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性，马克思说：“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马克思并不否认那种未进入人的视野的自在的自然存在的优先性、先在性和真实性，而是说，那种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活没有意义，因而对于人来说便不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现实性”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出发，实现了对旧哲学的扬弃和超越，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了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
3．用唯物史观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马克思哲学的特色在于，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揭示了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的本质，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科学的实践概念，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并且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指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我们并不否认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不否认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然而，马克思的突出贡献却在于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贯穿于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历史的，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进而确证自己的本质，同时，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对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把唯物史观概括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而且，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着实践的唯物主义，用唯物史观来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建构了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著作中，马克思系统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也与实践唯物主义一样是处于同一程度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世界历史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本质的外在表现和展开。而唯物史观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都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同样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