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价值范文1
[论文关键词]家务劳动；成本；收益；婚姻家庭立法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价值范文2
[关键词]离婚 家务劳动 经济帮助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11-01
一、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现实基础
关于离婚的经济补偿制度，其存在的现实性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新的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关于此项救济制度的讨论与研究也非常多，对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存在的基础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务劳动分工的存在
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及家庭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很多家庭分工也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由于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一方对于家务付出较多义务的情况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城市中普遍的双薪家庭中，双方对家务的投入也不可能完全对等，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及经济落后的地区，夫妻一方外出打工获得家庭收入，而另一方将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投入于家事劳动的家庭分工模式普遍存在。
（二）家务劳动价值需要认可
首先，家务劳动是每个家庭都必不可少的，虽然家务劳动不能直接产生市场化的商品价值，但是并不能否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属性。其次，家务劳动如果由一方全部或者大部分承担，可以为另一方制造条件以尽可能多的为家庭创造财富，该方必然不需要多分心家务劳动而创造的相对财富亦可以视为包含了承担家务劳动义务方的贡献与付出，是其劳动价值的体现。
（三）公平原则于婚姻中的体现
结婚系男女为将来永久共同生活所订立的契约，其因结婚而生的关系称为婚姻。婚姻系男女间精神与心灵的结合。对外体现于共同生活。如上所说，在一个婚姻关系中，双方对将来很久的共同生活是有一个期待性的，彼此间的信赖是婚姻关系得以存续的根本，基于此夫妻双方才会对这个家庭付出义务。
二、离婚经济补偿的理论创新
（一）离婚经济补偿之婚姻利益论
婚姻利益，是指夫妻双方基于其配偶身份，而享有的配偶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之总和。其中，配偶人身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配偶财产利益包括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物质利益。婚姻利益除缔结婚姻后通过婚姻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责任与承诺可享有的现实利益外，还蕴含着丰富的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他们共同构成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二）离婚经济补偿的劳动价值论
婚姻双方为家庭成员提供物质和精神服务，满足家庭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因此创造了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性别不平等、分工不同、家务劳动分配严重不平均的情形下，家务劳动亦具有交换价值和经济价值。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是指家务劳动价值与职业劳动价值的交换价值；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是指付出家务劳动配偶一方对配偶他方从事职业劳动，创造经济效益的一种间接贡献，即经济价值。
三、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的问题
在我国，大多数家庭采取的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在这个前提下，似乎婚姻法的相关条文并不可以被直接援引，那么实际中发生的一方对家事劳动付出义务较多的情况下，该方是否仍然可以以此作出请求并得到补偿呢？以此为引，关于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问题，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如何认定一方对家务付出义务较多
婚姻家庭类案件的一大难点便是事实的认定，夫妻间的矛盾纠纷毕竟是双方的家事，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许多情况是无法找到直接证据给以证明的，比如夫妻间的感情破裂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当然也包括对一方付出家务较多的认定。家务劳动作为家庭活动的一部分，其具体情况只有家庭成员最为清楚，在法院认定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因为家庭活动是需要一定的开支的，同时家事劳动一般来说总是配偶一方或双方亲力亲为的，故在评价双方对家务劳动负担义务多少时，应当从物质投入及精神投入两方面对比考察。在经济投入方面，应当考察双方的投入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是否明显较多，其次，应当考虑对家庭的经济投入占投入人收入的比例，投入人是否将收入主要投入了家庭活动。
（二）如何确定补偿数额
夫妻离婚时的经济补偿，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尽较多义务的一种价值化体现，因此，对于经济补偿数额的确定，适用的标准只能是付出义务的多少，家务劳动的付出，由付出家务劳动的时间和家务劳动的复杂程度决定，一方付出义务的多少，应与家务劳动的劳动量成正比。
由此，在确定经济补偿的数额时，一方面可以将家务劳动的劳动量价值化，比如转化为从事相同时长，相同类别的劳动在市场应获取的价值，同时加上相对方因少付出义务而获得的利益来确定一个数额。另一方面，当事人对家庭付出的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支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付出，由于精神上的付出无法估计价值，该部分的数额可以根据双方具体的财产状况及经济能力，结合本地的生活水平与劳动保障标准，酌情确定。
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价值范文3
关键词：夫妻关系；财产分割；家务劳动；价值
一、我国新《婚姻法》中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及缺陷
在新《婚姻法》颁布前，对如何修改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的夫妻财产，学者们谈到应遵循的准则是: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承认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创造价值的原则;坚持婚姻法的规范与其他民事法律的相关规范相一致原则等等。立法机关经过充分酝酿、论证，采纳了学者们的上述建议，在新《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是我国婚姻立法史上的重大突破，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承认隐性付出和投资所体现的价值，使得在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形下，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了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法律依据，填补了法律空白，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对于切实保护在分别财产制下，从事较多家务劳动一方的财产权益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新的《婚姻法》中关于家务劳动价值补偿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条件过于苛刻。第一，本条的适用范围仅为婚后约定的分别财产制，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况。我国《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以书面的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共同所有或归各自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本条规定的内容当中只有当婚姻当事人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各自所有即采用分别财产制，家务劳动才具有价值，才适用补偿救济;而婚后所得共同制或约定一般共同制和婚前财产约定的情况下，付出较多家务劳动补偿问题，我国现行婚姻法未作明确规定。第二，本条所规定的内容并不是对所有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都适用家务补偿，而只有在一方为婚姻共同体尽了较多义务，如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的情况下才可向对方请求补偿。就是说，请求补偿的前提条件是一方对家庭付出了较多义务或一方协助了对方工作，即一方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家庭或另一方，而另一方明显从婚姻中受益，如果双方都为家庭尽了义务，则不存在补偿问题。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算尽了较多义务，我国法律没有一个具体的评价标准，实践中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第三，此种补偿并非在分别财产制下，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的必备考虑因素，而是一种独立的诉讼请求权，并且法律的表述是“补偿”而非赔偿。付出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提出补偿请求，离婚是否实行经济补偿，取决于离婚当事人自己的请求，法律虽然制定了家务补偿制度，但并不强制适用，是由当事人自行决定。
由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形成的“同财共居”普遍得到了认可，长期以来实行分别财产制的程度比较低，还不到5%，这三个条件在目前情况下，实际上限制了很多对家庭作出较多贡献的一方得到合理补偿的权利。
二、家务劳动价值确认及补偿的国际比较
对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在我国虽是新《婚姻法》颁布后才谈及的话语权，但在国际上其他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早就对家务劳动价值有所体现。1963年美国民事和政治权利委员会就妇女地位向总统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提出，婚姻是一种合伙关系，每个配偶都作了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贡献。家务劳动在商品交换社会中，对社会而言无经济价值，但对家庭而言是有经济价值的。妻子通过家务劳动、子女抚养而对婚姻的贡献，与丈夫维持家计扶养家庭成员有同等的价值。因此，如果在分割婚姻财产时实行均等分割将导致结果不公平，法院可以以公平原则代替均等原则;俄罗斯也明确规定:夫妻双方承担家务劳动多少，是分割共同财产时的考虑因素。
1960年，日本的学者矶野富士教授在《妇女解放的论述》一文中提出，家务劳动不仅有用，而且有生产价值。他认为，是否承认家务劳动价值，关系到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只要承认妻子具有独立的人格，则妻子应当对于自己的劳动;有要求相当报酬的权利。家务劳动是劳动力再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手段，当然产生价值。此价值构成劳动力即商品价值之一部分，家庭主妇可以从丈夫的职业所得中要求因家务劳动所附加的价值部分护.英国的关于婚姻及离婚的王室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九编“夫妻间财产上诸权利”的一般考虑事项中提出，婚姻为夫妻平等运作的合伙，妻子要通过家事之照料、子女之养育而对其共同事业的贡献，与夫之维持家计、扶养家庭具有同等价值。咚燕国还通过不断修正《已婚妇女财产法》补正分别财产制的不足。1970年的《婚姻诉讼程序及财产法)第5条规定法院于离婚判决而决定财产转移时，应考虑家事劳动之贡献;德国以剩余共同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使配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剩余或剩余较少的一方请求剩余差额半数的债权;瑞士民法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为夫妻他方财产的取得、财产的增值和财产的维持作出了贡献而未给予适当的补偿，并且在财产分割之日尚存在财产增值的，夫妻一方有权对其所做的贡献要求给予相应的补偿;;1969年苏俄的《婚姻家族法》第20条第2项规定，夫妻一方从事家事及育儿或有相当之理由无法取得独立工资时，对于有形财产行使平等权利。
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亲属编修正之前，对于家庭内之劳动并未予以适当之评价，因此，于联合制之下，夫在外工作所得之报酬，属于夫，而妻专心于家庭内从事种种劳动，却一无所有。为了弥补此不合理之现象，立法者乃从德国导人剩余分配之制度，给予家庭主妇对于夫之剩余财产，有12的分配请求权。从此，家务劳动获得评价。
可见，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肯定及经济补偿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已成为世界之共识，我国要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家庭要予以高度重视，重视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能因夫妻财产制的不同而得到补偿的法律后果不同。
三、完善我国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分别财产制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我国新《婚姻法》规定对付出较多家务劳动一方给予补偿，是对夫妻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给予正确评价的必然要求。家务劳动是指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为满足家庭成员生活需要所从事的劳动，包括抚养子女、照料老人、洗衣服做饭等，口这些家务劳动是维持家庭共同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从而间接地增加了家庭财富。基于此，我国新《婚姻法》规定对分别财产制中付出家务劳动较多的一方实行经济补偿。这种补偿，基本上调整了夫妻在分别财产制中家务劳动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但这种经济补偿过于笼统，第一，对于如何认定在家务劳动上的“较多”，实践中，在哪种情况下才算“较多”，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致使司法实践中的补偿都是不了了之;第二，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人的个体受多元化思想的影响，每个个体都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一旦婚姻终止，一方不顾夫妻感情，反目为仇，故意隐瞒财产，逃避对付出较多一方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对于这种情况，国家没有强制措施;第三，对一方在另一方协助下获得的无形资本如文凭、资格证书和某种谋生技能等，并未作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予以确认。为此，国家应根据我国现代的家庭模式，借鉴外国和海外一些地区的经验，承认从事家务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制定分别财产制中，家务劳动补偿价值的最低标准和逃避补偿的制裁方式。
(二)增加共同财产制中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一些学者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特点是，将夫妻视为一个整体，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论一方或双方的收人，也不论一方收人多或一方收人少，一方有收人或一方没有收人，双方都有平等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共同财产的权利;因此，如果一方因从事家务劳动多而收人少或完全没有收人，而无论对方有多少收人都属于夫妻共同所有，并且，在离婚时，原则上均等分割，并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这就包含了另一方在操持家务、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工作以及情感支持等方面的投人，也就确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这实际上也是对从事家务劳动多的一方的一种补偿，为从事家务劳动一方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护，无须再另行规定。但实则不然，夫妻共同财产制并没有解决家务劳动价值问题。众所周知，夫妻共同财产制是夫妻财产中的重要制度，它是指将夫妻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合并为共同财产归夫妻所有，至婚姻关系终止时分割。根据其范围，共同财产可分为一般共同制、动产和所得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劳动所得共同制等多种形式。乓事实上，这种均等分割仍然保护不了处于弱势一方在家务上多尽义务应得的补偿。因为在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家庭这个小社会也不另外，因经济大权掌握在挣钱人手中，从事家务一方在家里无经济掌控权就决定其在家庭中无决定权，一旦因某种原因婚姻解体，少做或不做家务劳动一方有可能在离婚时极力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应归夫妻共有的财产，以致达到使对方无法获得财产的目的，而从事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因无法举证，很难获取应得的财产。同时，因各个家庭经济状况不同，从事家务劳动的类型也有所不同。一种类型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丈夫在外面创业挣钱，妻子在家抚养儿女、赡养老人，即纯家庭主妇型，这种情况如果丈夫提出离婚，按照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在这里，夫妻中任何一方无论是以财产形式尽义务，还是以劳动形式尽义务，用于尽义务的财产或劳动都为夫妻共有，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无疑也是得到了法律的承认;第二种类型是白手起家的夫妻型家庭，面对激烈的竞争，为了养家糊口和增强个人适应市场的竞争能力，夫妻协商通过职业培训(如读研究生、博士或学习一门专业技术)作为改善境况的一条道路，而对这种白手起家的家庭来说，没有一定的家底，夫妻双方同时深造是不现实的，按照
(三)车重价值规律，制定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人类一般劳动的耗费，都能创造价值。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的实体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切他还谈到:“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支出增多，收人也增多。
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价值范文4
【论文摘要】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是 2001年修改婚姻法新增设的内容。这项制度的设立对于提升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保护对家庭做出较多贡献一方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毕竟是一项新增内容，理论设计上存在不足，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立法目的实现的预期效果不令人满意。因此，完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立法设计，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更好的实现其立法目的，正是本文所追求的目标。
一、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意义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 ，主要是指夫妻离婚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另一方应给予财产或物质补偿的制度。对此 ，新 《婚姻法 》第40条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 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1、它肯定了家事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基于婚姻而产生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也是个经济组织，具有实现人口再生产、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和组织经济生活的社会职能 ，要履行这一职责，需要家庭成员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大量而繁重的家务劳动。家事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占社会劳动相当大的比重，理应得到和社会职业劳动同样的认可和评价。
对家事劳动予 以经济评价已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1974年国际妇女年联合国会议 ，在世界行动计划中指 出： “家事对家庭生活而言，非常必要，但一般仅承认其具有极少经济的、社会的价值。惟所有的社会若希望达成维持家庭 、教育子女之基本任务，则对于这些家事劳动，应给予高的评价。”脚 ”’对家事劳动的经济评价实质上是承认夫妻一方 (主要指妻子 )家事劳动与夫妻另一方的社会职业劳动具有同样社会经济价值和同等地位。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也使家事劳动在夫妻财产制中有它的一席之地。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给予积极的肯定。如 《瑞士民法典》第164条规定：负责料理家务、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的配偶一方 ，有权请求他方支付一笔合理的款项，供其 自由处分；第 165条规定：在协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中，配偶一方的付出显著超过其抚养家庭应做出的贡献的，其有权请求为此得到合理的补偿金。 (德国民法典》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 1360条规定：夫妻双方相互负有以其劳动和以其财产适当抚养家庭的义务。家务处理交予夫妻一方的，该方以处理家务履行其以劳动抚养家庭的义务。这里的以 “劳动” “抚养家庭”包含了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
我国从婚姻立法的角度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予以肯定，与国际社会接轨，是我国社会发展、法律进步的表现，对我国家庭和谐、社会发展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多数家庭的家务劳动量较大，消耗了家庭成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我们无视家务劳动的存在及其价值，就是对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存在的藐视，而在人类社会个体家庭还远没有完成其使命的今天，家庭必将继续存在，家务劳动就不可或缺。那么，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保护创造家务劳动价值的人的利益就是我们不可回避的。
2、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体现了夫妻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权利义务一致的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个原则，体现在家庭关系中要求夫妻在家庭共同生活中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承担义务，任何一方不能只享受权利或多享受权利，不承担或少承担义务。家庭生活涉及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处理 日常家事等方方面面 ，需要夫妻之间的分工协作。但我国受传统观念影响， “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很多家庭还占主导地位，妻子承担的家务占绝对多的比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夫妻的共同利益可以不作个体化区分，付 出较多一方必然能从未来的共同生活中得到因自己的奉献和牺牲所带来的回报。一旦离婚 ，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一方，如果不能因此而得到相应补偿，就是权利义务不对等，就等于是一方无偿侵 占了另一方因家事劳动而创造的价值，从而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鉴于此，《德国民法典》第 1356条规定：“夫妻双方在选择和从事职业时，应适当考虑夫妻另一方和家庭的利益”。
固然，由于男女性别的差异性特点，只有妇女才具有生育、哺乳的天然能力，在抚养子女和从事家务劳动方面也比男性更具有先天优势。但根据经济学的原理 ．女性的这些特异能力在婚姻外部得不到评价 ，不象男性的人力资本那样是一种进人市场交易的资源。一旦婚姻终止时，由于妇女的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其不可收回的资本投人的损失就是一种沉没成本．沉没成本越大．妇女退出婚姻所受的损失就越大。对于男性而言，在得到妇女协助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人力资本投向市场，获得较大的投资回报。因此当代许多国家，即使实行分别财产制，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共同所得的财产也按一定比例予以分割，以减少离婚时妇女隐含劳动的付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妇女退出婚姻的障碍。分别财产制的鼻祖——英国，在判例法中允许妻子在离婚时对家庭财产予以平均分割。
我国婚姻法规定分割夫妻财产时照顾女方的原则，以及修改后增设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规定，是以法律制度化、固定化的形式，通过承认女性特殊性人力资源的价值，使之以平衡的心态对待家务劳动，发挥其优势。符合妇女人力资本专用性特征。对于女性，由于其人力资源的特殊性，完全没有必要非要在职业场上处处与男性比高低、与男性平起平坐、从事力所不及的工作，才算是成功的女性。当女性承担起繁衍下一代、教育子女等这些男人所无法替代的责任时，同样是成功的女性。但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她的家务劳动社会价值应得到承认，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保护。对此 ，北欧的一些国家为不外 出工作的家庭主妇发工资 ，以此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也值得我们借鉴。所以我国婚姻法规定给予家事劳动以经济评价，和给予对家事劳动付出较多一方以经济补偿，可以协调婚姻当事人的劳作分工、利益分配 ，实现法律公平公正，这也是法律所寻求的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平间取得平衡的结果。
3、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对保护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一方的利益，抚慰这一方不平衡心理起到积极作用
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的指导思想是“保障离婚 自由，防止轻率离婚”，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夫妻长期感情不合 ，却不选择离婚，很大程度上，往往就是因为有一方将其心血和精力大多倾注于经营家庭上，社会竞争能力减弱，离婚后又得不到对方任何补偿 ，生活水平下降，心里极其不平衡。许多妇女为此心里扭曲，精神压力大 ，既伤身体，又影响个人发展。而承担家务少或不承担家务的另一方，往往有很多学习深造、发展事业的机会 ，一旦离婚，一方面摆脱 了对家庭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更有精力的利用婚姻关系 “系统性剥削”对方劳动进行的自我积累而大展宏图。 对于这一现象，法律不采取补救措施的话，为家庭付出较多一方得不到慰藉，必然限制他对离婚 自由权的行使。反之 ，如果法律上有个明确的说法 ，对从事家务的一方 ，在超出其应尽家庭义务的，离婚时予以补偿，就能使其得到一些慰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能安心料理家务，离婚时无后顾之忧。同时，这种补偿规定 ，对于非从事家务劳动，一心只顾自己发展，不履行家庭生活责任一方而言，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而增强其 自觉履行家庭生活责任的意识。
二、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关于离婚时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 ，各国立法规定有所不同。1、如在补偿的时间上，国外有些国家的民法典规定 ，既可以在离婚时提出，又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如《瑞士民典》第 164条就是这样规定的。我国婚姻法规定必须是在离婚时提出经济补偿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离婚后都不可以提出。2、在离婚经济补偿适用的财产制上也不同，如 《德国民法典 》采取剩余共同制 ， 《瑞士民法典》采取所得参与制，均有共同财产制的特点。 (剩余共同制，即夫妻一方的终结财产超出开始财产的金额 ，多余一方的部分 ，对半分割补偿给另一方。)我国婚姻法第 40条关于离婚时一方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即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为家庭付 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才可向对方请求经济补偿。如果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而是实行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 ，则不能请求经济补偿。认为在这种财产制中，夫妻双方离婚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对于家庭生活夫妻一方超出其应尽义务的，可以多分共同财产，作为其超出应尽义务的回报。如果夫妻双方约定婚后所得财产，部分归共同所有，部分归各 自所有，依据婚姻法第 加 条的规定 ，也不能请求经济补偿。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定在理论设计上存在不足，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虽然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度两种，但现实的绝大多数家庭并未对财产作任何约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主要适用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笔者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一中等城市的 200个家庭的随机调查中得 出的数据发现 ，约定完全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不到 1％，即使是采用约定财产制，多数家庭也只是约定夫妻财产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分别所有。调查起诉到法院的 150件离婚案件中，请求家务劳动补偿的只有 1件，且因为没有适用分别财产制而没有得到支持。这说明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仍然符合我国国情。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以分别财产制作为适用条件超前于我国家庭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但婚姻立法却以此作为实行离婚时的救济制度的前提条件，就使得这一救济制度的适用范围大大受限，难以达到其预设的目的，也不能满足调整我国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需要。
设立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这种离婚救济制度的 目的，一是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工作的价值；二是弥补分别财产制度存在的实质上的不平等 ，因为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下，离婚时双方无共同财产可以分割 ，如不做出一定补偿，为家庭生活、对方事业发展付出较多义务、贡献较大一方的价值就无从体现，为了平衡夫妻双方利益关系，体现法律公平公正，婚姻法规定在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夫妻离婚时，一方应对为家庭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方给予补偿。
问题在于，在不实行分别财产制而实行共同财产制或部分共同财产制、部分分别财产制的家庭中，如何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对方工作或对对方事业、学业提高做出贡献的一方的价值，保护这一方应得的利益?从婚姻立法对离婚时共 同财产分割的规定看 ，认为共同财产制本身就是承认了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具有同等价值，否则只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无权分割共同财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明确，这一立法规定的前提是在一方完全从事家务，不作任何社会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形下设计的，而实际上，现在的家庭 ，夫妻一方完全不从事任何外出工作的很少。城市里双薪家庭是绝对的主流，农村夫妻双方都外出务农、务工也占多数。这种情况下，女子外出工作的结果是，仍未改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观念 ，妇女既要主内，又要主外。由于实行共同财产制，因而离婚时对妻从事的家务劳动并不认同其价值 ，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对其付出予以补偿。这实在是立法的一大缺憾。
在我们调查的 150例离婚案件中，离婚当事人的年龄集中于 28~’’57之间。当事人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多在 1—18年之间。这说明夫妻结婚生育以后，尤其是人到中年，子女尚未成年，父母开始年迈体衰需要照顾，本身工作压力较大，经济负担重，因此在情感上、家庭生活方面就极易出现问题，这一时期是夫妻的多事之秋。双方共同生活多年之后，多数家庭女方不得不把人生中大好的黄金年华、精力和体力奉献给家庭、孩子和丈夫，在怀孕、分娩中还要承担体质下降、留下终生疾病甚至因此献出生命的风险。繁重的家务劳动消耗女性大量的时间、体力和精力的同时，必然影响他们的学业提高、知识更新、工作进步、职称晋升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就业或选择更好职业的机会。而配偶对方，则基于对方的奉献和牺牲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学业进步、事业发展、社会地位提商等等。对此，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平分秋色，而不以双方收入的多少为衡量标准，再加上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照顾性条款，这样，就等于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行了正确的评价，就算是为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的特殊照顾了。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夫妻各方对家庭的实际投入，就会误认为是一种超出男女平等原则的对女性的特殊照顾，而不认为这是对女性在家庭中大量投入的回报。相反，如果将这个问题置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讨论，一个已婚妇女在家庭中所付出的劳动和代价，其实远非夫妻财产的一半所能补偿。法律规定对离婚夫妻中女性财产的照顾 ，只不过是将本属于妇女应得的权益说成是照顾罢了。事实上，丈夫那点高收入在女性对家庭的无偿投入面前早应黯然失色。目前，我国一个家庭保姆的月工资一般 350—600元不等，外加吃住，月开销 700-1000元。按此标准计算 ，一个已婚妇女对家庭的家务投入以货币计算每年不下 1万元，以一位结婚时间已过 15年的妇女为例 ，如果她离婚，家庭对她的补偿，仅家务劳动一项，就高达 15万元。若再加上生儿育女的补偿和属于共同财产应得的份额，其离婚后实得的财产就更多了。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即便是特殊照顾女性的离婚财产案，也很少有突破上述限额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公平公正”、 “等价有偿”等原则 ，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在共同财产制下 ，对一方所作的贡献或付出，法律不予认可的话，法律的公正性必然受到质疑。因此，笔者以为，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对婚姻法关于 “离婚时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应作进一步完善 ，使其在立法设计上更合理，司法实践上更具可操作性 ，这不仅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落实保障妇女权益的需要。为此提出以下设想：
1、对于适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如果一方为家庭付出较多．即使是不离婚也应当允许请求经济补偿。以避免离婚时夫之财产可能脱手或即使有也可能难保财产分配 。
2、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由夫妻约定适用分别财产制扩大至法定共同财产制及部分共同、部分分别财产制的任何夫妻。具体办法如下：
(1)法律明确规定，夫妻可设立各自的个人财产帐户，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各 自所有财产的一定比例如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作为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一方的补偿，离婚时．只要一方符合补偿的相应条件，就应该将其补偿份额划归获得补偿的另一方所有。
(2)设立夫妻婚姻住房法律概念，确认婚姻住房的特殊法律地位，以确保离婚后妇女有住房。即一方对另一方的补偿包括以住房补贴。如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凡属婚姻住房，夫妻任何一方无权私 自处分，即使是婚前房产。在共同财产不足以补偿另一方时。就以婚前个人房产补贴。
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价值范文5
家务劳动逐步社会化，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正发挥效用。对我国家务劳动现状、钟点工情况、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研究，与部分发达国家比较，表明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尚有许多问题，可从制度完善、行政管理、家政服务业、家庭成员四个方面进行改善。
【关键词】
家务劳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发达国家
Abstract：Housework is gradually becoming socializing， housework compensation system is at work. Comparing with several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e study our current situation of housework， compensation system of housework and evolution of hour-paid work. Offering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proposals from four aspects， the policy， administration， home services industry， and members of a family.
Key words： housework； Housework compensation system； developed countries
家务劳动是婚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目前被定义为“本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是劳动力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是直接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服务的。”[1]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人们观念的转变，参与家务劳动的角色情况有所变化，中西方家务劳动的分担情况亦有不同。
一、我国家务劳动的现状分析
项目组考察河北、湖北、湖南、浙江四省的城乡地区，依据家务劳动的内容与服务对象，大致分为做饭、洗衣、打扫、看护，以具有婚姻关系的男性、女性为调查对象。
（一）城市与农村家务劳动分工对比
根据324名男女承担家务劳动情况的数据，其中城市居民203人（男性95人，女性108人）；农村居民121人（男性54人，女性67人），得到以下结论：
女性承担家务的比例均明显高于男性。我国夫妻做家务的比例为78.9%，做饭、洗衣、打扫、看护的比例依次为62.3%、 62.8%、69.4%、22.1%。男性做家务的有59.1%，女性 96.5%；男性做饭、洗衣、打扫和看护的比例依次为 33.3%，29.9%，44.7%，15.6%，女性则为 87.9%，91.9%，91.2%，27.8%。
农村夫妻平均每天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略高于城市家庭。城市成年男性承担家务的比例与劳动时间略高于农村男性，而农村女性则大幅度高于城市女性。
（二）调查结果与90年代资料数据的不同
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在我国3.9855亿15岁及以上的成年女性人口中，有6261.965万余人是“主要从事自己家庭的家务劳动”的不在业人口。其他资料显示，1990年我国6892.662万多“料理家务”者中，男性只有630.969万人，大体只及女性家务劳动者人数的l/10。[2]由此表明，20世纪以前家务劳动是大部分中国女性的主要生活内容和劳动方式， “家庭妇女”始终是中国女性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组在2012年调查的数据则表明 “家庭妇女”比例已大幅下降，175为女性中仅有12位为“家庭妇女”，比例为6.8%，与90年代相比下降了近2/3；但在职业妇女做家务时间的比例上都约为1：2，可以说几乎没有得到改善。
（三）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居民做家务状况比较
我国成年居民做家务的比例和时间稍低于英国和加拿大，与美国相近。美国60～80年代的调查表明，男子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平均每周约11小时，家庭主妇则要超过50小时，在职女性是26～33小时。妇女承担家务劳动中的70%～92%，远高于男性。
其实世界各地男女在家务分配上虽然具体数值有所偏差，但女性总是承担的更多，所以如何正确对待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平等权利，是普遍问题。
（四）家庭外新成员加入，家政服务业发展
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夫妻开始通过家政服务行业来解决繁重的家务劳动。钟点工成了新晋劳动力，市场需求量不断扩大，家务承担作用逐步增强。以江苏为例，“目前我省家政从业人员约20万，家政服务业存在63万缺口。”
此外，钟点工花费与家庭规模有一定联系。家庭人数少则保姆花费相对较少；成员增加钟点工费用逐渐增多，一定数量时达到最大值；之后成员数增多费用却减少，这很可能是老人或孩子分担了家务劳动。（图1）。
图1：请钟点工花费与家庭成员数的关系
二、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它还存在不足之处：
1.书面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前提不能适用于普遍家庭。“书面约定”首先减少了劳动补偿制度的受益人群，目前我国婚前或婚后以书面形式约定财产分别的家庭还不多。“财产归各自所有”要求分别财产制，而我国实行共同财产制的夫妻占绝大多数。
2.付出义务的多少难以量化比较，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付出较多义务”？法条未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设置衡量标准，对家务劳动范围亦未作规定。
3.行使补偿权仅限于离婚时，有效期限太短。离婚当时未提出补偿请求则错过了时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离婚一段时间后无法就业、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亦无法请求劳动补偿。
4.未规定补偿份额及补偿方式。金钱补偿还是实物补偿？分期给付还是一次性给付？补偿数额应如何评判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相关叙述。那么在确定补偿数额时不得不取决于法官判决，这样可能导致法官、贪污受贿等。
5.参考条件不全面，补偿范围过于狭窄。规定未考虑离婚后男女双方能有否达到婚前生活水平、婚姻而丧失的利益等，对年龄、身体状况、婚龄等因素亦未做考虑。
三、关于完善我国现阶段家务劳动政策的建议
（一）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建议
1.严谨立法，规范《婚姻法》中关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法律条文，形成独立健全的法律系统，使制度的推广和实行有法可依。
2.扩大制度适用前提，建立适用于各种财产制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保护法律承认的夫妻各自的合法利益。补偿制度还要适用于夫妻特有财产制、共同财产制；实行共同财产制的家庭，若一方请求家务劳动补偿，应全部由另一方的个人财产来承担。
3.规定义务范围及评判标准。参照英国《英国婚姻诉讼和婚姻财产法》规定“包括以照管住宅或家庭的方式做出的贡献” [4]，我国可做出详细描述，例如付出直接劳力的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或因婚姻而放弃职业等，根据承担量及各方面影响来判定夫妻双方付出义务孰多孰少。
4.延长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有效时间。《德国民法典》第1570条规定：“离婚的夫妻双方，在因照料或教育共同的子女而不期望其从业的时间和限度内，可以向另一方请求扶养。”《瑞士民法典》第 164 条规定：“夫妻一方向另一方请求经济补偿，既可以在离婚时提出，也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考虑到国民的法律意识和经济能力，夫妻一方请求补偿应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离婚后一定时间内都有效。
5.明确补偿份额与补偿方式。例如法国《民法典》271条规定“补偿性给付数额，依受领补偿金的一方配偶之需要以及他方收入情况而定” 。补偿份额可依据付出量、个人财产来确定补偿比例。至于补偿方式，现阶段金钱补偿简洁明晰，收效迅速，因而最为合适，当然也可依据当事人的要求决定是否实物补偿、提供职业、负责养老，或者转移补偿利益至下一代等。若经济补偿，一次性给付为宜，考虑到补偿者的经济情况或当事人的要求，也可以分期给付。
6.扩大补偿范围，细化参考因素。英美法三国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都从婚后现实、个人情况、离婚后发展等各方面做了考虑。鉴于此，我国在实行补偿制时可将婚姻存续时间、家庭成员情况、离婚后个人发展等因素纳入补偿范围。确定补偿数额应考虑：婚姻经营时间越久，一方承担的家务劳动也会增多，补偿数额应该越多；家庭成员越多，一般负担越重，补偿也要相应增加；个人因婚姻而放弃工作，离婚后难就业，或者因家务过重导致身体状况差、生存能力下降，补偿数额增加……
（二）行政管理上加强法律的执行力
1.执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切实保障家庭成员在婚姻关系中的合法权利，敦促夫妻双方履行家务劳动的义务，进行公正合理地裁决。
2.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避免职权混乱、权力滥用的情况。针对因家务劳动引起的不同纠纷，如夫妻之间、夫妻与钟点工之间等，各有部门给予及时处理。
3.结合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离婚经济困难帮助制度、离婚扶养给付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等，统一各类婚姻制度，发挥作用。
（三）引导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
1.政府设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引导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方向。感应市场变化，适时调整政策，规范家政服务业。
2.出台家政服务业的行业规范标准，制定服务总则、服务员的道德准则、有关钟点工权益保护等的法律法规。
3.从价格或货币政策方面支持家政服务业发展，依靠该行业人员分担家庭内部成员的家务劳动负担。制定家政服务行业的工资标准，明确钟点工的最高、最低工资，规定工作时间的上下限。
（四）鼓励家庭成员承担家务劳动
1.工资与就业方面
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广义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有效的劳动都是社会必要劳动，都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而这都需要精力成本。[7]家务劳动可以和其他工作一样支付工资。不妨在部分城市先试行，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广。
杜绝招聘中的性别歧视，平等对待男女求职者。家务劳动的男女分工及城镇对比表明女性承担家务劳动更多且就业状况不如男性，因此有必要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加强教育，增强女性就业、创业的意愿，使农村女性观念更加开放、劳动技能提升，更多的从事社会工作。
2.文化氛围构建方面
通过公益广告、报纸杂志、网站等途径广泛宣传。夫妻双方都有承担家务劳动的义务，发挥大众媒体的积极影响力，或利用名人效应，肯定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并使之广为人知，提倡家务自愿，共同分担。
利用心理实验、社会研究等，或开设家庭关系相关课程及讲座进行知识普及：丈夫分担家务有利于妻子健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基科·特格莱泽（Janice Kiecolt-Glaser）说：“第二班（指职业女性在工作后还得回家做大量的家务活）这种现象还存在，这对女性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女性常常挑起重担，长期以往，这将对她们的健康产生影响。”男性分担家务，对伴侣的健康、婚姻的长久有重要的作用。
做家务过程中夫妻相互沟通、相互体谅，可以体会家庭的温暖；交换劳动则能增添新鲜感与乐趣。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的“行为决定心理”理论认为人们在面对异性时，会以为外在因素导致的心率增加等一系列反常因素是因为对异性的爱恋，从而喜欢对方。做做家务，忙碌和劳累引起的心跳加速、热血沸腾会让夫妻互相喜欢，增进感情。因此对于长期雇佣钟点工的家庭，我们鼓励适当亲自或者一起做家务，偶尔交换一部分家务来做。
3.教育方面
贯彻素质教育，给孩子力所能及的家务，传授相关技能，并与孩子一起做家务，促进孩子的成长成才。
在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现代，我国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尚不完善，应充分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与政策优势之处，建立健全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根据我国的家务劳动现状，重视家政服务作用、协调男女性家务分工（尤其是农村地区），实施各项措施合理分配家务劳动。相信在制度日益完善，各项政策齐力发挥效用之下，家务劳动的价值被广泛认定，家庭能够持续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严淑敏. 女性家务劳动价值的法律保护[A]. 沙吉才，孙长宁. 论家务劳动[D]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6：3
[2]刘爽. 对中国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状况的分析[J]. 人口学刊. 1994（02）：37-38
[3] 郭剑平，曹炳泰，罗胜帅. 改善江苏省家政服务业发展状况的对策探究[J]. 江苏商论. 2011（01）：36
[4] 黄璞虑. 婚内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研究[D]. 史卫民. 完善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立法思考[D]. 华东政法大学 2011：14
[5] 叶今是. 浅析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J]. 法制与社会. 2011（32）：53
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价值范文6
一、交通事故经济损失的表现形式
(一)物质财产损毁损失 物质财产损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损失，一方面是运输工具、交通设施和运输货物等的直接损失。另一方面是运输设备和交通设施等的减值损失，即损毁物质财产经修复后其功能不变而价值的降低，如交通事故中损毁的车辆，经修理后其功能(包括外观等)完全恢复，但其损毁的记录使人们认为其价值已大不如前。
(二)人员伤亡损失 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其损失包括伤亡人员的医疗费用(包括药物费用、住院费、住院陪同人员损失、出院后康复费用等)、劳动价值损失(包括贡献社会和家庭的劳动价值)、家庭生活质量损失和精神损失、救护车费用和丧葬费等。
(三)交通事故环境损失 交通事故环境破坏，其损失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和环境毁坏两个方面。交通拥堵造成在途的其他交通运输参与者不必要的时间消耗和费用损失，称为交通延误损失；环境毁坏损失主要表现为交通事故致使危险品及污染物泄漏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交通事故造成拥堵所导致的额外尾气和能源消耗等环境污染损失，以及危险品泄漏后对人体损伤产生的损失和其他相关损失。
(四)社会服务损失 交通事故发生后，伤亡人员的救助、损毁物质的清障、危险品泄漏的处理等，需要动用交警、交通行政、医疗救护、消防、环保和司法等社会公共机构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提供警方、清障、消防、救护、管理和法律诉讼等服务，从而造成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消耗而产生损失。
二、交通事故经济损失的计量依据
(一)交通事故物质财产损失的计量 对于交通事故物质财产损失的计量，一般仅计量物质财产损毁的直接损失，但仅计量物质财产直接损失并不能完全反映交通事故物质财产的全部损失，还应计量物质财产的减值损失。交通事故物质财产损失的计量依据利益丧失原则确定。其中物质财产损毁的直接损失，可以通过市场价格等相关信息直接获得，如可根据运输工具、交通设施和运输货物等物质财产损毁后的更新、或维修和部件更换等费用来确定。对于客观存在的减值损失，可以通过类比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二)交通事故社会服务损失的计量 为处理交通事故，交警、交通、医疗救护、消防、环保和司法等社会公共部门，要消耗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从而使这些资源丧失了用于其他活动的可能性。如果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省下的时间和资源就可能用做其他用途，这将会增加社会劳动价值。因此，交通事故社会服务损失应等于这些时间和资源在其他活动中创造的社会价值，实践中可以根据处理交通事故社会服务所实际投入的人力物力来测算。
(三)交通事故人员伤亡损失的计量 交通事故人员伤亡损失是最难以估量的，其计量包括人员伤亡的社会劳动价值损失、家务劳动的价值损失、亲友生活质量损失与精神损失、医疗救护与丧葬等实际资源损失方面。
一是社会劳动价值损失计量。该项损失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依据来计量，人力资本投入愈多，人力资源价值愈大，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损失就愈大。健康、年龄和教育是评价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因素。因此，应根据伤亡人员的健康状态、年龄大小和受教育程度分别估算社会劳动价值，进而计量伤亡者未来期望寿命的社会劳动价值(产量)的现值之和，即为交通事故人员伤亡的社会劳动价值损失。
二是家务劳动价值损失计量。对于交通事故伤亡者家务劳动的计量，主要是确定受害者家务劳动时间和单位家务劳动时间的价值。前者与受害者的收入水平、年龄和性别有关，可通过统计确定，如据统计，我国城市居民一周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为5小时1分，个人生活必需时间为10小时42分，家务劳动时间为2小时21分，闲暇时间为6小时6分，上述四类活动时间分别占总时间的21％、44％、10％、25％；后者的计量，虽然可以家政劳务工人的计量工资为参考依据，但不能等同。
三是生活质量损失计量。交通事故导致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庭生活质量的下降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还相当严重。交通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庭生活质量损失的计量应考虑伤亡人员的健康状态、年龄大小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但具体量化难度较大，从人本出发，适用愿付费用法。
四是精神损失计量。交通事故伤亡的发生，会给受害者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失。研究表明精神损失与伤亡者的健康、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有关。一般认为，生前健康程度越好，其家庭成员的悲伤指数就越高；中青年的死亡影响较大，因此导致的悲伤指数随年龄呈正态分布；死亡者生前受教育程度越高(包括职业培训)，社会和家庭对其期望值也较高，其家庭成员的悲伤指数就愈高。因此，与生活质量损失的计量类似，以愿付费用法来计量较为合适。
五是实际资源损失计量。该项损失以伤亡人员的医疗、救助和丧葬等直接费用为依据确定。
(四)交通事故延误损失的计量 一般认为，交通延误损失一般仅计量旅客和货物在途时间延长所额外增加的费用损失，但是这样计量很不完善。交通延误损失，一方面不仅要计量旅客和货物的在途延误损失，而且还要计量受阻运输工具如车辆的延误损失；另一方面还要计量因交通事故延误引发的停产、停工、合同不能履行等损失，尽管此项损失目前尚未纳入统计，但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交通事故延误损失计量依据利益丧失原则进行。对于旅客、货物和运输工具在途时间延误损失的计量，可先根据交通集散波理论估算旅客、货物和运输工具在途延误时间，再结合旅客、货物和运输工具的单位时间价值，汇总得到交通事故引发的在途时间延误损失，其中旅客的单位时间价值是指旅客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货物的单位时间价值是指货物占用资金的单位时间价值，运输工具的单位时间价值是指运输工具单位时间的盈利或成本支出；对于因交通事故延误引发的停产、停工、合同不能履行等损失，则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也可以法院裁定或保险审定的数额为依据。
(五)交通事故环境损失的计量 交通事故导致环境破坏后的环境恢复或者重建损失的计量，可用重置成本法。交通事故危险品及污染物泄漏后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产生损失的计量，可用预防性支出法或称控制成本法，其用预防环境危害的支出额作为环境危害的最小成本。即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数量上等于为了消除这些污染、恢复环境质量所发生的成本。由于环境质量的变坏会影响人类的健康，在很多情况下，易导致人们患病甚至死亡，因此，交通事故危险品及污染物泄漏后导致的人体损伤损失的计量，可用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交通事故导致的额外尾气和能源消耗等对环境污染损失的计量，可先根据集散波理论估算交通延误时
间，再根据事故影响运输工具单位时间的尾气排放和能源消耗量的折算额来估算。
三、交通事故经济损失计量模型
根据前述计量理论和损失因素分析，确定的交通事故经济损失计量模型如下：
Cz=F(X1，X2，X3，X4，X5，X6)
=∑X1i+∑X2j+∑X3k+∑X4m+∑X5m+∑X6w
式中，Cx―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
X1i表示交通事故物质财产损失。i取值1～6，分别代表载运工具直接损失、货物直接损失、公共设施直接损失(全部更新、或维修和零配件更换费用)、载运工具减值损失、货损间接损失(包括由此引发的停产、停工、合同不能履行等损失)和公共设施减值损失。
X2j表示社会服务损失。j取值1～8，分别代表警务服务、清障车服务、消防服务、医疗救护服务、交通行政服务、环保服务、法律诉讼和其它社会服务的费用。
X3k表示交通事故死亡人员经济损失。k取值1～6，分别代表死亡者的社会劳动价值损失、家务劳动价值损失、家庭生活质量损失、精神痛苦损失、医疗费用损失、救护及丧葬费用损失。
X4m表示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经济损失。m取值1～6，分别代表受伤者的社会劳动价值损失、家务劳动价值损失、生活质量损失(包括受伤者及其家庭的精神痛苦损失)、医疗费用损失、救护车费用损失、亲友探视时间及费用损失。
X5n表示交通事故延误损失。n取值1～5，分别代表交通事故引起货运直接延误损失、客运直接延误损失、运输工具直接延误损失、客运延误间接损失和货运延误间接损失(包括由此引发的停产、停工、合同不能履行等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