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贸易论文范文1
摘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的进程，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的能力、实现贸易与金融的双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人民币跨境结算推出背景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实施的意义，最后指出在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人民币跨境结算实施有所借鉴。 关键词:人民币 跨境结算 人民币跨境结算推出的背景 实体经济对人民币结算具有较强的现实需求。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大都采用主要的国际货币进行结算。在与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货物贸易中，超过90%的结算采用第三方货币。两国的银行必须通过第三方商业银行才能实现货款的最终清算。一笔贸易款项可能涉及进(出)口方、进(出)口开户行、进(出)口方的外币清算行等多家机构的多个环节才能完成。过多的环节使资金流转速度、到账速度放慢，且每个环节都需承担一定的费用，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流动性紧张，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企业和贸易伙伴国企业普遍希望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规避风险。 对境外企业来讲，其在进行结算币种时一般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结算的货币要有最广泛的可接触性;二是币值要稳定，甚至有升值空间。 在当前国际主流结算货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大的情况下，允许我国企业以汇率相对稳定的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不仅有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也有利于贸易双方锁定交易成本，降低因采用第三方货币结算而带来的二次汇兑成本，从而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发展。 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本币结算中人民币能否被市场选择作为结算货币，是由经济实力、币值稳定程度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归根到底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量的不断攀升以及全球贸易比重的不断增加，为外贸企业利用人民币进行贸易投资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为人民币区域化后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人民币支付环境的改善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近年来，人民币支付结算环境不断改善，金融体系结算效率不断提高，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1996年12月以来，我国认真履行人民币经常帐户可兑换的承诺。这次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制度安排也遵循了人民币经常帐户可兑换的原则，并体现了本币结算的便利性安排，例如人民币贸易结算不再纳入外汇核销的管理;结算中产生的人民币负债只需外债登记，不纳入外债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将主要通过监督商业银行切实履行贸易真实性审核责任，建设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与有关部门建立必要的信息共享和管理机制，共同防控试点中的风险。 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意义 (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重要一步 此次金融危机让我国意识到，要摆脱当前各种不利状况的影响，充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必须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业务的适时启动，不仅使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得以加快，也使我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的地位得以提高。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地位。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大国，这些都为人民币在未来进一步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美元强大的规模效应，且其已经形成了市场的自发选择，在短期内对于美元体制的改革将会非常困难。较为现实可行的做法应该是推进本币国际化与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而有意愿且有能力推进这种 变革的，无疑是东亚地区。 采用跨境人民币结算无疑是人民币迈向国际储备货币的漫长过程中的第一步，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长期目标的一部分。人民币国际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目前人民币在周边以“硬通货”的形式出现，实现了准周边化，第一步可以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一起，形成一个大中华货币区;第二步建立东南亚货币区，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第三步扩大至整个亚洲，构建亚洲区域经济体和货币区。即将人民币从准周边化发展为正式周边化，进而发展为正式区域化及准国际化，最终真正实现国际化。而其货币职能的三个阶段为，一是鼓励外资和金融交易用人民币报价和结算;二是通过股票、债券和资本帐户交易强化人民币的国际投资货币功能;最后在外贸和金融交易对人民币达到某一临界量之后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以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贸易结算为例，如果全部转换为人民币结算，现在的总贸易额约为1730多亿美元，占国内年度贸易总额的7%左右。事实上，国内进出口总额的53.3%是与亚洲国家进行往来，并占东盟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2008年，我国在贸易项目下，即向亚洲国家进口7000亿美元，约4.8万亿人民币，理论上(如果全部以人民币对外支付)相当于仅在贸易项目下即可向亚洲国家输出人民币4.8万亿元。因此，构建人民币跨境结算体系，对于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一步——产生“亚洲人民币”意义重大。在中国经济金融保持现有稳定增长发展势头的前提下，人民币在未来5-10年的时间内，会上升到除了美元和欧元之外，与英镑、日元同等地位的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 (二)对进出口企业的意义 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实施对进出口企业而言，一是在国际结算货币上多了一个选择，增加了企业结算的灵活度;二是能有效地降低企业的国际结算成本，这主要表现在节省了用外币收付款而引起的汇兑成本，同时也节省了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有关费用;三是直接用人民币收付，避免了汇率风险。虽然境内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也可能遇到汇率损失的问题，但进出口企业与投资机构的经营理念不同，进出口企业无需从汇率变动中获取差价和收益，在收款和付款都为同一种货币时，就能够在从事进出口贸易中锁定汇率风险，使企业平稳运行，改变以往企业出口越多汇率风险越大的状况;四是可以进一步加快结算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另外，出口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贸易，其收汇资金可以存放境外且只需备案，无须审批，不影响进出口企业货物通关速度，按照有关规定还可以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企业在办理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出口货物退(免)税时也不需要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 (三)对商业银行的意义 跨境人民币结算是在国际结算领域的重要创新和探索。从准入角度而言，从事人民币贸易结算只是将国际结算业务的币种进行调换，并不需要用类似资本金、资产质量等硬性指标限制银行;从技术角度而言，人民币贸易结算主要是实现银行间的帐户对接，清算等，相当于通过境外行或港澳行作为中介，延伸了央行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覆盖的区域半径。而且，在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之后，跨境贸易的清算行 范围大大拓展了。在此之前，仅有中银(香港)和中银(澳门)拥有与央行大额支付的清算功能，而试点之后，几乎所有具有国际结算能力的境内银行都可以成为境内人民币贸易的清算和结算行。可以肯定，跨境人民币结算在银行现有的国际结算体制下，将为境内银行拓展国际业务开辟新的空间，增加新的业务，同时也带来大量中间业务收入的产生，而且当人民币在境外产生一定的沉淀资金后，势必会对银行其他的理财服务产生需求。 对商业银行而言，在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一直都在承担着资金上的巨大损失。如果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可 以减少银行外汇头寸储备，也就相应地减少了人民币升值的损失。 另外，银行可能因为这项业务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外资银行由于拥有网络和头寸优势，以前一些大型进出口企业更趋向于在外资银行办理业务。而采用人民币结算后，这种优势将转向中资银行，尤其是能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融资的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将拥有绝对优势。 推行人民币跨境结算面临的问题 目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进展较慢，其中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作为一个全新的业务，相关的管理部门、企业和银行都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学习和磨合;二是因为试点企业地域相对有限，从某种意义上也限制了试点规模;三是一些配套制度和政策仍在制定中，在企业和银行的具体操作上有一定困难。 从人民币本身来看，一是美元作为传统货币有着巨大的优势，路径依赖使得企业很难放弃原有结算方式;二是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海外进口商采用人民币结算的意愿;三是人民币作为非自由兑换货币，国际化程度不足，资本账户的管制又使得境外人民币持有者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流出渠道及规模均受到制约，降低了人民币的吸引力，而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也在近年来力推本币国际化，对于人民币结算积极性不高。 虽然有种种问题，但相信随着试点地区的扩大，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特别是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正在制定和推出中，该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业务一定会迎来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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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增长；互动关系
当前，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在我国逐渐兴起，其属于新兴国际贸易模式的一种。跨境电子商务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贸易效率，同时还有效控制企业人力、财务及物力成本的支出，在有效促进我国贸易增长率提升的同时贸易增长又反作用于跨境电子商务贸易的发展，两者相互独立同时又存在互动关系。具体分析如下文阐述内容。
一、当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情况
虽然跨境电子商务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从2008年电子商务在我国兴起至今，2014年是电子商务发展的转折点，其经济增长幅度较快，已经超过30%以上。我国科学事业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前提条件，人们对于当前消费及物流的要求越来越高，改变传统的消费购物方式、支付方式等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与传统的实体店购物到国内网络平台购物相比，逐渐出现了海淘消费群体和海外代购群体等，以手机、电脑等为载体，网络信息技术为媒介就能够实现跨境电子购物及支付行为。就目前而言，跨境电子商务模式已经被我国社会不同层次群体所接受，其已经应成为我国贸易增长的主要构成部分。
二、跨境电子商务与贸易增长的互动关系分析
从上述阐述内容中能够明确，跨境电子商务和贸易增长两者相互独立同时有存在一定相关性，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具体互动关系主要从两方面阐述分析。
首先，跨境电子商务对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与传统的贸易经济往来模式相比较，应用跨境电子商务模式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贸易费用成本，可以从交易贸易价格比较、交易市场环境维护及交易对象搜寻等不同方面入手，从经济效益、费用成本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讲，经济贸易费用支出减少直接影响到我国贸易增长情况，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费用减少必定促进我国经济贸易增长。除此之外，从大方向上来讲，跨境电子商务改变了我国传统基本的贸易模式，将国内贸易模式逐渐与国际接轨，同时在贸易交易行为过程中有效缩短了交易时间、交易步骤、简化支付方式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成本，对于提高我国贸易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从外贸企业角度来讲，跨境电子商务模式为外贸企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国际市场平台，外贸企业无论是交易程序、合同签订还是销售经营模式均予以革新，为我国外贸企业的品牌树立及国际市场份额竞争起到一定促进性作用。
其次，贸易增长对跨境电子商务的促进作用。上述讨论内容分析了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对我国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反过来说，我国贸易增长情况又反作用于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贸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甚至国际地位均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2009年开始，国际逐渐认可人民币在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经济贸易行为中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交易结算的币种之一，这可以说将我国国内企业贸易往来行为与国际相互接轨，刺激不同层次、性质的外贸企业贸易发展，为我国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贸易增长是我国国际贸易往来行为的直接表现，国内外消费群体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种交易背景环境促进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进步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三、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有效建议
虽然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在我国发展势头良好，但是由于其起步较晚，在发展应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从不同方面予以完善和强化。
首先，做好市场调研。我国外贸企业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活动要从对当前国外的市场竞争环境及国内市场发展趋势进行全面考察调研。虽然全球大部分国家都逐渐兴起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但是各个国家针对跨境电子商务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是不同的，我国外贸企业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要明确出口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从而有效降低贸易行为风险。与此同时外贸企业还要明确当前我国市场发展动向，要保证其国际贸易经济行为符合国内法律法规要求，保证企业能够拿到国内外市场发展的第一手资料，提高国内外市场信息的对称性，这有利于外贸企业的国际贸易行为正确决策。
其次，实现企业分工合作。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外贸企业数量较大，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均开展了跨境电子商务活动，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混乱。就于此，在众多的国内外贸企业当中选取有实力、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可以对实力较弱企业实行企业吞并，这能够有效整合我国国内外贸企业市场竞争环境，同时能够提高有实力企业的发展水平。另外，国内不同发展层次外贸企业之间可以形成信息沟通渠道，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相互传递市场信息及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有效资源，真正实现资源共享、高效利用，这对于提高我国跨境电子商务整体水平具有重要促进性意义。
最后，提高团队专业水平。“术业有专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外贸企业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的市场竞争环境，国外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外贸企业只有从自身发展，提高团队的专业水平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发展，扩大自身国际市场占有份额。外贸企业可以通过聘请国内外高端人才、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方式及健全晋升制度等方式共同作用提高专业水平。
四、结束语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贸易增长环境的影响。同时，我国贸易增长又依赖于跨境电子商务的应用，两者存在互动关系，合理高效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活动对于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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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澳加欧盟跨境电子商务的通关制度比较
（一）通关申报制度比较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海关关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申报方式，主要由商品价值和运输方式决定，可分为正式报关和非正式报关（美国）、正式申报和低值货物自评申报（澳大利亚）、正常申报和低值货物申报（加拿大）；欧盟海关则要求通过跨境网购进口商品必须如实申报品名、性质和价值；中国则以商品进出境时海关确定的进出境目的为准，结合进出境运输方式对货物和物品分别适用不同的报关程序。此外，各国都规定跨境贸易进口商品必须符合各国对禁止和限制性商品进口以及相关许可证等方面的要求。
美国海关规定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出入境商品可分别以邮递、快件或货运方式出入境，且当所购出入境商品价值超过2500美元时，相关交易方必须以正式进出口方式向海关报关和清关。但是，若所购出入境商品价值未超过2500美元，则相关方可以非正式进出口方式清关，此时海关负责准备相关文件，如确定税号和税率。此外，与具有商业属性的入境商品不同，个人使用的入境商品可不受配额限制，而且若跨境购买的邮递包裹的报关价值低于200美元，清关时不需任何文件。
加拿大海关也规定当入境商品价值不超过2500美元时，加入"低值货物运输项目"的快递公司可通过提供一揽子最少文件而获得加速清关。澳大利亚海关规定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入境商品无论以货运（空运、海运）或邮递方式入境，超过1000澳元的商品应正常报关进口（不论是否个人使用）；不超过1000澳元的低值商品若以货运方式入关，货运公司应以自评清关（SAC）方式报关；若以邮递方式入境，则海关直接清关，如表1所示。
我国海关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商品的进出境管理，分为物品和货物两类，并根据其进出境运输方式，适用不同的申报方式。（1）对于B2B模式下的进出口货物，适用一般货物的通关程序；（2）对于B2C和C2C模式下的进出境货物、物品，以快件形式进出境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商品，根据海关确定的进出境目的，分别适用进出境快件KJ和进出境快件个人物品申报方式；以邮件方式进出境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商品，根据进出境目的，分为商业性邮件和个人邮寄物品两大类，分别适用货物和物品两种通关程序；（3）电子商务企业或个人通过经海关认可并且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分别适用货物或物品的申报方式。
（二）进口环节税费比较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口涉及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费，其适用的税率、免征额以及税负的计算与一般贸易进口商品基本相同；中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则涉及一般贸易进口货物税和个人邮递（快件）进口物品的进口税，如表2所示。
美国和加拿大2500美元的规定仅涉及进口货物的通关要求，并不涉及进口环节税的减免。欧盟海关规定进口商品完税价格不超过150欧元的，免于缴纳进口关税（酒、香水和花露水以及烟草和烟草制品除外）；对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欧盟各国也有不同数额的起征点。澳大利亚对于价值1000澳元以下的商品，不论其进口用于商业目的还是个人自用，也不论其以何种运输方式进口，均无需缴纳进口关税、商品与劳务税（GST）和其他税费（如表2所示）；中国以货物和物品为区分而制定的免税限值（额度）及进出口税费缴纳等规定相对繁琐，海关的征管成本、企业或个人的遵从成本都较高。另外，对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退运货物的关税及进口环节税费的处理，澳大利亚海关规定：如因消费者认为货物不合适、不喜欢等原因，且已缴纳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费的退运货物，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可退还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费的情形。但是，如将进口货物复出口，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权申请退还已缴纳的关税。
二、对我国海关制度的思考与启示
为更好地促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发展，方便企业通关和规范海关管理，海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提高管理手段和技术水平，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优化通关流程。
（一）创新、完善邮递商品和快件管理制度
以个人购买者为主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其进出境商品具有相当的个人物品特征，但也有部分商品具有再销售的贸易货物属性。虽然海关总署2014年第56号公告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商品的个人物品属性，但也增加了不法分子利用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政策，通过化整为零的"蚂蚁搬家"方式来逃避进口税收征管的可能，这显然不利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良性发展。此外，这种以货物贸易方式批量进口，进入保税监管区域或场所后又根据订单按个人物品属性进行清关和缴税的模式，会对一般贸易方式造成不利冲击，从而影响我国进口贸易结构调整和良性发展。因此，海关有必要改变基于个人物品和货物区分来给予通关便利的方式，适当借鉴美国和澳大利亚海关的做法，根据所购买的进境商品价值来适用不同的通关和管理模式，从而使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特别是小额贸易商品获得更多税收和通关便利。
（二）逐步发展与海关联网的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与海关联网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相关平台为海关收集和获取信息提供重要技术支持，而目前，上海等城市的相关平台虽各具特色，但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综合平台，没有充分发挥其快速通关和信息收集优势，所以，海关应逐步拓展这些平台功能，完善通关模式，实现涵盖所有进出口模式下的在线购物、报关报检、缴税和退税、结汇以及物流监管的全方位信息化。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特点是中间环节减少给交易双方带来的价格与速度优势，所以与海关联网平台应以更全面和完善的服务，提高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通关速度，吸引更多企业和消费者加入这些平台。
文献资料
[1]鄂立彬，黄永稳.国际贸易新方式：跨境电子商务的最新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4（3）
[2]来有为，王开前.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形态、 障碍性因素及其下一步[J].改革，2014（5）
跨境贸易论文范文4
（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日益频繁的跨境区域合作对政府治理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政府跨境区域合作面临巨大的协同治理难题。文章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基于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合作实践，在借鉴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跨境区域合作的基础上，提出协同治理理论能解决跨境区域合作中的合作风险，可以有效促进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合作的高效率，从而给中国-东盟带来政治和经济的共赢。
关键词 ：跨境区域合作；协同治理理论；中国-东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045－04
收稿日期：2015-05-11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大学211四期软科学研究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DMYJY201207）
作者简介：吴凡（1977-），广西贵港人，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合作治理、政府管理与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结束了互相隔绝的发展阶段，开始处于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并且相互竞争的多极化格局中。近年来，跨境区域合作已成为国际合作中的必然发展趋势，通过跨境协同治理建立国际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共同的利益诉求，中国与东盟国家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良好的跨境区域合作给中国和东盟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发展契机，也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贸易总额极大增长。2015年，为更好的推动中国“一路一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规划，被确定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将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平台，推动与东盟多项海洋合作项目。但是，跨境区域合作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合作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障碍，要应对挑战，解决跨境区域合作中的困境需要提高政府跨境协同治理能力，通过优化国际合作机制和规范政府行为，更好的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与发展。
一、中国-东盟跨境协同治理的可行性与必然性
（一）中国-东盟跨境协同治理的可行性
1.“回波效应”理论
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的“发展极”（Poles of Development）理论强调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发展极”，通过“发展极”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它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工具。1974年缪尔达尔和赫尔希曼对“发展极”理论进行了完善，提出了“回波效应”(Back wash effect)理论，认为市场的放任会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需要用政府行为进行干预来缩小差距[1][2]。
2.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认为在进行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它强调多方主体能够参与到事务治理过程中来，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主体存在着两种关系：合作和竞争。协同治理是一种集体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协同治理过程也就是各种行为体都认可的行动规则的制定过程。而且，协同治理理论认为信任与合作是良好治理的基础，这种规则的重要性就犹如“协同学(Synergetics)”中的序参量，这种规则决定着治理成果的好坏，也影响着平衡治理结构的形成[3]。
（二）中国-东盟跨境协同治理的必然性
1.中国与东盟国家良好的区域合作基础
首先，几千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未停止过，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组织，中国与东盟国家一直建立良好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些经济和文化上的融入与交流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特别深厚的情感。其次，东南亚地区拥有世界最多数量的华侨华人，他们为发展当地经济以及促进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为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提供便利条件。再则，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趋同性。中国与东盟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其民族文化与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国家间产业结构相似度高，都以农业产业为主，这些相同之处给中国-东盟协同治理奠定了基础。
2.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合作中政府的高参与度
实现跨境协同治理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律的必然要求，对于尚在起步发展中的中国-东盟来说，一定的政府行为干预能促进区域合作的高效率。2014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4803.94亿美元，同比增长8.3%，增速较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平均增速高出4.9个百分点，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达11.16%， 2014年，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成为中国在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东盟继欧盟、美国之后，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4][5]。除了经济上，中国与东盟在文化交流、人力资源开发和服务贸易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都得益于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在跨境协同治理中的高参与度。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将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沿线国家和地区政府形成广泛共识，建立磋商机制，中国政府将发挥主导作用[6]。
二、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合作现状
（一）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合作现状
1.中国与东盟十国家稳定的合作基础
在政治领域，中国-东盟双方高层接触逐渐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期化。每年都会举行定期的东盟峰会和政府首脑会议，有效促进了双方的政策沟通、政治互信与友谊。在经济领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推动了双方经济关系跨越式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现在拥有19亿人口，超过11万亿美元GDP、6万亿美元外贸总额和4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贸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重要的地位[7]。
2.中国-东盟跨境协同治理的协作风险
首先，经济结构类似。我国与大部分东盟国家产业结构相似度高，都是农业经济为主，这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合作中呈现了合作框架内竞争性强，互补性弱的特点。其次，政治摩擦现象依然存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一直都存在领土争端，这些因素的影响会让中国与东盟的协同治理变得脆弱，政治摩擦削弱了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凝聚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跨境合作的协作风险增加。最后，主权困惑。中国与东盟国家都曾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对国家主权高度重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所要求的主权让渡难以做出让步。
3.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合作协同治理的方式
首先，从地缘关系寻求共同利益。中国与东盟国家独特的区位优势给中国与东盟跨境区域合作的协同治理机制建立提供了便利，2003年，随着中国-东盟国家跨境合作机制建立，全面开启中国与东盟跨境合作协同治理。其次，多元主体参与。在中国与东盟的跨境区域合作中，参与者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已经拓展到地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个人，这种多元主体的融入极大促进了中国与东盟边境贸易的发展，更好的推进中国东盟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最后，政府主导作用。在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合作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政府自身的行政权力直接推动了协作治理的进程，中国-东盟通过寻求政府行为和政府管理的最佳定位，来实现跨境区域合作的利益最大化，提升跨境区域合作中的政府影响力。
（二）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借鉴
1.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情况
欧洲在战后率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了成功的跨境区域合作尝试，开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先河。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作为影响最大和最具代表的国际合作组织，无论在一体化程度上还是协同治理经验上都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EU），最高决策机构是欧洲理事会，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一个涵盖28个国家的世界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世界经济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联合体[8]。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简称北美自贸区（NAFTA），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组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作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建立的区域合作组织，给美、加、墨三国带来巨大的变化，经济上获得了显著的成功（见表1）[9]。
2.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跨境协同治理借鉴
中国-东盟跨境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和管理上仍存在许多完善的地方，如何有效推进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发展离不开对国际成熟区域组织的借鉴。从政府行为维度分析，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作为跨境区域合作组织的成功案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区域合作治理的政府主导性。跨境区域合作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发展离不开国际合作，而跨境区域合作中的政治因素开始引起更多的研究关注。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在实际运作中依赖各成员国政府的支持，从本质上看，他们合作基础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的契约合作，经济只是作为手段，政府依然起主导作用。其次，不同成员国自身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给成员国的政府治理提出更大挑战。欧盟和北美自贸区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组成的国际性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落差，这种落差给政府行为增加了治理难度。为了更好的保障成员国的基本权利，政府行为的有效干预对缓解社会矛盾起到关键的作用。再则，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享受了巨大的合作经济红利。良好的跨境区域合作促进经济飞速发展，成员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和企业受益颇丰。在这个过程中，欧盟的政治诉求较北美自贸区来说更加强烈，这是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不同的地方，欧盟的合作中政治诉求与经济都较强，而北美自贸区的合作中则显示出经济诉求强，政治诉求弱的特点（见表2）[10][11]。
三、中国-东盟跨境协同治理的启示
（一）跨境协同治理能有效降低跨境区域合作风险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互相紧密的整体，协同治理理论认为，在合作中应当尊重竞争，强调不同子系统或者行为体的协同，以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3]。从欧盟和北美自贸区的成功跨境合作借鉴来看，中国-东盟的跨境合作也需要政府间协同治理，共同推进各国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良好的跨境协同治理能有效降低跨境区域合作的风险。跨境区域合作强调的是合作，是成员国之间的互惠互利与协同合作，而不是控制其他成员国，因此，中国-东盟要建立良好的跨境合作机制,强调合作、平等、互惠。此外，要构建开放的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双方之间资源配置的高效率, 从而促进合作区域的整体国际竞争能力，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提高中国与东盟国家对应各类危机的抗风险能力。
（二）跨境协同治理能提高中国-东盟的合作效率
跨境协同治理是提高中国-东盟区域治理水平的保障。相比较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中国-东盟合作机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合作的深度及广度上仍存在拓展空间，特别是制度建设和协同管理和监督上，各国政府行动还存在随意性。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府应该加强协作治理，建立统一的常设性约束机制和强制性机构，提高合作效率。同时，各国政府应当主动承担区域协作中的主导性力量，建立常态化的互动机制，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应从宏观决策者向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转变。
（三）跨境协同治理将给中国-东盟带来政治和经济的共赢
尽管中国-东盟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可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对和平的渴望初衷从未改变，东亚各国对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愿望是一致，发展与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是中国长期的战略选择。欧盟和北美自贸区的成功实践显示，优化国际区域合作环境，提高政府全球治理水平是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中国-东盟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国-东盟的发展刚刚起步，市场的调节能力有限，政府行为的适当干预会对引导市场规范有序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将给中国-东盟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带来发展机遇，良好的跨境协同治理能有效促进区域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共赢。总之，全球政府治理能力的完善也是各国政府的自我完善，中国-东盟协同跨境治理机制建立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根结底，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推动，各国政府间的协同治理是有效推进跨境区域合作的必然要求和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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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贸易论文范文5
关键词：外贸，跨境电商，对策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的贸易形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商品的需求。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化在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新消费方式，跨境电商应运而生。
一、跨境商务的内涵及现状分析
跨境电商，即跨境电子商务（cross-border business），指信息化背景下，不同国家（或地区）利用网络进行的国际贸易。通俗讲，跨境电商是传统国际贸易的网络化、数据化和电子化。跨境电商的出现对各贸易主体进行跨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在各国贸易增长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贸易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得到大幅度提升。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2.6万亿元，同比增长30%。其中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2.09万亿元，进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5125亿元。从跨境电商的进出口结构看，以出口为主，进口为辅。2016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的进出口结构出口占比达到80.4%，进口比例19.6%。
二、外贸增长中跨境电商兴起的原因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统计，2008年至2015年我国跨境电商总额和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其占比2008年的4.44%上升至2015年的19.51%（见图1）。201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24.3万亿元，同比下降0.9%，2016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2.6万亿元，同比增长30%。
跨境电商之所以呈现如此利好形势，在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是市场机制的选择，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为这一新型的贸易方式可行性。
（一）产品质量保障
最初的海外销售主要是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海淘和个人代购。并且传播形式主要是通过家人、朋友，以朋友圈的形式，形式局限。而且随着代购规模增大，代购人员已经不局限于最初的留学生，许多国内人员开始以的形式出现，代购的产品真假难辨，且层层加价，最初低成本、高质量的优势已经丧失，而国内由没有规范化的管理措施，这生了跨境电商这一正规渠道的出现。
（二）商品货源稳定
私人代购的代购模式，主要是以消费者选好产品，给予代购者一定的代购费，然后代购人员进行采购，邮寄至消费者手中。由于代购人员要进行现时采购，没有存储的产品，消费者可能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收到商品。而跨境电商有可以规模性的进口，在当地拥有独立的仓储地，货源稳定，及时的购买到需要的产品。
（三）资金安全性高
私人代购“口口相传”的模式，消费者和代购人员可能互不相识，却要进行资金往来，容易形成引发诈骗行为。而监管者对于这种个人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进行统一的监管。而且这种私人代购，销售者对消费者购买的产品不进行售后服务，即使消费者收到的货物破损或不能使用，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自行承担损失。而跨境电商可以对销售的产品进行售后保障，确保消费者的利益。
（四）物流节省时间
跨境电商被称为“网上的丝绸之路”，其突破了原有的国际贸易壁垒，缩短国内生产者与国外消费者的时空距离，买卖双方通过互联网进行资源共享，缩短产业链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创新外贸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形式，优化资源配置
（五）国内市场信用缺失
最初的代购产品主要集中在婴幼儿产品和化妆品等奢侈品，但由于国内今年来爆发的“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毒豆芽等几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人们对国内市场信心不足，出国旅游人群剧增使人们对国外品牌的认识不断增强，这种国内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也促进了跨境电商的发展。
三、贸易发展中跨境电商面临的困境
（一）跨境电子商务法律不健全
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法律已经渐渐不能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由于立法需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和手段，所以电子商务法律的制定速度远远不能赶得上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所以在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存在各种法律纠纷。特别是在电子支付当中。
（二）物流体系尚未形成规模
跨境电子产品需要跨越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流转，由于各种的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货物在可能要经过多层报关手续，清关效率低下，且需要交纳较高的通关费用。而且长途运输不经运城成本高，且容易造成货物破损。
（三）专业人才的缺失，教育教学纯理论
当前虽然很多学校为适应电子商务，纷纷开设电子商务类课程，但教学形式主要以纯理论的课程讲授为主，开设的实践教学课程流于形式，学生毕业难以立即胜任跨境电商相关岗位，而企业培养成本较高，企业不愿耗费时间、精力和资金去培养电商人员。
（四）平台评价机制缺陷造成信用缺失
目前，几乎所有的跨境电商平台都有消费者购买及使用后评价版块，旨在为新的购买者提供参考意见，但随着“专职”评价人员的出现，评价已失去本来意义，消费者对平台的评价信息已失去信心。平台评价机制的信用缺失全是也阻碍了跨境电商的发展。
四、跨境电商走出困境的思路
（一）政府积极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给予宏观经济环境保障
资金支付在各种法律纠纷中始终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目前的跨境交易主要依靠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转移。这种支付方式，不仅可能遭受网络病毒的侵入，还可能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造成资金损失，而且不同国家的支付方式也存在差异。政府应该及时制定适应国际经济贸易的政策，以保障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2013年提出的 “一带一路”政策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给了政策支持。
（二）创新物流模式，确保货物流转效率
对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运输方式和仓储模式。对于p便且易腐坏的产品采取空运；对于重量大或体积较大，可长期存储的产品采取规模进口然后海外仓储的方式。这样不止能提高运输效率，对售后退换货服务业大幅提升。
（三）改革教学方式，适应电商交易
针对当前纯理论教学，毕业生难以适应就业岗位的难题。一可以在教学中，或者采用校内软件模拟实训的方式让学生熟悉业务；二聘请企业在职有经验的业务人员进行授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通过社会实习，增大实践教学课时在教学课时中的比例；采取校企合作的方式。针对企业需求，采取“订单式”人才培养方案。让学生在毕业即可胜任工作岗位要求。
（四）跨境电商与实体店结合
对于购买货物与宣传货物不符的情况，销售者可以采取电子商务与实体店相结合，让消费者在实体店选好商品，然后由海外分支机构直接邮购，“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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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贸易论文范文6
关键词：跨境经济合作；中越跨境经济合作；文献综述
跨境经济合作在实践中起着连接两国经济、维护边境稳定、促进本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拉动其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必要性、重要性、现状特征、发展模式等影响因素进行了积极、深入的研究。
一、各国学者对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
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核心问题是边界的问题。研究跨境经济合作区的主要目的是找出一套能够解决边界地区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转换为有利影响的办法，该问题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引起了西方学者们的重视。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跨境经济合作区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总量和资本总量迅速增加，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边界贸易影响较大，因此西方学界开始就边界领域进行研究。学者们主要运用了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通过探索和研究得出其对资本流量和贸易的影响，其中绝大部分研究都以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投资理论为理论依据。他们认为边界对边境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具有双重影响：显性和隐性两方面。因此，一方面想要达到促进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可以通过取消非关税等贸易壁垒以及降低关税税率；另一方面，加大边境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鼓励企业进驻跨境投资，能够减小边界领域对贸易、资本流动的阻碍作用。
从国家组成要素、国家发展历程、国家边界对领土的作用等角度分析，首要考虑了边界的防御、政治、法律的职能。Daniel & Stillwell（1963）认为国家法律体系和的分界线的载体就是地域边界。由于作者认为在贸易领域里边境地区主要表现为封闭性，因此它对经济的发展是毫无好处的。此外在早期的研究中在研究边境地区的时候，学者们主要着重研究社会政治因素对边境贸易的影响，即在影响边境贸易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影响小于国家的政治影响。
对于边境区位这一领域的研究，西方学者们主要根据区位经济理论，传统的增长极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依据进行研究。传统的区位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由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A·韦伯提出的，区位理论是关于不同区域的人们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各种相互关系的学说。在研究边境问题领域上，当时人们主要强调边界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研究所要遵循的唯一原则是国家的与安全问题。Hoover认为影响两国接壤地区的市场变化的隐形因素就是边界，边界附近产品成本增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各国之间的关税，造成了地区之间产品销售网络渠道的阻断，提升了产品的运输成本。Ratti（1993）认为，边境是经济合作的障碍，而且边界问题必须涉及到两国（多国）的法律、财政、经济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将促使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更加延长。Henk Houtum（1999）强调空间是均质的，由于边民尚未能够利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导致给定的资源不能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最优化的配置，使得边境地区的空间可达性大打折扣，最终导致均质空间成本远远低于其摩擦成本。
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均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扩散，实现辐射式发展。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当做增长极，以使它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周边区域与增长极地区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对周边有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影响。以增长极理论为理论依据，1974年，Gendarme研究了边界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导致边界两侧区域不能充分利用资源互补的优势来发展各自经济的主要原因是来源于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存在。Gendarme指出在边界地区两侧的成对边境地区，由于中心城市增长极的扩散作用的猛降因此导致两国的边境地区均成为国家的欠发达地区；另一种情况，其中一个地区为欠发达地区、另一个为发达地区。由于边界的自然存在使得增长极的扩散作用发挥不出去。不同于国内增长极，即使不受国家制度的限制，但由于存在“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增长极更多地表现为极化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是由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和波特（Miclacl Porter）为代表在20 世界八九十年代创造的，这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以Krugman为代表。对于边境区位这一领域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对其有以下的两个很重要的结论：一是开放边界条件下的贸易自由化，使公司国际市场的供应和销售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这将影响到国家层面上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平衡；二是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减少了国际贸易成本。Livas（1996）和 Fujita（1999）认为在开放边界的经济体中，区位指向是外向的；在封闭的边界经济体中，经济活动的区位指向是内向的。Hanson（1996）认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有将边境地区变成两地共同的贸易中心的趋势，称为“中心边境区”转化，因此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可以推导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有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结论。Minghi（1983）提出要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和边界效应，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应综合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HenkHoutum在1998年开始研究综合经济地理学。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人们开始关注次区域经济合作（增长三角），东亚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研究。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在1989 年倡议构建一个产业、投资和贸易互相协作的经济合作区，试图建立新-柔-廖经济开发区，即“增长三角”，该合作区的主要功能是统一上述三个地区的内部市场。该三角区建立后，区内生产要素或产品服务的交易成本有效降低，促进了生产因素在区内流动，有效带动了合作区的经济发展。1992年Robert Scalapino对自然的经济领土进行了定义，即跨越政治便捷的自然经济互补性。
近年来国外学者们开始从微观经济机制方面的问题上去研究跨境经济合作区。以欧洲康斯坦茨地区的跨境经济合作实践为例，2000年Joachim Blatter认为非政府间与政府间专业协会的制度安排对跨境经济合作起到积极作用的因素之一。L. Alan Winters 和 Maurice Schiff（2002）从研究两个相邻国家的历史演变进程，彼此间的信任的以及两国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并找出了对国家跨境经济合作地区的发展造成影响的各种相关因素。2001年Gordon H. Hanson对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城市 Pairs进行了分析并找出跨境经济合作活动跟交通成本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以下结论：昂贵的交通成本将阻碍跨境经济合作活动的顺利发展。
二、我国学者对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
总结中方学者对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合作内容和合作方法两个方面。
（一）跨境经济合作区内容方面的研究
学者们从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背景、意义、概念界定、特征和功能等领域进行了研究。李光辉对建立中越跨境合作区的背景、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界定、战略意义、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中越跨境合作区的内涵及功能定位，以及建立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步骤。马博对跨境经济合作区进行了概念界定、阐述了其意义和特点，最后提出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步骤。袁晓慧分析了跨境区域合作的特征、跨境区域合作形成的原因以及对跨境区域合作进行了分类。徐霄天认为合作区在跨境经济合作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另外他还指出合作区在跨国经济合作中具有四种作用：（1）合作区的优惠政策对邻国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最强；（2）合作区的良好投资环境能使三资企业发展最快；（3）吸引国内资金参与跨国经济合作的实力最雄厚；（4）合作区的合资合作企业的市场最广阔。最后文章强调跨国经济合作是中国边疆地区经济振兴的发展源。汤建中等对边界及边界效应进行了分类并指出各种边界类型的特征，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指出国际经济合作的边界类型可以分成封闭性，半封闭型和开放性。王娟首先阐述了跨境经济合作的特点，其次介绍了其功能合作原则以及管理模式，通过研究作者认为构建东兴-芒街跨国边境合作区对中越两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最后在论文研究的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了构建东兴-芒街跨国边境合作区的相关建议。
在对于跨境经济合作区存在的问题和加快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研究中，刘建文和雷小华认为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一个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作者深入分析了广西“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前景、存在问题，并提出加快建设的对策建议。代焱森则分别选取黑龙江省的黑河市、绥芬河市和东宁县，吉林省的珲春市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四个地区与俄罗斯边境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论证了促进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的对策与建议。袁晓慧和徐紫光提出了跨境经济合作区的三个选择原则：一是跨境两国政治关系良好，跨境双方国家地区合作愿望强烈。二是要选择拥有长期跨境往来的历史积淀的地区并且目前在边贸等领域进行各种跨境经济活动。三是要选择能够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腹地支撑，即口岸所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
（二）跨境经济合作区合作方法的研究
学者们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主要运用方法有SWOT矩阵分析、实证分析、可行性分析以及合作博弈分析。
李红等人通过SWOT矩阵，分析了中越边境区位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重新认识、评判、再造中越边境的整体区位优势；（2）对优势的反面即劣势也要客观评价其逆转的条件，并采取设立两国政府，当地政府领导人定期会谈等扭转型策略，趋利避害；（3）开展更紧密的边境区域、次区域合作的试点，借鉴较为成功的跨境经济合作的经验及管理模式，深化政府、企业间合作，合办跨境工业园、更广泛地开放边民自由行、实施两地车牌管理模式等。李莹莹系统梳理了跨境经济合作理论以及当前中国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运用合作博弈研究方法对中国红河-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构建进行多角度的探究。作者强调在构建中国红河-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必要性和充分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其投资扩大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辐射效应以及刺激竞争效应都将显现出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发挥示范性作用。冉凌旭先从理论层面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依据对跨境经济合作进行了理论阐释。然后在上述理论的大框架下，对“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该合作区建设是否具有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该合作区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作者在分析了中越跨境合作区的必要性和充分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其规模经济效应、贸易创造效应、投资扩大效应、刺激竞争效应、辐射效应都将显现出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发挥示范性作用。
三、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跨境经济合作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增长极理论、古典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
从研究内容角度来看，在跨境经济合作趋势还在萌芽阶段时，学者们主要把精力放在研究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背景、意义、特点、作用等具有概述性的定性研究上，后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合作日渐趋强，国与国之间经济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合作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学者们慢慢意识到跨境经济合作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而对此问题更加重视，他们开始对跨境经济合作区存在的问题进行深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
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学者们对跨境经济合作区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包括SWOT矩阵分析、实证分析、可行性分析以及合作博弈分析。对跨境经济合作方面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可行性研究，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建设的构想，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分类层面上。上述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与此同时，不难看出之前的研究也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对跨境经济合作区域的研究还停留在定性、概述方面，具体内容涉及甚少，而且对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影响因素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其提出的对策建议的实用性和实效性存在一定折扣。二是对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构想层面上，对其实证研究几乎为零，因此，其指导作用和经验借鉴不强。三是对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尤其是对中国凭祥—越南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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