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1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步入了新一轮的快速上升通道。2001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8．1%、9．1%、10%、10．2%、10．4%和11．1%，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的膨胀、信贷规模的扩张、煤油电运的紧张、通货膨胀的压力等也给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为防止经济“过热”，避免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如严格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多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对房地产交易课税、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等。“加大宏观调控，预防经济过热”，成为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政策取向。然而，中央政府的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大打折扣，调控效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
目前学术界往往热衷于讨论我国经济是否过热，该不该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对于我国近年来已经出现的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现象，学术界的理论探讨还不多。就已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观点：刘伟、蔡志洲（2006）[1]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国情是使得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易宪容（2006）[2]认为，目前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基础与市场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政府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思维，希望以旧有工具调控现有经济，走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老路，自然达不到调控效果。赵晓、谭国荣（2006）[3]认为宏观调控弱化，一方面由于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资金都处于“超级流动”状态，这就使得虽然中央政府不断加大调控力度，但实际运行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是房地产调控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博弈以及多个部门，但由于受不同利益取向的约束，多只看得见的手在本位主义的驱使下相互牵制，从而大大抵消了调控的效果，最终看不见的手打败了多只看得见的手。
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尤其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角度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弱化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有更广的分析视角。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宏观调控之间内在的矛盾，而中央对地方政绩单一指标考核形成的委托――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更加剧了这一矛盾。此外，中央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忽视民众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效果。本文试图对这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二、我国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宏观调控的矛盾
自“九五计划”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有效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社会商品极大丰富，曾经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宣告结束，我国开始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不得不严重依靠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而消费不能有效地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则逐渐上升。也就是说，在国内消费不能有效启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大量的投资拉动，而过度投资便成了近年来引发经济过热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不再是过去既治理需求又治理投资的宏观调控，而主要是针对投资领域的宏观调控。但是在我国投资依赖型增长模式下，如果调控力度过大，投资骤降，势必影响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速度一旦放缓，对我国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国之所以形成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有其深层次的制度方面原因的。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从过去计划经济制度转轨而来，一些旧制度的痕迹依然影响着现在的市场运行。而正是这些制度安排，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也导致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并且有些制度安排还导致企业普遍倾向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就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
从我国的税收体制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利改税”以来，国有企业不再向政府上缴利润，而是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交纳所得税，企业可以自由支配税后利润。这项制度改革在当时起到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近年政府“抓大放小”国有企业的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在公用事业、资源行业和高度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国有企业不上缴利润却成为了导致近年来我国投资型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资源行业，由于近年来资源价格的大幅上涨，资源溢价收入扣除税收后基本上都成为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而其它行业的垄断国有企业也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如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未分配利润达到8485．46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4%。①正是由于这些垄断高额利润不能转化成民众的收入，大部分便被用作企业的投资扩张，追逐更高额的利润。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市场不能有效启动，而企业投资十分旺盛。
另外，我国存在着劳动力市场、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的局面，这也是我国形成投资型增长方式的重要制度原因，并且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使得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门槛变得极高，而一般的城市劳动力也很难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使得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大型工程很容易从国有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方面，也是优先安排大型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这使得大型企业，尤其是垄断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很低。而资本价格被人为压低，又进一步诱使它们在产业和技术上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近年来的投资过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大型企业，尤其是有政府背景支持的大型国有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项目投资而引起的。与此同时，作为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和从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却陷于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境，加之政策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导致它们在许多领域发展不足，无法承担起大量吸收劳动力的重任。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按照经济学中奥肯定律，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程晓农，2003）。[4]也就是说，美国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维持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率下限仅为3%。但根据上面我们的分析可以知道，由于我国制度安排方面的问题，使得经济增长需要依靠大量的投资，而大量的投资又排斥劳动，从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维持的经济增长率下限远远高于美国。
在20世纪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出现企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的局面（程晓农，2003）。[4]也就是说低于7%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被称为是经济“硬着陆”。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更是呈现总体下降趋势，这点可以从图2看出。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我国就业弹性②逐年递减，2006年全国的就业弹性下降到了仅为0．068。也就是说，在我国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出现大规模失业，我国必须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而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又必须依赖于更大规模的投资。因而，我国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本身就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在我国这种制度安排所决定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下，一方面要避免经济“过热”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危害；另一方面，如果使用过于激烈的宏观调控手段，“踩急刹车”对投资领域进行干预，使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又会带来就业和社会稳定方面的诸多问题。现在我们谈宏观调控效果弱化，其实正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境地，中央希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经济过热，但宏观调控的力度究竟需要多大却很难把握，中央政府也不愿面对由于宏观调控减少投资而造成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进而导致就业压力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措施往往很难有效的贯彻执行，于是出现了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从根本上讲，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正反映出了我国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困境，而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困境又根源于我国制度方面的缺陷。
三、中央、地方委托―关系与宏观调控效果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承包制、放权让利还是分税制改革，中央在制度设计上都是强调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权限、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钱颖一等人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1995），[5](50-81)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随着中央和地方分权的不断深化，中央和地方间委托-关系逐步形成。在我国现行的投资型经济发展方式下，中央和地方政府这种委托-关系事实上产生出了与宏观调控抑制投资政策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地方政府缺乏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的激励，从而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制度安排下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维持自然失业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下限非常高。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模式不能有效改变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我国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政府以GDP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根本尺度是有其必然性的。当然，以GDP来衡量政绩也具有评价比较容易实现，考核成本低，不容易掺杂主观人为因素等优点。在中央和地方的委托――关系下，既然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以GDP作为评价和奖惩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依据，那么作为人的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中央政府的奖励、晋升，便会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如何提升GDP这个中央政府所关心的指标。而我国现行的制度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依赖于大量的投资，因此，地方政府追求GDP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吸引企业到当地投资，甚至是地方政府自己投资。虽然中央政府意识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会导致经济过热，要对经济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但是，只要中央和地方的委托-关系不改变，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标准不改变，地方政府就必须追求GDP增长，因而很难抑制住投资冲动。这样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于是就难以得到贯彻。
四、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与宏观调控弱化
由于我国分税制改革的局限性导致的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的不统一，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财力的紧张，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力问题，必须依赖于当地的投资，这也是宏观调控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宗税源被划归中央，零星分散的小税源划归地方。地方缺乏主体税种，也没有完全实行分级财政管理的财政实力，但地方的建设等方面需要大量的投入，同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使得原本由中央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转移给了地方政府。而且，地方的某些支出往往是以法律或行政规范的名义进行的，这就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比例预算”。
在现有体制下，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而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够规范。这样，在地方政府职能和事权没有减少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于地方政府存在刚性，地方财政收入就成为支出的一种约束。这就迫使地方政府必须通过引进外部投资和鼓励当地企业投资来扩大地方的财政收入。此外，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而取得土地出让金也成为了地方政府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的一个“法宝”。地方政府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城郊农村集体土地改为城市国有土地，形成可供出让的“熟地”，然后采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招标、拍卖和挂牌方式出售。地方政府这种“圈地出售”行为，不仅导致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过热，而且也为地方政府引进外部投资和鼓励当地企业投资提供了土地支持，为企业投资过热提供了条件。因此，在没有解决地方财权、事权不统一的状况下，中央的宏观调控要求抑制地方的投资，实际上是切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性较弱，甚至部分地方政府还公然出现了违抗中央宏观调控的行为。
五、预期以及时滞因素对宏观调控效果的影响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市场主体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对象，受到调控政策的影响，但市场主体是有预期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预期在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前或者政策实施后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减轻宏观调控对其的不利影响。因而，他们对调控政策的预期和反应，制约着调控政策的效应与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政策的成功与否以及调控目标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不仅取决于调控主体（中央政府）， 还取决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与消费者的预期及其相应的行为，他们行为的依据是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然而，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而言，一定调控政策的实施对其利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市场主体的预期是调控政策对其有利，其行为调整就会顺应而不是抵制调控政策的实施。但如果市场主体认为调控政策对其有损，其行为调整就会抵制调控政策的实施，导致调控效应降低甚至失效。
在笔者看来，近年来中央政府的许多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注意到市场主体的合理预期能力，对于预期也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把政策作用的对象，即各类市场主体看作是没有预期能力，只会跟着政策指挥棒转。政策制定者往往认为，只要宏观经济政策就其内容来说是科学合理的，它就能发挥预定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信息工具的不断进步，信息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信息渠道不断增多，市场经济主体掌握信息的能力不断增强。有时，经济主体通过市场掌握信息的速度甚至比政府部门还快。此外，还存在着“信息泄露”的状况，某些宏观调控政策在出台往往在其正式公布、生效之前，就被网络等传播渠道散播出去。高层决策信息的泄露大大提高了市场主体预期的准确性，市场主体往往在政策公布之前就已经开始寻找“对抗政策”的措施，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因而市场主体的预期因素也是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
当然，近年来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也有来自政策时滞方面的原因。因为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投资领域的，而投资一般都具有周期长的特点。一旦项目立项，除非遇到强力行政手段的调控措施（如江苏“铁本”事件，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项目的投资将会在投资期内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这种时滞效应也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不过笔者认为政策时滞对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上述的其他方面的原因。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于如何解决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从制度改革入手，改变我国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
首先，要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缩小国民收入差距，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绝大多数国民，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启动国内的消费市场。其次，深化公共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过去之所以消费迟迟得不到启动，很大程度来自于公共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民众感觉未来没有保障，因而消费倾向较弱，而储蓄倾向强烈。深化公共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民众感到未来有保障，对于刺激消费，加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变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应该打破金融领域的“二元分割”，以及资源价格被低估的状况，减轻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避免人力资本价值的低估。
(二)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实行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要多样化，应该根据多种因素对官员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考核，增加考核指标。在经济发展方面，当然用GDP增长衡量政绩不可缺少，但同时应该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基尼系数等方面。只有综合考查，才能看到当地经济是否真正上了台阶，农民是否真正赋予，贫富悬殊是否真正缩小，等等。而且应重视社会发展方面的考核，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
(三)解决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
在税制改革上，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依法治税。在财政上，适当将一些税种划归地方，并且调整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上的瓶颈问题。而地方财政收入的解决，对于消除地方政府的支出约束，解决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注重民众预期
中央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预期，这样宏观调控政策才有可能发挥好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之前，应该充分调查市场主体可能产生预期，并对可能的结果提前进行评估。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市场主体“预期抗体”对宏观政策的抵消作用。此外，中央政府应着力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运行规则体系，致力于制定合理的法律和规则，而不是随意或是突然颁布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应具有严肃性和稳定性。
注 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相关数据计算。
②就业弹性，表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增长率。图2的就业弹性数据为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主要参考文献：
[1]刘 伟，蔡志洲．中国宏观调控方式面临挑战和改革[J]．经济导刊，2006（6）．
[2]易宪容．为何新一轮宏观调控效果不佳[J]．新财经，2006（10）．
[3]赵 晓，谭国荣．看不见的手打败了多只看得见的手――对当前宏观调控及房地产调控的分析[N]．开放导报，2006（6）．
[4]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J]．当代中国研究，2003(1)．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 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 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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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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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动向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经济调控的积极参与者。毋庸讳言，在现行体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利益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这一利益格局决定了地方政府往往是宏观调控的被动执行者，不少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会成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消解者”，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因无它，利益驱动使然。然而，今年年初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当多的经济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多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指向一致。比如，浙江省就明确提出，电力紧缺已向浙江省的经济结构敲响了警钟，浙江省的经济结构必须改变。这与中央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目标显然是一致的。上海、深圳等地地方政府近来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目标直指这些地方居高不下且不断攀升的房价，与中央提出的严控房价不断大幅度上涨的要求紧密呼应。这些迹象表明，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大多已经对中央坚决进行宏观调控的决心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不再把去年以来展开的各种宏观调控当作临时之举，去掉了被动应付的态度，而改为主动配合。这些迹象表明，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宏观调控措施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而且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不无好处。在这些认识主导之下，地方政府主动参与了宏观调控。
经济手段逐渐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本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应有之举。然而，对于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经济手段有时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本轮宏观调控刚开始时就是这样，一些经济调控措施出台之后，各地并不重视，依然我行我素。中央迫不得已，只得收紧银根，强制性地关停一批项目。近来，经济类的宏观调控措施已渐渐成为调控的主要措施。从中央出台的政策来看，有电力定价市场化的措施，有提高贷款利率抑制商品房需求过旺的措施；从地方政府出台的措施来看，有通过税收政策来打击商品房投机的措施，有通过经济手段引导投资方向以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有着浓郁的经济气息。这一方面说明了行政型调控手段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本轮宏观调控正在朝着更加合理的调控方式回归。
宏观调控的新动向值得关注。与行政型的调控手段比较起来，经济型的调控手段其作用更为持久，也不易反弹。但因为经济型的调控手段会涉及更为广泛的经济利益，其作用的范围会更为宽泛，也就更有可能引起一些利益冲突，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央行房贷新政策出台以后，对于如何区分正常购房者与投机购房者，有人就表现出了格外的关注。对于如何界定经济型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范围，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也就是说，相对于行政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言，经济型的调控手段虽然有其可取的一面，但经济型手段也绝非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手段。对于这一类调控手段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我们必须有所警惕，有所防备， 此其一。
其二，相对于全局来说，地方政府毕竟有其独有的利益所在。地方政府成为宏观调控主体之后，它们所出台的调控措施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不可能都与全局利益要求相吻合。如何协调全局利益与地方政府调控措施的矛盾之处，是地方政府成为调控主体之后，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也就是说，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必须要做到既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又必须更加注意解决这两个方面积极性的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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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我国宏观经济；具体形式；政策分析
我国总体的宏观经济来说，形式照以前来说已经有所趋缓，但是在这方面仍处于严峻的状态。一方面来说，我国的总体经济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但是上升幅度照以前确实有所下降，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的总体宏观经济处于一个平稳上升期。就就业形势一块来说，虽然形式已经没有如此严峻，但是随着每年毕业就业生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就业形势还会继续经受考验。另外我国在与国外的发达国家的合作上充分展示了我们的优势，我国的出口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因此结合各方面来说，虽然我国的宏观经济在逐渐的按照一定的幅度前进，但是尚且存在这样那样的严峻问题。
一、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式
（一）经济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上升速度有所下降
我国的宏观经济近些年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照前些年来看，我国总体的经济上升速度却已经有所减缓。据可靠的数据分析，在2008年时，我国的季度初总GDP达到近六亿六千远左右，在季度末时期GDP达到近10亿两千元，这样的涨幅已经算是很大了，但是在2012年，也就是四年之后，我国的GDP涨幅照之前已经有所下降季度初期我国的GDP在八亿五千元，而季度末期我国的GDP达到了十一亿三千元，照之前的涨幅有所降低。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总体宏观经济尚且处于上升的状态，但是上升的速率已经很明显的降低了，甚至有些年度趋于平稳。除了我国的GDP可以看出这一点之外，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也同样可以得出结论，自2008年至2012年期间，我国的居民消费指数有了明显的降低，季度初期的和季度末期的居民消费情况有了小幅的降低，而这样的情况几乎发生在每一年，降幅都十分明显。居民消费指数与我国的宏观经济情况有着很大的关联，从我国的季度或者是年度GDP亦或是季度年度的居民消费指数都能得出这一结论，那就是我国的总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但是上升的幅度却已近乎平缓。
（二）我国的就业形式较为稳定，但仍然严峻
我国的人口众多，尤其是每年的毕业本科生，更是达到了一个庞大的数字，所以，每年的就业难都成为了一个问题，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给就业生一定的福利，就业岗位也有所增加，但是却难以满足如此之多的就业生。现在，就业政策的开放暂时使我国的就业形式趋于平稳，但是事实上仍然十分严峻，在2010年，我国的总体新增加的就业人员多达一百六十余万人，就业难或者是再次就业不成功的人员多达二十万人，比2008年时期总数多了十五万人，而就业难的人员较二年前多达十万人，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完全从就业难的形式中脱离，相反的，我国的就业形势仍然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解决，去实现的一个目标。总的来说，我国的城镇人口就业难问题更严重，农村人口就业面狭窄，这也值得我们思考。
（三）我国对外贸易下降幅度增加
我国宏观经济的目标之一就是对外贸易，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国的宏观经济总体目标也不算实现，我国的对外贸易近些年持续呈现下降的趋势，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对外贸易下降幅度年年增高，对外贸易已然达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状态，在2008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值达到了二百七十亿美元，但是到了2009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值仅为2008年的百分之八十，达到了二百二十亿美元，这下降的幅度相比以前已经大大的提高了，不仅如此，我国的对外贸易减少，外国的对内贸易也减少，例如美国，英国，等一些其他的欧盟国家，他们近些年来受金融危机等影响，对我国的外贸投入越来越少，外企屡屡撤资，外商的生存一下子陷入了威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贸易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四）总体的消费增长速度较快，财政政策刺激起作用
对于总体的消费水平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通货膨胀期间，政府会采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减少货币市场上的货币流动量，并逐渐控制，使其回到正常水平上。财政政策应该起到督促的作用。在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领导下，我国的总体消费水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有着明显的提升，在2008年，我国的总体消费金额在三万五千亿元左右，而在三年后也就是2011年时，我国的总体消费金额已经达到了四万三千亿元左右，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这是以年为单位进行收集的数据，而以月份为单位进行收集的数据也充分可以显示出来我国总体的消费金额的提升，按月来看，2008年每个月的平均消费金额在2916万亿元左右，而在2011年有了很大的提升，平均每个月的消费金额达到了3500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四，这对于总体的消费金额来说是一个大的增长比例。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恰恰印证了我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刺激我国的总体消费增长。
二、我国的财务收入的总体情况
（一）收支平衡问题
在我国，社会的财务收入与财务支出之间的比例处于基本一样的状态，也就是说，我国的财务收入对于我国的总体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现在已经基本上趋于平衡了，其实，我国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是从盈余状态转变成平衡状态的，在十年前左右，我国还尚且处在一个盈余状态的。在2009年的时候，财政预算为一千八百三十亿元，照2008年涨了百分之十左右，而到现如今，我国的财政预算已经趋于饱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对于财政收支来说，地方理应以中央为基准进而确保财政收支符合标准，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只是一味重视地方财政收支的进步，没有意识到和中央的差距已然拉开。
（二）我国主要税费的收入
我国是一个税收大国，税费根据不同的征收对象分成不同的种类，针对流动资金则实施流转税，主要的流转税有增值税，消费税等等，针对经营销售和出口买卖则实施营业税，现在由于国家税收的进步，税法的改革，我国的营业税已经被取缔，营改增全面实行。其次，针对个人所得的财产要按项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企业则按照企业的固定项目征收企业所得税。针对这几项基本的税种，分析我国的主要税费的收入。首先，在2008年到2013年时期，我国的增值税收入经历了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之所以如此，与增值税的税率改革有着重要的关联，在2008年到2009年这一年的时间，我国总的增值税就下降了一点五亿元，占总体税收下降比例的很大一部分。除了增值税之外，收入有所变化的还有消费税，我国消费税经历的一个大的变化和改革就是燃油税的征收，随着燃油税费的征收，我国的消费税也在同比增长，在2008年的2月到4月期间，我国的消费税总体上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九左右，按比例计算约为一千二百亿元。按照目前的趋势，我国的消费税还会继续增长，消费税收入的增长比例十分可观。除了增值税和消费税之外，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也有一定的收入上的变化，在企业所得税上，国家针对一些小微企业或者是高新技术企业有一定的扶持力度，正常的企业所得税比例在百分之二十五，而对于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仅按照百分之十五征收，虽然如此，但是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始终与企业有关系，而企业的发展依赖于国内外的经济大环境，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如此广受关注，所以这也给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提出了新的要求，总的来说，我国的企业所得税不会有大幅度的变化，应该与以前年度保持基本的持平。与企业所得税相对应的是个人所得气体，据可靠的数据表明，我国在2008年二月到四月期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同比仅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三，这对于个人所得税整体来说变化不大，所以，对个人所得税来说，其还会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继续下去。
三、针对我国宏观经济学来说提出的政策措施
（一）具体的财政政策
现如今我国的针对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具体措施还是政策措施为主，主要政策措施还应该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财政政策要尽量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则要根据当然经济大市场的具体情况选择具体的宽松或者是紧缩政策。一般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具体的几方面。首先要满足我国当前的进出口的要求，进出口量要尽可能的接近，不能有较大的差距，当然还要与当前我国的国民收入有关系，根据国民收入的变化决定具体的进出口水平。除此之外，财政政策还应该考虑的还有就是经济市场的具体资本需求，资本需求不是随意设置的，应该考虑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当前的利率，一般来说资本需求随利率变化而变化，利率增加资本需求随之增加，而利率减小，资本需求也随之有所降低。这是财政政策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
（二）具体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应该在财政政策考虑的基础上，更关注当前的经济情况，如果当前处于通过膨胀阶段，那么应该迅速抬高物价，并适当的缩减人民币的流通量，推行利率市场化，把通货膨胀现象逐渐压制下去，而如果当前处于通货紧缩状态，那么应该刺激经济发展，刺激消费，可以构建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体系，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流通量，但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往往就能够迅速出现，所以要适度实施货币政策，否则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四、结语
我国宏观经济学的总体目标在于以下几点，就业形势放缓，经济总体上升，控制市场上的通货膨胀，控制平均物价，还有就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只有达到这些，才是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但是在一些方面仍处于严峻的状态，我国的总体经济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但是上升幅度照以前确实有所下降，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的总体宏观经济处于一个平稳上升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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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
一、引言
货币政策作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日益受到各国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视。在拥有成熟市场经济条件的国家中，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更为明显和突出。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前的近二十年内，世界主要经济体呈现出经济稳步增长、通货膨胀保持较低水平的特点，这一期间被称作“大平稳”（Great Moderation）时代，对此研究者普遍认为，较为正确和成熟的货币政策是实现“大平稳”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对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对此，各国纷纷开展了各种版本的救市计划，努力使经济尽快走出衰退的泥潭。这其中货币政策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随着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合理运用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其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大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也决定了我国在货币政策调控运用中需要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特点，综合关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中存在的多重性和调控机制的复杂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首要任务。这实际上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具体要求。在这一目标下，如何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综合利用利率调控、信贷规模管理等多种货币政策调控工具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成为货币政策制定部门需要关注的问题。
回顾近二十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实践，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全国在之后的几年内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在这一时期我国相应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下，我国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缓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部门受到了较大冲击，国民经济增长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我国在1998年之后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为稳健，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防范通货紧缩趋势的出现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巨大的推动作用随后几年开始逐渐显现，在以投资为主的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从2003年开始经济又重新出现了偏热的趋势，货币政策对此又重新进行了微调予以应对，但总的来说，在次贷危机全面影响我国之前的近十年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平稳发展的特点，货币政策调控变化幅度不大，总体保持稳健的态势。然而，随着次贷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陷入了衰退，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压力下，我国货币政策近几年的调控出现了明显转变：首先在2008年底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了大规模信贷扩张，扭转了当时宏观经济下滑的不利局面，然而随后国内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以及通货膨胀上行压力的出现，我国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稳健，试图在通货膨胀治理、管理预期和稳定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合理有效政策空间。总的来看，近二十年我国货币政策是在不断学习和吸取相关货币政策理论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时间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形势变化，合理选择搭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相应调控，其历史实践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
就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来看，可以大致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两种。其中，我国数量型工具主要包括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信贷规模的控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了利率调控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目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当中，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最为频繁，效果最为明显，同时也兼顾了利率调控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手段。其中，随着我国基础货币供给越来越多受到外汇占款的影响，国内流动性增加存在一定的被动性。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中央银行将商业银行体系内超额存款准备金作为主要的操作对象，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和位置，从而实现货币信贷调控的目的。此外，中央银行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对货币市场流动性进行调节。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方面，从我国利率政策来看，通过对存贷款等管制利率的调节来引导市场预期，进而影响市场利率走势。随着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建设的逐步推进，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为代表的利率市场化特征日益显著，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逐渐加强，利率市场化的微观基础得到了一定改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银行利用利率这一重要的经济杠杆，进一步强化了利率政策调控工具的运用，利率调控方式和调控机制更为灵活，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从汇率政策来看，我国于2005年7月实行了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2012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超过30%，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对于调节我国外部失衡、缓解外汇占款对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保持货币政策独立调整的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看，随着我国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推进。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然会综合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等多种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控。因此，考察这些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和作用的不同特征对于提高我国货币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有效性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在分析和探讨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并逐渐为货币政策决策部门所接受，这一分析方法的一个显著优点在于能够避免以往经济模型中容易出现的卢卡斯批判和动态不一致，因此应用该方法可以提高模型在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国内外研究中，Smets和Wouters（2007）、Chari et al（2008）、Blanchard（2009）、李春吉、孟晓宏（2006），许伟、陈斌开（2009）等分别采用此类分析方法对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为理解和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应提供了很好的帮助。鉴于该理论体系具有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和较好的实用价值，目前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开发本国宏观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其在政策效应分析、经济预测等领域的应用日趋广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以预见，未来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在经济管理部门进行政策制定、政策效应分析和经济预测领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随着能够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逐步开发和不断完善，该方法在我国经济政策效应的量化分析、经济发展运行中重要参数界定与测度、对我国经济未来运行态势的预测方面无疑将表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将考察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别讨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效应。在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内，系统性、规范化地研究和分析货币政策不同调控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运行情况的影响和作用。
二、我国经济DSGE模型的构建及求解
本文旨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对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经济运行情况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和探讨。本文建立了关于我国经济的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是基于新凯恩斯垄断竞争模型框架建立的，包括了多个经济部门：家庭、中间品生产者、零售商、政府等。目的在于考察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就金融调控政策而言，在这里主要集中分析货币政策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情况。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主要包括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两个大类，其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侧重于直接调控货币供给量的工具；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侧重于间接调控的工具。
在具体分析中，以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来代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的执行情况，以一年期贷款利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的执行情况。模型中所需要的其他经济数据包括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我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所有数据均为季度数据，时间段为1998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2季度。综上所述，本文将首先建立关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包括了我国家庭、本地企业（中间品生产商、零售商），资本品生产者、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和政府相关经济决策部门等，模型基本框架的建立如下。
本文模型中引入了两种货币政策工具，模型求解和估计时，分为两个线性系统分别进行。两个系统均包含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理性预期冲击，两个系统的唯一差异体现在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上。
三、模型参数估计、脉冲响应函数模拟
（一）模型参数的估计
1.部分参数的基本校准
2.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以上是基于数量型和价格性货币政策工具给出的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情况的模型估计结果。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参数，这些参数对于我们理解我国经济结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帮助和参考借鉴意义。此外，观察两个模型对同一参数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两者均较为接近，说明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二）模型参数的脉冲曲线模拟分析
本文基于以上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情况。限于篇幅，本文所关注的我国经济的重点有两个方面：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我国地区的通货膨胀（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情况。可以看到，当数量型货币政策（货币供给）扩张时，我国实际产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通货膨胀也出现上升。1%正向货币供给波动会引起产出大约0.8%的波动，其政策效应显著的持续期大约可以达到将近10个季度左右；与此同时，货币供给增加还会引起通货膨胀的上升，1%正向货币供给波动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上升近2.5%，并可维持较长的政策效应期。同时，货币供给增加对消费者消费、企业投资都有着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相对来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发现，当价格型货币政策（利率）提高时，我国实际产出明显的下降趋势，通货膨胀显示出现下降而后上升。具体而言，1%正向利率冲击出现时，我国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的下降，而后逐渐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利率政策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有限，然而利率上升可以使得产出出现明显下降，但其作用力度明显小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产出的影响，1%的利率正向冲击仅仅可以引起产出不到0.5%的波动。在消费方面，利率提高的增加会相应减少居民消费，显示了价格型政策工具在消费调节中的产生负向作用，使得消费水平下降，更多的消费预算可能变为居民储蓄。同时，利率的上升对投资的抑制作用也较为明显。
总体来看，就调控效果而言，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无论在政策效应的力度还是持续期方面均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此外，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效应并不理想，可以看到，尽管在最初利率的提高使得通货膨胀出现明显下降，但在随后的时间内，通货膨胀逐步上升并依然维持在正向的态势。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价格型工具对消费、投资的影响上，其作用力度也相对小于数量型政策工具。这说明，现阶段，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当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相比于价格型工具能够发挥出更大的调控效力。
事实上，受限于我国经济结构特点和金融体系发展的相对滞后，我国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中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的局面，外汇占款连续快速增长，基础货币被动投放，造成我国国内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张，因此尽管从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发展特点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相对更为有效，但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了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存在着一定的被动性。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受到我国人民币汇率调整逐渐趋向均衡汇率、经济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减弱和外汇占款增长放缓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有了较大的调整空间，独立性和主动性有了一定的加强，然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依然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就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来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我国微观市场主体仍然缺乏足够的市场化意识，事实上这正是我国金融体系发展不完善的一种体现。我国金融资源的价格体系长期存在管制现象，金融市场又缺乏足够的投资渠道，这造成了微观主体在进行决策时往往对金融市场价格变化不敏感，存在预算软约束、非理性投资等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必然要打上折扣，影响其政策效力的发挥。
四、本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的分析表明，从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经济的调控效果看，执行以货币供给总量调控为代表的数量型工具优于以存贷款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工具。事实上，我国经济近年来取得加快发展，其经济增长结构中投资拉动所占比重较大，这其中更多是以国有企业投资行为为主导。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等方面的原因，这类企业在融资、投资中对于资金成本（利率）并不敏感，对其影响最大的是贷款规模的大小。因此，当货币政策收紧，以信贷规模为代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这些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影响十分显著，相比之下，价格型工具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事实上，这正体现了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不完善，资本价格效应难以充分体现的现状。在当前金融宏观调控中，政策效应最为明显的依然是对信贷规模的管控。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人民银行多次提出将综合采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宏观经济调控。这说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将会有更多施展的舞台，其前提条件必将是我国利率市场的不断推进和完善，这也正是我国“十二五”期间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各项金融市场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初步建立起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利率体系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长期利率体系，利率市场化程度有显著提高，利率在货币政策制定和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种种证据表明，中央银行采用利率调控的现实条件在逐渐完善，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正逐步加强。
综上所述，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与我国经济发展与稳定息息相关。因此，密切关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化趋势、详细考察多种货币政策措施、工具的政策效应特征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较快发展时期，与之伴随的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资产价格波动（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和一段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的不断增强，应当看到货币政策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充分理解和把握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考察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对于相关政策制定、保持区域经济发展与稳定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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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6
从2004年开始，推动股票市场（包括A股和H股）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预期。
中国政府真正开始宏观调控是在2004年初，原因是当时“煤电油运”供应紧张，以及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致通货膨胀压力上升。
此后几年中，宏观调控政策不断重复。在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1996年以后的新高）而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出台的背景下，市场普遍预期2004年的增速将有所回落。但实际上，2004年的经济增速为10.1％，2005年和2006年更分别达到10.4％和10.7％，可以说一年比一年快。
因此，当年无论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观点都并不正确。经济增长不单没有着陆，反而是在加速。
在2007年前两个月中，经济增长又出现加速迹象。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8.5％，而去年下半年，工业生产的同比增长速度仅为15.5％。在今年前两个月中，出口和投资的同比增长率为41.5％和23.4％。3月第一个出炉的主要数据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达到了56.1％，比2月上升三个百分点，是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PMI当中的几个分指数，如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采购量指数，都达到6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基于年初这些强劲的经济数据，我们最近把今年一二季度的GDP增长率从原来的10.2％和10.5％调高到11.1％和11.5％，全年的GDP增速则从原来预期的10.4％调高到11％。当然，在如此高增长的背景下，政府将出台一些新的宏观调控措施，但假如通胀压力不大幅上升，那么基于前几年的经验，很多调控政策也只是走过场而已，抑制经济增长的效果有限。
从中短期来说，高于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对股市肯定是一个正面因素，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速和企业盈利的关系是正的。A 股市场对此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企业盈利对H股市场十分重要，因为海外投资者一般对盈利预期都有较精确的估计，上市公司盈利是否能达到预期，往往对股价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在经过年初一两个月的小幅调整后，H股指数最近已重新反弹，回到近1万点的水平。
这次反弹应可维持几个月的时间，直至宏观调控的阴影重临股市。从2004年开始，中国股市（特别是H股）的波动都有一定的规律，对经济政策的预期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除2006年，中国股票在每年初的几个月中都有一些上升，但并不太多。到接近年中（五六月左右）的时候，基于对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的恐惧，股市会有一个较明显的调整。到八九月时，当人们意识到政府来势汹汹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不外如是时，市场便开始每年一度的四季度反弹；在一些年份，如2003年和2006年，反弹得更是十分厉害。
从长远而言，这些需要大量投入来维持的超常规增长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则十分值得商榷。
首先，尽管宏观调控政策持续多年，但在许多方面，中国经济从2003年开始的“失衡”现象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反而出现恶化迹象。例如，2003年中国的GDP为13.6万亿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约为41％。在当时，这被认为是非常高的水平，而政府仍认为需要通过相关措施来予以压低。但到2006年，中国GDP上升到20.9万多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的升幅却更大，占GDP 的比例超过52％。这种高投资程度在近百年的全球经济数据中肯定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比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