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范例6篇

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

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影响

我国一直把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手段,根据各时期经济形势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己经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从中国财政政策实践来看,财政政策确实可以明显的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有效调控。但是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亟待我们研究和分析。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

(一)财政

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财政是政府的"理财之政"。"财政"一词,二层含义:1.从实际意义来讲,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它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其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2.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

(二)财政政策

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

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税收政策、财政支出、财政预算政策三个方面。

(一)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加以调节,如合理分配收入,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等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财政政策的作用下,税收是由政府组织的,可以筹集资金,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政府通过税收政策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将其合理分配应用于社会公共投资方面,不仅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且有助于促进我国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进程,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次,在税收政策的影响下,可以使私人将经济收入进行储蓄或投资,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有利于活跃市场经济,对推动经济增长有着卓越的贡献。

(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制定财政支出政策,能够进一步满足人们的需求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财政支出过程中,能够产生结构效应,可以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积极的调节性作用。经济建设、社会文教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占据较大比重,而经济建设尤多,二者与GDP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国家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对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相对较大,需通过财政支出政策加以调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社会文教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重要影响。由此可见,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

(三)财政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赤字、盈余、预算收支平衡是财政预算政策的重要组成形式,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

首先,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其影响力程度与赤字规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赤字弥补方式是尤为关键的影响因素。所谓的财政赤字,是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开支,通常以通过银行借款形式而弥补财政赤字。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得以增加,但是否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确定。所以,赤字弥补形式的有效,才能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影响。

其次,财政需求与供给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产生重要影响,财政赤字能够使财政需求结构加以改变,确不会使需求规模扩大。基于此,以国债收入进行弥补,如若能够合理控制此债务补偿模式,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扩张效应”,在规避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最后,财政预算政策中赤字,能够充分发挥着“排挤效应”,能够促进政府对经济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财政赤字发挥“排挤效应”,可以对政府投资中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行抵消,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

当前形势下中国需要财政政策是毋庸置疑的,而需要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可以从政策基调、政策的预期工具两个方面来分析。

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范文2

[论文摘要]:房地产作为现阶段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与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加息政策在管理好通胀预期和提供支持民间投资增长的宽松环境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人民币汇率政策在稳定出口增长与贸易结构调整和应对国际压力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众多两难问题,如政府投资和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格局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

[论文关键词]:两难问题,政策工具

一、当前宏观经济的“两难选择”问题突出

1、政府投资和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格局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

为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台了4万亿政府投资刺激计划,在出口、消费需求以及民间投资均呈现出萎靡态势的条件下,政府投资是本轮经济快速恢复的主导力量。从政府投资的领域看,主要是侧重“铁、公、基”等重工业领域,因此,2009年7月以来,重、轻工业增速差持续扩大,重工业强劲上涨成为本轮经济快速恢复的重要支撑力。

然而重化工业快速反弹却使我国长期以来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有所背离。第一,由于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其过快发展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挤压,投资消费比例进一步失衡,使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需求结构”进一步不协调。第二,重工业快速发展,二产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加强,各种资金、资源集中于重工业势必挤压了其他行业的需求,这使得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有所放缓,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供给结构”进一步不协调。

2、房地产作为现阶段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与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一直作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并且由于其相关产业链条较长,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2009年年中以来,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消费持续偏快增长,应该说房地产行业对本轮经济的快速恢复也发挥了较大作用。然而,房地产市场在宽松货币环境下,受到了投机客的大力热捧,直至“房地产新政”出台以前,我国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房价收入比也频频突破历史高点,房地产市场弥漫着浓重的投机气氛。

房地产信贷比重过高及房价持续非理性上涨不仅给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金融系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而且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目前,房价问题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高房价及住房市场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对居民的其他消费形成很强的“挤出效应”,影响消费需求的中长期稳定增长。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此时也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要贯彻中央关于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大量的投资项目将因此而缺乏融资渠道。

3、加息政策在管理好通胀预期和提供支持民间投资增长的宽松环境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

加息政策近期以来成为备受争议的焦点。自我国国民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逐步确立以来,关于是否应该加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应该退出的争论日益激烈。

综合考虑CPI与人民币存款利率水平,我国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这进一步加强加息政策出台的预期。部分专家甚至预言,如不尽快加息,我国将难以避免发生经济滞胀。

然而,一旦加息政策出台,又将有两个不愿看到的后果,第一,我国当前复苏仍然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民间投资的动力切换尚未实现,刚刚的“新非公36条”为民间投资提供了新的空间和领域,此时紧缩货币环境势必使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效果受到限制,也不利于投资结构的优化;第二,美国至今为止仍然保持历史最低的利率水平,这主要是取决于其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悲观预期,如果我国此时先于美国加息,扩大了中美利差,势必使国际投资资金涌入,不利宏观经济稳定。

二、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形成整体合力,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呈现出多重的“两难选择”问题,这无疑增加宏观调控的复杂性。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需要在更具有前瞻性、综合性、系统性判断的基础上,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强调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科学适时地进行宏观调控。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形成整体合力,继续巩固经济复苏形势,与此同时,审慎出台更为严厉的政策,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1、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形成整体合力,继续巩固经济复苏形势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发挥了积极的效果,当前应该继续落实好有利于经济复苏和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的政策措施,形成整体合力,使经济复苏的大好形势得到有效巩固。

第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安排使用好政府公共投资,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引导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加强流动性管理,优化信贷投放结构,配合“新非公36条”着力扩大对民间投资的支持力度。

第三,继续落实“国十条”关于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与此同时,鼓励房地产投资,扩大住房供给,尤其是保障性住房供给。

2、审慎出台调控政策,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在国民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确立之后,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实际上已经逐步转向“调结构、促转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为了管理好通胀预期、妥善解决好资产价格泡沫日益膨胀问题,部分宏观政策也出现了微调。主要表现在:

第一,投资政策率先退出,中央文件多次表示,2010年政府资金安排主要用于项目续建和收尾,避免“半拉子工程”,严格控制新上项目,防止重复建设;

第二,更为灵活和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年内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收流动性、启动三年期央票等;

第三,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打压房地产投机,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各项政策效果应该说比较明显,但与此同时,带有“紧缩”性质的政策也有可能对经济复苏形成一定影响。

以房地产新政为例,政策实施之后,一方面,成交量迅速进入“冰点”,房地产投资也大幅下滑,由此而引致的相关产业投资也出现下滑,并且部分相关产品过剩的局面更为严重;另一方面,A股市场连续大幅下跌,并且是以地产股和银行股领跌。部分国内外经济预测机构也纷纷下调了对中国今年增长预期。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未来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

尽管当前面临的情况极端复杂,但必须明确的是,未来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应更加突出就业目标的导向作用;通过投资结构调整和优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适度调控GDP增长目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释放空间

长期以来,GDP增速目标一直是宏观调控的核心指标,尽管在规划和计划中设定的指标并不算高,然而,各地方政府由于以此为政绩考核的关键所在,纷纷大幅超过预期目标。

在地方政府锦标赛式地“大干快上”模式下,势必导致投资作为主导、重工业发展成为关键、资源环境的约束被人为放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将难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对就业的拉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劳动者报酬的作用越来越低,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 政策研究 述评

Abstract:The research of the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bout private-economy had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economy. Recently,the research was mainly about the chagement and definition of the private-economy,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cy, the historical fact and historical evaluation, etc. Even though there had many performances, there had some defectes such as the non-integrity ‘s historical research, etc. We nee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KeyWords:private-economy the research of the policy the statement and evaluation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大以来,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毋庸置疑,这种变化与党的指导思想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近年来有许多的相关。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从研究形式上看,可以划分为历史发展过程研究和专题思想研究两个角度,具体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理论研究的方法来看,对基本概念或名词的界定是所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与探讨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名称也不尽相同,在相关的研究中也不能忽略了这种历史演变。

从“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建国以前,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不存在,当然不可能有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最终“消灭私有制”,因此,在党的早期文献中有关政策多是针对私有制。另外,由于中国经济还处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阶段,当时的经济形式划分主要为农业、手工业、工业,而工业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主要形式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当时党的有关政策与文献中只有资本主义经济而不可能出现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从近几年有关研究成果中出现的名词来看,对建国前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有关研究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等等名词,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历史的演变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我党对政治和经济的研究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是密切相关的,也是我们在今后的有关研究中应该加以注意的研究角度。

“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从词义本身来看,显然是针对“公有制经济”而言的,即除了公有制经济以外的所有经济形式,而从反义词的角度来说,与“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应该是“私有制经济”,因此,使用非公有制经济而不用私有制经济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经济领域新的情况不断出现,特别是涉及到所有制问题:各种新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涌现,如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等,使得对各种经济实体的所有制界定越来越困难。而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界对私有制这个名词比较敏感,因此,在所有制理论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以前,不能再简单地用公有制、私有制的形式来具体划分某一个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对非公有制经济则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界定的。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非公有制经济表述为:个体、私营经济与合资经济。其后的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一界定,但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时,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是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问题。

总体来说,众学者对“非公有制经济”含义的界定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持此观点者不同意把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民营经济,其理由是:一是中央没有民营经济的提法,提民营经济有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之嫌;二是民营经济内涵小而外延大;三是民营经济缺乏法律的规范,工商企业法只承认个体、私营企业。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具体地说,民营经济就是非国有、非公有制的经济形态。它的主体是个体、私营经济,但个体、私营经济不等于非公有制经济,还有中外合资企业的外资部分,混合经营企业重的私人经济部分,国有民营和集体经济私人承包、租赁的经济形式都属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第三种观点认为,从狭义上讲,人们习惯上把以个体、私营、独资为代表的经济活动称为非公有制经济。从广义上讲,所谓非公有制经济泛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范围内各类集体公有制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组织和自然人经济活动的总称。

(二)

现在人们通过改革、发展的实践和对十五大报告及新宪法的学习,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渐趋一致,但一谈到它们的社会性质,即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理论界仍是歧见纷呈,各执一说。

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其理由有两个,一是党的十五大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二是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公有制经济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史补充成分,二者都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二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从总体上来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具体来说则具有二重性和可变性,关键在于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地位与主体作用充分发挥,控制力加强。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第三种观点认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私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其理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在未来社会要着重建立个人所有制,未来社会就是指的社会主义社会。私人企业是私人所有制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第四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性的东西,哪一种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就依附哪一种所有制形式。

(三)

在史学研究中,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这里面不仅涉及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关系,还暗含有研究者的价值尺度和评价标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历史起点的选择和历史阶段的划分有多种多样,这说明在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思考上分歧较多。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就从哪里开始。因此,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研究显然应该以党的成立为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目前有关的研究的起点主要有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相应的历史分期也不尽相同,下面就以这两个起点为两大类,分别加以介绍。

关于建国以来我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变迁的历史阶段,有两段论、三段论、四段论、五段论等几种观点,而其中较为多见的是三段论。

其中一种三段论的划分方法是: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为对立论阶段,这一阶段强调绝对公有,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把非公有制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与传统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经济成分,因而急于消灭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致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所剩无几,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为补充论阶段,这一阶段由既不鼓励也不禁止到允许存在、加强管理,由有益补充到鼓励发展,表明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经进入了比较自觉的状态;从党的十五大以后为共同发展阶段,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把公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把非公有制经济由制度外引进制度内,这个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消除了我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顾虑和障碍,从而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保证。另外一种三段论的划分方法为:把1949年到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作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扶植、利用、限制”的政策;把1953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作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为第三阶段,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为“鼓励、引导、发展”。

两段论的划分方法为: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保护鼓励、根本改造到排斥消灭的演变,对国民经济起了促进、小挫、大锉、增速减缓等不同作用;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允许存在”、“鼓励发展”再到“共同发展”的演变,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四段论的划分方法是:1949年至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用和限制阶段;1953年至1956年为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造阶段;在1957年至1978年间,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而被消灭;1978年以后,我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又逐步得到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五段论与四段论的区别不大,只是把四段论的最后一个阶段再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而已,这里就无需详细介绍了。

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还有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三次历史性飞跃、三次思想解放等等角度的划分方法,但其实质内容与以上的观点大同小异、多有重复,这里就不一一加以介绍了。

(四)

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中的历史事实,指的就是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客观结果。这里面包含两大部分的内容,一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纲领、章程、政策、宣言,其中以各个时期的党章、每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为主线。二是党的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其中以三代领导核心的指导思想为主线。

众多学者用来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进行研究的历史事实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的政策上:一是以中共“七大”报告为基础,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于这一阶段,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是:由于我们党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充分利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使得我国经济稳定、迅速地发展。其中涉及到的有关政策有: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1953年《人民日报》正式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等等。这些政策的共同点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是允许它发展多长时间、发展到什么程度,却很难从这些政策中找到答案。二是以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为起点,以消灭私有制为主体政策,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在这一时期,尽管也有一些领导人在特定阶段实行了比较正确的政策,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党的政策是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而且确实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阻碍、起码是减速的作用,因此,几乎所有的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有关政策都是持否定的态度。三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这一阶段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党的有关政策非常丰富,涉及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等历届党的中央代表大会的报告,党章、宪法的修改,邓小平、江泽民等重要领导人的讲话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从理论层面上看,这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允许存在”到“有益的补充”再到“共同发展”的发展过程,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五大的有关决议和报告是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理论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研究的重点与中心。

(五)

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对其进行历史评价的问题,这种历史评价既是研究的内容与视角,又是研究的结论与结果,没有历史评价的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

在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发展史中,有两个阶段的政策是所有的学者有定论的,那就是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以后。文革期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占了上风,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为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实行了排斥和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认真总结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全面纠正“左”的错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的前提下,开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环节进行改革,逐步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推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重要形式,并在十五大实现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全面突破,给非公有制经济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定位。

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建国初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评价上,主要研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评价,另一个是对“三大改造”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实行过三种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正在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三者并存的运行机制;“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体制似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初级社会主义的雏形”,或者说“新民主主义就是初级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当前改革中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向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批评者则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仅从理论上看上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形式,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摆脱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50年代的“三大改造”与8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的两次重大转折,而这两次转折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是反向的。目前,对“三大改造”的评价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等多种不同看法。“基本肯定”的看法主要理由是将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三大改造”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与问题,分歧在于应该如何评价照搬“苏联的模式”,通过深入的分析不难发现,在“三大改造”的策略步骤方面具有较强的创造性,而目标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但即便是在对于这种照搬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等等方面评价的侧重点与结论均有很大差别。与此相关,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有三种:一是认为总路线的提出与实施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二是认为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认为这是战略思想的重大变更。还有的文章谈到,由于总体上忽略了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本质差异,从而缩小了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小生产改造的内涵,从而导致了工业化主体地位的否定。甚至有学者将这项思考上溯到百余年的中外社会经济思想史,认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没有摆脱民粹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

(六)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不难看出,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存在两个缺点:

一是缺乏研究的完整性。目前还未见到有将党的80年历史进程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进行完整分析与研究的论文或专著,特别是缺乏对建国前的有关政策的研究。可能多数学者认为,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较为密切,因此,研究重点只在于我们掌握政权、领导经济建设之后,忽视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样就使得研究缺乏逻辑上的完整性,对历史原因的挖掘不深刻、不彻底,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分析与总结的说服力不够。

二是缺乏理论上的深刻性。目前的研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对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发展过程的研究比重太低。这样就使得整个研究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只是机械地总结历史发展阶段、描述历史发展进程,使得各个历史阶段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难以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由此也影响到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或具体政策与思想的历史评价的客观性与说服力。

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该着重于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一是将80年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看作一个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过程,描述出政策发展的一个整体的历史轨迹,侧重于政策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充分展示政策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二是深入挖掘政策背后的历史原因、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充分展示历史背后的深层因素,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加以综合,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对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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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规律;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0590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依赖的两大基本政策,对实现宏观经济四大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两大政策应紧密配合,避免政策作用对冲抵消,以实现优势叠加和整体效用最大化。

1 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运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着共通性,这为二者配合运用提供了可能性。共通性表现在:(1)实施主体上,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经管部门,在政府确定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经济政策指导下,可从各自的业务领域开展工作,协助政府调控管理;(2)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上,分别通过国家财政收支规模和银行信贷规模,而两种规模的制定和实施均以货币为载体,一定时期的货币购买力又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因此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最终由这两大政策进行调控,二者都是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3)作用机制上,均通过政策工具变量传导,最终调整市场主体经济利益,改变居民和企业经济行为来实现调控目标;(4)终极目标一致,均应包括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各自的特点,决定了二者配合运用的必要性。二者的特点体现在:(1)作用领域上,财政通过税收、国债、公共支出、政府投资等手段调节社会分配,货币政策则通过信贷规模伸缩使得货币供给量变动来调节货币流通。(2)透明度上,采取何种财政政策是据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并及时了解政府预算收支表情况而定,透明度较好;而货币供应量指标只能从永久平衡的人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易掩盖经济矛盾,透明度较差。(3)调节的弹性上,财政政策工具(税收、国有资产收益、公债等)调节经济较直接,弹性差;货币政策工具(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则具有伸缩性、灵活性特征,对经济调节作用较为间接,弹性好。(4)政策时滞上,财政政策调整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内部时滞较长,但可控性强,外部时滞较短;货币政策一般由央行据经济运行实际态势自行调整,内部时滞较短,但其政策工具操作施加的影响向市场主体传递经过的中间环节多,外部时滞较长。(5)调节重点上,财政政策重在结构,货币政策重在总量。国民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总量和结构双失调,因此,两种政策必须配合运用。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经济政策配合运用的回顾与经验启示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运用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

(1)“双松”政策(1979-1984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央行体制刚建立,财政政策在经济运行中处于主导地位,总体上说实行“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搭配。

(2)“双紧”政策(1985-1997年)。1985年后,新的央行体制建立,确立了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货币政策也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具有其特定内涵和作用。该时期过度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也越来越明显,物价涨幅较高,控制通货膨胀成为主要任务。于是我国从1986年起实行紧缩开支和收紧银根的“双紧”政策,银行系统通过收回旧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使得社会总需求迅速收缩,稳定了物价总水平;财政部门通过增加税负,削减开支,增加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减少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压缩了社会总需求。

(3)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2004年)。该时期中国经济出现物质产品相对过剩和明显通缩现象,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现在的治理通货紧缩为主。此情况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着力稳定物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4)“双稳健”政策(2004-2006年)。连续七年实行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搭配,不仅刺激了经济增长,也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通缩阴影,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之后不久,我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苗头和结构失衡问题,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粗放式增长。2004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姿态同时,财政政策逐步由“积极”转向“稳健”。

(5)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2008年上半年)。2007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物价明显攀升,平均涨幅为4.8%,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加大,为应对该局势,从该年第三季度起,货币政策开始采取紧缩态势,第四季度继续收紧。全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货币政策及时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最终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这有效地抑制了通胀形势,CPI同比涨幅也在2008年2月达到高点后开始下行。

(6)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至今)。2008年,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发生汶川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美国次债危机加剧并于9月中旬急剧恶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美欧等国实体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外需迅速收缩。此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于2008年11月5日也迅速转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计划四年内中央财政投资4万亿,银行贷款预计2009年投放10万亿来保增长、扩内需,目前已收到经济率先复苏的效果。

2.2 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运用的回顾中发现规律

(1)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趋向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走势和变化。以上每一阶段实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方式,都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都是在对社会总需求、总供给及物价水平做出现实判断基础上选择实施的,因此把握社会总供求关系状况,准确预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对于我们选择合理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方式十分重要。

(2)“双松-双紧”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的效果具有局限性。只有前两个阶段采用了“双松”和“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方式,以后各阶段都是中性(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这也与“双松-双紧”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效果的局限性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①政策上的短视性。总体上我国在采取“双松”政策前,提出的目标和指标往往都是一年一定的短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将经济放在循环视野中考虑,之后出台的“双紧”实际上是以另一偏激手段对“双松”政策扩张后果进行的校正,易在“经济降温”时引发下一个“经济过热”。②政策目标上的单一性。“双松”政策的目标为加速经济建设,实现较高经济指标,刺激经济增长,后果往往是欲速不达,投资过度、财政赤字、货币失控、信用膨胀和通胀并存;“双紧”政策则主要通过压缩财政支出和控制信贷投放,较短时间内迅速纠偏,较大程度缓解通胀压力。但会严重损害经营效益较好企业的发展,造成人为损失。③剧烈的政策效应。“双松”后实行“双紧”政策,会使经济增长出现大回落,导致经济大起大跌。

(3)中性(稳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或是双稳健政策搭配方式,将会是更常见的、对经济社会运行具有长期良性效应的政策组合方式。随着以后经济形势发展,以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为主的“双松-双紧”政策因会造成较长期经济振荡,不利于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不符合政策调控初衷,将会较少使用。而中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或是双稳健政策搭配这种较温和的搭配方式,能避免对经济运行产生过度影响,同时还放眼长远,注重有利于社会公平、产业结构调整等长效机制的培育,将会成为更适用的搭配模式。

3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趋向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可概括为:(1)政策丰富多样、措施扎实推进。(2)出现积极变化,结果好于预期。(3)基础尚不稳固,任务还很艰巨。做出此判断的原因为:一是当前经济回暖可认为是政府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出现的短期反弹。二是目前金融机构贷款持续大规模增加,为政府增加投资提供配套资金支持、缓解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困难、为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提供相对宽松融资环境的同时,货币、信贷投放过快也存在一定风险。三是国际金融危机尚在蔓延,外需扩大仍需时日。四是我国经济本身正处在下行周期中,内外经济周期重叠和国内各种矛盾积累,可能会使这次经济下行的时间延长。因此,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是必要的。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实践及规律,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可以简单预测:短期内,外需收缩的趋势不会好转,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是当前我国经济调控的重点,除全力促增长外,“保稳定”也将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为此,今明两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趋向将会继续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抓住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缓和抵御外部冲击造成的不利影响,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并加大对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的保护和生活补贴,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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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公共政策 低碳经济 问题 对策

长期以来,世界气候灾难不断上演,雾霾、沙尘暴、海啸、山体滑坡、泥石流、土地荒漠化等频发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遭受了严重破坏。在生态环境发展方面,我国形势不容乐观,雾霾等生态环境问题促使我国政府更加注重通过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其发展已成为化解生态危机的必然路径。

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

碳的高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为了更好地应对温室效应的威胁,2009年12月7日,世界各国携手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联合国第十五届气候大会,在经过多方的协商之后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切实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相关原则,就全球长远目标、技术资金支持等减少碳排放的相关问题达成了诸多广泛的共识,目的就是在于促进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在生产生活中减少碳排放量。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发展模式,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第一,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也就是要求在生产生活中必须减少碳的排放量,避免碳的高排放给社会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为此,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改变那种碳密集能源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对高碳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有力的约束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看,低碳经济也就是必须降低单位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减少碳的排放量,通过碳捕捉、封存等方式降低碳强度,减少或者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

第二,低碳经济是相对于新能源而言的,也就是相对于那种基于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之间尽量“脱钩”,实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量之间的“错位”,在碳排放量得到控制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脱钩,破除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依赖。

第三,低碳经济是一种相对于人为进行高碳消费而言的,人为的高碳消费导致了人类生存发展中的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是自然生态已经遭受高碳经济发展的破坏之后实施的一种“自救行为”。为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还必须改变人们的高碳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人们进行高碳消费的偏好,减少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碳的消耗量。

综上,低碳经济是和高碳能源消耗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而言的,是一种从高碳能源消耗向低碳能源消耗的过渡,切实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自然环境,发展低碳经济可谓是人类的一种“自救行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就是要求减少生产生活中对碳排放的依赖,在减少碳消耗的同时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碳消耗减少或者得到控制的同时,不阻碍经济发展。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必然路径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国雾霾问题成为与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自2013年以来,雾霾时常席卷大半个中国,我国的雾霾问题不仅成为国内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而且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事件,成为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这不仅引起我国各级党委、政府乃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社会民众对此亦大为焦虑。人们普遍感到,雾霾问题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现实威胁,已经成为亟待化解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雾霾问题警醒我们,必须通过更加有效的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明确中长期减排治污、消除雾霾等可行思路,在公共政策的促动下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框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新京报》上撰文指出,治理雾霾问题与其他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必须紧抓机制与制度安排的问题不放,以经济杠杆优化市场资源的配置,使那些低效、落后、过剩的产能挤出去,由此引发出来一个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得到极度发展的背景下,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的资源被开采使用,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已经严重危及了人类的健康。同时,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使人们对石油形成巨大的依赖,目前全球油价的波动幅度较大,并且呈现出逐步上涨的态势,由此导致世界各国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该问题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基于此,如何实现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尽量地节能减耗、尽量降低废气的排放、更大力度开发可再生资源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化解生态危机的现实需要,是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路径选择。

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现状

2013年1月以来,北京持续多日的雾霾天气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关注,成为民众关心关注的重大生态环境事件,同时也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主要的污染物为PM2.5。面对持续的雾霾,政府呼吁市民不要到户外进行体育锻炼,尽量呆在室内,北京市还首次对施工和工业活动进行了限制,停止行使部分公车,要求学校限制学生的户外教育教学活动,政府面临更大的环境问题压力。近些年来,我国能源消耗的改善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国能源以煤炭资源为主,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人们大量使用煤炭必定导致空气污染。加之受到全球气候变换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损失,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现实危害。

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于2004年公布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对降低能源强度等节能工作进行了规划。此外,于2005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于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于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此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清洁发展制度等。然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许多现实障碍。首先,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制约了我国进入低碳领域的步伐,给我国的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保障带来巨大的障碍,大量煤炭的燃烧排放了较高的二氧化碳,给低碳经济的发展带来重重阻扰;其次,我国重工业的发展带来我国经济总量节节攀升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使低碳经济的发展更加雪上加霜;最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决定了现有的技术水平还无法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难以较好地实现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层面上和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政策存在效能不高的现象,甚至部分公共政策存在“失灵”现象。例如,在我国所制定的税收政策方面,多数仅仅考虑税种、税率问题,而很少考虑节能减排问题,缺乏将低碳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结合起来的机制体制。其次,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政策存在执行不力的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上级政策的执行,某些单位也因小团体利益而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好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而使我国有关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难以落实到位。除此之外,企业严格贯彻落实节能减排政策,必定使企业增加运营成本,企业对国家制定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有所抵触,也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效度、力度。最后,我国对发展低碳经济政策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完善,存在监控不到位的问题。按照我国现行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缺乏必要的强有力的能源监控机制。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成立了国家能源局和国家能源委员会,但是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的问题依然突出,缺乏集中、统一的管理与协调,政府及其公共政策的监管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

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存在问题的成因

当前,我国对低碳经济的发展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节能减排,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公共政策体系不够健全完善。目前,我国对节能减排举措高度重视,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还未制定系统的能源政策体系以有效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涉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也较为缺乏,无法满足当前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现实需要。同时,政策不严谨、相关政策缺乏可操作性等因素也影响了政策效度的良好发挥。

第二,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较为复杂。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具体发展经济之时,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极端重要性,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和政策推进节能减排的进程。然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环境较为复杂,尤其是相关政策的执行影响了地方政府、某些企业或者个人的具体利益,这些受到利益影响的主体在执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时不积极、不主动,甚至存在阳奉阴违、阻碍政策执行等现象,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执行环境的形成,直接影响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第三,监督制约机制缺乏力度。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要依靠中央政府制定有效政策,同时,地方政府还具体负责这些政策措施执行,地方政府也负责部分地方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当前,生态环境资源十分紧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执行能源政策的主体不够明确,某些能源政策由多个部门多头执行,而某些能源政策则缺乏执行主体,监督主体混乱和监督乏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具体的能源监督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通常以突击检查和行政管制为主,并且只有在出现问题时才注重开展监督,“事后监督”导致监督缺乏力度,成效甚微。

完善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

在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形势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作为新兴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够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基于此,政府应通过健全完善公共政策,制定长期的有效服务体系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其对策为:

第一,健全完善能源法律体系。通过健全完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世界上发达国家通行的普遍做法。比如,英国就曾经颁行了《能源白皮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美国也通过《能源政策法》、《低碳经济法案》等以法律的途径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能源立法分散于《煤炭法》、《电力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当中,不仅尚未制定统一的《能源法》,目前已经制定的涉及能源方面的法律也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尽快颁行《能源法》,并对现行法律进行修订完善,健全完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以更好地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第二,健全完善税收优惠措施。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不断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构建有利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体系。发展低碳经济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企业投入低碳技术必定大大提升生产经营成本,所以导致许多企业在投入低碳技术方面积极性不足,甚至极少数企业想方设法阻碍低碳技术在企业的推广。鉴于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决不能让那些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不利局势。所以,必须对目前的税收体制进行改革,对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而对那些造成相应污染的企业征收能源税、化石燃料排污费、碳税等税收,以税收杠杆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第三,健全完善财政投入制度。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切实加大国家财政对低碳经济的投入力度,不断健全完善财政投入制度。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积极支持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主要是以国家财政资金,对新能源的研究开发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资金扶持。稳步提高国家财政对科技工作者的福利待遇,使基层科技工作者能够安心进行技术研究开发。此外,对于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通过新能源新技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却增加了生产经营成本的企业,国家财政按照标准给予适当补贴。

第四,健全完善定价与采购制度。上网电价对新能源的应用、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紧密关联。按照目前我国的上网电价制度,对新能源的开发主要是采取固定电价。在通常情况下,对上网电价制度一旦出台就不会轻易改变,目的是为了保障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然而,国家对上网电价的制度,影响企业是否投入某个新能源项目,甚至在少数情况下成为企业是否开展某个新能源项目的决定性因素。为此,笔者建议,健全完善定价与采购制度,针对不同的项目确定不同的电价补贴方案,并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由政府出资向企业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购买。

第五,健全完善国际合作机制。低碳经济发展,不仅是某个国家的事情,目前已经成为国际性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目前,《京都议定书》等诸多国际条约对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等作出了相应规定,低碳经济发展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主动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积极加强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交流,包括在低碳技术、低碳政策等方面切实加大合作交流力度,积极吸收国外好的做法与经验为我所用,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

总之,当前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了许多公共政策措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经济已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通过共同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效能已经初步显现。但是,仍然不容忽视地存在着公共政策体系不够健全、监督制约乏力、执行环境复杂等诸多缺陷,需要我们通过法律、税收、国际合作、财政投入等方面综合施策,才能进一步完善相关公共政策,更好地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

【注释】

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范文6

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6)

13―0084―02

十月革命后,列宁结合俄国本国国情,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权建设的学说俄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将市场经济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并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尽管由于时代和当时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新经济政策最终流产,但这并不能掩盖列宁经济思想的光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产生与发展的同时,也吸引了一部分国外学者的注意力与兴趣。他们纷纷从不同的侧面与史料入手,探讨新经济政策对于当时俄国的意义与影响。即使以今天的目光去考量,这些论断仍然值得我们去深思。

对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探讨与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上半期,关于新经济政策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主要的材料是党的文献、斯大林的著作等,而且更加直观地反映在斯大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三个人对待新经济政策不同的态度上。

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正式提出前持的是反对意见,主要表现在对“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和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能否存在的理解上。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却截然对立。商品、价值、工资等商品经济概念在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时是不同的: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即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失去商品性质变成产品,价值也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工人此时领得的是社会劳动份额而不是工资,利润以及剩余价值也消失了。所以,过渡时期不存在商品经济。但是1921年春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使布哈林态度完全转变,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布哈林在《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中认为当时俄国处于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所以“增加产品的数量是当前经济形势的最高规律”,“保存、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形式以及社会化的大机器工业”,在增加产品数量的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发展趋势,防止蜕化变质。这时布哈林已经是完全赞同新经济政策。

托洛茨基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时就向列宁建议应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用征收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建立商品交换制度。可见托洛茨基最初是赞成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后,苏联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大量存在,城市耐普曼和富农出现。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上,托洛茨基主张对其进行压制,并纳入到国营范围内,使之国有化。《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托洛茨基考量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城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成分,对市场制度显得过于悲观。但是,托洛茨基最后认为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还得依靠世界市场。在《“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中托洛茨基主张“恢复我们和世界经济的物质联系……我们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状态,而纳入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中。”

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则较为复杂。1921年的《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中斯大林从战略、策略意义上分析当时战争结束后苏联国内外局势,得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可行,为了世界各国的革命和建立世界经济,应实行新经济政策。可见,这时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赞同只是作为一个策略家的谋略,并没有理论上的论证。1924年4月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商业的发展扩大了销路也扩展了工业,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顺利地解决了其他当前任务,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条件。1925年6月的《问题和答复》是斯大林对十四大后群众所提出的疑问进行的答复,指出要消灭农村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实行电气化计划,发展大工业,消灭城乡对立。1926年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中,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分成两个时期,以1926年为界,前一个时期以农业为中心,后一时期以工业为重心,现在应该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加强外汇储备,改革税制,干预粮食市场,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同时巩固工农联盟。1929年4月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中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允许了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使得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强大起来并向社会主义进攻。《大转变的一年》是斯大林对1929年工业、农业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从成果上肯定了要取消新经济政策。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可见,斯大林这里完全终止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态度上的变化是随着苏联当时经济生活的情况做出相应的策略上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从理论上、实际上来说都是必须的。

第二阶段:在俄罗斯建立后,学者们对于新经济政策研究的热情度依旧不减当初,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如何看待列宁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