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现状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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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现状范文2
[关键词]保险业安全 监测 预警 范式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73-07
一、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背景分析
(一)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国际背景
从全球范围看，世界保险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保费收入、保险密度(人均保费)、保险深度(保费收入／GDP)均呈上升态势(详见表1)。从保费收入看，1999年全球保费收入仅为2.324万亿美元，2004年快速增长到3.244万亿美元，实现了年均7.91％的增长速度，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远高于同期全球GDP的增长速度。从保险密度看，世界保险业保险密度从1999年的387.3美元到2004年的502美元，出现快速增长的局面。从保险深度看，1990年，世界保险业的保险深度为7.52％，2004年达到了7.99％。另外，从其年均增长率来看，2001-2004年间增长速度明显快于1999-2001年间的增长速度。
从世界各大洲保险业的发展态势看，世界保险业大格局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北美洲与非洲分居世界保险业的两极，亚洲的保险业发展在世界保险业发展中一直处于中间地位，其保费收入稳居世界第三，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均位居世界第四(详见表2)。尽管亚洲的世界排名并不特别靠后，但其保费总收入占世界保费总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分别为：26.7％、24.7％和22.7％)；同期，亚洲保险密度绝对值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远慢于世界平均水平，1999、2001和2004年亚洲保险密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9％、41.5％和38.6％，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呈拉大趋势；保险深度均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差距有拉大趋势。
从表2、表3数据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世界保险市场的区域性寡头垄断特征明显，即世界保险业仍然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亚洲日韩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表3中这些国家的人口仅为全世界的13.4％，但在2004年已经控制了全球86.2％以上的保险业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之一，在世界保险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很低。中国在2004年的人口是全球人口的1／5强，但其保费收入只有世界保费收入总量的1.6％(以不同标准的购买力平价计，分别占世界7％和4％)居世界第11位(以不同标准的购买力平价计，分别居世界第四名和第七名)，人均水平(保险密度)位居世界第72位(如以购买力平价计，世界排名会有所提前，详见表3)，在全球保险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微乎其微，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表2、表3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亚洲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已经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又远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中国保险密度仅是亚洲平均水平的1／4弱)。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差距更大，与位居第一的瑞士相差141倍，而瑞士的人均GDP仅是我国的32倍；与同在亚洲的日本保险业也没有可比性，中国人口(2004年)是日本的10倍，保费总收入不足其11％，其保险密度近100倍于中国的保险密度。
无论人民币按何种口径折算，数据对比都表明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与中国经济、人口的发展存在相当差距。
(二)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国内背景分析
像任何其它有关中国的研究一样，对中国保险业安全的研究也不能脱离对中国大国经济、转型经济、开放经济背景的研究。我们认为，对这些背景的研究是研究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宏观基础。(1)大国经济背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中国都是当今世界当之无愧的大国之一。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比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印度多2亿多人。仅这多出来的部分就相当于欧洲各国的人口总和。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指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由第6位晋升到第4位，2003-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0.4％，大大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4.9％的水平。2006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居第11位。从理论上讲，保险业发展水平与人口数量和一国财富问题呈正比关系，因为人口、财富越多，保险标的应该越多，保险业发展的空间应该越大。但就目前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现实来看，保险业发展水平与我国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当大。(2)转型经济背景。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国正在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配置机制为基础、以其他资源配置机制为补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我国的转型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的风险，而风险的存在是保险业发展的基础，此外，伴随经济转型进行的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需要保险业逐步成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3)开放经济背景。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放经济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自我保障的意识将不断增强，这些都将为保险业的发展创造前所未有的空间；另一方面，跨国保险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将威胁我国民族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
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国人对经济安全的关注程度在不断提高，产业安全做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织部分，自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保险业做为中国产业发展的“潜力股”，其安全问题也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一方面，在中国的大国经济、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大背景下，保险业的社会保障功能、资金融通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在减少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方面的重要性日益体现，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已经跟不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还出于初级阶段，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又使其不仅要面对国内竞争，还要面对来自世界级跨国公司的竞争。
二、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
(一)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
1．国外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国外对产业安全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波特为代表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他们认为产业安全是指当一个产业面临国外生产率更高的竞争对手时产业发展所受到的威胁；二是以布雷(burnell)为代表有关产业安全的研究，他们着重强调外资对一国产业安全的影响，他们认为一国产业安全主要是来自于跨国公司的威胁。
2．中国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中国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很快。从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的情况如下：以“篇名”为检索项，“产业安全”为检索词，实行“模糊”匹配，以1980-2007年为时间段进行检索，共得到记录586条。检索项与检索词不变，用不同
的时间段进行检索，仅2000-2007年就检索到记录534条。国人对产业安全内涵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控制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他们主要强调一国国内资本对本国产业的控制能力。第二种是竞争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产业竞争力才是产业安全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
截止目前，没有看到国内有关保险产业安全的专门研究，对中国保险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文献也很少，这一点可从我们的检索结果得以证明。从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的情况如下：以“篇名”为检索项，“保险业”为检索词，实行“模糊”匹配，1980-2007年期间共得到记录3298条，2000-2007年期间的记录为2274条。这说明2000年以来中国对保险业重视程度的快速提升。但是，对保险业竞争力的检索，1980-2007年期间仅得到记录30条，2000-2007年期间的记录为29条，对保险产业安全的检索记录为零。这说明对保险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
要研究中国保险产业安全问题，首先要界定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内涵。中国保险业是中国金融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概念的界定可以参照产业安全的内涵来界定，因而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业安全可以界定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保证有效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的前提下，中国国内资本对其保险业拥有适当控制力的动态过程。对中国保险产业安全概念的理解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把握。
1．中国保险业安全问题研究不能脱离国际经济一体化逐步深化的大背景。我国已经是WTO成员国，中国保险业安全问题研究不能脱离WTO框架限制。
2．中国保险业安全需要满足如下两个条件：(1)保险业的有效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相匹配。与一般物质产品的供给需求关系不太一样，由于保险产品是非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弹性很大，同时，保险业作为金融服务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服务业的一般性，即需求的诱致性，所以，目前市场上表现的需求未必就是其有效需求。考虑到保险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作用，考虑到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事实，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业的有效需求水平至少不应该低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即人均GDP与我国目前相当时的水平。保险业的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实际上的有效供给不足，即其有效供给不能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有效需求(供给)水平，则说明我国保险业处于不安全水平，差距越大，不安全程度越高。(2)中国保险业安全是个动态过程。
3．中国保险业安全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其供求平衡上，实际上是强调一个实际供给量与潜在的或需求水平的平衡问题。如果不能达到这种水平，即使国内资本对保险业的控制力达到100％，中国的保险业也处于不安全状态。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形态是本国资本在保险领域的控制力和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达到一定水平，低于这一水平，即使达到了有效需求水平，中国保险业也是存在安全问题的。中国保险业安全的核心是在保险业供求平衡的基础上保障本国资本在本国保险业中的控制力。
三、中国保险业安全的监测内容与手段
1．监测内容：监测是针对短期安全问题，主要涉及中国保险业的年度安全监测，具体包括监测预警和监测评估，其中监测预警是对中国保险业安全进行事前的预测性监测(是一种提前量的研究，即对未来一年内中国保险业安全所处状态进行的预先判断)；监测评估是事后的评估性监测，即直接对当年中国保险业安全状况进行评估。2．监测手段：分析影响保险业安全的主要因素一确定保险业安全监测的指标体系、安全底线及其安全区间进行数据的收集、汇总年初对监测指标进行预测对照确定的安全标准预警预警中国保险业年度安全程度年末将监测指标观测值与确定的安全标准进行对比对中国保险业当前的安全程度进行评价。
四、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一)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
1．立足于中国保险业安全本身的内涵与特点。一方面，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全球经济影响力正日益扩大，保险需求潜力巨大；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是WTO成员国，即不能违反WTO保险条款的各种要求，又要充分利用各种框架内的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安全成长。中国的国情、中国保险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把握中国保险业安全形势和建立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及提出应对措施的关键，也是将其区别于其它国家的保险业的重要依据。
2．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结合原则。构建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时，应注意各方面之间的系统平衡和各指标自身内部的系统结构，尽力做到评价指标体系在逻辑与评价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同时，根据保险业本身的具体特点，运用层次分析法将评价指标体系分解为不同层次，以便对其影响因素作更具体的描述。
3．代表性、独立性原则。中国保险产业安全主要研究保险产业的供求平衡问题和国内资本对整个保险产业的控制力两大方面，研究中会涉及到其它很多方面各个环节，涉及到的指标较多，同时，反映某一个典型特征的指标也可能有很多个，所以在选择指标时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关键指标。同时，指标之间要具有相对独立性，避免指标之间的过度的相互重叠和重复评价。
4．可操作性原则。我们着重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在指标的选取上，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指标要能准确、连续、及时地反映出中国保险业运行状况，而且根据现有的统计体系，该指标所需要的数据能够及时、完整地获得的。二是在指标的选取、指标体系的构建及保险业安全度的计算处理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既要能全面有效，又要能抓住主要矛盾，避免繁杂，简化过程，尽量使复杂的过程简单化，易于操作。
(二)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就笔者目前看到的材料来看，还没有人提出专门的有关保险业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前面对中国保险业安全内涵的界定和指标设置原则，我们设立多层次指标体系如下：一级指标即总体指标：中国保险业安全度(A)；二级指标即结构指标：中国保险业供给与发展的匹配度(B1)和中国保险业的产业控制力(B2)；三级指标即分析指标，共设7个指标，分属第二层次各结构指标，形成多层次指标体系，指标具体内容见表4。
C11保费总额：反映保险业发展的规模，其额度越高，说明保险的有效供给水平越高，保险业的安全度越高。C12保险密度：反映一国保险业以人口作为对比标准的平均水平，即人均保费收入水平，等于保费收入与总人口数之比，其值越大，表明平均水平越高，保险业的安全程度越高。C13保险深度：反映一国保险业以GDP作为对比标准的平均水平，即单位GDP的保费收入水平，等于保费收入与GDP之比，其值越大，表明平均水平越高，保险业的安全程度越高。C21中国保险业外资依存度：该指标反映中国保险业的生存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可以用当年年末国内保险业国外资本存量与产业总资本存量之比来衡量。外资依存度越高，风险越大，保险业安全度越低。C22中国保险业外资市场控制率：反
映外资控制的中国保险企业对该国内市场控制的程度，可以用外资控制企业市场份额与国内保险业总的市场份额之比来衡量。外资市场控制率越高，中国保险业发展安全受影响的程度越大。C23中国保险业外资品牌控制率：反映中国保险业国内市场受外资品牌控制的程度，可以用外资品牌市场份额与国内产业总的市场份额之比来衡量。外资品牌拥有率越高，中国保险业发展安全受影响的程度就越大。C24中国保险业外资利用集中度：反映中国保险业利用外资的国别集中程度，可用该国投资总额占保险业总投资额的比率来衡量。集中度越高，国内保险业受外资母国政府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发展安全受影响的程度也就越大。
五、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安全区间与警度区间
(一)中国保险业安全程度、警度的划分
兼顾安全度与警度的并用，可将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安全度划分为七种类型，由高到低分别是极高度安全、高度安全、中度安全、轻度不安全、中度不安全、重度不安全与危机。在中度安全以上，说明中国保险业安全处于无警区间；在中度安全以下，即在低度不安全、中度不安全、重度不安全和危机区间内，中国保险业安全将处于有警区间，我们将相应的警度区间划分为五类，分别为无警区间、轻警区间、中警区间、重警区间和巨警区间，对应的警度分别为无警警度、轻警警度、中警警度、重警警度和巨警警度。
安全度和警度区间的划分采用百分制，并设定不同的符号与之对应。具体解释如下：
极高度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90-100分；高度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80-89分；中度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70-79分；轻度不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60-69分；中度不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40-59分；重度不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30-39分；危机：29分以下。
与安全度相应，对警度的具体解释如下：
无警警度：对应于安全水平以上的区间。即得分在70分以上；轻警警度：对应于轻度不安全的区间，即得分在60-69分之间；中警警度：对应于中度不安全的区间，即得分在40-59分之间；重警警度：对应于重度不安全的区间，即得分在30-39分之间；巨警警度：对应于危机，也就是得分在29分以下。(详见表5)
对如上保险业安全类型、警度类型的具体含义说明如下：
极高度安全：用A符号表示。极度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等于或略小于有效供给且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有高度控制力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均在90-100分之间的状态。高度安全：用A符号表示。高度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接近有效供给且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有较强控制力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均在80-89分之间的状态。中度安全：用A符号表示。中度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到一定程度，但在安全区间且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有一定强控制力且在安全区间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均在70-79分之间的状态。轻度不安全(轻警警度)：用B符号表示。轻度不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且达到一定程度，但还不足引发产业本身或经济社会稳定性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已经低于应有水平达一定程度，但还在控制范围内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60-69分之间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中度不安全(中警警度)：以C符号表示。轻度不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且达到一定程度，且已经引发产业本身或经济社会稳定性问题，但采取一定措施可以解决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已经低于应有水平达一定程度，需要引起关注内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40-59分之间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重度不安全(重警警度)：用D符号表示。重度不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已经引发了严重的产业本身或经济社会稳定性问题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远低于安全水平，威胁到保险业安全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30-39分之间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危机(巨警警度)：用E符号表示。危机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远小于有效供给，已经因此而产生惶恐，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处于极低水平，威胁到保险业安全时的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29分以下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
(二)中国保险业安全区间的确定原则与方法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现状范文3
国际金融管理是社会经济结构稳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美国金融危机出现后，国际金融管理从金融危机的经济发展规律中，总结金融管理运行的基本问题，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发展，结合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应用变革中存在的不利变革因素进行分析，对未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发展提供发展新趋势，同时，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世界国际金融监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管理适应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结构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
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管理；法律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逐步与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管理的主要发展趋势。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变化较大，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改革，实现了新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适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了国际经济交易运行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稳定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管理环境，促使我国紧紧抓住世界经济运行发展趋势，稳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一、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影响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周期循环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支出比重大于收益比重，各国经济发展在房贷、存款人、消费者、投资者的经济利益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金运行状态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金融管理制度无法应用完善的监督控制系统进行资源应用监控，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运行发展状态处于“一边倒”的发展转台，金融投资管理风险性提高，社会经济结构的运行稳定性降低；另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交易制度处于架空状态，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进行简单资金运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合理运行是促进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的重要体现，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合理改革，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
（一）监管作用下降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管理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运行主要是以美元为核心的经济货币交易形式，金融危机后，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作用大大受到打击，世界各国经济交易的形式和交易结构也受到严重冲击，导致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行发展结构出现较大的经济管理问题，国际金融监管制在各国经济运行监督管理控制中的作用降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经济管理结构也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不同形势的货币汇率问题中的管理体系存在漏洞，世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处于不完善被动管理状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稳定流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经济管理主体单一
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交易平台的恢复逐渐形成全球化、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发展方向，金融监管体制在进行分析控制应用中的作用得到逐步拓展，但金融危机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经济管理制度，金融危机后逐步兴起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应用旧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与世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脱节，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因素，需要适度进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以适应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金融危机后，需实施金融监管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改革，引导不同经济结构的科学性变革发展，为稳定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三）国家经济管理比重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结合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传统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经济划分中资本划分的公平性较低，国家经济管理比重在国际整体金融管理中的公平交易保障性较低，社会经济交易的金融监管作用性较低，金融危机后，各国以国家经济利益导向的金融监管制度受到严重冲冲击，世界经济交易秩序处于逐步变革阶段，社会效益的重视程度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实现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当重新划分国家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比重，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全面性变革发展。
三、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广度延伸
从以上对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运行表现出来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经济趋势来看，对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变革。金融监管制度在管理上注重广度的延伸，社会经济管理中，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多元化的经济趋势，需要强化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范围，例如：金融货币交易结构进一步科学化分配，从国际交易金融债券等投资运行比重等因素进行分析，实现金融管理与国际金融交易同步变革，逐步拓展金融交易中资产债券的优化，拓展金融管理在多元化经济交易中的作用，发挥金融监管制度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法律结构逐步完善
国际经济交易在金融危机后趋于多元化发展趋势。实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经济发展是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物质保障，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结构及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逐步完善，例如：2010年，国际社会经济实施新资本主义国家协议，近年来，国际金融管理体制的发展逐渐从世界金融交易管理法等方面，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与国际法律制度的逐步融合。此外，实施国际金融监制度各国之间的监督管理，为世界各国经济提供了新金融管理引导，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执行提供了制度结构保障。
（二）金融监管制度的社会性提高
从世界经济变革发展的整体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完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注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实际应用，注重金融贸易双方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分析阶段，从单一的注重贸易双方的经济效益向注重双重效益的发展趋势进行变革发展。例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施国际金融监督管理中，注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加强不同国家经济交易的公平性和社会效益，进一步优化不同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共赢。例如：亚峰会议等地域性经济金融发展的共赢长远战略合作，推进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此外，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全面性改革与创新，实现例如买卖双方经济效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实力的综合性应用，从而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调节国际整体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国际公平交易新金融环境的建立与完善。
四、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经济交易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相关法律制度的分析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性发展，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结构，适应变革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现新常态经济结构下不同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一）金融管理理念的全方位
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下，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推进金融投资管理理念的全方位发展，结合国际经济金融管理的基本运行发展趋势，应用多元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理念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积极防范我国金融投资运行管理的风险，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相结合，例如我国经济管理实施自由竞争为主体，国家运行宏观调控，国家经济金融交易要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新趋势入手，积极做好我国经济运行投资的国际投资合理化管理。
（二）金融管理风险意识
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变革，促使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的风险意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对我国金融管理的作用分析，主要从社会经济中受到的后期影响进行分析，加强国家经济金融运行的风险管理。例如；金融管理对国家内部金融管理、债券投资管理、房地产管理、信贷应用管理等多方面的资产管理，结合国际经济运行发展情况及国家内部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分析，优化不同形式的经济管理比重，推进不同经济管理结构的科学性发展及不同形态的经济管理模式综合性发展。例如：我国实施金融企业新型资本运行协议，合理应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进行国家经济内部管理形式的逐步优化，从而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企业的风险意识，实现我国金融管理的科学性发展。
（三）合理应用国际金融关系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完善，一方面，将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发展新趋势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充分应用金融危机后，逐步完善的国际经济新环境，应用完善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保障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交易结构中的利益，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发展与国际金融交易发展之间相适应。例如；我国开展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发展金融交易管理，可以与人民币交易汇率稳定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控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新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保障世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整体经济结构趋势，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危机过后重建的改革重点进行分析，推进世界金融管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发展，为建立相对完善的金融贸易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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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潘静．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西南财经大学．2014．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现状范文4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现状范文5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现状范文6
目前，我国船舶市场面临着经营发展的诸多考验，商品销售领域的困境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同时困扰着船舶市场的发展，因此，对当前传播市场的发展困境实施全面的分析研究，并且制定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是保证船舶市场在新时期得到良性发展的关键。
我国船舶市场所面临的具体困境
经济危机引发的船舶市场经营困难。目前，我国很多船舶企业的经营发展面临较大的困难，首先，一些船舶企业如果不接纳新的订单，则必然被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所淘汰，而创建新的经营渠道则会产生经济效益的亏损。造成这一困难的主要因素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领域的影响。虽然我国拥有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较为有利的宏观调控机制，但是，船舶行业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商品资源的转移，并不能受到我国经济政策的全面关照。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速度不断下降以及对清洁能源使用的增加，使得对石油等能源需求量不断减少，造成船舶特别是海工产品订单越来越少.造成一些经营海工产品的单位，很难凭借原有的海洋钻井取油的方式实现海工产品生产效益的提高，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持久维护。在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境外对我国生产的工业产品出现了需求量降低的问题，而我国现有的供给侧改革也使得我国船舶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得到了一定的遏制，这就使得船舶行业面临着价格较低的问题，难以凭借现有的经营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船舶企业在进行常规运营的过程中，需要在船舶的建造和维护方面消耗过多的资金，这就使得短期经济效益非常容易对船舶制造和运营构成影响，也使得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船舶行业面临经营活动的较大不确定性。
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对我国船舶行业的影响。欧美国家的工业生产领域已经具有的一定的饱和特点，造成了整个世界对石油需求量的减少，目前，石油价格正处在不断下跌的状态下，另外，海上钻井取油海工产品往往成本很高，这就必然使得船舶特别是海工产品订单越来越少。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很多在世界经贸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对船舶行业产生了影响，这就使得船舶行业很有可能出现经营秩序的变化。另外，世界范围内目前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期待，也使得很多国际性公益组织在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对我国的船舶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目标型船舶建造标准（GBs）》的提出，就使得我国一些不具备新型船舶建造能力的小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危机，如果不能对现有的资本运营模式进行调整，则很有可能在巨大的压力下出现破产问题。
与船舶行业相关的其它经贸领域存在经营不景气问题。目前，我国很多工业生产领域由于发展过快和投资过高，出现了技术管理工作领域的一系列问题，这也使得我国工业专管部门对于工业生a质量检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船舶行业的基础性制造工业出现了运作成本过高的问题。此外，船舶的修理维护工作也容易产生过高的经济成本，这就使得船舶经营企业需要在经营不景气的船舶维护工作领域继续支付更多的资金。还有些船舶企业必须保证船舶维持在稳定的运营环境中，因此，在外部环境不利于船舶企业提升经营质量的情况下，船舶企业必须依旧保持着原有的船舶运转规律，这也使得很多经济成本的支出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效益回报。
当前船舶市场困境的具体对策
优化现有经营体制。首先，船舶企业需要将自身的经营结构调整工作纳入经营活动的范围，并严格根据国家调控经济危机状态下经济体制的相关政策，对自身的经营模式实施必要的转型升级，使船舶企业的经营体制可以更好地适应新时期船舶行业的发展要求。要加强对我国供给结构改革政策的关注，充分认识到船舶行业基础性产能过剩问题的严峻性，以便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制定更加完善的经营活动策略。
提升对世界经济秩序的适应程度。在进行船舶企业经营模式改良之前，需要对船舶行业当前的市场需求问题和单价金额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使所有参与船舶企业经营模式改良的成员都能深切感受到适应世界经济秩序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要从人工成本的角度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环境分析，并将分析结论作为未来国际市场变化情况的预测基础，使世界经济秩序能够在准确的判断之下进行合理的应对措施的制定，增强船舶企业经营策略设计的合理性。要加强对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关注，以便按照我国政策的导向进行船舶企业经营策略的调整，使船舶企业能够在较为顺畅的市场环境中度过经济危机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