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1
[关键词]国际经济协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2-0075-05
一、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经济现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财政收入绝对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且增长的速度不算慢，但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对数来看，则是 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开始加快。因此，根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划分，中国财政运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1995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阶段是1996年至今，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约1.89个百分点；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为22%左右①。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积极的，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有利条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活力迸发；财政金融运行稳健，调控回旋余地较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一是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受外需明显减弱影响，出口面临的困难加大。刺激消费的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消费增速稳中趋缓，新的经济增长点需加速形成。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在“八连增”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难度较大。“两高”行业扩张依然偏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科技创新仍面临制约。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日趋尖锐，节能减排形势更趋严峻。三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2012年需求拉动和2011年价格翘尾的影响虽会有所减弱，但劳动用工、节能环保等成本上升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国内部分农产品供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亟待理顺，加上全球货币流动性仍比较宽松，物价上涨的压力较大。此外，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复杂，经济金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总的来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但面临的形势将更为复杂严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时，“十二五”规划中有些重大项目需要开工，已经开工的项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重点领域改革等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近几年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始终注重通过加强财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目前我国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还处在安全的区间。综合分析，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本质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政策主张。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国际经济协作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近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要继续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和转移性支出，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通过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消费。
第二，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十二五期间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增加以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促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加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安排好这些公共投资，既扩大内需，也为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综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完善增值税制度，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顺利推进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动节能减排，促进科学发展。对住房转让环节暂定减免一年营业税。进一步提高纺织、服装、石化、电子信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多次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国在编制国家预算的时候，始终注意加大对民生财政的支出。压缩一般性的支出，重点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出，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创新，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国家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五，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家需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推进自主创新，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继续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加快建立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落实各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地区区域发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1. 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2005年，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发出通知，下调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涉及很多“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此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有利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贸易顺差。这次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费品的出口退税，另一方面提高了装备工业、高科技产品的退税，由此有望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过多依靠价格优势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局面。
2. 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扩大进口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促进贸易平衡的重要举措。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为进口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支持，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的限制措施。进一步优化进口国别和地区结构，积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②。我国政府应立足于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口商品结构这一目标，对所得税和关税领域的某些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如取消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面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两税合一”；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对民族经济的拉动作用灵活调整所得税税率；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适当调整进口关税的行业结构等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11个月，中欧双边贸易总值为3，929.4亿美元，增长22%。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③。
三、国际经济协作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协调的大背景下，随着商品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健运行，还应当促进更有效的国际经济协作机制的建立，应对来自于外部的冲击。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可划分为七个阶段：
1. 从1979年至1992年
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
2. 从1993年至1997年
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
3. 从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中出现的贷款、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4. 从2005年至2007年
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标出发，中国在2005 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双稳健”政策延续至2007年，当年第三、四季度，通货膨胀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个月通胀率分别达到6.5%、6.9%、6.5%，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9%。由此，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超过经济下滑的担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抵御通胀的必需手段，面对当时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过热风险和不断增加的通胀压力，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向“从紧”。
5. 从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开始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年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6. 从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恶化与扩散，已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通货膨胀的压力迅速缓解，预计第二年经济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经济下行风险。基于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宏观调控的基调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经济政策相应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7. 从2011年至今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回升向好，工业生产强力反弹，国内需求强劲，三大增长动力协调性增强，经济发展总体上呈“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表示，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消费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综合因素影响下，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预计GDP全年增长速度将达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将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转入稳定增长阶段，总体策略是“审慎、灵活、积极、稳健”八字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④。
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进，我们可得出以下启示：一般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在运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应选用另一种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运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固守一种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适应变化的形势而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经济形势是稳定的，也不能一成不变的长期使用某一种政策，否则往往是正效应递减，而负效应递增，不仅不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而且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特点，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二）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建议
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
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产生政策效应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根据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响经济运行，调控效果更为直接、力度更大。但长期采用，容易引起过度赤字、贸易逆差和挤出效应。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具有灵活性、伸缩性的特征，可以频繁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复杂，政策传递带有时滞，其作用发挥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应用，既要区别开来，又要配合使用。
2. 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汇率机制是否完善，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已经成为共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应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进，而且，要与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结构改革密切配套进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丧失和经济成本加大。
3.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之一。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要进一步加快国债市场发展，改革国债发行交易制度，建立统一的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增加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空间和灵活性以有效控制货币信贷的扩张；在现有资金市场的基础上，组建由中央银行调控的资金市场系统，包括短期拆借市场、融资券市场、短期票据市场以及贴现市场等，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市场工具调控金融市场提供基础，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
4. 建立和完善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宏观调控体系
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规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5. 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发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四、国际经济协作下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用的经验总结
财政政策与货币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采取何种搭配模式，主要取决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还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定宏观调控的重点选择。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启动经济的扩张性政策中，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但在经济增长偏快和过热时，应以货币政策为主，同时财政政策应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总体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不存在固定模式，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在一定的宏观目标下，相互配合与协调。确定合理的政策搭配模式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其难点不在于特殊时期的处理方式，例如在金融危机、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时期，财政货币政策都要促进经济扩张或者紧缩，因而方向一致，争议不大。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在经济基本平稳运行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合适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般而论，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保持适度稳定，避免给经济带来过度扰动。总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财政政策并不适合用来进行短期的总量调控，而应当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应致力于培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货币政策也应致力于创造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货币环境，在长期中，货币政策应当保持中性。对于短期的经济流动，可以采用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控，但也需保持谨慎，避免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产生不利影响，抑制甚至破坏市场自调节功能。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确保进出口贸易稳定增长 坚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人民日报。
③ 数据来源：《2008年前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呈现7特点》，中国海关总署网站。
④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中国经济蓝皮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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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 the Application between Fisc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Hu Shaoyu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College， Wuhan 43007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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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政策;政策重心;政策效应;政策完善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心转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适应各发展阶段的具体社会经济形势,进行了三次大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根据区域政策重心的不同,可以将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
(一)以经济效率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为了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总结建国以来区域发展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区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突破了原有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的束缚,充分认识到由于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投资效率等因素的差异,及资源因素的约束,认为全面均衡发展的状况不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实现,以及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认为按照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区域的发展也应该是有层次、分阶段逐步进行的;认为在现有资源前提下,就应该先行发展具有绝对优势、具有相对优势且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门,优先发展那些具有较强增长优势的地区,以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区域共同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在1978-1990年实施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的区域政策重心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并以提高国家经济综合实力、追求经济整体增长效率为目标,全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及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地的梯度开放布局,对东部开放地区形成了与区域布局相对应的投资倾斜政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政策和优惠扶持政策。
(二)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发展阶段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促使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差距逐步扩大,梯度转移的区域发展战略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内陆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的贸易关系而产生的新的机遇,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的不足迫切要求我国加快中西部的资源开发,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日益严重等问题,使得中央政府在考虑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公平问题。所以,1990-1999期间,在促进沿海地区在继续发挥其增长优势的同时,国家加快了对中西部的开发开放,形成了沿海、沿江、沿线的经济格局。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这三大轴线的经济布局促进内地的经济发展,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以此为标志,区域政策的重心由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式发展演变为“以东部带中部及西部”的轴线式发展模式。
(三)以注重公平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仍然在逐步拉大,解决东西部的差距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立足点,区域政策的重心必须放在区域之间的公平问题上。注重公平的发展阶段经历了西部大开发(1999-2003年)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年至今) 两个时期。从“九五”开始,中央把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1999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注重公平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正式启动。以此为标志,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实现了第三次转移。2003年10月,我国正式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2007年8月,我国又提出了建立东北经济增长极的规划,中央希望通过聚焦区域的发展,实现参与国际竞争与提高国际竞争力及降低区域差距。至此,我国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区域开发格局。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效应状况
我国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所执行的区域政策整体效应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等方面,其中又以经济增长作为区域政策整体效应的主要评价指标。
从经济总量上看,我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及相应的区域政策,应该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都在50%以上的水平,并基本上保持上升的态势,从1980年的51.13%逐步上升,到2006年达到60.00%。与全国经济增长的水平相比较,东部沿海地区基本上快于全国的速度,进而保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8%左右的经济高增长速度,使得中国经济总量与整体实力逐步提高。与此相反的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比重基本上出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中部地区,从1980年到2006年之间,下降了7个多百分点,西部地区也下降了1.8个百分点。
从改革开放到1999年之前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是经济增长或注重效率,非均衡区域发展政策在促进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差距不断拉大。1999年后,区域发展及区域政策重心转向西部,西部地区投资和经济加快增长,到2002年底,西部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978年的22倍,但是2001年和2003年间差距增长率的上下波动,再次说明在区域政策效应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在影响区域差距。如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有效地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这对东部沿海地区来说,无疑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利好消息。但对中西部来说,可能会再一次拉大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过,这种差距增长率再次拉大的经济现象符合萨拉—艾—马丁(sala-i-martin,1996)的“条件收敛”模式,即在区域经济增长路径中,某些外生因素的突然变化很可能会暂时地影响增长趋势,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所考虑的因素却最终会把经济增长重新拉回到收敛的路径上来①。至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没有明显地缩小区域差距,区域经济伴随区域政策的执行,其差距在继续拉大。
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政策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明显的效应,这时的政策由封闭转向相对开放,建设的重心由内地转向沿海,东部沿海地区在国家区域政策的支持下,凭借其良好的自然区位优势和经济社会基础,积极利用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流入,带动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东部沿海区域的极化效应,在提高就业率和增加人均收入的同时,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从而为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区域政策极化效应的取得,主要归功于政策支持和区位优势两大因素。
首先,中央政府制定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为外生变量,有效地增加了该区域的资源供给和来自海外的各种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沿海极化区域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前,与内地相比,沿海地区的自然资源比较匮乏,很多生产资料都要由内地供给,而当地的需求又不大,市场规模小,经济发展缓慢。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大量海外资金、先进技术和外资企业进入东部极化区域,使得该地区的发展资源相对丰富,市场规模也明显扩大,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而在微观层面上改变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
其次,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日趋优化的地理位置不断降低了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增加了该区域的比较优势,为该区域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再加上该区域内原有的产业经济基础,使其能够很容易地接纳外来经济并与之融合,形成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不论是以纺织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还是以电子信息与生物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产业聚集区域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就为该区域极化效应的持续发挥,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第二阶段区域政策在于促进形成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关联互动机制,有效消除极化区域和非极化区域的经济差异,进而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遗憾的是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处于本省或本地区内的封闭式循环,且由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不能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体系,两者间也就没有形成较好的扩散效应及产业关联效应,东部对中西部发展的带动力不强、辐射范围有限、作用效果不大。该阶段区域政策效应不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府对区域发展特征和发展阶段认识不足,造成区域政策工具单调和创新不足。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区位差别明显,不仅仅表现为因远离海港而带来对外贸易运输成本的不断提高,还表现为经济不发达而带来人口规模小和市场分散,也表现为历史和传统所造成观念和制度上的差别。由于区域政策工具没有出现因地制宜的创新,仍然沿用东南沿海地区开发中所采用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虽然政府希望通过政策导向作用来吸引资本和企业进入中西部地区,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但是对于以追逐利润为天性的资本和企业来说,当中西部地区难以提供和东部沿海地区同样的机会,甚至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时,他们不会进入,更不可能在这些地区集聚,这样就很难在中西部地区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第二,区域政策的实施没有形成区域互动发展机制,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关联性仍然很低,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难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客观上虽然存在梯度转移理论,但是在经济实践中,如果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悬殊,梯度相差太大,或者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那么实现产业转移就很困难。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无论是需求方面还是供给方面,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依赖性不是很大,仍然主要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发展“以进带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外贸依存度非常高。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也只处于向工业化中期过渡之中,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区省份还都处于工业化初期,市场需求小,人均收入低,区域间经济发展落差较大,产业转移的客观条件难以满足。同时,根据行政区域划分而形成的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没有形成真正的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相关的组织机构。虽然中央政府在进行宏观层面的区域发展调控,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因而作为协调者的中央政府和执行者的地方政府之间必然会进行利益博弈,中央政府就难以做出连续一致的正确抉择,也难以及时准确地评价区域政策效应,从而导致在大的区域范围内难以形成有效分工、协作和共同接受产业转移。所以,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不但缺乏客观层次的产业基础,也缺少主观层次的制度基础。
第三,区域政策的作用对象不明确,中西部地区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的增长极。中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和自治区,幅员辽阔,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的差异也很大,不仅区域协调中存在困难,即使产业发展规划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因而区域政策无法集中到具体特定对象,执行特定政策,反而会由于目标区域过大而削弱政策工具的影响,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由于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在如此大范围内执行区域政策,也会在财政转移支付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区域发展资助过程中出现“瓶颈”现象。因此,如果不对中西部区域范围进行更详细的认识和划分,就无法在短期内出现并形成带动区域发展的“结点”,区域政策就没有明确具体的作用对象,区域经济增长极也就难以形成。
以注重公平为重心的区域政策演变,目的是为进一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提高全民福利水平,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公平问题。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其经济增长模式正处于一种类似内尔森式的低水平均衡之中,即使整个西部地区有很强的“后发优势”和区域政策支持,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和走出“贫困性循环”,进而赶上或者超越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效应并不十分明显,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区域政策刚刚推出,其效应也不明确。但与广阔的中西部相比,东北地区不但地理位置集中,而且有着良好的经济区位优势;不但自然资源蕴藏丰富,而且工业基础和交通设施也相对比较完善,高品质的人力资源也相当丰富。只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认真思索和正确定位,再辅以国家区域政策的支持,东北地区会很快形成新的增长极,实现经济的再次腾飞。
从上述区域政策整体效应的分析可知,我国区域政策能够在整体上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但是,区域政策的制定要注意每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自身规律,在按照市场规律促进发达地区产生“极化效应”、形成“扩散效应”的同时,要积极培育不发达区域自身的产业,从而更好地增强梯度转移效应,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四、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区域政策整体效应的分析表明,中国区域政策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要有效缩小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异,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区域政策。
(一)加深区划认识,突出区域特色
适应区域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实行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但是即使是省份个数最少的中部,其地域范围之大也足以使任何区域政策难以奏效。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我国目前的区域发展问题不仅仅表现为东中西部差异,还有每个地带内部的区域差异和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我国区域经济问题呈现出内外双重差异的复杂性。因此,我国对区域经济地带应作进一步的细分。在行政区域、经济区域和自然地理区域的基础上,以融入世界经济为大方向,结合我国经济整体布局,明确地突出各区域的功能和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由于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没有形成合适的着力点,而大面积的“撒胡椒面”式投资更无法形成真正的“增长极”,必须在西部地区内进行更深层次的细分,确定出合理的增长点,带动形成增长极,实现由点到线、线到面、面到网的层次开发战略,充分促成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
(二)全面系统地制定区域政策
由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②,我国在进行区域政策制定时,不仅要考虑问题区域的振兴与发展,更要从全局出发,按照系统的观点考虑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衔接和技术及经济效益外溢。只有这样,产业间关联推动效应的可持续发挥才有强劲的动力,中部地区才能真正起到连接东西部经济发展的纽带作用,才可以走出“马太效应”的怪圈。不但可以使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产业链内延到中部地区,而且也可以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形成有效的经济互动,使区域经济走上共同协调发展之路,达到产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吻合、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相吻合、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相吻合,同时避免“中部塌陷”,西部“飞地型产业”及“飞地”或“孤岛”的出现,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三)区域政策的制订应更市场化和地方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区域政策的制订主要是为了效率和公平两个目标,无论是为了哪一个目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然牵涉到既得利益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区域企业的利益不可能在每个经济环节上都是一致的,甚至会在某些问题上出现冲突,难以实现梯度转移策略和资源的最优配置。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进行明确合理的权责划分,中央政府在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要逐步下放和转移中央的部分经济决策权,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积极性。特别是在事关当地的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地方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及资源优势,制定自己的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选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增长极规模与类型,通过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经济等级和增长极系统优化升级的开发,增强该地区的扩散效应和区域间梯度转移的承接能力,由上级或中央政府统筹,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四)成立专业的国家区域政策管理和制定机构
应成立专业的国家区域政策管理和制定机构,由其管理相应的各种发展基金,明确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信息收集、反馈及权责问题。从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区域发展实践来看,他们都设立了相应的区域政策管理和制定机构,而且是专业化的职能部门对区域政策规划与实施负责。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许多部门涉及区域政策的制订和执行管理,但几乎无一部门具有立法意义上的区域政策与规划资源。这种机构缺位的存在使区域政策效果的评价难以进行,而且在法律意义上也缺失了执行区域政策的责任机构。因此,中央政府应该调整有关区域政策的管理机构和行政职能,成立负责区域发展管理的综合性权威机构,其基本职能包括负责具体区域划分,提出和审议各区域发展政策并对政策的执行结果负责,协调区域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发展利益协调、统一管理区域发展基金运作和组织研究各种重大区域问题等。
(五)区域政策的立法工作急待展开
如前所述,政策效应分析中提到的区域政策工具单一,只有资金投资和政策优惠两种,而这些政策工具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并不是很高,难以让公众和投资商所预见。所以,我国要保证区域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要引进国外投资和建立市场机制,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关于区域政策的立法工作。英国在制订区域政策的同时,先后颁布了《特别区域法》、《工业布局法》、《地方就业法》和《工业发展法》,日本则颁布了《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工业再配置促进法》和《特定产业集聚促进法》等,我国政府虽然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如正在制定的《西部开发法》,将把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目标、指导原则、重要的政策措施、政府的责任等内容进行阐述,但是与正式确定西部大开发的1999年相比,我国的立法时间还是滞后,我国政府应该抓紧区域政策的立法建设,为区域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既能够保证区域政策的正常执行和评价,也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支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注释:
① xavier sala i martin.“the classical approach to convergence analysis”[j].economic journal,1996,106(7):1019-1036.
② 佩鲁.增长极概念[j].经济学评丛,198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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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3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财税政策；环境保护；技术创新；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5-0032-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目前这种依靠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需要市场推力与群众首创，更需要政府的适时引导。而政府所制定的财政与税收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其与财税政策的关系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指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增长意味着国家财富和产出量增加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但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方面并未改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仍十分严重。因此，经济学家通常会把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效率的提高，还涉及社会结构的改善、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全民福利的改善以及环境质量的提高等。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整体上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上升时期，2012年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在世界排名第87位。根据世界银行高、中、低收入国家组划分标准，我国已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地区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各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条件，面临着不同的发展任务，产业结构也处于转型阶段。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按照理论界的观点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规律，当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如果顺利转型，经济发展将很快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人均国民收入下限为12000美元）；如果转型不顺利，经济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动荡很长一段时间，陷入所谓的“拉美陷阱”。转型是否顺利决定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不转变，财富蛋糕就难以做大，贫富分化继续扩大，人民福祉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就会落空。
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担负着增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平的双重使命，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必须主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既要有市场推力，又要有“顶层设计”，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至关重要。
3. 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进入增速减缓、结构调整时期，国际市场需求会相对收缩。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有效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入挖掘国内需求的巨大潜力，将拓宽我国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使我国经济在国际市场变化中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4. 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创造新优势。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各国都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加大科研力度，抢占世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可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创造新优势、赢得主动权。
那么，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是什么呢？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既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共同协调发展，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经济发展基础的不同，可将经济发展方式分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和现代经济发展方式。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指在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下，以GDP 增长为目标，只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既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又考虑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共同协调发展创造的各类成果，在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现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升华，这就要求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则包括更丰富的经济社会内容，如生产力发展途径与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进步、管理创新、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另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应该包括社会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容，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居民医疗保健以及防止和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和改善环境等。可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走科学发展道路，以经济协调增长为核心，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统筹兼顾，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正如“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指出的，“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政府的适时引导，而引导的有效办法就是利用财政与税收政策。财税政策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手段之一，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起着重要作用：第一，导向作用。财税政策通过收支规模、结构和方向等政策调整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发挥政府支出的“乘数”驱动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资源节约、技术含量高、效益显著的经济领域，通过收支总量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协调作用。财税政策能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衡状态进行制约和调节，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三，控制作用。财税政策可以调节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有效控制，进而实现对经济发展的控制。财税政策可以通过对个人所得征收超额累进税控制人们的收入，防止两极分化，促进消费需求；通过税收与收费等政策控制企业生产中资源的消耗与污染排放等；调控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正常轨道中运行。第四，稳定作用。政府通过财税政策自身的稳定器作用，来缓和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很难实现的。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资源消耗巨大，环境污染严重。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资源消耗明显加大，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改变。虽然我国的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量却很少：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是世界的1/3，人均水资源是世界的1/4，人均森林资源是世界的1/5，人均能源占有量是世界的1/7，其中人均石油占有量是世界的1/10。2011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10.48%，而能源消耗量占世界的20%。经济较快发展导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近十年间，我国矿产资源供应增速超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的0.5-1倍，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石油、铁矿石等大宗矿产均已超过50%，然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却分别为30%和35%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我国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已达133平方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远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水平。目前，发达国家利用市场优势，已完成了对全球主要资源的控制与布局，正加快控制新兴战略资源，新兴国家也大规模介入全球矿产资源市场，围绕资源的争夺空前激烈，我国从国际上获取资源的难度不断加大。因此，开源节流、节约集约，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保障能力，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在消耗资源的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日益严重，其原因在于各地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2000年的8.16亿吨上升到2010年的20.4亿吨；日污水排放量在2亿吨左右，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且每年新增1.5万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达1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2%，且每年新增3436平方公里，每年增加退化草原2.5万公顷；流域生态功能严重失调，华北平原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位下降漏斗。[1] 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GDP的3%-8%。[2] 近年来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受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增长过快，加剧了环境压力。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
2.创新能力不高，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机制。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不掌握核心技术，多数产业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末端，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和产品附加值都很低。我国产业技术中的核心专利技术少，在高技术领域，美国、日本拥有的专利占世界专利总量的90%左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仅占有10%左右。我国工业生产所需的大量高端产品主要依赖于进口。我国作为工业品的出口大国，技术装备水平还比较差，高精尖加工工艺和重大技术装备仍然比较薄弱。市场急需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技术装备和产品严重短缺，一些重要装备依赖进口。目前，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技术需要从国外引进。人、财、物投入严重不足，尽管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每万名劳动力拥有的研发人员，差距仍十分明显。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大中型企业拥有自己研发机构的只占25%，75%的企业没有一个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主要是因为促进其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尚未形成，企业缺乏不断创新的动力和压力。同时企业技术开发投入不足，大型科研设施严重匮乏，使用效率不高。
3.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我国人均GDP在2011年已达5432美元，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没有随着人均GDP增长而提高，一直在40%左右徘徊。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50%。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制约着居民的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产值占到GDP的50%左右。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需求拉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维持。这种过分依赖外需而忽视内需、重投资轻消费、重第二产业而忽视第一第三产业、重大企业而忽视中小微企业、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结构性不合理发展，必然难以为继。
三、我国财税政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依靠增加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由依靠第二产业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转变；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保护环境、创新技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消费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路径，但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的财税政策还有局限，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 促进环境保护的政策不足。环境保护政策能引导企业从依赖物质资源的消耗转变到对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的投入。目前环保政策的不足主要有：一是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不足。目前我国的环境治理投资占GDP 的比重约为 1.6%，而发达国家基本达到GDP 的3%，我国人均环境治理投入差距更大，改善环境质量的欠账较多。二是环境污染收费不合理。首先，我国环境污染的收费标准过低，而且在不同污染物之间收费标准不平衡，造成了企业宁交排污费也不治理的不良结果。其次，按单因子收费，即在同一排污口含有两种以上的有害物质时，按含量最高的一种计算排污量，这种征收依据很不科学。三是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如环境税，这一税种应当在环境保护税收制度中处于主体地位，它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的调整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对环境保护的引导作用。另外，消费税和资源税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不健全、税率过低、税档差距过小、征收范围狭窄，对环境保护的调控力度不够。
2. 缺乏促进技术创新的有效政策。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不完善，目前，对所有研发活动都有税收优惠，这种均等化优惠政策，很难鼓励企业从事风险较高的基础环节研发，基本上企业会选择风险较小的试验发展阶段的科研活动，而不是研发基础环节；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只要获得认证即可享受税收优惠，研发活动与非研发活动没有区分，使得与研发活动相关联的市场拓展等非研发活动也享受优惠，因此企业没有持续创新的动力，相反可能会把资源更多地用在已获得更多优惠的非研发活动上；对企业发明人所取得特许权所得、转让所得税收优惠不够；对企业通过投入创新增加的利润所得，以及开发高技术产品承担的风险，财税政策都没有规定，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财政投入规模仍然较小，虽然2011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1.83%，但与世界领先国家3%左右的水平相比差距仍较大；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有待完善，政府加大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采购一定程度缓解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市场风险，但对技术创新早期的风险起不了多少作用，企业为规避风险对技术创新的早期活动没有积极性，也缺乏与科研单位合作研发的动力。
3.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措施不合理。首先，“分灶吃饭”的财政分配体制是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其次，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合理，各地由于盲目追求GDP增长，对第二产业投入过大，生产性投资支出使用效率低下，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督管理。对第一产业扶植仅限于中央政策，地方配套政策不完善，财政补贴政策的补贴方向和补贴方式缺乏对产业政策的有力支持。例如，农业是弱质产业又是基础产业，需要政府扶持，然而财政补贴在支持农业方面只是实行简单化的“低价补贴”模式，使农业生产缺乏激励机制，刚化了农户的依赖补贴心理，不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此外，目前的政策主要依靠财政直接投资，财政补贴有待完善，财政贴息等经济杠杆利用不足，没有很好地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3]再次，企业在购入固定资产和技改过程中，容易被重复征税，以至承担较高的增值税，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营业税对知识产业等急需发展的第三产业扶持力度有限，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建议
财税政策的引导、激励和约束作用具有规范性和长效性。财税政策要弥补“市场失灵”，必须不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4] 根据前述的我国财税政策的局限，目前，应该主要针对促进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促进技术创新的财政政策和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进行改革，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5]
1. 促进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1）完善资源产品市场定价制度，在其生产经营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发挥市场功能，解决资源产品的“市场失灵”问题，将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融入价格当中，发挥价格的资源配置作用；实施环保收费制度，完善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制度，提高排污费、污染处理费的征收标准。（2）发挥税收政策对环境保护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对节能产品的生产给予税收优惠，对能源消耗量较少的产品在消费税上给予减免优惠。（3）完善资源税的征收，开征环境税，将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高能耗产品纳入征税范围。（4）建立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鼓励发展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体系和污染处理系统，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打下良好基础。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鼓励企业进行污染控制和生产环保产品。一方面可以提供优惠贷款，对企业的环保项目可以在贷款总量、贷款利率以及贷款偿还上提供优惠；另一方面，建立环保基金，奖励企业在环境保护技术上取得的成果。此外，还可以通过加速折旧、财政贴息等措施对企业治污设备的更新换代提供资金补助。
2. 促进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1）财政直接拨款用于技术创新，并从立法上规定每年财政支出的一定百分比投入到技术创新当中，奖励和引导产业自主创新。逐步加大对基础性、理论性和社会公益性研究的支持力度，支持重大关键性领域的科技项目，引导非政府资金的投入。推进以政府投入为主导，支持产学研、教科文的融合创新。在科技投入拨款时，规定将科研院所必须和企业合作作为获得科技资助的资格，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领域的转化。同时，运用财政补贴手段对企业重点研发项目给予补助。（2）对技术创新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区分研发活动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阶段，根据风险程度的高低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应给予风险高的基础研究阶段较多的优惠，应用研究阶段次之，风险较小的实验发展阶段相对最少。（3）完善技术创新取向的政府采购。在政府采购立法中，明确采购扶持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先购置技术创新含量多的产品。
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财税政策：（1）财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工业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善和优化，加快工业企业改革与重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打破垄断，促进合理竞争机制的形成。重点支持第三产业中的教育、环保、医疗卫生等服务行业。对经济效益低但社会效益高的产业或急需发展的产业，如农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大财政支出力度。（2）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对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税收优惠。税收政策应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总体目标，综合运用优惠税率、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方式，不断改革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服务产业结构优化的宏观战略，发挥税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3）合理利用财政补贴政策，以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要对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两方面进行补贴。（4）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以税收减免的方式，或者以财政专款设立中小微企业基金，或者通过财政补贴的方法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大就业。积极进行结构性减税改革，以增值税代替营业税，减少或基本消除交通运输、建筑安装、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原来存在的营业税重复征收问题，促使第三产业加快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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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4
基于2001年1月至2015年8月的月度数据，运用模型实证分析了货币供给剪刀差、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剪刀差的扩大在短期促进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增长，长期则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却有利于虚拟经济的增长，从进而加剧“脱实向虚”。进一步分析发现，只有在金融结构优化和适时提高无风险利率即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整和虚拟经济发展才能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关键词］
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货币政策对发展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货币政策的灵活调整与其他措施的协同跟进可以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中美国所暴露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所引致的系统性风险扩散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与中国货币政策在新常态下逐渐暴露出的金融资源扭曲配置所引致的经济发展失衡和“脱实向虚”问题反映了货币政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本文将引入货币供给剪刀差和虚拟经济规模变动来分析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入若干控制变量，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变化、虚拟经济规模变动等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具体路径选择。
一、实证分析
用VAR模型检验变量之间关系，以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货币政策变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VAR模型的建立和检验1．变量时间段选择：2001年1月～2015年8月。2．变量选择和处理实体经济增速：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代表实体经济增速。虚拟经济相对规模：主要包括证券和房地产交易等形成的交易规模。货币供给剪刀差：主要是指广义货币供给和狭义货币供给之差，二者之差形成的剪刀差可能扩大，也可能随着货币政策变化而缩小，甚至出现负数，诸多学者会用此变量来表示货币政策变动；M2′为广义货币供给增速，M1′为狭义货币供给增速，M1＝流通中现金＋企业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货币供给剪刀差＝M2′－M1′，用货币供给增速之差来表示货币政策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3．模型平稳性和单位根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关系到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可靠程度，因此建立VAR模型之前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变量ADF检验t值均符合条件，变量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建立VAR模型。滞后期一般选择6个月，为减少自由度损失和参数估计质量问题，滞后期5个判断标准（LR，FPE，AIC，SC和HQ）均指示滞后期为2即建立VAR（2）最合适。后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知VAR模型符合稳定性要求，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XN与M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货币剪刀差扩大可能助推虚拟经济扩张，虚拟经济扩张可能诱使货币当局实施更宽松货币政策，增加M2供给从而加大货币剪刀差；XN和IN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发展失衡和虚拟经济偏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不显著；M与IN存在单项Granger因果关系，剪刀差扩大是实体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不是货币供给剪刀差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货币供给增加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政府意识到原有货币供给变化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有限，转而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脉冲响应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仅说明变量之间是否有助于相互解释。为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关系，做脉冲响应分析，以判断变量在受到意外冲击时一个变量对其余变量的变动方向和反应程度。货币剪刀差扩大增加市场总的货币供给，缓解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短期内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长期内，剪刀差扩大的负面效应逐渐增加，在经历一定波动后，负面效果逐渐加大；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随着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和虚拟经济内部投机成分和资产价格的增加，虚拟经济发展逐渐偏离实体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加速，实体经济发展受到更大抑制；剪刀差的扩大对虚拟经济的影响开始由正面向负面转变。政府可能意识到货币政策中存在缺陷，于是对货币政策做局部调整，从而优化货币政策作用方向和路径，减弱原有货币政策对虚拟经济过度助推的效果。
（二）进一步讨论分析货币供给剪刀差、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存在密切的动态变化关系，考虑三变量关系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在此加入若干其他变量来进一步实证分析货币政策变化和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选择相关变量并建立基准模型；其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向量中部分自变量的特殊处理：贸易开放度和政府规模中的月度GDP以年度GDP除以12来代替，贸易开放度、政府规模和金融结构借鉴（彭俞超2015）；无风险收益率为以两市债券为基准，将月度数据转化为年化收益率，无风险利率是市场金融资源配置的基准价格；股票市场波动率以流通市值加权市场月换手率为代表，股市波动率借鉴王元雄，张春强和何捷（2015）；ROE数据有缺省，缺省数据以相邻数据之间的均值来填补，尽量减少误差。变量的主成分分析：对所选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来判断主要的变量指标，通过相关系数举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一般取累计贡献率达到85％～95％的特征值所对应的主成分变量，在此折中取90％，经分析知前六个变量累计贡献达到89．41％十分接近90％；通过协方差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前6个成分特征值累计占总方差比重达到98．10％；通过图1碎石图发现，在第6个所选变量之后趋势渐缓，其影响力大幅减小，因此选择前六个变量为主成分因子做进一步分析（考虑到篇幅在此省略系数矩阵和协方差矩阵分析结果）。模型3和模型4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再分别控制无风险利率和金融结构与货币剪刀差和虚拟经济相对规交互项的条件下，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相对规模及交互项对实体经济的系数基本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单一的提高无风险利率或优化金融结构可能导致“脱实向虚”或货币政策失灵，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正效应被其他负面效应对冲，从而系数不再显著。模型5中，在分别控制M和XN与无风险利率和金融结构（包括双交互项和三变量交互项）的条件下，M和XN在10％和5％置信区间内变得显著，且M和XN系数均为正；交互项基本上都显著，双交互项系数为负，三变量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分别在1％和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该结果表明在提高无风险利率和优化金融结构同时进行的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整和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可以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从而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得增长。货币供给剪刀差和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大表明定期化存款和虚拟经济膨胀形成稳定的资金池，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的显著增加推动了长期投资的增加，从而降低债务杠杆和期限错配风险，也就是说提高无风险利率水平和优化金融结构缓解了之前货币政策和虚拟经济引致的资金价格错配金融资源的扭曲程度，无风险利率的上升可以推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结构的优化（增加直接融资比重，降低间接融资比重）可以进一步推动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证实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可以更好的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二、结论和政策建议
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5
关键词：中国人口政策：计划生育；“全面二孩”
背景
人口是发展的基数，更是影响经济的因子。人口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以人口政策是国家的根本政策之一。建国以来，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与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一起，共同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一方面，减少了新生人口，使人口规模及未来的就业人口同步减少，相应地还减少了家庭、社会和国家对新生人口的投入，成为中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科技观、素质观、教育观和消费观，使依靠人力资本促进积累、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发张的重要因素成为可能。
1.建国以来中国人口政策变迁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每一届中国领导人都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人口政策，以有力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从建国至今，中国人口政策整体呈现出由松到紧，又由紧到松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以下6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3年）：大力宣传鼓励生育。建国初期，我国各个方面都是处于百废待兴的情况，所以人口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伟大领袖曾经说过“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所以当时全民大众的观念也如此，响应号召，多育子女。
第二阶段（1954-1959年）：发现问题、酝酿政策。1953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总数包涵台湾在内已经突破六个亿，大陆人口总数就接近六个亿。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忧虑地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国家意识到人口众多会带来的问题和危机。
第三阶段（1960-1978年）：计划生育兴起和开展。政府充分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影响，提出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也就是节制生育，并且大力宣传晚婚晚育，设法控制人口急剧增长。在时期，政府对当时的生育政策一直没有改变。1973年特别提出了“晚（晚婚、晚育）、稀（生育间隔四年左右）、少（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计划生育政策。
第四阶段（1978-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起步和发展阶段。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开始进一步收紧生育政策，将1970年代“最多两个”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和独生子女政策。
第五阶段（1984-1999年）：计划生育调整完善。这个阶段主要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特别是针对农村人口，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在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中，政府强调了坚持计划生育的不动摇性，并且要继续宣传和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并且大力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政府强调把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和经济发展看得一样重要。
第六阶段（2000至2013年）：稳定生育率。2000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表明，计划生育工作中心要到稳定生育水平上来，2007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重申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
第七阶段（2013年至今）：开放二孩，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2.“全面二孩”政策解读
一定的社会条件是制定人口政策的前提与基础，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则依赖于合理的人口政策的推行。社会条件的变化要求人口政策适时进行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中国人口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对人口政策适时进行调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
进人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家庭养老抚幼功能弱化。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党中央及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单独两孩政策的决策。在单独两孩政策平稳有序实施基础上，根据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全面实施两孩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利于更好地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具体来说，可从以下三个角度看：
人口影响。现阶段，全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f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今后几年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这是政策调整的预期效应。
经济影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短期可以直接拉动对妇幼健康、婴幼用品、托幼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消费。长期看，到205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3000万左右，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将带来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医疗卫生、儿童照料、教育等方面会面临一定的压力。通过加大投入、盘活存量、优化配置，是完全可以应对的。
资源环境。中国在制定资源环境中长期战略规划目标时，已经为生育政策调整完善预留了空间。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的能源、粮食等供给都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资源环境压力略有增加，但不会影响国家既定资源环境战略目标的实现。
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6
一、税收政策历来是熨平经济波动，应对突发危机的重要杠杆
从世界各国包括我国所采取的各项应对措施可以看出：随着危机的深化，政府“有形的手”开始配合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主导作用。实际上，在复杂多变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脱离国家宏观控制的所谓“纯粹”市场经济，早已不复存在。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需求管理”理论，从而确立了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基础。当前，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的宏观理论已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19*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越是搞活微观，越要重视宏观调节”的思想。19*年，党的十四大把加强宏观管理问题纳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20*年，党的*要求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理论研究和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尽管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家、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和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性，但在客观上都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以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相对平衡。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有利于培育和完善市场及其内在机制，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运行。在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过程中，调控手段与政策工具的选择对实现调控的目的十分重要。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等，其中，作为财政政策核心的税收政策在进行宏观调控方面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税收政策手段运用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从来就在熨平经济波动、应对突发危机方面备受倚重。十年前，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通过停止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企业设备投资实行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等系列措施，有效刺激了国内需求，增加了就业机会，实现了经济持续稳步增长。五年前，为应对非典，国家出台了对旅游、餐饮等特定产业和行业的财税扶持政策，很快取得了明显成效。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国家在加大对灾区财政支出的同时，出台了涉及十多个税种的政策组合，帮助灾区企业和人民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目前，这些政策对灾区经济复苏的拉升效应已开始显现。
相对亚洲金融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更加剧烈，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重。非常之时须用非常之策，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为，迫切需要运用税收杠杆调控经济。从目前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因素上分析，宏观经济调控对税收政策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一是保增长。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但经济增长并非越快越好，要视物力和财力的可能。税收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既要用政策调整好储蓄和消费的关系，又要用政策化解经济制约因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保持经济的稳定、协调增长。要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等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强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扩内需。与投资和出口相比，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现在国家总体上是通过结构性减税，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投资带动消费，全面推进民生工程建设，通过消费促进增长。三是调结构。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投资与消费的比重、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比重，保持社会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平衡。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企业投资和消费。具体包括：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实行成品油税费改革；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培育汽车消费市场；减轻个人税收负担，等等。
二、充分认清当前税收形势，增强加快发展信心
清醒认识是化解矛盾的前提。当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我国税收收入必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
第一，税收收入增幅回落。从2008年8月份开始，我国税收收入的增幅呈现不断下滑趋势，8、9、10月下滑幅度分别为28.8%、33.3%、42.7%，11月份出现负增长，为1998年以来因为经济增速下滑而出现的首次负增长。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8%以内。由于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摆脱金融危机的渐进性，加之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下调和单边征收、免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翘尾等税收政策性减收因素较多。
第二，重点行业税源减少。金融危机，危及之广，恐难有行业能独善其身，其负面影响，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显现的，有潜在的。行业的不景气，必能反映到税收减收上来。一是有色金属行业。2008年9月份以来，铜的价格由6.5万元／吨下降到2.5万元／吨；钨精矿价格由8.8万元／吨下降为6万元／吨左右；稀土矿产品价格由8万元／吨下降为5万元／吨左右。受此影响，不少铜、钨、稀土等生产和加工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有的更是关门歇业。二是钢铁行业。2008年10月份以来，国内钢材市场继续面临消费增长放缓、需求不旺状况，加上市场恐慌情绪加重，钢材价格大幅下降。线材从5600元／吨降至3500元／吨，螺纹钢价格从7100元／吨降至4500元／吨，中厚板从7100元／吨降至4500元／吨、热轧薄板从6500元／吨降至4200元／吨、冷轧薄板从7200元／吨降至4700元／吨。钢铁企业亏损严重。三是煤炭行业。自2008年10月开始，煤炭价格下降了20%。煤价的下跌使煤炭市场出现根本性改变，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导致煤炭增值税入库大幅减少。四是化工行业。2008年10月中旬后，化工产品价格下跌三成以上，使得三分之一以上中小化工企业已经停产，未停产的企业也绝大部分是处于半负荷运行状态。五是纺织行业。纺织服装主要是受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国次贷危机加剧、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影响，陷入困境。
第三，部分项目建设暂缓。项目就是税源。但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巨头停滞了投资脚步。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影响到伦敦的奥运项目建设，由于缺少私人投资者，英国伦敦奥林匹克公园中的两处主要建筑可能被迫收为国有。为此，英国纳税人需要支付近9亿英镑的额外账单。我国虽然国家项目投入力度大，但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外经济放缓等不利因素影响，企业家对未来经济信心转淡。另外，随着企业景气程度的下降，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必定上升，本来持续的减息过程就挤压了银行的利润空间，为控制金融风险，不排除银行审慎贷款的可能，这不利于扩大投资，也无疑将加剧企业融资困难。
三、运用税收杠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穿袄提领子，牵牛牵鼻子。”当前，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国税部门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国税部门应该把为企业服务作为“牛鼻子”，努力在税收政策上进一步扶持，在税收管理上进一步规范，在税收服务上进一步改进，帮助企业解困，促进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在税收政策上进一步扶持
克服当前特殊时期面临的困难，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各级政府所采取的帮助企业的措施。从国税部门来讲，最重要的是用好用足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一，认真落实各项税收调控措施。实施好结构性减税政策，落实好国家支持“三农”发展、促进资源综合利用、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就业再就业、鼓励自主创新、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等方面的税收政策，支持成长型和就业型企业发展，为地方企业发展壮大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良好的税收政策环境。重点是落实好四项税收调控措施。一是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2009年1月1日起，允许增值税购进（包括接受捐赠、实物投资）或自制（包括改扩建、安装）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和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从销项税额中抵扣，降低设备投资税收负担，支持企业更新技术装备。二是全力落实好成品油消费税改革措施和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调整政策。确保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实施，平稳过渡。三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1）放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对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者零售的小规模纳税人，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标准从100万元以上降低为50万元以上；除此之外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从180万元以上降低为80万元以上。（2）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2009年1月1日起，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分别从工业6%和商业4%统一降低为3%，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3）对中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实行低税率。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全民创业。四是全面落实国家出口退税政策。（1）简化出口退税管理程序。进一步扩大下放生产企业退税审核权限范围；对于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B级的出口企业，在申报出口退税时尚未到期结汇的，可先申报退税并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210天内向退税部门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实行自动核销方式的出口企业，退税部门可依据外管提供的电子数据及核销清单进行审核，不再需要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2）加大出口退税力度。争取更多出口退税计划，切实加快退税审核进度，做到应退尽退，缓解出口企业资金压力；深化远程申报系统应用，完善系统功能，适时开发退税审核结果远程反馈功能，切实减轻出口企业负担；进一步落实重点出口企业联络员制度，支持出口企业做大做强。（3）支持“走出去”企业发展。帮助“走出去”企业充分利用境外税收优惠和双边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消除境内外双重征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降低“走出去”企业整体税负，促进企业发展壮大。
第二，积极研究解决企业改革、发展中的税收政策问题。围绕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大力开展税收政策调研，深入研究现行税收政策的实施和调整对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影响，提出积极有效的对策建议，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科技进步、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和优势企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要认真研究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接的具体措施，提供有效的税收政策支持。同时，要把促进就业再就业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特别要关注困难群体、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积极研究运用税收政策支持全民自主创业、鼓励企业吸纳安置，最大限度拓展就业空间，切实增加低收入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以创业促就业，以就业促发展，以发展促和谐。
第三，加强税收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监督。健全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反馈评价机制，选定一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作为当前国家出台的宏观税收调控政策落实情况的联系点，跟踪政策执行效果，特别是对铜加工、成品油、资源综合利用、重大技改项目等具有特殊性的产品、企业和行业，重点跟踪调查，定期收集、汇总有关数据，及时分析研究税收政策调整、执行对江西经济、税收的影响，促进各级领导的科学决策；同时，及时掌握政策落实进展情况，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税收政策落实准确、全面、到位。加大税收监督力度，继续开展重点执法检查和效能监察，重点检查新出台的税法和税收政策的落实情况、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执行情况以及规范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落实情况，确保政策效应不偏移、不弱化。
（二）在税收管理上进一步规范
国家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到2010年底将完成4万亿投资。税收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在预算支出大幅增加的压力下，对于支撑政府性投资，控制财政赤字，担负重要使命。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税部门必须进一步依托“四位一体”税源管理机制，为平衡地方财政收支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第一，正确处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一是牢固树立税收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观念。我们要正确认识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牢固树立税收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观念，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二是牢固树立依法治税的观念，找准坚持依法治税与促进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加快经济发展，需要理顺依法治税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基础、灵魂和立足点，是税务机关的基本职责。依法治税与发展经济实质上两者是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依法治税本身就是对发展经济的促进。国税部门通过依法应收尽收，筹集财政收入保障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资金需要；依法禁止收“过头税”，可避免加重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通过不折不扣地落实各项税收政策，可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当看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税是大势所趋，国税部门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不能局限于过去单纯依靠减免税的做法，必须破除单纯通过减免税“放水养鱼”的传统观念，树立新型的税收经济观，立足于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法治的税收环境。
第二，适度放宽管理措施。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灵活运用税收政策，对税收优惠有幅度规定标准的一律从优执行，对没有明文禁止和未明确的政策从宽掌握，以缓解企业融资困难，减轻企业经营成本。一是延长纳税人申报纳税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将所有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期限由每月10日延长至15日，方便纳税人申报纳税。二是支持困难企业渡过难关。2009年，经国税机关批准，小规模就业型、成长型困难企业缴纳增值税可以实行按季申报；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可以申请缓缴税款，并免交滞纳金，缓解纳税人资金周转压力。对成长型、就业型困难企业已批准享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如2008年已满三年，可继续延长一年。三是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免交税务登记工本费。执行增值税起征点国家规定的最高上限，即：销售货物的起征点定为5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定为30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定为200元。四是继续推行依法稽查、文明执法。依法慎重采取强制执行、税收保全措施，确保税收执法行为合法、规范、必要、有效。科学安排检查计划，规范检查计划管理，严格检查计划审批，最大限度减少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现象。鼓励企业在限期内开展自查，对自查中发展的一般性税收违法行为，允许企业只补缴税款、滞纳金，免予罚款处罚。改进检查方法，提高检查效率，缩短检查时间，最大限度减少对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第三，进一步提高机关效能。各级国税机关要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开展机关效能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进一步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服务水平。一是严格控制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减少税务行政处罚的随意性，切实保障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其他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改进税务行政审核审批。坚持合法、合理、高效、便民和权责统一、监督有效的原则，进一步清理和规范税务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精简审批项目，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不断提高审批效能。三是以最快速度依法为纳税人办理减、免、缓税事项。坚决贯彻国家结构性减税政策，按规定程序以最快速度、最优政策为纳税人办理减、免、缓税事项，缓解纳税人资金困难，支持纳税人生产经营。
（三）在税收服务上进一步改进
当前这个特殊时期，对优化税收服务、营造税收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是困难的时候，企业对运行环境就越敏感、越依赖，通过这次金融危机，企业更能感受到这一点。税收服务是企业运行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纳税人营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税收环境，既是国税机关的职责，也是国税机关为纳税人提供的最好的服务。在今后的工作中，国税机关要重点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现实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为依托，创新服务内容和手段，营造良好税收政务环境。通过税企双方的共同努力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第一，进一步加大税收政策宣传力度。采取举办各类培训班等形式，利用媒体、网络、办税服务厅等载体，加强政策宣传和纳税辅导。对外，重点是开展政策宣传和培训，组织国税人员认真学习领会税收政策的具体规定和操作规程，确保全体国税人员准确理解政策、正确把握政策和严格执行政策，确保每一位国税人员都必须熟悉每一条税收优惠政策，每一条税收优惠政策都必须落实到每一户应该享受的企业。对外，重点是抓好政策宣传和辅导，帮助纳税人掌握和运用好各项税收政策；组织对企业法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让企业及时了解、掌握新政策，按政策规定计算、申报纳税；积极与企业沟通，了解企业在在的问题，考虑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困难，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另外，做好对地方政府的税法宣传，全面分析政策调整可能对当地经济、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提请政府应该按照调整后有关政策的精神，调整经济发展的思路，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尤其要重视环保、节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积极扶持出口产品企业的生产和竞争能力，充分释放税收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政策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