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灾害治理范文1
关键词：明朝；北直隶；蝗灾；治蝗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24-04
蝗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较为频繁，对农业有极大的破坏力，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蝗（飞蝗）是一种农业害虫，常泛滥于夏秋季节，在我国主要发生的有东亚飞蝗和亚洲飞蝗两个亚种。是一种半空飞行的虫豸，体形颀长。呈草绿色或暗褐色。咀嚼式口器。后足强大，适于跳跃，后翅宽大柔软，善行。卵是块状物，产卵的管状突便于挖土排卵。大多数称幼虫为蝻，蝻也叫蝗蝻或者跳蝻，其形状像成虫而翅膀很短，身体小，头大。它们就食种类繁多，且多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粮。蝗虫蚕食掉大量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茎和叶而致作物减产进而引发蝗灾。蝗灾在我国古已有之，而防治蝗虫是保证农业生产的一件大事，开垦荒地、治河、治湖以消灭蝗产生的基地是个好办法[1]。中国的古籍中就有很多关于蝗灾的描述，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24年），“蝗灾食苗民自苦……”[2]、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秋，蝗灾民歉……”[3]、“至顺元年（1330年）丁未，河间诸路、景献诸州屯田蝗。……三年丁丑旱，河间等处屯田蝗”[4]。对北直隶地区蝗灾进行研究，有利于为现今河北省地区自然灾害的防治提供一些思路。
一、明代北直隶地区蝗灾的时空分布
有明一代蝗灾频繁，邓云特的统计指出：明朝276年中，共计经历1011次自然灾害……蝗灾94次”[5]。涂斌在整理大量史料与相关著作的基础上得出：明朝从建国到统治结束276年历史中，遇到过各种大小蝗灾967次[6]。这个统计数据可能更接近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关于历代北直隶地区发生的典型蝗灾情况：洪武七年五月，河间府、永平府、保定府、真定府、顺德府并蝗；永乐二十二年夏，大名府浚县蝗蝻；宣德十年十月，顺天、保定、顺德、真定四府旱蝗；正统六年九月，保定、大名、广平、永平、顺天、河间诸府、卢龙、抚宁诸卫蝗伤禾稼；景泰七年九月，应天并直隶太平等七府州蝗；弘治八年四月，直隶当涂县蝗；嘉靖三年八月，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各州县旱蝗灾；万历十九年九月，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旱蝗；天启元年七月，顺天等处旱、蝗。
由以上记载可以得出，明代北直隶地区的蝗灾几乎在每一位皇帝在位期间都有发生，可见发生次数之频繁。其中，正统年间出现的蝗灾情况最多，计21次。其次，宣德年间发生蝗灾次数也较为频繁，达13次。蝗灾有时伴随着旱灾一起发生，“万历十九年，以真、顺、广、大各被蝗、旱灾伤，照分数蠲免有差。”[7]“熹宗之世……李继贞巡抚天津……然仍岁旱蝗，弗克底成效也。”[8]朝廷减免百姓负担的条文，也从侧面看出百姓受到旱蝗的双重打击。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蝗灾发生的时间大多数在夏、秋季节，即大多数发生在4―6月份，7―9月份。
明代北直隶蝗灾分布地点大多集中在顺天、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大名等府。“嘉靖三年（1524年），夏蝗。”、“正统间，蝗。遣侍郎魏骥捕之。”、“嘉靖六年（1527年），蝗、旱。”[9]“清苑县蝗蝻甚生，蚕食禾稼，聚若蚁，起如蜂”[8]。景泰年间，直隶松江府上奏陈述蝗虫噬庄稼。景泰七年（1456年）九月，“应天并直隶太平等七府州蝗”[10]。
就以上统计总结，明代北直隶地区的蝗灾持续时间长，贯穿明朝始终，而波及到的范围也宽广，几乎本省各府都有所牵连。蝗灾在时空上的分布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农业灾害的本质特征。
二、蝗灾发生原因及影响
（一）蝗灾发生的原因
1.气候条件。蝗灾常发生于夏、秋，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大旱，秋旱尤盛”[11]。蝗虫在40度左右和相对湿度在60-75%条件下是发育成熟迅速和迁移活动的最适条件，在43度条件下其蝗卵经过9天即可孵化。蝗灾在干旱之后极易发生，“是最盛于夏秋之间”[12]。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南北两直隶……旱蝗相继，无处不灾……”[8]前文所述也可清晰表明，蝗灾易发生于夏、秋季节。宣德十年（1435年）五月，直隶广平府旱灾和蝗灾同时发生，灾情蔓延无法处理。
2.繁殖能力强。《七修类稿》中记载：“……夏蝗而六月三月，书：去岁蝗处复蝗子生，曰：蝗蝻。蝗子则是去岁之种蝗。非蛰蝗也。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栗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其自四月以后而书灾者，皆本岁之初蝗，非遗种也。故详其所生也与其所自灭，可得殄绝之法也”。初生的蝗如米粒大小，几天就长成蝇大小，再几日就可以群飞而起。蝗之为物。“虫焉耳。其种类多。其滋生速。”、“蝗最易滋息。二十日即生。生即交。交即复生。秋各遗种于地。不值雪则明年复起。故为害最烈”[13]。
3.群体性。蝗灾之所以严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群体性特征。通常是成群的一起出动，所到之处庄稼一扫而光，对农业生产有极大的破坏力。“清苑县蝗、蝻甚生，蚕食禾稼，聚若蚁，起如蜂……”[8]“惟蝗灾则不然，轰然而来，霎然而下，其应受灾者，反掌之间，田无遗茎，茎无遗穗；那时正值蝗虫蔽天而来，自西南而渐过东北，下食田禾。其唼口沓之声，有如翻林猛雨。万姓号哭，惨不可闻。”[13]蝗虫群体活动，轰然到来，经过之处漆黑一片，之后庄稼全无，百姓无粮可收，极易出现饥荒。
4.部分官员的愚昧。在面临蝗灾时，有些官员并没有积极地按政策去引导百姓解决问题，整治蝗灾，反而一味的迷信祭祀等封建活动，结果延误救灾的最佳时机，使蝗灾严重泛滥开来。更有甚者，某些官员不但没有切实的除蝗措施，反而禁止百姓自发除蝗。这都加速蝗灾的蔓延，给百姓以及农业的恢复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5.明朝赋税沉重。明代自中期后，赋税繁重，加之京畿地区人口众多，百姓税粮更无以增补，一旦时遇青黄不接或灾害之年，沉重的赋税便会使百姓丧失自我救助的能力，从而失去生存的基本保障。灾害来临之时，基本的温饱尚且无着落，还要承担各种沉重的赋税。这无疑会额外加重百姓负担，使其苦不堪言，蝗灾发生时便无力去顾及。
（二）蝗灾的危害
“蝗虫，天地之所以特生也……制约生民之命，破坏国家之根本，故曰蝗灾。”[12]蝗虫本是天地所生，虽然是很小的东西，但是却能危及到百姓的性命，动摇国家的根基。蝗灾的危害不容小觑。
1.破坏农业生产。蝗虫的群体活动，使农作物成片遭受破坏。“其所过赤地而无余。”[13]弘治八年（1495年），“当涂县蝗虫生，食草枝、秧苗略尽。”[14]开成三年（838年），“河北等处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沧州等州二十九处螟蝗害稼。”、“淳化元年（990年）七月，乾宁军蝗，沧海蝗蝻食苗”[5]。庄稼受到严重的损害，人民大面积被灾，蝗灾和水旱灾害相比对农业的危害要大。
2.殃及临近地区。蝗灾的发生往往会波及到邻近的省份和地区，造成灾荒的扩大。如山东省因距离直隶近而多次受到牵连。蝗虫作为一种飞行动物，其活动范围较广，难免会波及到周边的省份。正统六年（1441年）六月、天顺二年（1458年）五月，山东省的乐陵、海丰等处就因为距离直隶近而被蝗虫侵害并蔓延开来。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更加剧了蝗灾治理的困难性。
3.动摇社会稳定。社会动摇是蝗灾最严重的危害之一。百姓迫于生活压力有加入盗贼行列的、有变成流民的、有对生活绝望而自杀的等等，造成社会秩序的一度混乱。天启六年（1626年）十二月，直隶“今岁风水异常，至秋，旱蝗肆虐，饥馑相望，盗贼蜂起，孟河一带江海相连，巨盗出没……”[15]正统元年（1436年），“直隶保定府唐县……蝗蝻生发。田禾灾伤，逃移之人遗下税粮，又令见在人户包纳，实非民便……”[11]永乐元年（1403年）十二月，“真定、枣强县，民初复业，加以蝗旱，流殍者众。”[16]逃移的人把本应承担的赋税负担变相的转移到仍在原地的人，只会造成恶性循环，本地的人不堪重负，更甚者出现人相食的现象，“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都、燕南、燕北、河间……六十余处皆蝗。食苗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饥民捕蝗以食或曝干而积之，又尽，则人相食。”[5]人的道德伦理底线已然丧失，父食子、食妻，人死之后人们争相抢夺其尸体而食。勉强活下来的人比死去的人更加痛苦，因为在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三、关于治蝗的救治措施
1.捕杀蝗虫。可以集众力捕杀蝗虫。洪武七年（1374年）五月，“河间府任丘、宁津二县，永平府昌黎县，真定府宁晋县……并蝗命捕之。”[17]宣德四年（1429年）六月，顺天府通州、涿州、霸州等处都上奏所在区域蝗虫为灾，上命户部派官员前去察看并进行捕杀[18]。永乐年间，命吏部就处理蝗灾做出规定，“春初差人巡视境内。遇有蝗虫初生。设法扑捕。务要尽绝。”[19]对于蝗虫的捕杀规定严格。春初，要派人进行巡视。遇有蝗虫及时捕杀，以除遗患。下级官员不作为而导致蝗灾蔓延的降罪，各司官不监督、巡察捕杀情况也要降罪。嘉靖三年（1524年）六月，“顺天、保定、河间及徐州蝗……捕蝗”[20]。
2.掘蝗虫种子。掘蝗种可以做到未雨绸缪，防止出现蝗虫复生的现象，明朝北直隶常通过掘蝗种来预防蝗灾。正统七年（1442年）四月，因直隶凤阳、真定等曾受蝗灾侵害，担心有隐患。所以，“……设法掘燎，毋遗民患”[11]。由官府带动，百姓们积极的捕杀蝗虫、蝗种。另关于蝗虫子有详细描述：“臣按蝗虫遗子。选择地势高、成块状黑土处。用尾载入土中。下子。仍留空窍。且同生而群飞群食。其下子必同时同地。势如蜂窠。易寻觅也。一蝗所下十余。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渐次充实。因而分颗。一颗中有上百个细子。或云。一生九十九子。不然也。夏月之子易成。八天内雨水浇打易死。否则至十八日生蝗矣。冬月之子难成。至春而后生蝻。故遇腊雪春雨。则烂坏不成。……此种传生。一石可至千石。”[13]冬天挖掘处理蝗种很关键，其传生能力如此之强，因此，蝗种的掘除显得急为紧迫。
3.重农事。人们在经历蝗灾之后，自然的积累起一些应对灾荒的农事经验，并积极主动地去面对灾害。蝗害之后百姓往往会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社会大众易慌乱无措。所以，政府要安抚百姓，积极引导百姓生产自救，恢复农业生产。例如：发放生产农具、药具以提高灭蝗效率；兴修水利，减少蝗虫的发生基地；开垦荒地种植一些抗蝗虫的庄稼；避免在蝗虫的多发季节种植作物；饲养一些诸如蛙类、鸟类等天敌。农业乃国之根本，只有政府和百姓自身加以重视，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蝗灾的发生频率和减轻蝗灾的危害。
4.蠲缓。蠲缓说，指遭受自然灾害后如何进行救灾的思想之一。蠲缓说实际属于一种消极的救灾方法。我国自古就以农业为主，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农业的破坏最大，农民没有收入来源，国家的赋税又加重其负担。生活无望时，会揭竿而起引发社会动乱。因此，掌权者会对受灾大众实施减免赋税、徭役等恩典，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1]。正统元年（1436年）闰六月，北直隶地区的静海县蝗虫泛滥，“……悉皆蠲免，以苏民困。”[11]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保、河旱蝗……上是之，命该地方官分别拯救，以恤灾黎”[18]。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以蝗灾免保定、河间等府并沧州等卫秋税有差。”[21]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以真、顺、广、大各被蝗、旱灾伤，照分数蠲免有差。”[8]嘉靖三年（1524年）六月，“顺天、保定、河间及徐州蝗……仍核灾伤，如例蠲益。”[21]
5.禳灾。我国古代部分救灾行为充满迷信色彩，称之为禳灾。最初的救灾思想为天命主义的禳灾论。百姓自身摆脱灾害的能力不足，往往会出现家破人亡、心理恐慌，转而依赖神灵。八蜡祠、刘猛将军庙是民间常见的祈求免于蝗灾的场所。人们通过祭祀以求上天能帮助他们摆脱灾难。许多地方都建有八蜡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蝗灾的恐惧。南乐县“八蜡庙在县西南三十里，成化十二年知县袁英重修。”各地会定期进行祭祀，以祈祷免遭灾害。笔者没有找到关于刘猛将军的详细史料记录，就查到的资料可以大致看出其作用。如畿辅通志载，刘猛将军曾经指挥士兵们成功灭蝗，所以人们对其进行祭祀。在蝗灾带来的心理恐慌的威慑下，人们在刘猛将军这里找到心理上的慰藉，仿佛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四、明代蝗灾问题探析
北直隶地区的蝗灾贯穿明朝始终，不但成为危害农业生产与百姓生活的严重灾难，更成为朝廷治理的较大难题。首先，蝗灾有其自身的特点，即连续性、季节性、传染性、并发性，灾害来临之时将会产生连锁效应，无疑会增加治理的难度。其次，朝廷在救治过程中，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压力会使蝗灾问题演变成自然灾害之外的政治性因素，其治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后蝗灾的蔓延将会产生诸如流民、民变、土地兼并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有必要对于蝗灾问题进行再思考。
蝗灾的发生往往会给农业造成严重的破坏，对于自古以来就以农业为生的百姓而言现实是极其残酷的。蝗灾来临时，飞天蔽日，离开之后庄稼草木吃尽，最后农民颗粒无收，严重时又酿成饥荒，如处理不当，又会形成恶性循环。再者，蝗虫成灾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超强的繁殖能力。一次产卵量很大，其卵大多在地层下深埋，如不遇到较大的雨雪灾害，蝗虫会存活下来，来年便会复生。幼虫到成虫之间的时间也很短，且有群居的生活习性，也使它们形成的灾害是成片的。最后，蝗虫作为一种直翅目动物其飞行能力很强，且后足强大适于跳跃。成群的飞到一处吞噬庄稼，食尽后，又群往另一处觅食。善行也使它们能在短时间内毁掉大面积的农作物。
面对灾荒，官方、民间都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社会救灾时，一定是官方救援与民间自救相结合的结果，单靠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很好地完成救灾。官方救治比较正规，而且财力与物资远远优于百姓自身。下级官员会上奏灾情，上级首先派官员进行核实，灾情确定后，会下诏命令有关部门进行督捕。如蝗虫不是很严重，通过捕杀可以减轻损失。如蝗灾严重，捕杀也无济于事，则上级会以蝗灾造成的损失程度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蝗灾过后，会命下级部门派专人进行巡视，剿灭蝗种。到蝗种易滋生的地方进行挖掘，杀死蝗种，以防来年复生后继续危害农作物。在蝗灾十分严重的多发季，百姓大多无力应对，便会引起社会恐慌，进而诱发社会动荡。当百姓无力改变现状时，便转而向神灵救助，祈祷免于遭灾。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民间在应对蝗灾时显得力量很薄弱，而且对于自然灾害的救治更偏信于封建迷信。所以，百姓在面对灾害时，自我拯救的态度要积极，如自发捕杀蝗虫，饲养蛙类、鸟类等蝗虫天敌，种植抗蝗作物等等，最重要的是保持应对灾害的信心，将科学的救治方法与积累的农业经验相结合，最后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当今社会在救灾方面应该设置专门的救灾体系。重要的是要不断进行完善，尽量提高办事效率，做到防灾、救灾的科学化。其次，民间救助力量的扶持。政府应对民间救助力量给予财力和物资上支持，以便在蝗灾发生时，政府救援未到位时，发挥其应有作用。最后，重视大灾之后人们的心理建设。大灾之后人们的心理易产生恐慌，且这种情绪易传染，很容易造成社会不安。所以，要做好灾后民众的心理建设。总的来说，自然灾害的降临并非人为能够控制，但在灾害发生之后，人会成为主导性因素，只要在救治、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众志成城，任何困难都将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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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灾害治理范文2
一、农田蝗虫严重发生原因
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最北部，边境线长1175公里，属大陆性温带寒冷区气候。夏季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阴雨天气少，个别年份旱情严重。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决定了阿勒泰地区是我国蝗虫重发区域之一。我区蝗虫种类有103种，主要优势种有亚洲飞蝗、意大利蝗、西伯利亚蝗、红胫戟纹蝗等。蝗虫分布广，主要分布于阿勒泰山前一带，数量大，危害重，食性杂，能危害多种农田作物，尤其是对小麦、玉米、油葵。
二、治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在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亟需解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蝗经费严重不足，不能按制定防治指标防治，只能将有限资金用于蝗灾严重发生区，不能全面控制蝗虫发生危害，年年防治、年年发生的被动局面制约着治蝗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二是农牧民对防治蝗虫的意识淡薄，主动性不强，存在等、靠思想，过于依赖政府。农牧交错地是农田蝗虫的主要虫源，但农民大多只在蝗虫迁入农田后才采取措施防治，错过了最佳防治时机。三是蝗虫防治机械老化，急需更新换代。目前主要以泰山-18机动喷雾器为主，缺乏大型施药机械。往往因防治手段落后贻误防治时间，影响灭蝗效果。四是预测预报手段落后，技术力量薄弱。农田蝗虫测报是一项公益性科学服高建诚(阿勒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阿勒泰836500)务事业，是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需要各级政府支持，测报手段落后，很难保证蝗虫灾情预报准确性和时效性。
三、农田蝗虫综合防治
农田蝗虫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采取简便、经济有效的方法。要尽量在蝗虫还没有给庄稼造成损失之前，及时采取行动。应注重生态治理，开展科学治蝗。根据蝗虫发生、危害特点，采取化学灭治与生态治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使灭效与环保并举，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1．积极发展和改善监测预警技术水平，切实搞好蝗虫测报工作预测预报工作好坏直接影响着治蝗工作。认真做好查卵、查孵化、查蝗螭、查成虫调查，密切注视蝗虫发生动态，应用计算机网络和GPS技术，做到预报、信息准确及时，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建立蝗虫测报信息网络，实现防治工作的高效、科学、经济、主动。
2．调整种植业结构，减少蝗虫食物源和产卵地大部分蝗虫都吃玉米、小麦等，而不吃大豆、苜蓿。因此，在蝗虫发生地，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尽可能多种植大豆、苜蓿等，以减少蝗虫食源。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增加植物数量，使植物覆盖度达到70％以上，建立一个不适合蝗虫产卵的环境，尽量减少蝗虫产卵量，以减轻蝗虫危害。
3。在农牧交错地牧鸡鸭治蝗牧鸡、牧鸭治蝗，既能发展养鸡鸭业，提高农牧民收入，又防治了蝗虫。一般食蝗鸡在放养期，1只鸡每天可捕食160-180头蝗虫。牧鸡鸭治蝗还可节省饲料等费用支出，提供肥料，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
4．人工筑巢招引粉红椋鸟治蝗1只粉红椋鸟El食蝗虫可达120-180头。在蝗虫常发区临近水源地，人工修筑鸟巢和乱石堆，创造栖息产卵的场所，招引粉红椋鸟产卵、育雏、捕食蝗虫，控制蝗害效果明显，一次投资，多年受益。
蝗虫灾害治理范文3
关键词 东平湖；形成历史；蝗虫发生；生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 S4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1-0141-02
东平湖位于鲁西南东平县境内，北靠黄河，南接南四湖，东迎大汶河，是黄河下游重要的分洪水库，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适宜蝗虫发生的自然地理特点，沿湖人民在与蝗虫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蝗区治理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实施东平湖开发项目以来，通过采取控制湖水位、围湖造田、上粮下渔、挖渠排涝等措施，使湖区涝洼地得到改造的同时，蝗区生态环境也得到了较大改善。
1 东平湖的形成历史
东平湖的形成历史悠久，根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包括东平湖在内的一片大地原是一个浩瀚的天然湖泊，称“大野泽”，补给水源主要是黄河、汶河。由于黄河频繁决口改道，大野泽受泥沙淤积不断演变，至北宋末年，逐渐形成了以梁山为主要标志的湖泊，此时古人已改称“梁山泊”。梁山泊仍能得到充足的黄河水补给，水面比较稳定。在以后的数百年间，黄河又进入一个最不稳定的时期，也是梁山泊从盛到衰的时期。到了明代（公元1500年左右），对黄河进行了一系列治理，八百里梁山泊被割成几个局部积水的小湖泊，此时称“北五湖”。至清初，仅梁山东北一带洼地尚有少量积水，称为安山湖，只能起到蓄洪除涝的作用。晚清时代，又由于黄河的变迁，梁山泊东北部大清河、大运河等汇流处一带洼地造成新的积水区，形成了现在的东平湖老区，到民国时期才有了“东平湖”之称。“东平湖”这个名字是新生的，但这片水域是古老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有着深厚的内涵。东平湖处于鲁中山区西部向平原过渡的边缘地带，它的东北部为低山丘陵，一般高程为250～350 m，北部和西部分布着一系列孤山残丘，高度多在200 m以下。东平湖是黄河、汶河、运河三大水系的交汇地。黄河从北侧流过，河段长约100 km；汶河发源于泰莱山区，干流长200 km，流域面积8 735 km2，汇集了大小940条支流汇入东平湖；京杭大运河在东平湖范围内全长40 km以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河道决溢、改道、分岔、淤积，这里地下古河道、泛道纵横交错、分布较广，仅新湖区东部地下就有6条古河道穿过，地质状况非常复杂。解放以后，通过治理调整，东平湖新湖已划归淮河流域，老湖仍为黄河流域。因此，这里是黄、淮两大流域的分水岭，也是两大流域的交叉点。
2 蝗虫发生情况
东平县历史上曾频频发生蝗灾，据记载发生过700多次大的蝗灾，平均每3年就大发生1次，大发生时飞蝗遮天蔽日，漫天遍野，食尽禾谷，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正如明朝徐光启所言：“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降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侥免之处，惟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食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东亚飞蝗的治理工作，建立了专门的治蝗机构，国家大力支援，发动群众不断地进行蝗虫防治工作。解放初蝗区面积为4.74万hm2，常发生面积2.33万hm2，经过蝗区改造与治理，蝗区面积减少到2.45万hm2，常发生面积1.67万hm2，蝗区面积减少了48.2%，常发生面积减少了28.6%，蝗虫发生程度也大大减轻。但是由于适于蝗虫发生的生态环境还没有彻底改变，加上气候条件对蝗虫发生有利，所以蝗虫不可能彻底被消灭，特别是自1981年以来，东亚飞蝗又有回升趋势，1993年几乎暴发成灾，平均密度130.2头/m2，最高密度达1 634头/m2。
3 蝗虫区生态治理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平县治蝗工作在各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及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认真贯彻治蝗方针，防治蝗虫的同时，在改造蝗区自然面貌上狠下功夫，从而较好地控制了蝗害[2]。
3.1 治理措施
对东平湖涝洼地的改造，主要采取了扩、围、截、抬的措施：一是扩大排水能力，以排为主，排灌两用。在沿湖建立了18处排灌站，加大排水能力，使湖周围在日降水量100 mm的情况下不成灾。二是筑堤围田，控制水位涨落。为减少湖水上涨后淹没的范围，戴庙乡在金山口筑起长7.1 km、高4.5 m的金山坝，围湖近3 500 hm2，改造良田面积2 000 hm2；在东平湖湖南堤坡外再淤起一道二堤，并在二堤上栽上树木；以环湖公路为轴线，沿东平湖湖堤两侧，在适宜绿化的区域内，营造杨、柳、柏、桐和经济林，新栽树苗5万余株[3]。三是深挖排水沟，截住湖水外渗。在湖堤，州城镇至斑鸠店镇，挖深2 m、宽8 m的防渗沟，防止湖水外渗造成浸渍危害；注重湖区内河道的开发利用，在州―商公路两旁恢复自然沟渠种植花莲、籽莲，又称20 km荷花带，通过植被绿化，洁净水域，减少宜蝗区域。四是多挖、深挖鱼塘，实现洼地台面化。先后开挖鱼塘1 000 hm2，抬面近1 000 hm2。改造治理涝洼地实行统一规格标准，统一技术要求，以提高涝洼地改造治理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4]。
3.2 治理标准
在涝洼改造过程中，采用统一的标准，以取得好的治理效果。一是鱼、藕池走向一致。在同一地片或同一区域中，实行统一的东西走向或南北走向，以利通风和采光[5]。二是鱼、藕池的大小一致。一般每个鱼藕池的面积不得少于3 333.35 m2，长×宽掌握在100 m×40 m左右，池四周边坡比1.0∶2.5，池深不得少于2 m，确保水位不低于1.5 m。三是水面和台面的比例一致。一般掌握台面应比原地面高1 m以上，水面与台面比1.0∶1.5，以确保改造后的涝洼地在没有特大暴雨的情况下，台面不受渍涝，水面不溢水，池与池之间、排与排之间的距离要一致。一般掌握池与池之间的距离不少于5 m，排与排之间的距离不少于50 m。
3.3 治理模式
一是渔—草—蚕—渔模式。以渔为主，渔桑结合。鱼塘养殖鲤鱼、罗非鱼等植食性鱼类，台面利用鱼塘的淤泥肥田植桑，桑叶养蚕，蚕粪养鱼，蚕蛹做甲鱼的饲料，使之循环利用，形成食物链[6]。二是渔—草—牧—渔模式。以渔为主，渔牧结合。鱼塘主养鲤鱼、罗非鱼等植食性鱼类以及甲鱼、黄鳝等名特优品种，台面种草，养殖牛、羊、兔等牲畜，利用牲畜粪便育草，牛、羊、兔宰杀后的下肢料喂养甲鱼、黄鳝，形成良性循环。三是渔—粮—牧—渔模式。以渔为主，渔农牧结合。鱼塘主养鲤鱼、罗非鱼、甲鱼、黄鳝、泥鳅、螃蟹等优质水产品，台面上种植小麦、大豆、高粱、玉米等农作物，利用农作物的副产品，养殖鱼类和畜禽，利用畜禽的下肢料养殖甲鱼、黄鳝、螃蟹，形成上粮下渔、种养结合的生产格局[7]。四是采用稻田养河蟹、稻田放鸭等多种形式，利用生物链，充分发挥互补、优化组合的作用，利用生态及天敌等多种因素控制蝗虫的繁育。
4 蝗虫今后治理方向
目前，东平湖蝗区的湖滩泛水地、湖滩阶地、堤外洼地3种生态类型的改造已初见成效，蝗区人民在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今后在蝗区治理过程中，要进一步巩固现在生态治理的成果，根据国家和山东省制定的目标，确保南水北调调水沿线各水域达到Ⅲ类水质标准，并制订实施“两湖一河”碧水行动计划，东平湖为东线工程的调水调蓄水库，所以东平湖水质必须符合Ⅲ类水质标准，为此，在县城西建立污水处理厂一处，保证进入东平湖的水质不受污染。除此之外，在今后蝗虫的治理中，主要集中于生物防治技术和信息技术[8]。采用“低耗、持续、无公害”的生物防治模式，尽力保护和利用自然界的生物资源，保护利用天敌资源，加强生物技术和农业技术在综合治理中的应用，利用生态、生物因素控制蝗虫，既可达到防治蝗虫的目的，又可减少农药对东平湖水质的污染[9]。
5 参考文献
[1] 张龙.国内外蝗害治理技术现状与展望[J].应用昆虫学报，2011，48（4）：804-810.
[2] 周艳丽，王贵强，李广忠.黑龙江省西部草地蝗虫主要种类及综合治理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1，27（9）：382-386.
[3] 张爱玲.肃南县天然草地蝗虫现状及治理对策[J].草业与畜牧，2011（4）：27-28，34.
[4] 孙志民.内蒙古地区蝗灾形成原因及治理措施[J].现代农业科学，2009（7）：185-186.
[5] 杨永进，姚淑玲，杨永春，等.茂南区蝗虫发生规律及综合治理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9（10）：104，109.
[6] 廖伟萍，谭春凤，徐文强，等.贵港市近年蝗虫发生及治理对策初探[J].广西农学报，2008，23（4）：42-44.
[7] 曹成全，张阳，张春学，等.蝗虫综合治理及研究进展[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9（4）：657-660.
蝗虫灾害治理范文4
例如，2006年6月，澳大利亚遭遇最严重的蝗虫灾害，蝗虫吞吃了维多利亚省多达1／4的农作物，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达20亿澳元。蝗虫在澳大利亚的集体行动甚至包括统一繁殖，有些地区的蝗虫卵连绵长达20公里，覆盖的土地大如西班牙国土，十分惊人。此外，2004年西部非洲发生蝗灾，也造成25亿美元的巨大经济损失，当地仅控制蝗灾本身就投入了6000多万美元。
研究人员发现，蝗虫造成灾害首先需要有数量，其次需要一致行动。如果一群蝗虫的数量达到10亿-100亿只，并且一致行动。它们可以延绵数百公里，并造成灾难。除了啃光农作物，而且会啃光树皮草叶。
多年来，人们对蝗虫的统一行动很不理解，因为蝗虫没有语言，也没有统一的思维，更没有统一的指挥，它们为何能统一行动，并且争先恐后，步调一致，造成深重灾难。
为了解开这个谜，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杰罗姆・布尔(Jerome Buhl)和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想要弄清，是什么机制在触发和促使蝗虫统一行动。以此为契机可以找到有效治理蝗灾的新方法。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观察蝗虫的幼虫，即若虫的发育情况，以弄清它们集体行动的触机。研究人员把不同数量的若虫放置于一个80厘米宽的环形活动场所，并用VD拍摄它们的行动。当蝗虫的若虫数量较少时，它们只是沿着场地转来转去。但是，当若虫密度达到每平方米25只时，它们开始如同一只虫子一样以自发的固定方向沿场地行进。
这类似于蝗虫在野外的行动。而在野外是约每平方米有50只虫子时它们才会一致行动。更为有趣的是，当每平方米的若虫达到75只时，它们停止自动地改变方向。在这种超级拥挤的情况下，蝗虫保持一心一意地向前的方向。这意味着虫子越多，其前进的方向越好确定，并有可能提早采取措施，防止蝗虫造成的灾难。同时，这也说明在一个生物群体个体数量太多的情况下，个体成员一般别无选择，只有随大流，或集体无意识。
至此，研究人员只是稍稍弄清了当蝗虫的密度到达一定数量时就会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但是为什么生物个体的密度到达一定数量时就会采取一致的集体行为，研究人员称目前尚不能圆满解释。按一般的解释，生物的群体或一致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以适者生存的方式保存下来并遗传下去的。比如，统一行动有利于自己和整个生物种群的生存和繁衍。鸟儿集体飞行有助于相互照顾和有利行，如大雁南飞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
对于蝗虫来说，情况更特殊。由于它既是食草，又是食肉动物，而且还可能吃同类，所以它们要向同一个方向行动以避免相互冲撞和厮杀。也就是说，作为一只蝗虫来说，如果要避免被同类吃掉，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同一方向的统一行动。
蝗虫灾害治理范文5
新
三、政府主导科研活动的利弊 分析
新
我国在蝗虫治理 研究 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一个典型事例。由于蝗虫的严重危害，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蝗灾控制和蝗虫研究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在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局内专门设置治蝗处，统一领导全国治蝗工作。1953年开始在全国主要蝗区建立了蝗虫防治站。在科研力量上，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改为
influence of politic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omology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 since 20th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lose.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conomics and scie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ok strong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o control science.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ntomology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the paper dissect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and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entomology; science and politics
蝗虫灾害治理范文6
关键词：农业经济；粮食安全；粮食生产；植物保护生产
足够的粮食，保障粮食供给，稳定粮食价格，确保所有人对粮食的需求，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贸易受阻，有些国家进行保粮操作，限制粮食出口。2019年8月19日我国发现草地贪夜蛾，2020年2月11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向全球了沙漠蝗灾预警，敲响了粮食安全的“植保警钟”。《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的出台体现了政府对植保工作的高度重视。在新形势下保护粮食植物，科学使用植保手段，创新植保技术，促进植保人才队伍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粮食生产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
2019年10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这是继1996年《中国的粮食问题》后政府的第2份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文件。粮食安全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关系人类的发展和命运。目前，我国粮食依然需要大量进口，2019年1—11月中国粮食进口数量为9972万t，金额达374亿美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沙漠蝗虫影响，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呈偏紧态势，如果放松国内粮食生产，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面对全球疫情、自然灾害、贸易摩擦、金融风险等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长抓不懈，成为一项基本国策。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命脉，粮食的供给价格弹性大，需求价格弹性小。如果缺少粮食，就会出现温饱问题，甚至威胁国家的稳定团结，因此产量波动不能太大。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和波动性共存，调控难度大，如果粮价上涨过快，低收入人群就会陷入饥饿。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而言，确保粮食安全不仅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还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方针[1]。
2新形势下病虫害对粮食安全生产的威胁
农作物病虫害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生物灾害，一直以来都是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世界粮食生产因虫害常年损失14％，因病害损失10％，因草害损失11％，因鼠害损失20％[2]。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各类灾变事件频发，在一定程度上给病虫害的发生、流行和传播提供了条件。2019年的高温天气导致澳大利亚发生大火，给当地畜牧业和农业带来毁灭性打击。澳大利亚是世界第4大农产品出口国，此次大火导致该国的粮食大约减产7％。高温天气同样使美国、印度、韩国等多国粮食欠收，2020年全球粮食主产国都将面临减产。2020年2月，东非沙漠蝗灾爆发，席卷亚欧非数十个国家，蝗虫所到之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上海海关4月23日公布，在检疫来自马来西亚的一批不锈钢板木质包装时，截获了一只活体沙漠雄性蝗虫成虫。沙漠蝗虫虽被拒之门外，但草地贪夜蛾却已在我国大面积出现。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19年是农业病虫灾害偏重的年份，影响小麦的是条锈病和赤霉病，影响玉米的是草地贪夜蛾。2019年3月2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2018年草地贪夜蛾导致12个非洲国家损失1770万t玉米，相当于数千万人1年的口粮。2019年8月19日，我国发现草地贪叶蛾，目前该虫害已入侵20多个省份，实际危害面积达16万hm2，仅在西南地区已导致玉米减产约5％。3月以后草地贪叶蛾逐渐向北迁飞，6月到达东北地区，可能覆盖全部粮食主产区，严重威胁粮食生产。对于草地贪夜蛾，应长期防治，早发现、早汇报。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粮食安全也将面临考验，植保工作任重道远。
3加大植保力度，确保粮食丰收的措施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重要资源，对部分有害生物来说也是一样。在种植粮食的过程中，粮食作物会受到多种有害生物的威胁，例如虫害、鼠害等[3]。兼顾技术创新和绿色生态环境，给植保的理论研究、管理链、技术链、产业链带了新的挑战。在整个农业领域，植保是产业安全的基本保障。做好新形势下的植物保护工作，科学合理使用植保手段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做好以下工作。（1）编制病虫害防治预案，加强对草地贪夜蛾、沙漠蝗虫及国内蝗虫的监测；加强海关入境植物检疫，及早准备好药剂和药械；编制应急预案，开展应急业务培训和演练，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2）统筹各类农村、农业组织，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基层植保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发展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提高农技推广效率，为农户提供农作物病虫害预防控制技术培训、指导、服务。做好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工作，积极动员一切可用力量防治农作物病虫害。（3）提高病虫害测报效率，积极创新防治科技创新，普及应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树立公共植保理念、绿色植保理念，减少农药的不科学投入，防止农用化学品及植物病原毒素的污染，推进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系的智能化、专业化、绿色化。植物保护工作事关粮食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粮食植物保护更要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环境质量管理和监测办法》《农药合理使用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粮食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