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典文学的看法范文1
【关键词】高中语文；古典诗词；美育
【中图分类号】G633.6
0.引言
《新课程标准》要求，高中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丰富和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从而很好地促进人的知情意的全面发展。而高中阶段的古典诗词内容丰富、意境深远、形式短小、极富审美价值。由此看来，古典诗词的教学就是一个培育美育的最佳渠道。因而古典诗词的教学渐渐成为当今教育界关注的重点，更成为语文教育教学中实施美育的重要内容。但目前高中教学都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古典诗词的教学也不例外，这造成了诗歌的凋零和诗情的消融，也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美育能力的培养。本文将针对这种情况，从高中语文古典诗词的教学角度探讨如何培养学生在美育上的领悟表达能力。
1.古典诗词美育的重要性
1.1美育在古典诗词中的教学要求
随着教科书的不断改版，教育界对语文美育的认知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现在高中语文课程对古典诗词有着明确的教学目标，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不断学习，达到陶冶学生情操、丰富学生情感的目的，使他们能养成高尚的审美情趣，进而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自从高中语文将古典诗词纳入了教学范围后，古典诗词的比重在教材中不断地增加，而且高考试题中古典诗词的鉴赏难度也随之而加大。学生要想在古典诗词方面拿到相对较高的分值，就必须具备深厚的美育功底与鉴赏能力，所以高中语文教学中必须要注重培养好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情趣[1]。
1.2美育在古典诗词的研究地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古典诗词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意存高远，在我国甚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春秋的《诗经》还是战国的《楚辞》，无论是汉代的乐府还是唐宋的诗词，无不都是对前代诗词的一定传承，而后又重新开花结果，如此不断循环渐进，经历了千百年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词艺术。在我国古典诗词中，你既能看到作者对梦想的追求，又能看到作者对现实的不满；既能看到国家民族的兴衰与更替，又能看到作者对生活的感慨与期盼。另外，古典诗词整齐的韵律也能带给读者别样的感受与影响，这些都为高中语文古典诗词的美育教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成了语文美育教学中剪不断的情愫。
而中国又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远自孔子时代，近至五四之前，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一辈子浸染在诗歌的酒香里，他们对古典诗词的兴趣一直没有消减。在当代，我们用那些积淀着智慧结晶、闪耀着理性光辉、浓缩着丰富情感、蕴涵着优美意象的诗词来净化学生的灵魂，加厚他们的文化底蕴，唤醒他们的智慧灵气，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显得很有必要。
2.高中语文古典诗词美育的教学方法
2.1加强学生对语言领悟力的培养
在高中语文古典诗词教学中，领悟诗词句子极其重要。如果学生领悟不当，就会和诗词本意截然相反，造成学生不能正确解读作者的本意与精髓，也无法深刻地理解到古典诗词美妙的所在。古典诗词的语言传神、精练、优美、风格不一，给学生所带来的感觉体会也不一样，好比看同一幅画观众的焦点与角度不一样，观感就不同。因此教师应该从语言方面入手，不断培养学生们的语言领悟能力，并且让学生能够形成良好的语言知觉。这样才能领悟到古典诗词意境所在，才能与词人或者是诗人当时的心境产生共鸣，这样才能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古典诗词的文化魅力[2]。
例如：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中，“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空归月夜魂”中的“春风”是对王昭君美丽容颜的描述，春风本身是充满生机的，如此描述才更加凸显王昭君葬身塞外的悲剧色彩。
再如：李的《浣溪沙》将残荷败叶、愁起秋风、憔悴韶光和彻夜不眠的思妇这些意象组合起来，描绘出一名思夫的痛苦之情。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残荷还是秋风，无论是韶光还是细雨，单独成象都不具备它们组合起来后所形成的意境。
通过对这些情感意境的讲解让学生对古诗词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让他们能够产生感悟，从而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感，以此来陶冶他们的情操。
2.2教师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重要性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生活中会出现很多吸引人们眼球的东西，如果教师不改变自己传统的教学手段去引导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话，那么，越来越多的学生会厌烦语文，认为语文是一门死板、枯燥无味的课程，有时候即使学生对古典诗词有一定的兴趣，但因为无法领悟，理解作者的情感而放弃学习，失去兴趣。学生对学习没有了兴趣，就会与成功失之交臂。因此，随着学校设备的不断更新，教师应该不断利用新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对语文古典诗词学习的兴趣，让课堂教学不会枯燥无味。
2.3学生如何自我提高美育能力
学生依靠自己的兴趣去学习或感悟而得到的知识，远比教师教学而得到的知识印象更加深刻。因此，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的要求给学生制定带有研究性质的学习任务，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学习古典诗词的知识，这样课堂上教师讲解起来也不会吃力，学生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理解与教师一起探讨，而这时教师就充当了一个评论家的角色，来评论学生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学生知道自己的缺点，这样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此反复教学，学生对古典诗词的美育欣赏就达到了更上一层楼的境界[3]。
3.结语
语文这门学科在培养学生美育上占有相对特别的地位，语文古典诗词的教学对学生美育的认知与培养是一个很好的训练。高中语文古典诗词以深远的意境、简约的形式、富有魅力的画面感与教育人的传道功能，正渐渐成为当今教育界的关注热点，更成为语文教育中美育实施的重要手段。高中语文古典诗词美育教学，教师要把握好学生能力目标的确定与自身教学目标的实现，灵活运用科学的教学理念、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和情感化的教学体验来督促学生的诗词学习，同时还要加大学生能力的培养，让高中语文古典诗词的教学不再是应试教育，而是着眼于学生个人素质的培养与提升，使学生成为具有正确的审美观和健全人格的人。
【参考文献】
[1]丁雯.对古典诗词教学的几点思考[J].语文学刊，2011，5（2）；2-3.
对古典文学的看法范文2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 文学性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对古典文学的看法范文3
关键词：小学生；古典诗词；学习兴趣
古典诗词是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它博大精深，志存高远，千古不衰，被世代吟诵。千百年来，它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境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素养。平时让学生多读、多背一些古典诗词，有利于他们增长知识、扩大视野，有利于他们丰富思想、陶冶情操。然而，由于小学生年龄较小，理解能力有限，古典诗词对他们来说十分难懂，如果教师的教法单一，就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那么，怎样才能激发他们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呢？我认为，学生在学习古典诗词时要读写结合，扩大知识面，老师要扩大教学范围，拓宽孩子们的知识视野，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课内、课外要双管齐下，多运用一些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积极性。
一、在诵读中品味诗词魅力
叶圣陶把有感情地朗读叫做“美读”。在进行古典诗词教学时，应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他们进行反复诵读，使学生身入其境，心感其情，和作者的心灵产生共鸣。学生在反复朗读中，能够自行品味出古典诗词的意境美、音韵美和节奏美。所以，反复朗读是学习古诗词行之有效的方法，既能激发孩子们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又能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朗读的方式有很多种，可全班齐读，也可按照诗词的特点分男女声朗读，还可以分角色朗读。教师还要善于利用学生的表演欲，发动学生进行朗读表演，提倡“精读”“情读”“美读”。还可运用小组轮流读、比赛读等方法，总之，运用多种不同形式的朗读方法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进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教学时，我们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展示画面。我的教学主线就是朗读，先指导学生自由读，读出诗的节奏，试着理解诗意，再进行欣赏性地朗读，并配以音乐来强化朗读效果，使学生充分感受古诗的意境美和韵律美。学生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借助自己的理解与想象，一边读一边用手势、动作、表情来增强诗的表现力，这时，诗的音韵美、节奏美和意境美就会通过反复诵读比较形象地表现出来，并且让学生品味友情的可贵，学会珍惜友情。
二、在情境中体会诗句魅力
传统的教学侧重对古典诗词内容的讲解，却忽视了对诗词意境的理解。诗歌体现的是一种意境，语言非常优美，体现的是多姿多彩的画面，体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心情，情境交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因此，对古典诗词的教学不能只停留在浅显的语言文字理解上，而应讲求意境，再现真、善、美的艺术情境。要巧妙地利用多媒体进行情境教学，充分再现诗词的意境之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课件中配以古朴典雅的音乐、精美的画面，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听与看中感悟诗词之美，感悟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在体验中让真情流露
古典诗词能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人心智，当然诗的这种作用离不开情感的体验。教学中都会安排实践活动，而且形式多样化，如情境表演、演唱、补白、游戏、绘画等。让学生在活动中展示个性，发挥特长，同时加深了对诗的意境、情感的理解，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理解能力。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为诗作画，让学生体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的艺术美感，更好地理解诗人表达的感情。
四、在想象中感受诗词之美
在古典诗词教学中，要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启发学生去想象，才能使学生感受到画面美。首先，要多运用绘画、幻灯等辅助手段展示画面内容，让学生通过观察感受诗中的画面美，加深对诗的理解。教学中，要触发学生的想象力，通过联想、假想、反想、续想、补想等，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创造能力，感受诗的意蕴美。比如对《咏柳》的教学时，多媒体出示柳树，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看到的柳树，学生能够以自己看到的柳树展开想象，对古诗的内容就很容易理解了。学习之后，再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画一副自己想象中的柳树图画，使学生感受古诗的画面美。
古典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平时的教学与生活中，我们要做一个有心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热情，培养他们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不断地引导他们多读、多背古典诗词，多积累一些古典诗词，增加他们学习古典诗词的信心，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为他们以后的生活和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使他们受益终生。
参考文献：
［1］梁维玉.让孩子们对背些古典诗词［J］.文科爱好者：教育教学版，2010.
［2］连翔.浅谈如何让学生对古典诗词感兴趣［J］.学园：教育科研，2012.
对古典文学的看法范文4
一、美学风格
“古典”一词，《辞海》的权威解释是“古代流传下来而被后人认为有典范性或代表性的”。不言而喻，这种“典范性或代表性”，包含着“古代流传”的实体存在和“后人认为”的价值判断。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任何“古典”，从纯粹意义上讲，都是古今合一的，是今人对古代传统的历史性评价。然而，舞蹈作为一种特殊的时空艺术，它稍纵即逝的瞬间性和流动性，造成它在中国大地近现代文明之前的实体遗失。“古代流传”的舞蹈，事实本身就包含了时人的历史评价，因而我们无法指认哪一类舞蹈类型更具有“典范性”或“代表性”。
当今业内诸多学者认为：古典舞一词出现于当代，确立于1949年，属于舞蹈风格性分类词语；中国古典舞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产生的中华新舞蹈。我更为认同的观点是，“所谓中国古典舞，实是当代人的发展与创作。五十年代主要指的是以中国戏曲舞蹈为基础大力发展而成的一套中国古典舞基训教材和创作的古典舞作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的古典舞蹈语汇系统。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内容与形式上却有了较大的扩张：一是历代古舞的再创复现；二是少数民族古典舞蹈的发掘；三是当代编导家们根据个人对古典舞的理解给予创新的古典风格的新舞蹈。”军队近些年来的舞蹈创作发展可以归属于第三种发展模式，即“古典主义”的舞蹈风格。
“新古典主义”，原本是18世纪西方美学史上的一种美学流派，在艺术中指以古代希腊和罗马艺术为基础的历史传统或美学观点。《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写到：“古典主义”用于说明历史传统时，指古代艺术或受古代影响的后期艺术；“新古典主义”则仅指受古代影响的后期艺术。西方艺术史上把这种有意直接模仿古代艺术的阶段通常称为“新古典主义”阶段。就西方传统来说，古典主义时期意味着对古代典范作品的尊崇，但是对那些典范作品的解释和借鉴，可能因时间和种类(如绘画、建筑、文学、音乐等)不同而各异。由于对希腊、罗马或文艺复兴时期典范作品的崇敬，产生了各种“新古典主义”，它着重于探索古典主义风格上的特点如何适应现代艺术发展问题。
笔者以为，军艺舞蹈系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创作思想，一方面是对传统古典主义风格创作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是对古典主义表现形式的革新，这也是针对近年来舞蹈创作过分注重教化和审美认同的功能性而提出的。当下不少舞蹈作品的创作忽视了艺术形态上的创新，出现作品有内容而无形式，有深刻的主题又缺乏审美趣味的现象。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审美价值理念、审美观念和审美心理都在随之改变。对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对艺术作品中所追问的“人”、“人的内心”、“人的情感”、“人的性格”、“人的思维”的回答，都有这一时代的答案。孰不知，今天人们的审美意识已趋向于生活化、实用化、社会化和商业化，它不再是超然于人们生活之外的、高高在上的神圣领域，而是变成了人们生活本身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审美意识已逐渐向现实生活转化，进入了一种“泛审美”的时代。那么，如何把握适应新时展的传统文化之变革，如何将中国社会的伦理精神、审美观念、融入当前的舞蹈艺术创新中，如何开拓新时代军队舞蹈艺术发展新路，正是军艺舞蹈系学科建设中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在多年的舞蹈教学实践经验基础上，艺术学院舞蹈系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军队舞蹈艺术特色的“新古典主义”创作风格新路。以作品《胡笳十八拍》为例，舞蹈的题材选用汉代女诗人蔡文姬的人物形象，从作品的表现手法看，它既不是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也不以“A-B-A”或“A-B”等故事情节的叙事逻辑来贯穿作品的结构，其侧重点放在对艺术作品修辞形态的开拓上，即通过舞者的舞蹈语言形象，表现北方的严寒、凄凉以及女性的坚强，情感表现哀而不伤，重在开拓作品的审美意境。作品的语言形态中出现了“新古典主义”中“语言杂多”的特征，舞者的呼吸融合了现代舞与古典舞身韵的气息，动作之间的连接，身体与地面的关系、身体各部位间一动具动的传导以及作品的音乐风格等，都注入了西方舞蹈、音乐的元素。作品中除个别语汇，如云手、慢步、掖腿转、探海、卧鱼等动作能看出是中国古典舞的传统语汇外，大部分舞蹈语言都是与西方舞蹈动作元素融合后开发的，而不是诸多古典舞程式化语言的相加。当笔者用文字描述其作品时，很难像描述同台的其它古典舞作品那样，用“期盼”、“寻找”等哑剧化的动作，以及“‘云间转腰’接‘燕子穿林’接‘烽火轮’接‘小射雁’”等程式化的语汇来描绘一组舞蹈语言。其作品的美学精神仍从属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追求意境的营造，流转有韵。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新古典主义”创作风格的舞蹈作品，从以往更多的注重塑造“典型”形象逐渐转向注重表现舞蹈艺术中最具魅力的“活的形象”，注重对舞蹈语言形象层面、艺术形象层面、文化意味层面的挖掘与开拓。它首先是对舞蹈语汇的突破，突破了传统古典舞语汇中受戏曲影响较深的程式化语汇，注意舞蹈的表现技巧，在表现技巧之中又特别重视表现的语言。在舞蹈结构上，突破了传统古典舞的程式化结构，摆脱了“以歌舞演故事”的叙事手法，采用的是一种零叙事的手法。“新古典主义”创作风格的作品更注重作品的审美感染效果，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中汲取精华，但又不走“复古”的老路，在题材创作上借鉴古典传统的风格，在创作手法上则采用现代的表演技巧，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以为，“新古典主义”创作风格是对传统古典主义创作观念上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分析军艺舞蹈系近年来相继推出的《十面埋伏》、《传说》、《墨舞》、《良家妇女》、《刺秦》、《问君何时归》、《最疼爱我的人去了》、《流年》、《秋》、《一片羽毛》等一系列舞蹈精品，我们可以看出“新古典主义”舞蹈创作风格的倡导者对传统的古典主义精神赋予了时代的新意。这种“新古典主义”舞蹈创作风格的新路，无疑是对传统古典主义创作观念上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是对现有舞蹈艺术语言表现力的拓展，是超越传统古典舞创作的一种新尝试。法国记者将其称为“一种既民族化又国际化的新古典主义的风格”。认为这种“新古典主义”创作风格融合了东方舞蹈元素和西方音乐元素，形成了充满艺术诱惑力的混合元素。军艺舞蹈系以这种美学风格推出的舞蹈作品，一方面不失传统文化意蕴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拓展了舞蹈的表现领域和表现形式。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如作品《小溪•江河•大海》、《荷花赋》、《胡笳十八拍》、《传说》、《最疼爱我的人去了》、《刺秦》、《向天堂的蝴蝶》等。这些作品在经过当今编导“综合语言”的艺术润色后，或威武、或昂扬、或雄浑、或亢奋，意气奋发，气宇轩昂，又不失华丽优美，最易煽动和点燃观众们的激情。这些“新古典主义”创作风格的舞蹈，在呈现出最佳的视听效果的同时，又让人感受到舞者在眉宇舞动与举手投足间所流露出的文化艺术魅力。君不见，当金鼓号角齐鸣时，喷薄而出的军威是那样的势不可挡，而当乐曲转入低回和悠扬，军人的阴柔之美又是那么的柔和细腻，宛如滑翔在阳光照射的水面，有着纯净、阳光和天然的美意，让人心醉神迷！军艺舞蹈系的演员所塑造的军人形象已不再是战场上风尘仆仆的英雄，而是一群光彩夺目，充满自信，体现新中国文明、掀开盛世华章的时代英雄！这里，一方面你可以说他们是对真正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回归，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现代艺术精神的张扬，有对身体极限的挑战。纵观军艺舞蹈系近些年来推出的深受国内外观众喜爱的一系列优秀作品，欣赏他们取得的一块块获奖金牌，就足以证明他们所尝试的“新古典主义”创作风格已无形中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新古典主义”创作风格的大胆尝试，一方面对中国古典舞的形式发展有新的突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当代舞的创作，以及那些按传统古典舞审美标准看来还处于临界线的作品，找到一个理论依据。为当前的舞蹈创作提出了一种既能贴近时代生活又不失传统文化意蕴的新思路。
二、 创作精神
纵观军艺舞蹈系近年来舞蹈创作的发展态势，分析其新创作的剧目以及近年来纳入军艺教学剧目中的其它军旅舞蹈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军艺舞蹈系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创作思想，是对传统古典主义创作观念上一次发展中的继承，是对原有舞蹈艺术语言表现力的一次新的拓展。这种创作思想倡导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中汲取精华，但又不走“复古”道路，特别注意舞蹈的表现技巧，在表现技巧之中又特别重视舞蹈表现的语言，在审美精神上借鉴古典的风格，在创作手法上采用现代的表演技巧。从当前的创作形式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军旅舞蹈创作，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即：两种创作题材，三类创作风格，两种修辞形态。
首先，是以舞蹈创作题材的类型来划分，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军事题材和非军事题材两种。军事题材的作品主要是围绕军队文化生活而创作的作品，如《成长》、《扫雷兵》、《穿越》、《士兵的假日》等。这些作品的军旅风格也从过去表现一些离我们生活较远的“主旋律”转向了表现更贴近我们生活的主题。作品《成长》，集军队文化与校园文化为一身，在表现军营生活时，又真实地再现出每一位舞者的心路历程。作品《穿越》，同样是表现军人的“英勇无畏”，也体现出了新时期军旅舞蹈的时代风貌，但这里没有硝烟，没有鲜血，展示的是和平年代军人百折不挠、意气风发的士气。我们对彩绘在士兵脸上的军彩条纹，你可以将其理解为风尘，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伤痕；你可以将其理解为时间和岁月在现代人脸上刻下的无情的烙印，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象征力量和勇敢的图腾。该作品的舞蹈语言打破了从前单一的挺拔向上的语言形象，拓展了一、二度空间的语汇。这里表现的“英勇”不再是那种我们已经生疏的“英雄主义”，而是将人类对极限的挑战精神泛化到了现代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此时“穿越”的含义也被泛化。一样的军事题材“主旋律”，但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精神。非军事题材的作品，指的是受“新古典主义”影响创作的一系列古典舞、当代舞、现代舞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为各大赛事所编排的。
其次，是以舞蹈创作风格的类型来划分，我们也将其分为秉承传统军旅舞蹈创作风格，和对军旅传统创作表现形式有所突破，以及专门为各大赛事而创作的不同舞种的作品三类。第一类指秉承传统军旅舞蹈创作风格的作品，如作品《穿越》、《士兵的假日》等。这两个作品反映了当代中国军人两种不同的精神面貌。一种是中国军人精神亘古不变的“英雄主义”，在新时代主要凝练为一种挑战极限的坚韧精神；一种是中国士兵现实生活中一种真实的争强好胜与憨厚朴实。前者塑造了军人的崇高和坚韧，后者体现了军人的耿直与率真。第二类指对军旅传统创作表现形式有所突破的作品，如作品《十面埋伏》、《无声的战友》等。前者没有穿军装，也没有呈现战场，却让人看到了一个融军人精神和文人气质为一体的多义的形象，将传统的古典舞语汇与革命者的形象融为一体；后者在文化内涵上则有所开拓，它将军人舍身取“文”的英勇与真实的人文关怀综合表现在一起。第三类则是以各大赛事为主导创作的不同舞种的作品，重在拓展传统古典舞、民间舞、现代舞的编舞形式，尤其是对语言风格的开拓。如《胡笳十八拍》、《传说》、《走出沙漠的刀郎》、《扇女》、《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最疼爱我的人去了》、《守望》等诸多出现在赛事中带有强烈视觉审美感的佳作。再次，是以作品修辞形态的类型来划分，这里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为表现性手法，二为再现性手法。表现性手法中主要突出对作品意象和意境的营造。它侧重在对意境的表现，注重开拓艺术作品舞台空间外的一个虚实相生的审美空间，激发人们无尽的想象。如《十面埋伏》、《胡笳十八拍》、《传说》、《一片羽毛》等。作品《传说》，编导并没有刻意地去表现大而空洞的主题，也没有刻意去体现复杂的动作技巧，只为观众营造了一个虚实相生的审美想象；没有鲜血，却让人处处感到一种生命的岌岌可危；没有浓重的情感宣泄，却让人随着演员身体微微的抽搐而心生怜悯。编导用最质朴的语言，描绘了生命中一种残缺的美。当象征着天堂的微光和象征着死亡的红色与舞者的身体相融汇的那一刻，人们的情感与想象都凝聚在那个神圣而缥缈的瞬间。《一片羽毛》中，用鸟的死亡来表现一切生命的延续与泯灭，传达了创作者对生命的感悟。为此，作品注重对情感的刻画，这里既体现了候鸟们在嘶声中蕴含那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也隐喻出一种勇敢、乐观、豪迈的战士性格，他们只愿飘升，将整个身躯献给纯净。该作品的创作与表演为部队舞蹈的发展开创了一种新的视角，除了暗含的一种铿锵有力的军威外，还平添了一份对人性的思考、对同伴的缅怀、对生命的珍爱，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呼吁。作品并未从形式表面来体现军人，而是提炼出一种坚韧不拔的军人精神和刚健有力的军人气质，同时也歌颂了人类在面对生命危机，面对困难与挫折时的一种百折不挠、勇于抗争的人性主题。再现性手法侧重在对意象的表现，注重作品暗示的意义和象征性。如《穿越》、《小溪•江河•大海》、《荷花赋》、《月亮女人》等。再现性手法主要是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描摹，如《士兵的假日》、《草原小子》、《摊煎饼的小》等。
正是这些作品获得认可的艺术价值奠定了”新古典主义”美学风格创作观在军旅舞蹈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他们使军艺舞蹈系再次在中国舞坛掀起创新高潮。
军艺舞蹈系以“新古典主义”舞蹈创作风格推动着新时代军旅舞蹈的发展，一方面拓展了舞蹈艺术的审美空间，另一方面找到了一条适合军旅舞蹈艺术发展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也使军旅舞蹈艺术的发展摆脱了由于商品社会物质文化风行所带来的某种精神困境。
三、历史价值
（一）超越意识形态单一化表现
军旅舞蹈是社会文化构成中的一个领域，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由于社会的变迁，军人形象，军人文化，英雄主义，一度成为社会最崇拜、最尊重的一个文化符号。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一些战争题材的作品常受到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的影响，基本上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今天，随着主流文化的多元化，商业文化的平面化以及感官刺激性、消遣愉悦性的突显，人们对过去心目中的“英雄”情结和忧患意识已逐渐淡漠，军队文化原有的社会权威地位正在逐渐丧失，这就使军队的舞蹈创作不像从前那样易于形成强烈的社会感召力。而这又恰恰促进了军队舞蹈进行思辨，促使军队舞蹈创作回归舞蹈艺术的本体价值，这就犹如当前许多成功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一样，新瓶装旧酒，除考虑做什么之外，更重在探索怎样做。同样是表现军事题材，创作者更侧重思索如何从一个个全新的艺术视角去演绎，将军人的先锋楷模形象泛化到当代人的真实情感和切实生活当中，由情感表现的悲壮走向健壮和恢宏，让英雄情结从战场上的“英雄”转化为新时代朝气与力量的形象代言，重新展示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英雄魅力。
（二）实现传统文化形式的当代转换
“新古典主义”舞蹈创作风格的美学思想使军队舞蹈的创作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支点，它并不是为了解决舞种划分的界限困惑，而是为那些由于受到传统“古典主义”思想束缚而导致舞蹈创作语言单一，审美趣味枯燥的创作弊端指出了一条吻合时展的创作思路。那么“新古典主义”舞蹈创作则增强了舞蹈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拓展了舞蹈的形式与形态空间。在美和审美的社会功利内容上，从强调伦理功能和教化作用转向到强调审美价值和艺术美感作用。他们更注重在当代人的视野中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展示文化之“经典”含义的内涵外延，寻找融东西方舞种之精髓的军旅舞蹈发展道路，探索传统审美理念的当代建构，更注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当代转换。
（三）为市场化困境中的舞蹈艺术赋予新的生命活力
演出市场的困境是整个舞蹈艺术都面临的困惑，由于大众文化市场化的出现，使艺术本身也在分裂；一边坚持走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化道路，但由于缺乏艺术市场和观众的支持，导致其发展滞缓。另一边走市场化的演出道路，但由于过于追求商业价值和利润，使艺术沦为一些低级趣味的庸俗消费品。与此同时不同艺术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有些艺术类型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如影视、音乐等；而舞蹈、戏曲等艺术门类就相对缺乏市场竞争力。在”新古典主义”美学风格追求下的军艺舞蹈创作，逐渐注重对舞蹈特有艺术价值的挖掘，开始注重对最能彰显舞蹈艺术特征的“活的形象”的塑造，注重对舞蹈艺术语言、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味的挖掘，而不再去塑造“典型”。许多作品常常采用零叙事的手法，让观众在舞蹈所特有的线条美和节律美中体会一种生命的震撼，以补偿其压抑和未能体验的生活经验。
总而言之，“新古典主义”创作与生态式教学模式的确立拓展了军旅舞蹈艺术的当代审美空间，摆脱了舞蹈艺术分科过细所带来的弊端，为军旅舞蹈艺术的学科建设找到了一条因材施教的发展道路，是舞蹈艺术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代艺术精神及军队特有审美形态的完美融合，一方面为军艺舞蹈艺术创作和教学发展找到了一个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军旅舞蹈乃至当代舞坛的部分艺术发展问题做出了一个有力的审美回答。
结语
青山高而望远，白云深而路遥。恐怕无人否认，军旅这方博大的厚土是优秀舞者、优秀舞蹈艺术家人才辈出的地方。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军艺舞蹈系已成为当今舞坛首屈一指的名系，军艺舞蹈系近年来的教学与创作变革对整个中国舞坛的发展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军队舞蹈发展中所面临的困惑，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出现的客观问题。面对这些现况，军艺舞蹈系正努力地寻求自身的变革之路，我们所遇到的困惑有的已经摆脱，有的正逐渐摆脱，有的还需要不断探索。从其历史角度看，我们已经有了积极的变革和发展成果。当然，从其自身的潜质来说，军艺舞蹈系在新时期还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让树起的旗帜继续在历史的天空飘扬也许比不断树立旗帜的过程还要艰辛。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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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典文学的看法范文5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献学》 教材 启发式 实践教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同时它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为了增强该课程的实践环节，我们在教材选择、课堂教学方法、课外实践活动和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具体增强其实践性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现略述体会如下，祈同道指正。
一.《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中体现的实践性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材林林种种，各有特色。华师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是以张三夕教授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为教材进行讲授的。该教材2003年初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后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部级精品教材。2007年出版第二版后，大约每年重印一次，每次印刷1万册，可见其广受欢迎。我们之所以选择该教材进行讲授，是因为该教材体例新颖，立足于传统理论，又面向现代化，体现了很强的实践性，与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特征相匹配。该教材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教材章节内容设置上，除了重点讲述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五个分支外，还“突出地将标点、注译和检索这三类大众应用型知识纳入教材之中。”[1]“标点、注释、翻译和检索，是本科生和普通读者阅读和利用古典文献时遭遇的最直接的问题。它关系到古典文献的基本效用。”[2]如第七章第二节介绍了古籍标点致误的类型和原因以及古籍标点的几种方法，便于学生在阅读古书时，正确地句读、理解文章意思，提高学生阅读古典文献的基本功。第八章第二节详细介绍了注释的名称及其术语，这对于学生选择和阅读注书类典籍同样有很大帮助。另外，古典文献的检索包括传统的纸质文献检索和电子文献检索。第九章第一节按检索的对象从书名检索、人名检索、地名检索和字词句检索四个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并提供了各种工具书索引书目，便于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参考使用。传统纸质文献的检索学习也有利于学生学会如何充分利用华师图书馆八楼古籍藏书处的古籍文献资料。除了传统纸质文献，“在电子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电子文献已成为学生和普通读者经常阅读和利用的文献，但是电子文献资源也是良莠不齐的，这就需要文献工作者及时给予指导，推介一些资源优异而稳定性强的最新电子文献。”[3]该教材从光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两大方面介绍了目前使用率比较高的几种大型数据库，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电子版、古籍书目检索网络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检索网络数据库等，并详细讲解了检索方法和注意事项。特别提出“不论检索光盘还是网络中的数据，如果要正式引用，务必要校核书籍的原文。”[4]这也体现了文献学的严谨性。古典文献检索的介绍便于学生在学习中快捷、有效地查阅文献数据，进行实践性学习。
第二，传统文献学知识叙述注重方法介绍和技能的培养。除了以上标点、注译和检索三章体现的实践性特征，在其他五个传统文献学分支的介绍中也突出了对方法的介绍和学生技能的培养。首先，“就方法而言，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等主干知识本身就是整理文献的方法，同时，这些方法本身也表达了一种学术观点，一种对古代学术的看法和主张，一种处理历史文化的技能。所以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是纯客观的学问，它本身就是方法、观点和技能。”[5]因此学生在学习这五部分理论知识的同时就是在学习整理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和技能。如第三章第四节对“版本的鉴别和选择”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版本形式、书籍内容和前人研究成果三方面介绍了鉴别版本的方法，便于学生鉴别古籍版本，选择善本进行阅读和使用。第四章“古典文献的校勘”第三节借鉴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的《校勘四例》对校勘的主要方法的叙述，从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对校勘方法进行详细介绍。第五章中也提到了辨伪的方法和要点。第六章古典文献的辑佚中提到了辑佚的基本方法：“从佚文献的认定、佚文献的搜辑、辑佚的主要资源、辑佚文献的整理”[6]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方法介绍。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该教材为学生提供了大量文献整理方面操作性强的实用技能。
第三，“在教材体例上的创新，体现了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互动、多元化培养目标的现代教育观念。”[7]教材在每一章正文后设计了“关键词、思考题、练习题和进一步阅读文献”。其中“关键词和思考题”，便于指导学生课后复习、巩固课堂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进一步阅读”则为学生提供相关理论书籍，帮助学生扩充知识面，增长知识。而“练习题则集中体现了编者高度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师生互动的教学观念”。[8]如，教材“第二章古典文献的目录”这一章节后的练习题中要求学生“在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基础上，自撰一份专题书目提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兴趣或毕业论文选题确定专题，所介绍文献应自成系列，并不少于五种图书）”。[9]从这一练习题就可以看出教材在这一板块编写上，要求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知识运用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习和研究，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强调学生的动手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比如，在第七章讲解完“古典文献的标点”，我们配合教材后的练习题2，要求学生“利用《四库全书》电子版打印一部唐宋笔记小说发给学生标点（每个学生分几页），做完后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部唐宋笔记标点本。最后请老师讲评。”[10]这一练习题充分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理念，学生可以在做练习题的过程中实践课堂学习的标点古籍的方法，在老师讲评中又能更深地体会标点的重要性，更好掌握古典文献标点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能参与一部古籍的标点工作，可谓一举两得。
二.以问题为中心的启发式实践教学
作为一门专业选修课，“中国古典文献学”授课时间只有短短的36个课时，而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的知识范围是很广泛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坚持理论和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原则，秉持“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避免教师单向性“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启发式教学和研讨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采取教师课堂教授和学生课后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吸引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引导学生有效学习，最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能对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理论知识都有清楚的认识并能实际运用，有利于日后的专业发展。
（一）教师课堂提问
我们在“中国古典文献学”这门课程的教授中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启发式实践教学，这突出体现在“教师课堂提问”环节中。每堂课之后我们都会针对本堂课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根据课后关键词、思考题、练习题复习已学内容，有时也会列出一些重要的文献学著作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有选择性地亲身阅读古籍文本，第二次上课时我们会首先提问学生，了解学生是否自学，自学的效果如何，自学后有哪些收获，发现哪些相关问题等等。这种紧张而又活泼的带有研讨性质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不仅引导所有学生复习了已学内容，同时也促进学生养成带着问题学习的良好习惯。
比如我们在讲授完目录学一章后及时让学生课后自行复习目录学一章，第二次上课分别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叙录”、“六分法”、“四分法”、“史志目录”、“四家目录”、“《七略》与《别录》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经部”等提问12位同学，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点评补充的互动性课堂环节，学生不仅很好地回馈了自己的自学成果，也很好地复习了目录的定义、结构、历史演变、类别以及作用等理论知识，真可谓是取得一石二鸟的教学效果。
（二）学生亲身阅读古籍文本
我们不仅要求学生自行复习教材上的理论知识，更强调学生应该通过亲身阅读文本的实践活动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而使学生能够真正将教材内容完全消化并内化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提高阅读古典文献的实际能力。比如，我们在讲授完教材“目录学”的理论知识后，便立即布置学生们完成相应的课后作业——根据个人兴趣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种目录书中任选一种阅读并写下阅读心得。第二次上课时我们发现有几位同学都阅读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小说家”部分，于是我们建议这几位同学在课堂上分享并讨论各自的读书体会，借此引导学生培养讨论交流的良好读书习惯。而且，我们也发现有同学将《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隋书·经籍志》的《楚辞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楚辞类小序》进行对读，从中基本了解楚辞的发展源流。可见这位同学是将所学目录学知识有效地运用到读书实践中了。其实，学生们通过自己的读书实践，不仅自觉地体会到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中国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中各自不同的重要地位，也深刻地感受到古典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总之，学生亲身阅读古籍是本课程教学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实践性环节。
（三）教师充分运用多媒体PPT图片展示和现场实物演示等手段辅助教学
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理论性，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除了口头讲解以外还积极利用多媒体PPT图片展示和现场实物演示等手段，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多媒体PPT图片展示给人以具象感，往往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活跃课堂氛围，改善教学效果。比如，我们在“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的PPT课件中就插入了刻有甲骨文的龟甲实物、《甲骨文字典》书影、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石鼓实物、唐代墓碑文、郭店楚简、马王堆汉墓《老子乙本》等多张图片，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加深了学生对古典文献甲骨、金石、竹帛、纸张等多种载体的印象。再比如，我们在讲授“版本的鉴别与选择”时提到“看版式”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但现在学生所接触的书大多是现代书，版式与古籍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在PPT课件中首先插入了“雕版文献版式示意图”，介绍版面、栏线、行款、版心等，我们还结合多种古籍的书影图片向学生演示版式中单鱼尾、双鱼尾、顺鱼尾、逆鱼尾的区别。通过这些具体的PPT图片，学生们真正认识了古籍的版式，而不只是靠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和老师口头上的解释凭空想象。
如果说丰富的多媒体PPT图片为理论性较强的古典文献学课堂增添了生动具体的例证的话，那么现场实物演示则更加体现了我们授课的实践性特点。比如，在讲授完古籍纸书的装式这一节内容时。我们布置同学们课后动手，用现代人的材料还原古代纸书的装式，开展了一次手工制作纸书装式的竞赛活动。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他们在课下制作了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七种纸书装式。在下堂课授课前，同学们一一展示了他们的杰作，我们选出了十位学生代表对这些作品进行投票，选出了制作最好的，最符合课本上介绍的各种纸书装式特点的前三名，并颁发了一些小礼品，以资鼓励。同学们兴致勃勃，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这一活动，既让同学们在实践动手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了七种古籍装式的优缺点及其之间的区别，又增强了同学们对古典文献的兴趣，可谓一箭双雕。学生们对这种实物制作、现场演示和知识讲解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方式反响很好。
（四）文言文标点翻译训练贯穿课堂教学
要阅读古籍文献首先就是要对文言文进行句读并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因此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始终重视学生古文今译能力的训练。教材当中已经适当地选入一些古典文献段落，这就为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文言文翻译实时训练提供了极大便利。比如，我们在讲授目录学中“一书目录”时，让学生朗读并翻译《易经·序卦》中的一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选段、《汉书·叙传》中的选段[11]，之后我们会对学生的译文进行评点补充，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对古籍中“一书目录”的发展源流、体例等基本的理论知识都有了较深的体会，而且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提高文言文标点翻译的能力。
再比如，我们在讲完“版本学”的理论知识后，让学生翻译并解答第一道课后练习题：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至廉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这则故事说明了什么？[12]
这则故事讲教官读的是麻沙本，里面是“乾为金，坤为金”，而诸生根据所读的监本记载的“干为金，坤为釜”提出质疑。“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科目之一，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它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故事中的“教官”便是太学中的老师。麻沙是福建省建阳县的一个镇，其刻本粗制滥造，质量不高，因而麻沙本也就成为了劣本的代称。监本是指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刻的本子。可见读书时若是根据的版本不好，纵然是博学多识的太学教官也会犯错。由此，学生不仅当堂进行了文言翻译练习，也更加明白好的版本在读书治学中的关键性作用，而且还顺带复习了“三舍法”、“麻沙本”、“监本”等中国古代文献历史方面的基本知识。
（五）理论知识的讲授和具体实用的例证紧密结合，提高学生文献处理能力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秉着学以致用、与时俱进的原则，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同时紧密结合具体生动的实例，引导学生将古典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和当代图书馆学、编辑学等学科知识融会贯通，有意识地提高学生对文献的运用处理能力。
比如，我们在讲授版本鉴别的方法之一“验牌记”时，便积极引导学生对比现代图书与古典文献在“牌记”方面的差异。古代版刻书的牌记，一般用一行或两行字，以说明刻书的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是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就相当于现代图书的版权页。我们以教材为例，当堂演示，引导学生们识读版权页，其中包括图书名、著者、版次、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印次、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图书学科分类、中图分类号等详细信息；而从版次印次印数可以看出该书的畅销情况及其在学界的影响。由此，学生们学会通过图书作者、出版机构、版印情况等来初步判断图书的优劣，从而更好地指导读书治学实践。
再比如，我们在讲授完教材上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基本校勘方法后便让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校勘经验，其中有两位同学恰好是文学院主办杂志《桂风》的编辑，他们都表示这次在课堂上对校勘方法理论系统性的学习对他们的触动很大。一般来说，凡是投给杂志《桂风》的稿件都要经过实习编辑的一校、资深编辑的二校、主编的三校，但尽管经过了三次校审，稿件往往还是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面的原因除了编辑本身知识不足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完全掌握校勘方法。另外几位在杂志社实习过的同学也表示有同样的感受。最后，我们对同学们的发言进行总结，并让这两位《桂风》的编辑将电子版《图书编校细则》上传到班里的QQ群共享中，以供全班同学参考学习。同时，我们也强调当今大学生，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加强校勘能力的培养，这不仅对日后求职有益（特别是对于那些立志于做编辑的同学），更是当今高素质人才的基本素养之一。课后，学生们普遍表示此次课堂的收获极大，确实是深刻感受到了学以致用的快乐。
事实上，我们在这门课程一开始就以平时成绩加分来鼓励学生主动寻找《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中存在的错误，包括标点、错别字等。这也是实践教学的一种体现，既有利于学生仔细阅读教材，亲身参与文献校勘，也有利于教材本身的更新修订。
三.课外实践活动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我们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与课程相关的课外实践活动。
（一）参观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展馆
我们在教授完“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这一内容后，都会组织学生集体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的“书写历史”展馆。湖北省是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批次和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展馆陈列着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除此还陈列着甲骨文汉《朝侯之小子碑》拓片、石鼓文拓本等各种古典文献。其中竹简和板牍依次陈列着，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简和牍之间明显的区别，这有利于学生深切领会书本中的知识。在竹简旁边还陈列着竹简的制作流程，通过实物形象地向学生们展示竹简的制作成形过程，一目了然。
（二）图书馆查阅工具书
为了强调工具书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为了让学生学习怎样查阅、使用工具书，我们联系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张晓明老师，与图书馆合作，在周末组织同学们到图书馆亲自查检工具书，并及时解答学生在查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实践活动中，我们向学生讲解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讲解《说文解字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汉语大字典》等几部大型常用工具书使用法。很多学生反映到图书馆进行工具书查阅让他们受益匪浅，对他们后来论文写作和学习中的资料收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鼓励学生在QQ上创办文献学群展开互相交流
网络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即时性通讯工具如QQ群给师生学习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张三夕老师教的2009级和2010级同学，就在QQ上创办文献学群，群主由郑依晴同学负责，她把老师的课件及时上传给同学们，群内有什么学习资料就上传共享。老师也加入到群里，有空也在群里为学生解惑答疑。更多的时候，是同学们在群里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种促进学习的很好方式。一些同学表示，即使这门课结束了，甚至同学们毕业了，如果有兴趣，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群里互通信息，彼此交流，继续学习文献学的专业知识。
四.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关的优秀毕业论文
正是因为我们课程的实践性改革，课堂教堂形式的转变，引起了很多学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知识的兴趣。很多上过该课程的学生在他们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都选择了文献学方向。在我们指导的毕业论文中有几篇曾获得省级优秀毕业论文。如，2006届毕业生伍婧琳同学的《韦庄词汇校札记》、2008届毕业生李程同学的《明人选宋诗与〈宋艺圃集〉研究》、2010级毕业生田彧同学的《古诗部分校释》、2011届毕业生柯玲玲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校读札记》等等。这些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古典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知识，并结合自己的专业，对古典文献进行了校释，在论文写作中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献学》课堂上学习的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方法，进行论文写作，论得扎实，成果显著。这也是该课程实践性教学中的一大重要成果，学生学以致用的最好体现。
注释：
[1][2]彭红卫：《直探本源的理论品味，与时俱进的实践特征——评张三夕主编（新版）》，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1月第1期，第96页。
[3][4]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305页。
[5][6][7][8]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08—213页。
[9]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03页。
[10]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50页。
[11]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71页至第75页。
[12]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35页。
对古典文学的看法范文6
关键词：《何典》；典故；消解；反叛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005-02
《何典》是一部颇受争议的小说，自诞生以来人们对它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虽然单纯从艺术成就来看，它并不是一部经典著作，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它了历经两千多年的传统。因为它走极端，所以必然会有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遭人诟病，但同时因为它走极端，才能产生对传统最大的冲击力。《何典》，从题目也可以看出，它是一部为反对用典而量身定做的小说，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何典》的反对用典的表象，更应该关注它反对用典背后更深层的意义。下面，我们就从用典这一传统及其历史内涵谈起。
一、用典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使用典故是我国古代文人的习惯，它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尊圣崇经，是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孔子就成了圣人，孔子的言行演化为典故被后世频频引用。而先秦经典《诗经》和《离骚》更是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其诗句、意象被频频化用。在这种历史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文人具有浓厚的崇古意识，文学作品中的用典正是这种崇古意识的折射和反映。尚古、尊古的观念已经深入古代文人的灵魂，用典就是这种精神的直观显现。
另一方面，从民族性格来看，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处于农业社会，我们知道，农业生产是注重经验的。长者对于天气变化的判断、对于耕收时令的把握，在农业生产中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能力都是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这是年轻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比肩的，所以有句俗语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道理就在于此。在这种生产环境下，要求年轻人要尊重长者，崇敬祖先。因此，在中国，认为越老的东西越好是有其深层的民族性格原因的。从这来看，我们如此执着于在文学作品中用典似乎就从我们自身民族性格――崇敬祖先这里找到了支撑。
二、清朝用典的情况
从我国文学发展历史来看，用典从先秦发轫，经过汉魏晋时期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高潮，至唐朝日趋成熟，到宋代就进入了用典的雕琢期，元明清则出现了守成和解脱两种趋势。
因为《何典》产生于清朝，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用典的情况。从诗文来看，文人们执着于守成，他们作诗为文仍然固执于“无一字无来历”的主张。虽然有人批评当时的这种“填书塞典”的风气，但大多数人仍然在钻研如何在诗文中更好的用典。从小说戏曲来看，用典已经从士大夫的典雅走向通俗，尤其是古白话小说，把一些过于典雅的典故都淘汰了，普遍开始使用已经广泛流传在口语中的通俗典故，而且新的白话的戏曲小说又为小说家们提供了新的典故，出现了用典的新趋向。
《何典》就是用典解脱趋势的代表，它不仅淘汰了典雅的典故，它走得更远，全文充斥着方言俚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的反叛。其实，我们在前面努力挖掘用典的深层意蕴和历史根源，无非是为《何典》对典故的突破的重大意义找依据。也就是说，用典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渊源越深、传统力量越强，那么《何典》的突破传统的意义越重大。
三、《何典》对典故的消解
（一）命名“何典”
作者分明不屑于用典故，却偏偏取名何典，仿佛是在向那些绞尽脑汁用典故填塞文学作品的人们示威，向他们询问自己的作品“出于何典”。书名发问“出于何典”，书的内容描绘了鬼世界、运用的语言是俗字秽语，这就很明确地给出了答案“不典”。而且，作者在通篇结束时，用一首诗作了最好的结语：“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这意思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显然，题目取为“何典”，是作者对用典故填塞作品的行为的最好的讽刺，也是对封建文人盲目的崇古、尚古意识的强烈的批判。
（二）诗词中摒弃典故
古代的章回小说每回前，往往以“诗曰”、“词曰”开头，用一首诗或词来介绍一回的主要内容或基本情感，也常常在行文叙述中插入诗词等韵文，有的在结尾时也用上诗词。而这些诗词，都是小说家们施展自己用典功夫的地方。《何典》的作者索性不在行文叙述中插入诗词，就更谈不上什么用典不用典了。而另一方面，《何典》的作者又基本上承袭了每回前以“词曰”开头的写作模式，但是在典故运用上却捣起了鬼。他在第一回一开篇的词中就写到：“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他不但写词不用典故，居然还说自己“一味臭喷蛆”，全部用的大白话，一点雅致全无，这分明是在给那些顽固的卫道者们打预防针，希望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开篇词已是这种状况，全文可见一斑，看后莫要咬牙切齿。而其他九回之前的九首开篇词也是因袭开篇词的风格，语言俚俗直白，放荡不羁。写词尚且能写得如此村俗粗鄙，更何况小说呢。作者的这一捣鬼，一下把处于文坛正统地位的诗词硬生生的从圣坛拉了下来，这难道不是对于文学传统的最大的冲击吗？
（三）对典故的荒诞运用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诗词中尚且不愿用典故的张南庄，是怎样在小说中用典的。
在《何典》的第一回中，写活鬼与形容鬼离开家门上船时的一段文字：“形容鬼伸着后脚，跨上船去。只见那船直沧来，几乎做了踏沉船，连忙拔起脚道：‘姐夫，怎么叫这只船？如此卜ǎ 活鬼笑道：‘亏你做了阴间秀才！难道连孟子的说话都忘记了？’形容鬼道：‘有甚说话，我却不记得。’活鬼道：‘《孟子》上说的“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只两来船，你用了大脚力踏上去，教他怎么不玻俊”孟子的这句话本是讲述王道的，结果作者通过王、驳男骋簦将“然而不王”偷梁换柱，变成了“然而不病保而且二人的谈论还煞有介事，仿佛确实如此。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亚圣的孟子说的话，在这里竟做了这样的注脚。作者不引典故则已，引用典故居然是如此的荒诞离奇，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无疑是对引用典故的一种讽刺和揶揄。另外，其中对那些盲目引用典故的自作聪明的文人也是一种绝佳的嘲讽。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①张南庄对于经典的这种花样翻新，的确是极具魄力，他居然拿儒学经典开这样的玩笑，这无疑是离经叛道，是公然的与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宣战。
为了显示此书无典，作者行文中多用口语，尽量少用成语典故，即使运用典故，也故意将成语典故的意思弄反。这样，作者表面上在用典，实际上又没有用成语典故的意义，不能按照约定俗成的意义来解释，将该书的滑稽效果推向了极致。如，金饭碗，本来是比喻待遇优厚的职位，在书中，却成了一只饭碗，而且还是被叫花子拿了来讨饭吃；狗咬吕洞宾，本来是比喻好意没有得到理解，可是在此书中，却说“请到了狗咬吕洞宾”，狗咬吕洞宾原本是主谓宾结构，现在俨然承担了名词的作用，指吕洞宾；梁上君子本来是指小偷，而在书中的语境中却成了体体面面的正人君子；班门弄斧本来是指不自量力，在书中却成了斧子的一种；“挡箭牌’常用来比喻推脱或掩饰的借口，在书中则用来指一种盾牌；“有眼木头”原本用来比喻反应迟钝、呆头呆脑的人，在书中却真指称一种木头棍子。从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从文本上，作者是用了一些作为典故的短语，但是按照语境仔细体会，这些短语并没有承担典故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也就是说，《何典》通过语境的营造，将嵌入其中的典故所携带的深意消解掉，使得典不成典。当然，《何典》的这种做法由于突破了人们正常的思维模式，获取了一种幽默效应。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将典故玩弄于股掌之间，表达了他对用典这一传统的蔑视。
四、《何典》对传统的反叛
古人用典，有其积极地一面，可以用精炼的文字表达丰富的内容和情感，但是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和理解障碍，特别是当用典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接近传统文学尾声时，用典越来越脱离它的原本的意图，越来越多的人纯粹为了用典而用典，借用典来炫耀才学，结果不能为作品添彩反损害作品的艺术效果。其实，用典也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文化现象，本不该一棍子打死，但是我们知道，要对一个行经千年的传统说“不”，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极强的冲击力，要获得最强的冲击力就需要站在与用典对立的另一端。也就是说，如果要遏制典故泛滥的趋势，不能做一个典故运用的表率，这是不会起大作用的，因为两方争斗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各让一步，做表率效果不明显；要做典故运用的颠覆者，哪怕二者取其中间也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何典》对典故的颠覆也是形势所迫。
《何典》的作者张南庄全盘抛弃了“言必有据”的传统，给当时的文学传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国的正统观念崇拜文字的威力，张南庄偏偏用游戏的心态来写作。历来经典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文坛主导的诗文还是一直处于文坛末流的小说，其语言一定是纯洁、高雅的，并且运用典故合乎古代圣贤确立的意识形态，以此证明其创造力的合法性和取得更广泛的支持，就算再叛逆的作者也热衷于从经史著作以及典范的文学作品中寻觅典故，以此来企求传统力量的支持和庇护。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即使那些带来革命性变革的人，往往也要从古人那里汲取力量，打着复古的旗号，唐朝大诗人韩愈当年发动文学革命，反对绮丽文风时，不是也以效仿“古文”相标榜吗？很明显，韩愈并不是要真的复古，他只是借用“复古”的名义，从传统中寻找支撑，这样就会减少革命的阻力。而《何典》却拒绝从公认的意识形态中寻找支撑，而是要花样翻新独立地创出一片新天地来，结尾的诗句“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表达了一个近代个性主义者的自豪。张南庄否认时代能继续在远古圣贤的阴影里前进，认为尊重他们的遗训也已失去意义，因而引经据典的方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推重历史的崇古、尚古意识也变得极为空虚可笑。虽然说，作者张南庄在嘲笑历史和传统后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他的抛弃典故的作品尝试也没有成为经典，但是作为特立独行的存在者，因其反叛性、挑战性，《何典》无疑成为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没有《红楼梦》那样的经典性，《红楼梦》是集大成的作品，《何典》当然不是，它是行路先锋，是在为以后产生集大成的作品扫除荆棘，它是可以占据从古代文学观念发展到现代文学观念、从古典白话小说发展到现代白话小说的转折点的位置的。
注释：
①刘运峰编.鲁迅序跋集.下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385.
参考文献：
[1]祝鼎民著.典故 知识 查检[M].知识出版社,1992.
[2]李光信.古代文人的用典与崇古意识[J].文教资料，2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