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相教案范文1
摘要 文章描述了蜀锦发展过程中工艺和纹饰的变化,以及它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使我们在对蜀锦研究的同时,对巴蜀历史的演变、中国古老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关键词:蜀锦 工艺 纹饰 影响
中图分类号:J523.2 文献标识码:A
一 概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织绸的国家。蜀地深处内陆,优良的气候条件为丝绸制品的发展提供了安稳的外部环境。“蚕丛之国”是对古蜀国早期养殖桑蚕历史的概括,其最具代表性的丝织物就是蜀锦。
蜀锦是指成都地区制造的用多彩丝线制成的提花织物,兴于秦汉,盛于唐宋,明末由于战争原因受到摧残,清朝再次盛行,到了近代却又因工业大发展陷入危机。2006年,成都蜀锦与南京云锦、杭州织锦、苏州宋锦一并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蜀锦重新被认知。
二 蜀锦的传统特征
1 工艺特征
锦的生产工艺要求极高,按照编织方法分为经起花和纬起花两种,也称为经锦和纬锦。经锦采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经线同一组纬线交织而成,在战国、西汉之前经锦的图纹以二色、三色轮流显花;纬锦则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纬线同一组经线交织编织。蜀锦质地紧密,采用独特的经向提花和多重经纬组织结构,沿用传统的染色熟丝织造技术。蜀锦从图样设计到意匠制作、挑花节本、过花、编连纹板最后到上机织造,每一步都是制作工艺核心,每一步都是蜀锦能够得到世界范围内肯定的基础。
因蜀地深处内陆,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潮湿的气候再加上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使我们很难在本地看到保存完好的蜀锦,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具研究价值的蜀锦实物是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座墓葬中出土的。因为这件汉代蜀锦是采用复杂的五重高密度经纬组织制作成的五重平纹经锦,上面不仅织有鸟兽、日月等汉代流行纹饰,还绘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
汉朝时,蜀锦大多还是平纹经线彩锦也兼有简单的纬线起花的类型。同时在利用蚕丝的基础上开始运用加金技术,不仅使成品色彩效果更加丰富,也更能体现贵族地位身份。汉代起,各地都设有管辖机构管理染织品,无论是官营还是民营都发展迅速,为蜀锦向更广阔市场拓展提供了条件。且统治者认识到了农业、手工业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在统一之后提出“休养生息”的政策,“文景之治”的盛世增强了农民、手工业者的积极性,给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 “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的称叹说明了蜀锦的品种及纹饰的多样性,其间还出现有中亚和西亚的纹饰。新提花织机的广泛运用使蜀锦的制作效率提升,而且使织纹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多样化。
隋唐时期随着缫丝技术的提高,经锦中出现了二枚经斜纹织法,它是利用二层或三层经线、提二枚、压一枚的夹纬织法。唐代的“安史之乱”后全国丝绸业的重心由黄河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延伸,为之后蜀锦纹饰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
唐宋以后束综提花机的使用更加适合蜀锦利用彩经织造的工艺。这时期,受到佛教彩画艺术的影响,蜀锦在彩条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晕裥技术,广泛使用经线彩条变化的特殊工艺。宋朝时,出现了斜纹的经晕裥锦,并且在唐朝的提花织锦工艺上应用了“挑花节本”的技术,这使得锦纹纬花浮长出现了又多又长的“八答晕锦”和“六答晕锦”浮纬花纹。而为达到铺地锦和锦上添花及八答晕锦等图案纹样格式的形成出现的起花浮纬固接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唐朝时期兴起的纬锦虽然在织机的制作上较复杂,但因其易操作且能织出比经锦更繁复及宽幅的织品,逐渐被后代广泛采用。宋元时期,传统的蜀锦的制作在精炼丝帛时已采用桑叶灰等特殊的草木灰,为染色创造了有利条件。蜀锦的色泽鲜明亦成为它能够传世至今为人们所敬仰的艺术品的原因之一。
明朝的战乱使得蜀锦的发展陷入困境,加之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南移,苏州、杭州、南京一带的织造业迅猛发展,蜀锦作为宫廷用锦逐渐减少,民间作坊数量、规模也急剧缩减,严重阻碍了蜀锦的发展。
经过了长时期的修理停顿,在清朝的“康乾盛世”时蜀锦得以恢复重建高。清朝官营机构中的蜀锦制作采用多种技法的综合应用同时受到江南织锦的影响出现了多种新的蜀锦类型。
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运用科技化的手段为人们重现古老文物。例如在复原蜀锦染织颜料时,利用草木作原料提取天然色彩并加入化学成分,能模仿出古老纯正的蜀锦色彩。蜀锦的工艺技术发展到现代更多的采用纹版提花机并逐步走向电脑自动化。
2 艺术特征
蜀锦的传统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对纹饰的表现上。纹饰的变化与制作工艺以及所在时代的人文背景紧密结合、相互影响,体现人们的审美特征。蜀锦纹样的设计,采用特有的分色、归色、限色的方法,使锦的色彩更丰富,重彩工笔画、彩墨,式样多成块面状,色彩的表现越多越能说明它的贵重。
兴于秦汉的蜀锦以其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纹样特点,深受各地的喜爱。织造工艺较简易的当时,在锦上常绘制云气纹、鸟兽纹、简单的几何图形还有一些包含吉祥意义的文字,表现对自然征服的人物骑猎纹也出现在这时的锦纹上。汉代儒道两家的思想既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又为手工艺人提供了灵感的来源,忠义仁孝、人鬼神兽各种主题的纹饰都成为蜀锦上的图案。丝绸之路的开通,各国的物品往来,文化融合,使锦的纹饰更加富有地域特色。蜀锦出口成为战乱时期蜀国的经济支柱,各民族文化在这时期交融,其中产生了由苗民织成的五彩绒锦“武侯锦”和侗族的侗锦“诸葛锦”等。
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繁荣,成就了这个时代手工艺产品的多元化、民族化、国际化,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局面。唐代随着纬锦的诞生,并且佛教、道教等自由发展,代表各教派的图案也充斥了蜀锦的画面。同时联珠纹锦图案运用逐渐广泛,例如蜀江锦,通常是在几何图形的图案组织中饰以联珠纹,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春水濯来云雁活”用来形容蜀锦上花鸟、云雁的生动,另外双凤、麒麟、天马、辟邪、仙鹤等吉祥图案也是蜀锦上纹饰的品种。渐进的色彩表现形式,由深到浅的色阶变化构成丰富、华美、绚烂的放射对称的艺术效果。诗赋、绘画的发展,为蜀锦的表现提供了广泛的素材。团花纹锦、赤狮凤纹锦都可以代表当时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在受外来文化影响下,同样形成了具有西域萨珊波斯纹样特质的双联珠团窠龙纹、卷草凤纹等特色纹样。
到了宋代,淡雅柔和的风格代替了唐朝的鲜明艳丽、壮美浑健,自由活泼的纹饰被规矩纹的装饰所取代,塑造了一种典雅肃然的锦。宋元时期,只能在宫殿和寺庙建筑中才会看到的图案在“八答晕锦”中也有十分广泛的运用。它的规则严谨、繁而不乱所呈现的雄浑气派,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喜好。它在唐朝对称纹样为主的固定格式上运用晕裥套色手法,以牡丹、菊花和宝相花填充画面。“灯笼锦”这种经久不衰的以灯笼为题材的图案,以其生活化的内容为人们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故又名“庆丰收”“天下乐”;“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诗词成为“楼花流水纹”又称“紫曲水”纹样的来源。
明清时期蜀锦所编织的纹饰除梅兰竹菊外,各种花卉的不同形态也是描绘的对象,以体现其对自然的热爱。这样的锦装饰性强,利用各种表现手段和编织工艺,作品呈现出庄重浑厚的美感,用以美化生活。称为“清末三绝”的“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在清朝经济恢复后仍保持着传统特色。“月华锦”多以散点的小花为图案,灵巧多变,四方连续,利用经线彩条的深浅层次变化来表现特殊的艺术效果。“雨丝锦”的花循环更大,视觉效果更加绚丽多彩,而且在制作上运用复杂的彩经排经,利用经线彩条宽窄的相对变化来表现艺术效果。白色和其它经线的不同组合再配以各种花纹图案,给人以一种轻快舒适的韵律感;强烈的色彩对比,既能达到视觉上的冲击,又能更有力的突出蜀锦主题。“方方锦”顾名思义,是在用彩色经纬线交织成的等形的方格内饰以不同纹饰的图案。
现代蜀锦的制作因为大量采用电脑自动化,在制作上不需要更多的考虑图案的复杂与否,所以编织的纹饰更加生活化、社会化,例如熊猫、财神、佛像等。蜀锦的纹饰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生活化的趋势。
三 蜀锦的历史影响
历史的沉淀使蜀锦无论是在工艺技术还是审美情趣上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蜀锦谱》中有“蜀以锦擅名天下”之句,故用“锦城”来称呼成都,可见蜀锦与成都的密切关系。成都有着独特的气候、水文条件,适合家蚕的饲养和丝织品的制作。作为成都五大传统工艺品的蜀锦在古老成都的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秦汉以来,蜀锦在中国各地区盛行,是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奉承比对的物件。汉朝时,伴随丝绸之路的开辟,蜀锦又代表中国文化开始在世界范围传扬。朝廷看重蜀锦的经济社会价值,设置锦官署理,成都成为了西部重镇。
三国时期的蜀锦是蜀国军费的主要来源,诸葛亮曾以“军中之需全籍于锦”来描述蜀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同时蜀锦也成为蜀国人民和苗族人民建立友谊的桥梁。蜀锦不单单是货物,而且是医疗用品,柔软的丝织物用来包扎伤口使其更易愈合。
由于蜀锦质地细腻、层次丰富受到君王的宠爱,成为唐代上层阶级的奢侈品。通过丝绸之路,通过连接东方的商船,蜀锦成为沟通世界的桥梁与纽带。至今,在日本正仓院号还收藏着大宝花纹锦带、卷草凤纹锦等唐代蜀锦实物。
明末清初是一段战乱的历史,持续不断的农民战争使成都的机房尽毁,这让蜀锦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直到“康乾盛世”,四川各地官员大力提倡发展桑蚕养殖,使蜀锦继续生存。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一方面虽然冲击了古老的封建制度,但另一方面却使各种商品更能体现它的价值。世界范围之间的商品流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品。
在现代社会中蜀锦也作为历史的见证,记录下生活中的点滴瞬间。“感恩”蜀锦《春归图》采用复杂的七重纬线工艺编织了一幅在汶川地震中世界各地人们友好相助的画面。同时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使得锦的装饰性更为显著,壁挂、屏风、装饰画、床上用品等都成为蜀锦出现的场合。蜀锦作为四大名锦之首,更应该将它的历史性融入到现代创作设计中。
“锦江”用来描绘濯锦之水,它赋予了蜀锦更丰富的色彩,更柔软的质感,更亮丽的光泽,更分明的纹路。“锦里”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当时蜀锦的集中地,也是西蜀最古老、最具商业气息的街道。时下这里的“丝绣锦官城・浮雕长廊・蚕桑篇”上仍然清晰雕刻着蜀锦的沧桑历史。蜀锦见证了成都的历史发展。
寸锦寸金恰好来形容锦的高贵,“金帛”其价如金,结合它在历史上为人类经济做出的贡献,故成就了锦成为唯一用“金”做偏旁的织物。当我们有心重新看待蜀锦时,它已经不再是以前风光一时的经济附属品,时间的推移让它所积累的历史气韵在现代以装饰艺术的形式慢慢释放。
四 结语
作为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传统丝织品,蜀锦沿袭并发展了古老中国手工艺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它代表了一个时期文化的发展方向,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经济实力,是人们对艺术审美追求的结果。精湛的工艺技术为色彩的丰富性和纹饰的多样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蜀锦凝聚了古代人民的智慧,是时代的骄傲,我们应该让它在现在和未来仍然保持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魅力。
参考文献:
[1] 卞宗舜、周旭、史玉琢:《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
[2] 陈文雯、刘春芳、龚小凡:《浅谈唐代蜀锦的审美思想》,《艺术与设计》,2008年第7期。
[3] 黄修忠:《宋代时期的蜀锦技艺》,《四川丝绸》,2007年第4期。
[4] 李原、陈丽:《蜀锦》,《文史知识》,2001年第7期。
[5] 杨长跃:《浅谈蜀锦传承与保护》,《四川丝绸》,2007年第4期。
[6] 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作者简介:
蜀相教案范文2
[关键词]四川；乡土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
一、问题的提出
新课改背景下，利用乡土史课程资源已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01 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为了增强课程的适应性，以满足各地学校、学生发展的需求，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鼓励地方在落实国家课程的同时自主开发和实施地方课程。”具体到历史学科而言， 在《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进一步指出：因“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历史学习和历史感悟大有裨益”，所以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要“充分开发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也多处显现出历史课程改革的“乡土化”趋势。在“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建议”中提出“鼓励和提倡不同地区和学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利用和开发历史课程资源”；在内容标准的“教学活动建议”部分提出“调查本地区交通方式的变化，讨论交通发展对当地经济和人们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调查当地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了解教育与本地区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建议。
作为中学历史教师的摇篮，高等师范院校承担着中学历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中学历史教学的变革必然会给高师院校的历史教学提出新的要求。然而由于培养理念的落后，传统的高师历史教学对乡土史教育重视不够，往往重通史而轻乡土史，在课程设置上对乡土史课程考虑不足。以内江师范学院为例，近些年来为历史专业学生开设的课程以通史课程为主，唯一与乡土史相关的课程《四川地方史》为专业选修课，仅34课时。在通史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侧重于基本理论、基本史实的讲解，忽视了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由此而产生的不良影响是，学生对通史较为熟悉，但对乡土史却较为陌生。而历史专业的学生生源中95%都来自本省，师范生毕业去向中至少有80%左右都还留在四川。从已毕业并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工作的学生反馈的信息来看，乡土史知识的贫乏不利于他们的就业以及今后的发展。这和内江师范学院培养人才的理念“立足地方特色，培养应用型人才”是不相符的。因此，高师历史教学应该要适应中学历史教学的新变化，在历史教学中要加强乡土史的教育，以期输送出适应中学历史教学新要求的合格人才。
二、四川的乡土史课程资源
素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拥有众多人口、辽阔土地和丰富资源的省份。作为我国古代文化起源地之一，四川历史悠久，其历史资源丰厚、分布范围广，不仅有文本资源，也有实物资源。这些都是四川高师院校历史教学中非常珍贵的乡土史课程资源，也是四川高师院校历史教学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文本资源是指以文字为载体展现本地区历史的乡土史课程资源，包括地方志、历史档案、地方文献、涉及乡土史的史书、家谱、历史人物回忆录、描写家乡的文章乃至涉及地方的历史小说等等。方志是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华阳国志》是记录四川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最早的志书，也是流传至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唯一的方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四川府县志辑目录》统计，共收录明清、民国时期四川地方志90余册。档案是直接形成的历史纪录。1953年在四川巴县长江南岸樵坪场一座古庙中发现的巴县明清民国档案，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地方档案。四川的第一家报纸――《渝报》在维新变法的浪潮中产生。随后所创办的《蜀学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四川官报》等报刊成为了再现四川民国历史的一手资料。四川也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光耀千秋、名垂青史的先哲伟人、学术巨匠，他们留下了一批成就卓越的不朽历史名著，如《益州记》、《蜀杌》、《函海》等。这些都是开发乡土史课程资源的重要来源。
在四川，不仅有远古时期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也有近现代红色革命的遗址；不仅有存于地下的前人墓葬，也有存于地上的古代建筑。历两千多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迄今仍然发挥效益；刘备、诸葛亮创立蜀汉政权的卓越成就，恰是当代三国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内容；精美绝伦的三星堆出土青铜器；星罗棋布的汉阙、汉墓和唐、宋石刻艺术，无一不散发出川味的浓郁芳香。
三、开发和利用乡土史资源的途径
（一）加强《四川地方史》课程建设
首先应明确课程的重要性，将《四川地方史》由专业选修课程调整为专业必修课程，确保每一位历史专业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对四川乡土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深刻的认识。其次应加强课程教学改革，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按时期展示从远古到现代四川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可以以专题的方式，探寻四川在社会各个方面发展演变的脉络。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皆在充分反映四川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为师范生将来的中学教学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在学习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爱国、爱乡的良好情感。
（二）将历史乡土课程资源穿插运用于《中国通史》课程教学中
在《中国通史》课程教学中可利用历史乡土课程资源适当补充些内容，既能丰富历史事件，使之更加有血有肉，以便学生理解和掌握，也能加深学生对四川历史和文化的熟悉与了解。
1、原始社会时期。远在若干万年前，就有人类在四川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是四川古人类悠久历史的明证。在资阳黄鳝溪和鲤鱼桥、成都市羊子山、川西南的汉源县大渡河北岸的富林镇、川东的铜梁县城附近、重庆九龙坡马王场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远古时代的四川提供了重要资料。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四川也分布广泛，已发现200多处，其地域东起巫山，西至雅垄江、大渡河，北至阆中，南到长宁皆有发现，如广元营盘梁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巫山大溪遗址、广汉三星堆文化一期等。解读这些远古人类遗址，对研究中国早期人类社会有着重要作用。
2、奴隶制社会时期。商周时期，古蜀国创造了辉煌的三星堆文明。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上千件国宝级文物的出土更是震惊了国际考古界。其中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和工艺的先进，造型的独异，种类和数量的浩瀚，还有“巴剑蜀戈”上留下的“巴蜀图语”文字，都标示着巴蜀文化的辉煌和文明发达的高度成就。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着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解读古蜀国历史，对探讨中国文化特质有着重要作用。
3、封建社会时期。经过了春秋战国的乱世，在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统一于秦，秦把巴、蜀两国改成郡，并设立了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的若干个郡，以巴和蜀作为川地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便延续下来并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天府之国”四川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顾祖禹列举史实说：“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秦欲兼诸侯，则先并蜀，并蜀而秦益强，富厚轻诸侯。晋欲灭吴，则先举蜀，举蜀而王楼船自益州下矣。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则先从事于蜀。苻坚有图晋之心，则亦兼梁益矣。宇文泰先取蜀，遂灭梁。隋人席巴蜀之资，为平陈之本。杨素以黄龙平乘出于永安，而沿江镇戍望风奔溃。唐平萧铣，军下信州。后唐庄宗灭梁之后，则先吞蜀，未可谓非削平南服之雄心也。宋先灭蜀，然后并江南，收交广。”[1]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各朝代历史与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联系起来，会让学生感觉到历史不再遥远，身边就有历史，历史就在身边，以增强学习兴趣。
4、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教学过程中，可以开发和利用的乡土资源就更为丰富。有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先驱，如六君子之列的富顺刘光第、绵竹杨锐，辛亥革命中的四川三大将军――邹容、喻培伦、彭家珍。有抗战期间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四川各界人士踊跃捐献金钱和衣服，两次献金运动总额达6、7亿法币。在抗战时期，四川还是全国的兵源基地。四川有七千万人口，每年应征二三十万壮丁，八年中共征壮丁近三百万人，为全国各省之冠。1
在通史课程教学过程中开发利用乡土课程资源的模式既展现了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又凸显了四川历史文化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既能体现四川在全国历史发展中的普遍性，又能突出四川历史文化的地域特色，对增加学生乡土史知识是非常有帮助的。
（三）参观考察历史遗迹
根据教学计划的需要，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分年级、分批次进行外出实地、实物考察。在巴蜀大地上，我们的先辈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承载着巴蜀文明的历史足迹，如广汉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武侯祠、洛带古镇、大慈寺、昭觉寺、文殊院、白马寺、剑门关、都江堰等等。学生参观考察这些遗址遗迹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不仅可以亲身感受历史，体会历史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学生能够把课本知识和实际的历史文物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学史的热情。
（四）通过研究性学习开发与利用历史乡土课程资源
历史学科的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历史教师的指导下，从历史学习和社会现实生活中选择并确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专题，以自主性和探究性学习为基础，通过个人或与他人合作的方式从事学习的一种学习模式。内江师范学院历史专业学生进行乡土史研究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撰写乡土史研究小论文、申报大学生科研课题、与毕业论文设计相结合。除了毕业生的论文设计外，每年3月我校团委都会举办“科技活动周”论文大赛，每年6月会组织在校大学生申报科研课题，历史专业学生可以借助这一平台，从历史学习和社会现实生活中选择并确定自己感兴趣的乡土史研究课题，广泛收集与课题相关的乡土史资源，通过考察相应的遗址遗迹、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访谈历史亲历者等方式完成论文写作。研究性使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共同构建者，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总的来说，乡土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中学历史新课改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三维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在高师院校历史教学中增加乡土史的内容，既是对高师院校传统历史教学内容的调整和补充，也是为输送出适应中学历史教学新要求的合格人才的必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蜀相教案范文3
而古蜀国正是那些传说当中最引人入胜的篇章。
古蜀国和古蜀人到底来自何处，千古以来都是一个谜团。在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前，人们曾发掘出宝墩文化遗址。宝墩文化是一种石器文化，而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古蜀先民的生产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石器发展到青铜器，从时间的延续性和文物特征的相似性上，已经可以确认金沙遗址直接承接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发展壮大，三星堆和金沙先后都曾是古蜀国的国都。那么，古蜀国为什么要将都城从三星堆迁到金沙呢?
最为怪异的是，如此辉煌的金沙占城，为什么没有任何一部史书记载?为什么史书中有古蜀国的信息，却没有对它的城市的描述呢?
在历史上，对于古蜀国，西汉史学家用了八个字来描述：不晓又字，未有礼乐。
八个字掩盖了历史真相，在人们的心目中，巴蜀之地是蛮荒，是小毛之地，是瘴疠弥漫的地狱，是虎狼横行的边陲。
蚕丛，鱼凫，传说里的古蜀王
成书于晋代、记载我国西南地区历史的《华阳国志》中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日柏灌。次王日鱼凫。”按照历史的记述，上古时，西南的大部分民族是居住在古青藏大高原的古羌族支派。公元前5世纪前后，他们向东进入平原，与土生的华人杂居融合，孕育中华文化。他们的一支向东南迁居进入岷山地区，依山势而居，垒石为穴。后又循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开始渔猎生活，并捡拾野蚕茧抽丝。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所生的后代就是古蜀王目的开山鼻祖――蚕丛。蚕丛的家系为支庶，被分封到蜀地作候伯。据说他巡行郊野时常着青衣，因此被人们呼为“青衣神”。
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蚕丛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他带领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他们绎过今茂县与汶川之司的茂汶盆地后、逐渐发展农耕。
夏商之际，第三代蜀王鱼凫成为国王，蜀人再次东迁，从茂汶盆地东南而下经过成都平原北端进入广汉平原。这时的古蜀王国已经完成了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鱼凫是这个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有关古蜀人与他国的战事，并无传世记载，但考古实物却证明确有其事。在殷墟和周原的卜辞中，出现了“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的记载。可见，当时商朝与古蜀国之间曾爆发多次战争，因此商王才会进行占卜，向上天询问吉凶、对策。
鱼凫执政的时期，正是商王朝接近灭亡的时候。因为与商朝不合，古蜀国参加了周武王讨伐纣王的会盟，在伐纣的洪流中勇往直前。古书《尚书》记载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就是说，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古蜀国的军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说，古蜀国军队出战时，都是载歌载舞，用悠长宛转的嚎叫增添军威，用请神明附体的舞蹈仪式来增添勇气。而这嚎叫与怪异的舞蹈，无疑也是对敌人的一种威慑。
到了春秋初期，王位从鱼凫家族传到了望帝杜宇手中。
杜宇也是位活在传说中的古蜀王，而且比以前的古蜀王更具传奇色彩，被尊称为“望帝”。当时蜀国水患严重，丞相鳖灵受望帝的委任，接受治理洪水的任务，他带领民众治理洪水，打通了巫山，这样水流就从蜀国流到长江，使水患得到了根除。杜宇十分感激，自愿把王位禅让给瞥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然而，鳖灵统治下的古蜀国在鳖灵子孙手中不知什么原因很快就灭亡了，关于古蜀国的各种文献资料也无法寻觅，古蜀国从此消失。
从蚕丛、鱼凫，直到望帝、鳖灵，史书与神话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神秘古蜀国。人们相信古蜀国是存在的，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古蜀国存在过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能被找到吗?
20世纪，答案揭晓了。
三星堆，古蜀国辉煌的证明
1929年的春天，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在住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具有浓厚的古蜀国地域特色，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也“惊醒”了沉睡几千年的“三星堆文明”。但是，时逢乱世，这带的考古发掘被推再推，几乎被遗忘。
1986年，对广汉境内文物的发掘工作终于展开了。考古工作者就在广汉三星堆一带发掘出了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出土文物之多，价值之高，引起了世界轰动。这些遗址被称为“三星堆文明”。经考证，属于300O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传说中的古国原来真的存在，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就是有力的证据。而且，按照规模来看，这里很可能是古蜀国的都城。
三星堆文明的一个奇特之在处，就是这里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在此之前，在殷墟带也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鼎、盆等、但没有一件青铜面具。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面具，几乎全是相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扁嘴，没有下颏，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两只耳朵上各有一个小孔。这种面具的脸型与现代当地人大相径庭。它代表，什么?人们白思不得其解。
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3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其中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糅合了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看着眼球突出眶外的青铜像，联想到传说中上古时代“纵目”的蜀王蚕丛，人们小禁猜测：这难道是对蚕丛相貌的夸张吗?这是否意味着蚕从确实存在呢?
除面具和人像之外，三星堆还出土了金杖、高铜神树、象牙等。青铜神树树高近4米，共3层，分为9枝，每个枝头上站立有只鸟。据考证，这些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代表太阳的神鸟。繁茂的树枝、果实及花朵、尾在上头朝下攀援在青铜神树上的神龙，让人们在惊叹之后常会引起这样的思考：古代蜀人采用极其高超的青铜工艺和造型艺术铸造这件充满了神奇想象力的青铜神树，究竟是作什么用的呢?
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既有明显的古蜀国文化的痕迹，又有浓郁的西亚和其他地域文化的特
征。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物品，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都非常接近。这种带有“杂交”特征的青铜文化与中国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有明显不同。
从一些陶器酒杯极似欧洲同期出土酒杯外形看，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受到来自西亚、近东、欧洲等异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一大批精美、神秘的珍稀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连串历史之谜也接踵而来。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是什么?三星堆展现出的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怎样的?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是哪个年代留下的?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宁、族微、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从规模来看，三星堆无疑曾是占蜀国的国都，那么，这里为何被废弃了呢?
三星堆文明与长期以来人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它的发现也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以前，有人认为古蜀国是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它应是我国商周时期前后个重要的诸侯国，它的文化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三星堆的发现毫无疑问可称之为重大发现，它完全可与当今世界上的一些重大发现相提并论。
世界考古学界公认，对古文字的解读与破译属于重大的科学难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没有被解读破译出来的古文字仅剩玛雅文字等两三种，而三星堆出土文物上的古蜀文字也当属于其中之一。
三星堆文明及其出土文物的神秘之处，让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只知道它是古蜀国人创造出来的，除此之外简直一无所知。谜底，在何时才能揭晓呢?金沙遗址，开启古蜀国的金钥匙
2001年2月8日。一个初春的下午，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一群工人正在蜀风花园大街的上地上汗流浃背地施工。突然，有人在挖出的泥土中发现，异样：大量白色的骨状物，还有一些石人、圆形石器和一些铜器等，便高声喊着：“挖到宝物了!”只见断壁上挂着一些白色的骨质物，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人们猜测着：是不是挖到古墓了。
施工人员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得到消息后，考古发掘人员立即赶到。很快，他们就从遗址中清理出珍贵文物多达1000余件，绝大部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文物，另有一部分为春秋时期文物。文物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致。
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该是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它们在风格上与三星堆文物相似，表明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考古年代比三星堆晚大约500年左右，那么，金沙文明是不是创造了三星堆文明的古蜀人离开三星堆之后创造的呢?从时间上看，完全有这个可能!。
哿圣的是，揭示金沙与三星堆神秘关联的各种文物，几乎全部集中在遗址中的祭祀区。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的象牙、青铜器，似乎是某种特别的仪式，而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有被灼烧过的痕迹，有些则被人为地破坏过。金沙遗址中的青铜器也一样，很多已经碎裂成残片。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一些青铜神鸟，它们和三星堆神树上的挂件极为相似。
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延续和发展。金沙遗址是处于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于三星堆文化。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同之处。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遗址是以玉器见长。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晚期张仪筑“成都城”，但金沙遗址表明成都早有城市存在，却不为后人所知。根据出土的文物，可以断定古蜀国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的金沙，已经是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同时，随着刚近宫殿遗址的被发现，金沙曾是古蜀国的国都这猜测也被证实。
金沙遗址曾是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然而，这样个繁盛的王国的首领到底属于传说中古蜀王中的某一位，还是另有其人?为何史料中竟无人提及?
一个古汉字背后隐藏的神秘古蜀国历史
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上曾刻有这样一个汉字：弓鱼。“弓鱼”这个字是会意字，早已经从日常用字中消失。古人根据一个事件或一些场景造出了这个字，它的读音在今天已经失传，它所隐藏的信息以及产生的原因也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弓鱼”字最早出现在陕西“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除此之外，以前并未在其他器物上出现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人们以为“弓鱼”字只属于弓鱼国时，这个字却在另一块土地上出现了。
在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雕刻着许多图案和花纹，其中包括这样个图案：一张弓，一条鱼，一只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也出现在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金是古代最贵重的金属，刻在金器上的图案，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迁徙等大事。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之前，古人就是用图案、符号来记录部落中发生的大事的。那么，一张弓箭与一条鱼的组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符号是文字的前身。如果把“弓”与“鱼”组台在一起创造汉字，恰好就是“弓鱼”字。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弓鱼”宇与古蜀国金杖、金带上的图画是有神秘的联系的。那么，为什么古蜀人想表达的内容会在陕西“弓鱼”国遗址的青铜器上出现?三星堆、金沙遗址与“弓鱼”国遗址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弓鱼”国是西周的诸侯国之一，比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晚了数百年。“弓鱼”国会不会是古蜀国人的分支?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似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一场意外的大火也许是古蜀国与“弓鱼”国联系之谜的解。
有人猜测：3000多年前某个深夜，火焰产生的热浪与浓烟将熟睡中的古蜀国人惊醒。他们逃出屋子，发现国都中央的宗庙正在被熊熊大火吞没。
大火渐渐熄灭了。古蜀国人在宗庙的废墟中巡视，发现这里已彻底被烧毁，到处是还冒着青烟的断壁残垣。象征着国家根基的宗庙已化为乌有。祖先流传下来的祭祀用具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损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用来呼唤、祭祀神灵的神器
已被烧毁，在古人的眼中，它们已经完全失灵，只能像垃圾样抛弃掉。这不是臆断。古代历史上，许多古老的部落常常会丢弃自己认为已经不灵验的祭祀品。大火被理解成神的责罚，对于这些失宠的祭祀品，古蜀国人不打算继续使用。于是他们在河畔挖坑，将这些失灵的神物永远埋到地下。
三星堆文物的祭祀坑起源于一场大火而不是战争，这是有根据的。古时，两国交战，战胜者会焚烧战败者的宗庙，但对战败者宗庙中的宝物却不会毁弃，而是作为战利品运送回国，炫耀胜利，抢夺对方的福祉。这才造成了特洛伊被希腊联军彻底摧毁的悲剧。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伐燕，获得胜利的齐宣王就毁掉了燕国宗庙，把燕国宗庙中的圣物运回本国。古蜀国在三星堆留下的青铜器、玉器，却被掩藏在两个祭祀坑中，显然不是敌人所为。而且，对于埋葬祭祀用品，古蜀国人显然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祭祀坑平整规则，坑底堆放着小型青铜器、玉戈、玉璋，中间是大型青铜器，最上面则是60余根象牙，令后人觉察不到一点匆忙的痕迹。如果是战胜国所为，他们没有理由这么用心地做这件事。
如果古蜀国在三星堆都城的宗庙是毁于大火，那么，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出现在别处，便也可以解释了。
崩塌的宗庙最终也带走了古国的稳定。在大多数古蜀国人心目中，这片曾经养育了他们的土地被神诅咒了，变成不祥之地了。要继续过幸福的生活，就应该离开这块土地。但是，该向哪里迁徙呢?仓猝之间，人们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古蜀国内部出现了剧烈的争吵与对峙，庞大的古国在这一刻走向了分裂。他们一部分要去成都平原定居，另一部分则执意要向中原迁徙。
最终，持不同意见的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在场盛大而凄凉的告别仪式或厮杀后，他们分别踏上了自己的旅途。向往成都平原的那支，在金沙重新建立了个堪与三星堆媲美的文明。而远上陕西的古蜀国人则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他们必须重新取得耕地、河流、青铜矿，也必须得到强大的周王朝的信任。在渭水河畔，这群顽强的古蜀国人建立了弓鱼国――个对当年的三星堆有着无限追忆与缅怀的王国，一个活在过去的王国。
定居中原乐土的“弓鱼”国人一度活跃无比，“弓鱼”伯成为他们新的领袖。西周年间，“弓鱼”国迎来了一个风光的政治婚姻，周朝王室重臣井伯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这为“弓鱼”国带来了段和平、安详的生活。然而，婚姻带来的和平终究是短暂的，“弓鱼”国与临近的矢国、 国之间度剑拔弩张，一连串的政治婚姻最终也不能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弓鱼国远离衰落。
西周穆王时，矢国逐渐强大，成为关中西部最活跃的诸侯之一，渭水以北的肥沃土地逐渐落八矢国之手，“弓鱼”国被迫迁往渭水南岸，依靠渭水天险与矢国对峙。从“弓鱼”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已不难看出当时的“弓鱼”国人生活的窘境。渭水南岸弓鱼伯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虽然很多，但都非常小，制作简陋，呈现出衰败的气息。到西周中期以后，“弓鱼”国在渭水南岸的行踪已经逐渐模糊。此时的“弓鱼”国也许已经国破人亡，或者迁徙到了别的地方。在座有王室规模却没有任何陪葬品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 具芦苇包裹的骨架，死者颈部有条痕迹，明显是被缢死。许多人相信，这个被缢死的古人，或许就是“弓鱼”国最后一位国王。
古蜀国大事记
约公元前3000年，黄帝娶蜀山氏的女子为妃，生下蚕丛。蚕丛后来成为古蜀国开国之君。
夏商时期，鱼凫成为古蜀王，率领蜀人从茂汶盆地东迁至广汉平原。古蜀国由原始氏族公社制进入奴隶制社会，鱼凫是古蜀奴隶制政权的第位统治者。
商朝末期，古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古蜀国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是暴君殷纣王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望帝杜宇用鳖灵为相，治理在古蜀国境内暴发的洪水。鳖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望帝因此禅位给瞥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蜀相教案范文4
一、历史上蜀的称谓
1. 按许慎《说文解字》：“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因此蜀是葵中蚕。
2. 蜀是蠋，蠋是蝶蛾类的幼虫。蠋似蚕，川西有蚕丛纵目。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怪面像两眼突出，被称为“纵目”，因此蚕丛氏为开国蜀主，并有李白《蜀道难》诗为证：“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因而成了蜀的祖先，称为蜀。
3. 祭器。《管子·形势》：“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尹知章注：“抱，持也。蜀，祠器也。”
4. 蜀是烛（燭）。黎翔凤在《管子校注·形势第二》中“案：唯房（玄龄）注不误也。”所谓抱者，祠器也。翔凤案：“‘抱蜀’即‘抱烛’”。此即房玄龄的观点。“蜀”即是“燭”。
5.“蜀”音近“叟”，“叟”是氐羌的一支，“蜀”与氐羌族有关，蜀来源于羌。
以上“蜀”族所在地为川西部，也有在离若水不远之地说法，但总范围均在川西南部。
二、蜀乃白蜡虫
笔者认为蜀即白蜡虫；以火燃蜀则成燭（烛）。虫白蜡做成之烛极其明亮，即所谓“燉耀敦大，光照四海”。此白蜡虫简称蜡，世界上特产中国，中国以四川为主，四川又以凉山州的蜡虫最佳，（明朝）以前四川简称为蜀，因此特名为“蜀蜡”。以下分三个步骤求证。
1. 虫白蜡所需气候条件。虫白蜡只生长在亚热带，年平均温度的最佳种虫（雌蜡虫）的温度为：西昌、会理、广元平均为17.4℃～17.1℃。其他条件为：雨量较丰富，日照长，风小，霜期短，气温剧烈变化小。种虫海拔在1000米～3000米之间最佳，主寄株女贞树。这些特定条件，则只有凉山州一带为适宜区，因此蜡种虫成为其特产。这也是蜀山氏名称来源之一。白蜡虫（雄虫）分泌的蜡质称为虫白蜡，是做烛的特殊材料，其寄株为白蜡树，海拔200米～400米最佳，这在乐山等地为蜀蜡主产区。
白蜡虫寄生于长于野外的女贞树、白蜡树等冬青类树枝上。约在距今8000年前的农业文明初期，世界气候处于寒冷期，我国年平均温度降低4℃左右，处于-1℃左右。而在四川特别是凉山地区，相应地只降低1℃左右。（图一）对于凉山州等地最佳种虫温度来看，比如需年平均温度17℃，降低1℃，仍是白蜡虫的最宜气温。那里的先民在砍伐树枝取暖、作食，烧柴祭祀，篝火欢庆等活动时，难免砍着天生野外结有虫白蜡的女贞树、白蜡树等枝条，因而发现白蜡枝条燃烧特别炽烈、明亮，火烟小，是火炬的最好的材料。之后的5000年间，中国又处于高温时期。当时人口稀少，森林茂密，湖泊沼泽湿地较多，湿度较大。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气候温和时期。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长达5000年的温和气候期，给我国5000年的文明史打下了极好的基础。相应地，凉山彝族自治州（当为古蜀山氏地区）的女贞、白蜡树以及虫白蜡很快传播至我国的16个省区。此外，甲骨文象形白蜡虫的“蜀”字出现了。（“昌意降居若水”也在此时期。）
在这5000年的中后期，距今约3300年～3000年间（相当于商盘庚至周康王），出现了寒冷期，白蜡虫等亚热带动植物又消失了，只有凉山州还保持有白蜡虫，继而成了特产“蜀”。这一地区的先民则保持了“蜀山氏”之名称。
2.虫白蜡即是蜀。“蜀”、“燭”可互称。蜀，《说文》称“葵中蚕”，引用《诗·豳风·东山》“蜎蜎者蜀，烝在桑野。”“蜎”（yuān）释弯曲的“孑孓”，蚊子幼虫。“蜎”又读（xuān），通“翾”，有轻盈、便捷、飞翔等意，以此来形容“蜀”——白蜡虫才是恰当的。白蜡虫天生野外女贞等树枝上，能自繁自养，每到八月极需采蜡，否则白蜡花老化减产。所以那个要西归回者，挂念着“烝（长久）在桑野”的白蜡虫。（按许慎所讲，“蜀”是野蚕、柞蚕，但其幼虫体长7毫米，成虫体长90毫米，这哪里还有“孑孓”貌？倒是白蜡幼虫才像“孑孓”。）
白蜡虫属昆虫纲，同翅目，蜡蚧科，是雌雄异体的昆虫。其雌虫无翅，雄虫有翅能小飞。雌虫一生只有卵、若虫（或称幼虫）、成虫三个虫期，初成熟时，体长1.5毫米，宽1.3毫米，老熟时直径约10毫米。雄虫有卵、幼虫、蛹、成虫四个虫期，属全变态。雄成虫很小，体长2毫米，胸部宽0.8毫米，翅展5毫米，腹部倒数第2节的2孔生出两根长3毫米的蜡丝。（图二）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整理列出的《甲骨文·金文·蜀字图表》，共9个甲、金文“蜀”字，头部都呈“”字状。这种字形可视为雄蜡成虫分泌于寄株上的蜡花剖面，“”中的两画可视为雄蜡成虫用腹尾的两根蜡丝所戳的退出孔。有的“蜀”字凸出于“”的两竖，则可视作正在退出蜡花的雄蜡虫尾蜡丝。这象形的甲、金文“蜀”应当是对白蜡虫的生动描述。
3. 以火燃“蜀”就是“燭”（zhú）。从汉字结构组成看，火旁于蜀成为“燭”。蜀，虫白蜡，为白蜡虫寄生于女贞树或白蜡树枝的分泌物。色微黄至白色，粗结晶固体。熔点80℃～83℃，相密度0.93～0.97。其主要用于制鞋油、汽车蜡等，也是医药、造纸等工业原料；又是祭祀的烛炬，应该是有5000多年的历史，直至今时，仍然是祭祀不可少的重要物品。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陈列的二号坑神殿青铜器，为晚商青铜器。（图三）其手奉祭器者系两人相背面向外，各持璋与蜀。璋，明显易识，蜀即图上枝藤状物，就是天然野外的被白雄蜡虫的分泌物抱裹的树枝条即白蜡条。它就是蜀或曰“烛龙”。此种蜡条，笔者和西昌学院李时高副教授用火燃之确很明亮，炽烈。
三、特产蜀的地区在若水流域
成为我国特产的蜀——白蜡种虫的产区今在四川及云南，即《史记》与《水经注》所指的若水地区：1. 四川省凉山州地区（原邛都）及攀枝花市的米易县；2.云南省的元谋、会泽、巧家、昭通等县。据会理县志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每年农历四月的虫会（系产蜡区到蜡种区喜德、会理、德昌、米易等地买虫子的交易），热闹非凡。据我所知现在生产虫子的有凉山州的喜德和美姑。至今自繁自养的虫子在西昌学院路边的女贞树、米易黄龙村牛马厂沟唐光洪家的白蜡树上。
蜀相教案范文5
神秘的三星堆文化，从1929年揭开冰山一角，接下来70多年岁月有断裂的考古历程。这个发现时间仅次于百年殷墟的遗址，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的脉络。在滋养着它的四川广汉市，三星堆早已超越了考古学的范畴。这个声名显赫的大遗址，与生活在其中的近万名农民、考古队员、民间研究者以及博物馆的发展一起，共同勾勒出一个丰富的地方生态。
金杖出土・古国现身
1986年，三星堆在沉睡数千年之后，成为“一醒惊世人”的世界级考古发现。
回想起20年前的发掘，不能不说是个大幸运，但琢磨起来，又是对当地考古人期盼已久的一次回应。成都以北4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被证实是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时期的古蜀王国核心。此前河南偃师二里头作为40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都城遗址，被当作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出’，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显露了出来……”这是1986年的7月30日，一号祭祀坑发掘的第10天。
凌晨2点30分，炽热的7月末川西平原，31岁的四川省考古所研究人员陈显丹往下挑，又看到了鸟的图案，很快，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露面了，“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带吧？”
后半夜的三星堆田间安静异常，当时围观的好奇农民已经在上半夜散去。33岁的陈德安是这次发掘工作的领队，被值班的副领队陈显丹叫醒后，两人迅速做出决定：所有正在参加发掘的人都不能离开现场；四川大学来此实习的大学生张文彦，赶紧骑自行车去广汉县城向当地政府报告；陈德安连夜赶去成都向单位汇报。
5点多钟，天刚刚亮，36个武警被广汉县委书记派到现场。夏天早起的村民们又聚集过来。陈显丹这才对众人宣布：有重大发现，金腰带出现了！待到物品完全出土，人们发现，这不是一个腰带，而是1米多长的一个金权杖。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有关呢？”――那就是“鱼凫氏”。陈显丹说，“我们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随后一号和二号祭祀坑的全面发掘，出土了青铜凸目大面像、金面罩、青铜神树等令人震惊的高度文明。三星堆遗址至少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
终于，1929年首次在月亮湾发现玉石器以来，一直迷雾重重的“三星堆遗址”因为1986年祭祀坑发掘，有了突破性进展，一下子使3000～5000年前的古蜀王国真真切切踩在脚底。在几无文字记载的上古蜀国，这一发现成了破译神话传说的“符码”。
1986年春天的发掘和一、二号祭祀坑的出现，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将过去几十年来破碎的发现，放进了一个系统。三星堆区域毫无疑问是祭祀区，那么1929年发现玉石器的月亮湾极有可能是宫殿区，沿鸭子河一带可能是手工作坊区，一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的土埂，作为城墙勾勒出古时都城的轮廓。历年来的发掘出土文物，跨越时间涵盖了距今3000～4800年的这一阶段。在近2000年时间里，三星堆遗址没有间断过，古蜀文化一直在这个地方生长。三星堆商代遗址，将古蜀文明的时间猛然提前了一两千年。
发掘报告・“三星堆学”
1986年，祭祀坑出土的近2000件文物面世后，各级政府要求停办了遗址区内的砖厂，并在遗址北边修筑了三星堆防洪大堤。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也早已拨专款支持这里的考古发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历史系对三星堆遗址有过多次发掘。王家佑、冯汉骥等成为当时研究三星堆的专家。根据长期担任三星堆工作站站长的陈德安记载，20世纪80年代至今，四川省文管会、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等有过数次联合发掘。西城墙、南城墙等得到确认，2001年在燕家院子又发现了大量三星堆第4期的文化堆积。2005年，在新关山考古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台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在近20年里，成为公认的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这几年因为三峡库区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学家据此提出了“楠木园文化”、“玉溪文化”、“哨棚嘴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命名，初步构建起三峡库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三星堆文明也从另一个层面隐约得到了旁证，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丝毫不逊于黄河流域。
但是记者采访时发现，在20年考古中，三星堆遗址声名显赫，却少见系统的学术著作。80年代参与重要发掘的考古人员，有的很快从政，离开了一线考古；有的虽然现场发掘十几年，却几乎没有发掘报告。1986年两大祭祀坑发现，发掘报告拖到1999年才出版。一些专家焦急地感慨：“本来这样一个大遗址，是很多考古人一辈子守白了头也碰不到的。三星堆如此重要的考古价值，却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考古大家。”上世纪50年代，30岁出头的石兴邦主持了半坡氏族考古，他撰写的发掘报告成为考古学经典，自己也成为考古大家。可是充满神秘与探究价值的三星堆，却很难找到一线的考古学者，对之进行系统的叙述。
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肖先进提到，一个考古大家，要有现场参与发掘的经验，这种现场工作需要多年连续性，再加上统领全局的水平，“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对他从事的工作有感情”。
如今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的三星堆工作站刚刚换了站长，新旧站长都不愿意接受采访。沉默背后的现实是，三星堆近20年组织了十几次发掘，却没有系统的文字报告。国家文物局一度暂停三星堆的发掘，现任站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要赶在明年底，把综合性的发掘报告交上去”。
在2006年7月召开的“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20周年暨史前遗址博物馆国际学会研讨会”上，三星堆博物馆成立了一个三星堆研究院，有学者呼吁建立“三星堆学”。肖先进兼任研究院的院长，他的想法是，把以前零散研究三星堆的海内外学者组织起来，聘用为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再按照课题来系统研究。“人种问题、起源问题、与金沙遗址的关系等等，里边大有学问啊。”
文物卖点・遗址生存
“有游人参观后说，原来还以为三星堆是核反应堆呢。”
三星堆文化的名气虽大，但很多人不明白它的文化内涵，副馆长张耀辉提到，怎样给三星堆博物馆定位，成为最直接的问题。这种定位显然不是考古学范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让普通公众接触神秘的三星堆，是一件涉及建立博物馆、发展旅游和保护文物的复杂工程。如何让悬谜的三星堆文明成为一个卖点？怎样做到既“卖得好”，又保护了文物？
张耀辉说，他们一直在为三星堆的定位做比较研究。比如与兵马俑博物馆相比，秦始皇“名气大”，作为中国的始皇帝是一个常识，“外国人只要学中国历史，必然提到这一块”。兵马俑的文物非常集中，博物馆的大棚子直接建在发掘现场，背景知识也简单，游人一看就懂。
但是三星堆跨越几千年的上古文化，依旧迷雾重重，多数问题还在争论中。“我们在想，三星堆干脆围绕‘神’字做文章。”一是指神秘，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时间上限、哪些人创造的，都还是谜。“神”还指古蜀王国的神权统治，张耀辉认为松散的部落林立的古蜀王国，正是靠神权统治意志，形成了王朝。现在教育部初步同意将三星堆文化列入中小学教材，“那公众就有更多的知识背景了”。
在肖先进看来，三星堆遗址有很好的优势，遗址面积仅次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由于很多新城掩盖了旧城，不够完整。三星堆处在广汉郊区，遗址内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农业生活，完整性更好。而且它所表现的蜀国文化的地域特色，迥异于中原文化。
几千年的沧海桑田，并未给这片土地带来太大变化。12平方公里的遗址内，如今居住着9000多农民，其中有388户住在城墙上。城墙上的农民列入了重点搬迁户，但是这个巨大的工程，如今只开展了第一期，200户。由于生活在文物保护区域内，这里的农民不许建厂，没有大型基建，生活比周围村子要差。
大遗址内到底该不该有住户，住多少人才符合文物保护的标准？张耀辉说，全国都没有一个大遗址保护的理论模式，“你说12平方公里承载多少居民合适？这是个很难量化的问题”。肖先进和敖天照不主张把所有人口都迁出去:“遗址和当地老百姓分不开，这才是遗址的真实性，它是承载生命的。”张耀辉说，前两年的管理政策，使得遗址保护和农民之间有了不少矛盾，现在希望调动整个大遗址中的农民积极保护文物，让遗址遗迹展示促进旅游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也能提高。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30期，作者为该刊记者,标题为本刊编者所拟）
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前不久聚集四川广汉三星堆，对三星堆千古未解之谜进行探讨。
谁创造了三星堆青铜文化
三星堆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对此，许多专家有不同的猜测，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等青铜器反映了三星堆古蜀国的，所以应该是三星堆人自己铸造的。也就是说，三星堆青铜文化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至于是否受到别的文化影响尚无定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江章华认为，从纹饰的整体风格来看，商文化的同类青铜器明显要细致规范得多，而三星堆系青铜容器的纹饰总的来说显粗犷。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应该是三星堆人在商式铜器的基础上，按照三星堆社会独有的及其在宗教活动中发挥的功能进行设计铸造的。
目前荆楚文化区域还没有考古发现这种文明中心,那么这个文明中心是否就在三星堆？这一观点仍需要通过考古发掘证实。
三星堆古蜀国
目前三星堆1986年发现的两个器物坑为“祭祀坑”的说法得到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同。多年在三星堆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陈德安表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两批宗庙用器，包含各种祭祀礼器、祭器、祭品、神灵、图腾等，内容丰富，立体地再现古蜀国的宗教祭祀规模、祭祀场面和祭祀方式，是一幅完整、生动的宗教祭祀画卷。
专家通过对这些祭祀品的分析认为，三星堆古蜀国的祭祀方式可能是多样的，反映出复杂的信仰观念，并且已经具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神灵系统，形成了一个具有天神（太阳神）、地（社、山）和人鬼（王国的始祖神、先公先王、组成王国的各族群的祖先）的三层神灵结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张肖马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最能代表与反映出古蜀王国时期的宗教观念，反映古蜀王国时期存在着对太阳、祖先、山、社等的崇拜。古蜀人的祭祀对象与他们的观念是一致的，有某一祭祀对象就存在某种。
而铜人面具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形象，可能代表了古蜀人的先公先王。
桂林博物馆的专家何英德提出，大量青铜人面具和人头像，确实反映了祖神在三星堆占有较重要位置。他认为这些面具和人头像，大概是安放在木柱上作为祭祀对象。按其大小、形态和发饰，可分为多种，即代表多代和多支祖神。
张肖马说，古蜀人也祭祀山神，使用的祭器主要是玉璋，另外还使用象牙的，玉璋上的“祭山图”是最好的注解。
“巴蜀图语”可能不是文字
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考古专家在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可以辨识的文字，只发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神秘符号，这些符号同四川、重庆等地发现的符号一样，被称为“巴蜀图语”。一些专家认为，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孙华副院长认为，“巴蜀图语”在众多兵器上出现，绝非偶然。“巴蜀符号”应当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将这种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激励其奋勇杀敌。
什邡市文管所的考古专家杨剑和刘明芬提出，万物有灵、人神互通的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色，三星堆宗教祭祀活动充满了“萨满教”色彩。在晚期巴蜀文化的图形符号中，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戈形纹等，仍然带有“萨满教”的原始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巴蜀图语”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
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林向提出，巴蜀文化区具有与东周时期其他地区文化不同的标志性图像，如树、龙、鸟、虎，而其源头可推至古蜀文明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他认为“树、龙、鸟、虎”等标志图像应该是巴蜀地区盛行的“巫文化”的物证。这一观点也印证了“巴蜀图语”与“巫文化”相结合的观点。
杨剑认为，从早期蜀文化的三星堆众多祭祀物品，到晚期巴蜀文化将这些具体物象改变为同样具有祭祀功能的抽象性图形符号，说明了巴蜀文化的衔接和继承关系。
蜀相教案范文6
一、实现巴蜀文化与《文化生活》教学相结合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中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马克思曾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 我国课程改革也将“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改革的目标与方向，提倡素质教育。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重理轻文，形成中学文理分科、大学文理工分科的局面，导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分离，致使学生出现偏科、知识模块缺失等问题，严重影响学生的发展。思想政治课程是我国高中三大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之一，课程内容涉及经济学、哲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文化生活》以“文化”为教材内容主线，系统地介绍文化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文化生活》的教学过程中，灵活地运用巴蜀文化资源，有助于培养学生文化鉴赏力、文化修养。巴蜀文化资源内容丰富，保罗万象，涉及到历史、地理等高中课程内容。开发利用巴蜀文化课程资源，以巴蜀文化现象如切入点，触类旁通，有助于学生建立结构完整的知识网络，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二）有助于中学生热爱家乡情感意识的培养
教育作为一种培育人的活动就是要使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充分而自由地发展，使每一个人都具有高度的自住型、独立性和创造性。与国家课程相比，地区课程并不强调理论知识的系统新、连贯性以及深刻性。其主要立足于本区域的特色文化，在充分尊重国家课程的基础之上，追求一种针对性、主体性的教学。
巴蜀文化绵长久远、神秘而灿烂。对巴蜀文化进行课程资源开发，要求课程与教学回归学生生活，既强调学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因此，区域课程资源开发重视信息接收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与学习经验）、兴趣与需要，可以极大程度地促进信息的有效传播，促进学生个体的发展。这一种个体的发展不仅仅包括学生在知识上的成长，也包括在情感上的成长。对巴蜀文化进行资源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三）有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
巴蜀地区课程资源的开发不仅仅是课程资源的开发，更重要的是人的理念与文化的开发。对本地区的课程资源的探究与挖掘，不仅尊重了学生的文化背景，也有助于教师完善知识结构，促进教师自身的成长。教师进行地区课程资源的研究开发，不仅能加深自己对《文化生活》课程的理解，而且能丰富知识，积累实践经验，是自身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同时，在《文化生活》的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之中，师师之间的互动不断频繁，这无疑为教师群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互动平台。
（四）有助于提升《文化生活》课程的实效性
人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文化对个人的成长，主要表现为特定文化环境和文化活动对人的影响，是通过人的自觉学习、主动感悟而产生作用的。无论是宏观角度抑或是微观角度，文化产生作用的机制都离不开人的实践。因此，《文化生活》课程资源的应立足于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学生。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切社会关系”业内在地包含了文化关系。因此，新课改的关键就在能否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所处的文化背景。
新课改力图改变原课程脱离实际生活的状况，彰显现实生活的意义，在新课程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结构、学习方式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出回归生活的主题。这种主体就决定了课程资源的开发必须结合现实生活，实现多维度、多层次地开发与利用。科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一直是困扰课程改革的基本问题。其实，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原有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内容虽然几经变革，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以科学世界为指向的，造成了科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脱节。这种现象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知识与实践的脱节，抑制了学生学习兴趣。新课改要实现彻底地转变，就必须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因此，重视将地区文化与现有课程相融合是新课改的题中之义。而在四川地区，这种地方课程的开发便是基于巴蜀文化的。
（五）有助于学校特色文化的形成
将巴蜀文化融入课堂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与教师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学校特色文化的形成。“学校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是学校发展进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学校文化是一种精神纽带，将学校、教师与学生的三者发展的紧密结合，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目标，从而使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校本课程的开发是培养学校特色文化的重要途径。新课程改革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制度，在保证实现课程一元化的同时，也为学校特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巴蜀地区的学校结合地方特点与学校实际，开发利用巴蜀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从而带动学校特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六）有助于实现巴蜀文化传承与发展模式的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不但在经济上实现了全球化的分工，而且在文化领域内也实现了多元化。各种文化之间不仅存在融合与交流，而且存在激烈的冲突与碰撞。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相继涌入，作为四川地区的传统文化，巴蜀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机遇与挑战并存，多种外来文化的涌入也为巴蜀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原有的巴蜀文化传承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快节奏利的现代生活，实现巴蜀文化传承模式的创新至关重要。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是我国普通高中阶段的必修课程，受众面多、影响深远。《文化生活》模块的教学内容更是紧贴现实生活，因此，基于《文化生活》的巴蜀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了传承与发展巴蜀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实现巴蜀文化与《文化生活》教学相结合的可行性
（一）丰富的教学内容为两者相结合提供广阔的空间
《文化生活》模块是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重要模块。在课程设置方面，《文化生活》模块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了由《政治生活》向《生活与哲学》、由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度。在课程内容方面，《文化生活》课程以人类精神家园的建设为主题，弥补旧教材在课程内容方面的缺陷，为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人教版《文化生活》教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学等诸多方面，并未就“文化”而谈，反而扩充教材文本内容，为培养学生的文化参与能力创造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例如：在“异彩纷呈，交相辉映”中，教材编写者利用奥运会体育项目、建筑艺术和语言文艺等三个素材并辅以精美的插图，帮助学生体悟界文化的多样性。这不但有助于实现课程教学的目的，而且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可谓是“一举两得”。在教学素材的选择方面，该教材不仅内容详实丰富，而且贴近生活、有时俱进。顾名思义，《文化生活》的编写目标是搭起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桥梁，因此，其在素材选择方面，有两大基本维度：时间与空间。在时间维度方面，《文化生活》编写者注重书中引用资料的“新鲜程度”。例如：在2004年版的教材中，“我心中的道德典范”这一目就使用了当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牛玉儒的先进事迹，培养学生关注生活的兴趣。在空间维度方面，《文化生活》则体现“国家、地区、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的特点，给予课程教学广泛的空间。教科书是课程开发的“三大文本”之一，《文化生活》教材内容的丰富性与生活气息，为将巴蜀文化融入课程教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多样的课程组织形式为实现两者相结合提供了途径
新课改注重“以人为本”，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三大学习方式。为了贯彻这一理念，《文化生活》在每一单元结束之后，设置了综合探究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由此，《文化生活》教材编写呈现出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认识发展过程。综合探究课程是每一单元理论知识的升华，它的地位至关重要。但是教材编写者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教学内容限制，而是利用“活动建议”，给予教学部分空间，激发教师学生的创造力。
（三）“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实现两者相结合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以人为本”是现代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教育教学的侧重点由追求知识与技能的发转变为追求热的全面发展。这种人性化的课程理念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注重人文知识的传授。在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中，“思想政治”课程的学分为8分，高于物理化学等科学类课程的6分，从而加强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思想政治”学科内部，课程分为选修与必修两大部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等学科。第二，尊重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倡导校本课程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地域文化、经济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而原有课程偏重于书本知识、忽视教师的自主能动性，结果导致教学缺乏活力和校园特色文化缺失等两大问题。新课程倡导师生共同参与知识构建的过程，教师的角色由此发生巨大的转变，由“教书匠“变为”研究员”，这就要求教师创新教育教学理念，对日常教学进行反思。第三，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以及探究学习的能力。“主动参与、乐于学习、勤于思考”是课程概念的具体目标之一。课程知识不再仅仅局限于普遍适用的规律总结与既定结论，而是学生通过实践探究所获的直接经验与课程知识的有机结合。
随着认知理论建构主义等新的教育理念的发展，各国看到了传统教学的弊端，并开始对此进行反思。反思带来了教学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有所体现，很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思考如何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如何为学生提供探究与体验的过程等。这样，巴蜀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资源，更贴近四川地区学生的实际生活作为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一项课程资源，应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四）“新课改”的发展要求为两者相结合提供了政策中的保障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试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各地要在达到国家规定课程的基本要求下，规划、开发并管理好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为了贯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精神，各地也纷纷颁布了地方课程标准，这为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那么这也为本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全日制普通高中政治新课程标准》关于课程的基本理念作如下说明：“本课程要立足于广大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要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生活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四川地区的学生“生于斯，长于斯”，每日浸润在当地文化之中，巴蜀文化就是学生生活的重要主题，因此，这就为巴蜀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