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相范文1
1.感受杜甫对诸葛亮的崇仰钦佩之情，体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2.抓住本诗的特点，掌握知人论世的鉴赏方法。
【教学重难点】
重点：抓住关键词句理解全诗，体会杜甫对诸葛亮其人的崇仰钦佩之情。
难点：深刻领悟诗人对诸葛亮深沉笃志的追寻与凭吊之情。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过程】
师：余秋雨先生说过：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大的抒情主题，不是爱，不是死，而是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自从汉朝的班固最早的《咏史》诗发出“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喟叹，中国文学的历史长卷上就产生了无数的咏史怀古之作，而在不胜枚举的咏史怀古之作中老师尤为赞叹的莫过于中国伟大诗人杜甫的《蜀相》了。（板书：蜀相）
师：大家来看大屏幕，今天我们再次轻叩古典诗词的门扉，一起来学习这首流传千古、感人至深的经典之作《蜀相》。诗歌学习讲究诵读，首先同学们先来大声齐读一遍这首诗，整体感知一下这首诗。（生齐读）
师：《孟子・万章下》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这就是古人常讲的知人论世，诗人杜甫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那么谁来介绍一下杜甫？（生介绍）
师：今天要学习的这首诗是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时期所写。此时的杜甫经历了一系列仕途打击，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彻底落空。诗人流落蜀地，寄人篱下，困厄穷途。目睹国势衰微，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诗人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这段时间，他创作了一系列赞扬诸葛亮的诗篇，《蜀相》为其中著名的一首。了解了以上这些以后，我们再来读一遍这首诗。这一次我想请一位男同学来朗读一下这首诗，要求读准字音、节奏，揣摩感情基调，要读得稍慢，读得深沉，读出韵味。（生读）
师：读罢全诗，这首诗给大家最初的感受是什么？
生：悲凉的、伤感的。
师：那如果要你将全诗表达的情感浓缩到两个字上，你会想到诗中哪个字？
生：寻，泪。
师：好，我们今天就从“寻”和“泪”入手，来学习这首《蜀相》。老师首先想问，杜甫在《蜀相》这首诗中依次寻到了什么？大家思考一下，小组讨论一下。（生小组讨论）
师：同学们都“寻”到了吗？哪位同学可以回答？
生：寻到了丞相祠堂的所在和外部的景象，而且一个“寻”字点出了诗人凭吊武侯祠的急切。
师：外部的景象是什么样的呢？
生：外部景象是“柏森森”，给人的景象就是茂密肃穆之感。
师：记得在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里有首《甘棠》诗写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诗意是说，老百姓出于对于召伯的爱戴，竟然连他曾经休息过的那棵甘棠树，都不忍砍伐，因而长得茂盛。而此时的柏森森给人的茂密肃穆之感，我们是否也不难想到这层涵义呀。
师：继而又寻到了什么？
生：映阶碧草，黄鹂好音。
师：王国维就曾说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参考此说，说说“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一联里哪两个字跟境界的关系最为密切？
生：自和空。映阶碧草，隔叶黄鹂本来展现的是种赏心悦目的景象，是春意盎然的景象，但是，因为这两个字情感则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变得伤感和凄凉。
师：非常好。这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漂泊西南的杜甫此行，可绝不像我们的某些同学是去“旅游”啊，他是怀着一腔崇仰钦慕之情，问路寻途，寻到这里，在看完巍巍的殿宇和凛凛的塑像之后，百感交集，然后才觉察到满院的碧草春色，隔叶数声黄鹂鸣叫。本是一片春意盎然之景。但是正如同学所讲，满怀心事的老诗人一个人徘徊瞻于武侯祠堂之间。诗人用这一自一空，使再美好的草色莺声的春景，在这里都变得黯然失色。而且是春色越美，黄鹂鸣叫得越动听，诗人的心境也越凄凉了。
师：诗人触景生情，内心翻腾，开始追寻诸葛亮昔日的功绩。我想请同学细数一下颈联写了哪些武侯的主要功绩？
生：这一联主要写了四个功绩。“三顾”是指三顾茅庐，后边“天下计”是指“隆中对策”。诸葛亮通过分析天下形势提出联吴抗曹的道路，主要指诸葛亮对蜀国的规划。而“两朝”是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是将帮助刘备开创基业，辅佐刘禅稳定时局。“老臣心”是赞扬武侯尽忠蜀国，死而后已的精神。
师：同样是概括诸葛亮的一生功绩，还有后人这样的一幅对联：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师：对比二者，各自的侧重点有何不同？
生：对联主要侧重功业，从后人的角度满怀敬意，来展现武侯的智慧，基本是评述的口吻，而杜诗更看重老臣心。
师：杜甫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把一个血肉饱满的武侯形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到这一刻，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绝唱。心中情眼中泪奔涌而下沾满衣襟，从而也就将情感升华到了最高点。
师：那么老师就有问题要提给大家。“英雄”是谁？
生：是杜甫。
师：仅仅指杜甫吗？
生：不是，应该是一切功业未成、壮志未酬的人。
师：杜甫这英雄的泪水包含着几层深情？给大家3分钟时间，小组讨论一下。（小组讨论）
生：惋惜之情，对诸葛亮功业未竟，壮志未酬的惋惜。哀叹之情，对自己身世漂浮，屡不得志，个人抱负无法实现的哀叹。希冀之情，他的深情不仅是对诸葛亮一人，而是通过表达对武侯的敬仰和怀念，表达出希望当世能有挽救大唐危局的良相之才。
师：杜甫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此呀，直到此时还心系天下，挂怀社稷。
师：这节课，我们通过“寻”和“泪”两个字梳理了这首诗。“寻”字入手，尽显钦慕崇仰之情，而直到最后泪流满襟，将自己的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最后让我们饱含深情地再一次齐声朗诵这首千古名篇《蜀相》，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
作业：与课后链接《武侯祠》对比阅读，分析异同之处。
板书：
蜀相范文2
一、实现巴蜀文化与《文化生活》教学相结合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中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马克思曾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 我国课程改革也将“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改革的目标与方向，提倡素质教育。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重理轻文，形成中学文理分科、大学文理工分科的局面，导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分离，致使学生出现偏科、知识模块缺失等问题，严重影响学生的发展。思想政治课程是我国高中三大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之一，课程内容涉及经济学、哲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文化生活》以“文化”为教材内容主线，系统地介绍文化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文化生活》的教学过程中，灵活地运用巴蜀文化资源，有助于培养学生文化鉴赏力、文化修养。巴蜀文化资源内容丰富，保罗万象，涉及到历史、地理等高中课程内容。开发利用巴蜀文化课程资源，以巴蜀文化现象如切入点，触类旁通，有助于学生建立结构完整的知识网络，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二）有助于中学生热爱家乡情感意识的培养
教育作为一种培育人的活动就是要使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充分而自由地发展，使每一个人都具有高度的自住型、独立性和创造性。与国家课程相比，地区课程并不强调理论知识的系统新、连贯性以及深刻性。其主要立足于本区域的特色文化，在充分尊重国家课程的基础之上，追求一种针对性、主体性的教学。
巴蜀文化绵长久远、神秘而灿烂。对巴蜀文化进行课程资源开发，要求课程与教学回归学生生活，既强调学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因此，区域课程资源开发重视信息接收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与学习经验）、兴趣与需要，可以极大程度地促进信息的有效传播，促进学生个体的发展。这一种个体的发展不仅仅包括学生在知识上的成长，也包括在情感上的成长。对巴蜀文化进行资源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三）有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
巴蜀地区课程资源的开发不仅仅是课程资源的开发，更重要的是人的理念与文化的开发。对本地区的课程资源的探究与挖掘，不仅尊重了学生的文化背景，也有助于教师完善知识结构，促进教师自身的成长。教师进行地区课程资源的研究开发，不仅能加深自己对《文化生活》课程的理解，而且能丰富知识，积累实践经验，是自身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同时，在《文化生活》的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之中，师师之间的互动不断频繁，这无疑为教师群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互动平台。
（四）有助于提升《文化生活》课程的实效性
人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文化对个人的成长，主要表现为特定文化环境和文化活动对人的影响，是通过人的自觉学习、主动感悟而产生作用的。无论是宏观角度抑或是微观角度，文化产生作用的机制都离不开人的实践。因此，《文化生活》课程资源的应立足于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学生。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切社会关系”业内在地包含了文化关系。因此，新课改的关键就在能否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所处的文化背景。
新课改力图改变原课程脱离实际生活的状况，彰显现实生活的意义，在新课程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结构、学习方式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出回归生活的主题。这种主体就决定了课程资源的开发必须结合现实生活，实现多维度、多层次地开发与利用。科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一直是困扰课程改革的基本问题。其实，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原有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内容虽然几经变革，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以科学世界为指向的，造成了科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脱节。这种现象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知识与实践的脱节，抑制了学生学习兴趣。新课改要实现彻底地转变，就必须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因此，重视将地区文化与现有课程相融合是新课改的题中之义。而在四川地区，这种地方课程的开发便是基于巴蜀文化的。
（五）有助于学校特色文化的形成
将巴蜀文化融入课堂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与教师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学校特色文化的形成。“学校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是学校发展进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学校文化是一种精神纽带，将学校、教师与学生的三者发展的紧密结合，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目标，从而使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校本课程的开发是培养学校特色文化的重要途径。新课程改革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制度，在保证实现课程一元化的同时，也为学校特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巴蜀地区的学校结合地方特点与学校实际，开发利用巴蜀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从而带动学校特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六）有助于实现巴蜀文化传承与发展模式的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不但在经济上实现了全球化的分工，而且在文化领域内也实现了多元化。各种文化之间不仅存在融合与交流，而且存在激烈的冲突与碰撞。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相继涌入，作为四川地区的传统文化，巴蜀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机遇与挑战并存，多种外来文化的涌入也为巴蜀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原有的巴蜀文化传承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快节奏利的现代生活，实现巴蜀文化传承模式的创新至关重要。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是我国普通高中阶段的必修课程，受众面多、影响深远。《文化生活》模块的教学内容更是紧贴现实生活，因此，基于《文化生活》的巴蜀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了传承与发展巴蜀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实现巴蜀文化与《文化生活》教学相结合的可行性
（一）丰富的教学内容为两者相结合提供广阔的空间
《文化生活》模块是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重要模块。在课程设置方面，《文化生活》模块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了由《政治生活》向《生活与哲学》、由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度。在课程内容方面，《文化生活》课程以人类精神家园的建设为主题，弥补旧教材在课程内容方面的缺陷，为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人教版《文化生活》教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学等诸多方面，并未就“文化”而谈，反而扩充教材文本内容，为培养学生的文化参与能力创造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例如：在“异彩纷呈，交相辉映”中，教材编写者利用奥运会体育项目、建筑艺术和语言文艺等三个素材并辅以精美的插图，帮助学生体悟界文化的多样性。这不但有助于实现课程教学的目的，而且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可谓是“一举两得”。在教学素材的选择方面，该教材不仅内容详实丰富，而且贴近生活、有时俱进。顾名思义，《文化生活》的编写目标是搭起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桥梁，因此，其在素材选择方面，有两大基本维度：时间与空间。在时间维度方面，《文化生活》编写者注重书中引用资料的“新鲜程度”。例如：在2004年版的教材中，“我心中的道德典范”这一目就使用了当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牛玉儒的先进事迹，培养学生关注生活的兴趣。在空间维度方面，《文化生活》则体现“国家、地区、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的特点，给予课程教学广泛的空间。教科书是课程开发的“三大文本”之一，《文化生活》教材内容的丰富性与生活气息，为将巴蜀文化融入课程教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多样的课程组织形式为实现两者相结合提供了途径
新课改注重“以人为本”，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三大学习方式。为了贯彻这一理念，《文化生活》在每一单元结束之后，设置了综合探究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由此，《文化生活》教材编写呈现出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认识发展过程。综合探究课程是每一单元理论知识的升华，它的地位至关重要。但是教材编写者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教学内容限制，而是利用“活动建议”，给予教学部分空间，激发教师学生的创造力。
（三）“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实现两者相结合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以人为本”是现代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教育教学的侧重点由追求知识与技能的发转变为追求热的全面发展。这种人性化的课程理念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注重人文知识的传授。在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中，“思想政治”课程的学分为8分，高于物理化学等科学类课程的6分，从而加强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思想政治”学科内部，课程分为选修与必修两大部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等学科。第二，尊重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倡导校本课程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地域文化、经济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而原有课程偏重于书本知识、忽视教师的自主能动性，结果导致教学缺乏活力和校园特色文化缺失等两大问题。新课程倡导师生共同参与知识构建的过程，教师的角色由此发生巨大的转变，由“教书匠“变为”研究员”，这就要求教师创新教育教学理念，对日常教学进行反思。第三，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以及探究学习的能力。“主动参与、乐于学习、勤于思考”是课程概念的具体目标之一。课程知识不再仅仅局限于普遍适用的规律总结与既定结论，而是学生通过实践探究所获的直接经验与课程知识的有机结合。
随着认知理论建构主义等新的教育理念的发展，各国看到了传统教学的弊端，并开始对此进行反思。反思带来了教学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有所体现，很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思考如何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如何为学生提供探究与体验的过程等。这样，巴蜀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资源，更贴近四川地区学生的实际生活作为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一项课程资源，应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四）“新课改”的发展要求为两者相结合提供了政策中的保障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试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各地要在达到国家规定课程的基本要求下，规划、开发并管理好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为了贯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精神，各地也纷纷颁布了地方课程标准，这为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那么这也为本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全日制普通高中政治新课程标准》关于课程的基本理念作如下说明：“本课程要立足于广大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要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生活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四川地区的学生“生于斯，长于斯”，每日浸润在当地文化之中，巴蜀文化就是学生生活的重要主题，因此，这就为巴蜀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蜀相范文3
一、秦汉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秦汉巴蜀分治概况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为其“六王毕、四海一”的百年霸业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秦并巴蜀之后的百余年间，秦对巴、蜀两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并先后在此设立皆直属于朝廷的蜀郡和巴郡。在巴地秦以分封旧贵族借助他们原有的影响和势力实现间接统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为秦二十四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产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3]同时也在巴地于“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1] 有限的推行郡县制。在蜀地，《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壮）相蜀。”[4]这其后秦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见诛，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在蜀地推行全面的郡县制，而后秦又因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以此削弱蜀国旧贵族的影响，从而使蜀地全面的接受了秦制。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在巴蜀地区，最初仍设巴蜀二郡，对巴蜀进行分治。到高祖六年时割巴、蜀二郡各一部分，新置广汉郡。西汉建立初期，曾先后将所属领土的一大半分封给异姓王和同姓王，但鉴于巴蜀两郡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将巴蜀之地分封给诸侯，该地区被划为“天子自有” [5]之地。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为郡（今宜宾市境内）。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西郡（今西昌市东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于是巴蜀地区便成为“巴、蜀、广汉、南[ 南郡：大部辖境在湖北，四川地区仅领巫县。]、沈黎、犍为、越西、汶”[6]八郡之地，一直到王莽新朝，巴蜀两地的行政隶属关系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动。东汉早中期仍承西汉旧制，朝廷直接辖郡，两郡之间互不隶属。直到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焉据巴蜀自立为止。
（二）秦汉巴蜀文化的发展
从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在巴蜀地区的政策上应该看到，在秦并巴蜀后先后设置巴、蜀两郡，实际上是对先秦时期蜀文化和巴文化在行政区划上的认可，同时郡的建立，使同一郡内的居民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感加强，同时也促使两地文化特色的进一步鲜明。这也是之所以秦在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没有因此而消逝，反而更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时，秦于成都“修整里阓，市张列肆”[1] 使秦风大化于蜀。到两汉时，蜀地学子塞道，汉赋中的大家诸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都是蜀郡人。这一时期可谓是蜀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时期，蜀郡的私人著作也多见称于世，汉武帝之后有15部之多，仅次于京兆尹，居全国第二位。而今重庆直辖市境内却没有一位五经博士，更无著作问世。[7] 《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5]应是蜀文化的写照，这也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言蜀为“西秀彦盛”之地是一致的。与“蜀有相”士人比肩接踵相较，“巴有将”的巴人仍然保持其勇敢善战的本色“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1] 这种军乐舞后来由汉高祖命名为“巴渝舞”并加以推广；[5]“（巴）人多悍勇，县邑阿党，斗诉必死，无蚕桑，少文学”；[1]即使征募到汉中或成都作连弩士或助郡军的巴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乡，风俗不变”这些巴人的性格特性明显的表现巴文化特征。
在秦汉时期，对巴蜀地区各种政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这一时期有计划的向巴蜀地区移民。秦本意是向巴、蜀两地移民以削弱两地土著的势力，可这些移民却因“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4]所以在这一时期迁入蜀地的秦人和六国贵族、豪强，带来的不仅有中原先进地区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蜀地因此也先于巴地接受中原文化。同时巴蜀两地的分治造成了巴地的经济在这一时期缓慢发展，如李冰任蜀守时期，其在蜀地大兴水利，修建了造福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在蜀地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蜀地农业大为受益。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蜀地文化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秦时蜀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蜀文化在汉代结出丰硕的成果是有着巨大的贡献。
在秦汉时期两地在行政关系上的互不隶属，这对巴蜀两地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在汉景帝时担任蜀郡太守的安徽庐江人文翁，其在蜀郡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彻底改变了蜀地的蛮夷之风。他一方面选拔蜀郡的张叔等18人外出游学于中原，既学儒家经典又学习中原律令，在取得“博士”资格后回蜀担任教授和地方官。另一方面他在蜀地首创官办学堂传播儒家经典。《汉书·循吏传》卷89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以孝弟力田。”[5]《华阳国志·蜀志》称“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做石室，在城南”。[1]自此蜀中学风大振“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 这成为了蜀文化赶上中原先进地区的关键一步，也是从汉代以来蜀地文人辈出的起因。但由于巴、蜀两地互不隶属的行政关系，蜀守兴学之举也就很难对巴地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巴文化在两汉时期相较蜀文化的飞速发展显得停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纵观整个秦汉时期巴蜀二地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从而造成了两地文化在并入中原文明后仍在其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发展着，成为了历史上巴蜀文化差异产生的重要渊源。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概况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氏派军攻灭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结束巴蜀地区的割据，两年后司马氏建立西晋。晋王朝更是鉴于巴蜀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割据，便在巴蜀采取了一系列以“分”为中心的措施。首先，在兼并了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后于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将益州分出七郡新置梁州。梁州辖汉中及包括江州在内的绝大部分巴地，统治机关设在汉中的南郑。以达到梁、益二州的互相牵制。接着，西晋又进一步缩小益州的权限，从益州分出南中四郡设置宁州，又贬益、梁二州为“轻州”，刺史不再兼作将军。另又置西夷校尉府统兵，来牵制地方政府。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东晋攻灭“成汉”政权收复巴蜀，仍在巴蜀地区设梁益二州，梁州辖汉中及巴地，益州辖蜀地。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刘宋政权在取代西晋后仍在巴蜀地区设益梁二州。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南齐在统治巴蜀时，仍置梁、益二州。到梁、陈时期巴蜀地区先后被分割为10余州，最多时达20余州，[6]行政区划十分混乱，各州政府皆直属于朝廷。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都是作为两个独立且互不隶属的行政区存在着。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文化的发展
晋代蜀地“搢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世载其美”、“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詠述”[1]，在巴地依然是“风淳俗厚，世挺名将。”[1] 在魏晋之际，原来流行于巴地的“巴渝舞”由于脱离民众而成为上层舞曲，失去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古老的“巴渝舞”到晋代时已演变为了“宣武舞”[8]，并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形成了“晋及江左皆制其辞”，直到南朝宋时“止革其辞与名，不变其舞，舞相传习”。[9]并且此时巴地还存在着独特的建筑方式，汉晋以来巴地的居民“遂狭山傍谷，依树积木，从居其上，名曰干阑”。[10]这种干栏式建筑是巴地所特有的民居风格，从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巴地独特的社会风俗和文化特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巴蜀文化在总体上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发展的相对缓慢。但由于两地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巴蜀两地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加强，促进了巴蜀地区内的文化发展。如在魏晋时期巴蜀两地的史志文学的成就在全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巴人陈寿[ 陈寿：（公元233—297年）巴西郡安汉人（今南充市北）。]的《三国志》，蜀人常璩[ 常璩：生卒不详，蜀郡江原县人（今崇州市）。]的《华阳国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同样是巴蜀分治，两地文化发展的差异在这一时期不是很明显原因有二：一方面自东汉末以来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对文化的破坏比之对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在巴蜀地区蜀地文化设施的破坏尤为严重，从而造成了巴蜀两地文化的相对平衡。另一方面，东汉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割据状态，巴蜀地区也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封闭状态下，文化的发展缺少了必不可少的交流因素。而这时期巴、蜀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比巴蜀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更为广泛和深入了。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州（治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1]，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较大。靠近蜀地的巴西地区更多的受蜀文化所影响，因此其人“精敏轻疾”与巴东地区“上下殊俗，情形不同”[1]，并且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巴蜀两地虽然在这一时期交流加强，但在整体的文化特征上是仍有一定差异的。
三、唐宋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唐宋巴蜀分治概况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撤消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建制，代之以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隋文帝为防范巴蜀的割据在巴蜀地区对其行政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在巴蜀共设有四十余州，各州直属于朝廷，下辖一百多县。在唐王朝建立后，将整个巴蜀地区划入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和嘉陵江以东的山南道境内。到公元733年，唐玄宗将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其中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区在今重庆市和川东地区境内。唐人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11]“剑南三川”便成为了巴蜀地区的主要行政区划。唐代巴蜀地区“人富粟多”，经济繁荣，是唐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所以在唐代，统治者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尤为看重，唐政府在岷江流域修建了11处水利工程，其中8处是为增加原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效益，扩大其灌溉面积而修建的，如“（高）士濂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广溉道，人以富饶”[12]，这使得川西平原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同时修建了从都城长安到成都的驿道，加强蜀地与外界的联系。水陆交通也在晚唐时期得到开发，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航运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以上这些措施都促使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当然这其中蜀地经济的发展更为显著。岷江流域和出川驿道都贯穿蜀地。同时这也说明在巴、蜀两地中，中央统治者更看重蜀地的发展。巴地到唐代后期才在开发长江航道的过程中受益。因此在唐代巴蜀两地就经济上而言，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后人顾炎武在其《北直隶上引谷山笔尘》曾言“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持有蜀也，所以在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自秦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13]由此可以看出，蜀地对唐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唐王朝为何在政治上如此的重视蜀地的发展。
到北宋时，中央统治者最初也在巴蜀地区共设立了四个同级的行政区：“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6]其后基本未再改动，历史上简称川陕四路。[ “川陕四路”也就是今“四川”名称的来源之一。]依然对巴蜀两地进行分治措施。但到南宋时由于北方外族势力的南下威胁，南宋统治者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成都设立四川制置司衙门。其长官由成都府知府兼任，使其成为整个巴蜀地区的最高军政机关，将巴蜀两地合并起来以共同抵御入侵。但到南宋后期时，由于蒙古从北面攻入四川盆地。巴地上连西蜀下辖长江中下游之咽喉的战略地位突显，所以到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将其统治机构迁到重庆府。[14]领导整个巴蜀地区的抗蒙斗争。在南宋后期时巴蜀地区的政治中心就从蜀地的成都转移到了巴地的重庆府了。
（二）唐宋巴蜀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代，蜀文化仍然保持其繁荣的状态。“管弦歌舞之多”，“人物繁盛”[15]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入传的蜀人达18位之多，而巴地竟无一人入传。[16]仅从两地士人的分布上的差距来看，巴蜀两地的文化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但两地文化在经历数百年的交流、融合，到唐代时巴蜀文化中的差异正在逐渐的缩小。在唐代蜀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再加之唐朝时科举制的实施和不断完善，使沉寂了数百年的蜀文化得以复兴，蜀文化在继汉代之后又迎来了一个高峰。涌现出了开盛唐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天才绝伦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等一大批文人志士。安史之乱后“天下诗人皆入蜀”又为蜀文化注入了更多不同的因素，使蜀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巴地由于经济的相对落后，文化的发展也就不如蜀地了。
在经历了唐末战乱后，巴蜀地区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五代十国时期巴蜀地区统治者割地自立、保境息民。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两个政权，使巴蜀地区远离了中原的纷繁战乱，政局相对稳定，因前后蜀时其行政结构也是“悉仍唐旧”，[4]这为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新五代史·王建传》记载：“蜀持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战乱。”[17]所以大批的各地士人纷纷入蜀避乱，使蜀中聚集了一大批教育文化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到来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前后蜀时统治者一直都将西蜀作为其统治的重心，这里经过唐代的开发其经济发展程度相较于巴地要高出许多，而且在后蜀时，其宰相母昭裔捐私财在成都修建学馆发展文化教育。史料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母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18]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一事件宋人吕陶在其《经史阁记》一书将其与“文翁之石室、高公之礼殿[ 高公之礼殿：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蜀郡太守高公建周公殿于石室之东，画远古君臣圣贤像以祭。]”并称为蜀学之盛冠天下的原因[19]。称其为“石壁九经”所以在这一时期蜀文化呈现了强劲的复兴趋势，而巴文化因统治者对巴地文化教育恢复的不重视。巴地也就很难从这一时期的复兴文教的政策中受益。
两宋时，巴蜀地区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北宋时蜀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因前后蜀时统治者对蜀地文化教育的复兴，所以到北宋时蜀文化依旧保持着其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作为北宋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地，统治者也对蜀地进行积极的开发促进其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的蜀地商品经济发展尤为明显，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出现于蜀地的中心成都。经济的发展加之文化教育的复兴，在北宋时蜀地“百花竟艳”，人才辈出，大批蜀人驰骋中原，蜀学堪与齐鲁并肩。“蜀党”和“洛党”[ “蜀党”和“洛党”： 北宋时，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师道自居，主张一切用古礼，其门人贾易、朱光庭等被称为“洛党”；中书舍人苏轼和吕陶认为“洛党”不尽人情，每加讥讽，从此程、苏二人尖锐对立，苏轼等人则被称为“蜀党”。]争雄于朝廷，亦展示了蜀文化雄厚的实力，在两宋时期《宋史》为巴蜀人立传者多达158人。蜀地“痒塾聚学者众”、“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14]。中江苏舜卿、眉州“三苏”、华阳范祖禹、井研李心传、丹陵李焘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故单就人才的分布而言仍以蜀地人为多，但在风俗上两地有了许多相同的地方。成都府“尚侈好文，民重蚕桑，俗好娱乐，民和俗阜，有古淳质风”[20]，这就与重庆府的风俗是比较接近的，虽然在三峡地区仍有楚之旧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21]由这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宋时期，巴蜀两地除人才多少略有差别外，两地的文化习俗的差别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在巴地，其文化也在宋时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南宋后期将整个巴蜀地区的统治重心迁到重庆府后巴地的开发就更为明显了。巴地文化也借此更全面的、更深入的汲取到了外界的先进文化，这也成为巴文化飞跃的一个时期。
如果说在两宋时期巴蜀文化发展仍有差异的话，但经过南宋后期的开发后，到元朝建立时巴蜀文化的差异也已经不明显了，只是在偏远地区的风俗上还存在着些许差别。如在抗蒙斗争中巴地的顽强抵抗，使其果敢忠义的文化底蕴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巴蜀两地文化渐趋一同的发展潮流已是不可抗拒的了。当到元、明、清三朝时，统治者所推行的行省制就更顺应了这个趋势。在巴蜀两地实施的合治更进一步的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一同。
四、结 论
在明清两代由于四川地区经过元末和明末的战乱，土著人口损失严重。所以明清两朝都对巴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到清嘉庆时，时人陶澍在《蜀游日记》中记载“献贼（张献忠）屠蜀后，土著几尽，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也。”可见当时经过大规模的移民后在巴蜀两地外来移民在两地人口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在四川地区便造成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 清·嘉庆《江安县志》卷1]的新人口结构。这两次大规模移民，对四川地区区域文化的影响也就远远超过了政区划分的影响，原来以巴、蜀土著为基础而产生的巴蜀文化差异也就很难找到了。在明代巴蜀各州府的文献记述中基本上都是“民俗淳朴、好义多儒、好文尚礼”[20]等概括行语言，可见巴蜀两地文化在发展中存在的差异已无从谈起了，自此两地在文化上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特征向前发展着。今天我们或许只有从成都、重庆两地居民的性格差异上看出今日两地文化的大同小异了。成都人传承了历史上蜀人“性情柔弱、典雅含蓄、头脑机敏、多礼尚文、喜游乐、重饮食”的特征。重庆人也继承了巴人“性情刚烈、热情豪爽、果敢忠义、重然诺、轻生死”的性格特征。这些差别的产生很大程度源于两地不同的文化底蕴。造成这样的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历代中央统治者为防范巴蜀地区的割据，人为的将同处一个地理范围的巴蜀两地进行分开治理，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应当说是影响较为持久和深入的一个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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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相范文4
关键词：蜀绣；传承；保护；纺织品
蜀绣，是指蜀地所特有的刺绣技术，它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品的总称，因此又被称为“川绣”。但是曾畅销海内外的蜀绣如今面临着严重的发展瓶颈，它的出路在哪里？
一、“东方艺术明珠”――蜀绣的历史渊源
蜀绣是中国工艺界一颗耀眼的明珠，产于四川地区，与苏绣、粤绣和湘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目前，对蜀绣最早的文字记载是西汉文学家杨雄的《补绣》，诗中表达了作者对蜀绣技艺的高度赞赏。可见西汉时期蜀绣已经具有一定的技艺水平和民间基础。
蜀地自古丝织业就很发达，这为蜀绣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蜀绣虽然源自民间，但是它的工艺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说是奢侈品，因此历朝历代都由朝廷官府控制，在汉朝政府甚至设立专门的“锦官”来管理蜀绣。宋代，蜀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而成都因其地理条件优越盛产丝帛，为蜀绣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蜀绣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古蜀绣很不容易保存，因此极少能流传下来。辛亥革命之后，蜀绣制品开始向大众化的日用品方向发展，仅成都一地从事蜀绣的人员就有1000多人，但是随着从业人员的增多，蜀绣的技艺也开始下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由于政府的重视，传统的蜀绣工艺得到新生，同时蜀绣的技艺同时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并出现了很多高精产品。
二、蜀绣的瓶颈――当前蜀绣传承上存在的问题
1.蜀绣技艺层面
缺乏创新是制约现代蜀绣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由于蜀绣技艺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形式和内容单一，不能满足人民不断提升的审美要求，因此逐渐衰落。对于如何保护、继承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传统风格的蜀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是蜀绣应把握的重点。
2.蜀绣产品销售层面
蜀绣产品现今销售渠道狭小，并且缺乏领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在国内外都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如何打造品牌，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市场是蜀绣产业应思考的另一个重点。
3.蜀绣企业管理层面
受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多蜀绣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管理水平较低，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上如何让传统手工艺品与商品生产相适应是当前企业亟须解决的问题。苏绣和湘绣都设有专门的研究所，不但研究了绣品本身发展的历史，而且还对相关工艺进行了研究。然而，蜀绣至今还没有自己的研究所，而且对整个技艺风格的研究还十分不够。
4.蜀绣艺人素质层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蜀绣的传承问题一直是制约蜀绣发展的重要因素，蜀绣后继无人、绣工素质不高等问题也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既有体制方面的，也有封建思想的束缚的一面。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四川蜀绣大师也曾尝试开设蜀绣绝技学习班，但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值还有待于观察。
三、出路在何方――促进蜀绣发展的措施
1.国家实施政策推动蜀绣的发展
市场是主体，国家是主导，国家可以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从国家层面推动蜀绣产业的发展。例如，对蜀绣的相关工艺和作品在政策上加以保护，从而有效避免工艺的失传。除此之外，国家还应当从资金和政策上加以扶持，例如，为蜀绣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减免税率等政策，从而更好地促进蜀绣企业的发展，以确保蜀绣技艺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2.通过加强宣传活动，提高蜀绣影响力与知名度
通过不断宣传蜀绣文化，形成文化“集聚现象”，确立具有蜀地特色的蜀绣品牌。可以通过建设蜀绣博物馆、发展蜀绣旅游、举办蜀绣文化节、编写蜀绣乡土教材几个方面来提高蜀绣文化的知名度。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提高蜀绣文化知名度，从而提高企业的影响力，形成品牌效应；另一方面，以文化为依托，企业可克服自身发展中出现的“文化短板”现象，主动将振兴蜀绣融入经济发展中。
3.优化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
努力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实现外销和内销同时并进。一方面，要重视技术创新，努力开发高档蜀绣品牌，以顺应服装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对于蜀绣的开发分为不同层次，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此外，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更换机器设备，引进自动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的机器设备，充分发挥先进设备的作用和效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最大化的权益。并且，还应提高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培养一流的员工队伍，生产优质的蜀绣产品。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民族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情感寄托，是一个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蜀绣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无论是蜀绣企业还是从业人员，都应当肩负起对蜀绣技艺进行传承和保护的重任，使蜀绣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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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相范文5
【关键词】蜀绣；涵化理论；文化传承；对外传播
蜀绣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丝绸文化中的精品和瑰宝，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2006年蜀绣被列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传承和传播价值。
但是与蜀绣自身价值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相比，蜀绣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与中国其他名绣，如苏绣、湘绣等相比，发展情况也不容乐观。
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市场消费趋势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了蜀绣的传承与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蜀绣的市场竞争形势也愈发严峻。目前，成都市蜀绣产业目前年产值仅2000余万元，从业人员只有800余人。蜀绣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发展都严重滞后。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蜀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历史文化、艺术、技艺及其产业政策等理论层面的探讨。蜀绣在高校的传承研究则很少，而关于蜀绣的对外传播方面的研究则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如何使蜀绣为更多人所认识，如何使蜀绣的影响力超越西南地区，走向国际；如何使蜀绣在全球化背景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些问题则几乎无人认识和关注。
将传播学理论引入蜀绣推广中，可以使更多人认识了解蜀绣，并将蜀绣文化置于世界范围中进行讨论，并运用新媒体工具在推广蜀绣，对于蜀绣复兴具有积极意义。
促进蜀绣依托高校进行有效传承，并通过英语这种媒介走出国门，可以促进蜀绣在新的传播环境中进一步发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的校园传承研究和学院的特色专业相结合，并依托学院国际部学生的专业和语言的双重优势，力图找到适合蜀绣的特色校园传承之路和对外传播方法。
一、蜀绣研究的现状
蜀绣距今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绣补》一诗中最早提到“蜀绣”，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将蜀绣和蜀中其他的物产并成为“蜀中之宝”。清代道光时期，蜀绣已形成专业生产，成都市内发展有很多绣花铺，既绣又卖[1]。
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影响力，国内外学者关于刺绣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苏绣和湘绣的研究上。在对蜀绣的研究中，较为权威的有《中国蜀绣》以及蜀绣大师郝淑萍的蜀绣图集。这些文献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蜀绣的历史渊源、原料、针法、纹样及布局、艺术品图案等领域，而其他方面关于蜀绣的书籍、论文、音像制品都十分缺乏。
段德强在《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以蜀锦为例》一文中，用SWOT方法分析了蜀锦当下的现状。针对蜀锦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一些保护和开发的建议和措施。
在蜀绣与传播学结合方面，王雪梅、谭丹在《新媒介下蜀绣“关系传播”探析――以蜀绣作为国礼承载关系为例》中，从新媒介"关系传播"的理论角度出发，论述了蜀绣进行“关系传播”的必要性。
自蜀绣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如何传承、保护和发展蜀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对于蜀绣的校园传承方面的研究则主要是关于蜀绣如何通过职业教育来加以保护和传承：如四川新华职业学校就开设了蜀绣专业，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二、涵化理论与蜀绣研究推广
涵化指向异文化学习和调整的发展过程[2]。
在人类学中，指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只要发生文化接触，其社会文化就会发生变化。
在传播学中，涵化理论（CultivationTheory）又称“培养理论”，“教养理论”，“涵化假设”，“涵化分析”等，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格伯纳（Gerbner）于1969年提出。其理论假设为，“那些花费了很多时间生活在电视世界中的人更可能以电视镜头所呈现的形象、价值观、描述、思想体系来看待现实世界（RealWorld）[3]。电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模式。
电影具有较长的观看价值，寓教于乐；电视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这都是对蜀绣的传播发展十分有利的条件。
而互联网的传播方式更具综合性。首先它将信息传播系统相互融合，呈现出文字、声音、影像交融的多媒体形态，同时还把个人媒体、小众媒体、大众媒体融为一体。互联网的传播者和受众可以进行互动，个人获取和传播信息更为方便，跨越国境的穿透性强。
从上述理论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利用媒体工具推广蜀绣的过程中，面临着两次涵化的过程。
首先，电影、电视和互联网都是舶来品，其拍摄手法和传播手段无一不是西方文化的体现，在对蜀绣的研究、拍摄、传播中都会在传统的蜀绣文化融入西方文化色彩。
这必然在蜀绣的传播过程中烙印下深深的痕迹，特别是借由传媒类学校学生创作的作品。大学生是拍摄、传播技术的初学者，他们的年龄与阅历都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碰撞、融合中。文化间的涵化明显反应在他们的作品中，再通过他们的作品对蜀绣文化本身和蜀绣文化所呈现出的传播形态产生影响。
有人认为，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涵化过程可能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种担忧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必然，需要我们进行合理有效的处理和引导。蜀绣文化需要用贴合现代流行文化的方式吸引受众，才有可能达到有效的传播和传承。
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体工具可以使地理位置遥远，文化差异巨大，对于蜀绣文化毫无了解的外国受众接触到蜀绣文化，进而对他们产生涵化影响。
要使得蜀绣真正走出国门，为外国人所了解、所接受，关键在于接触。只有让外国人有机会接触到蜀绣文化，才有可能使蜀绣迈出国际传播的第一步。而电视、电影无疑是可行的传播途径。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大众传播拥有了互动性和参与性，这极大改变了传统电视影响的单向性和整体性。
在蜀绣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互联网是主要平台。蜀绣文化的传播者可以将影像、文本、音频等资料通过互联网向世界进行展示，使更多人认识蜀绣、热爱蜀绣。同时，观众认知的主动性在整个涵化过程中都对传播效果有着显著的作用，观众可以时时发问沟通，是传播者了解受众心理，从而调整传播策略，使蜀绣文化更有针对性，更具吸引力。
三、蜀绣文化对外传播发展建议
蜀绣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何才能更好的传承和传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制定传播策略前，需认识到蜀绣的对外传播过程经历了两次涵化：第一次是西方文化对传统蜀绣文化的涵化；第二次是蜀绣文化对西方受众的涵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提高传播者的文化自觉意识
在传播蜀绣的视频音频资料制作过程中，既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又要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宝贵。互联网受众主要是青少年，最清楚他们兴趣喜好的是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所以蜀绣文化的天然传播者应该是传播类院校的学生。他们一方面掌握着拍摄的技巧，一方面控制着传播的内容，他们推进着蜀绣文化涵化的过程。
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度。过度引入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置于传统文化之上，甚至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而扭曲传统文化，都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所以，提高传播者的素质，使传播院校的学生这一传播主体深入系统的了解蜀绣文化，提高自身文化自觉至关重要。
第二，加强国际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
传播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研究，在大学教育中，不止要有精通拍摄技术和蜀绣传统文化的人，还应该要有在有了解传统文化、了解传播规律、了解对象国文化的人。
作为传播蜀绣文化的中介和桥梁，本身应具备民族性和国际性。要实现文化多元化，就离不开语言这个重要的媒介，离不开译介。这不仅可以让世界人民了解蜀绣，也是蜀绣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同是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在对西方受众的涵化过程中，首先需要建立蜀绣文化产业。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新媒体的崛起与发展，文化制品呈现商品化趋势，国际文化交流日益产业化。在国内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文化、使蜀绣文化在国内文化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同时，还应坚持发展外向型的民族文化产业。
发展蜀绣文化产业不仅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为蜀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经济支撑，有效缓解蜀绣技艺从业人数少，产值低的窘境。
其次，积极利用新媒体工具，建立传播蜀绣文化的精品网站。
网站的内容、形式都应该因时应是，采取多种传播形式和传播手段，内容丰富，页面精美，互动流畅。
在受众方面，网站应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在这一类网站上，以中文作为主要传播语言，将蜀绣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纽带，连接海外华人和留学生与祖国的血缘亲情。
另一钟是针对世界各国的外国人。在这一类网站上，应以英文为通用语言，各国母语作为主要传播语言，重在介绍蜀绣文化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大量的图片视频资料，使初次接触蜀绣的外国人理解蜀绣文化，热爱蜀绣文化，进而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除此以外，还应加强与东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在历史上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彼此间文化背景、文化认同程度高，审美情趣相似，更容易理解蜀绣文化蕴涵的历史与文化。在东亚的经济交流的基础上，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巩固文化之间的共性，形成合力，共同推广蜀绣文化。
运用新媒体媒体工具传播蜀绣文化，可以使外国民众认识蜀绣，了解蜀绣，对于蜀绣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有助于蜀绣的传承，更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的对外传播策略的研究，包括蜀绣的校园文化传承及其英译研究成果，也可以推而广之用于中国其他刺绣和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当代社会，麦克卢汉所提及的“地球村”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个日趋“狭小”的世界中，文化的多元化已经岌岌可危。蜀绣作为濒危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而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推动蜀绣文化的传播，使更多人了解蜀绣，热爱蜀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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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相范文6
关键词：蜀河镇；兴衰；交通运输；演变
道路交通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与交通运输有着密切的联系。交通主要通过交通线路、交通网络、交通枢纽、港站和交通工具等设备，进行着地区间的人员联系和物资交流。交通条件对城市的形成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沿交通线兴起了很多交通枢纽城市。在以船舶为重要交通工具的年代，河流沿岸的码头或港口成为客货集散的重要场所，大量的客货在此中转、装卸，商贸随之发展，于是便有了许多水路重镇。位于陕西省旬阳县境内的蜀河镇就是这样兴起的。蜀河镇位于旬阳县城以东53公里处，北依秦岭、南傍巴山。城镇主要位于汉江北岸，蜀河穿过城镇中部汇入汉江。蜀河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古往今来，商贾往来频繁，是驰名于汉江中上游的商贸重镇。蜀河镇现成为旬阳县第二大镇，仅次于城关镇（县城所在地），它的繁荣与衰落与当地交通运输方式的演变关系密切。
蜀河镇位于蜀河与汉江的交汇处，围着蜀河口分东西两部分，过去中间曾有一道木桥相连，人称“小汉口”。这里上通巴蜀、下达荆楚，北去关中，明清时非常繁华，是汉水中游的货仓和大码头，号称古金州第二大重镇。在陇海铁路未通关中前，由汉口沿汉江至蜀河口，再经蜀河口、双河口、镇安、柞水到西安一线，是关中通往湖北等地的一条重要物资通道。同时，这条大道也是陕南东部与湖北郧阳、竹溪、竹山等地和关中进行商品贸易的几乎唯一物资通道。蜀河正地处这水陆交通要道的咽喉，水路有船只上通安康、汉中，下达老河口、汉口；旱路大道通往西安，骡马运输络绎不绝。那时各地的商客聚集此地，将本地的漆、麻、耳、桐油、丝绸，通过汉水入长江，送到南京、上海；再把大都市的最新商品运回山区。此时蜀河古镇成为汉江上游的商业重镇，有“小汉口”的美誉。现蜀河境内保存较为完整的黄州馆、杨泗庙、清真寺等明清古建筑，已成为该镇独特的文化资源，见证了蜀河镇因水而兴、繁荣昌盛的历史。
因汉江的黄金水道和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当年蜀河镇的繁华。直到解放初期，从汉口到汉中，沿江人民的生活用品几乎都靠汉江水运。在那时，每天都有上百条船泊在蜀河码头，在河滩上修船的工人就有几十人之多，可见当时水运之繁忙。汉水三千里，曾经繁华的商道水路，后因铁路交通的便利，航运地位日益下降。
经过汉江沿线，东起湖北襄阳，西至重庆的襄渝铁路，自1968年4月开始修建，1975年11月临时运营。1979年12月全线建成，并正式交付运营。与汉江水运相比，铁路运输更加快捷便利，运营成本低。襄渝铁路运营后，使汉江沿线的物质交流和人员往来主要通过铁路网路进行集散，汉江的水运地位日益下降。另一方面，位于汉江上游的石泉和安康水库修建和运营后，导致中下游的水位不断下降，通航能力大大减弱。此后，蜀河镇就逐渐失去了水运枢纽的地位，往返的客货流大大减少，商贸发展缓慢，城镇日益萧条起来。然而，襄渝铁路的贯通，并没有促进蜀河镇的繁荣与发展。主要是受到蜀河车站的具体位置和规模等级影响。襄渝铁路与蜀河镇隔江相望，蜀河车站位于汉江南岸的沙沟村（原沙沟乡），与蜀河镇相距七公里左右。因距离较远，且隔着汉江，当时还没有跨江大桥，蜀河镇与车站联系不便，仅靠一艘渡船往返。蜀河车站与车站码头间有一段山坡，坡度很陡，车辆不能通行，人员往来只能步行，货物只能靠人力搬运，运输成本高。加之，蜀河车站等级低、规模小，停靠的车次少，只有往返于安康与襄阳之间一次列车在蜀河车站停靠，集散的客货量极其有限。蜀河镇因水运要塞地位的丧失，铁路运输不够方便，316国道旬阳县至白河县路段因路况很差，也没有全线贯通，通行能力有限。此时，交通运输成为制约蜀河镇商贸发展的主要瓶颈。
蜀河镇的再次兴起与繁荣，主要得益于公路运输的快速发展。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316国道经过蜀河古镇时被汉江截为两段，往返车辆只能靠渡船过江，通行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1995年旬阳蜀河汉江大桥开工兴建，并于1998年5月建成通车。汉江大桥建成后，蜀河镇彻底结束了汉江南北两岸的客货靠渡船过江的局面，两岸居民往来更加方便，这大大推动了汉江南岸的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蜀河汉江大桥把316国道的两段衔接起来，通行成本下降，通行效率明显提高。同时当地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改善316国道的路况，如：加固路基，拓宽路面，架桥缩短线路长度等，使其通行能力大大增强，车流量剧增。随后蜀河二桥的修建，把蜀河口东西两部分联系起来，大大推动了蜀河口东部城镇的建设与发展。蜀河二桥连接了316国道、蜀双公路（蜀河镇至双河镇）与蜀仙公路（蜀河镇至仙河镇），使蜀河镇的公路枢纽地位日益增强。此后，蜀河镇因公路运输的便利，再次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